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飞向延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校 刘善本
一九四六年。
灰色的云沉重地笼罩着黄浦江，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美国登陆舰的大舱里；那一头，码头工人在沉重的货箱下挣扎，箱子里装的是美国卡宾枪、罐头、香烟、口红……
我伏在栏杆上，面对着这幅阴风惨惨的图画，心头像压着沉重的铅块。看看手里的报纸和杂志，那上面洒满着一片血泪！——美国吉普车制造着惊人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两百多人；湖南饿死人三百多万；物价不断地飞涨；军队源源开往前线；要员们为内战日夜奔忙……。
回想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参加了空军。可是，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千方百计逃避作战，躲在后方保存实力。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我所在的空军八大队，从成都逃到兰州，从兰州逃到嘉峪关，还逃到靠近新疆的安西。一九四三年八月，国民党当局又把我们派往美国受训。日寇投降，我们回国，却要把我们投入内战，怎不叫人愤慨！
我怀着苦闷的心情，向寓所走去。路过书摊，看到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我买了一本。回到家里，就把全部精力倾入书中。书里的精辟论述，好像一只巨手掀开了遮住我视线的帷幕，突然使我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看清楚了中国人民的前途。
有天晚上，我在收音机里找到延安广播电台。从此，每天晚上，我都关掉屋里的灯，倚在收音机旁，聆听着延安的声音。延安，这是我向往很久的地方，现在，我更应该听从真理的召唤，坚决去延安！
我知道，飞向延安，途中埋伏着多少危险；我知道，飞向延安会给我的家属留下多大的危险。但不管怎样，不能对准真理开枪！
就在这时候，我们接到了命令：限令八大队在六月二十三日前将昆明的无线电器材全部空运成都。这次共起飞七架B—24型轰炸机。我是作战训练科的飞行参谋，借口需要掌握气象及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参加了飞行。
行前，我作了种种准备工作：隐藏了在八大队当机械兵的弟弟，归还了欠人的债务，并找了两份西北地图，一册导航资料，两支手枪，照像机等等。为了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我借口气候不好，推迟了起飞时间。从上海起飞后，七架飞机各飞各的，并不编队。副驾驶张受益，大家叫他小受，是个炮筒子脾气。其他五个人，有四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和我也处得来。只有绰号“鬼样子”的领航员李彭秀比较难对付。
飞机在昆明，装上器材，二十四号早晨就准备飞往成都。这时，昆明天阴，我借口询问成都气候，跑到气象台要气象图看。糟糕，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下大雨。好像兜头挨了一盆冷水。其他飞机都起飞了，我们也只好起飞。爬到云层上面，飞机平稳地飞行着。我的心涛起伏：这趟就这样失败了吗？不，我还得尽最大努力争取时机。延安机场的导航台，导航资料上注明“要求开放”，预先没有联络是不行的。张家口广播电台波长是在一千三百K·C·左右，它的广播时间我早记住，完全可以利用来导航。我偷偷量了量地图，从昆明飞张家口，要经过重庆附近。我想，不如先飞重庆，到人烟稠密、交通方便之处，向他们说明，要他们跳伞，他们顾虑少，就会愿意了。
于是我唤醒了副驾驶，把领航员、机械员都叫来说：“你们听，新津（成都附近）的导航台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重庆台的声音却很大，现在又看不见地面，我看不如先飞重庆，再飞成都，免得迷航。”
谁知，他们都不同意，认为经过重庆太绕路，何况地面已经通知新津，导航台一定会打开的。我的理由本来不充分，无法说服他们，只好作罢。只是心里非常懊恼，眼看这满飞机的无线电器材，是送不到解放区了！
二十六日，早晨起来，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我们来到新津机场，无线电修造厂的副厂长老陈正在机前等我。他是搭我们飞机去昆明的，和我是老熟人，和别人都不认得。从他身上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主意，于是我在同机人员面前，替他吹嘘了一顿。然后拉他跳上吉普车，在机场里兜了两圈。
起飞后半个钟头，可以开始执行计划了。我便站起身，暗暗拉了老陈一块来到后舱。
我用极其严肃的口气对他说：“老陈，我们前边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他一听，脸色顿时惨白，央求着说：“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呀……你借个降落伞，我跳下去算了！”
“不行。我们现在云上，下边是山是水也不晓得。如果掉到大山里饿死了，怎么办。”
老陈听了，一屁股坐落在二层甲板上，两眼发直，一声也不响。这时，我回头一看，在机尾甲板上横竖地躺着几个人，这是通讯学校的毕业生，去昆明探家的。正好，倒可以借他们壮壮声势。于是，我把后舱门闭上，回到了驾驶舱。
“糟了，糟了！”我装着惊慌万分的神情。
领航员、机械员和副驾驶都连忙围上来问：“出了什么事？”
我说：“先转回成都再说。”
等飞机转了方向，我才紧张地低声说：“糟了，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
驾驶舱里顿时轰动了，你一言他一句地吵闹起来。这时我趁大家混乱的时候，用脚把副驾驶座椅旁的手枪踢过来。子弹夹取下来，放进裤腿口袋里。机械员的枪放在我座椅旁的盒子里，我去后舱时，已经摘下了他的子弹夹。通信员的手枪也早拿到手。飞机上的全部手枪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了。
“我的朋友也是个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看怎么办？”我征求他们的意见。
大家沉默了一会。副驾驶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声说：“我去跟他们讲理去！”
我一把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去，你毛里毛躁的，准坏事；你一个人惹了祸，大家都跟你遭殃。”这一说，大家都不让他去了。他坐下来，叹了一口气说：“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
我趁热打铁地说：“对，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我们就送他们去延安。老李，你找出地图来量一量。”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只有“鬼样子”眉头打着结，我知道他是在想歪点子了。果然，他一拍他的图囊说：“没有带西北的地图，这可没有办法啦！”
其实我提包里有西北地图，但直接说出来不好。同时，刚才副驾驶想到后舱去说理，倒使我想起万一后舱的人跑到前面来，西洋景不就拆穿了吗？我就说：“我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地图，不能飞延安！”
老陈两手抱着头，躺在后舱二层甲板上。我说：“老陈，你知道到延安去是性命攸关的事，你可千万不要到前边去！否则，发生了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你也告诉他们。”我指了指躺在机尾甲板上的几个人。他们大概因为初次乘飞机，都晕倒了。
说过后，我把门都关闭好，急急回到驾驶舱宣布道：“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送到延安。地图就在那里。”我指指从气象台拣来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地图。领航员过去，翻了翻，没有。这时，我也过去翻，趁他们没注意，在我提包里，把西北地图拿出来。我说：“什么时候把地图塞到我提包里来了！”小受说：“准是你和他兜风的时候。瞧你朋友那副神气，我就知道来头不小！老资格的地下工作。”
检查地图，秦岭最高峰是四千多米，这时无法判定飞机的确切位置，只好把飞机上升到四千三百米飞行。这时，“鬼样子”趁机想了个坏主意：“他们后边没氧气，我们继续上升，把他们憋死！”我说：“鬼样子你怎么啦？共产党遍天下都有，你整死了这几个，你还想活吗？”小受是躁脾气，一听这话，火了，也哇啦哇啦向他吵了一顿。
飞了一会，左下方发现了一条河，河东边有一个城市，按方向、时间计算，应是甘泉。我把地图拿过来，自己计算，从甘泉到延安要八分半钟，过了一条山岭，有三条河岔的一片开阔地展现眼前，依地形看，应该是延安了，但是，既看不见城市，也没有机场。我们就在这个河岔上空盘旋寻找。
“看，那边有房子！”小受忽然喊起来，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一座高大的青色砖瓦房子（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杨家岭礼堂）。我立即向右转弯，一条明显整齐的跑道出现在前面。我高兴极了，对正跑道右边的山飞去。这才看见左边山腰上一排排密密层层的窑洞，原来延安城在这里。
我又突然想到危险。我们距山顶只有几十米，下边一开炮不就打下来了吗？绕过宝塔山，飞过跑道，我急忙喊：“放下起落架，全关油门，全放下襟翼”，飞机向左急转弯，对正了跑道，我将机头一推，迅速下降，便着陆了。
可是，我的心又被另一个念头抓住：万一不是延安，而是国民党机场，那就糟了。我没有关掉发动机，准备随时重新起飞。这时，两个穿灰色军服的士兵，两手端着枪向飞机走来。看到他们含有敌意的行动，说明不是国民党机场，我完全放了心，一伸手，把四个发动机全部关掉。
直到这时候，我的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也是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是确实到了延安。我跳下飞机，跑到一位同志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们是来反对内战的。”
到达延安的第三天，毛主席邀请我去吃饭。当我真正握着毛主席的温暖有力的手掌时，许多话，奔涌喉头，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好容易说出了这么几个字：
“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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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马雅可夫斯基谈话
——纪念诗人诞生七十周年
程光锐
夜静。灯明。琅琅的读诗声。
诗人，我又推开你诗的窗櫺，
呵，一股浓烈的革命的气息，
扑面而来，沁透了我的心灵。
我面前又出现了你高大的身影，
看，神采奕奕，目光炯炯，
高昂的头颅，宽阔的前胸……
七十岁的老人，依然这样年轻。
我仿佛又听见你高声朗诵：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党和列宁，是一对双生弟兄……
钢铁般的韵律呵，铮铮有声。
你把资产阶级看成眼中钉，
你把共产主义三倍地赞颂，
你把全部力量献给进攻的阶级，
你把最好的诗献给中国的劳工。
你来得正好呵，我们的诗人！
看看吧，新的中国，新的风景：
那工厂的烟囱，公社的田垅，
铁锤和镰刀，把青春的土地歌颂。
看看吧，新的一代，正在成长，
一个雷锋化作千千万万个雷锋；
看看吧，南京路上，霓虹灯下，
挺立着一棵棵新生的井冈青松。
在这里，巴黎公社的血花长艳，
在这里，国际歌声如阵阵雷鸣，
在这里，十月革命的红旗高举，
在这里，列宁的伟大事业永生。
诗人，让我们踏着你诗的楼梯，
让我们更上一层，更上一层。
看看吧，风暴吹遍几大洲，
几处战鼓急，几处旌旗红！
落后的东方，再也不是沉睡不醒，
百年的血泪凝成了惊雷一声。
看看吧，千山呼啸，万水翻腾，
一个旧的世界呵，正地裂天崩。
诗人，你看旗如浪飞，人如潮涌，
你如果活在今天呵，该多么高兴！
你一定会又一次放开嗓子歌唱，
歌唱盖地的怒火，弥天的大风。
今天，革命诗人正接过你的笔，
续写你的诗篇《好》和《列宁》，
蘸着列宁思想的灿烂的阳光，
振笔疾书新的风云，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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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多为电台广播写作
亢生
电台广播，是一种现代化的最迅速的宣传工具，它与群众有着非常广泛的直接联系。现在，我们提倡文艺为广大农村群众服务，利用电台广播，自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途径。
据《文艺报》记者报道：河北晋县周家庄人民公社，安装有交流电收音机五百一十多台，有线广播喇叭一千二百一十个。今天农村收听广播工具的增长之快，简直有些出人意料。饶阳县五公人民公社的五公生产大队四百七十六户，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就增添了交流电收音机六、七十台，晶体三极管收音机二十台。农村中的男女老少，对文艺节目的广播都具有十分普遍的兴趣。（见《文艺报》今年第五期《更好地利用广播为农民服务》）
但是，广播是以向听众讲话的方式，通过声音去达到宣传的作用，因此，它的文艺节目在人物、结构、表达方式，特别是在语言方面，要求具体、鲜明、生动、形象等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许多文艺作品，在播送之前，还需要经过一定的加工或改编才行。于是，出现了“广播小说”、“广播剧”之类的新名称。据说，这需要电台的文艺编辑花出很大的劳动力。若要有适合于广播的有关的评论文章，则更是一个问题。因此，要使农村听众收听到更多更好的文艺节目，要把文艺广播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就迫切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给予广播电台的编辑同志大力协助，写出更多更好的各种广播形式的文艺作品或文艺评论，这一点作得是否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利用电台广播能否为农村服务得好的一个关键问题。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及其他文艺工作者们，多为电台广播而写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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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刘善本到徐廷泽
似茵
十七年前，蒋介石集团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刘善本抱着“反对内战”“不能对准真理开枪”的信念，冲开内战的烽烟，越过巴山的云雾，突破千万重的危险和困难，驾机飞到了延安。从此，参加了革命队伍，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光荣的人民空军的一员。
十七年后，祖国正进行着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徐廷泽由于对美蒋黑暗统治的愤怒不满，经过长期考虑，摆脱蒋介石集团的羁绊，终于越过台湾海峡的风涛，驾机飞返祖国大陆。从此，徐廷泽和他久别的家属团聚，成为处处受到欢迎的人。
十七年前，当刘善本飞向延安的时候，蒋介石凭借着大半个中国，几百万军队，日本帝国主义遗留的武器，美帝国主义者源源不断地援助，气势确实有点逼人。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于是，没有多久，这只“纸老虎”被戳得遍体鳞伤，只好逃到台湾，在美帝国主义卵翼下苟延残喘。
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除了台湾一小撮土地外，全国大陆都解放了，我们祖国空前壮大，一天比一天繁荣。可是，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集团统治下的台湾，是一片黑暗，人民过着苦难深重的生活。蒋介石集团为了苟延残喘，保持自己的王朝末日，更是加紧搜刮剥削，无所不为。台湾已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间的地狱。徐廷泽的驾机起义，他代表了许许多多的台湾同胞和蒋军官兵向往祖国的心。他们越来越痛恨美国侵略者，越来越不满卖国殃民的蒋介石，越来越希望摆脱黑暗和痛苦。
刘善本起义时，同行的人说了一句很有作用的话：“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于是，他们真的飞向延安；徐廷泽起义时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听美国人摆布？为什么要受美国人的气？”于是，他下定决心，飞回祖国大陆。爱国不分先后，十七年前的刘善本的行动是光荣的，十七年后，徐廷泽的行动也是光荣的。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决不能听任美帝国主义长期蹂躏。一切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请想想你们这十几年来的感受和痛苦，像过去的刘善本，现在的徐廷泽一样，勇敢地走上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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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徐廷泽的路
林碧
台湾，台湾，
一片乌云遮天！
蒋匪帮卖国殃民，
美国鬼横行霸占，
奸淫掳掠无时完，
老百姓苦难无边。
触景生情怒火燃，
与蒋匪一刀两断。
念祖国，
想家园，
驾飞机投明弃暗。
回到祖国大陆，
又是一重天，
欣欣向荣一片好江山！
工厂农村勤建设，
处处歌声笑语喧。
万众欢迎，
首长接见，
论功行赏把令颁。
家人团聚，
情意绵绵，
齐庆贺：
脱出了苦海泥潭，
从心中涌出喜悦无限！
寄语台湾
军政人员：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莫再犹豫，莫再迟延，
学习徐廷泽当机立断！
第4版()
专栏：故事新画
因人而异 吴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