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送革命的新文艺下乡
朱树兰
一
“把社会主义的文艺送到农村去”，是党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振奋人心的号召。从今年春节开始，首都文艺团体积极响应党的这一庄严号召，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歌剧、话剧、歌舞等新文艺送到农村人民公社，送到生产队，送到社员家门前演出。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三单位农村演出队的艺术家们，在河北、河南、安徽农村的巡回演出，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普遍赞扬，使他们又一次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号召的英明伟大。
农民群众喜爱文艺，这一点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对于那些不熟悉，或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新歌剧、歌舞，尤其是既没有歌舞，又没有锣鼓的话剧等艺术形式的群众，他们愿不愿意看？能不能听懂？接受得了吗？这一连串问号，都是农村演出队所担心的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农民不仅喜欢传统的、民间的艺术形式，他们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文艺也有很大的兴趣；最根本的是他们迫切需要革命的、健康的文化。演出队每到一个地方，人们争相传告，方圆二、三十里路的农民，扶老携幼地纷纷赶来。有时，全家只买到一张票，就一家老小轮流着看。河南睢县小关村四十五个人只买到十五张票，无法分配，最后只好决定三个人看一张。从几十里以外，骑自行车赶着看演出的也不是少数。在室内演出话剧、歌剧的时候，人挨着人，坐得没有一丝空隙。能够在广场演出的音乐舞蹈，更是接待了众多的观众。人们一圈一圈地坐着、站着，后面的大车也是一圈一圈的围着，楼梯般一层层的观众，自然形成了一座宏伟壮观的露天剧场。
有一回，中央歌舞团演出队到安徽怀远县龙亢公社的苏圩大队，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露天音乐会。不巧，开演的时候，天下起了毛毛雨。为了让农民听好演唱，演出队准备改期举行，可是观众坐着不走，坚持要听下去。就这样，在雨一阵大一阵小的情况下，演员坚持在雨中表演，五、六百观众听了两个多小时，到节目演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有的农民说：“你们能唱到天明，我们就听到鸡叫。”
演出队在农村，常常是按计划在一个地方演完了，还被群众挽留着不放，而下一个演出点的群众却又提前来接了。生产队要公社想法子多买些票，公社要求县委、区委批准多演几场；农民个个都希望看到中央派来的演出。许多人反映：就是看不全戏，看一看北京来的人也好。
二
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的农村演出队，各自带了一批优秀的剧目下乡。其中，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歌剧《夺印》、《朝阳沟》、《木匠迎亲》，话剧《夺印》、《李双双》，舞蹈《台湾同胞的斗争》、《雷锋在路上》和声乐节目等。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歌剧有《三月三》，话剧有《三代人》，舞蹈有《艰苦的岁月》等。此外，还有一批绚丽多彩，富有民族、民间特色的音乐、舞蹈节目。这些节目，特别是反映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夺印》演出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请听听农民的评论吧：
河北沙河县蝉房公社一个农民说：“看了戏心里亮堂了。”
河南睢县长岗区一个公社副社长（曾是大队长）说：“这几年我虽然没有变的像戏台上那个大队长一样，可是革命警惕性也确实不高了，看不清敌人了。敌人的花样把我的眼睛盖住，差一点没上敌人的当。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和地主、富农分子划清界线，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剧场门口，观众表决心的大字报说得好：“我们要牢牢的握紧印把子。”
许多地方头一天演出了《夺印》，第二天便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气象。有的人把自己积存的粪送到公社的田里，有的人把增产节约的大字报贴在公社门前，有的人到演出队找演员谈心，……还有人到公社，到县委要求给他们“派一个何支书来”。
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节目，对农民是最有力的革命传统教育。看了话剧《三代人》以后，睢县河堤区一个下中农对儿子说：“儿啊！咱们的江山来之不易。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拿出土改的劲头，要保住咱们社会主义的江山，再不能让坏人兴风作浪了。”安徽怀远县的农民看了《艰苦的岁月》舞蹈后，也说：这不是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儿吗？红军长征经过了千苦万难，我们生产上的一点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一定要学红军的精神克服困难。
农民普遍反映：实事戏（指现代题材的戏）比袍带戏（指传统剧目）好，有意思。
演出队所到的专区、县、区、人民公社，各级领导都认为他们对农民和基层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三
广大农民群众把演出队当成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慰问团”，是“八路军的宣传队”，这给了演员们很大的教育和鼓励，使他们深深体会到群众对党、对毛主席感情的无比深厚。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首先应该是坚决的、和群众共命运的革命战士。演出队到农村，刚开始，并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对他们亲如一家人的。如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演员准备分散住宿在老乡家时，有的农民表示不欢迎。当他们见到在邻家寄宿的演员，一进门，放下行李，就帮着挑水、扫地、磨面，手脚不停地干活，工作认真，作风朴实；第二天一早便跑到公社去检讨，说这些演员像老八路，一定要给他家派个演员去住。有的农民离家出外办事，把锁门的钥匙交给住在家里的演员看管，毫不见外。
演出队下乡，看到农村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以及农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提高了阶级觉悟。在河南睢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队到后不久，正遇上那里暴雨成灾，有的村子被水团团围住，有的堤坝被冲垮，公社立即组织了社员抢救。演出队也编成四个小组参加抢险排涝工作。趁休息时，还在地头表演小节目为社员鼓劲。公社的威力和农民的忘我精神，激发了演出队员们的热情，他们主动地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和钱送给受灾的农民。在河北沙河县，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出队参加了当地紧张的麦收，还参观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峡沟水库，那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期间修建的。这座民办公助的水库如今能解决当地五万人口的用水问题。那里的农民再也用不着走十里路挑一担水喝了。安徽泾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老根据地，中央歌舞团演出队，曾深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和皖南事变新四军战斗激烈的茂林进行慰问演出和参观访问。那里的每一位老人，几乎都能说出许多当年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对队员们进行了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巨大困难中，农村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人物，他们的先进事迹件件都是活的教材。演出队普遍反映：现在让自己长期在农村工作也是心甘情愿的。这种心甘情愿的想法，表明了农村演出队在思想上的重大收获。
四
为农民服务能够进行思想改造，也是一项重要的普及工作，这是农村演出队较普遍的看法。但是，能不能提高艺术水平，在很多人头脑中，还是打着问号的。经过三个月的演出，现在大家已经改变了这种想法，了解了农民不但是很可爱的观众，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文艺团体必须派最优秀的演员，带最好的剧目和演出到农村去；这样，才能真正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在群众的鼓励和帮助下，迅速地提高演出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
我国广大的农民长时期受着优秀的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熏陶，又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生产斗争知识，他们对文艺创作的评价，既重视政治内容，也要求艺术性强。这一点，中央歌舞团演出队是有很深体会的。在他们的舞蹈节目里，《台湾同胞的斗争》、《艰苦的岁月》和《工农是一家》，从主题思想来讲，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可是演出后，农民座谈会上，观众总是一再谈论前两个节目，很少人提到后一个。演出队请群众对《工农是一家》发表意见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表示印象不深，记不清楚了。为什么会给人印象不深呢？问题很明显，这个节目在艺术表现上是一般化的，没有特色，它不像前两个节目那样塑造了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这个事例并不是个别的，演员们在这方面有着很多感受。
再看看演员们的心得吧！在《台湾同胞的斗争》中，有一个扮演美国兵的演员，他过去演这个角色，常是从外形上设计怎样丑化这个反面人物。这一次听到农民讲到这个节目时说：“美国兵什么心都有，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心。”不禁引起了自己的深思，启发他必须进一步挖掘美国兵的灵魂，才能创造出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有的舞蹈演员曾在舞台上跳了多年的《采茶捕蝶》等有采茶动作的节目，却从来没有见过茶树，根本不晓得茶是怎样采的，只是在舞台上做出一些学来的采茶姿势。当她们这一回在安徽同茶农一起劳动后，再演出采茶的节目时，就不是在台上比划，而是有生活根据了。还有不少舞蹈演员一向醉心于旋转、跳跃、跟斗等技术的高超，他们以演情绪舞蹈为满足，通过为农民演出，也渐渐明确了熟练的技术和技巧，应该为革命的主题思想和塑造鲜明的形象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出队以前演的大多是外国古典歌剧，又是用所谓“洋嗓子”（即西洋发声法）演唱的。在党的教导下，他们在歌剧民族化的道路上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艺术趣味的影响。例如，他们较少考虑到群众的欣赏习惯，不愿意在乐队中运用打击乐，也不愿意使用二道幕，总觉得还是外国古典歌剧的做法好。这一次，在农村演出的头几场，每到一幕结束，关上大幕，台下就议论纷纷。有的农民说：“这么会儿就完了？”还有人说：“唉！这块大布（指幕布）就像一把菜刀，把故事给切断了。”他们在看到剧情发展得紧张时，光听到弦乐的伴奏，觉得很不过瘾，有的人说：“要是来几下锣就更有味道了。”要让农民看懂戏、看好戏的心愿，促使演出队作了不少改进。他们使用了二道幕，也学会打击乐，感到要更好地向传统学习的重要。特别是在演唱上，在这之前，演员为了不变口形和保持统一的共鸣位置，就只顾声音的圆润，常常咬字不清；就像群众形容的，只听见“呜呜的在哭，不晓得在干什么”。这一回，演员们在一定要让农民听清、听懂的思想指导下，打破了过去的清规戒律，做到了先字后腔。这不但无损于声音的优美动听，并且在字正腔圆和唇齿牙舌喉的灵活运用上取得了新的经验。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队一直是担心他们这种光讲话不唱的戏，会不会受群众的欢迎。事实证明，农民是非常喜欢的。而且，他们是语言艺术的创造者。《夺印》反映的是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话剧改编者不熟悉生活，在写到剧中冲突尖锐的地方，人们口中光喊着“不能分稻种，不能分稻种”，演员也觉得没有劲。在一次座谈会上，演员们听到一个农民谈到这出戏时说：“宁肯饿死爹娘，也不能吃种子粮”，非常兴奋，觉得找到了最有力量的语言。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深切的生活感受，演员是不能凭空说出这样生动的语言的。演出队吸取了群众的创造，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演出。他们下去才不过很短的时间，各地群众提出的建议，大大小小不下于二、三百条。他们尝试用河南方言排练和演出的《李双双》，更是向群众学习，和群众一同进行创作的结晶。
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这一批下乡的艺术家们，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进一步明确了为农民服务是文化工作的方向问题，是社会主义新文艺到农村占领阵地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要终身努力完成的事业问题。我们将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演出队，带着最新的剧目、最好的演员和演出，把社会主义的文艺送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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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后记
歌剧、话剧、歌舞这些艺术形式，农民能不能接受呢？像北京这些修养有素的艺术团体能不能在为农民演出中提高艺术水平呢？这样的演出活动对演员们的思想改造会有哪些帮助？这些问题，不少人在思想上是反复考虑过的，在理论上是一再讨论过的，而这次在实践中得到了确切的回答。
《送革命的新文艺下乡》一文告诉我们：农民对这些艺术形式不但能够接受，而且十分欢迎。社员们看了《夺印》，纷纷表示要同地主、富农分子划清界线，牢牢的握紧印把子。看了《艰苦的岁月》，就以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相互鼓舞克服生产上的困难。这些事例说明，农民不仅喜欢民间的、传统的艺术形式，而且对过去没有接触过或很少接触过的新的文艺形式也有很大的兴趣，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艺术形式能不能很好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新生活，能不能给农民以社会主义的革命教育，还在于演出的剧目，有没有相当艺术水平？事实证明农民观众的欣赏力和接受力都是很强的。
艺术下农村，把社会主义的新文艺送给农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普及工作。在这方面，大家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但是，也有人因此这样想：像北京这样的演出团体，这样水平的艺术家，到农村演出，对艺术的提高未必能够有所帮助吧？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提高？又如何才能提高？是脱离群众生活、脱离现实革命斗争，闭门造车的“提高”呢？还是扎根在群众的土壤里，呼吸着革命的空气，沐浴着革命的阳光来提高？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让艺术家们的亲身经历来作答。有人在城里跳了几年《采茶捕蝶》舞，不过是“照猫画虎”，随人比划。这次到了安徽和茶农一起劳动后，才使自己的舞蹈动作有了根据。歌剧演员为了要让农民看懂戏、看好戏，在演唱上下了不少功夫，因而在“字正腔圆”和唇、齿、牙、舌、喉的灵活运用上取得了新的经验。话剧演员们吸取了群众的上百条的建议，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演出。话剧《夺印》的编者因为不熟悉生活，在戏剧冲突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只能高呼“不能分稻种”。而“不能分稻种”的语言是干瘪无力的。到农村跟农民座谈之后，吸取了农民的语言，就使这句话变成了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艺术的心声：“宁肯饿死爹娘，也不能吃种子粮。”这样的台词，即使是修养有素的剧作家和演员，如果脱离实际斗争，恐怕也很难凭空“创作”出来。文艺永远是人民群众生活与斗争的反映，因此，亲自参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工农兵群众对艺术的创作和提高，有其不容忽视的发言权。艺术家们必须虚心地向他们请教，才能为自己的艺术生命打开不尽的源泉。这次到农村演出，不仅使这些艺术形式发挥了为农民服务、为农业服务的作用；而且也使自己学习到很多东西。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这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现在一般是没有人怀疑了。然而，要真正收到实际的效果，毕竟还是要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去，同工农兵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斗争，和他们同冷同热，同甘共苦，才有可能。这次到农村的艺术家们，不仅认真地为农民演出，而且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防洪抢险，一起割麦收庄稼。他们都深深地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为农民的革命和劳动热情所感染，所感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因此起了变化。三个艺术团体的这些经验又一次证明了，一个艺术家，要想提高艺术水平，提高思想觉悟，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而且要通过艰苦的实践。在实践中，艺术实践固然重要，而革命实践、农村工作实践尤其重要。只有认真地进行革命实践，农村工作实践，才能有根据地提高艺术的水平，才能使艺术更好地为革命服务，为生产服务，才能使艺术具有伟大的生命力。
（附图片）
中央歌剧舞剧院农村演出队在河北沙河县高村公社演出《朝阳沟》（左图）他们在黑瑙生产队参加麦收劳动。（上图）
范永祺摄
中央歌舞团农村演出队在安徽怀远县的田头小型演出（右一）。演员们背上行李，步行到下一个演出点去（右二）。
谭嗣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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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前进的道路上
方晓天
近几年来，直接上山下乡为社队演出，这还是第一次。因为我们事先在思想认识上、艺术质量上、劳动态度和群众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所以工作上受到社员们极大的鼓舞和赞扬。都说：“这不像普通的演剧团，这是工作队，这是老八路，这些人爱劳动，待人和气……”。
在连续三个月的演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英明、正确和伟大。文艺下乡不但是农村需要，同时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本身所迫切需要的。通过演出、劳动、访问、交朋友……，我们和农民之间的互相鼓舞和启发，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在艺术方面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一）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群众而艺术？当所谓“艺术的完整和统一”和观众的接受能力，以及喜闻乐见的习惯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是放弃我们的艺术观点呢？还是照顾群众的需要呢？这样的问题从我们下乡的第一天起，就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就以是否运用二道幕为例来讲：过去我们是很反对用二道幕的。认为这是艺术中最无能的一种表现。它使演员脱离了规定情境，破坏了艺术的真实与统一。可是这次为社队演出时，群众很不习惯闭大幕。每关一次幕，台下便议论纷纷：
“这么会儿就完了？”
“怎么老等着呵？”
“唉！这块大布（幕）就像一把菜刀，把故事给切断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究竟怎样来看待艺术的统一和完整？又如何来对待群众的欣赏习惯？在分散的农村，在男女老少皆有的场子里演戏，到底怎样来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又怎样才能使他们感到是连贯的？为什么我们认为统一的艺术他们却不能领受？这难道还没有说明我们和群众之间有着距离和不了解吗？另外，我们要好好想想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关大幕？因为历来在看传统戏时，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关大幕的手法，都是一口气连到底。他们认为这才够味，才统一。而我们一会儿一关幕，反而使他们感到是被菜刀切断了。这说明我们在编剧，以及导、表演的手法、风格等方面，都应考虑到农民群众的爱好和习惯。绝不能用我们所熟悉的或喜爱的（外国的）习惯来强加于群众的头上。
又如我们刚到农村演出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观众很难来齐。是什么原因呢？经过和社员们的接触才知道，乡亲们不听打三通鼓，简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看戏。于是我们尽快地向地方上的业余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学习了打通，以后每场演出，果然社员们都随着打通的节奏，愉快而准时地来到剧场。其次是观众看戏时不集中，常常视线停在乐队上，从每件乐器看到每个人。特别是对指挥的手势，觉得很奇怪。他们纷纷议论：“这是洋胡胡，那是大三弦……”还有人指着指挥说：“那个人前仰后合的是干啥的？”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后，也适应了群众的习惯，将乐队搬到台上的右侧角去了。过去在城市里演戏，台上哪怕是一个人的戏，台下乐池里也是二、三十个人伴奏，这次下乡，乐队减到八个人，工作得也很好。
另外，为了照顾群众的习惯，让社员更好地听懂我们所演的内容，我们把一些台词作了适当修改。这许许多多的改动，单纯从艺术的完整与统一，以及剧作的地方色彩来讲，可能是不及格的。但有一点我们是明确了：文艺工作者要为群众服务，首先就要有为群众服务的观点。既然送戏上门，就要想一切办法使群众听得清，看得懂。
（二）歌剧艺术是经得起考验的
综合性的歌剧艺术，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像社员们在看过演出之后所谈的：“有说、有唱、有表情、还有电光布景……，这可比袍带戏有意思。”看来，只要我们决心长期为他们服务，在各方面熟悉他们的要求，真正创作并演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歌剧是不难受到欢迎并得到农民群众的批准的。
我们中央歌剧舞剧院二团，近年来因演外国古典歌剧较多，曾被称为“洋团”。这次接受了深入社队的演出任务，感到又光荣又紧张，带着一种受考验、或试试看的心情下去的。通过三个月的演出证明：群众是欢迎的，演出效果是相当好的。当然首先与选演的剧目有关（《夺印》、《朝阳沟》、《三月三》、《木匠迎亲》），另外，当我们接触到真正的群众后，在我们的观念、观点和要求上也立刻起了变化。如在演唱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社员们听得清，如何作到先字后腔，同时也体会到字正腔圆及唇齿牙舌喉的灵活运用的重要。在这里，我们感到一切从内容出发，从为观众服务出发，从而探求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和表达艺术的手段的重要。我们二团的声乐基础不同于一般地方剧种的“真声体系”，而是所谓的“假嗓子”或“洋嗓子”。但经过为群众演出证明，只要我们创造性地将西洋发声法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来运用，而且在用的当中不断的加以修改和丰富，它就可以做到为我们的群众所需要和喜爱；具体的讲，就是在发声方面努力避免颤音。因为社员们曾形容我们有些人的唱“呜呜的，像哭一样”。在语言方面：我们从单字到句子，语气、语势及整个的语言风格等，都不断有所探求。我们一方面发挥和运用了西洋发声法的持久圆润等特长，另方面也打破了口形不变和统一的共鸣位置等清规戒律。在三个月的连续演出中，在社员们的监督和我们自身的努力下，群众认为我们的唱，不但听得清，听得懂，而且还好听。他们说：“就像戏匣子里唱的一样，刚中有柔，柔里又有刚，一点不带岔的。”
我们感到在声乐方面主要的收获：首先还在语言和发声之间作到了统一，而且主要的是使发声服从于语言，服从于所表达的内容，不是为了声音而牺牲了内容（语言）。其次是在吐词咬字、声音的表现力上有很大进展。再其次是西洋发声法经过不断改进，是可以为我们的群众所接受的。第四是我们在三个月的连续演出中，没有一个演员得职业病（即声带出毛病）。这证明我们近几年来在声乐方面的训练是有成绩的。
在表演方面，我们感到群众的欣赏能力很强，他们讲究唱得要好听，有味儿，道白要有声有色，表情要动人……。也正是我们要求的“唱、念、做、打俱佳”，手、眼、身、法、步要配合得恰当。“有说，有唱，有表情”是群众给我们的评语。但我们感到，如果我们的形体动作能再提炼一下，更舞蹈化一些的话，将会更受看，更得到群众的爱好和更有艺术上的效果。
另外，在如何与观众交流这一问题上，我们也有较突出的感受。平时在大城市演出，只是醉心于“规定情境呵，想像的境界呵……”然而在农村，却往往是直接与观众打交道。如果能把角色（自己）和舞台上的对方及台下的观众巧妙而有机地联系起来，就立刻能紧紧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且立刻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由此种种使我们体会并认识到：农民群众已习惯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已有一套欣赏艺术的习惯，因此歌剧如何在剧本和音乐创作上，演唱和导、表演风格上，更创造性地继承传统艺术，已是迫不及待的任务了。只有当歌剧艺术在内容上能够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在艺术形式上能够被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时候，我们的歌剧艺术才能在广大的群众中（特别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生根、开花、结果。
总之，这次上山下乡演出，对农村、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本身，作用和影响都是深远的。我们的政治热情和劳动态度，以及群众纪律，能够做到坚持不懈，与领导思想及同志们的革命认识是分不开的。但是，在艺术上我们认为还应当建立长远的服务决心和打算。因为我们究竟不只是工作队，而主要的还是艺术演出团，因而我们的工作好坏，主要是通过艺术。比如我们这次的工作已胜利完成了，那么下次将拿什么作品带给农民呢？我们有多少为农民演出的保留剧目和独唱、独奏节目呢？我们应该怎样准备呢？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要创造经验，积累剧目……我们要树立长期为农村服务的决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为歌剧艺术的民族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