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勇敢地出发吧，年轻人！
——北京市大学毕业生家长座谈会
时间：八月六日，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
地点：西长安街，电报大楼旁的一个会议室里。
出席人：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家长，里面有三轮车工人、炊事员、工程师、大学教授、家庭妇女、公社社员、老干部等共十多人。
主席：北京市教育局负责人。
记录：本报记者。
最早来到这儿的是三轮车工人牟国宪，他今天特意换上了一件雪白的褂子，这衬得他那黧黑的脸膛更有光彩了。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家长，此刻他感到了一种荣誉感和幸福感。他有力地挥动着手中的大折扇，似乎要把他胸膛里起伏的感情搧得平静一些。接着，有一位衣着整齐，行动文静的人走进来了。看他手中握着刚买来的几本新出版的期刊，人们难免要猜想：他是一位教授，还是一位工程师？又有一位一手提着花布书包，一手拿着雨伞的老大娘走进来了，她笑容可掬地和早来的家长们寒暄，一边和主人数道着外面下得正紧的雨……。主席看看家长来得差不多了，便站起来宣布开会。
主席：来来来，请各位家长坐拢一点。希望大家毫无拘束地谈谈今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女们，谈谈对于国家分配孩子们工作的感想和意见。
等到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在崇文区酿造厂分厂当会计的邬中衡发言了。他操着一口道地的北京话，言语之间无法掩饰他那满心的喜悦之情。
邬中衡：我孩子叫邬象龙，今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了。局里打电话让我来参加这个会，我也没有什么准备，随便说两句吧。
孩子刚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可以考虑个人的志愿，但是也得看国家的需要，因为咱供孩子上学，是为了国家。如今国家把孩子培养出来了，国家让到哪儿就去哪儿，不能跟国家要价还价。
我一共有七个孩子，一多半都上了大学。您想想，在旧社会，我这么一个当会计的小职员，怎么能供得起这么多孩子念大学呵！我总这么对孩子们说，国家为你们安排了一切好条件，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多幸福！
孩子念书为了什么？从前中国有句老话“养儿防老”，现在用不着，我有我的工作，老了退休还有养老金。再说，我孩子学的是石油勘探，蹲在家里是勘探不出石油来的。我跟孩子说，你平常不是爱唱《克拉玛依之歌》吗？你往那儿去最好。我希望把孩子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新青年不知道旧社会，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将来会忘本的。
吴世璜（就是手里拿着几本杂志的那一位，他是北京大学副教授）：
今年大学毕业生比往年都多，这真令人兴奋。我要感谢党，感谢北京政法学院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人。我想起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忙着托人找工作的事，可是，毕业以后我仍然无业可就，无可奈何地又回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南洋找工作。
我和孩子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在国外，华侨常常受帝国主义的气，非常想念祖国，只有解放后我们才吐了一口气，人民政府关怀华侨，维护华侨利益。这一点，我和孩子是有深切体会的。
这次我的孩子分配到福建去。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我觉得，如果让孩子老在自己身边，孩子会有依赖性，就像长在花房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霜。
牟国宪（他似乎等待发言已经好久了）：
今儿个我能坐在这儿开会，非常高兴；在旧社会，我一个蹬三轮的哪能在这里开会？连这个门也进不来呵！
我女儿牟新玉在中国科技大学学数学，我家也出了大学生，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我一九三八年拉洋车，后来又改蹬三轮，一共干了二十五年。解放前，我这么个人，连个名儿也没有，顶好了人家叫我一声“洋车夫”，一般就干脆叫我“三轮儿”；直到解放后我才被人称为三轮车工人，成了工人阶级。过去拉一天车拉得腿直腰酸，挣的钱不够一天吃的。物价一天几个价，吃了上顿没下顿。拿什么供孩子上学？
所以我常对孩子说：咱们一定要学习好，做出成绩，为党出力，党指到哪儿就到哪儿，把国家建设强盛。分配工作无条件，不挑甜，不怕苦。这国家大事也好比一个家庭过日子，当家的若叫孩子上东，他偏上西，这一家的日子就甭想过好。有国才有家呢，咱们总得以国家为重。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不会说，请各位不要见笑。
任景祥（一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冒雨从东郊东坝人民公社山岔河大队赶来）：
我是焦光耀的妈。咱这贫雇农不会讲话，说不出个道道来。孩子念大学是党培养的，党把孩子分配到哪儿都行。他在学校学习，党教他为咱贫雇农服务，将来不论分配到哪儿工作，也还是得给贫雇农服务。我们作父母的都放心，多会儿也忘不了毛主席的好处。
曹淑兰（是那位提着花布书包、雨伞的老大娘，她看到身旁的这位大娘刚说完，就接着话头儿谈起来了）：
我也不会说话，没文化，一个家庭妇女，只能东一句西一句，可是我说的都是我的事实。自打孩子的爸爸在沦陷时期死后，我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过日子。我什么小买卖都做过，在前门车站卖过茶，卖过火烧。那时尽受日本宪兵气。赶夜车卖火烧，我让大小子在远处看着点宪兵，来了好喊我。一个小孩子能不打盹？我还没卖几个火烧，有收了钱的，有没收到的，日本宪兵一脚就把我那一篮子火烧踢翻了，眼看着火烧在地下乱滚，一个也拣不起来。受那压迫，有时真觉得活不下去！
解放了，我的恩人来了，好比阴天见了太阳。那是五几年来着？我脑筋不好，年份忘了。大小子和二姑娘都工作了，二小子上了中学，第四个老姑娘考上了工厂，哥几个和我商量，其他人都参加工作，只供二小子上大学。您看多快，这不，老二在地质学院都毕业了，这几年他可出息多了。我不会说什么，我就喜欢念叨咱共产党毛主席的好处。
高镜莹（这位身材高大、水电部的一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两次想发言，都被刚才那两位母亲给打断了。这回主席请他接着讲）：
我女儿在广播学院学习，这次请求分配到边疆去，结果如愿以偿，学校已正式通知她分配到新疆。我们全家都感到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非常高兴，说明这孩子这些年在政治上也有些进步。
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念过书，解放前就做过大学教授，总工程师，虽然不是资本家，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和政府很重视我，给我机会贡献我的力量。
我结婚晚，四十岁才有了这孩子。我今年六十三了。解放时，女儿才八九岁，可以说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鲜花，没有经过风霜。这些年，我们尽量让她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我女孩子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朴素，常穿打补钉衣服。
我们这种人从前是先从理论上认识革命的，很难用自己的经历来向孩子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但是，后来一想，从教育孩子热爱党和国家来说，也还可以谈一些事情。听在座的工人、农民同志谈的和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
我二十多岁去美国念书，我们黄种人是受气的，外国人看不起。一九五七年，党又派我去西欧考察，外国人对我就不一样了，非常尊重，非常客气，我就想，还是我这个黄种人，没变什么样呀？也许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比现在还要好看些，为什么他们的态度不同了呢？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独立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就常同我女儿说这个。
我是高级知识分子，比工农的生活当然要好，可是从前照样没保证。我从美国回来，两年找不到工作，到处托人，好容易找到一个水利机关工作了几年，谁知有人有门子，把我这个总工程师给挤下来了。
我对女儿说，你是大学毕业生，就要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想让你留在北京，在我们身边，你锻炼不出来。我二十多岁还不是一个人就跑到外国去了？不过我那时是个人主义，为了向上爬，你却是为了国家。
李景如：刚才高主任的话引起了我的回忆。高主任不认识我，却是我的上司呢。我是水电设计院的，他是搞大型水闸水坝的，我是搞中小型的（这时主席插话说，你也是一位工程师呵！）
哪里哪里！我小孩李川，在清华大学毕业，学光学仪器的。这孩子个子不高，身体壮实，学习成绩还好。
我在旧社会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念到中学，一心想上大学，就是家里穷得拿不出钱来交学费，上了中等技术学校。我有五个孩子，老大在清华大学毕业，当了助教。老二李川也在清华毕业，老三在航空学院学习，老四在冶金学院，他想去服兵役，就让他去了，老五上初中。三个团员一个党员。
我不像高主任，没出过洋，也没上过大学，但是我有同乡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同乡，是留法学生，是学化工的。回到上海，正是“九一八”事变，就失业了。他硬得很，不去托人走门路，当了建筑工地的小工。幸好后来碰到熟人，才找到个工程师职位。
关于学用一致，我也有个例子。这人也是我的同学，也是留法的，他因为没有皇亲国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业余爱好拉胡琴，结果参加了上海的明月歌舞团，拉胡琴混饭吃，流浪江湖。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这是一点不假的，我就是这样对孩子们讲的。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同孩子谈了一次，我说，培养你是父母的责任，但是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我们希望你为国家贡献出所有的力量。
任重捷（戴着眼镜，操着山西口音，是在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部门担任负责工作的）：
我来得晚了点，很抱歉。这一年多时间，女孩子从北京师范大学回来，我们父女总要扯扯。
我有五个孩子，这是最大的孩子。这孩子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生下来就交到农民家里养活，到七八岁，是党筹了一笔钱才把孩子接回来。
孩子的妈妈搞群众工作，女儿跟我上学，我们关系很密切。这次分配工作，我经常对她讲：“你是农民养大的，是党的财富，不是父母个人的财富。”有一次，我病了，我女孩子对我说：“我能不能分配在北京，好照顾你呵！”我说：“不，我还要到农村去锻炼，那里才有味道呢！我过去没念过大学，现在如果说我能写能算，那都是在群众中锻炼出来的。你爸爸是那里来的，你爸爸成绩不太好，你们是大学生，有文化，比爸爸强，应该青出于蓝。如果大家都待在城市，谁去农村呢？”
乍到农村去不惯，住一时期就惯了。我鼓励她去时说：我准备党随时调动我的工作，调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最近我女儿也说，分配到哪儿也行。我就做了这些事，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请领导上放心。
张仲：我女孩子叫张淑玉，在北京劳动学院学经济学。
我是个炊事员，现在交道口大街公社食堂工作。我不是大师傅，是“二把刀”。在旧社会，我学徒织地毯，快要出师了，碰上“九一八”事变，地毯生意吹了，这手艺就算白学了。后来，托人介绍到一家大公馆打杂，偷着学了点手艺。这三十来年，一直就作炊事员工作。
旧社会，像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那真叫白想，顶多念上几年书就得找工作。那时，我大孩子考小学，考了二年都考不上。学校是为穿大褂、坐包车的人开的。后来好容易托人送礼孩子才上了学。我当时总说，咱这样家庭的孩子聪明不了，天生不是读书的材料。
解放了，我家的生活改善了。大儿子、二姑娘从中学到大学，都是政府包下来的。大儿子早在天津大学毕业，现在部队工作。若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不可能供孩子上大学。
孩子他奶奶常指着孙子、孙女说，过去咱家的人，顶多能念两年书，到你们这一辈儿可算是欺祖了。女儿跟我说，她妈妈听说她要分配工作，有时掉眼泪该怎么办？我说：“掉眼泪是母女之情嘛！我过去出门当学徒，你奶奶不也掉泪吗？别管这个，不要紧！”我决定等她哥哥回来，一家人开个家庭会。她哥对我爱人说：“您记得我那时考不上小学，您打我骂我，说我笨吗？解放后，我怎么又考上学了？中学、大学都是学习成绩好学校保送的，根本没有考。这不是儿子笨，是咱们这种人家过去没法上学。现在妹妹分配工作要是远些，交通也方便，有什么挂念的呢？”几句话把孩子的妈妈说笑了：“咱一家人都挺进步，我呢？也不能扯你们的后腿。想你，我就去看你去吧。”从此，她妈的眼泪也不掉了，光跟闺女说，给你准备点什么呀。这次公布了，孩子分配到黑龙江省，她妈就说，那地方冷点，让妈给你的棉被再絮上点棉花，找点皮子给你做件衣裳。
主席（他看看房外的雨声好像已经渐渐地停了，这时电报大楼的时钟传来悦耳的鸣声，于是他站了起来）：
时间不早了，这个座谈会就谈到这儿吧，我们感谢家长们协助学校教育了孩子，感谢家长们冒雨来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这些年轻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也可能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希望家长对他们继续加强教育。
会散了，原来根本不熟识的家长，经过彼此这么一谈好像都很熟悉了，三三两两地一块儿说起来，有的说你的女儿去新疆，我的孩子也分配在那儿；有的说，我的儿子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这次要让他去农村教书……家长边走边话家常，他们都满怀着感激党和国家的深情谈着儿女们的前途，他们的心里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孩子们，你们是党培养长大的，你们就应该听党的话，按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幸福的年轻人，准备好行装，面向沸腾的生活，勇敢地出发吧！
（附图片）
〔苗地 插图〕
新社会我送你参加祖国建设
旧社会你爷爷送我到外边找饭吃
我儿子是解放军，在边疆保卫祖国
我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也分配到边疆参加祖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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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戈壁滩上的明珠”
毕舒来
“戈壁滩上的明珠！”这是新疆鄯善县的群众称赞吴明珠的话。吴明珠是西南农学院一九五三年的毕业生，刚毕业时在大城市机关里工作。她了解到祖国边疆十分需要建设人才，便毅然申请到边疆去。一九五五年，组织上分配她到新疆鄯善县一个设备简陋的农业技术站里担任技术员。吴明珠从外地引进棉花在鄯善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改进当地瓜果生产技术、发展粮食生产等方面，她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因而当地群众赠给她一个光荣的称号——戈壁滩上的明珠（见八月八日人民日报）。
得到这样的称号是容易的么？吴明珠，吴明珠，她的思想正像一颗明珠一样在闪闪发光！
几年来，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农村落户扎根。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受到了劳动的锻炼，懂得了许多农业知识，学会了许多耕作技术；同时也将他们在学校学得的知识和本领贡献给农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劳动和工作上都有显著的成绩，成为模范人物，受到群众的尊敬，他们是农村中千万颗像吴明珠一样的明珠，在到处闪闪发光。
要成为明珠，要它闪闪发光，有一个磨炼的过程。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不是没有的。初到农村，劳动不习惯，生活不习惯，农活不懂，文化娱乐生活比城市少，诸如此类都是困难。对待这些困难就好比“鲤鱼跳龙门”——跳得过便成龙，跳不过还是鱼。对这样的“龙门”，许多人跳过了，因此成了“龙”，成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成了受人尊敬的人物。为什么许多人能跳过“龙门”——能克服生活和劳动中的种种困难而奋发前进？这是因为他们真正认识到参加生产劳动对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锻炼和提高自己思想的重要意义，他们处处以祖国的利益为重，而很少想到自己，他们的思想是坚定的，因此困难没有吓倒他们，在困难的磨炼下，终于成为一颗颗明珠，大放光华。
然而，跳不过“龙门”，被困难吓倒的人不是没有。他们为什么跳不过呢？为什么在困难的考验面前犹豫动摇呢？
《西游记》上刻划了猪八戒这样一个有趣的人物，在西天取经路上，他总是动摇不定的。孙悟空被师父赶走了，师父被妖怪捉去了，困难来了，他就嚷着要“散伙”，回他的高老庄当女婿去。这说明他取经的心是不坚定的。我们有些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热情是有的，但还缺乏牢固的思想基础，缺乏投入劳动的熔炉中去锻炼的勇气和决心，在劳动和生活中，一有困难便踟蹰起来，而念念不忘城市生活，想回城市去。这样跳“龙门”当然是跳不过的。也有的人认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屈才”，是“大材小用”，旧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坏思想还对他们起着作用。其实“才”何曾“屈”，“大材”亦何曾“小用”，像吴明珠那样成千上万有觉悟的青年，不是通过劳动生产在农村大展其才，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成为一颗颗明珠闪闪发光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要不得，要改。应当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因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也改造人类本身，世界上的一切离开了劳动都是不行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无疑是有帮助的。他们定会通过劳动生产的锻炼，把自己磨炼成闪闪发光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