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永远做个革命的文艺战士
戴爱莲
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二次扩大会议上，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要讲话和周扬同志的《加强文艺战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报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
目前，世界的形势是大好的，国内的形势也是大好的。作为一个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们舞蹈方面的形势也是大好的。首先是舞蹈创作方面有着可喜的收获，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反映现代斗争生活题材的作品，如：《五朵红云》、《狼牙山》、《大刀进行曲》、《艰苦的岁月》、《快乐的运粮队》等，它们深刻地表现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劳动和革命斗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发掘、整理和加工，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此外，近年来，我们学习和演出的亚、非、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优美舞蹈节目，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普遍赞扬。我们的舞蹈艺术不仅成了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丰富和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精神食粮。其次是我们的舞蹈队伍正在一天天的成长壮大起来。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现有的成绩，为了使我们的革命舞蹈事业更好的前进与发展，我们要坚决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永远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永远做一个革命文艺战线上的勇敢战士。我们的舞蹈队伍是很年轻的，有其朝气勃勃的一面，同时正因为年轻，又有其缺乏革命斗争锻炼的另一面。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也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深刻反映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表现我们时代先进人物的杰出作品，才能发挥舞蹈艺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由于一贯坚持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所以演出了不少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现代题材剧目。例如，他们编演舞剧《五朵红云》之前，曾同海南岛黎族人民在一起生活，对他们的斗争历史、风俗习惯等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同时，还熟悉了他们富有特色的民间舞蹈，因此，这部舞剧才能较深刻地反映了黎族人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和要求解放的英勇斗争生活。从战士歌舞团的创作经验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那种光是下去听些故事，学些动作的做法是不够的，是不可能创作出什么好作品来的。毛主席的：“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的伟大号召，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还需要广泛而又深入地发掘民族、民间舞蹈宝藏；决不能认为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要知道，生活在发展，民族、民间舞蹈也在发展和变化，应该不断的学习。关于古典舞的学习和整理虽然大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仍然很不够，应该继续加强。坚持不懈地向革命生活学习，向传统学习，向民间学习，才能丰富我们舞蹈创作的民族舞蹈语言，有助于克服“不够群众化和民族化”的缺点。近年来，在民族舞剧方面，我们创作了《宝莲灯》、《小刀会》等群众欢迎的剧目，但是我们还在摸索阶段，还没有整套的经验，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芭蕾舞是外来的形式，过去几年主要是学习，现在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学到的东西，同时也应该开始考虑怎样用芭蕾形式来表现我们今天的新生活和怎样民族化等方面的问题了。
今天，世界上革命的舞蹈艺术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尖锐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复杂的、长期的。周总理号召我们在这场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对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来说，既是有力的鼓舞，又是及时的鞭策。
永远做个革命的文艺战士，这是我最大的、也是努力以求的终身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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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熟悉和表现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
胡朋
每当一些演员同志们碰到一块，谈起创造先进人物问题的时候，总是谈得兴致很高，看起来，这是一个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里，只要是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就总会描写到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的。而创造出生动的先进人物形象，又是广大观众所迫切要求的。这样，对于我们演员来说，也就面临着一个不可推卸的任务：怎样演好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怎样通过他们的表演把他们的精神品质展现在舞台上，使它产生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发出有力的感召作用，鼓舞作用，从而尽到我们演员的时代责任。
只有扮演先进人物的愿望是不够的，纯熟的演技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想很好地表现他们，就必须真正地熟悉他们。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是有很大启示的。舞台上出现的一群真实生动的先进人物，固然和剧作的成功分不开，可是我们也深深感到，如果演员们不是和这些人物有过长期的接触，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细致的了解，恐怕是难以把这些人物创造得这样鲜明动人的。最近又读到该剧连长鲁大成的扮演者宫子丕同志写的文章，了解了他怎样从生活中产生出人物形象的过程，就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如果演员对所扮演的人物不熟悉，没有确定的理解，或者理解的不对头，和实际生活里的人物有很大的出入，或者选取的外部形态，不是从生活中吸取来的，而是从别处借用来的，那么，在舞台上就会出现不真实的或者是一般化的表演。
如果演员对所扮演的人物熟悉，有了解，有感动，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在研究角色的时候，就会联想到生活中许多类似的人物，并且勾起许多有关这类人物的记忆，就会根据对人物的切实理解和感受，去塑造人物的精神状态，并且能够从充分的生活素材中，挑选到最准确的、最有说服力的外部形象。
跟劳动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在思想感情上比较能打成一片的时候，再扮演他们，就有可能掌握他们的气质，体现出他们的细致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调，从而获得真实感。我们有时看戏，觉得有些表演有战士味，有农民味，有工人味，我认为这“味”，正是从长期生活中得到的。
演员扮演的人物，要是观众看了觉得不像，觉得不是那么回子事儿，就不容易受到感动。怎么叫观众相信呢？这要演员自己首先相信“我的人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演员的这种信念，只有对这类人物熟悉，才能得到。
我们说，熟悉人物，绝不只是掌握了人物的外形、姿态和声调，因为，人物的一切外部表现，都是一定的思想感情的流露，我们对角色的信念，应来自对人物思想感情的真正理解，宫子丕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他跟鲁大成这样的连长们长期相处过，他就能够理解到，这样的人物到了南京路会产生怎样的感情；他对待当时犯了错误的排长，会表现出怎样的心情；对待新战士又会怎样想；对待指导员，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种体会，又使他自然地联想到人物的外部表现，产生出每一场戏的表演设计。
在对待生活的问题上，我们演员中间认识的并不是那么一致的。有时候，希望到生活中去寻找几个“鲜明形象”，并且满足于搜集到的外部特征。我是这样看，如果不从生活出发，不从人物出发，毫无根据地为人物加上些外部动作，不仅不会成为“鲜明形象”，相反的常常会损害了人物。我想我们到生活中去的目的，如果只是热中于听到几个故事，或者着重搜集一些人的姿态、动作、音容笑貌，这种作法，恐怕是不完全妥当的。因为这并不能解决对人物真正熟悉的问题。
对人物的真正体会，和演员本身的思想改造是分不开的。经历过某一斗争，在斗争中体验和观察到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对人物就更容易理解，并产生对角色的信念。不然的话，虽勉强安排了表情动作，也会貌合神离的。听说有的人，对雷锋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质，觉得不可理解，这样的人，如果是演员，恐怕是演不好雷锋的。
演好先进人物的问题，对我们演员来说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课题。它要求我们通过接触生活，投入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来真正熟悉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为我们的创造打下结实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我觉得毛主席号召我们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道理就在这里。
为了能深刻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生活现象，我觉得对我们演员来说，进行不间断的政治学习是很重要的。毛主席的著作，我党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所发表的文章，当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些都是指导今天现实斗争的最具体最实际的马列主义，这正是我们用来观察生活的光辉指针。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他们之所以先进，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着党的思想，就从熟悉体会先进人物来讲，政治学习也是必需的。
斗争的锻炼和革命理论的学习，当然决不仅仅有助于认识先进人物，它帮助我们认识整个社会，包括一切人，一切阶级。这里，我想举出前线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林媛媛为例，这是一个既被赞扬又被批判的人物，林媛媛的扮演者，如果不是以劳动人民的感情，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批判地对待她的人物，是无法把这个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幼稚心理和可笑的神态，揭示得那样真实，那样深刻的。
演员对人物取什么态度，赋予怎样的感情，这和演员的思想锻炼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创造我们时代先进人物的任务，也就要求演员，能够通过斗争生活的实践和思想修养，来更好地理解和体会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并不想贬低演技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技巧的锻炼，理解了的东西，就不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对人物不熟悉，不理解，那么演技也是无能为力的。（附图片）
影片《槐树庄》中的郭大娘（胡朋饰）正在看儿子的立功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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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激动人心的草原之歌
——《复仇的火焰》读后记
马铁丁
一
在若干长篇叙事诗中，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是脍炙人口的一部。
叙事诗以中华民族的叛徒、也是哈萨克民族的叛徒乌斯满的叛乱及其复没为背景。叙事诗通过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揭示了两条真理：
一个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把全国各民族紧紧地团结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
一个是，任何兄弟民族，任何兄弟民族的成员，只有把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紧紧地与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出路，才有前途。
时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那时，我们的民族政策刚刚同群众见面；那时，我们还只能做到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只能做到派去贸易小组同兄弟民族进行公平合理的交易；派去医疗队治疗兄弟民族的疾病等等。兄弟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暂时还谈不上，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那更是以后的事。
但是，我们的民族政策一与群众见面，就立刻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与拥护。问题自然不仅仅在于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有形的贸易小组、医疗队的本身，而是通过这些体现我们民族政策的措施，使兄弟民族人民从切身的经历中感受到祖国的关怀与温暖。祖国对各兄弟民族是真正的以平等相待，以赤诚相见的。叙事诗表达了哈萨克族人民这样的心境：“祖国和党时时关怀着我们，我们要对他无限忠诚！”
当时的哈萨克族，大体上处在奴隶社会的状态。它的内部是充满着矛盾的：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而前一个矛盾是基本的：是奴隶总是不安于自己的奴隶命运；总是要求挣脱奴隶的锁链、要求解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执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的结果，致使民族与民族之间产生了隔阂、猜忌与仇恨。而这又常常为民族的叛徒、民族的野心家、民族的反动派所利用。忽斯满正是利用这一点，打着“保教保命”的旗帜，在巴里坤草原掀起了叛乱。
事情很清楚地摆着：当哈萨克族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有如阳光普照，为民族繁荣，奴隶翻身带来了希望；而当它离开祖国怀抱的时候，就无异把自己推进黑暗的深渊。
它同祖国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情况：“大路奔驰着骏马，牧场漫游着羊群，阿吾勒飘起琴音，哈萨克扬起歌声……”
它离开祖国的时候又是一种情况：
“儿童悲戚的啼哭，妇女痛苦的呻吟……”
从个人的命运来说，也是如此。
沙尔拜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因此情绪开朗，思想愉快。他从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那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巴哈尔虽然是个有本领的人，有才能的人，但是，由于一时的迷误，跟着忽斯满，跟着阿尔布满金走，以至带来了精神上的无穷的烦恼、苦痛和不安。……
哈萨克族离开了祖国的怀抱，是不是就能“独立”呢？不能。其必然的结果，是变为帝国主义者的附庸。忽斯满之所以敢于叛乱，不正是由于受到美帝国主义者支持和策动的缘故吗？其实又何止是哈萨克族，任何民族离开祖国的怀抱，都会遭遇同样的结果——不是落入这种帝国主义，就是落入那种帝国主义的罗网。这当然不是什么民族的“独立”，而是民族的不幸，民族的灾难。跟着忽斯满走的牧民，不仅不能解脱奴隶的锁链，而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加上了一条绳子。
纸包不住火。忽斯满的欺骗、煽动、迷惑了一部分人的眼睛，但也因此加速了他们的警醒。他们从反面教育中懂得了：应该何去何从？“忽斯满匪徒的欺骗和利诱，终不能长久笼络人心”。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的人口虽然不多，而分布的地区却很宽广。诗人所反映的生活与事变，尽管只限于新疆的哈萨克族，但是，它具有着普遍的意义。
整个作品的基调情绪饱满，气势磅礴。革命感情的汪洋恣肆与诗句章法的洗炼严谨，互为里表，相得益彰。
二
作者是风俗画、风景画的能手。而这些画是为作品的主题思想服务的，为人物的性格服务的，为情节的开展服务的。并非强加的、外在的装璜。
作者一接触到巴里坤草原，一接触到哈萨克族的风俗民情，特别笔酣墨饱，生气蓬勃。那些摔跤的场面、赛马的场面、歌舞的场面、婚礼的场面以至于天山的积雪、草原的风光……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沙尔拜与叶尔纳的婚礼，作者整整地写了七八百行。或者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此必要吗？是不是过分铺张呢？自然，如果是仅仅为了交代一个故事，那么，三五十行、七八十行、百多行也就可以的了。但是，细细地读了一下，我感到这七八百行同整体是合拍、和谐的。
沙尔拜与叶尔纳的婚礼，不仅是这两位青年人的喜事，而且是广大牧民共同的节日；又不仅是普通的婚礼，而是通过这个婚礼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革命、歌颂祖国、歌颂哈萨克族的新生……
全疆的面貌在改变、巴里坤草原的面貌在改变、哈萨克族的面貌在改变。色彩斑斓，气象万千。
这个婚礼的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宣传：敌人关于人民解放军“灭教灭族”的谣言，不攻自破。
我们不会忘记任锐三访布鲁巴那样的章节。我们一方面固然由此欣赏了摔跤的场面、套马的场面、东不拉弹唱的场面；另一方面更主要是：在作者烘云托月的手法下，把布鲁巴老人的勇敢、智慧，塑造得很突出、很高。
任锐访问了能干的摔跤人。摔跤人唱着：
“尊贵的解放军同志！
你把武夫错当为草原主人，
布鲁巴他是秋夜的满月，
我只是月边一颗小星。”
任锐访问了能干的骑手。骑手唱着：
“尊贵的解放军同志！
你把骑手错当为天山主人，
布鲁巴他是巍峨的高山，
我只是山下一株青松。”
作者这里的手法，也许渊源于三国演义的三请诸葛亮。然而，决不是机械的抄袭，而是巧妙的运用。特别是把风俗画的彩绘与人物形象的刻划揉和在一起，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
我们不会忘记“东不拉之歌”，故事是动人的，语言是优美的。作者熟悉哈萨克族的风俗人情，作者还收集了不少哈萨克族的民间传说。
高尔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民间传说的知识，就是一个蹩脚的作家。民间创作中蕴藏着无限的财富，一个认真的作家必须掌握这些财富。”（《文学书简》上册一八四页）
东不拉之歌正是民间创作中所孕育的花朵。
一首诗、一个歌，也许本身写得不错。但是，也有这种情况，由于作者舍不得割爱，把它硬塞在自己的作品里。这里的东不拉之歌却并非如此，它是整个创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为情节的开展、气氛的烘托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许多牧民正在漫漫的黑夜里，期待着猎人的来归，这东不拉之歌，是为大家消愁解闷；
许多牧民正在沉醉于东不拉之歌的音响里，突然闯进来阿尔布满金。那头人压迫奴隶的阴森恐怖气氛就显得特别浓郁；
由“东不拉之歌”中的一双恋人，很自然地使人想起巴哈尔和苏丽亚；很自然地加深了人们对巴哈尔和苏丽亚两人的爱情的悬念、命运的悬念。这一双恋人的爱情越美，人们对阿尔布满金的凶暴就越恨，对奴隶制度的罪恶就越恨。作者采用了以虚带实的办法，把巴哈尔与苏丽亚的故事，从中牵引出来。是那么自然、那么不露痕迹。
我们自然也不会忘记一打开书本作者所描绘的那些风景画。
在《序诗》中，诗人吟唱：
“浑圆的落日沉入大漠，
千万道金光辐射湛蓝的天穹，
浮游的云朵凭借它的光辉，
千奇百怪地变幻无穷。
平静的湖水光润如镜，
映照出满天五颜六色的流云，
湖滨的芦苇轻扬白色花絮，
追逐向南飞去的雁群。
暮霭从地面冉冉升起，
渐渐遮蔽当金山雄伟的腰身，
而在那高空翻卷的云海里，
漂浮一溜积雪的山峰……”
是草原黄昏景色的描绘，也是诗人胸怀激荡所冲击出的声音。
在第一章中，十三个猎人冒暴风雪而归的场面，描写得极其动人。风雪越大，就越是显出巴哈尔的镇定、勇敢。巴哈尔其人，在与暴风雪的搏斗中一下子站立起来了。我们欣赏这幅风雪图，我们特别欣赏勇于同风雪搏斗的勇士、猎人。
三
作者善于仔细解剖人物的心灵活动。这一点，在诗歌的创作中本来是难做到的，而作者做到了。
巴哈尔是剽悍、聪明的牧人，他与暴风雨搏斗的时候，他反抗头人压迫的时候，顶天立地，不愧是个英雄；但是，当他暂时安于奴隶命运的时候，立即失去了自己的光彩，陷于烦恼与痛苦之中。
生活常有这样的现象：由于自己缺乏应有的阶级觉悟，由于受了敌人的欺骗，以致一时蒙蔽着自己的眼睛，辨不出方向，分不清敌我。巴哈尔正是这样的。沙尔拜本来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巴哈尔却把他当作仇人。但是，阶级的情谊，命运的相联，究竟不是那么容易一刀两断。
头人阿尔布满金要巴哈尔去杀死沙尔拜。巴哈尔没有杀他，却反而把他放走。作者艺术地解剖了巴哈尔当时复杂与矛盾的心情。
“头人派我今夜来会你，
宰掉你这背叛教义的精灵，
可是想起童年的欢乐和痛苦，
我便下不了这份狠心。”
“沙尔拜伸出两只大手，一步一步地向巴哈尔走近；巴哈尔却将双手反藏在背后一步一步地退向毡门——“不！我不和叛逆握手，但是我钦佩你谈话的赤诚，
假如你在战场上遇见巴哈尔，我的枪决不饶过仇人。”
可以看出：巴哈尔虽然在理智上把沙尔拜当作仇人，而在感情的深处，却又恨不起来。前者是外加的，后者才是真正的内在力量。这也是巴哈尔将会觉醒，而且一定会觉醒的基础和根据。
忽斯满、阿尔布满金明明是自己的敌人，而巴哈尔却又盲目地跟着它们走。但是，欺骗只能收效于一时，决不能维持于永久。现实的教训，帮助巴哈尔重新思考着自己的问题——陪着忽斯满、阿尔布满金殉葬呢？还是投奔祖国的怀抱，走自己的路。
巴哈尔作为向导，把麦克南送出草原的那一章，生动地反映了巴哈尔痛苦、惆怅的心情。
如果说，放沙尔拜逃走的那一章，跟着忽斯满、阿尔布满金叛乱是巴哈尔的主导思想，那么，在这一章里，浪子回头的心情，是他的主导思想。
他想起了辽阔的草原、喧闹的部落、温暖的帐篷，他想起了布鲁巴、叶尔纳、沙尔拜，他特别想起了苏丽亚。
“苏丽亚！倔强的苏丽亚！
你为了爱情逃出头人的囚笼，
你如今孤独一人怎么生活？
你腹中可饥身上可冷？”
他想起了自己如何赎罪。巴哈尔从受蒙蔽到开始觉醒，有他自己独特的道路，但是，在一部分牧民中也是有代表性的。阶级觉悟的提高，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有时候需要经历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像哈萨克族这样的民族，有着深沉的宗教信仰，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又历来身受反动统治的压迫之苦，他们的疑虑、猜忌，是难能很快消除的。……
苏丽亚是一个沉静、美丽、勇敢的姑娘。她恨阿尔布满金恨之入骨，她爱巴哈尔爱得深沉。她的悲痛的身世，把她的命运同革命紧紧地联在一起。她偷偷地走出自己的帐篷与巴哈尔幽会的那些章节，她星夜奔向落鹰峡的那些章节，写得非常动人。
沙尔拜与叶尔纳结婚的欢乐，更反衬出她自己的悲痛；沙尔拜所走的正确道路，更坚定了她把巴哈尔找回的决心。
“我今晚将大胆地闯进落鹰峡，
召唤亲人呵回到草原。”
“与其让我的青春慢慢枯萎，
还不如昂首迎着利剑……”
她对黑走马的耳语、她对胡大的祈祷，她对亲人的想念，……一个少女的细腻的心灵活动，跃然纸上。
沙尔拜与叶尔纳，都有着乐观、开朗的个性；都有着忠于革命、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决心。自然，同时也有着单纯和幼稚的一面。他们是在党的抚育下，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第一批新人。他们的道路，为草原广大牧民特别是青年人指明了方向。
布鲁巴是草原的长者，也是草原智慧的化身。布鲁巴的向往革命，与沙尔拜有所不同。如果说沙尔拜刚踏入人生的旅途的时候，就受到党的阳光抚育；那么，布鲁巴，是从自己的丰富的经历中，逐步认识到党的光荣、正确、伟大。正因为这样，使他凡事比别人看得远、看得深。他抱着东不拉弹唱的那些场面，他与任锐彻夜倾谈的那些段落，都是很能打动人心。最后他在阵地上英勇牺牲，作者完成了这个英雄人物的塑造。
“苍郁的松林肃穆地分立两边，落鹰峡殒落了一只山鹰。”但是，布鲁巴的高大形象，永远激动着读者的心。
帝国主义分子麦克南，也是写得比较成功的。他的性格中有老奸巨滑的一面，也有心灵空虚的一面。
他为了驾驭忽斯满，在草原上点起战火，从而采用了欲擒故纵的手法。作者在这里写得相当入神。
他看透了忽斯满多疑的特点。如果他自己明白表示要留下来，忽斯满一定不高兴。他不这么办，他故意说要走，
“赶快检修吉普车，午宴后我们就得起程。”
头脑简单的忽斯满被他这么一套，果然出来挽留。“想骑快马要跳上马背，想吃虎肉得先有虎胆”。麦克南也果然跃上忽斯满这匹快马的马背了。……
但是，当这个狡猾的家伙接近死亡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一个脓包。除掉一个求生的本能之外，一无所有。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四肢颤抖，心头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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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者一接触到草原生活的时候，立即笔酣墨饱，生气蓬勃；那么，一离开它的时候，也就不免相对的逊色。对人物塑造也是一样，那些草原人，都是栩栩如生的。但是，任锐、高志明、巴彦拜克（他是个离开了草原生活的草原人）等等就显得平平，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高度。这或者是由于哈萨克族牧民的勇敢豪迈，能歌善舞；巴里坤地区的草原湖沼、冰川积雪、红日青风，更适宜于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吧？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连同尚未完成的第三部，那么，共有万余行。这样长的咏文，无论写得多么精彩，一口气读到底，总是会疲乏的。可以不可以这样呢？把适宜于用咏文的地方写成诗，反之，写成白。像我国某些传统的说唱文学。那样，容易写，也容易接近听众。
我的意见，完全是不懂诗的门外之谈，无非是姑妄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