第5版()
专栏：
积极开展技术经济的研究
徐寿波
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一切技术包括已经在实践中广泛采用的完全成熟的技术、刚刚在实践中开始采用的新技术和尚在研究实验中的技术。要能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对各项技术措施和方案的经济效果进行计算评价和分析比较，即进行技术经济的研究。技术经济的研究是整个科学技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科学技术服务于生产建设的重要中间环节，各项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一般都要经过技术经济的计算分析，才能成为国家制订技术措施、技术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整的科学技术依据。技术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经济的研究共同为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提供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的科学依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掌握的成熟技术越来越多。拿交通运输方面来说，现在我们除了利用旧式的交通运输技术，如马车、三轮车和木船以外，还掌握了各种现代的交通运输技术，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管道、输电线和运输带等。究竟在什么地区和在什么条件下应该采用哪些运输技术的方案，既能保证运输任务的完成，又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经济问题。只有根据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性能，结合具体的地区条件、经济条件、运量条件和资源条件等进行综合的技术经济的分析研究，对不同的运输方案的经济效果进行计算评价和比较，最后才能找出对国民经济最有利的方案。由于科学研究的发明和创造，在生产建设中还不断地采用新的技术，例如氧气炼钢，发电机水冷却，化学反应中流态化技术，机械制造中无切屑、少切屑的加工工艺，等等。这些新技术比原先采用的老技术在经济上究竟有没有和有多大的好处，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需要经过详细的技术经济的研究和分析，才能解决。只有当我们肯定了新技术的经济效果以后，我们才能在实践中推广这些新技术。为了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我们需要研究发展和创造更先进和更新的技术。但是到底需要研究发展哪些技术，才能符合我国实际的需要，并且收到预期的经济效果，这就需要根据外国的经验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于各种技术发展方案进行技术经济的研究。
技术经济的研究一般能够在每项技术措施方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生产建设中实现以前，估算出它的经济效果，事先分析比较不同的技术措施和方案的经济价值。这种分析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选用那些符合我国资源特点和自然、经济条件的技术，使已成熟的各种科学技术的应用更好地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帮助我们下决心在生产建设中推广技术经济指标更好的新技术去代替旧技术，促进技术的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技术值得重点加以研究和发展，成为制订科学技术研究计划和确定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据。
技术经济的问题，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农业和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市政生活和建筑业；存在于生产建设的各个阶段：勘测考察、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生产运行等。由此可见，技术经济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例如，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综合利用，各种工业的原料、材料的选择，燃料、动力的生产和供应，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置的采用，各种标准和系列的制定，产品设备的选型和结构，生产专业化和联合化，生产力的规模、后备、布局和结构，建设方式（扩建、新建）和建设期限的确定，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和配合等方面，都存在有技术经济的问题。
技术经济问题有一些比较简单。例如，某个工厂的设备比较陈旧，效率低，产品成本高，但如对某些设备进行更新，根据技术经济的计算结果，效率可以提高百分之十，单位产品的成本可以降低零点一元，而更新设备所需的投资折算到单位产品为零点二元，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工厂实行设备更新是有利的，因为更新设备所需的投资能够在二年之内全部回收（假定国家规定的标准回收年限大于二年）。像这类问题一般都是许多条件已知，进行比较的技术方案只有两个，而每个方案所牵涉的范围又比较小。所以，对于这一类比较简单的技术经济问题，只需要懂得有关技术知识和经济知识的人，就能够进行技术经济的分析和计算，作出正确的判断。
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其中有许多技术都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因此，我们为了满足同一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可以采用很多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案，也就是说，可以比较的方案已不止两个。举例来说，根据现代技术的条件（如果其它条件不加考虑的话），为了建设电站，我们可以采用火电站、水电站、原子能发电站、风力发电站、太阳能发电站、潮汐发电站和地热发电站七个方案，火电站方案又可以分凝汽式火电站和供热式火电站两个方案，这样就有了八个方案，凝汽式火电站和供热式火电站方案又可分为烧煤、烧石油和烧天然气三种方案，这样就有了十二个方案。依此类推，建设电站的方案就可以有几十个。
另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掌握了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对于同一种技术方案来说，可以采用的技术参数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相应地，可以采用的不同技术参数的方案就越来越多。假使某一条河流的水力资源蕴藏量为二百万瓩，如果根据从前人们所掌握的筑坝技术和水轮机制造技术进行开发的话，只能建造一个不超过一万瓩的水电站，但是，如果按照现代筑坝技术和水轮机制造技术进行建设的话，就能够建造容量达一百万瓩的一个水电站，那么，这个水电开发方案可以采用的技术参数（装机容量）的变动范围就比原来扩大，也就是说，可以提供我们进行选择比较的技术方案的总的数目增多了。我们知道，比较方案越多，技术经济问题就越复杂，解决起来就越困难。由此可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是造成现代技术经济问题复杂和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技术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还取决于影响每个方案效果的技术经济因素的多少，以及这些因素的变动程度，也即是变数的多少及其变化范围。一般来说，全国性和大范围性质的技术经济问题，比某个局部的和小范围性质的技术经济问题要困难和复杂得多。研究带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技术经济问题，比研究解决某个具体的技术经济问题要困难和复杂得多。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所包含的变数较多，变动范围也较大。如果我们要研究解决全国范围内或某一个大电力系统范围内水电站和火电站的建设比例问题，那么，它比解决在某个地方建造一个一定容量的水电站和一定容量的火电站哪个最经济的问题，就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各种复杂的地区因素，例如地区水力和燃料资源的分布，地区燃料开采的投资和成本，地区水电站和火电站的建设造价，地区电力负荷的大小和用电方式，等等。又如我们要研究解决供热式火电站在什么条件下建设有利，这样一个带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技术经济问题，那么，它比解决条件都已知道的某个具体的供热式火电站建设是否有利的问题，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因为前者需要假定若干个可变的条件，例如煤价，热负荷数量和用热方式，热力网长度，热电站的机组型式，热电站的容量大小，凝汽式火电站的建设造价，等等。而这些条件对于后者来说，都是一个已知的条件，因此问题就比较简单。
此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造成技术经济问题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社会主义生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各部门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个技术方案的取舍不仅会引起本部门内部生产的变化，而且必然会牵连到其它部门生产的变化，所牵连的部门越多，问题就越复杂。举例来说，当我们研究水电建设方案和火电建设方案的时候，它们就牵连到水电部门以外的许多国民经济部门。例如，水电建设引起土地和矿产的淹没，居民和工业的迁移，同时增加农田的灌溉面积，增加渔产量，保证工业供水，提高航运能力，等等；火电建设所牵涉的部门，主要有燃料开采部门和运输部门。社会主义经济是统一的计划经济。因此，当我们在计算水电站方案和火电站方案的经济效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从个别部门的经济观点出发，而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观点出发，不能只考虑水电部门本身的经济问题，而应该考虑由于采用水电方案和火电方案而引起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如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部门生产所发生的经济影响。以上所举的例子虽然大部分属于动力部门，但是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情况也完全一样。
综上所述，在实际工作中除了简单的技术经济问题以外，还有大量的技术经济问题是比较困难和复杂的。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依靠技术经济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研究。技术经济的专门人才要具有比较广阔的技术知识和经济知识，要能掌握并熟练地运用各种数学计算方法和工具，如高等数学、微积分、数理统计、概率论、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等。
因此，为了积极开展技术经济的研究，一方面应该提倡和鼓励各方面有关人员，特别是科学技术工作者，规划设计工作者，经济计划工作者学习和运用解决技术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结合工作任务，广泛地进行技术经济的研究。另一方面应该充实和建立专业的研究机构，培养专门人才，组织起专业的技术经济的研究队伍，并对具有重大国民经济意义的、因素错综复杂的、综合性很强的技术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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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次反复和不断检验
肖前
一个正确的、完整的理论，只有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的反复，才能逐步形成。这不仅是由于在多次实践中会积累一些过去没有的新的经验材料，揭示一些过去尚未揭示的方面，使理论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理论要经过实践的不断的检验，以证实其中带真理性的部分，剔除其中错误的部分，以便我们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只有实践才能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坚持的真理，什么是应该修正的错误；不坚持真理，不修正错误，就无从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正确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六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这个革命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是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的条件、范围、规模、严格和准确的程度都有着它的历史局限性。在光学理论的发展中，曾有牛顿的光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之争。当时的实践经验材料既不能完全地证实，也不能完全地驳倒其中任何一种观点。只有靠科学实验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才证实了光是同时具有微粒性和波动性的矛盾统一体，暴露了这两种学说各自的片面性。
人类在历史上曾经用化学的实验“证明”了不同的化学元素之间是不可能相互转化的。在现代人们又用原子物理的实验证明了化学元素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原子分裂是由重元素向轻元素的转化；热核反应是由于轻元素向重元素的转化。我们并且知道化学元素之相互转化，是由于原子核内部质子数目的变化而引起的。化学实验还不能触及原子核内部的变化，因此不能引起化学元素之间的转化。这是化学实验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当时生产实践水平的局限性。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不能提炼出放射性元素，设计和装置具有高能量的、能分裂原子核的巨型仪器，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原子物理的实验，不可能证明化学元素之间的转化。
是否我们可以忽视或贬低实践标准在认识中的意义呢？从前面所说的科学史上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化学元素之间不能相互转化的原理是错误的。化学实验的实践在历史上却好像“证明”了它是“正确的”，其实，它证明的只是：用化学方法不能使化学元素互相转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化学实验的实践对认识不同化学元素相互转化问题的意义。因为化学实验的实践的确驳倒炼金术士的荒诞想法，他们想用便宜的化学方法把价值低廉的元素变成黄金。这种实践证明了用化学方法是不能使一种元素转化为另一种元素的。错误不在化学实验的实践，而在把用化学方法办不到的事误认为采用任何其他办法也办不到。
对认识真理性的检验必须依靠总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的实践。个别的、一时的实践，可能由于实践凭借的物质手段的局限，或操作的人的经验不足或技术上的差错，使得整个实践的结果也包含错误。对这种差错的纠正在一定程度内却要依靠理论的认识，特别重要的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进一步的精确实践。一八七五年法国化学家巴波朗德发现了新元素镓，并且得知它的比重为四点七。这是直接从实践中得出的结果。但是门德列也夫根据他的元素周期律的理论十分确定地指出巴波朗德错了，镓的比重该在五点九到六之间。他是如此地自信，似乎发现镓的不是巴波朗德而是门德列也夫本人。好奇心驱使巴波朗德重新做了实验，清除了镓盐的杂质，测定的结果，镓的比重是五点九六。正确的居然是门德列也夫。
这并不是说实践必须靠理论来检验，而是说科学的理论也能帮助我们检查出实践中的错误。但是最后证明理论真理性的仍然是实践。巴波朗德的第二次的实验，就是对门德列也夫理论真理性的双重证明。
在社会斗争中，先进阶级的代表人物领导了群众的革命斗争，斗争的胜利无疑证明了他们的认识的正确。但是斗争的失败却不一定能证实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失败可能是由于领导思想的某些错误引起的；在很多情况下，失败并不是由于思想错误，而是由于斗争力量的对比，由于先进势力的力量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的力量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坚持正确的理论、政策、方针和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经过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必然会不断地壮大革命力量，削弱反革命力量，在最后赢得彻底的胜利。
对某一理论的检验，即使我们依靠了从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真实材料，如果不从社会实践的总体来把握这些材料，不从实践的历史发展来把握这些材料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检验也不可能是真正可靠的。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七九页）
我们阐述认识和实践标准还有一定的矛盾，决不是贬低实践标准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是要正确地估计某一具体实践的作用，要估计到实践本身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它的不断变化发展。列宁曾经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四二——一四三页）
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它对认识的检验自然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理论曾经为实践所“证实”，就认为对这种理论没有再考察的必要，特别是不再考察这种理论究竟被实践证实了没有，这种实践的精确性如何，它有否局限性等等。例如，国际医学文献记载了从实践得出的结论：根据现有的医药水平，烫伤面积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病人死亡率为百分之八十五，烫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的病人，更没有生存的。丘财康同志烫伤了，烫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三，能不能救活他？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已经救活了他。那么，国际上头等烫伤专家的实践经验是不足凭的吗？实践对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吗？不，不是这样的。国际文献向我们介绍了治疗烫伤的不容丝毫忽视的丰富的、可贵的经验，并且充分说明了要救活一个烫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三的患者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我们考虑了他们治疗实践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可能遭受大面积烫伤的是劳动人民，在一个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不会花过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地利用现代医学科学各方面所已经达到的成就。即使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烫伤患者，他出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他也不可能动员社会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来同心协力，互相配合地来医治他。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办到的这一切，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了一个普通的工人都可以办到。
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为了进一步摸清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掌握其规律，为了制定正确的经过检验的方针、政策、方法、技术和计划等等去指导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忽略科学实验。这里所讲的“科学实验”不仅是狭义的、实验室内的实验，而是广义的、一切工作都要通过实验的实验。只有经过科学实验检验过的思想，才能广泛地运用来指导生产斗争或阶级斗争。
无论在农业上或在工业上，科学实验室内的实验都是重要的。这使我们可以在比较理想的情况、比较单纯的条件下，弄清事物某方面的规律。但是，由这种实验所证实的知识，还没有估计到大规模生产实践中的一些复杂因素，因此，这种知识还必须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充实。我们不能急于把实验室所获得的成果，立即在大规模生产中付诸实施，还必须通过必要的试验过程。为了生产既是稳步地、又是迅速地向前发展，为了使科学实验卓有成效地进行，必须把科学实验尽可能与生产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科学实验在生产前线，在工段，在田间进行。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实验中更多地反映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更好地反映实际生产过程中各种复杂因素，而且可以吸引许多富有经验的直接生产者（老工人、老农）参加实验，可以更好地集中广大劳动群众的智慧。这样做还可以使广大的生产者更容易了解新技术新方法的意义和作用，更容易掌握和推广新技术。科学实验在生产前线进行，生产者直接参予了实验，亲眼看到实验的结果，这就会比我们最具有说服力的宣传鼓动更有说服力。“试验田”就是一种在生产前线进行科学实验的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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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与改进工作结合，学习与改造思想结合
——求新造船厂工人长期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中共求新造船厂委员会
我厂工人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到现在已有五年多了。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参加理论学习小组的工人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学习，读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其中《矛盾论》《实践论》等还反复读过多次。此外，许多工人还学习了一些别的理论书籍。几年来，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仅提高了工人思想觉悟，而且推动了全厂生产。
我厂工人理论学习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来，主要是靠这样几条：一是靠在学习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方针，并且逐步地把理论学得更深一些，联系实际更广一些，使学习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有所提高；二是在联系实际中注意联系自己的思想，把学习同思想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使参加学习的工人永不自满，保持高度的学习自觉性；三是靠抓骨干，做好骨干的培养、教育工作。在这几方面，我们有以下一些体会。
学习理论 由浅入深
联系实际 由近及远
“学一点，用一点”是工人开始学哲学、学理论的一个办法。当时我们领导学习，也是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一两个理论原理，组织大家学习的。这样学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为当时工人刚刚开始学习理论，对哲学抱有一定的神秘看法，要想一上来就叫工人学习许多哲学原理，是领会不了，消化不了的。结合中心工作，学一点，用一点，就容易懂，用得上，使工人能较快地尝到学习理论的甜头，对哲学的神秘看法也较易打破。
但是，随着学习的不断发展，相当一部分工人对这种学习方法开始感到不满足了。这些工人一般都是生产上和群众工作中的骨干，他们碰到的问题比较复杂，所以他们也要求学得多一些，深一些，全一些。以后，我们采取了措施，引导工人朝这方面努力。这样一来，效果果然很好。许多工人因对理论体会较深，对实际问题也就解决得比较好。女车工萧引珍帮助一个女工进步，就是在认真阅读了毛主席好多著作的启发下成功的。这个女工原来是被轮机车间认为“最难弄”的人。萧引珍想，《矛盾论》里讲得很清楚，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落后是可以转化为先进的，“难弄”的，经过帮助之后，也是可以转化为“好弄”的。于是，萧引珍就主动去找她谈心。哪知这个女工说：“你先进，我落后，没啥谈头。”谈了两次，碰了两次钉子。但萧引珍并不灰心，用《实践论》中“失败者成功之母”的话来勉励自己，想到任何事情都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它、解决它，细心地寻找碰钉子的原因。为了帮助这个女工进步，萧引珍又重新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认识到做人的思想工作先要了解人，关心人，要注意说服教育，讲究工作方法，对症下药。在第三次找这个女工谈心时，萧引珍先检讨了自己过去对她关心帮助不够，然后谈到新旧社会的不同，启发她回忆在旧社会里受的苦痛，帮助她提高阶级觉悟。同时，萧引珍又经常放弃休息，奔走里弄，切实帮助她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样诚恳的谈心和亲切的关怀，终于使这个女工改变了态度，深受感动地说：“过去我不了解你们，原来你们这样忙，都是在为别人操心，我过去实在太对不起大家了。”今年二月以来，这个女工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还被选为工会小组长。
工人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是早就明确了的。但结合什么实际，怎样结合实际，我们是经历了一段摸索过程的。一九六○年，我们找到了“三结合”的办法，即学习理论要“结合生产斗争、结合阶级斗争、结合思想斗争”。当时这个“三结合”一提出，深受工人的欢迎，有力地推动了理论学习的发展，效果甚为显著。但是，我们在开始具体运用这个“三结合”的时候，联系生产实践较多，联系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较少；联系本单位的事例较多，联系国内以至国际上的重大实际问题较少。革命理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工人阶级不仅要进行生产斗争，而且要进行阶级斗争，不仅要关心本单位生产，而且要关心整个世界。
怎样使联系实际更广泛一些呢？我们采取了使学习内容更紧密地结合形势、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工人的实际思想的办法。在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时，有些人眼光狭小，认为“我们是造船厂，同农业不搭界”；认为支援农业，“影响厂里生产”；对制造农业机械设备，认为“产值低，不合算”。针对这些思想，我们领导工人学习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讨论了求新厂的生产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工人扩大眼界，确立全局观点。以后我们又引导工人学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理，使工人懂得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力支援。我们翻了身，还要想到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支援他们的斗争是我们的责任。就这样，通过逐步的启发和引导，使工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范围越来越大。
联系实际的范围一扩大，工人把生产斗争同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联系了起来，对生产斗争的意义认识也就更深刻了。铜工弯管小组组长张银荣说，过去他对完成小组计划，只能想到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多的是考虑到保持先进小组的光荣称号。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他认识到工人阶级不能鼠目寸光，应该胸中有个世界，有个世界革命。小组里生产计划完成得好坏，不仅关系到小组的荣誉，更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我们能够多造一条船，就是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增加一分力量。懂得了这个道理，张银荣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了，领导小组搞好生产的劲头也更大了。
明确要求 有的放矢
提高认识 改造思想
要使工人对理论学习有真正自觉，使工人学理论永远坚持下去，还必须把学习理论同工人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认识，提高觉悟。阶级斗争不仅国际上有，国内有，在我们工人的脑子里也有。学习哲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是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要使工人认识到，我们工人也有思想改造的问题。
“工人学理论，首先为了啥？”过去，工人中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是想通过学习解决他们在生产斗争中碰到的问题；有的是想通过学习来提高提高自己的认识；一些党团员、担任社会工作的积极分子，更想经过学习，学会一些做社会工作的本领，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这些想法都有它们正确的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斗争的尖锐武器。但是，对学习首先是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一点，不少工人在思想上是不明确的。
正由于存在着这个问题，随着学习的进一步开展，也就暴露出不少问题。例如当生产中问题较少或者问题不太尖锐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是不是还要学下去的问题。我们还觉察到，有的工人学了理论，不是更加谦虚了，而是自满了。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意识到，随着学习的进一步开展，不及时引导工人把理论学习同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就会跟不上形势的要求，不能进一步启发工人的学习自觉性，就会影响学习的深入和持久。
铜工弯管小组是我厂的先进小组。他们不仅在理论学习方面，一直坚持了五年，而且在运用理论、改造思想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这个小组有个青年工人初来工厂时，认为铜工弯管工作是“烂铜匠”的行当，心里很不舒畅，见到亲戚朋友也觉得脸上不光彩，生产上就提不起劲来。后来，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懂得了在我们国家里，做任何事情，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光荣的，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自己所以有这种不正确的看法，主要是由于个人的考虑多了一些，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于是自觉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一九六○年，领导上考虑要他接替生产组长的工作。当时他一口拒绝，主要是有三怕，一怕年纪轻，挑不起这副担子；二怕技术水平低，经验不足，会被别人笑；三怕保持不住先进小组的称号。学了毛主席的著作，再仔细想一想，他觉得这里面固然有很多实际问题，但重要的还在于思想问题。他想：如果担心会碰到一些困难，就不敢去干，还能算个革命者吗？他又想起了党的光荣历史和革命长辈的艰苦斗争，就鼓励自己说：“要革命，就不能怕困难。”于是，他大胆地接受了任务。
由于他不断注意自己的改造，他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在一九六○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更加注意自己的锻炼与提高，经常把毛主席的革命理论作为一面镜子、一把标尺，对照衡量自己。他说：“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只有经常改造思想，才能提高觉悟，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立得稳、做得对。”
这些事对工人是很大的教育。原先有些工人总认为：“自己年纪轻、出身苦，是在新社会里长大的，脑子里不会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或者他们认为：“别的阶级才要改造，我们工人还要改造什么？”现在懂得了：“工人也要改造，不改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甚至有离开工人阶级队伍的危险。”认识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为了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培养骨干 树立榜样
以身作则 扩大影响
努力培养和提高学习骨干，充分发挥学习骨干的作用，是保证工人理论学习持久、深入开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骨干来自群众，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他们在学习中的一举一动，对群众影响很大。学习骨干黄剑强在柴油机车间工作时，就在该车间建立了学习小组；后来他去金山支援人民公社，就在金山组织了学习；回厂后，他被调到检验科工作，又在检验科展开了学习活动。人到那里，就把学习的风气带到那里。吕水潮小组里一些工人，对学习一度发生动摇，但是由于骨干每次都能参加学习，几年来，整个小组也就能够坚持不散。铜工弯管小组，由于组长注意联系实际，重视思想改造，整个小组也就能活学活用，学用一致。学习骨干萧引珍认识到学习理论不是为了学几个名词术语，而是要学习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因此，当她发现有个新参加学习的工人学《矛盾论》在死背上下功夫时，她就和他讲清道理，给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他改变了做法。张银荣参加了市内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学习，体会很多，收获较大，也就组织小组同志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些都说明了：小组骨干有了较高的学习自觉性，小组就能够长期坚持；骨干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小组也就会注意学用一致；骨干学得多一点、深一点，小组也就能学得好一点、透一点。骨干在学习中起着很大作用，我们觉得，抓好了骨干，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骨干必须培养，只有做好了骨干的培养教育工作，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尽可能设法保证他们学习的时间，开办短期训练班，争取一些到厂外听辅导报告的条件，在学习内容和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指导。但最主要的还是抓好骨干的思想教育。骨干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看待骨干，决不单纯是看他们在知识上是不是比别人懂得多一些，在道理上是不是比别人说得清楚一些，而首先是看他们在思想上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在行动上能不能做到以身作则。
正是由于我们始终注意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学习中的绝大多数骨干，一般都能够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联系群众的作风；都能够警惕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注意自己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
（原载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解放日报》，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