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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堵“蝼蚁之穴”
本报记者 石子侃 王丙奎
在农村里，有无数这样的干部，他们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一尘不染，继承并发扬着党的优良传统；但是，也有一些干部，他们经不起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生活特殊化，脱离了群众，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而在这新与旧、公与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干部来说，经受考验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如何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成为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回答的一个课题。而要想回答得好，就在于时时警惕自己，警惕敌人。就这方面来说，河北省枣强县张秀屯公社庙东李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书尧，是一面镜子。
写在下面的是李书尧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警惕的几个“平凡”的事例。
一包纸烟
在人们的观念中，即使是一分钱，界限往往也是清楚的；然而对于烟和酒，就不那么清楚。常言说“烟酒不分家”，大概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我们在庙东李生产大队却听到了李书尧不吸集体一枝烟的故事。
那是去年秋后的事。
这个大队买来奖励社员的纸烟二百四十六包。烟在大队部里放着。有人说：“老支书，弄包烟吸吸吧，你整天为大伙操心，不算枉外。”
按李书尧的烟瘾说，不能算小。除去劳动的时间，那杆旱烟袋，几乎总是不离嘴。而眼前，是大堆的香烟。可不可以吸一包呢？“不！干部没有这种特殊权利”。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吸，这是集体的东西。”他边说边拧足一锅儿旱烟吸起来。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
巧得很，烟分给社员以后，正好还剩下一包。一包烟，全大队三百多口人，确实无法再分了。大家的意见是请干部们吸了算了。有些干部也觉得，分剩下的一包烟，大伙吸了也算不了什么。看来就等老支书一句话了。
怎么办？老支书沉思一会儿，慢条斯理地说：“一包烟，不算什么；可是咱吸了这包烟，就不能看成是小事了。”
最后人们一致同意把它留下来，下次再一并分给社员。
为什么李书尧把吸集体一包烟看成是大事？请看看他时时装在心中的一篇“座右铭”吧：“蚂蚁洞很小，护堤的人往往不注意它。可是一旦渗出水来，就会越冲越大，最后想堵也许堵不住了……。”
他就是用这种防微杜渐的精神处理一包纸烟之类的小事情的。
一项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是一种法律。然而，每一项制度的形成和执行，却要靠人们的高度自觉。
庙东李生产大队有这样一项制度：在农忙期间，除了烈属和五保户以外，任何人不准用集体的牲口套碾磨。
四月，正是春耕繁忙的日子。一天，保管员李书岗正在给挖河的民工碾米，恰巧李书尧和老伴也端着簸箕去轧面。李书岗见支部书记来推碾子，就说：“这些米一会儿就碾完，你们用牲口捎着轧了这点算了。”
“不，现在牲口正忙，我这个轧了自己吃，没早晚。”李书尧作了回答。
可是等李书岗放东西回来时，大黄牛已被卸下来拴到一边了，而老支书却正抱着棍子推呢！
“唉呀呀！又不是单另为你套的牲口，还能算违反制度？”李书岗真是感动极了，他牵过牲口，非再套上不可。
“要是别人赶上这个节骨眼，你让不让使？”老支书拦住李书岗，笑呵呵地问道。
“不让使。”李书岗干脆地回答。
“为什么让我使呢？”
“你是支部书记嘛！全村七十一户，不就是你一个支书？再说你上了岁数，工作累又有病。”老支书不等李书岗说完，便严肃地说：“正因为我是支书，才更应该遵守制度，不的话，咱们订的一些制度又让谁遵守呢？”
事情有些僵了，老支书看着李书岗难为情的样子，就又解释说：“我们当支书的也好，当队长的也好，参加生产劳动和遵守制度同社员是一样的，不能有半点特殊。要说和社员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干部更应当为大家多操点心，多起点模范带头作用。捎着使使牲口看来是个小事，可是你想想坏影响会有多大呢？”
保管员为什么要让李书尧使用牲口，除了支部书记这个“头衔”以外，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有个“捎”字可讲。而李书尧想的却是“捎”也好，“带”也好，只不过都是原谅自己的借口而已。
如果说防微杜渐是保证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条件，那么高度自觉、一丝不苟的精神，则又是作到防微杜渐的一个前提。
一 壶 白 水
在庙东李相邻的社队里，李书尧的绰号“一壶白水干部”的响亮程度，甚至胜过他的名字。这个绰号的由来和含意是什么？且让一个故事来作答。
这里讲的是去年岁末的一次。
张秀屯公社党委召开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中午休会了，饭馆里坐满了人。本来嘛，逢年过节了，进饭馆吃上一顿，却也无可厚非。
李书尧走近饭馆，那炒饼的香气扑鼻而来。来盘炒饼？不！这次吃炒饼，下次也许想吃燉肉了。他寻思着，两只脚早变了方向，像往常一样，向茶铺走去。
走进茶铺，他拣了个座位坐下——这也算是破例了。以往，他是连座位也不占的，要上一壶白水，冬天提到北墙根，夏天提到南墙根。茶铺的伙计，向这位熟识的老主顾打过招呼之后，便冲上一壶白水。老支书掏出带来的干窝窝，往热水里一泡，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一年到头了，怎么还是一壶白水？”另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半开玩笑似地问李书尧。
老支书呷一口白水，也打趣似的说：“老伙计，你说到了头的‘头’，是什么头？咱又不是小孩子，盼年盼节，吃吃穿穿。咱奋斗的‘头’不是共产主义吗？离这个‘头’还远着哩！”
一壶白水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然而，这只是若干个一壶白水的故事中的一个。仅一九六二年，老支书就到公社开会八十一次，而每次去开会，都是个一壶白水的故事。
现在，在庙东李生产大队，无论是大队干部还是生产队干部，人人都有一壶白水的故事。所以，其他队有的干部，又送给庙东李大队全体干部一个集体绰号——一壶白水干部。
如果有人说这是一种讽刺，我们却认为这是一种荣誉。愿所有农村基层干部都能获得这样一种绰号。
一条正根
不吸集体一枝烟，不违反一项制度，在墙根下喝一壶白水，以及如此等等的“小事儿”，看似平凡，然而它们却集中地反映出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特有的品质，闪射着党的优良传统的光辉。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李书尧的艰苦朴素作风，坚定不移和一丝不苟的革命精神，不仅为同代人树立了榜样，而且在青年一代的脑海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
让我们先把这样一段有趣的事情介绍给大家：
四月二十八日，张秀屯公社召开各生产队全体干部参加的会议。男男女女，到会的足有二百多人。饭馆掌柜的一见，喔唷！这么多人，无论如何也得卖几十斤大饼呀！便赶忙烙起饼来。中午休会了，饭馆里的全体人员都在准备接待顾客。而这二百多名干部，有的也像李书尧一样，只要上一壶白水，掏出自带的干粮啃起来。离家近些的，则干脆赶回家吃饭了。饭馆里为干部一顿午饭准备的那高高的一叠大饼，却一直卖了几天。
这只是人们学习李书尧的一个插曲。
在庙东李大队，在张秀屯公社，在枣强县各社队，李书尧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看齐的标杆。
再看看庙东李大队的青年一代。
这个大队里的青年，无论是干部还是社员，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热爱集体。大队长李彦清，会计李庆柱，团支部书记李金池等青年干部，都和老支书一样，同社员们一起包工，一起劳动。去年，六名大队干部共做了一千二百二十七个劳动日，而大队长和会计这两个事务最多的角色，却作了五百一十六个劳动日。我们看到，青年干部也好，社员也好，人人都是一身土布衣，两只家作鞋，会吸烟的又都是一根短杆旱烟袋。是不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好呢？不是的。庙东李大队的生产，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中是数得着的好队哩！那末，这又是为什么呢？问干部，干部们说，这是老支书按照毛主席的指教给我们做出的样子；我们也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永不变质。问社员，社员们说，因为党员干部们都这样做，我们也觉着这样做才是庄稼人过日子的一条正根。
“蝼蚁之穴溃千丈之堤，一趾之疾丧数尺之躯”。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懂得这个道理，特别是把它切实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这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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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防微杜渐
在自然界中，到处都有危害人体的微生物，它们对人体的侵蚀是无孔不入的。人要想使自己不受自然界微生物的感染，保护身体的健康，最有效的方法是防微杜渐，平日就要多加小心。
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微生物。这就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坏的习惯势力以及旧的偏见等等，它们对人的思想的侵蚀也是无孔不入的。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只要一经感染了这种政治微生物，而又不能及时地扑灭它们，就会逐渐地引起思想意识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甚至有可能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不受政治微生物的感染，也应该防微杜渐，在平时就要提高政治警惕性，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在一切方面养成良好的思想作风。
自然界的许多微生物，对人体的感染和侵蚀是渐进的，因而容易被人所忽略；同样，政治微生物对人的思想的感染和侵蚀也是渐进的，所以也很容易被人忽略。我们要提高警惕，决不要以为某些事情无关大体，错误地认为只是生活琐事，就对之漫不经心。要知道，一个人在政治上犯大的严重的错误，一般都是从犯小的轻微的错误开始的。
河北枣强县张秀屯公社庙东李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书尧，就很懂得这个道理。他不论对大事、小事，都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本来嘛，吸一包公家的纸烟，这能算什么大事呢？捎带着用队上的牲口给自己磨一点面，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这些都被李书尧坚决拒绝了。他把公和私划分得很清楚。在他看来，只要是集体的东西，哪怕小到只是一根纸烟，他都没有权利侵占；在他看来，不管是捎带也好，不是捎带也好，制度一经定下来，他就只有遵守的义务，而没有违反的权利。这种防微杜渐，严格要求自己，不因“小恶”而为之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应当学习的。李书尧同志的一举一动，不失为一面晶莹无垢的镜子！
处处防微杜渐，对自己对别人一丝不苟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样做，是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需要这种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为党和人民做更多更有益的事情；党的各级组织，也需要把这种精神贯彻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去。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干部的错误已经积累得很多、发展得很严重，才去处理，才去算总账。应该在平时就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在错误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这样做，既保护了干部，也保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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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报纸评论摘要
克服自满麻痹思想 夺取农业更大丰收
克服盲目乐观、自满麻痹思想，尽最大的努力，夺取秋季农业更大的丰收，这是当前华东地区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此决定全年农业大局的关键时刻，最主要的危险，是精神松懈，行动迟缓，坐失大好时机。
去冬以来，华东各地广泛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加强了，尽快地发展集体经济的要求更加迫切了。这种变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面对着这种大好形势，有些干部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乘胜前进，夺取更大的丰收，却滋长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增产已是十拿九稳”，现在可以歇一歇了。甚至一些生产较差的地方，也有些干部觉得“差不多了”，“好坏已经定局了”。有些地方旱象已经露头，虫害已经发生，还认为不要紧。在部分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地区，有些干部又产生畏难怕苦的情绪，自己不领头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反而认为群众不积极。不管盲目乐观，或是畏难怕苦，都会松懈自己的斗志，束缚自己的手脚，都是我们夺取秋熟丰收的思想大敌。
当前，摆在华东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克服盲目乐观和畏难怕苦等等思想，树立好了还要好的远大志向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雄心壮志，尽最大的努力，想一切有效的办法，夺取秋季更大的丰收。在风雨比较调顺、作物长势较好的广大地区，既要看到大好形势，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看到作物的生长状况并不完全整齐，丰收并没有“定局”。为了使丰收的苗头变为现实，除积极防治病虫等自然灾害以外，关键问题在于加强田间管理。在旱涝等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应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发扬互相支援、“丢卒保车”的高尚风格，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灾害，争取少受损失和不受损失。无论有灾区和无灾区，都应因地制宜地抢种一些晚秋作物，如荞麦、杂豆、胡萝卜、秋菜等等，这对秋季增产，同样有很大的意义。所有地区都必须为秋收秋种作好准备，力争精收细打，颗粒归仓。总之，加强田间管理，防治自然灾害，多种晚秋作物，是我们当前夺取秋季丰收的三大战斗任务，只有同时完成这三项任务，才能夺取更大的丰收。
能不能实现上述任务，时间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无论田间管理，防治灾害，种植晚秋，都要抢时间，抓火候。如果麻痹大意，贻误了农时，那么任何好的愿望和好的打算，都将变为空谈。
完成当前紧迫的战斗任务，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农村各级党组织应及时发动干部和群众讨论当前形势，讨论生产中的问题，以进一步鼓舞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热情，因地制宜地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展开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地改进领导作风，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同甘共苦。农村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更应带头蹲点，深入到群众中去，一面劳动，一面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来指导全面的工作，组织一个接一个的战斗。（解放日报社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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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产三万五千伏水下电缆线路
顺利敷设在安徽淮南市淮河里
全线通过十六万伏耐压电力试验证明，电缆性能和工程质量良好，一个多月来供电情况正常。
新华社合肥二十日电 我国自制的三万五千伏水下电力电缆线路，已在安徽省淮南市淮河里敷设好。全线通过十六万伏耐压电力的试验证明，电缆性能和工程质量良好，六月二十七日开始送电，一个多月来供电情况正常。
现在，淮南的充裕的电力，正通过这条电缆源源地输送到淮北，供应泥河电力灌溉区。待泥河电力灌溉站建设好以后，电力灌溉面积可增加到十二万五千亩。今后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需要，这条电缆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电力供应。
电缆的敷设工程比较复杂，既有水下作业，也有水上作业，需要电业、交通运输、机械、建筑等部门的许多工种密切配合。华东电力建设局安徽工程公司等有关单位，成立了水下电缆施工委员会，加强对这一工程的领导。在施工过程中，还得到上海基础公司、上海供电公司等许多单位的支持。放线工程开始后，正碰上雨季，淮河水位上涨近二十米，河水流速加快，给施工带来困难。但是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在滚滚急流中，勇敢地与洪水搏斗，使敷设工程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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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三批归国难侨诉述亲人的惨痛遭遇
难侨备受印方残酷迫害神经失常
新华社湛江二十日电 受印度政府迫害以致神经失常的第三批印度归国难侨的家属，向本社记者控诉了印度政府迫害他们亲人的罪行。
来自集中营的九十一岁老人许悌，带领记者去看了他的神经失常的长子许福全。这位受害者头发散乱，两眼无神。他左手拍拍胸，右手指指天，口中念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许悌老人心情沉重地对记者说：这完全是印度政府把他迫害成这个样子的。
老人热泪纵横地向记者诉说了印度政府迫害他儿子的经过。去年十一月印度政府大肆逮捕华侨时，许福全被印度政府从家里骗到夕沙卡警察局，说是要向他“问话”。他连和妻子儿女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无理地扣留下来，后来被送进了监狱。
许福全有七个儿女，最大的十多岁，小的只有几个月，他平日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女。被关进监狱后，他无法再和孩子们会面，由于过度忧伤，他变得整日如痴如狂。
许悌说：“后来，福全从夕沙卡监狱被押送到德奥利集中营，离家更远了。他想家的心越切，病情也越来越发展，嘴里整日叨念着儿女的名字，好端端的忽然又哭又闹。当他神志不清的时候，几次兴冲冲地要走出集中营回家看儿女，但都被警察捉回。五月间，第二批难侨走了之后，他看到许多人回国去同亲人团圆了，自己却看不到儿女，心里更是悲痛。有一次，他看着一群孩子，发起楞来，竟至昏倒不省人事。离开集中营到马德拉斯港上船之后，他还把大海当成平地，嚷着要跳下去带他的儿女回国。但是，可怜他的妻子和儿女至今还被扣留在印度未能回来！”
许悌又愤怒又伤心地说，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也在集中营里得了病，染上了黄疸型急性肝炎。他说：“我今年九十一岁了，原来指望儿子奉养我，想不到印度政府害得我反而要去照顾年轻的儿子。”
原侨居加尔各答的刘梅云的丈夫，向记者控诉了刘梅云的惨痛遭遇。他说：“去年印度政府大肆逮捕华侨的时候，刘梅云的母亲和三个哥哥一起被无理逮捕了。我原来在一家金店做工，今年初，在印度政府的黄金控制条例影响下，我也失业了。一家人生活无着，只得到亲友家中寄食。后来，印度房东在印度政府纵容下把我们赶出了大门。我妻子一方面思念亲人，一方面担忧未来的日子，当时加尔各答气氛又很恐怖，华侨人心惶惶，一日数惊，家家都买了帆布袋，包好日常应用的衣物，随时准备被捕。我妻子就是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下，经受不住刺激患了神经病。起初她只是语无伦次，到后来竟又哭又闹。我把家具都卖了给她治病，但是没有痊愈。”
难侨们还控诉说，被关进集中营的神经病人，也照样受到印度政府的折磨。他们说，有好几位患神经病的华侨关押在集中营里，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任何照顾，病情都显著恶化。难侨李伶波原来神经就有一些不正常，印度政府仍然横蛮地将他关入集中营。他苦念着在营外的父亲，加上只身被押入营，病体得不到照顾，病情相当严重。可是，毫无人道的印度政府对此无动于衷，继续加以关押，对这位患病的难侨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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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亲人要回来！”
第三批从印度回国的难侨前排自左至右：徐祥、陶宗贵、罗源、严啼；后排自左至右：何国伦、谢潮惠、陈明华等给中国政府写信，要求政府及时派船去印度，接回受难的侨胞和他们的家属。他们在印度集中营时，曾不断接到妻儿要求一起回中国的信件，但印度政府无理扣留了他们的家属，只让他们只身回国。
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传真照片）
第三批归国难侨何徇堂的妻子卢汉（印度血统）在向难侨们诉说她姐姐阿甘的不幸遭遇。阿甘的丈夫何汝敬，是第一批从印度归国的难侨。阿甘决心来中国和丈夫团聚，她于七月二十四日到丁树街火车站集中，准备来中国，但印度有关当局硬说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不准她启程。 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传真照片）
左图是第三批受难归侨何国伦、陶宗贵、陈明华等的家属要求同亲人一起回国的信件。难侨在印度集中营和监狱时，曾不断收到家人要求一起回国的信件。印度当局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唆使警察强迫难侨撕毁这样的信件。何国伦等好容易避过了警察的搜查，才把这些信件带了回来。右图是第三批归国难侨罗源、严啼、陶宗贵、徐祥、何国伦、陈明华等给中国政府写的信，他们一致要求政府及时派船接回在印度受难的华侨和他们的家属。
新华社稿
左图是第三批归国难侨罗源在六月二十一日为要求回中国的妻儿九人，向德奥利集中营当局写的申请书。右上图是集中营当局于六月二十五日在难侨罗源写的申请书背面的签字，表示同意他的家属回中国。右下图是印方交给我方的第三批归国难侨名单的一部分，上面有罗源之妻德里门和女儿罗秀莲等九人的名字。他们的姓名在名单上的编号是五百九十四到六百零二。可是回国的只是罗源一人。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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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廷泽看到南京十四年来的巨大变化
他访问了过去的贫民窟五老村，看到整个村子都在绿树花丛中，很有感触地说：“能变成这样美，真了不起。在台湾，今天仍然到处都是贫民窟，人们住在草席烂铁搭成的棚子里，挤得要死，脏得要命。”
新华社南京二十日电 从台湾驾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的原蒋军空军飞行员徐廷泽，八月中旬在南京进行了参观访问。
到南京的第一天，徐廷泽浏览了整洁、繁荣的南京市容。南京市城市建设局负责人告诉他：解放后，十四年来全市新建改建的道路有五百多公里，新建改建的桥梁有三百多座，公共汽车的路线，由解放前的四路增到三十四路，全市栽树一千八百多万株，还改造了五老村、双乐园等贫民窟三百多个。徐廷泽走进五老村，看到整个村子都在绿树花丛中，家家户户都很干净，盛夏的天气，连一个苍蝇也没有发现。他很有感触地说：“过去的贫民窟，能变成这样美，真了不起。在台湾，今天仍然到处都是贫民窟，人们住在草席烂铁搭成的棚子里，挤得要死，脏得要命。”
徐廷泽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正在南京举行的全国航空模型分区赛的竞赛表演。当二级无线电操纵模型飞机特技飞行表演一结束，他立即走到表演者陶考德的面前，和他握手交谈。他还会见了运动健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者薛民献和运动健将高国钧等。当他听说薛民献在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飞行高度方面，曾经以六千八百八十米的成绩，打破了苏联运动员保持的世界纪录时，兴奋地说：“你们给国家争得了荣誉。”
在南京，徐廷泽还参观访问了紫金山天文台、南京教学仪器厂和秣棱人民公社。在秣棱公社中学里，徐廷泽被三百多种近千件的教学仪器吸引住了，他感慨地说，他过去读书，从来没有用过仪器，今天在台湾，也只是少数学校有一点外国仪器装门面。
徐廷泽在南京还晋谒了中山陵，到雨花台人民革命烈士史料陈列室参观，并且在一次报告会上，向南京各界青年二千多人介绍了台湾人民的悲惨生活。
徐廷泽在南京访问期间，南京部队首长许世友上将、杜平中将和江苏省、南京市的负责人接见了他。
徐廷泽是在参观访问济南以后来到南京的。在济南，他参观了以制造龙门刨床驰名全国的济南机床二厂，并且同一些台湾蒋军人员家属见了面。两位有亲人在台湾的大学教授，还向徐廷泽畅谈了解放后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十九日，徐廷泽已离南京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