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看了《燎原》以后
李立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大革命遭受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井冈山时期，曾用这句成语来鼓励同志们对革命的信心和斗志。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大革命经验中，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中，找出的一条重要的革命发展规律。中国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开始都只是“星星之火”，可是，为时不久，就燃起了烧遍全国的革命大火。为什么呢？我想，看了《燎原》的同志都可以领会到这个道理。当时工人群众受着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过着无法忍受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接触到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正好像“干柴着火”一样，自然就要燃起反抗压迫、剥削的熊熊的革命火焰。中国人民，首先是工农群众也正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面，过着极端贫穷痛苦的生活，因此，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英勇的反帝斗争，“五卅运动”一爆发，很快就形成了烧遍全国的大革命运动。革命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制造出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不被彻底打倒，被压迫剥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而且条件一成熟，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这就是真理。在大革命遭受暂时失败以后，有些只看一时表象，看不见实质的人，认识不到这个道理，就灰心失望，意志消沉，脱离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叛徒。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这个真理，就在当时极困难时期，也信心百倍地领导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克服暂时困难，终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真理，在今天还是有普遍意义的。归根到底，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对革命有没有信心，是能不能做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标志。
是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星星之火”又是怎样点起来，怎样燃成熊熊大火的呢？当然，这首先需要有善于点起群众革命怒火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由于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并且在他的领导下，训练和组织了革命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才点起星星之火，并使它烧遍中华，把腐朽了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厦烧得一干二净。《燎原》电影所描写的事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燎原》电影大概是以安源路矿工人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间，怎样逐渐觉醒起来、组织起来，怎样取得大罢工的胜利为背景的。一九二一年秋，我们党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到安源做了一段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我们党的湘区书记，安源是当时湘区所属范围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工人群众最集中的地方，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关于这件事情，李六如同志在他写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中，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开始办的是平民小学，学生多半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我们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开设工人补习夜校，已经是过了两三个月以后的事。平民学校的建立，首先是两个原已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并有通讯联系的铁路工人帮助筹办一切。为了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了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去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在平民学校的门口了。这样，我们就在合法的掩护下开始进行革命的工人运动。后来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时，把章程中的宗旨一条写成“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也就是为了取得合法，更便于进行革命活动。
俱乐部成立后发展很快，不到三个月就有一千多工人加入。特别重要的是，党的支部也发展很快，大约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才建立起六个人的支部，到七月间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形成了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到了安源，了解了各种情况以后，认为组织罢工的条件已在逐渐成熟，告诉我们要从各方面加紧准备。
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他在九月初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其中主要意思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我们正是根据这个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电影中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据说有些看了《燎原》的青年，不了解过去工人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惨痛，认为“过去工人生活没有那样苦，影片中表现的工人悲惨生活，是影片作者‘臆造’，或者导演的‘夸大手法’”。其实影片所反映的工人生活，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而且可以说只有描写不够，而决没有夸大的地方。当时工人在各种残酷压迫剥削之下，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个口号才激起工人群众这样坚决的战斗热情。这也就是“哀兵必胜”思想的客观基础。
当时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因此，不久后就派刘少奇同志到安源来了。刘少奇同志的到来，不仅使安源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而且他亲上前线，直接领导罢工运动各方面的工作。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雷焕觉到矿务局去进行谈判，在反动武装刀枪林立之中，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就是反映刘少奇同志当时进行的一场与反动派斗理斗智的坚强斗争。
从上述几点事实，就可以看出安源罢工的燎原大火正是安源党组织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点起来和燃烧起来的。《燎原》影片对于这一点做了一定的反映，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比起当时的实际来，似乎还有不足之处。如果把这一点更明确地反映出来，便会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中一些个人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一开始在上海六个区办了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接着培养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五年二月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又根据“哀兵必胜”的思想，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正是这个口号鼓舞了工人的斗志，激起社会的同情，并通过商会的调解，逼迫日本资本家部分地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了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胜利。因此可以说，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起了指导作用的。“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不久，又是刘少奇同志到了上海总工会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工作。
这就是我看了《燎原》电影以后的几点感想和回忆。我想，把这些感想和回忆写出来，对于领会毛泽东同志后来更加系统地发展了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团结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孤立打击敌人的思想等等，也许会有一些帮助。究竟对不对，还请读者考虑和指正。
（本文曾在《北京日报》发表过。现根据一些读者的意见，作了几点补充和修改。——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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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淮河风浪
贺羡泉
六月里淮河泛大浪，
层层大浪高过墙。
野鸭不敢落水面，
鱼儿忙往水底藏！
船家姑娘胆子壮，
把船儿驾在浪山上。
每一个大浪扑过来，
浪花都飞到她身上；
每一阵大风刮过来，
把船桅都刮得呜呜响！
姑娘稳在船舷站，
不怕那浪大与风狂——
防汛的器材装满船，
要连夜运往险段上。
你看她赶着“滚子浪”，
多像赶着一群羊？
你看她橹把握在手，
多像战士握着枪？
岸上人儿夸赞不绝口，
都问这是谁家好姑娘？
何必要问姑娘名和姓？
淮河儿女，哪个不敢斗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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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以阶级感情进行阶级教育
——天津市越剧团演出的《杨立贝》简评
李大珂
天津市越剧团演出的现代生活题材戏曲剧目《杨立贝》，采用的是王天一根据解放前浙江农村的一件实事所编写的剧本。在该团的演出本中，杨立贝本是地主吴展成的佃户。他因为不堪地主的残酷剥削，进山开荒。但是，地主唯恐其他佃农也效法他的榜样，竟然撕毁了杨立贝的地契，摔死了他的儿子。在一连串血的教训下，杨立贝对反动统治秩序开始产生了怀疑，出现了觉悟的萌芽。在奔往天目山寻找参加新四军的儿子的时候，与吴展成狭路相逢，也敢于进行殊死的搏斗了。最后，解放军解放了家乡，杨立贝的个人仇恨化为阶级仇恨，斗争了反动地主，这才开始走向了新生。
这个剧本塑造的杨立贝形象，是解放前的贫农中对反动统治和个人奋斗存有相当幻想的一种类型。他们经过了残酷现实的教育，逐渐由幻想的破灭而产生对反动统治的怀疑，最后出现了觉悟的萌芽，这种认识过程和种种受迫害的事实，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教育意义的。剧中所反映的杨立贝等人和地主吴展成之间的仇恨和斗争，不是个人间的仇恨和斗争，而是阶级的仇恨、阶级之间的斗争。剧中的杨立贝起先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虽然受到地主阶级最集中的种种迫害，却仍然找不到真正解放的道路；然而今天的观众，却能够从这一对旧社会的血淋淋控诉状中，重温解放前在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事实，激发起阶级的情感，受到一定的阶级斗争教育。特别是通过带有剧作者和演出者的鲜明爱憎态度，和具有阶级倾向性的舞台形象，从感性方面获得这种教育，它的效果更是深入人心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演出，欢迎这样的演出。
这出戏所要表达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杨立贝这个人物由不自觉转化到产生觉悟萌芽的过程表达出来的。可是，从演出本看来，对种种受迫害的事件的表现，似乎有些重于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刻划，所以在这种过程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显得还不够突出、深化。生活中的典型事物，和艺术中的典型形象不完全相同。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是寓于具体的、鲜明的、不一般化的个性特色之中的。我以为，如果能更多地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从具体事件中，着意刻划人物的具体性格和丰富的精神状态，更充分地挖掘杨立贝这个人物形象所蕴有的社会意义，这出戏所能达到的思想教育意义，有可能更深刻些。
其次，杨立贝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浙江农村。据剧本第七场交代，杨立贝的儿子杨立刚是投奔天目山上新四军去的。可是，在剧本的前半部，却看不出我党我军的活动对这个小山村有任何影响。这不仅使人感到剧本前半部的时代气息还不够浓厚，且关涉到对杨立贝这个人物的处理。既然生活在解放战争时期，而附近又有我党我军活动的具体环境，像杨立贝这样纵然是一种缺乏觉悟的贫农，我以为也可以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有可能存在于他性格之中的自发反抗性的一面。现在的演出本里是存在这种因素的。如果能恰当地描绘出这一点，既可以丰富人物的性格，使他最后的开始觉悟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可以使这个形象具有更浓厚的时代感，适当提高艺术形象对观众的教育意义。在剧本的结尾，仅把戏的重点放在斗倒地主上，没有着重展开在打神之后杨立贝思想状态上的重大发展变化，也同样使人感到有些不足。
比较地说，在越剧的传统剧目里，表现古代青年爱情题材的剧目较多；表现起来，也更谐调、擅长些。表现现代生活和斗争，对越剧来说，同样是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工作。天津市越剧团演出的《杨立贝》，整个演出，使人觉得是严肃、认真的，以越剧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也做到了相当的谐调可观。这种努力是可贵的。我们欢迎这样严肃、认真的演出态度，欢迎这样的艺术革新的尝试和实验。
在越剧的传统剧目里，以小生、小旦为主角的剧目较多；老生行当虽有，但以之做主角的戏并不多。《杨立贝》不仅是现代题材，且以老生为主角，对剧种和剧团来说，这也是带有革新意义的尝试。我们看到，老生演员邢湘麟扮演的杨立贝，在表现这个人物内蕴的情感方面，相当稳练、沉着。她的声音比较宏亮，在唱腔方面有时还融化吸收了绍兴乱弹的曲调，能够饱满、激越地表达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心理活动。她扮演的老一代农民杨立贝的形象，在越剧舞台上是立起来了。
在这个演出里，有些角色，像地主的狗腿子金三（章飞飞扮演），在表演方法和人物造型上，由于吸取传统方法比较恰当，戏虽不多，却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裘爱花扮演的杨妻，在几段重点唱腔部分，适当运用和发挥了越剧传统唱腔与唱法的特长，也能给观众以艺术欣赏上的满足，如果能更紧密地结合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思想感情，那么，对人物形象的创造来说，当会更鲜明、突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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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心是秤
钟怀
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这样想：当了干部还劳动，这和社员有什么区别呢？
干部和社员是应当有区别的。但是，首先应当考虑的还是和社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
干部和社员在一起劳动，这就好像有一条红线把阶级弟兄连结起来了，这就好像用一把钥匙把彼此的心打开了，这就好像拿一柄铁铲把干群之间哪怕最微小的隔阂都给铲除了。
如果干部和社员缺少这点最基本的共同的东西，只是站在上面发号施令或者站在一旁指手划脚，那就难怪社员们说了：“看起来很不顺眼，听起来很不顺耳”。
这样，和社员之间的区别是有了，但是难道有谁真的需要这种“区别”吗？
不爱读书的人，总是没有时间；爱读书的，就有时间，哪怕是开会前、工作后、等车、候船时的几分钟、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统统都被利用起来了。
同样，不爱劳动的人，总是没有时间；爱劳动的，就有时间。
你看，贵州安顺县有个“十处干活九处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熊少奇，“前些日子，他工作比较忙，就利用每天清早开会前的时间去拾粪。他每次去公社开会，总是提个粪筐，边走边拾。……有的干部参加劳动喜欢干整天或半天，熊少奇就不讲究这些，能做多少时间就做多少时间，有时连会前会后半个多钟头也不放过”（见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这位支部书记今年五十三岁了，他担任干部十二年来始终和群众一道劳动。为什么他能够坚持不懈地参加劳动？原来他认为，一天不同大伙在一起干活，就像菜里没放盐一样不是滋味！
有一个公社的社员，对他们那里的干部作出了三种不同的评语。
对不参加劳动的干部，评语是：“甩手掌柜”，“晃荡队长”。
对虽然参加一点劳动，但只是起个头接个尾、“影响影响”社员的干部，评语是：“领导生产一靠计划，二靠嘴巴，就是不靠硬干！”
对一贯参加劳动、而且是踏踏实实参加劳动的干部，评语是：“嘴说身到，说做合一，文武双全”。
人心是秤。同样是干部，但是在社员的心中，他们的分量却各不相同，决不是半斤八两。
做哪一种干部呢？让我们把群众的评语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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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暑假（水印套色木刻） 周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