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于蒙
（一）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一论断，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极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思想的科学性和战斗力，已经为我国民主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也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所证明，这个思想，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总结，并且载入了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这个历史性的文献之中。声明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集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而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进步性。然而它是动摇不定的，除了具有进步性以外，它还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参加革命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相同的。这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的尖锐程度，取决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深度。”
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透过异常复杂的现象，实事求是地概括出民族资产阶级最本质的特点。这就不但正确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而且也正确地揭示了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特点。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必须加以区别。其所以必须加以区别，并不是由于他们之间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共性，而是由于他们国家所处地位的不同——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别人的国家，给他们各自带来不同的个性，同时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又对他们发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①正是这种两面性，具体地说，是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反动政府的革命性，使他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区别，有可能参加到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中来，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世界革命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碑，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宣告结束，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②由此可见，在研究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与否，是必须分清的一个重要的界限。今天，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势力是美帝国主义。因此，真正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才能使自己挂在当代世界革命的列车上。反之，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甚至把自己捆绑在帝国主义的反动战车上，那末，随着反帝爱国的革命性的消失，也就不成其为民族资产阶级了。这个界限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当前的情况下，是更加明显和更加突出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论证，不仅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同这些国家中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民族资产阶级是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和雇佣工人（或者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这一段期间，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而且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结果，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只落得个破产或者半破产的境遇。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损害，他们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同样具有资产阶级的共性，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却可以参加或者保守中立。而大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帝国主义所豢养的阶级，同他们的外国主子、本国的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在一起，压迫工人农民，同时还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大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除掉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总的说来，是谈不到有什么两面性的。这样，在分析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要注意另一个重要的界限，这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只有那些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者限制，因而有参加革命可能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才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规定了他们区别于同一国家里大资产阶级的特性。
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什么人臆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正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之一。
（二）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特殊内容和不同表现。在我国具体情况下，它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而逐步起变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③就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来说，在经济恢复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主要表现为既有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愿意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的一面，又有违反共同纲领、施行五毒的另一面。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宪法公布以后，则主要表现为既有拥护这条总路线和宪法、愿意接受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又有违反总路线和宪法、抵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面。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又主要表现为既有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表示接受六条政治标准的一面，又有走资本主义回头路、违反六条政治标准的另一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对外政策总路线，既有表示拥护的一面，又有动摇、抵触的另一面。如此等等。总之，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他们的两面性就必然存在。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们的进步一面和反动一面都不是均衡的，总是此消彼长，有起有落，经常处于反复的相互斗争的状态。具体到各个资产阶级分子，有的进步倾向为主，有的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难分高下，有的反动倾向为主，有的完全站在反动的方面。随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各个人的政治态度又会继续发生变化。因而，在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中，总是既有左、中、右的区别，又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分化。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需要经常了解和具体分析，不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笼统对待。
指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有两面性，当然不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不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或者快要消灭了。我国十几年来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胜谁负的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才能最后地解决。这从一个方面来说，也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还保持着两面性。事实生动地说明，具有这种特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出现了在原来基础上大有进步的情况，它的反动一面并没有消失而还是继续存在着，同无产阶级相对立，一有机会，就要顽强表现出来。这是个不依人们主观愿望而转移的客观矛盾。矛盾客观存在，斗争就必然客观存在。矛盾和斗争，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来自一方。资产阶级的人们总喜欢说他们不愿意斗争，这是不真实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形式、方法等等变了，但是变来变去，绝对没有变得不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还喜欢说，就是有斗争，在他们也是出于不自觉的。其实，他们在不自觉的精神状态下进行的斗争，更有力地证明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为了正确处理这个客观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也只能坚持适合具体情况的阶级斗争方法。如果放弃革命斗争，实行阶级调和，那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法，一般说来，包含两个方面：对于他们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对于他们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除掉对他们的右派必须彻底加以孤立、分化以外，对他们的左派，要继续扩大和提高，对他们的中间派，要继续团结、教育和争取。在处理同他们关系的过程中，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一个时期的比较突出的某些矛盾得到一定的解决，可以指望同他们的多数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但又不能指望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的反动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是他们阶级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根深柢固，总要长期地、反复地起消极、破坏作用。至于起的消极、破坏作用或大或小，决定于斗争的具体情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具体条件，而不是反动倾向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英明领导下，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贯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头脑和无产阶级敏锐性，因而能够及时地洞察各个时期、各个阶段资产阶级的动向及其分化，并据以反复地但是胜利地进行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我们就经过曲折的道路，拖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条件下，在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的基础上，逐步地、参差不齐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的争论，是历来存在的。对于这个思想，有的人从右边作争论，有的人从“左”边作争论。右的思想和“左”的思想看来似乎很不一样，却有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都否认两面性，主张一面性。它们都是主观的、片面的；不是从实际出发或者不是从全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片面强调，片面夸大。“左”倾思想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的一面，看不到他们的积极的一面，把他们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是关门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根源。右倾思想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看不到他们的消极一面，从而模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因而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投降主义、尾巴主义等极其危险的错误思想的根源。同右倾思想相区别，毛泽东同志充分估计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其危害作用，充分估计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就在估计他们的进步作用的时候，也清醒地指出这种作用的位置、范围和限度，反对模糊或者夸大其实际的位置、范围和限度。同“左”倾思想相区别，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及其作用有着如实的恰当的估计，在指出他们的消极作用的时候，也辩证地分析了这一方面作用的产生、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条件。在抗日战争初期，有人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来否定他们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认为他们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新形势下，也不可能改变政治态度。为了驳斥这种“左”倾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④同样一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的同志忽视了它对革命不利的一面，有的同志却又看不到它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革命的另一面。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不能导致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毛泽东同志完善犀利的辩证的剖视之下，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本质就全面地、深刻地暴露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既看到问题的正面，又看到问题的反面，能够防止和克服其不利于革命的消极因素，利用和调动其有利于革命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就是同各种右的思想、观点和“左”的思想、观点不断作斗争，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思想，具有一项特别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要依靠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同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并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只要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就可能为修正主义的谬论所迷惑，甚至有与修正主义同流合污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之后说：“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⑤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在一九三九年说的，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在当前的情况下，学习，再学习，仍然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学习他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特别要深刻地领会反复强调指出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一方面。这方面之所以需要强调，首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无例外地都是他们阶级本性的表现。这种阶级本性是很顽强的，同无产阶级、共产党、社会主义始终是尖锐对立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过批评和斗争，他们的反动一面虽然随之逐渐有所削弱，但切不可以为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不会再顽强地表现出来，更不可以为其一时的进步表现所迷惑，错认为这种阶级本性已经消逝了。其次还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他们有较大的进步表现的时候，在客观上有可能产生一种不良的倾向，即有些人对资产阶级本性的必要警惕松弛起来，甚至产生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觉，仿佛他们同革命的劳动人民没有什么区别了，反动一面不存在了。所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正确地估计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一面，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如实地看到他们中间的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团结这个可以团结的社会集团；而且特别是在于注意、识别伴随这些积极表现而生的虚假现象和欺骗作用，从而加强自己的阶级警惕，尽到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和保卫领导权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过极其精辟的教导。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的问题。他说：“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夺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⑥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改造，在原来的基础上确有进步，但是从多数人来看，特别是从他们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动摇、反复的大量事实来看，不能不在恰当地指出他们的进步表现的同时，对于他们长期存在着的程度不等的虚假现象保持足够的警惕和估计。所以，目前的情况尽管和二十多年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丝毫放松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种严肃的政治警惕性。我们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有力，这是连敌人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党的巩固领导地位在我国的条件下断然不能改变是一回事；资产阶级只要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不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中，伺机而动，负隅顽抗，又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印夺不掉是一回事，有人总想夺印又是一回事。掌印的警惕很高，力量很强，想夺印的由于自身利害的审量，而不是由于阶级本性的任何改变，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有可能的；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估计这是唯一的可能。如果对于这一点认识不清，估计不足，同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经济上稀里糊涂，而且不去努力改变这种精神状态，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阶级界限不分，敌我地位倒置，那么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领导权，就有为资产阶级所篡夺的严重危险。因此，在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不仅要拿来作为尖锐的武器，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特别是要同现代修正主义严格划清界限，并且同它作毫不调和的斗争，直到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应当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思想，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具有反动一面的论断，就许多资产阶级人们来说，是很难承认和接受的。他们从固有的阶级偏见出发，对这个思想是有距离以至有抵触的。他们对自己的进步倾向，往往津津乐道，片面夸大，对自己的反动一面，就往往不愿意正视承认。集中代表这种阶级偏见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右派分子总是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把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作为进行攻击的目标。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就拼命强调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一面性，没有两面性，以此煽惑资产阶级的人们，阻挠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也的确有许多人对这个右派论调赞赏共鸣。右派分子完全懂得，在我国的情况下，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行的，而如果把两面性的思想否定掉，就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掉了。毛泽东同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⑦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以真人真事的现身说法，给人们敲起了警钟，生动地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为害很大。这样，右派分子就以自己的行动驳倒了自己，使偏见不大的人们比较容易得到正确的结论：民族资产阶级确实还存在着两面性，而绝对不是只有一面性。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同时从反面给我们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不容动摇的指针，必须好好保卫它，必须坚持这个思想武器，更好地掌握它，并且把它运用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自然，资产阶级中还是有很多人不心服的，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环绕着这个问题的斗争就不会完全结束。因此，珍视这个思想，保卫这个思想，同一切错误思想，特别是同修正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充分发挥这个思想的革命战斗作用，仍然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长时期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
还应指出，学习和坚持这一光辉思想，更重要的还不在拿它来说明社会现象，而在于拿它来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十几年来，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执行和平改造的方针，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方针之所以正确有效，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面来说，是由于他们在整个过渡时期还有两面性。在他们保持两面性的条件下，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可能采取和平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也即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和平的方法当然和强制的方法不同，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不采用和平的方法而采用强制方法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主要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能够更好地达到彻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所以，党采用和平方法，是一种坚定地、深刻地、切实地把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方法。把这种革命方法看为阶级调和的方法，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同我国十几年来的革命实际毫无相似之处的。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全部过程中，我们都要严格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并坚持分别采用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来正确处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人民内部阶级矛盾，经过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是能够逐步加以解决的。至于解决这个矛盾漫长的过程当然不是平坦的、笔直的，而是充满着波浪式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在这里，我们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信任党的团结、批评、教育政策的巨大革命战斗力量，并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应当积极地接受党的政策，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讲，而是在行动上认真实践自己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诺言。这样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也一定能够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六至六六七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四页。
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二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八至五九九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三页。
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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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谚解
“伏里深耕田，赛过水浇园”
我国冬小麦主要产区的黄河、渭河中下游平原，在冬麦等夏收作物收割后，常常实行伏耕。特别是关中、晋南、陇东和豫西等地，冬小麦播种面积占耕地的很大比重，对这些土地实行伏耕，是这里的农民的一条重要增产经验。
实行伏耕的好处，首先在于保蓄夏秋雨水。上述地区的雨量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伏耕了的土地，能够接纳和保蓄雨水，有利于适时整地播种冬麦。“伏里深耕田，赛过水浇园”，正是农民群众对蓄水作用的一个生动描写。
实行伏耕的第二个好处是疏松耕作层，改善土壤物理性质。以盛行伏耕的关中平原来说，这里主要土壤为“?土”，土层深厚，但土质较粘重，有机质含量仅百分之一点五左右，耕翻的土垡往往紧实坚硬，不易耙碎。及时进行伏耕的地，土垡可以得到充分曝晒，土垡中的水分剧烈蒸发后，土壤热传导减弱；由于昼夜温差大，内外温度不均衡，土体发生收缩与膨胀，坚实度受到破坏；同时经过充分曝晒和干燥的土垡，土温很高，一旦遇雨，一部分水分在土壤的非毛管孔隙中急剧变为蒸气，加大了对土壤孔隙内壁的压力，使土壤变得散碎、疏松，物理性质得到改善。“伏里创破皮，强似秋后犁几犁”的农谚，反映了伏耕效果比秋耕好，是有科学道理的。
为了保证伏耕的质量，需要及时抓好浅耕灭茬、深耕晒垡和耙地收墒三个环节。浅耕灭茬也叫“串地灭茬”，是在夏收作物收割后随即进行的。深耕晒垡一般在灭茬后十天左右进行。耕翻的地，不耙不耱，任其曝晒。耙地收墒是在雨季即将停止前趁墒耙地，整碎土块，把地耱平，使耕作层上虚下实，能保住足够的水分。
陶岳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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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节气·农事
“大暑”——酷热的时期
七月二十三日是“大暑”。根据多年平均温度，全国大多数地区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多出现在七月下半月。济南的最热候（五天为一候）是七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西安是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俗语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四日）。“大暑”后的半个月，大部处在中伏。但从节内平均温度看，“大暑”与“小暑”相比，变化不大。这个时期，全国最热地区是杭州和长沙，节内平均温度是三十度。“大暑”期间全国绝对最高温度出现在吐鲁番盆地，一九四二年曾出现高达四十七点八度的世界上少有记录。
“大暑”期间各地的降水量，东北地区比“小暑”略少，节内降水量是四十到九十毫米；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是四十到一百二十毫米；华南地区有所增加，比“小暑”多二十到四十毫米。
七月下旬是台风登陆和影响沿海各地最多的一旬，平均遭受台风侵袭的机会，最多是广东，其次是福建、浙江，第三是海南岛，第四是山东和江苏。
七月下旬全国各地仍有暴雨。安东、北京、汉口、广州、浦城和桂林的旬最大降水量，都曾到过三百毫米以上。拉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降水量，竟高达一千一百七十九点九毫米，相当于吐鲁番盆地（年降水量二十五毫米）四十七年降水量的总和。
南岭以北、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在梅雨结束后，常常发生伏旱。
东北地区、新疆北部和青海省春小麦，一般在“大暑”开镰收割。这个期间，东北棉田进入开花期；东北和华北的水稻、玉米、高粱抽穗扬花；长江流域的中稻抽穗，春玉米、春高粱成熟。 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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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利用异色瓢虫防治黄瓜蚜虫
利用黄瓜蚜虫的主要天敌——异色瓢虫（花大姐的一种）防治这种害虫，收效很快，叶片上的蚜虫，一两天就被消灭了，效果远远超过烟草粉等农药。
利用瓢虫治蚜，根据散放日期，分短期（三至五天）和长期（三至五天以上）两种。在蚜虫发生以后，采集的瓢虫又较多时，可以短期集中使用，把采集的瓢虫全部放出。在蚜虫还没有发生时，可把收集来的瓢虫喂养起来，待机使用。不论怎样使用，在放出以前一定要饿它三五天。
经过饥饿的瓢虫成虫和幼虫，放出以后，捕食能力和稳定性都很高。在放出后的两天里，它们每天的捕食能力可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到二百，并且能定居下来，不再飞走。
罗希成（附图片）
左图：几种异
色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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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高粱叶子里的毒素
一九六一年夏天，江西庐山奶牛场青山养牛队，先后有三头牛吃了高粱叶子而中毒死亡。高粱叶子为什么会使牲畜中毒呢？
高粱茎叶（包括收割后萌发的幼苗）里含有一种本来无毒的氢氰酸化合物的配醣体。它的含量一般不多，但家畜大量采食以后，这种配醣体跟胃酸、胃酶、胃液等接触，就会变成游离状态的氢氰酸。
氢氰酸能麻痹家畜的呼吸、运动两个部分的神经中枢，影响血球机能，使家畜身体中的循环系统发生障碍。家畜在吃了较多的高粱叶子以后，快的一二十分钟，慢的一两小时就会发病。病状是：突然倒地，呼吸困难，心脏衰弱，四肢痉挛，牙关紧闭，体温下降。
防止家畜因吃高粱茎叶中毒的基本办法，是控制饲喂数量，分次少用。氢氰酸具有一定的挥发性，晒干了的高粱叶子毒性能减小。
如果已经发生中毒，轻微者可以采用百分之零点一的过锰酸钾溶液或其他氧化剂洗胃、灌服，或注射美蓝溶液等。
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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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白色玉米苗的由来
一片嫩绿的玉米田里，往往夹杂一些白色或淡黄色的幼苗。这种幼苗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营养物质，所以当种子中的养分消耗完了以后（一般在二、三片叶时），就枯死了。
造成白苗的内在因素是玉米退化的遗传表现。玉米是异花授粉作物，如果强迫它自花授粉或近亲繁殖，就容易发生这种退化现象。
玉米萌芽和幼苗期，在低温、高湿的条件下，如受到某种真菌的侵害，也能使一些植株丧失形成叶绿素的能力而变成白苗。
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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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防治役畜日射病和热射病
在炎热的夏季，役畜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或在闷热的环境中过度运动，都会突然发生晕倒、呼吸急促微弱、全身肌肉抽搐等俗称“中暑”的症状。
役畜的头部在强烈的阳光直射下，阳光中的辐射热能（主要是红外线），可以透过头皮、头骨，影响脑部的温度；有少量辐射热能使脑膜、大脑充血，中枢神经过热，引起大脑的血管神经中枢和呼吸中枢麻痹，体温调节机能紊乱，因而得病。役畜由于强烈阳光照晒而发生的中暑，称为“日射病”。
在闷热环境中劳作过重的役畜，体内温度急剧升高，但是由于外界温度高，湿度大（即闷热），所以体内热能不能及时向外发散，这样也会引起役畜脑部血管中枢神经和呼吸中枢神经麻痹，而出现精神萎靡，步态不稳，体温迅速升高，大量排汗，剧烈颤抖等现象。这种病叫做“热射病”。
日射病和热射病都属于家畜“中暑”，只是病因和症状有所不同（有时也难以区分）。当役畜在烈日下劳作过重时，往往同时发生这两种病。
发现家畜中暑以后，必须迅速把它移到树下或荫凉处，冷敷它的头部、胸部，或用凉水逐渐喷射畜体，喂饮清凉的水，以驱散积热。如果病情严重，心跳微弱，还应该注射强心剂。
役畜中暑往往不易抢救，病轻者抢救后也要两三周才能恢复健康。
炎夏使用役畜的时间，应尽量安排在早晨和傍晚。在闷热的环境中使役应注意：不能役用过度；使役前饮足水；饲料中可加些盐（相当料重的百分之一、二），防止役畜出汗过多，引起肌肉痉挛。
夏季畜舍应选择通风良好的地方。畜舍内的家畜不宜密集。
叶其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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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于蒙
（一）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一论断，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极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思想的科学性和战斗力，已经为我国民主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也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所证明，这个思想，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总结，并且载入了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这个历史性的文献之中。声明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集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而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进步性。然而它是动摇不定的，除了具有进步性以外，它还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参加革命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相同的。这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的尖锐程度，取决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深度。”
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透过异常复杂的现象，实事求是地概括出民族资产阶级最本质的特点。这就不但正确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而且也正确地揭示了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特点。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必须加以区别。其所以必须加以区别，并不是由于他们之间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共性，而是由于他们国家所处地位的不同——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别人的国家，给他们各自带来不同的个性，同时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又对他们发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①正是这种两面性，具体地说，是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反动政府的革命性，使他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区别，有可能参加到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中来，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世界革命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碑，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宣告结束，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②由此可见，在研究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与否，是必须分清的一个重要的界限。今天，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势力是美帝国主义。因此，真正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才能使自己挂在当代世界革命的列车上。反之，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甚至把自己捆绑在帝国主义的反动战车上，那末，随着反帝爱国的革命性的消失，也就不成其为民族资产阶级了。这个界限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当前的情况下，是更加明显和更加突出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论证，不仅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同这些国家中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民族资产阶级是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和雇佣工人（或者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这一段期间，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而且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结果，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只落得个破产或者半破产的境遇。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损害，他们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同样具有资产阶级的共性，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却可以参加或者保守中立。而大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帝国主义所豢养的阶级，同他们的外国主子、本国的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在一起，压迫工人农民，同时还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大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除掉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总的说来，是谈不到有什么两面性的。这样，在分析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要注意另一个重要的界限，这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只有那些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者限制，因而有参加革命可能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才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规定了他们区别于同一国家里大资产阶级的特性。
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什么人臆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正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之一。
（二）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特殊内容和不同表现。在我国具体情况下，它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而逐步起变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③就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来说，在经济恢复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主要表现为既有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愿意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的一面，又有违反共同纲领、施行五毒的另一面。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宪法公布以后，则主要表现为既有拥护这条总路线和宪法、愿意接受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又有违反总路线和宪法、抵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面。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又主要表现为既有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表示接受六条政治标准的一面，又有走资本主义回头路、违反六条政治标准的另一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对外政策总路线，既有表示拥护的一面，又有动摇、抵触的另一面。如此等等。总之，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他们的两面性就必然存在。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们的进步一面和反动一面都不是均衡的，总是此消彼长，有起有落，经常处于反复的相互斗争的状态。具体到各个资产阶级分子，有的进步倾向为主，有的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难分高下，有的反动倾向为主，有的完全站在反动的方面。随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各个人的政治态度又会继续发生变化。因而，在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中，总是既有左、中、右的区别，又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分化。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需要经常了解和具体分析，不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笼统对待。
指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有两面性，当然不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不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或者快要消灭了。我国十几年来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胜谁负的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才能最后地解决。这从一个方面来说，也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还保持着两面性。事实生动地说明，具有这种特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出现了在原来基础上大有进步的情况，它的反动一面并没有消失而还是继续存在着，同无产阶级相对立，一有机会，就要顽强表现出来。这是个不依人们主观愿望而转移的客观矛盾。矛盾客观存在，斗争就必然客观存在。矛盾和斗争，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来自一方。资产阶级的人们总喜欢说他们不愿意斗争，这是不真实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形式、方法等等变了，但是变来变去，绝对没有变得不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还喜欢说，就是有斗争，在他们也是出于不自觉的。其实，他们在不自觉的精神状态下进行的斗争，更有力地证明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为了正确处理这个客观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也只能坚持适合具体情况的阶级斗争方法。如果放弃革命斗争，实行阶级调和，那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法，一般说来，包含两个方面：对于他们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对于他们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除掉对他们的右派必须彻底加以孤立、分化以外，对他们的左派，要继续扩大和提高，对他们的中间派，要继续团结、教育和争取。在处理同他们关系的过程中，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一个时期的比较突出的某些矛盾得到一定的解决，可以指望同他们的多数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但又不能指望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的反动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是他们阶级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根深柢固，总要长期地、反复地起消极、破坏作用。至于起的消极、破坏作用或大或小，决定于斗争的具体情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具体条件，而不是反动倾向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英明领导下，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贯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头脑和无产阶级敏锐性，因而能够及时地洞察各个时期、各个阶段资产阶级的动向及其分化，并据以反复地但是胜利地进行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我们就经过曲折的道路，拖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条件下，在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的基础上，逐步地、参差不齐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的争论，是历来存在的。对于这个思想，有的人从右边作争论，有的人从“左”边作争论。右的思想和“左”的思想看来似乎很不一样，却有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都否认两面性，主张一面性。它们都是主观的、片面的；不是从实际出发或者不是从全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片面强调，片面夸大。“左”倾思想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的一面，看不到他们的积极的一面，把他们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是关门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根源。右倾思想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看不到他们的消极一面，从而模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因而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投降主义、尾巴主义等极其危险的错误思想的根源。同右倾思想相区别，毛泽东同志充分估计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其危害作用，充分估计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就在估计他们的进步作用的时候，也清醒地指出这种作用的位置、范围和限度，反对模糊或者夸大其实际的位置、范围和限度。同“左”倾思想相区别，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及其作用有着如实的恰当的估计，在指出他们的消极作用的时候，也辩证地分析了这一方面作用的产生、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条件。在抗日战争初期，有人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来否定他们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认为他们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新形势下，也不可能改变政治态度。为了驳斥这种“左”倾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④同样一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的同志忽视了它对革命不利的一面，有的同志却又看不到它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革命的另一面。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不能导致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毛泽东同志完善犀利的辩证的剖视之下，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本质就全面地、深刻地暴露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既看到问题的正面，又看到问题的反面，能够防止和克服其不利于革命的消极因素，利用和调动其有利于革命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就是同各种右的思想、观点和“左”的思想、观点不断作斗争，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思想，具有一项特别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要依靠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同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并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只要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就可能为修正主义的谬论所迷惑，甚至有与修正主义同流合污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之后说：“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⑤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在一九三九年说的，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在当前的情况下，学习，再学习，仍然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学习他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特别要深刻地领会反复强调指出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一方面。这方面之所以需要强调，首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无例外地都是他们阶级本性的表现。这种阶级本性是很顽强的，同无产阶级、共产党、社会主义始终是尖锐对立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过批评和斗争，他们的反动一面虽然随之逐渐有所削弱，但切不可以为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不会再顽强地表现出来，更不可以为其一时的进步表现所迷惑，错认为这种阶级本性已经消逝了。其次还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他们有较大的进步表现的时候，在客观上有可能产生一种不良的倾向，即有些人对资产阶级本性的必要警惕松弛起来，甚至产生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觉，仿佛他们同革命的劳动人民没有什么区别了，反动一面不存在了。所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正确地估计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一面，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如实地看到他们中间的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团结这个可以团结的社会集团；而且特别是在于注意、识别伴随这些积极表现而生的虚假现象和欺骗作用，从而加强自己的阶级警惕，尽到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和保卫领导权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过极其精辟的教导。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的问题。他说：“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夺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⑥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改造，在原来的基础上确有进步，但是从多数人来看，特别是从他们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动摇、反复的大量事实来看，不能不在恰当地指出他们的进步表现的同时，对于他们长期存在着的程度不等的虚假现象保持足够的警惕和估计。所以，目前的情况尽管和二十多年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丝毫放松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种严肃的政治警惕性。我们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有力，这是连敌人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党的巩固领导地位在我国的条件下断然不能改变是一回事；资产阶级只要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不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中，伺机而动，负隅顽抗，又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印夺不掉是一回事，有人总想夺印又是一回事。掌印的警惕很高，力量很强，想夺印的由于自身利害的审量，而不是由于阶级本性的任何改变，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有可能的；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估计这是唯一的可能。如果对于这一点认识不清，估计不足，同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经济上稀里糊涂，而且不去努力改变这种精神状态，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阶级界限不分，敌我地位倒置，那么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领导权，就有为资产阶级所篡夺的严重危险。因此，在今天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不仅要拿来作为尖锐的武器，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特别是要同现代修正主义严格划清界限，并且同它作毫不调和的斗争，直到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应当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思想，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具有反动一面的论断，就许多资产阶级人们来说，是很难承认和接受的。他们从固有的阶级偏见出发，对这个思想是有距离以至有抵触的。他们对自己的进步倾向，往往津津乐道，片面夸大，对自己的反动一面，就往往不愿意正视承认。集中代表这种阶级偏见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右派分子总是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把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作为进行攻击的目标。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就拼命强调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一面性，没有两面性，以此煽惑资产阶级的人们，阻挠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也的确有许多人对这个右派论调赞赏共鸣。右派分子完全懂得，在我国的情况下，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行的，而如果把两面性的思想否定掉，就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掉了。毛泽东同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⑦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以真人真事的现身说法，给人们敲起了警钟，生动地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为害很大。这样，右派分子就以自己的行动驳倒了自己，使偏见不大的人们比较容易得到正确的结论：民族资产阶级确实还存在着两面性，而绝对不是只有一面性。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同时从反面给我们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不容动摇的指针，必须好好保卫它，必须坚持这个思想武器，更好地掌握它，并且把它运用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自然，资产阶级中还是有很多人不心服的，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环绕着这个问题的斗争就不会完全结束。因此，珍视这个思想，保卫这个思想，同一切错误思想，特别是同修正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充分发挥这个思想的革命战斗作用，仍然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长时期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
还应指出，学习和坚持这一光辉思想，更重要的还不在拿它来说明社会现象，而在于拿它来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十几年来，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执行和平改造的方针，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方针之所以正确有效，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面来说，是由于他们在整个过渡时期还有两面性。在他们保持两面性的条件下，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可能采取和平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也即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和平的方法当然和强制的方法不同，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不采用和平的方法而采用强制方法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主要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能够更好地达到彻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所以，党采用和平方法，是一种坚定地、深刻地、切实地把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方法。把这种革命方法看为阶级调和的方法，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同我国十几年来的革命实际毫无相似之处的。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全部过程中，我们都要严格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并坚持分别采用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来正确处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人民内部阶级矛盾，经过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是能够逐步加以解决的。至于解决这个矛盾漫长的过程当然不是平坦的、笔直的，而是充满着波浪式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在这里，我们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信任党的团结、批评、教育政策的巨大革命战斗力量，并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应当积极地接受党的政策，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讲，而是在行动上认真实践自己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诺言。这样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也一定能够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六至六六七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四页。
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二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八至五九九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三页。
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二○页。
第5版()
专栏：农谚解
“伏里深耕田，赛过水浇园”
我国冬小麦主要产区的黄河、渭河中下游平原，在冬麦等夏收作物收割后，常常实行伏耕。特别是关中、晋南、陇东和豫西等地，冬小麦播种面积占耕地的很大比重，对这些土地实行伏耕，是这里的农民的一条重要增产经验。
实行伏耕的好处，首先在于保蓄夏秋雨水。上述地区的雨量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伏耕了的土地，能够接纳和保蓄雨水，有利于适时整地播种冬麦。“伏里深耕田，赛过水浇园”，正是农民群众对蓄水作用的一个生动描写。
实行伏耕的第二个好处是疏松耕作层，改善土壤物理性质。以盛行伏耕的关中平原来说，这里主要土壤为“?土”，土层深厚，但土质较粘重，有机质含量仅百分之一点五左右，耕翻的土垡往往紧实坚硬，不易耙碎。及时进行伏耕的地，土垡可以得到充分曝晒，土垡中的水分剧烈蒸发后，土壤热传导减弱；由于昼夜温差大，内外温度不均衡，土体发生收缩与膨胀，坚实度受到破坏；同时经过充分曝晒和干燥的土垡，土温很高，一旦遇雨，一部分水分在土壤的非毛管孔隙中急剧变为蒸气，加大了对土壤孔隙内壁的压力，使土壤变得散碎、疏松，物理性质得到改善。“伏里创破皮，强似秋后犁几犁”的农谚，反映了伏耕效果比秋耕好，是有科学道理的。
为了保证伏耕的质量，需要及时抓好浅耕灭茬、深耕晒垡和耙地收墒三个环节。浅耕灭茬也叫“串地灭茬”，是在夏收作物收割后随即进行的。深耕晒垡一般在灭茬后十天左右进行。耕翻的地，不耙不耱，任其曝晒。耙地收墒是在雨季即将停止前趁墒耙地，整碎土块，把地耱平，使耕作层上虚下实，能保住足够的水分。
陶岳嵩
第5版()
专栏：节气·农事
“大暑”——酷热的时期
七月二十三日是“大暑”。根据多年平均温度，全国大多数地区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多出现在七月下半月。济南的最热候（五天为一候）是七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西安是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俗语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四日）。“大暑”后的半个月，大部处在中伏。但从节内平均温度看，“大暑”与“小暑”相比，变化不大。这个时期，全国最热地区是杭州和长沙，节内平均温度是三十度。“大暑”期间全国绝对最高温度出现在吐鲁番盆地，一九四二年曾出现高达四十七点八度的世界上少有记录。
“大暑”期间各地的降水量，东北地区比“小暑”略少，节内降水量是四十到九十毫米；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是四十到一百二十毫米；华南地区有所增加，比“小暑”多二十到四十毫米。
七月下旬是台风登陆和影响沿海各地最多的一旬，平均遭受台风侵袭的机会，最多是广东，其次是福建、浙江，第三是海南岛，第四是山东和江苏。
七月下旬全国各地仍有暴雨。安东、北京、汉口、广州、浦城和桂林的旬最大降水量，都曾到过三百毫米以上。拉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降水量，竟高达一千一百七十九点九毫米，相当于吐鲁番盆地（年降水量二十五毫米）四十七年降水量的总和。
南岭以北、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在梅雨结束后，常常发生伏旱。
东北地区、新疆北部和青海省春小麦，一般在“大暑”开镰收割。这个期间，东北棉田进入开花期；东北和华北的水稻、玉米、高粱抽穗扬花；长江流域的中稻抽穗，春玉米、春高粱成熟。 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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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利用异色瓢虫防治黄瓜蚜虫
利用黄瓜蚜虫的主要天敌——异色瓢虫（花大姐的一种）防治这种害虫，收效很快，叶片上的蚜虫，一两天就被消灭了，效果远远超过烟草粉等农药。
利用瓢虫治蚜，根据散放日期，分短期（三至五天）和长期（三至五天以上）两种。在蚜虫发生以后，采集的瓢虫又较多时，可以短期集中使用，把采集的瓢虫全部放出。在蚜虫还没有发生时，可把收集来的瓢虫喂养起来，待机使用。不论怎样使用，在放出以前一定要饿它三五天。
经过饥饿的瓢虫成虫和幼虫，放出以后，捕食能力和稳定性都很高。在放出后的两天里，它们每天的捕食能力可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到二百，并且能定居下来，不再飞走。
罗希成（附图片）
左图：几种异
色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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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高粱叶子里的毒素
一九六一年夏天，江西庐山奶牛场青山养牛队，先后有三头牛吃了高粱叶子而中毒死亡。高粱叶子为什么会使牲畜中毒呢？
高粱茎叶（包括收割后萌发的幼苗）里含有一种本来无毒的氢氰酸化合物的配醣体。它的含量一般不多，但家畜大量采食以后，这种配醣体跟胃酸、胃酶、胃液等接触，就会变成游离状态的氢氰酸。
氢氰酸能麻痹家畜的呼吸、运动两个部分的神经中枢，影响血球机能，使家畜身体中的循环系统发生障碍。家畜在吃了较多的高粱叶子以后，快的一二十分钟，慢的一两小时就会发病。病状是：突然倒地，呼吸困难，心脏衰弱，四肢痉挛，牙关紧闭，体温下降。
防止家畜因吃高粱茎叶中毒的基本办法，是控制饲喂数量，分次少用。氢氰酸具有一定的挥发性，晒干了的高粱叶子毒性能减小。
如果已经发生中毒，轻微者可以采用百分之零点一的过锰酸钾溶液或其他氧化剂洗胃、灌服，或注射美蓝溶液等。
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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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白色玉米苗的由来
一片嫩绿的玉米田里，往往夹杂一些白色或淡黄色的幼苗。这种幼苗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营养物质，所以当种子中的养分消耗完了以后（一般在二、三片叶时），就枯死了。
造成白苗的内在因素是玉米退化的遗传表现。玉米是异花授粉作物，如果强迫它自花授粉或近亲繁殖，就容易发生这种退化现象。
玉米萌芽和幼苗期，在低温、高湿的条件下，如受到某种真菌的侵害，也能使一些植株丧失形成叶绿素的能力而变成白苗。
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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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防治役畜日射病和热射病
在炎热的夏季，役畜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或在闷热的环境中过度运动，都会突然发生晕倒、呼吸急促微弱、全身肌肉抽搐等俗称“中暑”的症状。
役畜的头部在强烈的阳光直射下，阳光中的辐射热能（主要是红外线），可以透过头皮、头骨，影响脑部的温度；有少量辐射热能使脑膜、大脑充血，中枢神经过热，引起大脑的血管神经中枢和呼吸中枢麻痹，体温调节机能紊乱，因而得病。役畜由于强烈阳光照晒而发生的中暑，称为“日射病”。
在闷热环境中劳作过重的役畜，体内温度急剧升高，但是由于外界温度高，湿度大（即闷热），所以体内热能不能及时向外发散，这样也会引起役畜脑部血管中枢神经和呼吸中枢神经麻痹，而出现精神萎靡，步态不稳，体温迅速升高，大量排汗，剧烈颤抖等现象。这种病叫做“热射病”。
日射病和热射病都属于家畜“中暑”，只是病因和症状有所不同（有时也难以区分）。当役畜在烈日下劳作过重时，往往同时发生这两种病。
发现家畜中暑以后，必须迅速把它移到树下或荫凉处，冷敷它的头部、胸部，或用凉水逐渐喷射畜体，喂饮清凉的水，以驱散积热。如果病情严重，心跳微弱，还应该注射强心剂。
役畜中暑往往不易抢救，病轻者抢救后也要两三周才能恢复健康。
炎夏使用役畜的时间，应尽量安排在早晨和傍晚。在闷热的环境中使役应注意：不能役用过度；使役前饮足水；饲料中可加些盐（相当料重的百分之一、二），防止役畜出汗过多，引起肌肉痉挛。
夏季畜舍应选择通风良好的地方。畜舍内的家畜不宜密集。
叶其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