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湖南农村中的一条新闻
白水
六月十日，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说湖南汉寿县岩咀公社金安大队的会计，贫农龙泽祥的母亲陈翠姑死了，龙泽祥的兄嫂姐妹要做道场，但是共产党员龙泽祥却主张用开追悼会来代替。他的主张得到了大队和公社领导干部的积极支持。大队支部书记丁成明同志当了主祭，在讲话中介绍了死者在旧社会所受的磨难和她对新社会的热爱。这个追悼会既不用纸钱香烛，也不用挽联花圈，却使参加的农民受到很大的感动。他们觉得新社会看得起穷苦人，觉得好人死了，开个追悼会，比做道场更光荣。
这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值得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和城镇中提倡。
早在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在追悼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的讲话里就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不知道龙泽祥同志和岩咀公社金安大队的同志们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没有，但是陈翠姑的追悼会却可能是在老百姓中开过的第一个追悼会。
做道场，以及跟它相类似的各种迷信活动，不但是迷信，不但是浪费财产，不但常常危害人民的生命，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影响。首先，在各种迷信职业中，常常隐藏着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其次，各种迷信活动都是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这些活动的基本目的就是提倡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尽管除了借此赚一把的人以外都追求不到），而且这些活动本身常常就带着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讲排场显阔气的臭气。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通过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和其他讲排场显阔气的办法，造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剥削制度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不是曾经使许多劳动者家破人亡么？其中有些东西，不是现在也还在腐化着工人农民，为复活剥削制度开辟着道路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正确地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才为战胜这种最可怕的势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我们赞扬共产党员龙泽祥同志敢于同这种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就是说，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同时，我们希望全国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能学习龙泽祥同志的榜样，在所有的农村和城镇中，勇敢地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的风俗习惯，打倒为剥削制度服务的旧的风俗习惯。
岩咀公社和金安大队党组织的同志们，没有把龙泽祥同志的建议当作小事，而是马上积极地支持了他的建议，这是很可贵的。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并不把追悼会当作一种新的排场，而是把它当作阶级教育的一种方法，从而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的号召。我们也希望那里的党组织能够把这种朝气坚持到底，并且希望这种朝气能够普及于全国每一个党的支部。党的支部书记不可能主持每一个追悼会，但是党的支部的确必须努力改革人民群众有关丧葬婚嫁等等的风俗习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扫除形形色色的垃圾，消灭形形色色的细菌，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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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种李
陈山诸暨城南二十里，乡村都被花封闭，樱桃梨杏接班开，蜂蝶钻营忙不及。我心大约像春风，红白蓝黄都欢喜，要选果苗难下手，眼花缭乱抓头皮！白头场长喜相逢，手捋胡须眼半眯，听明来意笑嘻嘻，花下殷勤提建议：种花要种百样花，无边春色来天地；种果不如多种李，相交早晚成知己。莫道外形不出奇，原来心实多情谊，见识高超谋虑深，顾全大局明事理。雪中送炭抢前头，锦上添花求押尾；青黄不接要紧时，是它登场当旺季。大树能收八百斤，小株也采三升几，风雨磨光翡翠皮，咬开自见红心肺；好换犁耙添化肥，能为坛罐增粮米。客人客人我问你，你处山场可合宜？长久思量花满衣，平常说话含深味，从今取舍有前提：百样花开看落蒂！
一九六三年六月于桐乡县留良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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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艰苦革命精神永留人间
姜平
到今年七月一日，贺炳炎同志逝世整三年了。
炳炎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英雄的一生，也是艰苦革命的一生。在他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十余次，身上留下了十六处伤痕。他坚持工作，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战斗岗位。
一九三四年在一次战斗中他右臂负了伤，引起全身浮肿，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只好截肢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麻醉药既少，又没有手术设备，医生只好拿一块毛巾给炳炎同志，让他塞在口里，以咬牙忍受截肢的疼痛。然后就用修械所的锯子把他的胳臂活生生地锯下来。手术完毕，那块毛巾已经被他咬得稀烂。当时没有止痛药和抗生药物，伤口只好用南瓜瓤和草药敷洗。和在战场上一样，他没有在致命的疼痛面前后退一步。截肢以后，他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作战，坚持着和部队一道长征。长征途中，他所带领的师担任二方面军的后卫。过草地时，粮食吃光了，就是沿途的野菜能够找到的也不多了，不少同志饿得不能走动。行军中，他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一到宿营地点，就和廖汉生政委一起，用他那唯一的左手漫山遍野去找野菜，煮熟了自己先尝尝，证明没有毒，然后在全师推广。有些同志吃不下去，炳炎同志就拿着野菜送到他们嘴边，恳挚地劝说：“……我只有一只手，我也要吃野菜，活着去见毛主席，到党中央报到。同志，你有两只手，更要活下去呀！”战士们都感动得流下泪来，皱着眉头把野菜吞下去。就这样，他和全师同志走过了草地，最后，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任务。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炳炎同志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指挥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但他的生活却十分刻苦。抗战初期，他任冀中三支队司令员，当时的政委在战争中失掉了左臂，发手套时，两人总是合领一副，左手的给司令员，右手的给政委。战斗的时候，他经常是带病上战场的。他骑着马，一只手抓着缰绳，往来驰骋，指挥作战，谁能知道他这时候正在胃出血、或者正受着某个伤口发炎的疼痛的折磨呢。一次，我去前方看他，他和政委、参谋长等几个人正在吃饭，吃的是榆叶窝窝，一个个瘦得干巴巴的。一问才知道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盐，更谈不到吃上油了。以后我以医生的身分向卫生部部长汇报，请求批准拨给了他们一斤盐。这样，中秋节群众慰问时，他们几位纵队首长和同院的其他同志们才吃到了一顿加盐的燉羊肉。
全国胜利后，他先后曾任四川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可是炳炎同志的艰苦朴素作风却没有丝毫改变。一条被面又破又短，一九五○年他住院时，我建议向后勤部换一条，他不同意；一件旧棉衣，补了又破，破了又补，直到他逝世前还在。衣领穿破了，把右袖截下来补；左袖磨穿了，把右袖截下来换。医生劝他多吃水果，他却很少买水果。难道他真不爱吃水果吗？不是。他说：“一斤水果能买好几斤大米！过去连饭还吃不饱呢，现在比过去强多了，还要吃什么水果！”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病体，拨了一笔款子给他盖宿舍，他却用来盖了军官宿舍，自己一直住在一所简陋湫隘的旧房子里。他身上除了十六处伤口，还患着严重的高血压、气管炎、两腿浮肿等好多种病，显然住下去是不合适的。组织上劝不过来，为改善他的环境便退一步安装暖气，他却把暖气片送到医院里去。直到一九五八年冬，后勤部趁他去北京开会，才把暖气安上了，他回来后还狠狠地埋怨了一顿。他就在这屋子里一直住到逝世前一星期，才因为屋子漏雨临时迁移到招待所去，最后病逝在招待所里。
炳炎同志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一九四八年两个孩子都出了麻疹，大儿子想向后勤部要一斤糖，被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建国初期，看到有些孩子穿得花花绿绿的，我觉得不给自己的孩子穿好点，好像亏待了他们。他对我说：“你想错了，不应该光从衣着上去表示爱护孩子，应该从思想上去培养教育孩子。”从此，我就尽量利用旧衣服缝缝补补给孩子们穿。他平时从不给孩子们零花钱，每逢孩子们要钱，他都要追根究底地查问清楚：红领巾多少钱一条？少年报订费多少钱一月？一分钱也不多给。每逢孩子们吃菜挑挑拣拣，或者是贪玩，多看了电影时，他总是非常生气地训诫他们：“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九岁就没了娘，爹爹风里雪里背着我，给人家宰猪，赚一副猪蹄子回来父子俩度命。十二岁我就去抡锤子打铁，哪里能念书？现在你们不愁吃，不愁穿，毛主席什么都为你们安排得好好的，还要挑肥拣瘦，掂斤论两，老是贪玩，不专心读书，你们对得起谁？这样下去你们长大了会成个什么人？”空闲的时间，就领着孩子们去种地，教给他们捉虫、拔草、挑水，他说：“光吃现成的不行。”炳炎同志经常要去北京开会，有时正逢孩子们的假期，孩子们就要求跟他到北京去。他这时总是和颜悦色地勉励他们：“爸爸是因为工作才去北京，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将来为革命作出贡献，成为英雄模范，人民派你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才是应该的。跟爸爸去北京有什么光荣呢？”有一次大儿子生病送了医院，十多天发高烧，茶饭不进，我放心不下，一时又走不开，想叫警卫员去探望一下，炳炎同志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说：“医院条件那么好，有医生、护士照顾就足可以了，还派人去看什么！对孩子千万可不能娇生惯养，我们作父母的时刻都应该注意。”
炳炎同志虽然逝世已三年了，可是他的一言一行，却永远深深地烙印在我和孩子们的心里。现在大儿子已经禀承父亲遗志，在解放军的一个学院里学习，其余的孩子也都上了中学和小学。每当一家团聚的时候，我们总是爱拿炳炎同志生前的教导，来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大女儿有一件破衬衣，总是舍不得丢下。她说：“见到这件衬衣，就想到爸爸督促我缝补的情形。我不能丢开它，我也不能忘记爸爸的话。”
炳炎同志，你虽在短促的四十七年中就结束了战斗的一生，但你英勇奋战、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将永留人间。我和孩子们一定要努力继承你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发扬你的革命精神，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你没有走完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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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屋颂
——一位僮族阿婆对边防战士的感激
李瑛七里外砍来的桉木，九里外砍来的桂木；选个吉日架起梁来，选个吉日竖起房柱。南山坡割来长茅草，北山坡砍来野山竹；扎起茅草铺房脊，编起竹篦作墙骨。留两面窗子向南开，一面照阳光，一面接温和的风；留一扇门向北开，望着北京，走毛主席的路。多谢大军给我盖房子，多托恩人共产党的福；我们的人口呀将越添越兴旺，我们这日子呀将越过越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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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属于党的
陆妙兴
再过两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如果不是今天，我这个被服厂的小徒工，有什么资格进同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校呢？
解放前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呵！抗日战争爆发，我的家就被炸毁了，那时我还只有六岁，就和全家一起住了一年难民收容所，我的大弟弟就是惨死在难民收容所的。我多么强烈渴望着读书，但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地主的子女背着书包上学堂。十二岁的一个孩子却要挑起家庭的重担，白天到地主田里干活，晚上有时还得为卧病的母亲煎药。我年小又体弱，当我摇摇晃晃挑着四五十斤重担来往时，村里人见了都为我担忧。生活被地主压榨得实在过不下去了，姊姊只好给人当童养媳，我也被送到上海一家小小的缝纫铺里当学徒。那年我才十三岁。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干活，累死累活一直做到深夜，吃的是一稀一干两餐。铺子关了门，老板把我带进一个敌伪被服工场去做工，那真是像进了地狱一样。干活、吃饭、睡觉都在一间黑洞洞的仓库里，身上长满了疥疮、老白虱。一天半夜，我因为露宿受了凉，闹肚子，起来开灯到阴沟去大便，却被门警（伪军班长）狠狠地打了耳光，说是破坏“灯火管制”，还被拖到警察局关了一夜。
抗战胜利了，父亲也从“后方”回来了，父子俩一起进了国民党被服总厂，满以为可以跳出地狱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又跑进了火坑，工头们都是些拿着枪杆子的反动军官。动不动就对工人拳打脚踢、关禁闭，连大小便也得领牌子。我们每天没日没夜地起码得干十二小时的活，吃的尽是霉米、臭咸菜。这时候，经常有女工、童工病死，摊在饭厅和茅厕里。饭厅和厕所就像“太平间”一样。有一次，我的疟疾病又发了，我硬挺着干了一整天，一直到离下班只有五分钟时，我想收拾歇手了，反动军官上尉工长就安上我“捣乱生产”的“罪名”，拎起我的耳朵拖出车间。
解放以后，却完全变了样。刚解放的头三个月，因为整顿企业，没有开工，但工资却照发，每月四十五斤大米送到每个工人家里。从此以后，我忘掉疲劳、忘掉病痛，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和生产工作。并且在党的不断教育和培养下，提高了觉悟，参加了青年团和共产党。
一九五四年春，党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把我送到同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我是多么感动呀！我始终也不会忘记党支部书记在欢送会上对我的嘱咐：“学习是党给你的委托，是工人阶级赋予你的使命。你千万不能忘本，学完了一定要为我们工人阶级出更大的力！”
当初，学习上的困难真是不少呵！一个做了十多年工的大老粗，突然坐在课堂上，要在四年里读完中学的全部课程，可真把我难住了。往往为了解答一道算术题，苦苦思索了整个下午和夜晚，结果还是解答错了，测验成绩出现了二分。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但每当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在我的耳际就萦回起工厂党支部书记和同志们的殷切的嘱咐来：“要以工人阶级的气魄和毅力向困难作斗争。”想起这点，我就浑身有了力量！在老师们具体帮助下，我四年的学习成绩，大部分都达到了五分。
以后我又进了同济大学的数理系。在我九年的学校生活中，我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警惕和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每当暑假、寒假和星期天例假，我总尽可能地回到郊区家里，参加农业劳动，努力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现在我快要毕业了。我以无限激动的心情来迎接党即将交给我的新的战斗任务。不论天南地北，只要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都愿意去。我在进学校大门的第一天就立下了这个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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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具厂炉间（水印套色木刻） 吴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