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西江月
井冈山写怀之一
杨朔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毛泽东同志这首词，横写在一座朱红色的木碑上，竖在井冈山的黄洋界哨口高头，常年云雾漫漫，风雷纵横。一九六三年初夏，当我爬上黄洋界，拂开云雾，念着这首词，我觉得，这不是写在碑上，而是写在天上，从那雄伟豪放的诗情里，我又觉得，词人的胸襟是可以把五百里井冈山都装进去的。
黄洋界坐落在井冈山的西北角上，经常漫着浓雾，白茫茫的，像海一样，所以又叫汪洋界。那形势，真是气象万千。透过漠漠的烟雾，朝前望去，一片缭乱的云山，厮缠在一起：浓云重得像山，远山又淡得像云，是云是山，分辨不清。有时风吹云散，满山满岭的松杉、茅竹和千百种杂树便起伏摇摆，卷起一阵滚滚滔滔的黑浪，拍击着黄洋界前的断崖绝壁。
一根细线从断崖绝壁挂下去，风一急，好像会吹断的。其实不是线，是一条羊肠小道。当年谁要想越过黄洋界，这是独一无二的绝路。谁知道曾经有多少红军战士，下山上山，来来往往，踏着这条小路，脚底的汗水差不多把石磴都渍透了。
红军从黄洋界下山，多次是到宁冈去挑米，替根据地储备粮食。天不亮下山，回来时，每人挑着两谷箩米，一百多斤重，颤颤悠悠挑上山，已经是暮色苍然了。上山以后，每次总有人要在哨口附近一棵大槲树下卸了担子，歇歇脚儿。当中常有一个中年人，看来是位忠厚长者。如果你认不出他是谁，不妨去看看他的扁担，扁担当腰写着“朱德的”三个墨笔字。红军战士作歌唱道：
朱德挑粮上坳，
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合力，
粉碎敌人“围剿”。
到今天，那槲树依旧无恙地挺立在山顶上，枝干显得有点苍老，生机却是茁壮得很。
毛泽东同志那首西江月词，描写的正是井冈山军民齐心合力，打垮敌人进攻，保卫根据地的一场恶战。可是，要不是我在当日战场上听人谈起当年的战绩，讲解着那首词，真猜想不到里头还那样富有喜剧色彩呢。
我们正站在黄洋界哨口最前沿的悬崖上，风云撩拨着衣襟和鬓发。井冈山管理局的一位老金同志指点着山上山下残存着的壕堑说：
“现在让我领你们回到一九二八年间去，那时候，毛主席带着主力到湖南打茶陵去了。只留下一个连守山。敌人得到这个信儿，以为有机可乘，自然不肯放松，就连夜调来两个团，把黄洋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敌人的前哨部队就扎在半山腰那一带红树林里，看得清清楚楚，气焰可高啦。山上呢，一个连还得分兵把守几个哨口，实在空虚，真有点唱空城计呢。不要紧，得想个法儿。兵少，老百姓不有的是？于是乎许多老百姓都上了山，分散在各个山头上，这个山头敲锣，那个山头打鼓，另一个山头又吹号。只见满山都是红旗，搅得敌人也摸不清虚实。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西江月的起首两句：‘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老百姓还给红军送茶送饭，帮着修工事，运子弹。年纪大的，不能上战场，就削竹钉，好让年轻人趁着黑夜布置到工事外头，敌人踏上去，脚心都给它扎烂。军民那种劲头，真是‘众志成城’。
“像这样壁垒森严，敌人要攻黄洋界，是得拿出点本钱来的。红军凭着天险，个个斗志昂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接连打退敌人好多次进攻。半山坡摆满敌人的尸体，横躺竖卧，下决心赖着不走了。
“整整打了一天一夜，黄洋界还是黄洋界，‘岿然不动’。敌人攻吧，攻不上来；退吧，又不甘心。正在进退两难的当儿，我们帮他下了决心。
“山上只有一门迫击炮，何不试试炮的本领呢？就把那门炮拉到阵地上，对准敌人集中的红树林那一带，轰隆一声……这下子不要紧，敌人当晚上就偃旗息鼓，逃得无影无踪。事后才弄清楚，敌人挨了那一炮，伤亡很大，以为红军主力回山，一刻也不敢多停了。”
老金同志说完这段有趣的故事，我忍不住笑着念道：“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老金说：“你也是诗人，也想写一首么？”
面对着这样壮丽的山川，沉浸在这样激昂的历史斗争里，我怎敢下笔？诗的幻想却在我心里奔腾着。我一时觉得，黄洋界前那条小路不只通往山脚，而是通往瑞金，通往延安，通往北京。井冈山的主峰拔海只有一千八百米，我却又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不愧称做“天下第一山”。站在这高峰上，我清清楚楚望得见中国红军沿着黄洋界前的小路，迈着大步，走向更远更宽的道路，一直走进北京。走在这个行列里的无数英雄是在进军，在战斗，也在写诗。他们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在创造一部空前雄丽的史诗。这部史诗有开篇，西江月便是伟大的序曲之一，但却永远不会有尾声。人民永久不停地在斗争，在创造，也就永久不停地在写着这部空前雄伟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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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怪与不怪
叶秋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和他的爱人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玮瑛，把没有考上高中的十六岁的儿子，送到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这件事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有人表示惋惜。然而，他们终于毅然把儿子送到了农业最前线。
毛泽东同志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现在，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但是，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旧思想的残余，仍然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教授的儿子由小学而读大学，由大学而当教授，这自然是“不怪”的，而教授的儿子当农民，那便是大大的“怪”事了。
二百多年前，扬州有个郑板桥，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位“扬州八怪”之一的县太爷对农民的看法，当时有些人便颇以为“怪”，其怪处在于，他竟把“治于人”的农夫看作“第一等人”，而“治人”的士大夫之流，反倒成了“四民之末”！岂非颠倒乾坤？
其实，郑板桥的这种“怪”论，不过是对子女亲属的家训而已！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农民是最受人鄙视的，农业劳动是一条被公认为最没有出息的道路。郑板桥何尝真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当“农夫”呢！
如今，乾坤果真来了个大颠倒。从前人认为让子女务农“没有出息”；现在，像侯仁之、张玮瑛这样认为务农“大有出息”的人却慢慢多了起来。
“怪”而逐渐变为“不怪”，“少见多怪”而变为“多见少怪”。这不能不说，是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正在日益战胜旧的事物、旧的思想。
新的思想变成社会的物质力量，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过程。早在七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说过：“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吗？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吗？爱护子女的父母是要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的。事实怎样呢？一批批新型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革命的熔炉里经受了锤炼，他们正在成长为一个能够经受狂风暴雨袭击的有大出息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当侯仁之夫妇看到，自己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不过半年多时间，却已经“长了身体，长了知识，也长了思想”的时候，怎么不更加坚信他们为儿子选择的是一条祖国最需要的最有出息的革命道路呢！
然而，曾经被认为“不怪”的旧思想残余毕竟不会如此轻易地退位的，被认为“怪”的新思想，同样不会如此轻易地成长。革命者有责任经常有意识地同社会上的各种旧思想、旧习惯进行不懈的斗争，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来影响子女以及周围的群众，使新的社会风尚，更加绚烂地突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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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武装斗争的颂歌
——漫谈影片《怒潮》
徐幼之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狂飚年代。在这一年里，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四·一二”的反革命叛变，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损失。为了挽救革命危机，发展革命力量，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影片《怒潮》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发生的。
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湖南农民群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火热斗争生活。发动农民，教育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向反革命势力进行有策略的斗争，是当时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民主革命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影片紧紧抓住了这根红线，描述了敌我斗争，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工农自卫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乡到县，从县到省，轰轰烈烈地建立并壮大起来。影片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一切反动派不打不倒；武装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最激烈的斗争形式。
影片极为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对革命所持的不同态度。影片中反面人物阎紫剑是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蒋介石一样，在民主革命的紧要关头，为了维护蒋家王朝的利益，挥舞屠刀指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他庇护大地主刘瑞甫；镇压南乡农民运动；禁锢特派员王怀志。王怀志是当时中央的特派员，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几乎葬送了南乡的工农自卫队。可悲而又可气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投降主义路线，反而认为抓武器、搞武装，是一种“过火斗争”。影片中表现这个人物的场面虽然不多，但是他的软弱性、妥协性，比较真实地表现出来了。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农会主席丘金，也是真实可信的。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踏上革命道路以后，是从幼稚的阶段逐渐成长起来的。比如：他认清阎紫剑的反动本质，是经过一番过程的。在影片开始不久，阎紫剑私藏了大地主刘瑞甫，丘金昂首阔步进入阎的厅堂，向阎要人；而阎施用口蜜腹剑的伎俩，丘金竟然轻信了。这一场戏，揭示了丘金这个人物憨厚、爽直，还带有几分幼稚。刘瑞甫杀了他的母亲，他闻言不由分说，抄起砍刀奔向刘瑞甫坐的轿子，想报仇雪恨，这又表现了他的鲁莽性格。无论是轻信敌人，或者报仇雪恨，都是人物缺少斗争经验的表现，是同一思想水平在不同的规定情境中的两种性格流露。在公审大地主刘瑞甫的时候，丘金的两句讲话，言简意赅，朴素地道出了革命的真理，他说：“反动派要我的脑袋，我没有给他；反动派还要你的（指工农群众）脑袋，你们给不给呀？！”这里表明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只有接受党的领导，经过实际斗争，才能提高阶级觉悟，懂得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严重性。在和王怀志据理力争，不同意放走刘瑞甫，不同意解散工农自卫队的问题上，又表现了丘金的革命的坚定性。他不善于运用空洞的词藻，他嘴上说不过王怀志，但是，他相信群众的觉悟和农民的力量，于是，他猛然打开大门，让王怀志问问群众答不答应放走刘瑞甫。这一动作既表现了他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也符合那个时期的人物特色。对于王怀志，丘金不可能再有什么强烈动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彻底清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王怀志是代表上级行事的，这也就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部影片不仅表现了浑厚有力、雄伟壮观的群众场面，而且在导演的艺术手法上，又有纤细、深沉，独具特色的地方。比如：丘金和罗大成“惜别”的一组画面，表现了革命情谊的难舍难分。
影片的不足之处，表现在某些情节的安排上，偏于直接解释当时社会矛盾的诸因素，缺少尖锐的性格冲突和耐人寻味的戏剧场面，因此，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感人的力量也就薄弱了。
这部影片是一首悲壮颂歌。愈是在炽烈的斗争中，愈能感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不流血的革命是从来没有的，只要革命者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革命一定成功。丘金（张平饰）挥刀大喊：“同志们，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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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语说文
学话的辩证法
林曦
六一的晚上，参加了北京景山学校举办的外语演出晚会。亲耳听到从一年级到十年级的儿童少年们的英语、俄语、德语等的朗诵、对话、唱歌、演剧，都演出得那么熟练、精确，真是令人高兴。从自己的孩子的学习中知道，这个实验学校的外语教学是比较注重口语训练的。拿英语教学来说，就不是从文字学语言，而是从语言学文字。孩子先学会几百个词儿和一些短句子，又学会了一套帮助准确发音的国际音标；然后用于会话和唱歌、朗诵。堂堂听，天天说，这样到台上才能演得出，演得好。
这种学习外语的方法是进步的，别人不知，比起我自己小时候学“英文”那种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背单字的方法就进步得多。从文字学语言的方法，使很多人只能看懂外文，而不能灵敏地听，熟练地说外语。真到应用外语的场合，比如说作翻译，就难免使自己和别人都急得满身大汗。记得一位从英文翻译过世界名著的同志讲：一次他坐在上海的电车上看英文报纸，旁边一位外国人见了，以为他一定会说英语，就找他攀谈。可是他却听不清也说不出，只好装作没听见。
先学话而后学文，这是合乎学习语言的辩证法的。从前有位学者说，语言的根本矛盾是懂和不懂。到底是不是，还待研讨。不过就学习语言来说，它的过程的确是经过不断的努力，逐步克服不懂而达到懂。初步懂了以后还得继续努力，由词汇和语法、修辞知识的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进入精通。听话——说话，是一种很快的条件反射。从童年就进行耳朵和嘴巴的基本功训练，才最有利于克服不懂的矛盾而达到真懂。到口语能通后，再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就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了。
学外语如此，方言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学习汉语普通话，也应当更加注重口语的训练，练好听和说普通话的基本功。福建省是很重视普通话教学的。但是因为用的是一般语文课本，对口语训练还不够充分，前几年在那里就常听到一些方言句法的普通话，也看到一些有方言味的作文。学外语，我们肯让儿童花费几年的功夫学到能听，能说，能表演；学我们自己的民族共同语、各民族间的主要交际工具，为什么不可以花费更多的功夫，采取同样的好方法来注重口耳的训练呢？可是，现行的语文课本，只在第一学期中花费五六个星期的功夫，学了一点进行普通话口语训练的科学工具——汉语拼音字母，进行少许普通话口头训练，有些家长和社会人士却已经嫌多了。少数人还留恋着过去的老办法，要从艰难的汉字来学起。甚至有些教师也不完全明白学口语、学拼音工具的重要性，学生还没学到熟练能用呢，可就轻易地把这方面的练习放松了。这就未免太可惜啦！
个人以为在方言区和少数民族区的语文课程中，不是应当减少而是应当增加些普通话口语训练和拼音的材料，更好地培养普通话说得流利的教师，多教出一些普通话说得流利的学生。前几年举办过的普通话教学观摩会，还应该年年举行，分区举行。要坚信学话的辩证法，先学好汉语再学汉文，一定会比先死抠汉字，用方音背课文等旧方法能得到更大的成功，使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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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纺织女工（雕塑） 〔朝鲜〕曹信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