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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贫农家里蹲点的县委书记
山西日报记者 阎振华
打“官腔”
去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中共山西屯留县委书记范仁卿同志，率领工作组，背着行李卷，来到城关公社的三类队——尧泽头生产大队蹲点。初来，大队干部把他们引到一个富裕中农的院子里，找了一间比较整洁的房子住下来。
工作开始后，老范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召开座谈会，寻找尧泽头工作落后的原因。座谈中，多数人认为：“家有千顷地，凭着一张犁”，这几年“槽头不兴旺，五谷怎能丰登！”那么，槽头又为什么不兴旺呢？社员说，干部有毛病，没有领导好；干部说，群众难领导，工作不顺手。
那么，工作落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一连开了几次座谈会，也没找到明确的答案。老范决定深入到群众中个别访问。他找到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会委员李竹梅。李竹梅对他说：“找我不顶事，大队的工作咱摸不着。”他又到了贫农耿连昌老汉家，老汉说：“要问种庄稼的事，咱能给你说说，要说工作呀，干部呀，咱可就不知道了。”老范一连又找了几个老贫农，反复诱导，可他们几乎都是哼哼哈哈，说的是一道腔。
搬家
一连串的难题，使老范联想起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下乡工作的情况：那时候，常下乡跑熟的地方，都有一些“老熟人”，他们对自己真是无事不谈，无话不说。为什么“老熟”呢？无非是因为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打成了一片。如今，虽说也下乡来了，但吃的是“千家饭”，住的是好房院，这就难怪贫下中农有戒心、打“官腔”了。想到这些，老范就毅然决然地搬到老贫农、老党员王席珍家里去住。
这办法真灵验。老范自住到王席珍老汉家里以后，早上替老汉打扫院子，白天下地劳动。下地回来，工作组还帮助担水、铡草，晚上躺在炕上，谈古论今，几天工夫，就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热了。
席珍老汉告诉老范说，李竹梅虽是土地改革时候的农会委员，但因为她男人常年有病，家里生活比较困难，近几年来下乡干部谁也不到她家吃派饭。王席珍又告他，赵南牛也是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会委员，为人耿直，放羊有经验，可就因为他是放羊工，没人重用他。
一天，范仁卿同志建议干部把饭派到李竹梅家里。李竹梅高兴得不得了。几天之后，李竹梅的话多起来了。她不光是介绍了许多具体情况，并胸有成竹地说：“要我看，尧泽头的工作没搞好，是干部忘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忘了地主、富农。”一席话，给老范以极大启发。
又一天，范仁卿同志到了村西的草坡上，找见了赵南牛。他接过放羊鞭，一边放羊，一边闲啦，从生产谈到社员生活，从羊群本身问题谈到全村情况。当老范问到这几年贫下中农的思想状况时，赵南牛说：“这几年俺村的穷汉们生活过好了，可思想反倒穷啦——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分不清啦！”
从王席珍、李竹梅、赵南牛等人的谈话中，范仁卿终于找到了尧泽头这个大队落后的根本原因：这几年，这里的干部不依靠贫下中农走阶级路线了，贫下中农的阶级观点也有些模糊了。
“情报站”
事情说来也真怪。自从范仁卿同志住在老贫农王席珍家里，就像建立了一个“情报站”。村里的大事，小事，生产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什么问题，什么新闻都很快地传到老范耳朵里了。来自贫下中农的不仅有检举、揭发，而且合理化建议也是一个接一个。贫农王根明说：“尧泽头这地方上旱下涝。要想多打粮，就得上面治水，下面排涝。”老木工冯志明见大队缺钱花，就建议把木工组织起来搞副业，解决队里资金不足的困难。
对于贫下中农提出来的每一个意见和合理化建议，范仁卿同志都认真地研究，不全面的或办不到的，就耐心解释，合理的也能办到的，就带头组织队干部们认真执行。贫下中农们感到县委书记、党支部都很重视他们的意见，反映情况、提意见的积极性更高了。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春季，贫下中农就提出各种意见二百多条，许多已经执行，并开始生效。
“校正线”
范仁卿同志在调查研究、安排工作的时候，自始至终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广泛征求意见；一条是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请贫下中农校正。今年春耕以前，第二生产队的牲口很瘦弱。老范组织二队的社员和干部研究这个问题。讨论中意见纷纷，一些人主张再多加些草料；一些人主张把现有的十二头牲口分散到社员家里喂养；一些人则认为主要是做好饲养员工作，加强饲养管理。三种人各持己见，各有各的理由。怎样办更好呢？老范和贫下中农社员商量。他们说，添草添料，队里没底垫；分到户里喂也不保险。只要饲养员多操心，多下工，牲口不愁喂不好。最后采用了第三种办法。
也是在今年春天，大队在研究羊群的繁殖奖励制度时，队干部主张按适龄母羊计算，繁殖率定到百分之九十（即十只母羊产羔、成活九只），超过部分受奖，达不到的受罚。一部分社员和牧工则主张繁殖率定成百分之七十就行了。两种意见争执不下，老范又把老朋友们请来，让大家研究。研究中，老范曾提议采取折衷办法，把指标定为百分之八十。经常和老范在一块的老羊工赵南牛，心直口快地说：“你这个当书记的也是没主见，指标定得太高了，羊工们没个奔头，还能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最后，队干部和社员群众都同意把繁殖率定为百分之七十。
扎根
范仁卿同志和他率领的工作组，在尧泽头蹲点已经一年了。一年来，经过找“革命种子”，扎根串连，包括一百三十个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已经组成。这些贫下中农，是工作组的“情报站”、“校正线”，也是党支部的左右手。今年春天修水渠时，正赶上下了一场大雪，一般社员、包括一部分干部在内，都认为冰雪在地，不好行动。在老范的倡议下，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带动起一百四十多个男女劳力修渠，前后八天，便把一条长达一千五百米的水渠修通了。尧泽头过去一亩水地也没有，去冬今春就新发展水地五百三十亩。大牲口和副业生产也跟着有很大发展。目前，这个大队的一千二百多亩大秋作物，普遍生长良好，社员们说是办社以来的第一年。老范在劳动中，还和干部、老农、技术员“三结合”，种了一亩五分小麦品种试验田，二亩玉米品种和密植试验田，一亩谷子高产试验田。小麦试验田的“三○○七”小麦已获得丰收，比当地品种产量高四倍以上。玉米和谷子试验田，秆粗叶大穗多。所有这些，为尧泽头今后逐步推广农业新技术和逐步改革耕作制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社员的鉴定
长期以来工作一直落后的尧泽头，在今年五月间公社进行春播总结评比时，破天荒地被评为第一名，在大队办公室的墙壁上，挂起了第一个“奖状”。社员们的兴奋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不久以前，利用社员的休息时间，我们请老贫农王席珍、王根林、李竹梅和大队监委主任王贵锁等，谈了谈他们大队落后变先进的原因。他们谈了他们如何修水利、如何发展大牲口、如何消灭草荒等等，但更多地谈到的是范仁卿同志和工作组的工作作风。
李竹梅说：“过去我们村年年驻有工作组，他们一来就住在大队办公室，他不找咱，咱也不找他。老范这回来，可不一样啦。他关心穷人，穷人更关心他。春耕送粪的一天，老范中午熬了晌，天大黑了也不回来，那天真把人急坏了。”
王贵锁说：“范书记一进村，你听吧！这个叫：老范来啦！那个唤：范书记来俺家坐吧。他到哪里，哪里就围着一群人，有说有笑。人熟为宝，谁也愿意和他接近。”
王席珍说：“老范住在咱家，一不嫌俺穷，二不嫌家脏，真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才是真正的下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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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实质上是立场问题
我们的群众路线的核心是阶级路线，我们的群众观点的核心是阶级观点，这对多数干部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可是，问题如果再提得具体一点，比方说，到农村蹲点的干部，在居住等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是应该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呢，还是也可以不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呢？就有可能不那么明确了。《在贫农家里蹲点的县委书记》这篇通讯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山西屯留县县委书记范仁卿，一般地说是懂得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因为他在工作中所找的对象主要是贫农群众，可是，这些贫农群众对他有“戒心”，对他打“官腔”，使他开头一段对工作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蹲”在一个富裕中农的家里。后来，同样是这些贫农群众，把他看成一家人，对他讲知心话，他的工作很快找到了头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蹲”到贫农家里了。列宁说过，农民是最讲实际的。的确，农民首先是相信事实，而不是相信宣传；农民对于我们的干部，首先是“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住在哪里，这是干部到农村蹲点的第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对于贫下中农群众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印象。如果“蹲”在贫下中农家里，贫下中农自然会感到亲切，也自然会消除顾虑，如果“蹲”在富裕中农家里，贫下中农自然会觉得“陌生”，也自然会产生“戒心”了。所以，住在哪里的问题，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而是一个思想问题和阶级观点问题。
我们常说到农村工作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和贫下中农成为“一家人”。可是，如果一个到农村蹲点的干部不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这个干部把“打成一片”的话讲上一百遍，贫下中农仍然觉得你同他们是“分成两片”；尽管这个干部把“一家人”的话讲上一千遍，贫下中农仍然觉得同他们是“两路人”。因为事情十分清楚，哪有不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的“打成一片”呢？哪有不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的“一家人”呢？所以，能不能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不仅仅是个阶级观点问题，而且是个阶级感情问题，实质上也就是阶级立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到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就谈不到同贫下中农成为“一家人”，而没有这一切，当然也就谈不到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了。
《晏子春秋》上有两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意思是长在淮南的橘树，可以结出很美味的橘子，而长在淮北的同样的橘树，结出的却是不能吃的枳子。这是为什么呢？“水土异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我们到农村蹲点的干部，如果把自己蹲点的根子扎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水土”中，那么工作的结果一定会花繁实茂。如果不把自己蹲点的根子扎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水土”中，工作的结果会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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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一千四百万亩中稻获好收成
安徽省继二百多万亩早稻得到增产之后，一千四百多万亩中稻又获得好收成。芜湖专区沿江圩区的七个县，已经收割的中稻，平均亩产量一般比去年增产两成到三成；皖南山区的宁国、太平和休宁等县，比去年增产两成左右，其他地区的中稻，也都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
安徽省的中稻产量，历来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今年，全省的中稻栽插面积，比去年扩大了一百六十多万亩。在秧苗生长期间，各地都利用公社化后兴建起来的水利工程，及时进行灌溉，同时根据精细管理的要求，有计划地耘草追肥。因此，今年山区、圩区和丘陵地区的中稻，都长得很好。为了把成熟的中稻及时收割回来，各地都在晴天集中人力抢收抢打，及时入库。劳动力少、收割任务繁重的生产队，还和劳力多、收割任务轻的生产队协作抢收。各级领导机关也派出大批干部，到农村同社员一起收割中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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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一批国营农场春小麦增产
黑龙江省合江、牡丹江垦区的三十六个国营机械化农场，今年的春小麦比去年增产一成到二成。收成较好的宝泉岭、萝北、绥浜和二九零等农场，小麦产量比去年增产五成以上。目前各农场正集中运输力量向国家仓库运送小麦。
今年，这些农场播种了二百一十多万亩春小麦。正当小麦收割紧张的八月上中旬，这一地区连降大雨。各国营农场为了把丰收的小麦抢收到家，充分发挥了机械作用，减少了小麦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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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烟叶今年比去年大幅度增产
我国烟叶主要产地之一的贵州省，今年烟叶获得大幅度增产。根据已经采收的情况看，全省三十八万亩烟叶，预计可比去年增产四成以上。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八月底止，全省已收购的烟叶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两倍。
贵州省今年实栽的烟叶面积比去年实收面积增加了一半，比原订计划扩大了百分之二十六。广大社员依靠集体力量，采取各种办法力争烟叶增产。尽管今年在烟叶生长的几个重要时期，普遍遇到旱涝灾害，但是许多生产队同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国家从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扶持帮助，也是贵州今年烟叶增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今年一月到七月，国家供应遵义县的化肥就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二点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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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烟叶产量增加质量提高
湖北省今年烟叶生产获得好收成。目前，已收制的烟叶，数量比往年多，质量也比过去好。
湖北省的烟叶生产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今年全省烟叶种植面积超过计划百分之十点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是历史上种烟最多的一年。为了多种多收，各地及时给烟苗除草、追肥、中耕、治虫。因此，今年烟株高大，叶片敦实。全省今年新建烤房一千一百五十九间，使烤烟的产量显著增加，也提高了烤烟的质量。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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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翻身奴隶的创业史
新华社拉萨十四日电 在民主改革后的西藏农村，一个挣断了锁链的奴隶，今天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奴隶出身的共产党员名叫顿珠，他立场坚定，关心群众利益，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建设新的生活。在西藏伟大的社会变革中，这样的新人纷纷出现，党组织的力量不断成长起来，这标志着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藏族人民的新觉醒，是共产主义思想在西藏的新胜利。
四年多前还像牛马一样任人宰割的顿珠，现在担任江孜县红旗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的职务，他带领全乡一千六百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幸福的生活。几年来，顿珠和他领导的红旗乡获得了四幅奖状、七面红旗，全乡有三十多人得到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顿珠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县一等先进生产者。
像顿珠这样觉醒了的翻身农奴和奴隶，在党的培养下，已开始一批一批地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目前全区农村已有三千多人加入共产党，建立起约四百多个农村支部。这在西藏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些由农奴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摧毁农奴制度的阶级斗争中，在团结互助的生产斗争中，经受过严峻的考验。反动的农奴主阶级曾企图用“命运”、“神意”等来蒙蔽他们，但是开始觉醒的农奴和奴隶，一心向往着领导他们获得解放的共产党，勇往直前地奔向新的生活。
共产党员顿珠是西藏千百个新人中的一个。当记者到西藏南部农村访问时，在年楚河畔，到处都可以听到顿珠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模范事迹。一九六○年春天，红旗乡开始了民主改革，顿珠毅然走出领主庄园的牛棚、马厩，找人民政府的工作组参加了工作。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顿珠始终和穷苦人民站在一起，同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工作组汉族兄弟帮助下，他逐渐把自己的生活和阶级弟兄的生活联系起来，认识到只有大家获得幸福，才会有自己的幸福。顿珠明白了为什么过去“供过灯，求过神，可是领主的粮食堆成山，而自己的糌粑口袋还是空空的。”当他弄清楚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要所有穷苦人都能过幸福生活，就再也离不开党了，他事事按着党的指示去办，处处首先想到群众的利益。他在民主改革中是积极分子，他担任过乡治安保卫委员和农会主任。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八日，党组织接受顿珠为预备党员。顿珠说：“党，是命根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顿珠”。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很快。从前只担心自己口袋有没有糌粑的顿珠，现在决心要领导全乡人民改变贫困面貌。
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顿珠，逐步在工作中显示出过去被埋没的智慧和才能，显示了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幸福的高尚品质。红旗乡处在山谷里，尽是荒山陡坡，民主改革后部分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有一克（相当于一亩）多地，要发展生产，就需要扩大耕地面积。顿珠领导农民在高山陡坡上搬石开荒。能够耕种的土地都开垦了，全乡只增加了八十多克土地。一九六一年春耕前，顿珠召开干部、互助组长会议进行研究，大家想不出办法，顿珠提出开垦村前的泥沼地的建议，这是他从担任农会主任和乡长以来就一直考虑着的问题。但是顿珠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有的说，“一到雨季，那片地好几个月满是积水，怎么能长庄稼？”有的说，“在那里种庄稼，不等出苗种子早烂光了！”在回家的路上，顿珠苦恼地沉思着：生产需要发展，人民需要土地，难道那真是不能开垦的烂泥塘？不，我们一定能把它开发出来。第二天一早，他就扛着铁锹，在泥沼地里开渠打埂，耙地施肥，春播时大胆地试播了一批种子。秋天泥沼地的第一次丰收，教育了全乡农民。第二年春天，六十多户翻身的贫苦农奴和奴隶，在这里开垦了一百一十多克耕地，去年秋天他们在这些地上收获了二万四千多斤粮食。烂泥塘变成了新粮仓。
顿珠始终牢记着党的教导：发展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不发展就谈不到改善群众的生活。乡里部分土地缺水，影响产量的提高，顿珠亲自到山谷寻找水源，然后带领群众修渠引水，使一向缺水的耕地和新开的坡地，都得到了灌溉。他特别热心帮助有困难的翻身农奴和奴隶发展生产，一些人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热心地向他们传授技术，乡里有二十多户缺耕牛或种子的农户，都得到过他的帮助。顿珠还按照党的指示，引导翻身农奴和奴隶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烂泥塘获得丰收后，他就领导全乡农民办起农业生产互助组，后来他又经常同其他党员一起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各互助组巩固提高。他所在的第一互助组，样样都走在其他互助组的前面，去年被评为全县的先进互助组。现在，红旗乡农民在党支部和顿珠的领导下，都决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全乡三十三个互助组，已有二十个由临时的和季节性互助组发展为常年互助组。
一九六二年秋收前夕，红旗乡一带大雨滂沱。一天下午，嘎益村北面深谷里山洪暴发，洪水直泻而下，村旁拦洪坝被冲垮一个缺口，洪水向村庄和尚未收割的田地冲去。这时，顿珠毫不犹疑地跳进水中，用自己的身体堵住缺口。夹带着石块的浪头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冲倒，但他咬紧牙关坚持着，冒着性命危险与洪水战斗，直到人们赶来。当顿珠从洪水里爬上岸时，脸色发紫，伤口淌着鲜血，人们纷纷劝他去休息，但他却挥挥手说：“不用管我，把洪水堵住，决不能让群众受到损失！”
这种公而忘私、时时刻刻关心群众、关心集体的事例还有许多。有一次，翻身农奴明吉需要添置耕牛，一时钱不凑手，他就把自己卖余粮的钱借给他；一位孤独老人病了，他抽出时间去探望照顾；人们要盖新房了，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助背土砌墙。正由于这样，当地人民都交口称赞他是贫苦人民的亲兄弟。
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红旗乡几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民主改革后的第一年比较，全乡耕地面积扩大了二百多克，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牛羊等牲畜有了成倍的增长，过去缺吃少穿的贫苦农奴和奴隶，现在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变成了余粮户。但是对顿珠和全乡的翻身农奴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们建设新生活的第一步。顿珠向记者说，红旗乡的全体共产党员，决心继续高举革命红旗，带领群众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他说，摆在他面前的担子越来越重，他还要努力学习文化，以便更好地学习和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断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得更好。顿珠经常随身带着学习本子，即便是在繁忙的生产季节，他也不放松学习机会。顿珠说，红旗乡有不少青年农民正逐步摆脱文盲状态，有的已能读报、写信，乡里今后还打算开办小学、夜校，让更多的农民成为有文化的人。为了革命的事业，顿珠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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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用科学技术新成就大幅度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
棉花学术讨论会评定一批科技成果
到会专家分别讨论了南方和北方的棉花栽培技术、育种、良种繁育、棉病棉虫防治等问题；提出今后棉花科学技术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通过关于提高我国棉花生产和加强棉花科学工作若干问题的建议。
新华社十四日讯 紧接着第二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以后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棉花学术讨论会，总结了建国十多年来的棉花学术研究工作，评定了一批可以逐步推广的科学技术成果。会议深信应用这些经过田间实验证明有效的研究成果来革新棉花生产技术，一定可以促进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增加。参加讨论的一百三十多位专家一致认为，棉花是技术性比较强的一种农作物，因此在棉花生产中进行技术改革和应用科学技术新成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学会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这次讨论会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到九月三日结束。与会专家按照各自的专业分别讨论了南方棉花的栽培技术、北方棉花的栽培技术、育种、良种繁育、棉病防治、棉虫防治六个方面的问题。会议收到了上述各方面的论文共一百五十五篇。这是十多年来棉花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晶。会议对这许多论文进行了讨论，肯定了下列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
在南方棉花的栽培技术方面，总结出了粮棉两熟的一系列栽培技术；初步揭示了棉花高产中棉株生长发育和内在物质代谢的基本规律以及相应的栽培原则；摸索出了一些减少蕾铃脱落的技术措施。
在北方棉花栽培技术方面，明确了低产区所以低产的原因和改变低产状况的一些技术措施；在总结曲耀离植棉经验的基础上，肯定了一系列的棉花丰产技术；提出了盐碱地上保苗的综合措施；鉴定了一批适用于各类地区棉花生产的农业机械。
在讨论棉花栽培技术中，绿肥问题引起了普遍的重视。专家们都认为棉田种植绿肥是提高地力、增加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会议收到的有关防治棉病的研究论文中，比重最大的是关于棉花黄萎病和枯萎病方面的。这两种病原体是否由棉种传带，是各国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现在我国植物病学家已经设法证明这两种病菌是由棉种传带的，并且发明了在少量棉种中消灭这两种病菌的方法。关于棉花苗期的根腐和叶病两类病害，科学工作者肯定了药剂拌种、温汤浸种等种子消毒处理方法对防止烂籽、减少根腐、增加出苗具有明显作用；关于铃期病害的防治，找出了铃疫病病原体的分离方法，证明了铃疫病实际上在整个棉花生长季节都可以为害；科学工作者并且发现了黄河流域棉区烂铃的主要病原。
会议着重讨论了金钢钻、红铃虫、棉蚜等主要棉花害虫的防治方法。专家们认为，云南潞江棉区由于掌握了金钢钻的取食规律，采用棉田改制——改成粮棉轮作、早播、密植等促进棉花早熟的措施，使金钢钻在一个时期内得不到食料，因而逐年减少了虫害，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专家们在讨论中还肯定了辽宁棉区利用自然低温防治红铃虫和江苏棉区采用不让红铃虫越冬与田间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治虫措施；会议经过讨论后，初步明确了局部地区棉蚜对“E1059”有一定程度的抗药性，而不同类型的蚜虫的抗药程度又各不相同，在防治时，应该注意多种品种药剂的轮换使用。
参加会议的育种专家确定了一批可以推广种植的陆地棉和海岛棉以及能够抗黄萎病、枯萎病的新品种；总结出了新棉种选育方面的一些经验。在良种繁育的讨论中，明确了棉种退化的各种原因，指出当前防止退化的途径应该以防止品种混杂、连续选种和提高栽培水平为主；棉花原种繁育应该以选择、培养为主要方法；在群众性的选种工作中，大家认为，单株混合选种、选大朵腰花、瓣选、粒选等方法效果都比较好。
在总结棉花科学研究工作成就的基础上，会议提出了今后棉花科学技术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提高我国当前棉花生产和加强棉花科学工作若干问题的建议”。建议的内容包括良种培育、长绒棉的培植、变低产为高产、防止蕾铃脱落、提高轧花技术、主要病虫害防治、病虫的抗药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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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体育代表队选拔赛各项比赛日程确定
新华社十四日讯 我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队选拔赛的十四项比赛，将从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分别在北京的十多个体育场地进行。各项比赛的具体日程已经确定如下：
体操：十五日
田径：十五日到十六日
跳水：十五日到十六日
排球：十五日到二十一日
篮球：十五日到二十二日
足球：十五日到二十二日
射击：十六日到十九日
自行车：十六日到二十一日
游泳：十七日到十八日
射箭：十七日到二十日
乒乓球：十七日到二十二日
网球：十七日到二十二日
羽毛球：十八日到二十二日
举重：十九日到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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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家协会向全国推荐八首革命歌曲
据新华社十四日讯 中国音乐家协会根据各地群众要求，向全国推荐八首革命歌曲，供国庆期间演唱。
这八首革命歌曲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高举革命大旗》（芦芒词、孟波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听话要听党的话》（王森词、陈锡之曲）、《人人歌唱好八连》（西彤、柴本尧词，柴本尧曲）、《一条大道在眼前》（李准词、瞿希贤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张士燮词、王玉西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
为了推广这些革命歌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从十四日起开始在电台广播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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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月十四日，我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队选拔赛在北京举行开幕式。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主席贺龙出席讲了话。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