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呵，我的祖国……
〔美国黑人〕詹·密菲尔达
天刚明，还很昏暗，他们已经三、五成群地聚集拢来了。天气很凉，草上湿漉漉地沾满露水。可是有许多人已经在学校草地上等候安排了。他们大多数是些半大孩子，而且全都渴望睡觉。他们把手插在口袋里，坐在草地上冷得打战。
第一批黑人也从格林顿坐汽车来了。有三辆汽车转弯进入格兰特大街，开到学校前面停下。里面出来一些黑人，全是青年，在人行道上站成一排。然后汽车掉头，飞快地开回格林顿，去运第二批第三批，……
现在等在学校前面的差不多有三十五个人。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全都一样装束，穿着同样的上衣，全都在冷空气里瑟缩着身子。
快到七点的时候，开来第一辆警车。学校应该是在九点半开门，警察无论如何也料不到会有这样多人等在这里。汽车里出来了三个警察，第四个忙着用无线电和段上联系。然后四个人一起登上台阶，命令聚集在草地上的人散开。坐在草地上的人全站起来了，往旁边走了几步，不过真正离开草地的人不多。这时学校前面已经聚集了七十个人左右，其中大约有二十个白人妇女，她们首先拿出一些牌子，上面写着：“不让黑人进去”、“黑人坐到自己的学校里去”。
警察在小径上踱来踱去，驱赶着人群，可是人们一会儿又回到原处。现在他们已经在一百人以上。差不多有一半是黑人，这是汽车继续从格林顿载来的。一个警察在汽车里用无线电跟段上联系，要求赶快派人来。
刚到场的记者们见面前有这样一大堆人，不胜惊讶，可是在知道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又轻松地齐声叹了一口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相信今天自己的报纸会有一笔赚钱的好新闻。电影摄影记者却不然，表现非常焦急，因为天空还是像以前一样阴暗，拍出的影片会不清晰。
不久教员们也陆续出现了。在由警察清除出来的路上，他们许多人几乎是在跑着走，急急忙忙躲到学校高墙后面去了；另一些人若无其事地走着，装着没有看到周围的人群；只有很少人带着明显的敌意和厌恶眼光扫视着周围。校长是位瘦长的女人，带着严峻的眼神和几乎是方形的下巴，向着跟她点头的记者们怒冲冲地说她什么话也没有，一面笔直走去，仿佛四周没有一个人似的。小学生们却宁愿从旁门钻了进去。
太阳从云后出来了，天气变得暖和一些。汽车送来了许多警察，可是人堆也像发酵的面团似地不断胀大。记者们在人堆里跑来跑去，向引起自己特别注意的人搜集材料。现在人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首先到来的是那些流氓和天天跑酒吧间的人，可是现在又有十来个体面的城里人参加进去。一群群孩子跟在记者后面，杂七杂八地急着说，他们是在这所学校上学，如果黑人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无论如何再也不来上学了。站在草地另一边的黑人，愁眉不展地默不作声。
今天是汉克金的生日。他在这个巧合当中看出来吉兆，觉得自己非常伟大，全身充满力量，抱着绝对的信心。人们围着向他握手，拍拍他的肩膀称他是好样的。这使汉克金觉得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敬爱。他到底经过了痛苦的考验。难道不是吗？这些男人和女人都向他问候，并把他看成是自己的领袖一般。是呀，难道谁还不晓得他是在完成他们大家的事业。唉，要是此刻他能向他们喊叫那才好哩，他会喊出：“我——汉克金！往黑人房子丢炸弹的就是我！往夜总会前面投炸弹、炸死那么多黑人的，也是我！”
一位记者向他走来：“先生，别人说你是‘白人保护协会’的领袖之一，请允许我向你提几个问题。”
“提吧。”汉克金回答道。几个月前谁也不会关心他的死活，可是现在全国都闻名了，说他是在考虑种族问题。
“首先请回答我，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你的孩子们在这里上学吗？”
“不，”汉克金答道：“问题的本质在于我认为黑……黑人应该在自己的学校里念书。我认为不同种族混杂一起，对优秀人种的白人来说，是个致命祸害。”
“汉克金先生，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我以为你完全不是干斯勃洛人，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
“我是在纽约州出生和长大的。”
“纽约州，”记者点一下头：“那就是说你曾经在有黑人的学校里上过学。”
“对，”汉克金回答：“我的班里就有好几个黑人。”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黑人呢？”记者问道：“他们仿佛对你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是的，他们对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不过就在那时我已经明白，最好我们不要同他们在一起上学，所以我尽量离他们远些。我相信种族混杂是不正常的，不应该容许这种现象存在。”
“谢谢你，先生。”这位记者走开了。
快到九点的时候，人群里的嘈杂声突然静止下来，有些令人不可理解。因为四周围什么也没有发生，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黑人学生立刻就要出现。可是这群人到底还是知道了。真的，一连串汽车绕过屋角开过来了。
“看，他们来了！”有谁惊讶地叫了一声。
来的人从汽车里面很快走下来，向学校大门走去。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瘦小的黑人女孩，腋下夹着练习本和书包。一位高大的浅黄色头发的人牵着她的手。“这是市长！”有一个声音惊叫起来。惊慌立刻在人群中传开了。的确，来的正是道格拉斯，他手上牵着的女孩名叫米德列特·兰卡斯蒂尔。其余的黑人小学生走在后面，还夹杂着一些由父母带领的白人小孩。这是预先仔细计划好的。男孩子同男孩子，女孩子同女孩子走在一起，父母们跟在两边。黑人孩子的双亲殿后，走在队列后面。白人小孩的家长来得不多，他们差不多全都害怕，可是也到底有些人战胜恐惧跟着来了。前一天道格拉斯市长同他们讲好的那些人当中，有不到二十个人豁出来了，还向集合在学校旁边的人群发出挑战的眼光。
人群中充满惊慌。站在草地上的白人和黑人都默不作声。市长和黑女孩在从人群到校门的路上已经走了一半，要不是发生下面的情况，黑人已经毫无阻碍地走到学校里去了。可是这时生怕黑人进学校去的汉克金突然叫了一声：“瞧，市长，这位黑人的朋友，牵着黑人女孩的手走！”
他这声绝望的惊呼，发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作用。不但没有引起白人凶猛的愤怒，反而使他们活跃起来，发出一阵哈哈大笑，接着传来一阵叫喊：“唉，市长，不怕把你染黑了吗？”
“市长先生，真的吗？你的妈妈是黑人？”
不过在白人当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潜蓄着一种凶恶的沉默，随时准备攻击这些黑人孩子。不过他们还不敢下决心，这不但因为道格拉斯本人体现着市长的权力，而且也未料到来此会遇到一群准备抵抗的黑人。
从人丛中飞来一颗西红柿，刚好打在市长的胸膛上。市长周身溅满了西红柿水。这么着，也没有引起人群骚动，相反，人群里突然鸦雀无声。市长脸上红了一下，仍旧一直向前走。他走到门口停了下来，一直等着黑女孩和其他孩子以及孩子的父母进了学校大门，才向人群喊道：“各人回自己的家里去吧！没有事了，回家去吧！”
然后他态度自若地转身走进学校，随手把大门关上。
封锁道路的警察，开始把草地上两方面的人群往旁边的路上赶。一面反复叫着：“回家去，上班去！”一面挥舞着指挥棍：“没事了。”
人群慢慢退下。可是不知是谁，把一颗熟透了的西红柿打在一个送信的黑人孩子背上，溅得他满身都是。那孩子一下扭转身来嚷道：“真坏，你们这些白人……”
接着又有一个臭鸡蛋打在另一个黑人侍者的胸上，另一块飞来的石头还打伤了他的肩膀。他转身把一只装可口可乐的瓶子扔到白人人堆里。于是长时间抑制着的愤怒爆发出来了，白人和黑人互相骂着厮打起来，把警察也从路上赶跑了。
一个站在自己汽车旁边人行道上的警官，大声嚷着：“催泪瓦斯！”可是在发现年轻警察怎样也不会使用发射器和催泪弹的时候，他便一下夺了过来，一面骂着：“你是干什么的，不会用？”他装上瓦斯发射器，对准人群。
“呵，先生们，真舒服！”勉强蹬在汽车顶篷上的电影摄影记者喜出望外地嘟囔道。当然，谁在什么时候拍过这样的种族骚乱呢？现在他却拍下来了！上百的黑人同上百的白人打架……呵，鬼东西，这个女人大概已经被打死了！要是把她拍到镜头里面会多妙呀！呵，好极了，那位黑人抓住警察在墙上碰。把它拍成特写镜头吧。呵，鬼东西……又有一个倒下了，瞧，这个老头被打倒了。在最有趣的时刻，要是无须装换胶卷，凶殴老不完，太阳不躲起来……那该多好呵。
“黑杂种！”汉克金嗥叫着，拚命踩踢一个倒下去的黑种女人。这是他的多好的生日呵！他还从来没有度过这样的生日。他把一个小小的孩子用膝头一顶，摔倒地上，坐上去，拳头像擂鼓似地往小黑脸上打，一面透过牙缝毒骂着：“黑歪种，我恨死你，听见吗？我恨死你！”
等这孩子失去知觉以后，汉克金站起来，凶恶地四处寻着，看看再往哪一张黑脸上捶打。
传来一阵紧急的喇叭声，一辆救护车闪了过去，几乎撞上开来的警察卡车。汉克金在裤袋里摸着那支德国手枪，同时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在这样好天死去多么可惜！可是他知道他一定要这样做，而且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会被人打死。就让他死吧，他最后将成为勇敢无畏的英雄。他已经看到自己怎样在街上奔跑，躲在汽车后面举起手枪射击，就像电视节目中的暴徒那样。只不过现在一切全是真的，这件事在若干年后人们都会记得！今晚将有千百万人会谈到他和记者的谈话，他将闻名宇宙。
群架打得异常凶猛，但还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学校里面可没有谁会想到外面发生这样的事，还在集合学生到大礼堂听校长讲话。大人们在教员休息室里喝咖啡，休息室充满一片轻松愉快的气氛。
“市长先生，”一位红面孔的人紧握住道格拉斯的手：“我只想说一句，你的行为是英勇的。你永远可以指望得到我这一票。”
“呵，你投我一票，”道格拉斯说道：“也就是说总有一天你会非常不幸地搞起政治。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也到这里来了。”
道格拉斯面对凶恶的人群，平安地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领进学校来了！一想起这事，他觉得很高兴。这样他就成了一位货真价实的政治家。他知道马上就要来到的大选中，他可以指望根斯堡尔区的黑人选民投他的票。不过他对自己白人同胞的感情估计得是否正确呢？明天全国都会把他看成一位英雄。可能纽约的报纸会把他的照片和简历登出来。不过地方选举的结果是否能够胜利，还有赖于另外两家报纸所采取的立场。他并不反对人们把他看成一位英雄，不过他却更乐意做美国的参议员。
“先生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吗？”
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跑进来的这个人。他艰难地呼吸着，衬衣完全敞开，上衣被撕得稀烂。
“外面打得凶极了，”他报告着消息：“起码有三个人被打死。”
开始的瞬间谁也不相信他说的话，因为他们走进学校还不到二十分钟。可是这人脸上的狼狈相完全使人相信了，大家急忙冲到门口去。一敞开沉重的大门以后，大家全愣了，门外的景象使他们吓呆了：警察和穿着白衣服的医生、护士在抢救受伤的人；草地上躺着三个一动不动的尸体，用被单蒙着。市长看见警官正在同两个部下商量着什么。他向他们走了过去。
市长并没有听见枪声，可是突然觉得什么东西钻进了胸膛，使他透不过气来，接着感到全身剧痛，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这里离大礼堂只有一百码远，孩子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立不安，很想知道为什么学校周围会响起一阵紧急的汽车喇叭和警笛声。那个黑女孩，米德列特·兰卡斯蒂尔坐在自己的新同伴中间，专心听着校长的贺词。她立志要去证实，那些吵吵嚷嚷不让她进这学校的人，是多么粗暴和愚蠢。她将争取各门学科，连数学在内获得满分。校长讲完话，她跟着小学生们起立唱着赞美歌：
呵，我的祖国
你是多么自由的国家。
〔李榆译〕
第6版()
专栏：
家训
——一个老工人的谈话
韦君宜
同志！你要访问的是我的模范事迹，可是我不想谈那个。那点事，你们跑到生产科去就查得出来。你们的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干？”倒还可以说几句。
我要说的是我小时候的故事，我觉得最要紧的是这个。有了这，才有你们要问的那点儿事。
我进工厂二十一年了。在厂外还干了些年，开始当学徒那年是十六岁。这是说学手艺，要提开始给人家干活，比这还早。八岁就离开家到通州去，给人当小打杂。要照现在我的孩子们上学算实足年龄那样算法，那时我才七岁。还有个更小的弟弟，他才四岁，就离开母亲，跟着我上了通州。
我们从小死了父亲。父亲原来是涞水段上一个铁路工人，因为干活扭伤了筋骨病死的。父亲一死，我顶大的哥哥才十三。母亲头上扎着白孝布坐在炕上，瞧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左盘算右盘算，没了法子，就咬牙叫哥哥进了大厂学徒，叫我和弟弟上通州跟我姥姥去。母亲从门口叫进一个打小鼓的来，把屋里零星破烂的东西卖了个罄净，把房子朝房东一交，自己就上钱段长家给人家当使唤人去了。
我们弟兄俩是跟着舅舅走的，母亲托人捎信，把舅舅叫来接孩子。回去的时候，就是舅舅背着小弟弟在前边走，我拎个小包袱在后边跟着，因为我们没有买火车票的钱。孩子家走不动，八十里地走了两天半才走到。姥姥家也就只有姥姥和舅舅两个人。一厘地也没有，就靠舅舅给人家当长工。他又是个傻子，卖力气也挣不来多少钱。姥姥就每天领着我们小弟兄俩去捡人家的涮锅水。光这也不行，姥姥这才叫我去给财主支使，当了个小长工。
我先是在宅院里打杂，后来改了白天放猪，晚上煮猪食。到了这样白天黑夜干活的时候，我不过十二岁。年纪虽不大，可已经懂得过日子的难处了。我知道母亲扔下我们三个孩子去给人家洗脏涮净，心里有多难过。我也知道姥姥七八十岁的人，还成天拾柴火，捡破烂，给我们弟兄俩挣个麻袋片钱有多艰难。我懂得我们的命运跟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在通州，我们又只有小弟兄俩，我靠着他，他靠着我。姥姥已经老得不行了，舅舅又傻，弟弟还是个小孩子，我不管他谁管他？十来岁的我，就自己知道当家长了。到弟弟十二岁，我十六岁的时候，两个人都在财主家当小长工。一个人挣一点口粮，都拿回家交给姥姥，祖孙几个夹干带稀地伙着吃。弟弟本是一家里最小的，从小儿，一家人有苦总是尽量少让他受。从家走时妈就跟我说过：“要疼弟弟。”所以，在通州我也总是要挨饿就自己挨饿，不让他挨，为难的事都是由我去顶。弟弟没作过多大的难，他不懂事，年纪又小，一个小孩子见人家吃糖吃豆自己吃糠窝窝，哪有不嘴馋的？有一回，他就把地主家给的口粮拿去换了几个果子吃了。当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可真气坏了。气得我拿起一根荆条棍就打他，嘴里还数落着说：“你这么大的人长了心没有？你是个败家子！胡花海用！你是少爷公子吗？你吃什么果子？为什么要吃果子？”我一边打骂，一边自己气得掉眼泪，我气他不懂得过日子的艰难，他不该不明白自己并没有像人家孩子一样嘴馋的“权利”！弟弟是被我管教惯了的，挨着打，他一句不回嘴，光是哭。可是，这孩子个性强得很。我怎么也想不到，闹完这一场以后，竟然再也找不着他了。——他跑了。
我把弟弟丢了。这件事万万不能瞒着母亲。我找了几天几夜，最后只得哭着由通州走回自己镇上。到了人家钱段长家的下房里，找着了母亲。我二话没说，就给母亲跪下了。我求母亲打我。母亲听清了我因为几个果子把弟弟打跑了的事情之后，她先是发呆，楞磕磕地说不出话来，后来却一下子搂着我的头大哭起来，嘴里不断叫：“苦命的儿！”也摸不清她是喊弟弟，还是喊我。可并没有打我。我在父亲的老伙友家里凑合住了几天，每天去看母亲，有时候哥哥也来。娘儿们见了面光哭。母亲拚命埋怨自己，说她自己太狠心，又太没主意……一边说一边哭。其实，十六岁的我心里都明白，这哪能怨她？我们兄弟没话可劝她，也都跟着她掉泪。母亲又盘算了几天，不让我再走了，说：“都在这地方，虽然没有个家，晚上下了班还能见一面。”她东托人西托人，给我在木匠铺里谋了个学徒工。
好容易三年满师，我和哥哥两个人挣的钱刚够维持嫂子和侄女的生活，母亲还得在人家家里当佣工。谁想又来了日本鬼子。那年月，中国工人受的苦，吃的那混合面、豆饼面……谁都知道，连提也不用再提了！这还不算，鬼子来的第二年，正在六月炎天的一个夜里，我哥哥在厂里焊着活，忽然给电死了！怎么死的？没人知道，半夜十二点把哥哥尸体从大修的锅炉里扯出来，夜班工友们就传说纷纷，都说我哥素日和那姓崔的大工头不对，这件事出的有原因。我当时已经是厂里的工人，听见消息就想往办公室跑，旁边三个工友六只手把我紧紧地抱住了。他们问我：“要讲理去？到哪里讲？”工厂办公室可不是有理讲的地方！工厂里边有厂警队，邻居有洋狗队，从厂部办公室往那里押送人可真方便，连门都不用出。当时我一个普通工人，又是单人独马，还能怎么的？眼睁睁地没法办，没法追！哥哥在厂干了十几年活，厂子就只给钉了一口薄皮棺材，我一家恨得嘴唇都咬出血来，却也只有硬一硬心肠，——我的哥哥就那么死了算了！
母亲的雇主把她带到了北京，后来他家不雇人了，母亲就在北京街上“做小买卖”。哥哥一死，我一个人担着哥哥遗下的一家，还有我自己老婆的生活担子，实在吃不住了，听人说宣化府那边工资多些，不全吃混合面，那时候的我，懵头转向，只知瞎碰瞎闯，我就想上那边去闯闯。于是，我到北京城里去找母亲。
生活苦，星期天我还得卖零工。工厂离北京虽然只四十里地，那时候我可没时间进城探望母亲。光听人捎信说，她在城里做小买卖，我还真不清楚她做的什么买卖。到了城里，按她告诉的地址一找，我才看见了：原来我母亲就坐在东单大街的人行道地下，给人家“缝穷”呢！那年月，缝穷的老太婆都是那样，坐在地下，给过来过去的穷苦光棍汉缝补破烂衣裳，有钱的人，当然谁也不会找她们做活，所以才叫“缝穷”的。实在说，人到了缝穷，和要饭也就差不多了！说出这话，如今我不怕丢人，那时候，我心里可真难过。母亲一抬头见我来了，当时收起摆在她面前的几双袜底儿，站起身来，就说领我“回去”。回哪儿去呢？她领着我，到了王府井北边椿树胡同一个破庙，叫成寿寺。原来她就住在这破庙里边的一个空房里。这庙是人家寄放棺材的地方。两廊底下的各间屋子全都没有门扇，里边一个叠一个放着大棺材，棺材里都装着死了多年没埋的人。我母亲就住在廊沿口的一小间里，也是一样没门扇，只有一个从别处拾来的大破门框，门框上钉些破席片。她就把这门框倚在门槛后边，挡着些风雨。我来了，母亲上前去把门框搬到一边，让我进去。我进去一看，这屋子靠山墙有个炕，都塌了一大半，剩下没塌的那一个角角，勉强刚够睡下一个人。母亲的行李就摊在这角角上，脚头的褥子还有一半搭在那塌了的土堆上。这个，就是我的将近七十岁的老娘住的地方！我当时叫了声娘，心里就一酸。把自己的打算说了。她听了，却摇摇头，不同意。我再说，她就哭，说：“你哥已经闭了眼了，你弟弟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咱们死也死在一块吧，要受穷在一块受穷……”
母亲一边哭，还拿出两块钱来给我。她不放我走。我见她这样，当然也只有不走了。那时候她的心思，不指望什么翻身好过，只要母子能在一块受穷，也就算安慰了她的晚年。可是，实际上，她在城里缝她的穷，我在厂里上我的工，不走也是根本见不着面，又哪里能在一块呢？那时候，我已经学手艺十来年了，早当了工匠。要按如今的技术等级，也该是五六级的技工了，可是，我却没有养母亲的能力，连让她跟我在一块受穷都不可能，让母亲一个人在大街上去缝穷，住破庙，还要她拿钱出来给我，我这个人真是枉长白活了！我恨那个世界，转回头又恨自己。我一个男子汉，眼见母亲这样，真比她打我还叫我难过。
在工厂里，羞耻的事情更没法说。那时候，我回到家里，对着我那可怜的寡嫂和侄女她们，我也是个担负起全家生活、顶门壮户的养家汉，可是，到了厂里，那日本头儿“小噘嘴”为了我做自己的活不给他递东西，抬手就打我的嘴巴，抽我的脸，打得牙花流血。我的脸像炸了一样，全身的血全涌到脸上。这时候，车间门口就站着扛枪的日本兵。只为我孤掌难鸣，而且想起了近七十岁的母亲，我咬紧了牙，捏住拳头没有还手。他日本鬼子看的我连条狗都不如！我难道就没有一点儿人格？我就连羞耻都不知道？一个男子汉受了这样的耻辱，难道我就不觉得回家没脸见家人吗？老实说，那时我每到半夜里想起这样的事情，都恨不得搥着床大声喊叫出来！要是个人拚了命能管用，我有十条命早都跟他拚了。那时候的认识是实在低，找不着反抗的办法。——不过，谁是仇敌我还是知道的。我是个人，不是窝囊废。我心里伤心、忿恨，在人前从来连眼泪都没有流过。流泪有什么用？不过给耻辱挂上幌子罢了。成天受着这些苦累和欺压，我的背脊都弯了。所有这一切啊，就是我多少年过的生活！
我们厂里那时候也有党支部，厂门外“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并不是八路军派人贴的，而是地下党的同志们贴的。——这些，我都是解放后才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当时我也听说过有八路军解救穷人，还有解放区工人生活怎么的；我还想过，要是我哪天能在山沟小路上遇见八路军，跟上他去才好。也不知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跟我说话的人就是。我慢慢知道点世上工人并不全像我们那样过日子，也跟着他们参加过“饿工”斗争。可是，一直到解放，我这葫芦盖儿还是没揭开。
我那时候觉悟低啊！是真没想到一下子就来了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更没想到我那从小跑丢了的弟弟竟然也当了解放军，随军开进了北京城。原来他那年一赌气跑到通州市，碰上天津来的招工的，他就跟着人家走了，在天津郊区一个小木厂当了一阵工人。可巧他们这厂子里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工人为了反对打骂和挨饿，打跑了工头，那厂子小，敌人没看住，大伙儿就一下子跟着地下工作人员跑到冀中解放区去了。弟弟也就打那儿参加了解放军。刚一解放他就随军回到北京来，找到了我。当时兄弟一见面，我哪里还敢认他啊！他跑的时候十二岁，是一个拖着鼻涕赤着脚片的野孩子，如今变成了一个健壮的解放军军官，穿着齐整的军装，身板儿高大挺直，脸上红堂堂地放出光来。他一说是我的兄弟，我简直疑惑自己是做梦！真是梦都没有梦到过他会这样回来！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第一句就问我母亲在哪里。一听说母亲还在城里“做买卖”，我们就进城去看母亲。
母亲这时依然在椿树胡同那个装满棺材的破庙里住着。一听我跑进门就连声喊：“弟弟回来了！”她当时就怔了。再一见弟弟走进门来，她两手拉住了自己的小儿子，看了又看，放声大哭。一下子哭得晕死过去，叫了好半天才缓醒过来。后来，我们母子三个人就都挤着坐在那个半边土炕上谈过去这些年的事情。母亲和我向弟弟谈了好多好多的苦情，那是谈也谈不完的，我们两人一边说一边落泪。弟弟却跟我们讲了他这些年参加革命的事情。后来，他跟我一起出去买了些吃的来，母子三个一起吃了顿饭。我一边吃着，一边听着弟弟嘴里谈的，他在革命队伍里的生活、战斗、学习，以及解放以后工人的地位……我两眼直直地看着他，看这个小时因为几个果子被我打跑了的孩子，看他的神气，听他的声音。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明明白白的思想——这个世界变了！
我们吃的是很平常的饭菜。可是，我自从八岁离了母亲，二十多年来，这还是我们全家人头一次坐在一起吃饭！这么多年，为了活命，一家人一直是你东我西，连母亲和我都没有在一起吃过饭。我活了三十多年，没有在母亲跟前多少时，比起人家儿女，我叫娘的时候太少了。这是吃头一顿团圆饭哪！我想到这里禁不住又落下泪来。这回却不是痛苦的泪了。我擦干眼泪望着弟弟说：“兄弟啊！你就什么都不讲，我也明白了。从前你是什么样，如今是什么样。当哥哥的没管教你，没养活你，是八路军的小米把你养到这么大，共产党把你教训成人。这一辈子，你不能忘了党的大恩！”
母亲从此不再缝穷了。家里的生活也变了，弟弟转业地方，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以后，调到云南工作，母亲也跟着他去了。先前我劝她别去：“七八十岁的人了，还离乡背井跑那么远，怕受不了。”她却说：“那二十几年缝穷的时候，我想要坐火车上云南，有谁叫我去？”我一想也对，也只好让她去了。我嫂嫂自己立起了门户，大侄女新从师范学校毕业，当了教员。我自己的儿女也全都上了中学小学，家也从赁的破房搬到了新宿舍。对所有这些事，我是都细细想过的。我委委屈屈窝窝囊囊过了那么多年，那不是我甘心的。如今不能再糊涂下去。我想：自己从小到中年的整个经过。我想：自己有什么？除了两只手以外，什么也没有。自从出世就住的是赁房，真正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解放以后我并没有添出什么本事来。可是，现在的生活却和过去完全不同了。这为什么？这明明不是我个人的本领，完全是因为解放！特别是想起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吃团圆饭那情景，自己心里感动太深。我一个普通的木工，为我们新社会能做些什么呢？我只有能怎么做就怎么做。尽自己最大的能耐来做。
我自己在解放前实在觉悟低。现在我可明白了自己过去为什么受那些苦。明白了我们工人阶级从前是受压迫的阶级，所以我也受了那些压迫；如今我们工人当家作了主人，我才翻了身，我也是主人了！想起从前受的那些侮辱，现在也都明白了，那不是我一个人耻辱的问题。我本人没什么可耻的，我光有仇恨！
仗凭着党的教育，我才懂得了这点简单道理。懂得了自己是个什么人，我不能给党丢人！这就是我现在的一点点心愿。
我本来没多大能力，又没文化，从小学的是木工，对搞机器，真没一点门道。要说创造本来够不上。现在我也搞创造，不为别的，就因为自觉着我也是个工厂的主人，对工作得想主意，眼看着一个钻头七八元钱，嘎叭一声断了就完了，我只想怎么能变点法子替国家省几个钱，就尽着自己脑筋去琢磨，这么凑合上的。旧社会我活了三四十岁没个像样的家。现在工厂就是我的家。除了牵挂工作，我没有别的可牵挂的东西。再说，我觉悟得晚，这就比人家先进的缺着多少年了。要是我有更大的能力就好了！现在没做出别的，只有尽力能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候我有点小病小痛也尽力克服着，照常上班，不去不安心。这并不是我自以为特别重要，觉着工作缺了我不行。实在是想：那件活我熟，一请假大小会造成点损失。我能尽自己的力就尽自己的力。有时候家里孩子病了，老婆说孩子多有困难，要求我告假领孩子去看病。我就说：你看看！这街上现成有工厂自己的医院，你把大孩子领去看病，小孩子暂时托人管一管，这还能算个困难？我小时候，八岁扛小活，几时见过什么叫医院？又几时知道药水药面是什么东西？人才吃这几年饱饭，记性别太坏啊！
我本来是文盲，解放后才进业余学校，是党让我有了一点文化。新近我置了个笔记本，把自己从小到大经过的苦事都一件一件写在这个本子上。这不是为了练文章、登墙报。有时候，我的孩子们不听话，嫌菜不好饭不强，或者和别人比穿戴，要买这买那，我就总叫我那上中学的孩子把这本子拿过来，念给他的弟弟妹妹们听。这本子，我打算世代传留下去，叫儿孙们将来常看看。不许忘记从前的事，谁也不许忘记！你看我，不怕人见笑，四五十岁的人了，说着说着就当着你陌生的女同志面掉下泪来。实在是，人不伤心不流泪，想起这些事来我没法平下心去。我有这么个想法：以后再要遇见哪个工人工作挑瘦拣肥，不妨叫他关上门回想回想旧社会工人的苦楚。没有旧比不出新，没有坏见不出好。只要一想到过去那年月，就会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太大。面前有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厂里有时候请老工人给小徒工们谈话，当年的地下党员先进工人谈他们的革命斗争，我就老谈自己受的那些苦。实在说，这一班小将什么新事都懂，心又灵手又巧，哪一点都比我强。我就只怕他们不懂得仇恨。仇恨仇恨！没有阶级仇恨哪里有斗争？我总想让他们懂得，为什么我们这一辈的工人一提起从前的事就有那么大的恨和仇，那些仇恨又跟你们今天问的模范事迹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所谈的全部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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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创业（雕塑） 黄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