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非洲人
〔南非〕谢维斯特·施达因
清晨，从一个大型钢筋混凝土圆筒里，爬出来一件老长老长缀满补钉的士兵大衣，竖立在两只裂了许多缝的木履上面。手臂藏在长袖子里。为了暖暖身子，这件大衣便奔呀跳地兜着圈子：跑开去——跑回来，去——来。它就这么长时间地奔纵跳跃……
这个无人知晓的混凝土圆筒的避难处，是非洲少年施达夫纳·伏发罗斯的住所。那件褴褛的土色大衣，便是他的全部财产。大衣太大了——就像施达夫纳这样的人，还可容纳得下三个——因而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自行地动弹着。上面只有一绺深色卷发，突现在高领子外面；而下面，大衣几乎连木履也给盖没了。到了晚上，这件大衣倒是十分管用哩：手臂和木履往里一缩，就抵御了寒冷的侵袭。
从法律上说，施达夫纳·伏发罗斯是个流浪者，是个没有身份证明的人，应该加以拘押。他的存在，对于欧洲文明，竟然成了一种危险。法律立刻把他从这块有着铁路的所谓欧洲的领土上（虽然实际仍是在非洲土地上）撵走，遣送到奥朗多·谢尔特地方来。
奥朗多·谢尔特是南非的一个市镇，四周全是岩石。这地方划归非洲人居住。长久以来，这里塞满了用石蜡纸板做成的贫寒的茅棚和土屋。施达夫纳在他的圆筒里面，倒感到宽敞得多，也不需要付房租。
其实他也并不情愿过这种流浪生活，他要工作。倒不单是为的事业，也为的能够每月挣到四分之一英镑。但是一旦成功地找到了工作，法律又一把揪住他，把他撵出城市，不许他工作，为的是他没有身份证明。要是重遭失业，法律又要把他当作游荡汉，逮捕起来。
不过他倒顽强得很。就在这天早晨，他又向附近欧洲人的房子走去，想再尝试一下，弄个活儿干干。
“奇怪，奇怪……”他耸了耸肩，不断地用衣袖搔着痒。“今天要是得到工作，真该感到奇怪！”
在第一幢房子旁边，施达夫纳瞥见一个人，正在为身旁放着的三棵树苗掘着坑穴。
施达夫纳从大衣里面探出颈项，朝着栅栏里面张望，和和气气地向这个白人微笑：“有活儿干吗？”
那个家伙啥话也没有答，看也不看施达夫纳一眼，继续挖着。
“活儿！”施达夫纳客气地缄默了一会，重复说道。“园艺方面的”，他注明着。
“滚开！”白人骂着，继续干着，眼睛抬也不抬。
“好的，老板。”施达夫纳谦逊地摸了摸卷发，沿着栅栏移动了四吋远。
五分钟后，白人发现施达夫纳仍然站在栅栏外面，便粗暴地转过身子，挥了挥手，想把他吓走，又嚷道：“混蛋，滚开！”
“我要干活！”施达夫纳重复说着。他蔑视这个白人的手艺，又进一步说：“一个美丽的花园，可就缺少好的护理。要是让我来弄，就会好得多了。”
“滚开！”白人吼叫起来，继续起劲地挖着，不料手给一个洋铁罐儿划破了。当看到施达夫纳依旧耐性地立在栅栏边的时候，他才说：“那么，你星期六来吧！”白人吸吮着手上的伤口，走了。
施达夫纳向白人作了一番感谢，便继续向城里走去。路上，他老唱着一支快乐的小调：
“一位年轻愚笨的贵妇人，踏过从茵本加岱来的整个路程……”
施达夫纳跑过市中心的繁嚣街道，鼻子通知他：这里到处在烘面包哩！鼻子一面嗅着，一面命令着：“向右转，到果品铺子里去！”
在果品铺子里面，施达夫纳等到比他先来的四个欧洲人给招待完毕，又等到比他后到的另外三个欧洲人同样地给招待完毕。之后，果品铺老板才转向施达夫纳：“要什么，黑鬼！”
施达夫纳指着一块白面包和一瓶绿色柠檬：“就要那个和这个！”
老板厌恶地把东西交给他，同时带着一种明显的轻蔑接过他的十一个辨士。施达夫纳恭恭敬敬打了一躬，离了商店，坐到人行道上，嚼着面包，喝起柠檬来了。
施达夫纳向一个骑自行车从这里过路的非洲籍公务员叙述到自己的新工作。他倒并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但是他抑止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无论碰到什么人，都想表白表白。公务员立刻就问起他的工薪。
啊呀，对啊！他倒全然忘却了就报酬的事订个合同啦！
“哈！”公务员爽朗而苦涩地笑了起来，并且叙述到刚刚听到的另一个非洲人遭受打击的事件，还同情地添了一句：“这就是白人的世界！”
“说得对，这就是白人的世界！”施达夫纳赞同地说。但是很快地，先前的那种笑容又闪亮了他的面庞。他想到工作有希望了，不会挨饿了。现在毋需忧虑到其它的一切事情，看来，未来是美丽的！
这种乐观主义的哲学，乃是施达夫纳在童年时代受到的教育的遗产。他的出生，当然是个无足轻重的事件。施达夫纳只知道，人们按照非洲人的传统习惯给他起了名字，这个名字表示了他在卡里塔士诊所出世时候，对于一位当时作为最重要的人物在场的白种护士的敬意。这个为非洲人开设的诊所，平常都拥挤不堪。施达夫纳的母亲分娩两个小时以后，诊所便把她打发回家。姐妹们给她祈祷，把六个辨士的车钱放在她衣兜里面。
这就是施达夫纳熟知的一切了。至于谁是他的父亲？这个疑难曾多次激荡着他。他确信一定有一个人该是他的父亲，此外他便不知道了。他像其他衰弱孩子一样成长起来。一到能够走路的时候，便用他那弯曲的双腿，拖拖拉拉地跟在母亲身后。夏天，他穿一件垃圾箱里捡来的几乎不及脐眼的破背心；冬天，他那同样来自垃圾箱的衣服，虽则磨损污烂，倒还形形色色。一般说来，在这世上，除了自己的母亲，他并不需要任何人。而母亲，她一离开洗衣桶，马上就用善良的手腕，亲热地把他拉到身边。
由于官方的疏忽，他没有被统计到马匹、家禽和土著的名册里去，因而在法律上从不被承认是世界上的一员。但在“生活的学校”里面，他却得到了广泛丰富的教育。七岁上，他已成了城市蔬菜市场上的传递员。九岁上，被雇到一个欧洲人的家庭里面当“经济主任”：给小孩子们擤鼻涕，给大孩子们擦鞋，给主人擦汽车，给女主人擦地板；此外，他打扫阳台，照看茶炊，洗涤器皿，领狗出外散步，……每月许可出去两天。就在第三个允许外出的日子，他打算去探望母亲。可是她失踪了，他再也打听不到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当主人迁往杜尔邦的时候，这个十三岁的“经济主任”也跟着一同去了。十六岁上，他被警察逮捕，因为警察断定他已长大成人，要看他的身份证件，他却没有。从那时候开始，施达夫纳不断地跟警察们演着一出名为“猫和老鼠”的喜剧。尽管这样，他还是挣了钱，买了现在这件士兵大衣。这大衣陪着施达夫纳多次入狱。每当侥幸重新获释，他就重新找各样的活儿干。他当过电梯和旅馆的仆人，当过服务员，当过理发店里的侍从和木器厂里的研磨工。
现在，他一面在街上走着，一面想着要当一名园丁的幸福。他自信能够成为园艺方面的杰出专家。
他正边想边走，忽然发现一辆行驶着的巡逻车上有两个警察。施达夫纳立刻隐没在人堆里面，但是不料触到一个白种女人。由于这个黑种“强盗”碰了一下，她尖叫起来。施达夫纳大吃一惊，赶紧溜掉，可是整个街道都骚动起来了：别的白种女人都发出吓人的叫喊，男人们都来追赶着这个受到咒骂的卡斐族人（译者注：卡斐族，南非的聪明而有力的班图民族之一）。
施达夫纳犹如箭矢一般穿过人群，却惊动了另外三个没有身份证明的非洲人。白人抓到了其中一个，就停止了追逐。种族歧视的兽行欲望得到满足了。黑人被解到一家店铺的墙上，五个汉子紧紧揪住他的手脚，以显示他们都曾参与了这场搜捕。
其时施达夫纳跑着，打了个弯，隐藏在一家拱门下面。在他面前，就站着那个吓得面色苍白的非洲籍公务员。他也是吓得躲了起来的。
“咳，这些欧洲人！”公务员摇着头说道。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四下张望，一边把一张传单塞到施达夫纳手里。可是他又考虑了一下，把传单从施达夫纳手里拿回，从头至尾地读给他听。
传单里号召人们举行集会，以支持争取平等权利的非洲大会的斗争。
这天余下的光阴，施达夫纳全是在食品商店的陈列窗前面消磨的。他欣羡陈列窗里的美味食品，又不时将传单拿出来。凡看到一个似乎是识些字的非洲人，就把传单拿给他，请他把条文读几遍。施达夫纳把传单上的全部内容那么长久地复习着，一直到牢牢记上心头为止。他和他们带着严峻的目光互相点了点头，分开了。
到了很晚很晚，路上没有危险的时候，他才回到家里——混凝土圆筒子里，倒下睡了。他把一整个夜晚、第二天白天、第二天夜晚统统睡掉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消磨时间直到工作开始的最最便当的方法。
新主人命令施达夫纳，在他回来之前，必须把三个树苗的坑穴挖好。
“好的，老板，好的。”施达夫纳用一种抑扬的声调说着，似乎平生除了栽种树木和挖掘坑穴而外，他啥也没有干过。虽然还不曾问过报酬，施达夫纳也还是听任主人特里勃先生出去办公了。
对特里勃一家，施达夫纳没什么可报怨的。他住得近乎奢侈，是在后院一个10呎×8大小的钢筋小房子里。一天三次，每次能吃到一盆面汤，早晨的浓些，中午的掺有味汁，晚上就相当于有些烧焦了的布丁点心，此外，能得到白人桌上的残羹。
他出于感激的心情，用九牛二虎之力把坑挖好了，挖得那么深。晚上，他在残烛光下细心看着传单，而后躺下安睡。
下个星期六，施达夫纳出去参加一个大会，他为在广场上听到的那些演讲感到兴奋。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非洲人”这个词儿。他已习惯人们把他叫做卡斐族人了，最最习惯的，甚至是“该死的卡斐族人”、“土民”或者是“黑鬼”这些称号，因而他感到“非洲人”这个称号非常珍贵。它根本不同于一切别的称号，甚至值得当作一种头衔摆在他的名字后面。譬如说吧：施达夫纳·伏发罗斯——“非洲人”。
他在这个大会上，与老相识——公务员焦勃斯邂逅重逢了。每当演说的人说了一些精采的话时，焦勃斯便撞一撞这个年轻人，犹如在替演说辞加着标点符号。在当作讲坛的载重汽车上面，站着卡勃施达地方大会书记松德斯·赫勒。他说：“大会并不在于反对白人，非洲人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任务，就在于争取跟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赫勒之后，波尼伐士·胜西发言。他说：“非洲人不仅仅需要选举权利，而且一定要争取到一种较好的生活。”……就在这时，施达夫纳受到猛烈的一撞。待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捕了。公务员焦勃斯还来得及躲避，而施达夫纳，偕同其他四十个非洲人，一齐被押走了。
在警察局里，警察们一筹莫展地站在施达夫纳的对面，因为他根本交不出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任何文件。
“那就报报你的名字吧！”终于，其中一个警官说道。
“施达夫纳·伏发罗斯，老总。”
“血统呢？”
“非洲人！”施达夫纳说到这个称呼，兴奋起来，因为能够运用这新的词儿了。
警察惊愕地瞅着施达夫纳，同时喊道：“那么就是说，是个非欧洲人了！出身哪儿？”
“非欧洲！”施达夫纳出于一种要补偿刚才思想上的迟钝，赶紧声明。
警察把施达夫纳的左耳扭了扭，为的是禁止他继续藐视官方，同时查问施达夫纳生在哪个村落。
“在一个非洲的诊所里，”可怕地停顿了一下，“我原来是要说，在一个非欧洲的诊所里面。”
“多大年龄？”
“就说是十六吧。”
“判过刑吗？”
施达夫纳以为没有判过刑，因为他想不起犯过什么罪。
记下口供，同时把施达夫纳的传单没收之后，警察断定面对着的这个非洲少年，乃是一个固执的共产党员。施达夫纳被判处在东方特朗斯瓦尔地方一些大规模的垦殖田上进行四个月的强制性劳动。
就在这几个月里，施达夫纳总是回忆着那次大会，认定在那里了解到的哲学是有它好的地方的。他可不是贪得无厌的人，可是他感觉到，即使像他那样的人，也能有一种权利，即使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至少还有得到一件新大衣的权利。
附注：这篇作品译自南非进步作家谢维斯特·施达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二等出租汽车》。这部小说描述了黑人男孩施达夫纳怎样跟千千万万的南非人民一起，投身到争取人权的斗争中。上面就是这部小说里的一段。
〔高剑秋节译〕
第5版()
专栏：
自由（外一首）
〔马里〕加乌丝·季阿瓦拉在大山的顽石间，在无名的深渊里，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在终身的奴隶的鞭子底下，在责难和嘲笑的话里句间，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在拷问咒骂呻吟中，在枪鸣弹啸扫射里，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从顽强生长的幼芽的身上，在被玷污土地的灰烬之间，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在困惑的痛苦时辰，在胜利的欢呼声里，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非洲呵，你为自由而生我们的非洲呵，炎热太阳的故里；我们的土地呵，满注阳光和荫影。你对别人不过是可怕的黑暗的王国，不过是黑夜，绝望，肮脏，贫困和羞耻。可是对我你却是我出生的土地，是我的母亲，是黑色的宝石，是星星为之暗淡的新月，是我兄弟的坚如磐石的双肩。非洲呵，你为自由而生，像我的心——为了爱情。非洲呵，你为自由而生，像台风——为了广阔的原野。你会胜利
（不顾黑暗的暴君）因为你的幼鹰渴望着胜利。明天，是的，明天，你就要永远把所有的（直到最后一个）旧
主人驱逐出去，像暴风要把乌鸦的老巢彻底捣碎。
〔罗若冰译〕
第5版()
专栏：
谁黑？谁白？
〔缅甸〕貌银多美帝自己吹嘘：
“自由世界，美国最自由。”自由？谁信！自由神为何掉泪？！肯尼迪高唱：
“美国，民主，种族无歧视。”鬼话！谁听？看，美国三百多年历史：黑人受欺凌，种族被歧视，
“人权宣言”遭蹂躏。瞧吧！黑人兄弟齐奋起，为自由，平等，人权。警棍，警犬何惧？斗志更坚！听，战歌多么激昂嘹亮：
“我们要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水龙哪能熄灭斗争的火焰。黑人，心，善良，纯洁。白人资本家，心，残忍，乌黑。谁黑？谁白？帝国主义，剥削者，人类死敌，同仇应敌忾，黑人兄弟，坚决支持你！世界各种族人民，白人，黑人，黄种人，手携手，团结紧，拿起武器，消灭美帝！
〔卫炳鑫、杨紫鑫译〕
第5版()
专栏：
画家亨德拉
林元
在雅加达，我们住在一所别墅里。别墅的客厅有一幅油画，我一到这里，就被这幅油画吸引住了。
油画画的是印度尼西亚的肥沃田野。劳动后，人们都扛着农具回家去了，只有母子两人还留在田野里。母亲约三十多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母亲蹑着足伸出一只手聚精会神地捕捉一只蜻蜓，儿子在身后一个劲儿地盯着。画面上的两双眼睛像四颗宝石似的闪烁着光辉，吸引着每一个到客厅来的客人。从母亲的眼睛里，人们可以看出只要她伸出的那两个像钳子似的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捏，送给儿子的礼物便到手了。儿子的那双顽皮天真的眼睛，喜悦和焦急交织着。他深怕母亲那两个指头还没有触到那条小尾巴，一只丹朱色的蜻蜓便又振动着透明的翅膀飞走了。画家就抓着这样一个镜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多彩生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母爱。
从画上的签名，我知道作者叫亨德拉。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告诉我，亨德拉是印度尼西亚五大名画家之一。中国出版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里就有他的画。据说他的画室里的画都是些未完成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一经完成，便被人抢购去了。亨德拉还是一个著名的雕塑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英雄苏第尔曼将军的一座有名的石刻像，就是他的杰作。他的作品的主题，很多是反映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工人、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也是他创作的主要题材。他的作品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办公地方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壁画，气势磅礴，充满着勇敢、战斗的气氛，这幅画就是他画的。亨德拉的画还饶有生活情趣和乐观主义的气息。从他的画里，看得出画家对生活充满着信心。他的作品不但使人感到亲切，而且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我就曾经在那幅劳动后母亲为儿子捉蜻蜓的画幅里享受到了劳动、爱——生活的美。亨德拉的画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印度尼西亚的著名小说家桑达尼跟亨德拉是老朋友。一次我问桑达尼，“作为画家的老朋友，您认为亨德拉的艺术特点是什么？”他略一沉吟，回答道：“亨德拉的艺术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最爱用玫瑰红的颜色。他善于画人的眼睛，尤其是女人的眼睛。”我国有画龙点睛的传说，是的，眼睛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喷泉，善画者画眼，眼睛画得好，人物的思想感情便会在这喷泉里流溢出来。亨德拉抓住了这点，这是他的艺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亨德拉有个祖母，今年八十三岁。一九一○年就参加了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工人革命的先驱。亨德拉从小就从祖母那里受到革命的熏陶，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不光是个艺术家，也是个革命战士。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荷兰帝国主义时期，他曾拿起武器活跃在中爪哇游击区，他是个出色的游击队员。在革命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斗争像一台万能机床，磨炼了他的生活，提高了他的觉悟，充实了他的生命，成长了他的艺术，还养成他有一种坚韧的意志。一次，他在日惹的山上发现了一块巉岩的大石，石质坚实，是雕刻的好材料。他一眼便看中了，想拿来雕刻。对他的企图，有的人摇摇头，有的人吐吐舌头。他一句话不说，开始了工作，他跟几个助手默默地一斧一凿雕刻着。终于，雕成了一座高大的人像，那就是他的著名作品苏第尔曼将军像。亨德拉的艺术兴趣十分广泛，除美术、雕塑外，他还爱好文学，音乐，舞蹈，戏剧。他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协万隆分会的总书记，万隆文化学院的院长。他在万隆还创办了剧团和歌咏、美术、舞蹈的学校。通过这些艺术活动，他联系着各阶层的群众。他感到过去自己由于生活困难，影响学习，为了更好地培养下一代，他让一些贫穷的青年画家住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不光是画家，一些生活困难的青年音乐、舞蹈家也在他家里住食。他的家，成了革命艺术活动的中心。他除了创作外，其余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花在灌溉这些艺术的新苗。
访问了雅加达，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世界著名的万隆，是应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的邀请到这里来参加人民文协第四届常委扩大会议的。陪代表团一路来的，有人民文协总书记阿尤布。到达万隆时，已是万家灯火。阿尤布即请我们在一间中国菜的饭馆吃饭。我们刚端起饭碗，突然有个留着一小撮胡须的印度尼西亚人走进饭馆，他一进来就站在门口焦急地向四座瞧了瞧，然后直奔我们的座位。还没等他走到我们的跟前，阿尤布就站起来了。我们也赶忙站起来。阿尤布给我们作了介绍，原来他就是亨德拉。
亨德拉虽然有一小撮胡须，看上去年龄最多是四十上下。他穿着一身朴素的便服，洋溢着谦虚的微笑。他不爱说话，只告诉我们一九五三年他访问过中国，便默默地坐在一旁陪我们吃饭。他的友谊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而是通过他的目光和微笑。
吃完了饭，亨德拉陪我们到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万隆郊区的一个小农村里。人民文协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开会。到达这里时，已是夜深十点多钟了。亨德拉默默地帮助我们把行李搬进屋里，怕车子里还掉了什么东西，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他一样样安排好我们休息，又叮嘱了房主人几句什么话，看看再没有什么好做了，才跟我们告别。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亨德拉创办的
“歌唱学校”和“艺术中心”。在“歌唱学校”里，我们看到了许多来自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农村的姑娘。人民文协非常注意农村工作，艾地同志在人民文协第四届常委扩大会议上，一再指出文学艺术要面向农村。不难想像，这些姑娘将来回到农村里，不但会像布谷鸟一样在橡胶园内、椰树林中、芭蕉丛里尽情地为农民歌唱，而且将会通过她们的歌声催促广大农民开始革命的春耕。
“艺术中心”即一种艺术俱乐部。名字叫“有力的武器”。这是爱好美术、音乐、舞蹈、歌唱、拳术的儿童和青年展开艺术活动的地方。亨德拉带我们参观时，许多儿童正在学习舞蹈。一个老师在舞台上跳，许多儿童随着音乐的节拍在舞台下面学，学得那么专心。这一片像星星似的小眼睛里都闪耀着追求艺术的光芒。亨德拉全神贯注地站在旁边看着，看得那么入神，仿佛他是客人第一次来参观似的。如果你了解一个园丁怎样对自己培养出来的花朵百看不厌，你就会了解亨德拉现在的心情了。
在这个“艺术中心”，一天晚上我们还观赏了一次盛大的演出。那是一次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协常委扩大会议和文化学院成立的晚会，也是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晚会。
会场里坐满了人。会场外站满了人。有的人还站在凳子上，像一座座人山。亨德拉和他的妻子坐在一块，他的小女孩坐在他的膝头上。小女孩只有三四岁，长得像一朵小玫瑰花儿。亨德拉爱玫瑰花，画画爱用玫瑰红，听说他有一个女儿就叫玫瑰。亨德拉的爱人现在也正穿着玫瑰红的沙龙，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眼睫毛长长的。桑达尼告诉我，这一双大眼睛常常是亨德拉创作的模特儿。
晚会开始了，亨德拉站到了麦克风前，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兄弟们，同志们，我们热烈地欢迎来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的人民中国的作家代表团，……”他的声音是那么宏亮，那么有力，那么充满着感情，要不是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不敢相信这个声音是发自一个平日沉默寡言的朋友。如果说亨德拉日常的温柔敦厚是艺术家的一种品质，那末，现在在这里提到帝国主义时的那种横眉怒眼，斗志昂扬，却不能不说是革命战士的一种本性了。“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会场内外虽然密密麻麻地坐满、站满了人，却一点杂声也没有，只有一个洪钟似的声音在这人的山谷里萦回。人们的思潮随着这个声浪在起伏。亨德拉的奔腾的感情和战斗的语言，控制了整个会场。
在人民文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我还听过亨德拉的一次精彩演说。那次演说，又是一种风格：语言生动形象，充满着风趣和幽默。时而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时而使人爆发出暴风雨的掌声。当主席请他发言时，他站起来搓了搓手，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就滔滔地说开了。他先从人民文协万隆分会的工作说起。他说这两年来在工作实践中他们找到了一把钥匙，那就是到农村去。由于面向农村，这里的文化活动的确展开了，工作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他问：“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携带什么武器？带枪，只能打着人们的躯体；带笔，却能击中人们的灵魂！”他的演说不断地赢得掌声。
现在，晚会上一阵暴风雨的掌声把亨德拉送回到了座位。音乐立刻演奏起来，游艺节目开始了。歌唱，音乐，舞蹈，拳术在交替表演。当轮到伊玛斯的古典面具舞时，会场沸腾起来了。伊玛斯方七岁，可是去年在赫尔辛基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竟获得金质奖章。一次，艾地同志接见代表团时，曾谈到她，说她的艺术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财富。这晚舞蹈的内容是描写一个少女怀念出征的爱人，想到爱人正在战场上英勇战斗，便情不自禁地模拟起他的英姿。不管是少女的娇羞答答，或是将军的威风凛凛，伊玛斯都演得维妙维肖，使人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七岁的女孩子演的。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亨德拉也拿着小玫瑰的两只小手拚命鼓着。当伊玛斯最后一次谢了幕，亨德拉把小玫瑰放在爱人的怀里，冲到舞台后面，把伊玛斯抱到我们跟前。一种崇高的爱浮现在亨德拉慈祥的脸孔上。我们感动得立刻站起，热烈地把伊玛斯抱过来。
我们离开万隆的前一天，专诚到亨德拉的家里拜访。陪我们一块去的，有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协的书记萨曼贾亚。
亨德拉住在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房子简朴精致，充满着艺术气氛。客厅是日本式的，没有桌椅，只有一张洁净的地毯，人们就坐在地毯上。客厅的南面开了一扇大窗子，有半边墙壁那么大。窗外一池春水，布置得像湖泊，像海湾。有假山假礁，风帆渔舟；各种热带的花草树木，丛生水边。几只大贝壳点缀在假礁上，使人更容易想到海，想到这个美丽的千岛之国。也许是欢迎客人来访吧，窗外树上的一些羽毛绚丽的热带小鸟，起劲地唱着，唱得人忘记是在这里作客，仿佛是在海边的树林里纳凉。客厅右侧的房子，传来了吉他和提琴声。楼上传来了歌舞声。想必是住在亨德拉家里的青年艺术家在练习音乐和歌舞。他的家果然成了又一个“艺术中心”。室内四壁满挂着艺术品。有一排排木偶，一串串戏剧面具。此外全是亨德拉的画，大部分是没有完成的作品。
亨德拉从画室里走出来了。他右手抱着小玫瑰，看见了我们，急忙趋上前，他把小玫瑰交给妻子，然后陪我们坐下。他端端正正地屈膝坐在地毯上，两手放在两膝中。他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听我们说，胡须上始终飘着那点儿微笑。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友谊的激流正在他的心海上暗暗地漩湍着。严文井同志代表全团把一幅徐悲鸿的画送给他，他双手接过来，喜欢得把画高高举在头顶上，做了个诚挚的感谢表情。我们把徐悲鸿的画打开，上面有几只戏水的白鹅，亨德拉惊喜地喊他爱人：“来，快来看画！”从这句简短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徐悲鸿的画是多么喜爱。
欣赏了徐悲鸿的画，亨德拉从书架里拿出一个残旧的书夹。我发现这个书夹是中国的，也许是十年前他访问中国时的纪念物。原来在这个友谊的夹子里，满装着他的劳动硕果。这是一些他的绘画，雕塑的照片。他的著名石雕苏第尔曼将军像，我们没有机会看见，但却在这里看到这座杰作的照片。照片虽然只有四寸大，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却像巨人似的矗立在我们面前。一股凛然之气从苏第尔曼将军的两颗眼睛里，两道浓眉上，直射出来，仿佛无数敌人都在他的眼前倒下了。
我们欣赏了亨德拉的大量作品，黄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窗前。我们快要告辞了，他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说：“这是我送给中国兄弟的一点礼物。”原来是他写的一首反对帝国主义的诗。这时萨曼贾亚才告诉我们，亨德拉还是一位诗人。在这首诗里，他指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诗的最后一句是：
你们最后的葬歌，
是我们最好的音乐。
对于革命者，还有什么礼物比这首诗更贵重的呢。是的，我们深深地被这份礼物感动了。我们说，一定有一天我们会听到这支最好的音乐。我们紧握着这位艺术家，诗人，战士，我们的兄弟的手，接受了他的礼物，然后跟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小玫瑰告别。当我们的汽车已经离开了这幢精致的小洋房很远很远，我还朦胧地看见一个人像座雕塑似的站在小洋房的门前，微弯着躯体，左边站着他的妻子，右手抱着一个小女孩，在一小撮胡须上荡漾着朴素、诚恳、谦逊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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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谢维斯特·施达因
清晨，从一个大型钢筋混凝土圆筒里，爬出来一件老长老长缀满补钉的士兵大衣，竖立在两只裂了许多缝的木履上面。手臂藏在长袖子里。为了暖暖身子，这件大衣便奔呀跳地兜着圈子：跑开去——跑回来，去——来。它就这么长时间地奔纵跳跃……
这个无人知晓的混凝土圆筒的避难处，是非洲少年施达夫纳·伏发罗斯的住所。那件褴褛的土色大衣，便是他的全部财产。大衣太大了——就像施达夫纳这样的人，还可容纳得下三个——因而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自行地动弹着。上面只有一绺深色卷发，突现在高领子外面；而下面，大衣几乎连木履也给盖没了。到了晚上，这件大衣倒是十分管用哩：手臂和木履往里一缩，就抵御了寒冷的侵袭。
从法律上说，施达夫纳·伏发罗斯是个流浪者，是个没有身份证明的人，应该加以拘押。他的存在，对于欧洲文明，竟然成了一种危险。法律立刻把他从这块有着铁路的所谓欧洲的领土上（虽然实际仍是在非洲土地上）撵走，遣送到奥朗多·谢尔特地方来。
奥朗多·谢尔特是南非的一个市镇，四周全是岩石。这地方划归非洲人居住。长久以来，这里塞满了用石蜡纸板做成的贫寒的茅棚和土屋。施达夫纳在他的圆筒里面，倒感到宽敞得多，也不需要付房租。
其实他也并不情愿过这种流浪生活，他要工作。倒不单是为的事业，也为的能够每月挣到四分之一英镑。但是一旦成功地找到了工作，法律又一把揪住他，把他撵出城市，不许他工作，为的是他没有身份证明。要是重遭失业，法律又要把他当作游荡汉，逮捕起来。
不过他倒顽强得很。就在这天早晨，他又向附近欧洲人的房子走去，想再尝试一下，弄个活儿干干。
“奇怪，奇怪……”他耸了耸肩，不断地用衣袖搔着痒。“今天要是得到工作，真该感到奇怪！”
在第一幢房子旁边，施达夫纳瞥见一个人，正在为身旁放着的三棵树苗掘着坑穴。
施达夫纳从大衣里面探出颈项，朝着栅栏里面张望，和和气气地向这个白人微笑：“有活儿干吗？”
那个家伙啥话也没有答，看也不看施达夫纳一眼，继续挖着。
“活儿！”施达夫纳客气地缄默了一会，重复说道。“园艺方面的”，他注明着。
“滚开！”白人骂着，继续干着，眼睛抬也不抬。
“好的，老板。”施达夫纳谦逊地摸了摸卷发，沿着栅栏移动了四吋远。
五分钟后，白人发现施达夫纳仍然站在栅栏外面，便粗暴地转过身子，挥了挥手，想把他吓走，又嚷道：“混蛋，滚开！”
“我要干活！”施达夫纳重复说着。他蔑视这个白人的手艺，又进一步说：“一个美丽的花园，可就缺少好的护理。要是让我来弄，就会好得多了。”
“滚开！”白人吼叫起来，继续起劲地挖着，不料手给一个洋铁罐儿划破了。当看到施达夫纳依旧耐性地立在栅栏边的时候，他才说：“那么，你星期六来吧！”白人吸吮着手上的伤口，走了。
施达夫纳向白人作了一番感谢，便继续向城里走去。路上，他老唱着一支快乐的小调：
“一位年轻愚笨的贵妇人，踏过从茵本加岱来的整个路程……”
施达夫纳跑过市中心的繁嚣街道，鼻子通知他：这里到处在烘面包哩！鼻子一面嗅着，一面命令着：“向右转，到果品铺子里去！”
在果品铺子里面，施达夫纳等到比他先来的四个欧洲人给招待完毕，又等到比他后到的另外三个欧洲人同样地给招待完毕。之后，果品铺老板才转向施达夫纳：“要什么，黑鬼！”
施达夫纳指着一块白面包和一瓶绿色柠檬：“就要那个和这个！”
老板厌恶地把东西交给他，同时带着一种明显的轻蔑接过他的十一个辨士。施达夫纳恭恭敬敬打了一躬，离了商店，坐到人行道上，嚼着面包，喝起柠檬来了。
施达夫纳向一个骑自行车从这里过路的非洲籍公务员叙述到自己的新工作。他倒并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但是他抑止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无论碰到什么人，都想表白表白。公务员立刻就问起他的工薪。
啊呀，对啊！他倒全然忘却了就报酬的事订个合同啦！
“哈！”公务员爽朗而苦涩地笑了起来，并且叙述到刚刚听到的另一个非洲人遭受打击的事件，还同情地添了一句：“这就是白人的世界！”
“说得对，这就是白人的世界！”施达夫纳赞同地说。但是很快地，先前的那种笑容又闪亮了他的面庞。他想到工作有希望了，不会挨饿了。现在毋需忧虑到其它的一切事情，看来，未来是美丽的！
这种乐观主义的哲学，乃是施达夫纳在童年时代受到的教育的遗产。他的出生，当然是个无足轻重的事件。施达夫纳只知道，人们按照非洲人的传统习惯给他起了名字，这个名字表示了他在卡里塔士诊所出世时候，对于一位当时作为最重要的人物在场的白种护士的敬意。这个为非洲人开设的诊所，平常都拥挤不堪。施达夫纳的母亲分娩两个小时以后，诊所便把她打发回家。姐妹们给她祈祷，把六个辨士的车钱放在她衣兜里面。
这就是施达夫纳熟知的一切了。至于谁是他的父亲？这个疑难曾多次激荡着他。他确信一定有一个人该是他的父亲，此外他便不知道了。他像其他衰弱孩子一样成长起来。一到能够走路的时候，便用他那弯曲的双腿，拖拖拉拉地跟在母亲身后。夏天，他穿一件垃圾箱里捡来的几乎不及脐眼的破背心；冬天，他那同样来自垃圾箱的衣服，虽则磨损污烂，倒还形形色色。一般说来，在这世上，除了自己的母亲，他并不需要任何人。而母亲，她一离开洗衣桶，马上就用善良的手腕，亲热地把他拉到身边。
由于官方的疏忽，他没有被统计到马匹、家禽和土著的名册里去，因而在法律上从不被承认是世界上的一员。但在“生活的学校”里面，他却得到了广泛丰富的教育。七岁上，他已成了城市蔬菜市场上的传递员。九岁上，被雇到一个欧洲人的家庭里面当“经济主任”：给小孩子们擤鼻涕，给大孩子们擦鞋，给主人擦汽车，给女主人擦地板；此外，他打扫阳台，照看茶炊，洗涤器皿，领狗出外散步，……每月许可出去两天。就在第三个允许外出的日子，他打算去探望母亲。可是她失踪了，他再也打听不到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当主人迁往杜尔邦的时候，这个十三岁的“经济主任”也跟着一同去了。十六岁上，他被警察逮捕，因为警察断定他已长大成人，要看他的身份证件，他却没有。从那时候开始，施达夫纳不断地跟警察们演着一出名为“猫和老鼠”的喜剧。尽管这样，他还是挣了钱，买了现在这件士兵大衣。这大衣陪着施达夫纳多次入狱。每当侥幸重新获释，他就重新找各样的活儿干。他当过电梯和旅馆的仆人，当过服务员，当过理发店里的侍从和木器厂里的研磨工。
现在，他一面在街上走着，一面想着要当一名园丁的幸福。他自信能够成为园艺方面的杰出专家。
他正边想边走，忽然发现一辆行驶着的巡逻车上有两个警察。施达夫纳立刻隐没在人堆里面，但是不料触到一个白种女人。由于这个黑种“强盗”碰了一下，她尖叫起来。施达夫纳大吃一惊，赶紧溜掉，可是整个街道都骚动起来了：别的白种女人都发出吓人的叫喊，男人们都来追赶着这个受到咒骂的卡斐族人（译者注：卡斐族，南非的聪明而有力的班图民族之一）。
施达夫纳犹如箭矢一般穿过人群，却惊动了另外三个没有身份证明的非洲人。白人抓到了其中一个，就停止了追逐。种族歧视的兽行欲望得到满足了。黑人被解到一家店铺的墙上，五个汉子紧紧揪住他的手脚，以显示他们都曾参与了这场搜捕。
其时施达夫纳跑着，打了个弯，隐藏在一家拱门下面。在他面前，就站着那个吓得面色苍白的非洲籍公务员。他也是吓得躲了起来的。
“咳，这些欧洲人！”公务员摇着头说道。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四下张望，一边把一张传单塞到施达夫纳手里。可是他又考虑了一下，把传单从施达夫纳手里拿回，从头至尾地读给他听。
传单里号召人们举行集会，以支持争取平等权利的非洲大会的斗争。
这天余下的光阴，施达夫纳全是在食品商店的陈列窗前面消磨的。他欣羡陈列窗里的美味食品，又不时将传单拿出来。凡看到一个似乎是识些字的非洲人，就把传单拿给他，请他把条文读几遍。施达夫纳把传单上的全部内容那么长久地复习着，一直到牢牢记上心头为止。他和他们带着严峻的目光互相点了点头，分开了。
到了很晚很晚，路上没有危险的时候，他才回到家里——混凝土圆筒子里，倒下睡了。他把一整个夜晚、第二天白天、第二天夜晚统统睡掉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消磨时间直到工作开始的最最便当的方法。
新主人命令施达夫纳，在他回来之前，必须把三个树苗的坑穴挖好。
“好的，老板，好的。”施达夫纳用一种抑扬的声调说着，似乎平生除了栽种树木和挖掘坑穴而外，他啥也没有干过。虽然还不曾问过报酬，施达夫纳也还是听任主人特里勃先生出去办公了。
对特里勃一家，施达夫纳没什么可报怨的。他住得近乎奢侈，是在后院一个10呎×8大小的钢筋小房子里。一天三次，每次能吃到一盆面汤，早晨的浓些，中午的掺有味汁，晚上就相当于有些烧焦了的布丁点心，此外，能得到白人桌上的残羹。
他出于感激的心情，用九牛二虎之力把坑挖好了，挖得那么深。晚上，他在残烛光下细心看着传单，而后躺下安睡。
下个星期六，施达夫纳出去参加一个大会，他为在广场上听到的那些演讲感到兴奋。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非洲人”这个词儿。他已习惯人们把他叫做卡斐族人了，最最习惯的，甚至是“该死的卡斐族人”、“土民”或者是“黑鬼”这些称号，因而他感到“非洲人”这个称号非常珍贵。它根本不同于一切别的称号，甚至值得当作一种头衔摆在他的名字后面。譬如说吧：施达夫纳·伏发罗斯——“非洲人”。
他在这个大会上，与老相识——公务员焦勃斯邂逅重逢了。每当演说的人说了一些精采的话时，焦勃斯便撞一撞这个年轻人，犹如在替演说辞加着标点符号。在当作讲坛的载重汽车上面，站着卡勃施达地方大会书记松德斯·赫勒。他说：“大会并不在于反对白人，非洲人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任务，就在于争取跟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赫勒之后，波尼伐士·胜西发言。他说：“非洲人不仅仅需要选举权利，而且一定要争取到一种较好的生活。”……就在这时，施达夫纳受到猛烈的一撞。待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捕了。公务员焦勃斯还来得及躲避，而施达夫纳，偕同其他四十个非洲人，一齐被押走了。
在警察局里，警察们一筹莫展地站在施达夫纳的对面，因为他根本交不出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任何文件。
“那就报报你的名字吧！”终于，其中一个警官说道。
“施达夫纳·伏发罗斯，老总。”
“血统呢？”
“非洲人！”施达夫纳说到这个称呼，兴奋起来，因为能够运用这新的词儿了。
警察惊愕地瞅着施达夫纳，同时喊道：“那么就是说，是个非欧洲人了！出身哪儿？”
“非欧洲！”施达夫纳出于一种要补偿刚才思想上的迟钝，赶紧声明。
警察把施达夫纳的左耳扭了扭，为的是禁止他继续藐视官方，同时查问施达夫纳生在哪个村落。
“在一个非洲的诊所里，”可怕地停顿了一下，“我原来是要说，在一个非欧洲的诊所里面。”
“多大年龄？”
“就说是十六吧。”
“判过刑吗？”
施达夫纳以为没有判过刑，因为他想不起犯过什么罪。
记下口供，同时把施达夫纳的传单没收之后，警察断定面对着的这个非洲少年，乃是一个固执的共产党员。施达夫纳被判处在东方特朗斯瓦尔地方一些大规模的垦殖田上进行四个月的强制性劳动。
就在这几个月里，施达夫纳总是回忆着那次大会，认定在那里了解到的哲学是有它好的地方的。他可不是贪得无厌的人，可是他感觉到，即使像他那样的人，也能有一种权利，即使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至少还有得到一件新大衣的权利。
附注：这篇作品译自南非进步作家谢维斯特·施达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二等出租汽车》。这部小说描述了黑人男孩施达夫纳怎样跟千千万万的南非人民一起，投身到争取人权的斗争中。上面就是这部小说里的一段。
〔高剑秋节译〕
第5版()
专栏：
自由（外一首）
〔马里〕加乌丝·季阿瓦拉在大山的顽石间，在无名的深渊里，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在终身的奴隶的鞭子底下，在责难和嘲笑的话里句间，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在拷问咒骂呻吟中，在枪鸣弹啸扫射里，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从顽强生长的幼芽的身上，在被玷污土地的灰烬之间，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在困惑的痛苦时辰，在胜利的欢呼声里，自由呵，我们在找寻你！非洲呵，你为自由而生我们的非洲呵，炎热太阳的故里；我们的土地呵，满注阳光和荫影。你对别人不过是可怕的黑暗的王国，不过是黑夜，绝望，肮脏，贫困和羞耻。可是对我你却是我出生的土地，是我的母亲，是黑色的宝石，是星星为之暗淡的新月，是我兄弟的坚如磐石的双肩。非洲呵，你为自由而生，像我的心——为了爱情。非洲呵，你为自由而生，像台风——为了广阔的原野。你会胜利
（不顾黑暗的暴君）因为你的幼鹰渴望着胜利。明天，是的，明天，你就要永远把所有的（直到最后一个）旧
主人驱逐出去，像暴风要把乌鸦的老巢彻底捣碎。
〔罗若冰译〕
第5版()
专栏：
谁黑？谁白？
〔缅甸〕貌银多美帝自己吹嘘：
“自由世界，美国最自由。”自由？谁信！自由神为何掉泪？！肯尼迪高唱：
“美国，民主，种族无歧视。”鬼话！谁听？看，美国三百多年历史：黑人受欺凌，种族被歧视，
“人权宣言”遭蹂躏。瞧吧！黑人兄弟齐奋起，为自由，平等，人权。警棍，警犬何惧？斗志更坚！听，战歌多么激昂嘹亮：
“我们要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水龙哪能熄灭斗争的火焰。黑人，心，善良，纯洁。白人资本家，心，残忍，乌黑。谁黑？谁白？帝国主义，剥削者，人类死敌，同仇应敌忾，黑人兄弟，坚决支持你！世界各种族人民，白人，黑人，黄种人，手携手，团结紧，拿起武器，消灭美帝！
〔卫炳鑫、杨紫鑫译〕
第5版()
专栏：
画家亨德拉
林元
在雅加达，我们住在一所别墅里。别墅的客厅有一幅油画，我一到这里，就被这幅油画吸引住了。
油画画的是印度尼西亚的肥沃田野。劳动后，人们都扛着农具回家去了，只有母子两人还留在田野里。母亲约三十多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母亲蹑着足伸出一只手聚精会神地捕捉一只蜻蜓，儿子在身后一个劲儿地盯着。画面上的两双眼睛像四颗宝石似的闪烁着光辉，吸引着每一个到客厅来的客人。从母亲的眼睛里，人们可以看出只要她伸出的那两个像钳子似的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捏，送给儿子的礼物便到手了。儿子的那双顽皮天真的眼睛，喜悦和焦急交织着。他深怕母亲那两个指头还没有触到那条小尾巴，一只丹朱色的蜻蜓便又振动着透明的翅膀飞走了。画家就抓着这样一个镜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多彩生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母爱。
从画上的签名，我知道作者叫亨德拉。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告诉我，亨德拉是印度尼西亚五大名画家之一。中国出版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里就有他的画。据说他的画室里的画都是些未完成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一经完成，便被人抢购去了。亨德拉还是一个著名的雕塑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英雄苏第尔曼将军的一座有名的石刻像，就是他的杰作。他的作品的主题，很多是反映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工人、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也是他创作的主要题材。他的作品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办公地方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壁画，气势磅礴，充满着勇敢、战斗的气氛，这幅画就是他画的。亨德拉的画还饶有生活情趣和乐观主义的气息。从他的画里，看得出画家对生活充满着信心。他的作品不但使人感到亲切，而且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我就曾经在那幅劳动后母亲为儿子捉蜻蜓的画幅里享受到了劳动、爱——生活的美。亨德拉的画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印度尼西亚的著名小说家桑达尼跟亨德拉是老朋友。一次我问桑达尼，“作为画家的老朋友，您认为亨德拉的艺术特点是什么？”他略一沉吟，回答道：“亨德拉的艺术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最爱用玫瑰红的颜色。他善于画人的眼睛，尤其是女人的眼睛。”我国有画龙点睛的传说，是的，眼睛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喷泉，善画者画眼，眼睛画得好，人物的思想感情便会在这喷泉里流溢出来。亨德拉抓住了这点，这是他的艺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亨德拉有个祖母，今年八十三岁。一九一○年就参加了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工人革命的先驱。亨德拉从小就从祖母那里受到革命的熏陶，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不光是个艺术家，也是个革命战士。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荷兰帝国主义时期，他曾拿起武器活跃在中爪哇游击区，他是个出色的游击队员。在革命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斗争像一台万能机床，磨炼了他的生活，提高了他的觉悟，充实了他的生命，成长了他的艺术，还养成他有一种坚韧的意志。一次，他在日惹的山上发现了一块巉岩的大石，石质坚实，是雕刻的好材料。他一眼便看中了，想拿来雕刻。对他的企图，有的人摇摇头，有的人吐吐舌头。他一句话不说，开始了工作，他跟几个助手默默地一斧一凿雕刻着。终于，雕成了一座高大的人像，那就是他的著名作品苏第尔曼将军像。亨德拉的艺术兴趣十分广泛，除美术、雕塑外，他还爱好文学，音乐，舞蹈，戏剧。他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协万隆分会的总书记，万隆文化学院的院长。他在万隆还创办了剧团和歌咏、美术、舞蹈的学校。通过这些艺术活动，他联系着各阶层的群众。他感到过去自己由于生活困难，影响学习，为了更好地培养下一代，他让一些贫穷的青年画家住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不光是画家，一些生活困难的青年音乐、舞蹈家也在他家里住食。他的家，成了革命艺术活动的中心。他除了创作外，其余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花在灌溉这些艺术的新苗。
访问了雅加达，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世界著名的万隆，是应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的邀请到这里来参加人民文协第四届常委扩大会议的。陪代表团一路来的，有人民文协总书记阿尤布。到达万隆时，已是万家灯火。阿尤布即请我们在一间中国菜的饭馆吃饭。我们刚端起饭碗，突然有个留着一小撮胡须的印度尼西亚人走进饭馆，他一进来就站在门口焦急地向四座瞧了瞧，然后直奔我们的座位。还没等他走到我们的跟前，阿尤布就站起来了。我们也赶忙站起来。阿尤布给我们作了介绍，原来他就是亨德拉。
亨德拉虽然有一小撮胡须，看上去年龄最多是四十上下。他穿着一身朴素的便服，洋溢着谦虚的微笑。他不爱说话，只告诉我们一九五三年他访问过中国，便默默地坐在一旁陪我们吃饭。他的友谊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而是通过他的目光和微笑。
吃完了饭，亨德拉陪我们到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万隆郊区的一个小农村里。人民文协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开会。到达这里时，已是夜深十点多钟了。亨德拉默默地帮助我们把行李搬进屋里，怕车子里还掉了什么东西，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他一样样安排好我们休息，又叮嘱了房主人几句什么话，看看再没有什么好做了，才跟我们告别。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亨德拉创办的
“歌唱学校”和“艺术中心”。在“歌唱学校”里，我们看到了许多来自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农村的姑娘。人民文协非常注意农村工作，艾地同志在人民文协第四届常委扩大会议上，一再指出文学艺术要面向农村。不难想像，这些姑娘将来回到农村里，不但会像布谷鸟一样在橡胶园内、椰树林中、芭蕉丛里尽情地为农民歌唱，而且将会通过她们的歌声催促广大农民开始革命的春耕。
“艺术中心”即一种艺术俱乐部。名字叫“有力的武器”。这是爱好美术、音乐、舞蹈、歌唱、拳术的儿童和青年展开艺术活动的地方。亨德拉带我们参观时，许多儿童正在学习舞蹈。一个老师在舞台上跳，许多儿童随着音乐的节拍在舞台下面学，学得那么专心。这一片像星星似的小眼睛里都闪耀着追求艺术的光芒。亨德拉全神贯注地站在旁边看着，看得那么入神，仿佛他是客人第一次来参观似的。如果你了解一个园丁怎样对自己培养出来的花朵百看不厌，你就会了解亨德拉现在的心情了。
在这个“艺术中心”，一天晚上我们还观赏了一次盛大的演出。那是一次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协常委扩大会议和文化学院成立的晚会，也是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晚会。
会场里坐满了人。会场外站满了人。有的人还站在凳子上，像一座座人山。亨德拉和他的妻子坐在一块，他的小女孩坐在他的膝头上。小女孩只有三四岁，长得像一朵小玫瑰花儿。亨德拉爱玫瑰花，画画爱用玫瑰红，听说他有一个女儿就叫玫瑰。亨德拉的爱人现在也正穿着玫瑰红的沙龙，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眼睫毛长长的。桑达尼告诉我，这一双大眼睛常常是亨德拉创作的模特儿。
晚会开始了，亨德拉站到了麦克风前，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兄弟们，同志们，我们热烈地欢迎来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的人民中国的作家代表团，……”他的声音是那么宏亮，那么有力，那么充满着感情，要不是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不敢相信这个声音是发自一个平日沉默寡言的朋友。如果说亨德拉日常的温柔敦厚是艺术家的一种品质，那末，现在在这里提到帝国主义时的那种横眉怒眼，斗志昂扬，却不能不说是革命战士的一种本性了。“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会场内外虽然密密麻麻地坐满、站满了人，却一点杂声也没有，只有一个洪钟似的声音在这人的山谷里萦回。人们的思潮随着这个声浪在起伏。亨德拉的奔腾的感情和战斗的语言，控制了整个会场。
在人民文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我还听过亨德拉的一次精彩演说。那次演说，又是一种风格：语言生动形象，充满着风趣和幽默。时而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时而使人爆发出暴风雨的掌声。当主席请他发言时，他站起来搓了搓手，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就滔滔地说开了。他先从人民文协万隆分会的工作说起。他说这两年来在工作实践中他们找到了一把钥匙，那就是到农村去。由于面向农村，这里的文化活动的确展开了，工作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他问：“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携带什么武器？带枪，只能打着人们的躯体；带笔，却能击中人们的灵魂！”他的演说不断地赢得掌声。
现在，晚会上一阵暴风雨的掌声把亨德拉送回到了座位。音乐立刻演奏起来，游艺节目开始了。歌唱，音乐，舞蹈，拳术在交替表演。当轮到伊玛斯的古典面具舞时，会场沸腾起来了。伊玛斯方七岁，可是去年在赫尔辛基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竟获得金质奖章。一次，艾地同志接见代表团时，曾谈到她，说她的艺术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财富。这晚舞蹈的内容是描写一个少女怀念出征的爱人，想到爱人正在战场上英勇战斗，便情不自禁地模拟起他的英姿。不管是少女的娇羞答答，或是将军的威风凛凛，伊玛斯都演得维妙维肖，使人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七岁的女孩子演的。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亨德拉也拿着小玫瑰的两只小手拚命鼓着。当伊玛斯最后一次谢了幕，亨德拉把小玫瑰放在爱人的怀里，冲到舞台后面，把伊玛斯抱到我们跟前。一种崇高的爱浮现在亨德拉慈祥的脸孔上。我们感动得立刻站起，热烈地把伊玛斯抱过来。
我们离开万隆的前一天，专诚到亨德拉的家里拜访。陪我们一块去的，有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协的书记萨曼贾亚。
亨德拉住在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房子简朴精致，充满着艺术气氛。客厅是日本式的，没有桌椅，只有一张洁净的地毯，人们就坐在地毯上。客厅的南面开了一扇大窗子，有半边墙壁那么大。窗外一池春水，布置得像湖泊，像海湾。有假山假礁，风帆渔舟；各种热带的花草树木，丛生水边。几只大贝壳点缀在假礁上，使人更容易想到海，想到这个美丽的千岛之国。也许是欢迎客人来访吧，窗外树上的一些羽毛绚丽的热带小鸟，起劲地唱着，唱得人忘记是在这里作客，仿佛是在海边的树林里纳凉。客厅右侧的房子，传来了吉他和提琴声。楼上传来了歌舞声。想必是住在亨德拉家里的青年艺术家在练习音乐和歌舞。他的家果然成了又一个“艺术中心”。室内四壁满挂着艺术品。有一排排木偶，一串串戏剧面具。此外全是亨德拉的画，大部分是没有完成的作品。
亨德拉从画室里走出来了。他右手抱着小玫瑰，看见了我们，急忙趋上前，他把小玫瑰交给妻子，然后陪我们坐下。他端端正正地屈膝坐在地毯上，两手放在两膝中。他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听我们说，胡须上始终飘着那点儿微笑。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友谊的激流正在他的心海上暗暗地漩湍着。严文井同志代表全团把一幅徐悲鸿的画送给他，他双手接过来，喜欢得把画高高举在头顶上，做了个诚挚的感谢表情。我们把徐悲鸿的画打开，上面有几只戏水的白鹅，亨德拉惊喜地喊他爱人：“来，快来看画！”从这句简短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徐悲鸿的画是多么喜爱。
欣赏了徐悲鸿的画，亨德拉从书架里拿出一个残旧的书夹。我发现这个书夹是中国的，也许是十年前他访问中国时的纪念物。原来在这个友谊的夹子里，满装着他的劳动硕果。这是一些他的绘画，雕塑的照片。他的著名石雕苏第尔曼将军像，我们没有机会看见，但却在这里看到这座杰作的照片。照片虽然只有四寸大，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却像巨人似的矗立在我们面前。一股凛然之气从苏第尔曼将军的两颗眼睛里，两道浓眉上，直射出来，仿佛无数敌人都在他的眼前倒下了。
我们欣赏了亨德拉的大量作品，黄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窗前。我们快要告辞了，他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说：“这是我送给中国兄弟的一点礼物。”原来是他写的一首反对帝国主义的诗。这时萨曼贾亚才告诉我们，亨德拉还是一位诗人。在这首诗里，他指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诗的最后一句是：
你们最后的葬歌，
是我们最好的音乐。
对于革命者，还有什么礼物比这首诗更贵重的呢。是的，我们深深地被这份礼物感动了。我们说，一定有一天我们会听到这支最好的音乐。我们紧握着这位艺术家，诗人，战士，我们的兄弟的手，接受了他的礼物，然后跟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小玫瑰告别。当我们的汽车已经离开了这幢精致的小洋房很远很远，我还朦胧地看见一个人像座雕塑似的站在小洋房的门前，微弯着躯体，左边站着他的妻子，右手抱着一个小女孩，在一小撮胡须上荡漾着朴素、诚恳、谦逊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