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特别的姑娘（报告文学）
黄宗英 张久荣
一
按照计划日程，我们本该离开河北省宝坻县了。我们向全国知名的邢燕子队和铁姑娘队的姊妹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行囊已经理好，可打心眼儿里就是不愿走。听县委宣传部老杨说，这里还有个姑娘，名叫侯隽，乡亲们都说她“特别”，我们决定去看看这个“特别”的姑娘。
一个早晨，我们来到史各庄公社豆家桥生产大队。一进村，我们就打听侯隽住在哪儿。村里正在盖新房子，有人在屋顶上上瓦，一位大叔望着远处地头说：“这会儿侯隽哪能在家，不定在哪块地里干活哪！”这时候，有一群孩子把我们围上了，问：“你们是侯隽的同学吗？”“你们也是听毛主席的话来种地的吗？”我问孩子们是不是都认识侯隽？喜欢不喜欢侯隽？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嚷开了：“她可好哪，尽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她还是民校老师。”“她会织‘车把套’，我们都学会了。”……孩子把我们带到一座低矮的小屋前，门上搭着锁，我正犹豫，一个小女孩轻轻把锁一摘，把门推开说：“进去吧，这门从来不锁住，侯隽愿意大伙儿到她屋里去玩。”我跨进门去；这是一座用秫秸夹的小泥房，顶棚破处露出秫秸秆秆，窗户纸透风的地方，用旧席片子挡住，小屋里锅灶土炕，柴堆水缸，墙上挂着留种的玉米，墙角靠着一两件农具，又用碎砖头搭了个摆瓶瓶罐罐的案子。乍看是个庄稼人住的屋，又过分简陋了些。只是那炕角上的歌谱、口琴，一本《怎样写美术字》的小册子，一只新式的塑料茶杯，自制的插筷子的布袋……，显示出屋子的主人不像是个“土生土长”的种田人。
我们刚迈进门时，就有几位大娘婶子也挤进来了。我耳边听到她们在嘁喳着议论什么：“准是的，没错儿。”“这下可好了。”我回过头来叫：“大娘！”一位背着小孙孙的大娘亲热地招呼我们坐，问道：“这二位同志准是来接侯隽的吧？”我一愣，正不知如何作答，亏得这大娘爱说话，一口气的唠叨下去：“这闺女可真会受啊。我就跟她说过，你在这儿吃这份苦，上边瞅得见，总有一天会把你这份人才调到大地方当干部去。”我心里直嘀咕，我走过许多有知识青年当“新农民”的村庄，当我们向群众了解情况时，也常有为年轻人“请功”或“告状”的，可是从来没有碰到干脆要求调走的。我心想向她们解释，我们不是什么上级，更没有权利调人，随嘴却问出：“大娘，您不愿意侯隽在这儿吗？”大娘说：“咋不愿意？这样的闺女可哪儿找！跟谁都和。可这是怎么说的？大高中毕了业，念的那书一本本老厚，全不带小人儿的。老远跑到我们这儿来，没一个亲门近支的，有个伴儿也‘颠儿’啦。成天下地，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冬尽吃点白薯干子，说是要把好粮食留农忙吃，我们眼时再苦的庄稼人过的也比她强，这算哪门子事啦！”另一位婶子也赶着“说情”：“这闺女在这儿太孤了，太可怜……”我问：“侯隽自己怎么说？”大娘说：“她自己肯说啥？那闺女不软，不软也偷偷地哭了好几回了。”婶子又忙解释：“搁谁谁也挡不住掉泪啊。也怪她当初想的太特别，干吗……”这时外边响起一个清朗柔和的声音：“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我看见孩子们牵着一个姑娘的衣角说着话走过来了。这姑娘，看上去，性格温和稳重。她脸色红红的，剪短发，戴着顶旧草帽，身个不高不矮，虽然不壮，倒也结结实实，她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的上衣，下边裤子膝盖上补着补钉，一双青布鞋，没穿袜子，我特别注意到她的脚胫乌黑光亮，肩上扛着锄头，左手还攥着一本《人民文学》和一张报纸，我想起我的家乡老一辈人管种田的叫“乌脚梗”，管不劳动的读书人叫“白脚梗”，而今天，扛着锄头，攥着书本，攥着书本，扛着锄头的“乌脚梗”，是一天比一天多了。姑娘停在门口，惊奇地睁大眼睛打量着我们。
二
侯隽，今年二十岁，家住北京，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侯隽的母校是北京良乡中学，六年来她就在“良中”住读，曾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一九六二年，毕业前夕，同学们壮志勃勃，一部分人忙着投考大学，一部分人急着上山下乡回家建设新农村。啊，有谁接触过中学毕业生填写志愿时的心情和眼神吗？如果我是个音乐家或画家，我要呕心沥血去描绘这样的刹那，年轻人的思想里波涛汹涌，万马奔驰，翻腾着整个的世界，有数不清的工作、兴趣、理想吸引着他们，突然，一个最强音出现了，“站出来，任祖国挑选！千条志愿，万条志愿，党的需要是第一志愿。”于是，顷刻间，端端思绪全凝化为一个极为单纯的坚定的信念，一个极为热烈的渴望。——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青年人最应该去的地方去。侯隽就是这样千千万万高中毕业生中的一个，她虽然也曾向往学文学、学历史、学外语、学医护……，可是，目前哪里党最需要、哪里青年人最应该去呢——农业战线！侯隽此刻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主意了，成熟了，她觉得别的想法都是“小时候想着玩”的往事了，只有“当农民”才是她终身的志愿。无论是和同学们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或倚着课桌凝想的时候，她总是听到党和祖国在召唤，她的眼前总是展现碧绿的田野，金黄的麦浪，总是看见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王培珍……在向她招手。她也曾犹豫过“我行吗？”接着她又果断地想：“行，别人能锻炼出来，我为什么不能？”有人说，“农村苦啊！”她想：“对，我就是要去吃苦，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把苦吃个干净，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为祖国人民，为后代创造幸福吧。”
可是具体问题来了，人家问侯隽：“你家在北京市，你下哪个乡呢？”侯隽说：“哪儿要我我就上哪儿。”这时，有一个和她最要好的姑娘，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和她同学，七年来两人秤杆不离秤锤老在一块儿。那姑娘说，“你随我走吧。”侯隽说：“你家在山东济南市区，我去干吗？”那姑娘说：“我能找着地方，我从小生长在河北宝坻县豆桥庄，十几年前土改时，我父亲在豆桥分到过一间屋。虽说现在豆桥也没一个亲人啦，小屋还在，咱们俩到那儿扎根去吧。”两个姑娘互相倾诉着共同的理想，并且把预先设想出来的种种困难，一一想好解决的办法。那姑娘就兴冲冲地和豆桥生产大队和小时候的伙伴联系上了。队里表示欢迎，小伙伴张俊峰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回家参加劳动了，还热情地说要骑自行车来长途汽车站接她们，给她们驮行李。两个姑娘高兴地当时就去办迁移户口手续了。她们决定要走的那天，也正是高等学校报考的最后一天。老师一方面鼓励她们，一方面也对她们说：“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因为革命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时，党也需要一部分青年升入大学，掌握更丰富的知识，将来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从侯隽多方面的条件来说，也还是可以考虑继续升学。”可是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最前线，年轻人谁不渴望奔赴最前线？同学们都夸赞她们有志气，也有人担心她们“弦定得太高”，有点“浪漫主义”，好意地劝她们考虑得更周到些。侯隽的父母先是不同意女儿去的，因为这不同于学校里有组织的分配介绍，有点不放心。女儿又非去不可，他们就要女儿再仔细地冷静地想想，这是一辈子的生活道路的起点，若是去了，就不能半途而废。侯隽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吃饭在机关学校食堂里，穿衣着鞋是百货公司去买，送成衣铺去机器扎，袜子破了补不好，水开不开听不出音。下乡又要劳动，又要做饭，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真能行吗？真能坚持住吗？——谁都不能回答，只有让生活，让时间，让事实来回答。
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史各庄公社又增加了两名新社员，两个高中毕业生在豆桥生产队落户了。虽然这里受了点旱灾，物质条件较贫乏，可是干部和社员对待她们的热情却极为丰盛。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挺新鲜，挺有意思，也挺特别。冀东老百姓的胸怀永远为革命者敞开着，当年怎样地接待老八路，今天还是怎样地接待支援农业的新兵。大家跑来七手八脚的帮助她们糊顶棚，油窗户，你搭冷灶，我架锅，东邻送瓢，西邻借铲。队长媳妇刚给送碗甜酱，书记闺女又提了串咸菜疙疸，生产队还搬来口大水缸。“嘁里卡嚓”地就把个家安置好了。
年轻的姑娘呀，尽管她们自己以为是大人了，设想考虑得很周到，思想准备得很充足了。可是在生活面前，她们到底还是个孩子。人生、困难、斗争和整个的世界在她们，也才不过是像偎在母亲怀里数着夜空的星星，或是和小伙伴滚在青草地上，仰看变幻的彩霞。而生活的实际，却似莽莽风云，滔滔激流滚滚涌来。第一战役，冀东平原上大嘚咧咧没半点含蓄的七月骄阳，算跟这两个才从课堂里走出来的学生较上劲儿啦。烈日毫不客气地把姑娘的皮肤晒糊了。姑娘大汗小汗溜溜地淌，农业活儿，也不是像在学校里每周两小时的劳动锻炼那么简单愉快，就说耪地吧，抡起锄来不知怎么迈步，使出全身的劲儿，还是耪不深。明明跟人家一齐动的手，可总是被人家拉得很远，这下，可算形象的了解了“落后”二字的解释了，田垅变得好像无限长，老也到不了头。侯隽发狠地说：“你瞧，咱们立志当新农民，地里的活儿都干不好，算什么农民呢？”两人一商量，决定加紧练，赶上老农。于是早晨鸡才叫，星星刚退，她们已经在田里练了，耪地时候练耪，开苗的时候练开苗……。腰酸腿疼还在地里干，手上磨起一个个血泡还是干。在农民看来是轻而易举小拇指拨拉拨拉就成了的事，她们都得拚出半条命来。光是下地劳动不算，一天还得做三顿饭，在那火笼一般的西晒的小厢屋里，两个人糊鼓揪瞎糊弄，夹生过火、盐大碱小好歹地算填了肚子了。再加上，这一年，夏秋之交，又涝得厉害，庄稼被淹了，春旱秋涝，灾上加灾，眼看是要减产，口粮上虽然队里对她们还是照顾的，可是她们半点存底儿也没有，所以“吃口”挺紧，也不敢敞开吃饱了。宝坻一带，洼地多，苇塘多，大花蚊子，“小??”蚊子，也来向姑娘献殷勤了。两个姑娘只侯隽带来一顶单人小帐子，你推我让地，侯隽不肯把帐子挂起来，她们的腿被咬烂了，至今留有瘢瘢的疤痕。生活的考验实在够呛，可是姑娘在地里没少唱歌，在村头的大槐树底下，还表演舞蹈，她们说：“生活越艰苦越紧张才越有意义。”
唉，话虽这么说，可惜生活和“意义”也有“闹分家”的时候。还不到一个足月，那个带侯隽来的姑娘走了。（老是“那姑娘”“那姑娘”写不明白听不顺，请谅解我姑隐其名的苦衷。乡亲们都说“那姑娘”再机灵不过了，就叫她“小机灵”吧。）“小机灵”灵机一动，到×村去看朋友去了。本来，一个伙伴儿，暂时离开十天半月也不打紧，可是侯隽这时和豆桥的乡亲还有些人生面不熟的，又摸不准伙伴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就特别感到孤单难受，更有人传说：“小机灵”是去订亲去了。有人和侯隽逗着说：“人家有对象啦，不回来啦。”有人同情地说：“可真不够意思，她把你给‘闪’了。”更有人背后叨咕说：“我说是吧，那个走了，这个也呆不长。”侯隽的歌声喑哑了，眼泪老是不听话地往外跑。党支部书记张清瑞鼓励她说：“侯隽啊，当初来的时候铁嘴钢牙咋说的，可别‘半截革命论’，咱对革命的热情，可不能像水皮上的油花，浮头一撩，就剩凉水一缸了，要越考验越热，越锻炼越强才是好样的！”那直性子爱说话的大娘也为她排解忧愁：“她走她的，走了更好，省得你啥事儿都得让着她，吃饭也老是她吃稠的，你喝稀的。”侯隽嗫嗫地说：“她回来，我还让她吃稠的。”
大秋时候，“小机灵”蹦蹦跶跶地回来了。侯隽把自己掉泪的事全忘了，姐俩又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又唱又闹了。
说也凑巧，树还没掉叶儿，“小机灵”的母亲又病了，“小机灵”就回济南去了，这一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没回来。有人替侯隽着想说：“伴儿也走了，你也回北京吧，在我们这个‘破’地方，是图个什么呢？怎么了局呢？”侯隽的眼圈又红了。豆桥的姑娘帮着把侯隽的小铺盖一卷，……侯隽没有回北京，而是搬到了新结识的女伴儿的暖屋热炕头上。豆桥的人们哪一个不疼侯隽呢。常常是侯隽回到小厢屋做饭时，缸里水满着，有时候锅盖上躺着把鲜嫩的小葱……，侯隽天天和大家在一起，在风风雨雨的田野里来来去去，一步步、一锄锄地，把意志和麦种一起深深地种下，相信它一定会发芽。
冀东平原上的赛小刀子的老北风也来拜望姑娘，姑娘的手脚全冻裂了。农忙季节已经过去，家里的妈妈也想煞这心尖尖上的女儿了，捎信来叫她回家和弟弟妹妹一起过新年。可是，侯隽在这里教起冬学民校来。每天夜晚，在油灯下，在琅琅的书声中，姑娘把自己学得的知识一点一滴的教给别人。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而姑娘感到夜夜有暖流流过心房。直到古历腊月二十七，庄户人家都忙着扫房，杀猪，剁饀……没空来上学了，侯隽才坐着进城的牛车，有生以来第一次捎上些按自己劳动工分分来的谷子、棒子、猪肉、白面……买上张长途汽车票，回北京过春节。侯隽在豆桥劳动了半年，庄稼活儿，“久熟，久熟”干久了，又有人把着手教，自然而然就熟了，大家“鉴定”说：“侯隽苦夏寒冬的，风里雨里泥里土里‘抡打’过来了，像个庄稼闺女啦，干活够点意思啦。”她和大家相处的亲亲乎乎的，春节这一走，大家又是为她回家看妈高兴，又是嘀咕她不会再回来，本来嘛，这儿没家、没业、没亲、没故，闺女有啥可恋的呢？何况侯隽也说过，自己虽然是决心不脱离农业，可是很想去国营农场，也曾向有关方面去过信。……侯隽还会不会回来呢？
四
没等“七九河开”，不待“八九雁来”，她穿着一身厚棉裤棉袄，扛着从家里搬来的新炕桌，掖着几本农业书，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厢屋。人们觉得侯隽好像长大了些。有人说侯隽有心事，尽发愁。可有的人说侯隽更踏实了，她经常把书报带到地头，念给大家听。并把一首首新歌，一句句地教给村里的年轻人。她不但已经不用劳烦团支部书记戚连升费心偷偷给她挑水，而且大队部的水缸竟常常被她挑满。她把家里带来的喇叭口的裙子改成了劳动服。……但是，侯隽是不是就真的留在豆桥，不知道，姑娘的心还没有定下来，此刻，我的笔也不能为她做任何的艺术加工。
也许读者还关心着侯隽和“小机灵”的友谊吧，七载同窗，立志并肩走向生活，在这经受严峻考验的第八个年头，是否就此分手呢？据豆桥的姑娘告诉我，情况是这样的：才过春节，“小机灵”从济南回来，路过豆桥，见侯隽不在家，就径往×村去了，侯隽回来，一听说，就愣了，撂下炕桌，就往×村写信，一封封地写，可是“小机灵”难得回信。及至证实“小机灵”真的订了婚，并在×村小学当上代课老师了。肯定是不回豆桥了，“小机灵”又老给侯隽写信，侯隽又懒得搭理她了。后来，“小机灵”来把侯隽接到她未来的婆婆家去玩，做好的给侯隽吃，请她瞧“皮影”，住了几天，侯隽非走不可，“小灵机”说：“多玩两天嘛。”侯隽说：“我想家了。”“小机灵”没明白：“咋个啦？”“你不想咱们那个家，我想。”侯隽就回豆桥了。我们和侯隽谈心时，总想“套套”她和“小机灵”的具体的矛盾冲突，可是侯隽没说过她一句不好听的话，只是深有所感地解释：“生活的实际考验，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它并不像在小说和电影里那么富有‘文学性’和‘诗意’。”呀——我真恨自己的文风花里乎梢，没能把侯隽所经受的考验真切如实地反映出来。它非常琐碎、细致、平凡，又是从早到晚、从大到小、从近到远无所不在的。豆桥的群众对“小机灵”的评价可不像侯隽那么止于分寸，他们倾向鲜明，护着侯隽，爱说的大娘又向我们检举：“那姑娘参加农业的心，是牛蹄子两半着。这件事做得就是不够意思。”好心的婶子告诉我们“小机灵”来豆桥办迁出户口手续时，她从小厢屋窗台猫眼里看见姐俩吵翻了。婶子说：“侯隽就是嘴太笨，翻过来倒过去只两句话：‘……你当初来的时候怎么说的，你当初怎么向老师和同学保证的’。”可是侯隽不承认吵翻了，她笑着说：“别听她们的，我们没吵，她回来，我还跟她好，她要好好教书，我也还跟她好，她总算没离开农村。”我赞成侯隽这个态度。“小机灵”年纪还很轻，走过一小段弯路，前途还是很广阔的。但是必须估计到，改正缺点，要比打冲锋仗还要艰巨得多，要付出五倍、十倍的毅力和决心。有时候一张画稿画坏几笔，只好一切从头画起。
而侯隽呢，从她参加少先队的时候起，从她在中学里接受党和团，接受老师们的谆谆教育，从她树立了全心全意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的时候起，到她独立地驾起一只小船，驶向生活的汪洋大海。她划呀划呀，不管那波涛汹汹，涌浪回旋，也不管那黑夜的风暴，她甚至弄不清是哪只海鸟为她带路，哪座灯标为她避礁，哪里传来的歌声为她鼓劲。她只是不停地奋力向前划。筋酸骨痛还是划，胆战心惊还是划，……当云雾渐渐散去，她发现方向是对的，对的！曙光是在前面，太阳又红又大又暖和，时代的长风巨浪推送着她的小船，她划出了好远好远，比她自己想像的要远得多，海阔天高、乘风万里，正好扬帆。一切经历过的困难和斗争都化为胜利的喜悦。真是到了“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的境界，今天年轻人的理想的桃源，正在这不平静的农业前线，她的眼睛看得很清，很远，她的胸襟开朗，斗志昂扬。
侯隽是否就定居在豆桥，她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因为笔者的走访，掀起了辩论的热潮，一时成为史各庄公社豆桥党团支部的干部们，大叔大爷、大娘婶子、姑娘学生在地边、炕头、会场、当街的谈话中心。有的人说：
“是应该让人家到国营农场去，那边生活有规律，也用不着自己做饭，组织领导、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比咱们这儿强，年轻人进步得快，学习技术也方便。”有的人不同意：“在公社在生产队又不是没人管，都是共产党领导，哪儿更需要她呢？”有人说：“咱不能主观做决定，侯隽，你还是自己把心锅儿端出来吧。”
侯隽带着自我检讨的心情，红着脸说：“打我一来，公社、队里干部和乡亲们都这么关心我，待我好，帮助我进步。可是我自己还一阵阵的安不下心，想去农场，总还是为自己想的多。我现在高低不走了，我舍不得离开豆桥。再说越是条件差，越能锻炼人，这儿也需要我。”姑娘的眼眶再一次的湿润了，可是这是闪烁着幸福的泪花。寻找困难，是我们时代年轻人的风格，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跨过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感到自己是对大家有用，是多么幸福。这孩子就是这样，我们和她相处了那么多天，从来没听她讲过自己的优点，也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什么。她才到豆桥不久，就给燕子姐姐写了一封信，可一直到今天都不好意思发，她老觉得自己还做得很不够，一年以前，侯隽还只能从字面上概念地去理解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是今天，她多么想加劲使自己掌握更多的劳动本领和知识，好和农村青年成群结队，在这广阔的天地间，更高、更快、更勇猛地飞！飞！飞！
“是啊。”有人说：“像侯隽这样的先进人儿，应该调到咱宝坻县的大红旗邢燕子或铁姑娘她们的队里，就合适了。”这话在年轻人中点起火来，为了侯隽她们的落户，热情忙活张罗了一年的张俊峰早憋不住了：“人家是燕子，咱也不是天生的笨雀儿；人家是铁打的，咱就是豆腐做的啦？又不比人家缺胳膊短腿，要是侯隽带个头，咱就追不上人家了，先进人儿都凑在一块儿，起啥作用啊？不赞成！”
侯隽说：“我也常常想，咱们能不能也组织个什么队，拳头攥紧了才有力量。”姑娘们说：“着啊！”小伙子们嚷起来：“咱庄要组织可别叫什么姑娘队，得把我们也包括进去，不兴犯本位！”那位爱说话的大娘，可是还转不过弯子来：“别吵吵，干吗死气白赖地留人家闺女在这儿吃苦哪，没看人家掉泪儿的时候？”
侯隽笑起来：“大娘，您净记着我掉泪儿，您可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乐，多甜。”我们能体会到：一个人如果听了党的话，为革命奋力工作时，那种“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的心情。好心婶子可也还在担忧：“年轻人别瞎起哄，你们敢情在家，守着妈哪，人家闺女多孤啊，多可怜，也没伴儿……”侯隽抢着说：“豆桥都是我的亲人，我不孤，党支持我。”着啊，豆桥的全体社员和她在一起，党和她在一起，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都是她的伴儿。我们也跟她作伴，生活中的新生事物教育了我们文艺工作者，我们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们不但是应该宣传新生的事物，而且首先是应该支持新生的事物。……
“是件好事啊，就是太特别。”大娘感叹地说。
“好就好在特别！”年轻人又“炸窝”啦。
“特别的有志气！”
“特别的有意义！”
“特别的有教育作用。人家跟咱这儿不沾一丝边儿，还非在这儿苦干实干，咱们还有啥话说！”
本来嘛，知识青年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参加农业劳动，本身就是件特别的事，是前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今天迈出了这伟大的一步。我们年轻人就是要立这样特别的志愿，干这样特别的事情。我想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我们深刻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在年轻一代的血液里，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朵胜利之花。
五
侯隽不走了，侯隽坚决地留在豆桥了。
去年七月，侯隽还是学生；今年七月，侯隽已是农民。侯隽带着五分的优良成绩走出校门，她在生活的考场上，在她这一年的期终总评来说，又一次的得到了五分。我们难以预料，在未来的征途中，她还要遇到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测验，我们祝愿这位特别的姑娘，勇往直前，永远得五分！
豆桥，美丽的豆桥，翻滚的麦浪正在劳动的巨掌下被征服，全体社员都出动来忙“麦秋”啦，今年麦子长得这旺实，乡亲们乐得后脑勺都开了花儿，侯隽在麦地里和大家一起拔麦子。这件新活儿，把姑娘的手又勒破了，姑娘把手指头缠起小布条，接着干。姑娘在场上，撂下叉杆，抄起扫帚，放下簸箕，抡起撬钩，天热，姑娘把短发用玻璃丝扎起两个小笤帚辫儿，额前的鬓毛，汗黏搭拉的，像剪了一圈齐眉穗儿，活是一个农家小闺女模样啦。笔者本应在这里打住煞尾了，可是想着也该再交代交代“小机灵”，我们打算去×村找找她，不料，她来了。这一天，我们正在场上“过箔”，把压过场以后的麦秸，在高粱秆编的有细缝的帘子上不停地拨来拨去，漏下剩余的麦粒，和短小的可喂牲口的花秸。“小机灵”穿着一身新衣裳来了。我们见了面都很高兴，她也拿起叉杆来就和我们一起“过箔”，侯隽挽起裤腿，光着脚丫子，忙着给我们供料。我们还扯着闲话儿，后来，“小机灵”问我们：“姐，听说你们是想把侯隽的事登报吗？”“是啊。”她脸上“唰”地“挂色儿”了：“你们可别写我啊。”我们笑了：“怕我们批评你吗？我们的笔头虽有尖尖儿，看见你这小样儿心早软了。”“真别写我，你们就把侯隽这面红旗树起来，就得了，别拿我衬着，再一艺术加工，我就没脸见人了。”“我们是想跳过你，可是避不开，你想想，我们就是只写八个小字儿——她带侯隽来，她走了。也不能让读者看着是表扬你，是不是？”她停下叉杆来，瞧着我们：“你们要把我写成反面人物吗？”我说：“怎么可能哪，我们要肯定你几点，你是充满了热情来的，经受过一段困难的考验……你现在还是在农村。……”她又问：“您说我就真错了吗？我当时想，我的家境困难，父母省吃俭用把我供到高中毕业不容易，我应该找个工作给家挣俩钱，不然怎么说得过去……”我正思忖着，每一个退下阵来的人，都会从“我”的角度找到一些“实际”理由，其实这些理由是一驳就站不住的，我怕话出口会太重，她接受不了。这时，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火性直肠的张俊峰插嘴了：“你就只知道你父母省吃俭用供你读高中，咋你爷爷奶奶省吃俭用，你爸爸可没念高中哪！”“小机灵”委委曲曲地说：“我当时想着也还可以支援支援侯隽，您看咱们这个‘家’，顶今儿还是要啥没啥……”在我们对面干活的一位复员军人开腔了：“就算你是份好心吧，可你忘了你和侯隽参加农业就等于上前线。你琢磨琢磨哪个知识青年扛起锄把来，没有多少双眼睛盯着盼着啊。”“小机灵”不说话了，使劲地来回拨拉着麦秸已经不多的“箔”，高粱秆发出哗嚓哗嚓的响声，半天她抬起头来：“姐，我是绕了个弯子，可我才二十几岁，往后日子长哪，您看着吧，我再也不挪窝儿了，我要好好的当小学教师，‘麦秋’‘大秋’放假，我就到侯隽这儿来劳动，我不相信我永远走弯道儿。”我们高兴地说：“对！行！我们把你的话记下来，以后我们还要见面哪！”我想侯隽也一定在乐，这姑娘有哪一天不牵记自己要好的小伙伴呢，我揩了揩额上的汗，放下叉杆，抬眼看侯隽，咦，她哪儿去啦，这个特别的姑娘。烈日当顶，拖拉机吼叫着，牵住八个大?轴在场上转圈，腾起了土雾麸烟，满场是金子的海，金子的山，特别的姑娘在哪儿，是哪一个？这里谁也不特别。集体劳动的竞赛热情，融汇成一片雄壮和谐欢乐的合声，姑娘在人群中，姑娘在麦浪中，麦浪汹涌，麦浪汹涌……。
（五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日写于豆桥——北京——宝坻）（附图片）
孙滋奚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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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 张久荣
一
按照计划日程，我们本该离开河北省宝坻县了。我们向全国知名的邢燕子队和铁姑娘队的姊妹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行囊已经理好，可打心眼儿里就是不愿走。听县委宣传部老杨说，这里还有个姑娘，名叫侯隽，乡亲们都说她“特别”，我们决定去看看这个“特别”的姑娘。
一个早晨，我们来到史各庄公社豆家桥生产大队。一进村，我们就打听侯隽住在哪儿。村里正在盖新房子，有人在屋顶上上瓦，一位大叔望着远处地头说：“这会儿侯隽哪能在家，不定在哪块地里干活哪！”这时候，有一群孩子把我们围上了，问：“你们是侯隽的同学吗？”“你们也是听毛主席的话来种地的吗？”我问孩子们是不是都认识侯隽？喜欢不喜欢侯隽？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嚷开了：“她可好哪，尽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她还是民校老师。”“她会织‘车把套’，我们都学会了。”……孩子把我们带到一座低矮的小屋前，门上搭着锁，我正犹豫，一个小女孩轻轻把锁一摘，把门推开说：“进去吧，这门从来不锁住，侯隽愿意大伙儿到她屋里去玩。”我跨进门去；这是一座用秫秸夹的小泥房，顶棚破处露出秫秸秆秆，窗户纸透风的地方，用旧席片子挡住，小屋里锅灶土炕，柴堆水缸，墙上挂着留种的玉米，墙角靠着一两件农具，又用碎砖头搭了个摆瓶瓶罐罐的案子。乍看是个庄稼人住的屋，又过分简陋了些。只是那炕角上的歌谱、口琴，一本《怎样写美术字》的小册子，一只新式的塑料茶杯，自制的插筷子的布袋……，显示出屋子的主人不像是个“土生土长”的种田人。
我们刚迈进门时，就有几位大娘婶子也挤进来了。我耳边听到她们在嘁喳着议论什么：“准是的，没错儿。”“这下可好了。”我回过头来叫：“大娘！”一位背着小孙孙的大娘亲热地招呼我们坐，问道：“这二位同志准是来接侯隽的吧？”我一愣，正不知如何作答，亏得这大娘爱说话，一口气的唠叨下去：“这闺女可真会受啊。我就跟她说过，你在这儿吃这份苦，上边瞅得见，总有一天会把你这份人才调到大地方当干部去。”我心里直嘀咕，我走过许多有知识青年当“新农民”的村庄，当我们向群众了解情况时，也常有为年轻人“请功”或“告状”的，可是从来没有碰到干脆要求调走的。我心想向她们解释，我们不是什么上级，更没有权利调人，随嘴却问出：“大娘，您不愿意侯隽在这儿吗？”大娘说：“咋不愿意？这样的闺女可哪儿找！跟谁都和。可这是怎么说的？大高中毕了业，念的那书一本本老厚，全不带小人儿的。老远跑到我们这儿来，没一个亲门近支的，有个伴儿也‘颠儿’啦。成天下地，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冬尽吃点白薯干子，说是要把好粮食留农忙吃，我们眼时再苦的庄稼人过的也比她强，这算哪门子事啦！”另一位婶子也赶着“说情”：“这闺女在这儿太孤了，太可怜……”我问：“侯隽自己怎么说？”大娘说：“她自己肯说啥？那闺女不软，不软也偷偷地哭了好几回了。”婶子又忙解释：“搁谁谁也挡不住掉泪啊。也怪她当初想的太特别，干吗……”这时外边响起一个清朗柔和的声音：“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我看见孩子们牵着一个姑娘的衣角说着话走过来了。这姑娘，看上去，性格温和稳重。她脸色红红的，剪短发，戴着顶旧草帽，身个不高不矮，虽然不壮，倒也结结实实，她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的上衣，下边裤子膝盖上补着补钉，一双青布鞋，没穿袜子，我特别注意到她的脚胫乌黑光亮，肩上扛着锄头，左手还攥着一本《人民文学》和一张报纸，我想起我的家乡老一辈人管种田的叫“乌脚梗”，管不劳动的读书人叫“白脚梗”，而今天，扛着锄头，攥着书本，攥着书本，扛着锄头的“乌脚梗”，是一天比一天多了。姑娘停在门口，惊奇地睁大眼睛打量着我们。
二
侯隽，今年二十岁，家住北京，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侯隽的母校是北京良乡中学，六年来她就在“良中”住读，曾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一九六二年，毕业前夕，同学们壮志勃勃，一部分人忙着投考大学，一部分人急着上山下乡回家建设新农村。啊，有谁接触过中学毕业生填写志愿时的心情和眼神吗？如果我是个音乐家或画家，我要呕心沥血去描绘这样的刹那，年轻人的思想里波涛汹涌，万马奔驰，翻腾着整个的世界，有数不清的工作、兴趣、理想吸引着他们，突然，一个最强音出现了，“站出来，任祖国挑选！千条志愿，万条志愿，党的需要是第一志愿。”于是，顷刻间，端端思绪全凝化为一个极为单纯的坚定的信念，一个极为热烈的渴望。——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青年人最应该去的地方去。侯隽就是这样千千万万高中毕业生中的一个，她虽然也曾向往学文学、学历史、学外语、学医护……，可是，目前哪里党最需要、哪里青年人最应该去呢——农业战线！侯隽此刻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主意了，成熟了，她觉得别的想法都是“小时候想着玩”的往事了，只有“当农民”才是她终身的志愿。无论是和同学们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或倚着课桌凝想的时候，她总是听到党和祖国在召唤，她的眼前总是展现碧绿的田野，金黄的麦浪，总是看见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王培珍……在向她招手。她也曾犹豫过“我行吗？”接着她又果断地想：“行，别人能锻炼出来，我为什么不能？”有人说，“农村苦啊！”她想：“对，我就是要去吃苦，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把苦吃个干净，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为祖国人民，为后代创造幸福吧。”
可是具体问题来了，人家问侯隽：“你家在北京市，你下哪个乡呢？”侯隽说：“哪儿要我我就上哪儿。”这时，有一个和她最要好的姑娘，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和她同学，七年来两人秤杆不离秤锤老在一块儿。那姑娘说，“你随我走吧。”侯隽说：“你家在山东济南市区，我去干吗？”那姑娘说：“我能找着地方，我从小生长在河北宝坻县豆桥庄，十几年前土改时，我父亲在豆桥分到过一间屋。虽说现在豆桥也没一个亲人啦，小屋还在，咱们俩到那儿扎根去吧。”两个姑娘互相倾诉着共同的理想，并且把预先设想出来的种种困难，一一想好解决的办法。那姑娘就兴冲冲地和豆桥生产大队和小时候的伙伴联系上了。队里表示欢迎，小伙伴张俊峰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回家参加劳动了，还热情地说要骑自行车来长途汽车站接她们，给她们驮行李。两个姑娘高兴地当时就去办迁移户口手续了。她们决定要走的那天，也正是高等学校报考的最后一天。老师一方面鼓励她们，一方面也对她们说：“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因为革命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时，党也需要一部分青年升入大学，掌握更丰富的知识，将来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从侯隽多方面的条件来说，也还是可以考虑继续升学。”可是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最前线，年轻人谁不渴望奔赴最前线？同学们都夸赞她们有志气，也有人担心她们“弦定得太高”，有点“浪漫主义”，好意地劝她们考虑得更周到些。侯隽的父母先是不同意女儿去的，因为这不同于学校里有组织的分配介绍，有点不放心。女儿又非去不可，他们就要女儿再仔细地冷静地想想，这是一辈子的生活道路的起点，若是去了，就不能半途而废。侯隽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吃饭在机关学校食堂里，穿衣着鞋是百货公司去买，送成衣铺去机器扎，袜子破了补不好，水开不开听不出音。下乡又要劳动，又要做饭，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真能行吗？真能坚持住吗？——谁都不能回答，只有让生活，让时间，让事实来回答。
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史各庄公社又增加了两名新社员，两个高中毕业生在豆桥生产队落户了。虽然这里受了点旱灾，物质条件较贫乏，可是干部和社员对待她们的热情却极为丰盛。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挺新鲜，挺有意思，也挺特别。冀东老百姓的胸怀永远为革命者敞开着，当年怎样地接待老八路，今天还是怎样地接待支援农业的新兵。大家跑来七手八脚的帮助她们糊顶棚，油窗户，你搭冷灶，我架锅，东邻送瓢，西邻借铲。队长媳妇刚给送碗甜酱，书记闺女又提了串咸菜疙疸，生产队还搬来口大水缸。“嘁里卡嚓”地就把个家安置好了。
年轻的姑娘呀，尽管她们自己以为是大人了，设想考虑得很周到，思想准备得很充足了。可是在生活面前，她们到底还是个孩子。人生、困难、斗争和整个的世界在她们，也才不过是像偎在母亲怀里数着夜空的星星，或是和小伙伴滚在青草地上，仰看变幻的彩霞。而生活的实际，却似莽莽风云，滔滔激流滚滚涌来。第一战役，冀东平原上大嘚咧咧没半点含蓄的七月骄阳，算跟这两个才从课堂里走出来的学生较上劲儿啦。烈日毫不客气地把姑娘的皮肤晒糊了。姑娘大汗小汗溜溜地淌，农业活儿，也不是像在学校里每周两小时的劳动锻炼那么简单愉快，就说耪地吧，抡起锄来不知怎么迈步，使出全身的劲儿，还是耪不深。明明跟人家一齐动的手，可总是被人家拉得很远，这下，可算形象的了解了“落后”二字的解释了，田垅变得好像无限长，老也到不了头。侯隽发狠地说：“你瞧，咱们立志当新农民，地里的活儿都干不好，算什么农民呢？”两人一商量，决定加紧练，赶上老农。于是早晨鸡才叫，星星刚退，她们已经在田里练了，耪地时候练耪，开苗的时候练开苗……。腰酸腿疼还在地里干，手上磨起一个个血泡还是干。在农民看来是轻而易举小拇指拨拉拨拉就成了的事，她们都得拚出半条命来。光是下地劳动不算，一天还得做三顿饭，在那火笼一般的西晒的小厢屋里，两个人糊鼓揪瞎糊弄，夹生过火、盐大碱小好歹地算填了肚子了。再加上，这一年，夏秋之交，又涝得厉害，庄稼被淹了，春旱秋涝，灾上加灾，眼看是要减产，口粮上虽然队里对她们还是照顾的，可是她们半点存底儿也没有，所以“吃口”挺紧，也不敢敞开吃饱了。宝坻一带，洼地多，苇塘多，大花蚊子，“小??”蚊子，也来向姑娘献殷勤了。两个姑娘只侯隽带来一顶单人小帐子，你推我让地，侯隽不肯把帐子挂起来，她们的腿被咬烂了，至今留有瘢瘢的疤痕。生活的考验实在够呛，可是姑娘在地里没少唱歌，在村头的大槐树底下，还表演舞蹈，她们说：“生活越艰苦越紧张才越有意义。”
唉，话虽这么说，可惜生活和“意义”也有“闹分家”的时候。还不到一个足月，那个带侯隽来的姑娘走了。（老是“那姑娘”“那姑娘”写不明白听不顺，请谅解我姑隐其名的苦衷。乡亲们都说“那姑娘”再机灵不过了，就叫她“小机灵”吧。）“小机灵”灵机一动，到×村去看朋友去了。本来，一个伙伴儿，暂时离开十天半月也不打紧，可是侯隽这时和豆桥的乡亲还有些人生面不熟的，又摸不准伙伴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就特别感到孤单难受，更有人传说：“小机灵”是去订亲去了。有人和侯隽逗着说：“人家有对象啦，不回来啦。”有人同情地说：“可真不够意思，她把你给‘闪’了。”更有人背后叨咕说：“我说是吧，那个走了，这个也呆不长。”侯隽的歌声喑哑了，眼泪老是不听话地往外跑。党支部书记张清瑞鼓励她说：“侯隽啊，当初来的时候铁嘴钢牙咋说的，可别‘半截革命论’，咱对革命的热情，可不能像水皮上的油花，浮头一撩，就剩凉水一缸了，要越考验越热，越锻炼越强才是好样的！”那直性子爱说话的大娘也为她排解忧愁：“她走她的，走了更好，省得你啥事儿都得让着她，吃饭也老是她吃稠的，你喝稀的。”侯隽嗫嗫地说：“她回来，我还让她吃稠的。”
大秋时候，“小机灵”蹦蹦跶跶地回来了。侯隽把自己掉泪的事全忘了，姐俩又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又唱又闹了。
说也凑巧，树还没掉叶儿，“小机灵”的母亲又病了，“小机灵”就回济南去了，这一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没回来。有人替侯隽着想说：“伴儿也走了，你也回北京吧，在我们这个‘破’地方，是图个什么呢？怎么了局呢？”侯隽的眼圈又红了。豆桥的姑娘帮着把侯隽的小铺盖一卷，……侯隽没有回北京，而是搬到了新结识的女伴儿的暖屋热炕头上。豆桥的人们哪一个不疼侯隽呢。常常是侯隽回到小厢屋做饭时，缸里水满着，有时候锅盖上躺着把鲜嫩的小葱……，侯隽天天和大家在一起，在风风雨雨的田野里来来去去，一步步、一锄锄地，把意志和麦种一起深深地种下，相信它一定会发芽。
冀东平原上的赛小刀子的老北风也来拜望姑娘，姑娘的手脚全冻裂了。农忙季节已经过去，家里的妈妈也想煞这心尖尖上的女儿了，捎信来叫她回家和弟弟妹妹一起过新年。可是，侯隽在这里教起冬学民校来。每天夜晚，在油灯下，在琅琅的书声中，姑娘把自己学得的知识一点一滴的教给别人。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而姑娘感到夜夜有暖流流过心房。直到古历腊月二十七，庄户人家都忙着扫房，杀猪，剁饀……没空来上学了，侯隽才坐着进城的牛车，有生以来第一次捎上些按自己劳动工分分来的谷子、棒子、猪肉、白面……买上张长途汽车票，回北京过春节。侯隽在豆桥劳动了半年，庄稼活儿，“久熟，久熟”干久了，又有人把着手教，自然而然就熟了，大家“鉴定”说：“侯隽苦夏寒冬的，风里雨里泥里土里‘抡打’过来了，像个庄稼闺女啦，干活够点意思啦。”她和大家相处的亲亲乎乎的，春节这一走，大家又是为她回家看妈高兴，又是嘀咕她不会再回来，本来嘛，这儿没家、没业、没亲、没故，闺女有啥可恋的呢？何况侯隽也说过，自己虽然是决心不脱离农业，可是很想去国营农场，也曾向有关方面去过信。……侯隽还会不会回来呢？
四
没等“七九河开”，不待“八九雁来”，她穿着一身厚棉裤棉袄，扛着从家里搬来的新炕桌，掖着几本农业书，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厢屋。人们觉得侯隽好像长大了些。有人说侯隽有心事，尽发愁。可有的人说侯隽更踏实了，她经常把书报带到地头，念给大家听。并把一首首新歌，一句句地教给村里的年轻人。她不但已经不用劳烦团支部书记戚连升费心偷偷给她挑水，而且大队部的水缸竟常常被她挑满。她把家里带来的喇叭口的裙子改成了劳动服。……但是，侯隽是不是就真的留在豆桥，不知道，姑娘的心还没有定下来，此刻，我的笔也不能为她做任何的艺术加工。
也许读者还关心着侯隽和“小机灵”的友谊吧，七载同窗，立志并肩走向生活，在这经受严峻考验的第八个年头，是否就此分手呢？据豆桥的姑娘告诉我，情况是这样的：才过春节，“小机灵”从济南回来，路过豆桥，见侯隽不在家，就径往×村去了，侯隽回来，一听说，就愣了，撂下炕桌，就往×村写信，一封封地写，可是“小机灵”难得回信。及至证实“小机灵”真的订了婚，并在×村小学当上代课老师了。肯定是不回豆桥了，“小机灵”又老给侯隽写信，侯隽又懒得搭理她了。后来，“小机灵”来把侯隽接到她未来的婆婆家去玩，做好的给侯隽吃，请她瞧“皮影”，住了几天，侯隽非走不可，“小灵机”说：“多玩两天嘛。”侯隽说：“我想家了。”“小机灵”没明白：“咋个啦？”“你不想咱们那个家，我想。”侯隽就回豆桥了。我们和侯隽谈心时，总想“套套”她和“小机灵”的具体的矛盾冲突，可是侯隽没说过她一句不好听的话，只是深有所感地解释：“生活的实际考验，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它并不像在小说和电影里那么富有‘文学性’和‘诗意’。”呀——我真恨自己的文风花里乎梢，没能把侯隽所经受的考验真切如实地反映出来。它非常琐碎、细致、平凡，又是从早到晚、从大到小、从近到远无所不在的。豆桥的群众对“小机灵”的评价可不像侯隽那么止于分寸，他们倾向鲜明，护着侯隽，爱说的大娘又向我们检举：“那姑娘参加农业的心，是牛蹄子两半着。这件事做得就是不够意思。”好心的婶子告诉我们“小机灵”来豆桥办迁出户口手续时，她从小厢屋窗台猫眼里看见姐俩吵翻了。婶子说：“侯隽就是嘴太笨，翻过来倒过去只两句话：‘……你当初来的时候怎么说的，你当初怎么向老师和同学保证的’。”可是侯隽不承认吵翻了，她笑着说：“别听她们的，我们没吵，她回来，我还跟她好，她要好好教书，我也还跟她好，她总算没离开农村。”我赞成侯隽这个态度。“小机灵”年纪还很轻，走过一小段弯路，前途还是很广阔的。但是必须估计到，改正缺点，要比打冲锋仗还要艰巨得多，要付出五倍、十倍的毅力和决心。有时候一张画稿画坏几笔，只好一切从头画起。
而侯隽呢，从她参加少先队的时候起，从她在中学里接受党和团，接受老师们的谆谆教育，从她树立了全心全意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的时候起，到她独立地驾起一只小船，驶向生活的汪洋大海。她划呀划呀，不管那波涛汹汹，涌浪回旋，也不管那黑夜的风暴，她甚至弄不清是哪只海鸟为她带路，哪座灯标为她避礁，哪里传来的歌声为她鼓劲。她只是不停地奋力向前划。筋酸骨痛还是划，胆战心惊还是划，……当云雾渐渐散去，她发现方向是对的，对的！曙光是在前面，太阳又红又大又暖和，时代的长风巨浪推送着她的小船，她划出了好远好远，比她自己想像的要远得多，海阔天高、乘风万里，正好扬帆。一切经历过的困难和斗争都化为胜利的喜悦。真是到了“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的境界，今天年轻人的理想的桃源，正在这不平静的农业前线，她的眼睛看得很清，很远，她的胸襟开朗，斗志昂扬。
侯隽是否就定居在豆桥，她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因为笔者的走访，掀起了辩论的热潮，一时成为史各庄公社豆桥党团支部的干部们，大叔大爷、大娘婶子、姑娘学生在地边、炕头、会场、当街的谈话中心。有的人说：
“是应该让人家到国营农场去，那边生活有规律，也用不着自己做饭，组织领导、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比咱们这儿强，年轻人进步得快，学习技术也方便。”有的人不同意：“在公社在生产队又不是没人管，都是共产党领导，哪儿更需要她呢？”有人说：“咱不能主观做决定，侯隽，你还是自己把心锅儿端出来吧。”
侯隽带着自我检讨的心情，红着脸说：“打我一来，公社、队里干部和乡亲们都这么关心我，待我好，帮助我进步。可是我自己还一阵阵的安不下心，想去农场，总还是为自己想的多。我现在高低不走了，我舍不得离开豆桥。再说越是条件差，越能锻炼人，这儿也需要我。”姑娘的眼眶再一次的湿润了，可是这是闪烁着幸福的泪花。寻找困难，是我们时代年轻人的风格，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跨过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感到自己是对大家有用，是多么幸福。这孩子就是这样，我们和她相处了那么多天，从来没听她讲过自己的优点，也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什么。她才到豆桥不久，就给燕子姐姐写了一封信，可一直到今天都不好意思发，她老觉得自己还做得很不够，一年以前，侯隽还只能从字面上概念地去理解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是今天，她多么想加劲使自己掌握更多的劳动本领和知识，好和农村青年成群结队，在这广阔的天地间，更高、更快、更勇猛地飞！飞！飞！
“是啊。”有人说：“像侯隽这样的先进人儿，应该调到咱宝坻县的大红旗邢燕子或铁姑娘她们的队里，就合适了。”这话在年轻人中点起火来，为了侯隽她们的落户，热情忙活张罗了一年的张俊峰早憋不住了：“人家是燕子，咱也不是天生的笨雀儿；人家是铁打的，咱就是豆腐做的啦？又不比人家缺胳膊短腿，要是侯隽带个头，咱就追不上人家了，先进人儿都凑在一块儿，起啥作用啊？不赞成！”
侯隽说：“我也常常想，咱们能不能也组织个什么队，拳头攥紧了才有力量。”姑娘们说：“着啊！”小伙子们嚷起来：“咱庄要组织可别叫什么姑娘队，得把我们也包括进去，不兴犯本位！”那位爱说话的大娘，可是还转不过弯子来：“别吵吵，干吗死气白赖地留人家闺女在这儿吃苦哪，没看人家掉泪儿的时候？”
侯隽笑起来：“大娘，您净记着我掉泪儿，您可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乐，多甜。”我们能体会到：一个人如果听了党的话，为革命奋力工作时，那种“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的心情。好心婶子可也还在担忧：“年轻人别瞎起哄，你们敢情在家，守着妈哪，人家闺女多孤啊，多可怜，也没伴儿……”侯隽抢着说：“豆桥都是我的亲人，我不孤，党支持我。”着啊，豆桥的全体社员和她在一起，党和她在一起，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都是她的伴儿。我们也跟她作伴，生活中的新生事物教育了我们文艺工作者，我们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们不但是应该宣传新生的事物，而且首先是应该支持新生的事物。……
“是件好事啊，就是太特别。”大娘感叹地说。
“好就好在特别！”年轻人又“炸窝”啦。
“特别的有志气！”
“特别的有意义！”
“特别的有教育作用。人家跟咱这儿不沾一丝边儿，还非在这儿苦干实干，咱们还有啥话说！”
本来嘛，知识青年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参加农业劳动，本身就是件特别的事，是前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今天迈出了这伟大的一步。我们年轻人就是要立这样特别的志愿，干这样特别的事情。我想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我们深刻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在年轻一代的血液里，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朵胜利之花。
五
侯隽不走了，侯隽坚决地留在豆桥了。
去年七月，侯隽还是学生；今年七月，侯隽已是农民。侯隽带着五分的优良成绩走出校门，她在生活的考场上，在她这一年的期终总评来说，又一次的得到了五分。我们难以预料，在未来的征途中，她还要遇到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测验，我们祝愿这位特别的姑娘，勇往直前，永远得五分！
豆桥，美丽的豆桥，翻滚的麦浪正在劳动的巨掌下被征服，全体社员都出动来忙“麦秋”啦，今年麦子长得这旺实，乡亲们乐得后脑勺都开了花儿，侯隽在麦地里和大家一起拔麦子。这件新活儿，把姑娘的手又勒破了，姑娘把手指头缠起小布条，接着干。姑娘在场上，撂下叉杆，抄起扫帚，放下簸箕，抡起撬钩，天热，姑娘把短发用玻璃丝扎起两个小笤帚辫儿，额前的鬓毛，汗黏搭拉的，像剪了一圈齐眉穗儿，活是一个农家小闺女模样啦。笔者本应在这里打住煞尾了，可是想着也该再交代交代“小机灵”，我们打算去×村找找她，不料，她来了。这一天，我们正在场上“过箔”，把压过场以后的麦秸，在高粱秆编的有细缝的帘子上不停地拨来拨去，漏下剩余的麦粒，和短小的可喂牲口的花秸。“小机灵”穿着一身新衣裳来了。我们见了面都很高兴，她也拿起叉杆来就和我们一起“过箔”，侯隽挽起裤腿，光着脚丫子，忙着给我们供料。我们还扯着闲话儿，后来，“小机灵”问我们：“姐，听说你们是想把侯隽的事登报吗？”“是啊。”她脸上“唰”地“挂色儿”了：“你们可别写我啊。”我们笑了：“怕我们批评你吗？我们的笔头虽有尖尖儿，看见你这小样儿心早软了。”“真别写我，你们就把侯隽这面红旗树起来，就得了，别拿我衬着，再一艺术加工，我就没脸见人了。”“我们是想跳过你，可是避不开，你想想，我们就是只写八个小字儿——她带侯隽来，她走了。也不能让读者看着是表扬你，是不是？”她停下叉杆来，瞧着我们：“你们要把我写成反面人物吗？”我说：“怎么可能哪，我们要肯定你几点，你是充满了热情来的，经受过一段困难的考验……你现在还是在农村。……”她又问：“您说我就真错了吗？我当时想，我的家境困难，父母省吃俭用把我供到高中毕业不容易，我应该找个工作给家挣俩钱，不然怎么说得过去……”我正思忖着，每一个退下阵来的人，都会从“我”的角度找到一些“实际”理由，其实这些理由是一驳就站不住的，我怕话出口会太重，她接受不了。这时，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火性直肠的张俊峰插嘴了：“你就只知道你父母省吃俭用供你读高中，咋你爷爷奶奶省吃俭用，你爸爸可没念高中哪！”“小机灵”委委曲曲地说：“我当时想着也还可以支援支援侯隽，您看咱们这个‘家’，顶今儿还是要啥没啥……”在我们对面干活的一位复员军人开腔了：“就算你是份好心吧，可你忘了你和侯隽参加农业就等于上前线。你琢磨琢磨哪个知识青年扛起锄把来，没有多少双眼睛盯着盼着啊。”“小机灵”不说话了，使劲地来回拨拉着麦秸已经不多的“箔”，高粱秆发出哗嚓哗嚓的响声，半天她抬起头来：“姐，我是绕了个弯子，可我才二十几岁，往后日子长哪，您看着吧，我再也不挪窝儿了，我要好好的当小学教师，‘麦秋’‘大秋’放假，我就到侯隽这儿来劳动，我不相信我永远走弯道儿。”我们高兴地说：“对！行！我们把你的话记下来，以后我们还要见面哪！”我想侯隽也一定在乐，这姑娘有哪一天不牵记自己要好的小伙伴呢，我揩了揩额上的汗，放下叉杆，抬眼看侯隽，咦，她哪儿去啦，这个特别的姑娘。烈日当顶，拖拉机吼叫着，牵住八个大?轴在场上转圈，腾起了土雾麸烟，满场是金子的海，金子的山，特别的姑娘在哪儿，是哪一个？这里谁也不特别。集体劳动的竞赛热情，融汇成一片雄壮和谐欢乐的合声，姑娘在人群中，姑娘在麦浪中，麦浪汹涌，麦浪汹涌……。
（五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日写于豆桥——北京——宝坻）（附图片）
孙滋奚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