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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00号三轮车
一个晚上，我从硖石搭火车回到杭州，出站时正风雨大作，我站在车站门口，望着前面水雾迷蒙的道路发愁，怎么办呢？我既没有雨具，又带着很重的东西，而宿舍又在离这儿很远的沈塘桥。
我决定叫一辆三轮车回宿舍。可是，当我说要到沈塘桥时，好几位迎上来的三轮车工人都犹豫了。这时，一位高大而结实的三轮车工人，忽然赶了上来，大声说：“我去！”服务员还没答应，许多刚才有些犹豫的三轮车工人，一见他上来，竟都抢着要去，服务员不知如何是好。那位高大而结实的人却笑着开口了：“这种情况，照老规矩，哪个先应，哪个先去嘛！”服务员就说：“好，那就让春森同志辛苦一趟。”
车外风雨交加，我在舒适的车厢里，看着这位春森同志的湿漉漉的背影，心头不禁涌起了感激之情。我说：“春森同志，蹬慢点好了，我不急。”他却把车依旧蹬得飞快，而且气不喘声不急地回答：“你们出差也是够累的，应该早点休息。我们做这个工作，习惯了，没什么。在我们这社会里，大家都是互相服务嘛！”
我听了他的话，非常感动，就和他一句句地搭讪起来。他告诉我，他从十九岁起就拉黄包车，在旧社会，真是吃尽了苦头，反动军官、官僚、流氓、地主、资本家都可以随便打骂他们，那时，他每天出去拉车，老婆总是担心他被打肿脸、打瘸了腿回来。有一次，他真的被伪军官打得死去活来，在床上足足躺了四个月。他又说：“现在有些青年人不知道旧社会的那种苦，也就体会不深新社会的甜，我们服务处新吸收了几个青年，平时跳跳蹦蹦，说说笑笑，但是一蹬上车子，却把帽子拉得几乎遮住眼睛，他们认为蹬三轮不光彩。嘿！为人民服务不光彩，什么事才光彩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一路上，谈谈说说，不觉路远，很快就到了。我住的邮电宿舍，是一片黑压压的十四幢房子，一眼望不到头。从一幢到十四幢这段路都是石块砌成的，蹬车子很吃力。我正想跳下车，春森同志却说：“送佛送到西天，你住在八幢，我慢慢蹬去。你脚上穿的是布鞋，又拿了重行李，不能步行啊！”他把我送到宿舍门口后，当我正要问他姓什么，并想在意见簿上留些感谢的话时，他却很快地蹬着车子走了。杭州市三轮车的车座后面，都漆上白白的大字车号，我只看到这辆车子的车号是“1000”。这个“1000”号三轮工人的形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六月十五日早上，我打开《浙江日报》，第一版刊载的一篇通讯吸引着我。通讯写道：“在杭州市大街小巷，人们有时能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人，蹬着一辆‘1000’号三轮车，东来西往载送旅客。他就是杭州市三轮车服务处党委书记王春森。四年多来，王春森始终坚持跟班蹬车，……王春森和普通工人一样蹲在车埠，轮到他出车了，不论旅客要去郊区或者跑长路，他都热情接待……”
原来那天夜里送我回宿舍的“1000”三轮车工人，就是杭州市三轮车服务处的党委书记啊！杭州邮电工人 邵越
（附图片）
关景宇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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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件小事
吴滤
这个题目，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借来的。
一九二○年，鲁迅先生用这个题目写过一篇短文，收在《呐喊》里。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件小事便是“民国”六年一个冬天的早晨，鲁迅先生因为生计关系，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一路上几乎遇不见人，刚进S门，忽而一个老年女人横过马路，衣服兜着车把，慢慢地倒在地上。虽然“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车夫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并且毫不踌躇，搀着她的臂膊，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鲁迅先生写道：
……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鲁迅先生最后谈到这件小事时，他说：“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读了今天报上《1000号三轮车》的读者来信，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当我们看到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三轮车工人自告奋勇，载着一位携有重行李的旅客，向水雾迷蒙的远处蹬去时，当我们看到这位三轮车工人一路体贴乘客，把他送到宿舍门口，不以为苦，反以为荣时，当我们看到正待乘客要在意见簿上留些感谢的话，这位三轮车工人却很快地蹬着车子走了时，当我们看到这位三轮车工人不是别人，而是杭州市三轮车服务处的党委书记王春森同志时，我们也不禁感到了鲁迅先生曾经感到的那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然而，这后影，却又比鲁迅先生《一件小事》里那个车夫的后影，不知高大了多少倍。他，一个党委书记，这在从前就是所谓做官的，却没有半点官气，反而像普通三轮车工人一样地蹬车，而且别人不去的远处，他第一个去；支配他这样热情工作的，不是什么物质的刺激，也不是什么良心的驱使，而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这形象，真是要“仰视才见”的啊！
“民国”六年，距今将近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正是豺狼当道的时候，鲁迅先生耳闻目睹的国家大事，总是些尔虞我诈，倾轧排挤——只是教人增长了坏脾气，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唯有在劳动人民的身上，才能增长些勇气和力量。如今，换了人间，像王春森这样高大的形象，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再是凤毛麟角，而是难以尽数的了。在田地里，在工厂里，在商店里，以及在三轮车上，正不知有多少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像普通劳动者一样地辛勤劳动着。我们耳闻目睹的国家大事，也不是使我们增长坏脾气，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而是使我们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更加热爱党和国家，热爱我们的人民。这是我们比鲁迅先生幸福的地方。
不过，面对着王春森这样高大的形象，我们也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反躬自省，看看自己有没有惭愧的地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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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为什么跟班蹬三轮？
中共杭州市三轮车服务处委员会书记 王春森
最近，常常有人问我：你当上了干部，为什么还参加体力劳动？这一问问得好，倒促使我仔细地回想起来。
我原来是人力车工人。一九五二年当上人力车工会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最后一辆人力车送进了浙江博物馆，杭州市人力车这个行业就没有了。不久，我也转到三轮车的工作岗位上来。
当时，有些同志替我担心：王春森不大熟悉三轮车业务，能行吗？
同志们的担心提醒了我。我想：在旧社会里，资本家说我是最笨的人。今天党培养我，人民群众选我当干部，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我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群众对我的期望。我下定决心跟班蹬车劳动，学习新的业务。
劳动是对干部的考验
有一次，我蹬着三轮车路过武林路。碰到一个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看见我，惊讶得叫了起来：“咳！你怎么也蹬车子？”后来我在劳动中，又碰到好多熟悉的人，他们之中也有人常常抱着怀疑的态度看着我。
我想，他们一定是怀疑我从干部岗位上降下来了。这时我不禁抱怨起自己的工作岗位来。干我们这一行，参加劳动就要和马路打交道，马路上人来人往，很容易碰到熟人。怎么办呢？还要上街蹬车子吗？
想着想着，我猛然醒悟过来，开始意识到这种爱面子的思想，是受了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习惯势力的影响，这是个危险的想法。我是个拉人力车出身的人，吃够了那些寄生虫的苦，难道还能学他们吗？
解放前我拉过十二年的人力车。那个时候，人力车工人都是很穷困的，最被人瞧不起、最受气。资本家、地主、反动军官、流氓、恶霸对我们，要打就打，爱骂就骂，完全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解放后，剥削阶级被打倒了。可是剥削阶级那种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还没有全部消失，它们仍旧在人们的头脑里发生影响。那些看到我蹬三轮车就表示惊讶的人，多多少少也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我是在这种旧思想、旧习惯势力面前屈服，还是挺起腰板顶住呢？这不是小事，这是考验我能不能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是不是还记住剥削阶级的种种罪恶，能不能无愧于人民勤务员的光荣称号。我绝不能被这腐臭的东西俘虏过去，我不能忘记自己穷苦的出身，不能离开劳动中的老朋友。不劳动就会褪色，只有好好地跟班劳动，才有可能保持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才有可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也才有可能抵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能够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
“身教胜于言教”
干部参加劳动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有一回，有个青年工人见我也在蹬车子，脸孔忽然红了起来。
这是什么缘故呢？
在以后跟班劳动的时候，我特别注意青年人的情况。后来陆陆续续地听到青年工人的一些话——
“王书记也会蹬车子？”
“他是老工人嘛。”
“王书记也上街蹬车子，我们更不应该看不起自己的劳动……”
后来了解到，那个红脸的青年看着我也在蹬车子接送客人，他感到过去看不起自己的劳动很不应该，想想难为情，就红了脸。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干部跟班劳动，热爱劳动，对青年工人是个很大的鼓励。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吧！
又一回，我和几个青年一起把车子停在城站广场旁边的停车处。我忽然回想起解放前在这个地方的一场遭遇来。
我对青年人说，有一回，我拉着车子上这里兜生意，不提防“白帽子”（伪铁路警察）从后头过来，一枪托打在我的腰上，不准我在这里做生意，还威胁着要把我关起来。现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劳动受到大家的尊敬，都叫我们是“三轮车工人同志”。乘客绝大多数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干部、工人和农民……，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奔忙，为他们服务不也是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要以为蹬三轮车和马路打交道没意思。马路就是我们三轮车工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场地。
在劳动中做思想工作
在劳动中谈心，青年人容易听得进去；如果有什么疑问，他们就会马上提出来。有些青年人说，自己并不是完全看不起蹬三轮的劳动，问题是人家看不起。是啊，这是个问题，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啊！我们三轮工人要有骨气，不怕人家闲话。只要我们站得正，只要我们的劳动对社会主义有利，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还怕什么呢？我们应当热爱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战胜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这样，我们应当感到光荣、幸福！
日子一久，青年人喜欢和我接近了，有什么心里话也跟我谈了。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对劳动的看法渐渐起了变化。不安心蹬三轮车的现象少了。
我深深地体会到，思想工作不能局限在开会、听汇报上。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更应当到劳动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患难，这样，人民群众才能把心里话告诉我们。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及时地了解活思想；了解了活思想，思想政治工作就能有的放矢。四年多来的跟班劳动，使我逐渐明白了工作和劳动的关系，逐渐提高了参加劳动的自觉性。这也是我能坚持跟班劳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载浙江日报，本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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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各地报纸上
《我这十四年》深受欢迎
十四年前的五月二十五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日子。从今年同一天起，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出现了《我这十四年》的专栏。
五月初，解放日报发起了《我这十四年》的征文，一个半月内，应征稿件就有一千七百多篇。征文作者给编辑部来信说：在解放十四年的今天，他们有很多话要向党倾诉，向人民倾诉。有一位读者写道：“看到这次征文启事，往事立刻一件又一件在我脑子里重现，回想过去，看看现在，心里激动极了。写，一定要写。”有的人说，他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的”；“不是从手里写出来的，而是从心底里吐出来的”。不会写的人，还请人代写，要借着这次征文的机会，“一吐心中的大快”。可以看出，“我这十四年”的征文，选择了上海解放十四年这个适当的时机，为读者提供了写亲身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好题目。
在已经发表的六十几篇征文和读后感中，有不少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大城市的深刻变化。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程师鲁宝林在《中国工人就是有骨气》的文章中说，二十八年前当他还是个青年工人的时候，这个发电厂连螺丝钉都是外国进口的，技术要害部门由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着。鲁宝林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普通的技术问题，回答是：“你读二十五年书以后再来！”历史无情，二十八年后，鲁宝林和工厂别的人们一起，在杨树浦发电厂安装起了中国工人自己制造的六千瓩的汽轮机，只用了四天零二十一小时二十五分钟。鲁宝林在征文中自豪地说：要永远保持中国工人的骨气，让一切敌视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面前发抖！《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是药剂士陆德衡叙述的跑马厅的变化的题目。跑马厅原是帝国主义分子设在上海市中心的占地约五百亩的大赌场。解放前住在跑马厅旁边的店员陆德衡，和他的朋友在店堂后墙挖了一个小洞，想在夏天吹到一点跑马厅广场送过来的凉风。想不到竟为此触怒了“洋人”和狗腿子，陆德衡的朋友被赶出了店堂。而现在，跑马厅已建成了幽静美丽的人民公园。上海公共交通公司石鸿泉的文章《一双挂在墙上的旧高统胶鞋》，记录了另外一个变化：在旧的遗迹上面，新的工厂、新的工程一项项地建设起来了，破烂肮脏的贫民区里立起一排排干净整齐的工人住宅了。过去，石鸿泉居住的梵皇渡路有一条臭水沟，下雨天水沟涨水，泥浆四溢。石鸿泉买了一双胶鞋，全家轮流穿进穿出。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把这条沟填成了平坦大道，他把胶鞋作为一种纪念品保存着，挂在墙上了。征文中还反映了新人的成长。中华冶金厂助理技术员吴金海，十七年前是提着篮子在马路边捡垃圾的流浪儿。不久前，他在上海科学会堂当众宣读了他的科学论文《K合金钢的铸造》。
征文专栏第一期的《编者的话》里说：“懂得过去，才能懂得现在。”专栏按照这一要求，发表了好几篇回忆过去的好文章。这里有：老工人林阿强《满身创伤满怀阶级恨》、郊区农民唐明华《血海深仇，永世难忘》的控诉，解放前在电影制片厂当练习生的潘德进《摄影棚里的血和泪》的回忆等。读者陈积成看到征文启事后，写了一篇《两个时代的实习生》的文章，回顾了自己青年时代在“洋行”里的辛酸史。他告诉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应当怎样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像慈母般关心他们的党。文章写成后，作者因病去世了。他的家属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将这篇感人的遗作寄到了编辑部。
发表的征文引起了热烈的反应。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上海汽轮机厂的青年工人纷纷在来信中表示：永远记住中国工人有骨气的誓言，做红色接班人。郊区人民公社社员、高中毕业生包承圣，反复读了《这是阶级事业的需要》一文，内心十分激动。他在信中说：他原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是党培养他读完了高中，却不愿在农村工作。他现在下定决心，要安心农业劳动，为建设农村而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解放日报又增辟了《生动的一课》小专栏，发表了这些读后感。忆旧赞新的专文和读者反应在报上同时出现，扩大了征文的效果，使专栏更有群众性。
用事实说话，是解放日报在这次征文中的基本方法。但是，编辑部并没有放松评论工作。在发表《当年的流浪儿童，今日上科学讲坛》、《满身创伤满怀阶级恨》等征文的一期专栏里，编者写了《不是梦，是换了人间》的“编者的话”；登出老工人、发电厂工程师鲁宝林的《中国工人就是有骨气》的文章时，也有一篇“编者的话”：《嘲笑者终将被嘲笑》。这样用短短几百字的“编者的话”，针对征文中的事实，鲜明扼要地作些议论，增强宣传的思想性。此外，编者有时还在文章的中间或前面插上一些话，点明一些道理。这种作法也是受人欢迎的。
解放日报为了更好地配合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接受读者建议，从七月中起，把《我这十四年》征文选刊改名为《回忆对比》征文选刊。解放日报给读者的信中说，要办好这一栏，使它变成一个“回忆对比的大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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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各地报纸上
许多报纸举办征文活动
六、七月份以来，地方报纸上的征文活动相当活跃。许多报纸要求读者撰写回忆对比新旧社会的文章，反映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变化，写下自己的家史、村史、社史、厂史、校史、店史，等等。除了上海解放日报的《我这十四年》以及后来改的《回忆对比》外，还有安徽日报的《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和文艺副刊《红雨》上的《我自解放以来》、江苏新华日报的《红色“家谱”》、山东大众日报的《过去、现在、将来》、宁夏日报的《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新湖南报的《翻身谱》，等等。有的才登出征文启事，有的已经陆续刊出应征的文章。
想想过去，是为了鲜明地同今天比较，更自觉地热爱今天。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举办《祖国一日》征文，要求读者通过一天的活动，具体形象地描绘祖国各个战线的沸腾生活，反映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我们人民伟大的精神面貌。有的地方报纸就我国建设的某一方面，要求读者写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北京日报郊区版、解放日报、湖北日报等分别以《光辉的五年》、《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我和公社》为题，发出了征文启事，希望读者回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深刻变化，反映集体化制度的优越性。安徽日报的《建设新农村的知识青年的汇报》，征求广大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写稿，从各方面充分反映广阔的农村天地。
有的报纸还举办了文艺性征文。北京晚报和北京出版社合办的少年儿童习作征文，从二千二百八十多篇征文中，评选出优秀作品四十五篇。广州羊城晚报举办报告文学征文，通过文艺性通讯和特写，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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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节气·农事
“立秋”——炎热时期的尾声
八月八日是“立秋”。它是用以表示秋季将要来临，气候逐渐凉爽的节令。
在这个节令内，全国各地平均气温稍有下降，但极不明显。华北平原的平均气温为摄氏二十六到二十八度；长江中下游为二十八到三十度，乃为全国高温区；长江上游稍低，为二十六到二十八度；云贵高原在二十三到二十六度之间；华南地区约为二十八度左右；东北和内蒙古的气温，较“大暑”有所上升；西北广大地区的气温都在二十二度以上。根据预测，今年节内东北大部地区和福建、广东、北疆等地的气温，较常年将有所上升；淮河流域和湘、桂、黔地区，则可能偏低。
节内仍是西太平洋台风盛行的时期。每年这个期间，往往有二至三次台风在我国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这一时期，各地雨量还很充沛。川贵地区雨量较大，为五十到二百五十毫米。暴雨仍是节内常见的事。
节内，淮河以南的一季稻由南向北次第成熟，陆续收割。双季晚稻也将先后由发棵进入拔节。大部地区的棉花进入裂铃期，开始吐絮。暴风雨对棉花产量影响很大，应加强预防。在这半个月里，淮河流域的春玉米开镰收割，北方的夏玉米正在开花授粉，南方秋玉米播种结束。 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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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
什么是“辐射育种”
四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是科学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一文中，谈到用辐射育种办法培育品种的情况。什么是辐射育种？它的效果如何？
河南驻马店农业试验站 雍永昌
辐射是“能”在空间传播的一种物理现象。自然界的可见光、紫外线、宇宙线和放射性元素放出来的高能粒子、电磁波等，都称为辐射。当生物受到辐射作用时，它的内部的某些结构物质发生变化，可以引起生物遗传性的改变，并能传到后代。辐射育种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有目的地诱使农业动物、植物和有益微生物发生变异，通过选择、培育，创造出新的品种，为生产服务。自从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以来，科学技术界提供了很多人工创造的“辐射源”，如原子反应堆、各种高能粒子加速器、各种放射性同位素等等。育种家可以把各种有经济价值的有机体拿来受辐射处理，譬如：把种子放在反应堆的“热柱”里受中子照射；把花粉放在X光机下受X射线照射；把作物种子在放射性的钴园里受γ射线照射；用放射性同位素的溶液来浸种，或把它注射到植物茎秆里，让植物组织受β射线照射等等。当然，在照射以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选育程序才能育出新种。
辐射育种有不少特点：它可以大大提高有机体的突变率；诱发出自然界少见的新型变异；打破生物特性间原有的“连锁遗传”关系，建成新的性状组合。辐射育种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对提高产量、改进品质、增强抗逆性、扩大适应性和创造新类型都有显著贡献。国内已有不少的农业科学研究单位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肯定的成就。有关辐射育种的基本知识，可以参阅《辐射育种的进展》一文（刊在《中国农业科学》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上）。
中国农业科学院 徐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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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稻草还田
把稻草施到稻田里作肥料，叫“稻草还田”。我国南方一些水稻产区，历来就有稻草还田的习惯。
稻草还田可以提高土壤肥力。据科学分析，一百斤稻草含纯氮零点六三斤，五氧化二磷零点一三斤，氧化钾零点八七斤。如果每亩用稻草三百斤还田，其肥效相当于猪厩肥四百斤，或硫酸铵十斤、草木灰六十斤。另外，稻草中还含有百分之十二到二十的矽酸。矽酸是稻草生长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它具有壮秆、抗倒伏的作用。
稻草还田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还田的稻草分解以后，养分被水稻吸收了，残存下来的有机质就留在土壤中。有机质可以使粘性较重的土壤变松；也可以使土壤结构不良的烂泥田变好。
在实行稻草还田的时候，躲藏在稻草里的二化螟、三化螟的幼虫，同稻草一起被翻到泥里。所以用早稻草还田的双季晚稻田的螟害一般较轻。
稻草还田的方法，各地不同。双季连作晚稻产区，收早稻、插晚稻的季节较紧，多采用直接还田法。直接还田比较好的方式之一是：把早稻草切成三、四段，均匀撒入田间，每亩并施石灰五十到八十斤，百分之六的可湿性六六六二斤，粪水三、四担，然后进行翻耕耙地，把稻草壅在泥中。
为什么同时施用石灰、六六六和粪水呢？施石灰可以促进稻草腐烂。施六六六可以消灭各种害虫。施粪水主要是供给纤维细菌所需要的氮素，加速稻草分解。
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直接还田用作基肥时，也可以把稻草先沤成堆肥，在晚稻返青以后追施。
君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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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蔬菜播种机
蔬菜播种机能播种大白菜、大萝卜等垅上直播的秋菜，也能播种高畦直播的芥菜、苤蓝、洋白菜等。用它直播上述蔬菜，能一次完成起垅、撤种、复土和镇压几项作业。它一天的工作量约相当四十个中等劳力和五头耕畜。北京市郊红星公社有这种播种机八台，已试用了两年。
蔬菜播种机是北京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设计、昌平县农业机械厂试制的。
（附图片）
上图：红星公社旧宫大队使用蔬菜播种机播种秋菜大萝卜
贺家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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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谚解
“七月草是金，八月草是银”
农谚：“春拆炕，夏沤草，一年四季棚圈勤打扫。”盛夏正是沤草制肥的大好时节。
盛夏的杂草鲜嫩繁茂，沤压腐熟之后，肥效最高。“七月草是金，八月草是银”农谚，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夏季气温高，雨水多，微生物活跃，这些也是便于杂草腐熟的有利条件。
压沤杂草肥，最好的办法是在田边道旁就地取材，就地沤制。也可以利用牲畜棚圈或村庄附近的坑洼积沤。“土是粪里筋，无土不沤粪。”沤制草肥应当适当掺混一些土。如果是草、土、粪分层积压，腐熟发酵最好，肥效最高。
沤制草肥是我国农家特有的积肥方法之一，应该提倡。
唐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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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两个百分之六
农药六六六制剂中，有百分之六的六六六粉和百分之六的可湿性六六六。它们的含量虽然都是百分之六，但是性质和用途却不一样。
百分之六的六六六粉剂是用六六六原粉和填充料（滑石粉、陶土粉等）混合制成的，专供拌种、制毒谷、毒饵，防治地下害虫。它的浓度高，不能直接喷撒在作物上。同时因为它不能被水湿润，所以不能兑水配成喷洒用的药液。
百分之六的可湿性六六六是由六六六原粉、填充料和湿润剂（亚硫酸纸浆废液、茶子饼、皂角）混合制成的细粉。它里面含的湿润剂，能使药粉着水湿润，均匀悬浮在水中。是专门用作兑水喷洒使用的。它的浓度高，又含有湿润剂，如果把它当成粉剂用来撒布除虫，既容易产生药害，又很不经济（可湿性六六六的价格高于粉剂）。
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