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型的农村 新型的农民
本报记者
编者按：沙溪公社圣狮大队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发愤图强，由穷变富的典型。这个在一九五六年还要国家供应三十多万斤口粮的大队，经过六、七年的艰苦奋斗，已经达到丰衣足食，每年能够向国家提供数十万斤商品粮。这个大队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了人民公社具有极其伟大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优越性将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圣狮大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认真改进各级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集体生产积极性，那么，先进的社、队就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就是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的后进的社、队，也不要很长时间，就能彻底改变自己的面貌。
七月下旬，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刚到珠江三角洲的农村，中山县沙溪公社圣狮大队的收种工作已接近尾声了。为了争取在六个晚上打完三千多亩早稻，拖拉机在占地二十亩的打谷场上彻夜轰鸣的热闹劲过去了；为了把当天晒干的十七万多斤公购粮全部送进国家粮仓，人们把磅秤搬到打谷场上来，随验随称，随称随送，一直欢腾到第二天清晨的热潮也过去了。全年六十二万多斤公购粮，在开镰后的第十三天就送交完毕。最先插的秧苗也已转青。
两个旱年，两种年景
但是，大旱之年获得大丰收的喜悦，仍然像南海的波涛一样在圣狮回荡着。早晨，一声长鸣的汽笛刚掠过长空，插秧的社员们便匆匆走出了家门。太阳刚刚露面，晒谷的社员已在打谷场上铺满稻谷。入夜，被五盏聚光灯照得如同白昼的打谷场上，一字儿排列着十一台风柜。摇风柜的，往风柜倒稻谷的，将风净的稻谷装进麻袋的，将麻袋装进手推车的，推车子运稻谷往粮仓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说话声，欢笑声，扩音器转播着广东音乐，织成一章丰收的乐曲。多么欢乐的夜晚啊！
近六十年来，珠江三角洲经历过两次大旱。一次是一九四三年，一次就是今年。一九四三年，立夏以前一连八个月没下过透雨，插秧季节快过去了，地还硬得可以磨刀。大片大片的早造地丢了荒。晚造种上了，可是打的谷子还不够交地主的租。那真是不折不扣的米珠薪桂的大荒年。一块钱买三钱二厘大米。贫农林妙冠想拿一间房子换十斤米，求爷爷拜奶奶的，地主只给六斤四两，而且爱理不理地说：“一斗米就是一斗珍珠！”老贫农回忆说，那一年，不到一千户人家的圣狮乡，饿死的人不上千，也有八九百。这里有一条林家巷，一共二十五户，在这一年里，全家死绝的有十二户，死剩一人的四户，死掉一人至三人的五户，只有四户有钱的人家没有死人。林家巷的贫苦人给后代留下了一首悲惨的民谣：“千记万记，记得‘民国’三十二（年），一块钱买米三钱二！”
今年持续没下透雨的时间比一九四三年长。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六月，总降雨量只有正常年份的二成左右。有些地方的菠萝枯死了，小松树也枯黄了。在圣狮，棉花、花生等高地作物，也是一株一株的挑水才能播种，一株一株的挑水灌溉才生长起来的。但是，在三千四百九十亩的早稻田里，由于使用电力灌溉，看不到旱象。插秧比往年提前十多天。插下了秧，没有一天缺过水，没有一株禾苗枯死，没有一亩地减产。每亩平均产量高达五百二十斤，比去年早造增产六十八斤。这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连续取得的第五个丰收。夏收分配已结束。尽管许多农副产品的售价比去年便宜，每个劳动日仍分得一元二角，和去年一样。扣除了种子、饲料，扣除了全年公购粮和准备卖的余粮（每户平均七百斤左右），六个月内，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大小平均是每月四十六斤。
两个旱年，两种年景，反映了不同社会的优劣。七月十二日晚上，大队开了一个社员代表会，许多老农面对着临时堆放在食堂里的稻谷，追思往昔，笑逐颜开。第一生产队的贫农阮计欢说：“我活了六十岁，从未见过这样的干旱，也没见过这样的大丰收。没有党，没有人民公社，起码有八成田丢荒！哪里还有今天这样谷仓顶笼呢？”
第六生产队的彭林浩说：“有了公社的大集体才有力量抗旱。一家一户，买部水车也得告债，哪有力量建设电力排灌站？别说排灌站，连一丈高压电线也买不起啊！”
是啊！要说明圣狮大队所以能够大旱大丰收，是需要从人民公社说起的。
“眼泪围”变成“大有围”
圣狮大队，是一个以粮为主，经济作物、工业、畜牧业、渔业全面发展的先进单位。
大队共有耕地四千八百三十亩，其中稻田三千四百九十亩，果树堤基三百二十亩，甘蔗二百零八亩，花生一百四十亩（秋后轮种红薯），鱼塘一百零一亩，商品蔬菜地一百一十亩，水河围基二百二十三亩，饲料地七十亩，自留地一百六十八亩。
解放以前，四十七户地主、恶霸、富农霸占了四千一百五十三亩土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六；剩下的六百七十六亩，四十三户中农又占了一百五十亩。九百来户贫雇农，每户平均半亩多地。
解放了，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平均每人分了一亩多地。在这四季常青，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珠江三角洲，生活总算不错了吧？不然，非但一家一户单干时粮食不够吃，高级社时的一九五六年，全乡也还要国家供应粮食三十八万斤。圣狮真正摆脱落后，从缺粮地区变为每年提供八九十万斤（一九六二年公购粮和卖余粮共九十多万斤）的商品粮地区，那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祖国上空飘扬以后的事。
是圣狮人民以前不卖力气吗？不，那时候，谁不是每天把太阳从东边扛到西边，顶着星星，戴着月亮干活？说实话，那时每天劳动的时间，比现在长得多哩！
实在是圣狮的土地太坏了。
圣狮是高旱的老沙田区。稻田的表土一般只有二寸半到三寸，加上积年累月缺肥，大都瘦得呈黄褐色，而且容易漏水。群众说，我们的地是“落雨一团糟，晴天一把刀。”一条可以终年行驶电船的狮江从村前流过，可是水位经常在稻田下面三四尺。每年从九月到第二年三月，整整七个月，河水根本流不到田里。四月到八月是雨季，每月只有三四天涨潮时间可以灌溉，而且每次也只有四小时左右。潮头一过，水位马上下降。眼看水从跟前流过，就是浇不了，所以农民又说，我们的田是“吊颈田”。插了秧，水车就离不了田。农民说：“为了车水，手都拉长了二寸！”。顾了车水，就顾不了除草。“三天无雨水车响，十天不雨杂草长。”真正到了“拉长了手”的时候，各种野草很快盖过禾苗了。最要命的是虫害随之而来。如此三灾六难的，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这里有个安乐围，五百来亩地，一九四八年大地主刘培经营的时候，早造打了七万多斤谷，每亩平均不过一百四十斤。他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丰收，忙着杀猪宰鹅敬神，惟恐怠慢了天老爷。
在圣狮，安乐围还算是头等的好田哩！有个三和围，七百多亩，除了瘦、薄、易旱外，四周高，中间低，像口大锅，凹凸不平。围内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一年到头，不是旱，就是涝。解放前，早造平均产量从未超过三十斤。人们辛苦一年，打的粮食往往不够交租。农民流着眼泪插秧，流着眼泪除草，到了收割时，也还是一边割一边流着泪。有首民谣：“三和围头，耕到眼泪流，十年九不收，妻苦夫亦愁！”所以，人们索性管它叫“眼泪围”。一九五六年，圣狮高级农业社刚成立时，社员兴高采烈地订了一个改造三和围的六年规划：争取一九六二年早造亩产达到二百斤。
一心要同合作社比高低的富农彭元标歪着脖子对社员说：
“我四男六女两夫妻，十二口人一条心；我有黑毛、白毛（两头牛，一头白色，一头黑色），一天能耕十八亩；我农具齐全，一条大船装三千（斤），一条小船装八百；我有一围积谷，你们那样比得上我？你们六年内，在三和围早造能打二百斤，我彭元标人头当芋头。”末了，他脖子一伸，用手一抹，显出极其轻蔑的样子。
历史早已宣判彭元标之流挑战的破产。圣狮三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从一九五六年起，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在改造大自然的进军中，取得了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往年的“眼泪围”，已经变成了五年五丰收的“大有围”。
土地瘦吗？大力养猪积肥，夏收时将稻秆往田里沤，把黄褐色的硬土变成又松又软的黑土。
表土薄吗？往田里入泥。
田土高低不平吗？整平它。
易旱易涝吗？大兴水利，整旧河，开新河。几年来，一共开了五十九条可以行驶小艇的新河，长达十多里；疏浚旧河四十六条，长六七里。现在，安乐围也罢，三和围也罢，每四五十亩田的地区里，就有二条小河，一条是灌溉河，一条是排水河。河堤上种的荔枝、龙眼、香蕉，都已浓绿成荫。兴修水利，一举解除旱涝之患，实现了田园化，又解决了田间运输。运秧苗、肥料、稻谷、甘蔗、蔬菜的小船，如今可以顺着排水渠一直开到田头，肩挑的路程已经缩短到五六十丈以内。
圣狮如今有了拖拉机，代替牛翻地，代替人力脱粒，代替人力粉碎茶饼（肥料）。三千四百多亩水稻收获后，用人力脱粒，每天三百人，起码干十一二天。如今用拖拉机，只要六个晚上。
自从高压电接到中山县以后，圣狮大队在国家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陆续建了九座电力排灌站，每个耕作区一座，另外还有二艘机动抽水船。“种田不离（水）车”的时代在圣狮一去不复返了。九座排灌站同时开动，不出六小时，三千四百多亩稻田全都灌满了水。像今年这样六十年罕有的大旱，每个生产队也只要一个管水员就能把五六百亩田管好。
圣狮人民在人民公社的五年中，劳动工效显著提高了。人们算过一笔账：过去一亩地一造的包工数是五十二个工，现在降到了二十八点七个工。这是怎样省下的？电力排灌代替人力车水，节省十二个工；有了水浸田，杂草减少，除草节省四个工；拖拉机代替牛翻地，节省一点三个工；拖拉机脱粒，节省两个工；车（主要是手推车）船代替肩挑运输，节省四个工。五项合计，节省二十三点三个工。七十一岁的老农阮沛说：“单干时一天干十四小时，两头摸黑，一亩地一年不过收四五百斤谷，如今大忙一过，太阳还高高的就收工了，吃了饭，冲了凉（洗澡），天还没黑哩！而产量呢，快突破一千大关了。”
沿着美丽的狮江两岸，在浓绿的荔枝、龙眼树下，新建了大队养猪场、养鸭场、养蜂场等。现在，母猪发展到一百四十只，肉猪六百五十只，母鹅一千一百只，母鸭一千二百只，毛鸭六千只，母鸡一千三百只，蜂二百群。一九六二年五个场的纯收入达到了四万七千四百八十二元。
一九五八年办起来的机械修配厂、竹木农具厂、造船厂、蚝灰厂（蚝灰可以作肥料，也可以作建筑材料，利用本村地下的蚝壳作原料）、制砖厂、碾米厂、榨油厂、大头菜加工厂、酿造厂，都成为积累资金、促进农副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只有十四个工人和四部旧车床、一台钻床的修配厂，除了修理拖拉机、排灌设备外，还能给砖厂制造打砖机，给蚝灰厂制造鼓风机，给排灌站制造一部分设备。前年和去年大队兴建的三座电力排灌站，按照一般造价，要投资十万元。由于自己有砖有灰，自造一部分设备，自己装配，结果只花了二万元。一九六二年工业纯收入达到七万一千元，占大队全年纯收入的百分之十二。
摔不破的铁饭碗
五年来，集体福利事业也有了发展。全村最高的那座地主的楼房，成为大队卫生所和妇产院，有一位西医、二位中医和一位助产士。另一座地主的房子变成了敬老院，六位无儿无女的老人在那里度着幸福的晚年。还有四座地主住宅变成了托儿所和幼儿园，收托着一百五十五个儿童，大人可以一心一意地搞生产了。旧祠堂变成了小学，所有适龄儿童都有了书读。还有一个文化站，是青年们读书、开会、娱乐的地方。大队经营的食堂价廉物美，任参加农业、手工业、工业生产的社员自由选购。早上可以把饭送到田头，受到社员普遍的欢迎，每天在食堂吃饭的人总在七百人左右。
社员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一九五六年入高级社时尚欠一百多元债的贫农高桂棠，夫妇都是二级劳动力，养着五个孩子。去年一家七口分得稻谷四千一百七十六斤，扣除粮款还分得现金四百三十五元九角二分，平均每人每月有粮食四十九斤，现金五元一角九分。此外，还有自留地的产品，家庭饲养业（猪、鸡、鹅）收入一百元左右不计在内。
在圣狮，高桂棠的收入还是中间偏下的。去年，全大队平均每户社员的集体收入有八百四十一元，比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时的二百九十四元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六。每户平均还有一百八十元的家庭副业收入。这样，每户就有一千一百元以上的收入了。绝大部分社员家有余粮，信用社里有存款。私人、生产队和大队的储备粮，共有三个月左右。
社会主义的“开荒牛”
圣狮大队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叫人高兴，圣狮人民的思想风格也叫人高兴。
在圣狮大队的造船厂里，有一艘正待安装机器的载重三十吨的深海捕鱼船。见到的人都很惊奇：“啊，一个大队竟能造这样大的船？”其实他们还不知道，造船的主角竟是四个平均年龄七十六岁的老人呢！一九六○年，阮彩南、阮炜、彭添富、阮显，这四个不愿进敬老院的老造船工凑在一起，觉得堂堂的圣狮大队，没一条深水捕鱼船，有点不大像样子。他们说：老啦，趁我们眼力还好使，让我们给大队造一艘大机帆船，留个纪念吧！尽管大队不给他们劳动定额，不给他们完工期限，他们还是天明上工，晚上收工。
为什么这样？七十四岁的彭添富说得好：“我是前清生人，什么世道都经过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本该是很富的，可是我们穷的连饭也吃不上，都是因为地主大官僚里通外国，把我们夹万（保险箱）的钥匙让帝国主义拴在腰上啦！孙中山革命，也没能把钥匙拿回来。现在可不同，自己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啦，我们中国人就要有点志气。我这辈子就算有一只脚走上人民公社这个世道，也要尽一分力气把它建设成‘红毛泥搭石屎’（三合土）的江山，叫后人记得我彭添富虽然老啦，可还是社会主义的‘开荒牛’。”
正是这种作社会主义“开荒牛”的精神，鼓舞着圣狮大队的社员，他们为创建社会主义集体事业，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
今年六月，一天晚上，第一生产队的管水员彭计祥刚吃完晚饭，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风裹雨，雨裹风，电闪霹雳，家家关门掩户，彭计祥却坐不住了。禾苗已开始孕穗了，哪经得住这一场大雨浸到天亮。他戴上竹笠，披上蓑衣，拿一个?，迎风顶雨跑出去了。先跑到离村约二里路的安乐围，一看低田里，一尺七八寸高的禾苗露在水外的只有七八寸了，赶快去到排水口，抽了排水闸门，看着积水已往外泄了，才又过一道河涌跑到距安乐围闸二里远的沙塱闸，抽开了第二个排水闸。然后又跑回安乐围等积水泄尽，关好闸门，再返回沙塱去把闸门关好。暴雨下了两个多小时，他在雨水里就跑了二个多小时，到十一点钟，把一切都弄得稳妥了，心里宁贴了才回家。
这在彭计祥是很平常的事。天不下雨，他担心禾苗没水浇，下了雨，又担心基围被黄鳝、蚂蟥钻的洞漏水、塌方。在一天之中，他的衣服常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他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时就管水。八年如一日，为了不让田里的水过多或过少，他从这个基围到那个基围不断巡回。
一般管水员巡田时只带?头，彭计祥却多带一把脚钊和一把镰刀。?和钊用来培田基和开挖排灌缺口，镰刀用来刈杂草，使排灌通畅。排灌口附近的禾苗缺了，他就补上，冲倒了就把它扶正。他说：“一个缺口伤个十株八株秧，好像不算什么，可从全队来看，那岂不等于两三亩稻田失收吗？”管水中有空闲，他总是碰到拔秧就拔秧，赶上除虫就除虫，他既不去打听多少工分，也不主动报工分账。人家说他干公家的活像牛一样闷着头干，不吭声，也不惜身。而他却总是那个老想法：“社员给队里干活哪有什么好讲的呢？”
先公后私，先人后已
第一队原来是个生产比较差的队。阮照祥当了这个队的队长以后，上工他带头，收工他殿后。社员说：“凡是不记工分的收尾活，我们的队长都包了。”
阮照祥今年三十七岁。父亲原是个雇工，母亲也一辈子给商人挑米。一九三八年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贫病交加，一个月里接连死了母亲、父亲、祖母和二个弟弟。一个六岁的妹妹，没有饭吃，也忍心给人带到广西去卖了。去年以前，他还是个单身汉。社员们很关心他，说他该成家立业了。可是他一再推迟婚期，说“咱们的‘大家’还没搞好，我自己的‘小家’靠后些吧！”
去年晚造，大队分配化学肥料。一些禾苗较弱的队想要多分一些，而另一些禾苗较好的队却要求平均分配。一队的禾苗较好，多施些化肥，无疑是可以多增产的。但是，阮照祥毅然提出：“我们第一队家肥多，禾苗又长得好。第三、四队种的是三和围，禾苗弱些，我们情愿把自己的一份全让给他们。”阮照祥把他的意见拿回队里一摆，队委和社员也完全同意。他们说：“是啊，我们一个队增产再多，也抵不得全大队增产！”一队的这种顾全大局互助互让的风格，得到了第二、六队的干部和社员的热烈响应，他们也各让出了一千斤化肥，支援缺肥的第三、四队。
在处理与邻近大队的关系时，阮照祥也表现了同样的崇高风格。今年早造，一队的一些社员发现禾田里的水被紧邻的龙瑞大队泄到自己田里去，有点不高兴。阮照祥知道后，一面叫队员别背后议论，一面找龙瑞大队的干部商量。当他知道龙瑞大队的田确实干旱严重，而且没有可以利用的水源后，就毫不犹豫地主动让他们经过自己队里的田开一条渠，并利用队里的电灌站浇水。经过日夜抢灌，龙瑞大队的秧苗救活了，收成保住了。可是龙瑞大队的收成没有一队的高，阮照祥就和社员商量，决定只收龙瑞的电费，免去了渠道占地的赔偿费。
第二队有个老贫农彭龙显，是个有名的厚道人。在旧社会被地主恶霸欺负怕了，遇事绕着弯，行在树下，怕树叶砸着，未张嘴先怕得罪人。可是现在变了，只要关系到社会主义集体利益，他就出头管。一九五八年，大队准备添置一些电动机、抽水机等等，有的社员说基本建设搞多了。彭龙显找大队党支部说：“要想生活好，需下苦工夫。赤手空拳和天地打交道的日子，我们过了一辈子，那时捧的是瓦饭碗，一不小心，就摔破了。现在搞些电动机、抽水机、拖拉机，就是换铁饭碗。这是不能少的。只是也别听一些青年人的话去建礼堂，这事几十年内不办也不会犯错误。”
去年，彭龙显听社员说，他妻舅阮杏堂（同在一个大队）使牛早收工，还为争工分大吵大闹。他回到家里，便叫妻子做几样好吃的菜，买了几两酒，着女儿去请舅舅来吃饭。彭龙显向大舅子敬过一杯酒后，便开言道：“我和你在旧社会同是受苦人，现在靠公社生活好起来了。好了疮疤可别忘了痛。你觉得工分不合理可以提意见。你提早收工，违犯劳动纪律，已经错了，还想多要工分，岂不是把社员往坏处带吗？这不是拆社会主义的台吗？”把阮杏堂批评得一声不吭。
人民公社诞生仅仅五年。在这短暂的五年里，圣狮人民改变着自然面貌，也改变着自己的思想面貌。一个具有初步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农村——圣狮，在天天向上，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也在天天向上。
人心齐，天大困难也不怕
像一切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充满着斗争一样，圣狮大队在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上，也充满着斗争。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圣狮高级社同邻近的兄弟社联合组成了沙溪人民公社。由于上半年丰收，圣狮大队又买了一批农业机器，建立了工厂和畜牧场，办了一批集体福利事业。可是，正当人民公社还没站稳脚跟的时候，这年晚稻遭到了空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下降了。第二年春天，社员生活发生了困难。
绝大部分的人挺起胸膛继续前进，也有些人悲观失望，想向后转。上中农阮谦赞主张把集体养的猪、鹅杀掉。个别的党员也动摇了。
杀呢，还是不杀？这跟一九五六年圣狮高级社争论的问题一样，不是简单的分歧，而是前进呢，还是后退，是坚持社会主义呢，还是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圣狮高级农业社刚刚成立，全社六百九十五户，只有三百多元现金，平均每户不到五角，连开耕费也没有着落。更严重的是，缺粮的社员就有三百二十七户，占总农户的一半！当时在一个研究解决粮食困难的会议上，上中农阮金日说：“不如把社散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待夏收以后再回来办社！”
这个意见，受到老社（原第一初级社）社员的反对。贫农阮五常说：“谁把社散了，我就跟他拼！我公公过了一世，我丈夫也过了一世，两代单干从来不曾吃过饱饭，留下给我的，锄头也没把好的。眼下缺粮，大家想个办法，熬过难关，就有出头了。”新入社的雇农阮照祥也说：“我们缺粮入社，不正好说明单干没有出路吗？社里人多势众，总比一户容易解决困难。”可是，怎样对付眼前的困难？贫农阮楂说：“我们二十九户老社员都是有余粮的，大伙都借出来应急。再过几十天，早熟作物有收成，春荒不就熬过了？”党支部支持了贫雇农的意见。社员自报借出粮食一万三千多斤。
一九五六年那么困难，都依靠贫雇农下中农克服过来了，现在为什么不照样依靠他们呢？党总支决定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讨论。党员们讨论了“共产党员应当怎样对待困难”的问题。大家认为，集体的家当不能吃掉。如果吃掉，最少要三年才能恢复。
党总支召开了贫农和下中农会议，把困难真相告诉群众。老贫农阮计欢说：“现在集体家底比过去雄厚得多，熬过眼前困难，发展就快了。”下中农阮洪发也说：“只要我们齐心，天大困难也不怕。就是不要把集体家当吃掉，那是团结圣狮三千人的底子。把集体家底吃掉了，就成了一盘散沙，万万不能这样做！”
党总支在领导社员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大队除了以主要的力量大抓春耕生产以外，还抢种了高粱等早熟作物，尽量把粮食困难时期缩短。同时，还组织副业队捕鱼捞虾，采集青饲料，来解决饲料不足的困难。
党员们热烈地响应党总支发出的“三带头”的号召：带头生产，带头过艰苦生活，带头关心群众。这年春寒，连续播了两次种子，都被冻死和沤坏。再播种育秧，季节已来不及。为了节省种子，又不误农时，党总支决定点播百分之六十面积。可是点播机不足，于是日夜分三班点播。全体党员自告奋勇担任夜班点播，干部和群众也热烈响应。一到晚上，田里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红灯。每两个社员推着一部点播机，机上挂着两盏桅尾灯，在黑夜中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为了让群众吃得饱，全体党员和干部都自觉地比群众少要粮食。这种先人后己，互助互让的精神，使社员受到很大的感动。在困难时期，党员和群众互相关怀，互相支持，成为中山县结束春耕最早的一个大队。
困难向圣狮人低头了！就在一九五九年这个最困难的年头，获得了空前丰收，水稻每亩产量六百六十七斤，比解放后产量最高的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七。就在这一年，大队第一次兴建了两个电动排灌站，开始同国家在珠江三角洲规划的电动排灌网连结起来，向农业现代化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现在，圣狮的人们都说，一九五九年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关的年头。我们在那一年战胜了困难，也给一九六○至一九六三年连续四年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战胜了一九五九年的困难，又接连取得几个好收成，大队的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和发展了。解放以前“放下禾镰无米煮”的人，不愁吃，不愁穿了。说起大跃进、人民公社给圣狮人民带来的幸福，连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要把自己的残年献给人民公社，才觉得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社会主义哩！
“十个指头不一般长”。贫农社员、捕鱼队的林妙冠有了点钱，时常到墟市吃喝，同资本家阮彩混在一起，跟着说什么“现在不如过去好”。一次，他同几个社员出海捕鱼，中途，船头上的蓑衣不慎失火，人们抢着去救，他却躺在仓里蒙头睡觉。有人喊“妙冠，妙冠，快来，快来！”他连头也不抬，说：“着什么急呢？烧掉一艘船，我占不到一块利示钱大的板哩！”
这些话，是从贫农林妙冠的口说出来真令人吃惊！圣狮三十以上的人，谁不知道林妙冠，过去他捕到鱼就拿漱口盅去换米，捕不到鱼只好全家饿肚子。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就是在一九四三年饥病交迫中丢了命的。虽说像林妙冠那样忘本，昧着良心说话的人为数极少极少，但是值得注意！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集体化以前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集体化之后也仍然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生活困难的时候，需要进行教育，生活富裕了，也还要进行教育。林妙冠的话就是一声警号。
大队党总支觉得有必要通过讨论林妙冠的思想，向社员进行一次回忆对比的阶级教育。为了唤起林妙冠的阶级感情，为了教育大家，党支部决定在社员中进行一次回忆对比的阶级教育。在讨论中，有的人诉自己过去的苦，有的人代林妙冠诉苦。林妙冠的嫂子说：“妙冠，你想一想，可记得解放前盖的是什么？是麻包！棉被破烂得掀不起来，是你死去的妻子待你躺下以后，才把一片片破絮捡起来放在麻包上面的。没吃没穿，妻子死了，儿子死了，这难道说是旧时的生活好吗？”林妙冠哭不成声了。他说：“提起旧时的苦，哭三日三夜都得哭，是我昧着良心说谎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大家！”
这次讨论，在中年以上的社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接连好几天晚上，大街小巷，到处议论。有人说，这样回忆对比的阶级教育会开得好，希望多开一些。一个老贫农说：“开完会，我和老婆躺在床上，以现在比过去，翻来复去睡不着。可是我的儿子呢，早打起呼噜来了。现在的青年呀，都是喂糖水长大的！”
活的阶级教育的学校
“现在的青年都是喂糖水长大的！”这句话，引起了支部同志们的深思。全大队有青年男女劳动力三百零八人，其中高小毕业生有一百三十多人，读过中学的有六十多人，文盲只有十三人。解放时，大点的不过八、九岁，小的只有五、六岁。老辈的农民，只要想起解放前，悲惨的图画，便都一一在眼前浮现，阶级仇恨的熊熊烈火便在心里燃烧。青年人呢，有几个人能够说出解放前十年统治圣狮的地主、恶霸、官僚的名字？有几个知道自己父母过去的痛苦？
有些老社员对大队干部说：“你们在旧社会受过苦，在土改以来的历次斗争中受过锻炼，印把子在你们的手里，我们是放心的。但你们老了怎么办呢？把印把子交给现在的青年人，我们是不大放心的。”
为了加强对社员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阶级教育，圣狮党总支在一九六○年下半年，把旧社会典型的事物收集起来，办了一个永久性的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
这是圣狮近五十年村史展览馆。这里有解放前统治圣狮的彭老二、彭爽、彭十、彭二均等“四大天王”的画像，有阮础才、阮志、彭藩、彭周利、阮海源、彭华焯“六大鳄鱼”的画像，有彭立炜等“母鸭”和杀人王张秋的画像。这里有这班吃人的豺狼用来统治圣狮人民的手铐、脚镣、电刑刑具、鞭子、手榴弹，有他们用来毒害人民的烟枪和赌具（解放前圣狮设有烟馆四十三间，赌馆七十三档），有外号“九出十三归”的地主阮配经用来剥削农民的能轻能重的一杆大秤。
这里有令人发指的地主恶霸枪杀人民的图画：一九四一年，象角（圣狮邻村）上演粤剧《陆上行舟》，农民阮江的妻子看戏回来和丈夫议论，被彭爽的老婆听见了，硬说阮江夫妇耻笑她。耻笑“大天王”的老婆，这还了得！阮江夫妇和妻舅三人，就这样给彭爽指使的爪牙杀害了。一九四三年大饥荒时，贫农少年黄文山只因吃了地主的半个南瓜，冯春伦吃了一个花生饼，都被地主惨杀了。
展览馆里有林家巷的历史，有劳动人民被逼卖田、卖屋、卖儿女的契约，有贫农阮桂留、阮照祥、黄文若家破人亡的家史，有阮照祥解放前流浪街头时，用来煮蕉头充饥的半截破瓦罐，和用来当被盖、当衣服披的一条破麻袋。
展览馆从一九六○年成立以来，就成为对农民进行活的阶级教育的学校。党总支和各个生产队、共青团总支、民兵连部经常在假日里组织社员去参观。有一些青年，对展览馆展出的事实，起初还不大相信。彭计元，是一个读过一年农业中学的青年。他第一次参观展览馆回来之后，悄悄地问八十一岁的阮彩南：“展览馆说的都是真的吗？”老人说：“那还有假的吗？”老人又给他讲了许多穷人受压迫的历史。那些惊心动魄的图画，引起了青年人的极大震动。有一次青年们参观黄文山、冯春伦被惨杀的两幅画的时候，共青团总支的一位同志问几个曾经偷吃大队生果、不好好劳动的青年：“你们看了有什么感想呀？”有人说：“还有什么说的。要不是社会主义，恐怕已经给枪毙几十次了。”
是的，年轻人正是通过展览馆具体地认识旧社会和新社会，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老一辈农民在旧社会的遭遇，认识今天生活的幸福。彭计元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老师讲刘介梅忘本的事。但直到看了展览馆，我才懂得了‘忘本’就意味着‘四大天王’再回到圣狮来，就意味着回到半个南瓜丢掉一条命，一个花生饼丢一条命的时代去！”
青年觉悟起来了。连曾经偷吃大队生果、不好好劳动的二十一个青年也有了根本的转变。许多人成为“五好”社员，有些人已参加共青团，成为团的干部；更多的人都参加了民兵，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捍卫者了。
永不辜负阶级兄弟的信任
如今在圣狮，提起陈华、阮炳昭、林华炳、周佑、阮流等这些大队领导干部，哪一个不表示几分敬意，都称赞他们任劳任怨，大公无私。分布在各个岗位上的六十四个党员，绝大多数都起到带头作用，得到群众的好评。但是，作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以陈华同志为首的党总支没有在一片赞扬声中陶醉。他们始终坚持着“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原则，对党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在定期的党的会议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对照自己的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批评。
一九六一年，总支副书记林华炳患急性重病，出院后在狮江河畔休养，还分配到营养丰富的食品。就在这个时候，林华炳却过分地看重自己的身体，经常向大队多要食品。
迁就他吗？这不符合党的原则。陈华同他进行了个别谈话。陈华探望他时说：“华炳，你养病有起色呀！胖啦！”林华炳说：“这是虚胖呵！”陈华严肃地对他说：“你这句话对我讲也许没有多大问题，对群众讲就不行了。因为你是真的胖了！”林华炳低头沉思起来。这时，陈华把群众对他的意见反映给他，对他说：“你现在养病，营养不错了，对物质生活要求要适可而止。一个党员养病是为了给群众多做事，可不能因为养病而脱离了群众！”这使林华炳体会到党对自己的爱护。他说：“党挽救了我的生命，还挽救了我的灵魂！”
一天，陈华在路上碰见养鸭场场长、共产党员黄文若，一阵强烈的香橙味冲进陈华的鼻里。陈华问：“你吃了什么？”黄文若脸红了，答道：“刚才在路上摘了个橙子吃。”他自知不对，低下头说：“我错了。”
要是别人，听到犯错误的同志说一声“我错了”，也许就算了。但是，圣狮的党总支书记却不这样想。在圣狮，荔枝龙眼被台风刮到地下，许多小孩子自动捡起来送给大队部。这是多好的社会风气！要是给干部破坏了，那就太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了。陈华对黄文若说：“一个共产党员，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也要像一个党员那样工作和生活。如果不尊重自己，不是太辜负了阶级兄弟的信任吗？”
为了帮助黄文若彻底认识错误，也为了教育全体党员廉洁奉公，陈华还是把这件事提到党员大会上，使许多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党总支副书记周佑自我检查说：“天热时，我有时也想顺手摘几个荔枝来润润喉咙。但是，一想到要是我摘了，违反了不准偷吃集体产品的公约，如果有人同样摘，我怎样说话呢？”他又说：“在旧社会，咱们饿死病死，想向有钱人借一元几角钱也借不到，现在群众把一百多万元家底交给我们管理，如果我们不能廉洁奉公，怎叫党和群众信任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