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神圣同盟”的结局决不会比旧“神圣同盟”更好
《红旗》杂志评论员
马克思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①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年代里，一八一五年曾经出现过一个“神圣同盟”。一百多年后，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两大潮流猛烈冲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的时候，扮演新“神圣同盟”的丑角，又粉墨登场了。
中国有句老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新“神圣同盟”加紧活动的时候，翻翻旧“神圣同盟”的老账，是大有好处的。
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猛烈地冲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各国反动派惶恐万状。一八一四年后，在外国刺刀的支持下，被推翻了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王朝纷纷复辟。为了处理打败法国以后的问题，沙俄、英、普、奥等国，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到一八一五年六月，在维也纳开会。这是一次分赃会议，“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②但是欧洲局面并没有平静下来，人民更加不满，革命在酝酿着。反动派担心法国式的革命在欧洲再度爆发，担心弱小民族起来反抗欧洲列强给他们安排的命运，因此在维也纳会议以后，有必要进行新的勾结。一八一五年九月，“神圣同盟”产生了。
发起“神圣同盟”的“伟大人物”是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都加入这个行列。据这些显贵宣布，他们遵循的“金科玉律”就是“仁慈、真理与和平”。这个同盟的“神圣”使命，就是所谓维护“和平”，“平定叛乱”，“保护合法政权”，“促进人类命运的福利”。保障国内外的“和平”，是那些皇帝陛下的口头禅。这就是说，要镇压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制度；要镇压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维护欧洲列强所需要的秩序。
“神圣同盟”的核心人物，以“扑灭革命之火的消防队长”自居的奥国首相梅特涅，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他说：革命“是一条张牙吞噬社会秩序的九头蛇。”“欧洲人民需要的是和平而非自由。”
总之，不准革命，这就是“神圣同盟”的“神圣”目标。因此，秉承上帝旨意的“神圣同盟”，在一八二一年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一八二三年镇压了西班牙的革命。恩格斯写道：
“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③
可是，“神圣同盟”的好日子并不长。以“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联系起来的那些首脑，一开始就各怀鬼胎，勾心斗角。一八二三年后，“神圣同盟”就明显地走下坡路了。在镇压了西班牙本国的革命后，“神圣同盟”曾经企图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也曾经企图干涉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运动。但是由于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些阴谋都没有实现。一八二九年，希腊获得了独立。对于“神圣同盟”更大的打击来自一八三○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这次革命又一次推翻了波旁王朝。在它的影响下，一八三○年八月，比利时爆发了革命，脱离荷兰，成为独立国。一八三○到一八三一年间，俄属波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许多邦国，都爆发了起义。“神圣同盟”再也无力阻挡革命的发展了，它实际上已经瓦解。到一八四八年，显赫一时的“伟人”梅特涅也被革命群众赶跑了。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曾经像“神圣同盟”一样，联合起来进行反苏的武装干涉，随后又成立了反苏的罗加诺公约。但是，所有这些罪恶的活动和阴谋，都可耻地破产了。由罗加诺公约扶植起来的德帝国主义，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被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粉碎了。执行列宁主义方针政策的斯大林的领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革命是不可抗御的。虽然革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挫折，最后的胜利是必定要到来的。反革命势力在灭亡以前总要勾结起来进行垂死挣扎，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猖獗一时，他们失败的命运是早就注定了的。这是历史的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一系列国家走上了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包括古巴在内的十三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这种形势，远远超过了十九世纪初叶的欧洲。那时的革命，动摇的只是欧洲的封建秩序；当代的革命，却是一场震撼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巨大风暴。因此，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之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早就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组成了一个新的“神圣同盟”。
很清楚，十九世纪初叶的“神圣同盟”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是当时欧洲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反苏十字军，是二十世纪初叶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而现在出现的这个新“神圣同盟”，则是当代伟大革命潮流的反动，是当代世界反对革命势力的大联合。
按照当代“神圣同盟”的首脑们的说法，这个同盟的使命像旧“神圣同盟”一样，当然是极其“神圣”而“崇高”的。他们的说法，就是：
保障世界的“安宁和秩序”，谋求“正义的和真正的和平”；“纠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混乱”，“帮助他们建设新的自由堡垒”；解放“被奴役国家”，促进“人的制度的逐步演变”；如此等等。
把这类“神圣”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能够听懂的话，那就是：扼杀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维护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统治秩序，并且进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新“神圣同盟”的首脑同他们的先辈梅特涅一样，认为，世界上一出现革命的火星，就应该执行“维护秩序与和平”的“崇高使命”，予以镇压。如所周知，美帝国主义就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镇压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政府的代表曾经投票赞成联合国这个臭名远扬的决议。在这个罪恶的勾当中，印度反动派和铁托修正主义集团起了可耻的帮凶作用。
在这个“神圣同盟”看来，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是十恶不赦的“幽灵”，因为他们居然始终和全世界的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居然敢于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如此不识时务地妨碍新“神圣同盟”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于是一个大规模地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华运动被组织起来了。肯尼迪、尼赫鲁、铁托之流，在精心编排的反华大合唱中，采取捏造、欺骗、诽谤、咒骂等等历来反动派惯用的老手法，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反对和平共处”，“侵略成性”，“低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质”，“用战争输出革命”，等等。人们还看到，赫鲁晓夫等人也多次地参加了这种可耻的反华大合唱。
在破坏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勾当中，新“神圣同盟”的首脑们一贯努力于使他们之间的勾结更加紧密，并且极力招纳新的伙伴。在这方面，最近事情有了新的发展。
今年六月十日，肯尼迪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有共同的深刻的利益”。他表示希望“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关于这个演说，美国报纸作了些注释。《明星晚报》这样说：有朝一日，美国可能同赫鲁晓夫等人结成“联盟”，“组成反对‘北京危险’的共同战线”。
为了促进中苏决裂，促进反华“共同战线”的正式建立，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有必要给予赫鲁晓夫等人以某种“帮助”。美国《新闻周刊》说：“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共产党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最大限度的支持。”法新社的一个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
美帝国主义所表示的殷切期望和亲善态度，使赫鲁晓夫受宠若惊，他赶紧发表谈话说：肯尼迪的演说“给人一种良好的印象”，“我们满意地接受改善苏美关系的呼吁”，他们和美帝国主义者“在维护和平上有共同利益。”
但是，肯尼迪并不满足，他还需要赫鲁晓夫作进一步的表示。七月六日，路透社的消息中说，肯尼迪透露：“对赫鲁晓夫意图的严峻考验，在于他们如何贯彻实现他的禁止试验的建议以及他在目前的莫斯科会谈中，如何处理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争执。”
这个“严峻考验”的结果，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
当中苏两党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了。这封信，表明了赫鲁晓夫“如何处理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争执”。在这封信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用来诽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陈词滥调，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无一不备。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第二天开始的美英苏三国会谈，已经“圆满”结束。危害世界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所谓“部分停止核
试验条约”签订了。一年以前，赫鲁晓夫等人曾经拒绝过的可耻交易，现在做成了。
经过这次“严峻考验”，苏共领导人终于违反苏联人民的意志，完全公开地把自己置身于新“神圣同盟”的行列。
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一些国家的报刊评论说，赫鲁晓夫等人参加了“反华十字军”，他们和美国已经组成了反华的统一战线。印度报纸说：赫鲁晓夫和美国“由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印度抵制中国，已经成了共同事业的伙伴。”“这种联盟将不是以正式的盟约而是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日本《经济学人》说：苏美英三国代表签署这个条约是赫鲁晓夫“跟着美国肯尼迪总统跑的那种接近美国的倾向”，这种反对中国、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美苏神圣同盟”，将“迫使全世界服从美苏两大国的利益”。这是值得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深思的。
需要知道，几年来，赫鲁晓夫一直是新“神圣同盟”的鼓动家和拉线人。现在，赫鲁晓夫非常兴高采烈。他认为，过去寤寐以求的同美帝国主义统治人物的“全面合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从华盛顿到莫斯科的“热线”已经建立，双方正在酝酿新的交易。赫鲁晓夫在援助印度反动派方面，也越来越卖力了，因此，最近印度报纸欢呼说，印苏关系“正在打开新的更为光明的合作的一章”。赫鲁晓夫和叛徒铁托之间，更是异乎寻常的亲密，他们不但拥抱接吻，而且赫鲁晓夫竭力赞扬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表示要“认真学习”它的“经验”。一不作，二不休，赫鲁晓夫既然在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背叛了世界人民，置身于新“神圣同盟”之中，他和肯尼迪、尼赫鲁、铁托的勾结当然会越来越紧密，甘心情愿地做肯尼迪、尼赫鲁、铁托的帮办。他们将要干出一些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这是全世界人民都要严密注视的。
当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纽约先驱论坛报》就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政策的含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国际关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三国条约签订以后，有人以为，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大概来到了。
一些自命不凡的历史小人物总以为自己作的是划时代的大事，总想扭转历史的方向。但是，时代也总是把那些倒行逆施的“人物”毫不留情地倒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面。
十九世纪初期的“神圣同盟”的出现，曾经被认为是“划时代”的大事。它开始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可是，曾几何时，由于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对革命，反对人民，这个“神圣同盟”在革命运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了。帝王将相的宝座一个一个地被人民掀翻了。二十世纪初叶组成的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苏联人民的反动联盟，也早已烟消云散了。当代的“神圣同盟”的首脑们好像并没有从他们先人的悲剧里学到一点什么。他们居然重走一百多年前或者四十多年前的老路，勾结起来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妄想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妄想孤立同全世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当代伟大的革命潮流，不是几个扮演笑剧丑角的“明智”人物所能阻挡的。人民不会饶恕那些做尽坏事的人。这些人得意忘形未免早了一点。旧“神圣同盟”复灭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完全可以断定，新“神圣同盟”的结局决不会比旧“神圣同盟”的结局更好。
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一页。
②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四一页。
③《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五○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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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工作应该为现实斗争服务
韩树英
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武装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哲学工作者，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应该热情地担负起我们必须担负的任务。这项任务的提出，必将推动我们的哲学工作大大地前进一步，同时对启发我们去考虑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就哲学工作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问题，谈一些体会。
哲学和其他社会理论一样，它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生多大程度的积极作用，大体上取决于两方面的情况：一，它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精确程度；二，它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①思想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服务的。哲学从少数人研究的学问成为广大群众关心的学问，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重要变革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有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掌握广大群众，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掌握群众的程度越广越深，它所显示出的改造世界的力量也就越大。所以，把哲学交给群众，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哲学，也就成为我们党经常注意的重要工作，当然，这也是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进行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群众的道路，也就是哲学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道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哲学，并不是为了获得某些哲学知识来装点门面，而是为了掌握哲学这种思想武器来指导行动，解决现实斗争中提出的问题。也只有服务于现实斗争的哲学，才为广大群众所需要，才能够深入人心，才能够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成为群众手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革命运动，是因为革命运动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能够掌握群众，是因为群众在斗争中需要掌握哲学。我们党的历史上的整风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当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从哲学上，从思想方法上，把广大干部提高一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所深刻发挥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通过整风学习，就使我们党的广大干部的哲学水平大大地并且是切实地提高了一步。毛泽东同志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财富，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能够指导我们的革命运动，能够解决现实斗争中的哲学思想问题。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这应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哲学只有反映现实斗争的需要，服务于现实斗争，服务于阶级的政治任务，才能起到它应该起的社会作用。各个社会阶级都是要求它的哲学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特点，要求我们把它提到自觉的高度。哲学工作也只有服务于现实斗争才能得到发展，离开了现实斗争去谋求哲学工作的发展，这当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哲学工作者应该注意和关心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视野不能过于狭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首先需要注意和关心的，需要大力去进行研究的，应该是现实斗争中直接提出的哲学问题，应该是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提出的最迫切的哲学问题。首先关心的应当是如何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如果对这样的问题漠不关心，不感兴趣，不去研究，当然也就谈不到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当前政治服务。如果心目中没有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目的，为哲学而哲学，为研究而研究，那末，这种工作既不会有什么意义，也不会有什么出路。我们哲学工作者，只有从现实斗争的任务和需要出发，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才能作出有意义的研究。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项工作任务对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是我们应该把眼光从狭小的职业圈子里解放出来，加强理论和实际联系，加强哲学工作和实际斗争联系，进一步去研究和宣传解释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群众最关心的哲学问题，以此为实际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
研究现实斗争的问题是重要的、但又是艰巨的工作。常常因为对现实斗争问题的理解缺乏应有的深度，我们的某些工作会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毛病，因而使人会想到去走一条“稳当”的道路，去研究为我们所熟悉的“职业”范围内的问题。但这总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实践的过程中增长才干，这个道理对我们的工作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只要有心为现实斗争服务，为群众服务，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困难会逐步得到克服，服务的质量也会不断提高。我们的工作性质需要我们这样去努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服务于现实斗争的道路是异常宽广的，工作的方面应该是很多的。现实斗争对哲学工作提出的研究任务，会有比较短时期的，也会有比较长时期的，有大的，也有小的。对于如何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问题，理解得过于狭隘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不论情况会多么不同，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方向和目的，却不能不是一致的。
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结合生动的例子通俗地宣传哲学基本原理，这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理解了经典著作的思想和哲学基本原理，就可以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自己去思考和解决现实的问题。即使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对现实斗争的任务和现实斗争的问题，也需要有必要的了解和研究。至于说到专门的研究工作方面，要研究现实斗争中的哲学问题，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自己研究哲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具体特点，研究它的特殊的规律性，并且去批判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所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现实斗争中提出的哲学问题都是具体的哲学问题，一般原理在不同条件下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的特点。需要批判的错误思想，也是现实的具体的错误思想。这些特点、具体问题，正是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研究的。这些错误思想，也是需要进行具体的批判的。哲学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抽象，但是现实生活中却不存在抽象的哲学问题，也就不能有抽象的哲学工作。在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上，一般原理的单纯复述，不仅无济于事，而且由于不顾具体情况，甚至会得出荒唐的实际结论。列宁不是说过吗，“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②所以，不论解释经典著作的思想，或者进行哲学原理的通俗宣传，都只有作到“有的放矢”，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专门研究工作，当然更是如此了。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实生活中会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我们越是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业，或者处理他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就越会有新的哲学问题需要独立地加以解决。在我们面前还摆着反对国际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和现代修正主义哲学思潮的严重斗争任务，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批判。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在我们面前还始终摆着一个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任务。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局限在书本和课堂之间，对现实斗争没有必要的了解，那末这些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的这个认识论的一般问题，同样也应该向我们自己提出。正确的哲学思想当然也不是由闷居斗室，瞑目思索而能够杜撰得出来的。只有向实际斗争学习，向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广大群众学习，而后才能集中这些经验，概括出反映实际的哲学思想，再向群众进行宣传。如果从工作性质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算做教育者的话，那末教育者是应当首先受教育的。为了培养和锻炼哲学工作者使之为现实斗争能够多做一些工作，由有关方面创造一些条件，是必要的。但是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决心，却是要由我们自己下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表达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为实际斗争、为群众做出一些工作，才能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提出进一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任务。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是一贯重视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的。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为了在党内树立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思潮，为了教育干部善于总结经验，做好工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有关认识论的文章。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学习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和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对我们党的干部领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的意义，对促进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的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强国而奋斗。为了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会善于总结经验，更加自觉地掌握各方面工作的客观规律，为了学会善于进行调查研究，正确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广大干部和群众武装起来，就是十分必要的任务。我们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方针、政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能使我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就能深刻而正确地领会它们，并在工作中加以正确贯彻。我们哲学工作者只有不断地深入领会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才能增加为这项工作服务的自觉性。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现实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活动的最广阔的天地，是我们最好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工作，为现实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五二页。
②《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