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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言教”和“身教”
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都在学习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范例，很多县委和公社党委，在对基层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都非常强调县、社干部，特别是县、社领导干部要像昔阳县那样，以身作则，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山西翼城县以县委书记、县长为首，组织了二百七十二人的工作队，分别到过二百五十多个大队，一边推广昔阳县的经验，一边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由于一级带动一级，一层影响一层，这个县六千六百多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今年参加劳动的时间都增加了。从今年二月中旬到五月底，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七十一个，比去年同期显著增加；全县基层干部的补贴工分，已降到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二以下。这个事例说明，县、社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推动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其它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
组织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和其它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干部按照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即使对于大多数劳动人民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来说，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意识上的革命。绝大多数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虽然从小就有劳动的习惯，许多人甚至不久以前还是农民，但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思想，也不是对他们没有影响。有些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甚至是一些比较老的党员、干部，近年来，也滋长了这样的看法：当了干部，再去同社员一起劳动，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有些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虽然没有这种明显的轻视劳动的想法，但是总以为自己的工作很忙，劳动和工作有矛盾，因而不参加或很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有同志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参加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无关紧要。要解决诸如此类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不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是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的。
县、社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其它基层干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因为县、社干部，特别是县、社领导干部，只有在同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一同劳动中，才能够摸准和摸透他们对参加劳动究竟有哪些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困难；才能够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重要性，对劳动同工作有无矛盾，矛盾应当怎样解决等等问题有亲身的体会。这样，在对基层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有的放矢和对症下药；就能够现身说法，拿出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就不会泛泛而论，而能真正把思想教育工作做深做透。更为重要的是，县、社领导干部同基层干部一起劳动，就会自然而然地同他们产生思想感情上的交流，更加密切同他们的联系，真正做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做思想教育工作，会显得很亲切，很自然，因而效果常常是很好的。不少县、社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他们亲身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前，就去同基层干部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谈补贴工分怎样规定，往往是会议开得很冷清，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基层干部思想上的阻力比较大。但是，当他们亲身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亲自对问题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以后，不仅问题解决得很顺利，而且会议开得很热烈，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显得很融洽。这就说明，县、社干部，特别是县、社领导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有力地推动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更大信任，为县委和公社党委进行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听到很多基层干部有这样的议论吗？“县委书记都担大粪，我有什么好说的”；“自己的工作虽然很忙，但是总不如县委书记那样忙，县委书记都能参加劳动，我为什么就不能参加劳动。”许多县、社干部在教育和动员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时，也都有这样的体会：“嘴说千遍，不如带头实干。”这就说明，“言教”，即反复进行干部参加劳动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身教”，即以身作则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示范教育，尤为重要，它是做好“言教”的基础。
领导好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是县委和公社党委的主要任务。而县、社领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正是县委和公社党委密切联系农村实际，密切联系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领导好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最重要的保证。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说：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这个指示的重大意义，对于县和公社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十分明显的。
县委和公社党委的领导人员，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农村的阶级动向，正确地进行农村的阶级斗争，正确地处理农村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把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有效地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集体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使集体经济一年比一年巩固，使农村更快地富裕起来，从而有力地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会生产斗争的本领，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科学知识水平，真正达到又“红”又“专”，都必须经常深入下去，按照规定的制度，每年有一定的时间，同基层干部和农民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之，如果县、社领导干部，领导农业生产而不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主要依靠会议和汇报等来进行领导，就必然使自己脱离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脱离广大的农民，脱离农村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际，就有可能犯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我们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就会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需要。
为了使县、社干部能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委和公社党委要从县、社各机关和各部门的实际出发，分别各种不同情况，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对县、社干部参加劳动提出具体要求，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地说，县和公社干部不能像农村基层干部那样多那样经常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公社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多于县干部；至于县、社经常下基层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又应多于以机关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干部。不论对于担任何种工作的县、社干部，都要使参加劳动和做好工作密切结合，互相促进；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要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要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好坏，作为考核和鉴定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定期对他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进行检查评比。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县、社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会经常化、持久化，而不会是一阵风。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带根本性的制度。县、社干部，特别是县、社领导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既是执行党和国家的规定，又是推动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相信，广大县、社干部一定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积极地、踊跃地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使“言教”同“身教”紧密结合起来，为基层干部和群众树立榜样。这样，县、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一定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从而更加密切干部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取得更伟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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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想把生产领导好，光靠口讲是不行的”
沈秉贵以身作则带头下田
这位大营公社的社长，自觉地纠正了近几年来不注意参加劳动的缺点，干部和社员对他更加信任，在他的影响下，更加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据新华社昆明二十八日电云南宜良县大营公社社长沈秉贵，自觉地纠正了不注意参加劳动的错误认识，积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领导生产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沈秉贵出身贫农，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土地改革时，他就开始当干部了。从这以后直到公社化以前，他一直没有脱离劳动，和群众关系很密切。因此，公社建立的时候，他被选为社长。但是，当上社长以后，由于他的工作方法不对头，他开始感到工作应付不过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逐渐减少。开始时，他曾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没有改变过来。慢慢的，另一种想法却产生了：领导干部的责任是做好领导工作，劳动是次要的。这以后，他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更少了。
沈秉贵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逐渐减少后，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如过去多了，同时，队干部和社员也逐渐同他疏远了，后来发展到连从小跟他一块儿长大的旧伙伴，也不大同他来往了。有一次，听说北大营生产队挖田的进度缓慢，社里决定派他去帮助。他一去，看到队干部郭炳华在挖田，就不满地问：“老郭，你们队里挖田的进度为啥这样慢？”郭炳华对他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老喜欢指手划脚，早就有意见了，这次见他还是这样，就不客气地顶了他一句：“慢不慢，你来试一试，不要只是老倌唱戏——光用嘴说。”沈秉贵开始很恼火，心想：“我把心都掏给你吃了，你还嫌它苦！”可是再一想，又觉得自己不该一来就指手划脚地批评人。于是，他回去拿了把锄头，也去挖田。郭炳华见他来挖田了，也带了几个社员和他一道挖。开始时，他们什么也不说，想看看他到底能干多久。人们的想法，沈秉贵是明白的。他不停地和他们比着干，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彼此还是不答腔。……一直挖到第七天，郭炳华才笑容满面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老沈，这下我算服了你了。”几个社员也亲热地称赞他是个劳动好手。以后，他又继续和大家一道劳动，帮助生产队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使挖田进度不断加快。干部和社员对他的看法也转变了。
这件事，使沈秉贵深刻地体会到：一个领导干部，要想把生产领导好，光靠口讲是不行的，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行。他又想，这些日子来大家对他的信任不如过去了，原因就是自己劳动少了。可见脱离劳动，是一定会脱离群众的。他下定决心改变过去那种“动口不动手”的作风。从此以后，他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多起来了，无论挖田、使牛、栽秧，他总是干在前头。
沈秉贵注意事事带头，并且通过带头劳动帮助干部和社员解决了许多问题后，干部和社员对他的态度和前段大不相同了，大家又像以前那样尊敬地信任他了。
在他的影响下，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更积极了。现在在干部和社员中，往往拿这句话来互相勉励：“你看，人家社长还草鞋不离脚，锄头不离手，我们应当更加使劲才对啊！”由于广大干部和社员团结一心，积极劳动，去年，这个社粮食较前年增产一成；今年，尽管遭到大旱，生产情况仍然很好。（附图片）
中共陕西潼关县委书记刘统法（左）在城关公社亢家寨大队劳动。休息时，他在地头和老农交谈。 新华社记者 安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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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日记
编者按：山东曲阜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刘从宪，今年夏收夏种期间，住在林前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短短的十天中，发现和解决了不少问题。由此可见，县社领导干部如果能够经常到生产第一线和社员群众同劳动同商量，不但不会影响领导工作，而且可以更深入、更及时地发现和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
六月四日
眼下就要割麦了。今天一早，我就下了决心，搬到林前大队去住。
这里的麦子还不熟，今天大部分劳力在坡里锄地。我和五队社员一起锄高粱。这个活我早先干过，但丢掉好些年了，猛一干，确实很累。社员见我跟不上趟，老让我歇着。他们自己锄长趟，叫我锄短趟。贫农孔繁润说：“乍干活，这样不行，得留点余步。”我心里很感动。
看看周围锄地的社员，青年人占多半。他们锄得顶快，但质量很次。高粱光耪沟，不清垅；谷子锄得浅，斩草不除根。什么原因呢？老农孔庆峨告诉我：“俺队耪地，不管好孬，一样挣分。青年人光赶趟子，你说他，他还不听。”正谈着，五队队长老桂来了。我问他包工是怎么包的？他说光包地块，没包质量。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立即开了个队长、老农会，决定锄一亩高粱、谷子，达到锄深、锄细、垅清三个条件，记六分工；达不到质量的扣分；质量特别好的加分。每天由队长、技术员检查验收。这个办法社员很赞成。青年们也说：“往后不好好学技术不行啦！”
六月五日
又去五队锄高粱。昨天那个办法真灵。今天锄的地，又深又细，看不见草。劳力比昨天少了十几个，地还多锄二三亩。
谈起麦收准备，社员说：“俺队今年的麦子拔的多，割的少。”我很奇怪。今年雨水多，为什么不抢割呢？他们说，现在还缺十五把镰，十领席。要买没有钱，贷款又不给。”我心里琢磨：全公社不是刚安排了一万五千元的贷款吗？怎么不贷呢？
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就去找信贷员小张。小张振振有词地说：“这个队太穷，借钱还不起。”这一下我才知道，贷款被信用社卡住了。当晚，找信用社的同志谈了话。他们思想通了，立即贷给五队六十元，全大队贷了一百六十元，以后全公社共贷出一万四千多元。麦收工具就这样解决了。
六月六日
太阳刚一露头，就开了一个公社干部碰头会。我先讲了讲自己这两天劳动的初步体会。大家一讨论，觉得需要全力以赴，投入夏收夏种。全公社二十三名脱产干部，只留党委秘书孔庆举同志看家，其他都下去蹲点，参加劳动。并提出下次开会比脸（是不是晒黑了），比手（是不是起茧了），比工作（发现和解决了哪些问题）。
今天是林前一队麦收的第一天。先试打，我开完会就到麦场去。一看，场里人太多，摆布不开。我一边翻场，一边找几个老农啦呱。六十五岁的军属张保玉说：“俺几个老伙计，起早歇晚，不多挣分；人家太阳过了屋顶才来，也不少挣分。”旁边一个老农田风合制止他：“别说了，给多少，算多少吧！”我看劲头不对，找支书和一队队长打听，原来打场是大包工，干部图省事，光包不评，不管干活好坏，技术高低，都是三一三十一。这怎么能调动积极性呢？
在收工的时候，我同他们研究了两个办法：一是把场里的劳力编成三个组，有压场、扬场的，有翻场的，有干杂活的，彼此分工合作。二是包工以后，按三个等级评分，有技术的为一等，没有技术但劳力强的为二等，既无技术劳力又弱的为三等，每一等相差二分，再根据表现好坏，适当加分或扣分。这样行不行？明天试试看吧！
六月七日
今天，一队实行了新办法，果然，场里的秩序好多了，工效也提高了。可惜，天气不好，不能晒场。趁这个机会，我在场里检查了一队的麦季预分方案。据支书孔庆连说：一队今年麦季，照顾户得占一半，共照顾一万多分。这样工分值就低了。正谈着，社员都围拢来，你一句，我一句，有的说：“什么人都照顾，干不干一样。”有的说：“不管拉地排的，开茶炉的，做泥工的，都照顾，太不合理。”于是逐户研究，果然是这样。原来确定照顾的二十七户，就有十七户不够条件。原来打算照顾一万二千多分，实际只要三千二百四十分就够了。接着，又摸了四个队，毛病大体相同，都是政策界限不清，照顾面太宽，结果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
傍晚，公社主任老彭来了。据他说，检查了十多个大队的麦季预分方案，都偏重于照顾的一面，忽视按劳分配的一面。看来，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地讲清楚。当晚，老彭就带着我们研究的意见，分头告诉各点，立即检查纠正。
六月八日
今天下雨，地里什么活都不能干。
饭后，我们学习了半天。重新领会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意义，越学越感到亲切。通过这几天的劳动，我们总结了几条收获：（1）干部坚持参加劳动，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非下决心不行。开始我们认识不足，顾虑很多。可是，一下来劳动，一接触群众，思想感情就慢慢起变化，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2）工作与劳动可以密切结合。这几天，我们在劳动中发现和解决的问题，比在机关里要深入得多。那种认为参加劳动就影响工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3）通过自己的劳动，对一米一粥来之不易这个道理，体会更深了。（4）领导干部要在落后队、困难队蹲下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蹲不下来，吃不得苦，问题就解决不了。
六月九日
雨后转晴，麦收进入大流。
我今天上三队割麦。站在地头一望，割麦的人真不少。方法是五个人割一耩，人碰人。一上午只割了四小块，约有二十多亩。割得很粗，掉穗不少。捆得也不结实，一拿就散。割一小块，休息半小时，窝工浪费很大。工分报酬更不合理，不管什么人，割一天麦给十分。
中午休息时间，我又用一队的办法，开了个地头会。把“大呼隆”的害处讲了讲，帮他们把劳力编了三个组，每组二十人，包工到组，每收一亩（包括割、捆、运），给八分。然后组内再根据干活质量、出力大小，评定每个人的工分。这样一搞，并不费事，可是，下午收麦的速度快了一倍，收得也干净利落了。
三队队长老范来找我，说队里只有三头牛，一头有病不能干活，一头要压场，剩下一头不能套车。照今天这样，一天就收六十多亩麦子，得运二十大车，无论如何也运不到家来。这确是个实际困难。晚上，我帮他们借来一辆马车，又帮助他们组织了二十多个人力，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六月十日
烈日当顶，三队割麦的社员，正在磨镰喝水。我在旁边无意中问了一句：现在大家搞生产是不是一个心了？有个叫孔昭来的社员说：“什么一个心，还有人穿着马褂呢！”我问：“什么叫穿马褂？”他说：“就是表面积极，心眼不好。”我还想盘根到底，他就不吱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下午，我和工作组的同志，分头找人个别谈话，经过一番了解，原来所谓“穿马褂”的，就是指三队贫农小组组长孔广东。这个人很坏，谁也惹不起。他虽然出身贫农，但抗日战争以后，曾跑到徐州跟他的地主叔叔过了五年，又当了两年国民党的兵，解放过来，不到三年复员回家。像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当贫农组长呢？问题大体清楚以后，即发动贫下中农处理了这个问题。从这件事暴露了我们原来的工作不深入，贫农组织根子扎得不正。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六月十一日
继续在三队割麦。利用午休时间，回公社开了个碰头会。大家把这几天参加劳动的体会、发现的问题交流了一下。这个会，时间虽短，却开得很活跃，过去发言不多的人，也有话可说了，内容丰富了。根据大家的座谈，在夏收夏种当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分配政策；一个是劳力组织、评工记分；一个是生产上的具体困难。对这些问题，都一个一个研究了具体解决办法。会后，各人回到队里，分头贯彻。我深深感到，这种指导工作的方法，既切合实际，又简便，开会误不了劳动，干活误不了工作。
六月十二日
到林前已经八天了。周围几个大队搞得怎么样呢？我很想去看看。
一清早，就上林西大队，割了一阵麦子。随后又上荀家村、毕家村、高家村、张王大队，跑了一圈。这几个大队夏收夏种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收成比林前还好，社员干劲也不小。
张王大队有一件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个大队的第一生产队，五十来户，二百多亩地，一九五九年只有四头牛，如今发展到十三头牛。饲养员告诉我：没有旁的窍门，他们算了一个账，买一头牛，得五千斤到一万斤粮食，一年要增产买一头牛的粮食很不容易。所以他们一直重视喂牛，坚持定草、定料、定膘、定肥、定繁殖奖的制度。原来两头母牛，四年来，大牛生小牛，小牛再生小牛，一头变五头。
张王大队的例子，给我很大的启发。搞农业必须有兴家创业思想。这种思想不明确，恰恰是我们的通病。回来以后，不但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前大队的同志，还告诉了公社的同志，提醒大家都注意研究一下农业生产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
吃完早饭，到夏家村去割麦子。这个一百多户、五百多人的小村，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场上麦垛如山，坡里麦浪翻腾。社员那种兴奋劲儿，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女社员孔宪英对我说：“俺村今年麦季比过春节还热闹，还高兴。”
大队支书、省劳动模范夏继盛同志笑迷迷地走来。我开门见山地说：“老夏！能超产多少？多交多少？”他回答得很干脆：“去年单产一百七十斤，今年可能搞到三百斤。征购任务是两万五，俺打算多交一些。”我又问：“社员口粮呢？”他说吃百十斤，队里还有万多斤储备。底子弄清了。我给老夏算了一笔账，夏家村今年小麦丰收从哪里来的？年初国家支援了队里两部抽水机，三辆马车，两匹好马，还有一部分化肥。一说这些，他立即说：“这样吧！我和社员商量一下，争取再多卖些余粮给国家，晒干后，一天交齐”。
从夏家村回来的路上，我边走边想：经过这一段社会主义教育，群众的觉悟确实提高了很多。只要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讲透，全公社的征购任务一定可以提前超额完成。
（原载《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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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大力支援公社争取农业增产
全军上半年支援农业的义务劳动日达二百四十万个，在农业生产急需的时候，及时投入大批人力、畜力和工具。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以大批人力、畜力和工具，支援人民公社进行农业生产，发展集体经济，争取农业增产。今年上半年，全军支援农业的义务劳动日已达二百四十多万个。
这些劳动日主要用于公社农业生产急需支援的时候。在南方报春花开、北方冰雪初融的初春季节，南北各地驻军就牵着牲口、带着步犁、开着拖拉机，扛着各种农具，走上了春耕生产的第一线。他们有的帮助生产队深翻土地，有的帮助公社积肥、送肥，有的派出大批汽车和舰艇帮助公社运送春耕物资，有的流动在山野乡间为公社修制各种农具。北京地区某部队在入春以后的短短时间内，就以五千九百多个劳动日和五百九十多头次牲畜支援公社春耕，加快了当地的春耕进度。武汉地区部队几个月来帮助群众运输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有四十三万多吨公里。四川某部队把自己生产用的五万斤优质肥料送给附近七个生产队，及时满足他们小春追肥的需要。海防部队某师在久旱不雨的情况下，宁愿自己的海滩地不种，把水让给公社，使公社的五千多亩稻田及时插了秧。驻云南怒江边的一支部队，把自己最好的育秧能手抽出来，帮助第一次种稻谷的几个傈僳族村寨培育了秧苗。这期间，海军、空军、装甲兵、工程兵等部队的大批机工、电工、修理工，在村头田边为公社及时修理的拖拉机、电动机和各种排灌机械即达一千二百多台，修制的各种农具也有一万三千多件。炮兵和其它部队的兽医人员还为生产队的大批耕畜防治了疾病。
在兴修水利和抗旱防涝斗争中，解放军发挥了巨大的突击威力，哪里任务最艰巨，他们就出现在哪里。青海哆吧公社附近的水渠修建工程，湖北龙口湖堤的加固工程，山西温峪河水库和河北丰南县柏各庄农场的排水干渠修建工程，都有上千名解放军官兵参加。当黄河飘流而下的冰凌在内蒙古河套形成一道道冰坝阻住水流，威胁到两岸大片土地的时候，人民空军先后两次出动十五架飞机轰炸了冰坝，为两岸农民解除了冰凌阻水的威胁。新疆库尔勒地区一条河流被开冻的冰块堵塞，眼看附近公社的一千多亩麦田被淹，当地工兵部队某部负责人带领爆破组前往，炸开冰块，保住了麦田。当内蒙古赤峰地区久旱不雨时，我国的女航空员潘庆平、叶佩佩等驾驶飞机前往，进行了人工降雨。在旱情严重的地区，一些部队停止操课，全力帮助公社抗旱。闽南驻军从五月底到六月中旬，就出动了七千一百多名官兵，帮助生产队打井三百二十六眼，挖水渠二十四条。某营教导员、特等功臣陈芳山带领部队参加抗旱时，指着灼热的沙滩对战士们说：“我们在战场上是英雄，在抗旱中也要做铁打的好汉！”广东有个水库的闸门因生锈打不开，部队的四个同志四次潜入深水，把闸门打开，使两个公社的土地得到灌溉。云南金龙河下游堤坝决口，某部队四十多名战士挑着干草赶到，天黑水凉，战士们下水作业，冷得受不了，就上来烤烤火再跳下水去，经过连夜奋战，终于把决口堵住。
在黄金铺地的夏收时刻，部队的许多老红军、老八路干部，纷纷和青年战士一同挥镰上阵。济南部队杨得志上将、袁升平中将等十一位将军和二十多位大校、上校，带领两千六百多名官兵到公社参加麦收，共割麦一千八百多亩。北京部队张南生中将等许多老将军和部队官兵一起，帮助人民公社收麦六万多亩。浙江某军正、副军长和全体官兵一同下田，还组织了所有军官家属下地拾麦穗，使生产队劳动果实颗粒还家。七月初，福建龙溪、厦门成熟的早稻遭到台风和暴雨袭击的时候，当地驻军官兵，连夜急行军分赴七个生产队，和社员一起抢收了受淹的稻谷。湖北某团官兵，在一个雨夜中和社员通宵奋战，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收了上千亩麦子。
在支援农业劳动中，各部队广大官兵发扬了人民军队热爱人民的光荣传统，通过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密切了军民关系。各地人民群众赞扬支援他们获得增产的子弟兵是“知心人”、“及时雨”、“活雷锋”。有的编歌唱道：“天连水，水连天，人民、军队两相连，大江河水流不尽，军民情谊唱不完。”“八一”建军节前夕，许多人民公社都在丰收不忘解放军的心意下，派人携带着丰收的瓜果，赶往营区，看望和慰问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