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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6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为什么世代相传
曾孚
前几天,《中国青年报》转载了《李丕忠家史》,今天,这里又转载了刘发来的《我家的翻身史》。李是退休干部,刘是公社社员。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家史”做为“传家宝”,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使他们的子子孙孙永不忘本。
四十多年以前,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当时,鲁迅先生怀着这样的满腔热忱,希望解放孩子。
当鲁迅先生写这段话的时候,李丕忠和刘发来正是青少年时代,当时他们没有丝毫的幸福,却从祖上继承了无穷的苦难。在那残酷剥削的社会中,度过了大半生的年华。
现在是新中国了,“因袭的重担”解除了,“黑暗的闸门”摧毁了。孩子、青年和一切被压迫者都走上“宽阔光明的地方”,人们真正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里所说的“合理的做人”,也就是说,做一个为社会主义思想所武装的新时代的新人。
李丕忠和刘发来生长的时代是不幸的,他们受尽了统治阶级的欺凌压迫,尝遍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可是,也由于这样,他们对旧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在阶级斗争上有丰富的感性知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有一利也必有一弊。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和青年都是幸福的,可是,“因袭的重担”是如何的沉重,“黑暗的闸门”是怎样的黑暗,在他们听来,似乎像《天方夜谈》里的故事一样渺茫。
一位同志在调查农村文化生活时,发现青年中有些人不知道中国过去的苦难,不知道那些臭名远扬的苦难制造者。
对于青年一代,应当使他们多多地了解一点过去。不仅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而且也要了解自己村庄的过去,自己工厂的过去,自己家庭的过去。这种了解不是让他们像革命前辈那样去“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而是让他们具体地深刻地了解复杂的阶级斗争,保卫我们的“宽阔光明的地方”。
在中国来说,过去的反动统治者被推翻了。在世界上来说,还有不少地方被关在“黑暗的闸门”里。国内的反动阶级不甘心灭亡,随时都在阴谋复辟。国外的帝国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黑暗”统治,更是处心积虑地企图消灭我们已经放射出的“光明”。这种斗争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决不能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从而可以高枕无忧。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从来都是我们最好的反面教员。在革命斗争中,革命的人民向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也逐步认识了他们的阴险面目,最后找到了战胜他们的方法,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狡猾的阶级敌人也看到:老一代的革命人民被他们用血的事实“训练”聪明了,不管他们使用什么阴谋诡计,都很难逃得过革命人民锐利的眼光。
阶级敌人从长远打算,将希望寄托在革命后代身上,他们觉得,这些人天真单纯,若干年后就可以成为他们较易制胜的对手。可是,革命的人民深切知道,向反面教员学习本领的“学费”太高昂了,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的下一代、下两代以至更多的代支付同样的“学费”。
因此,革命人民将要遗留给后代的东西,除过幸福的家庭、繁荣的公社、先进的工厂和整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必须将革命思想、革命精神、革命斗争艺术等等完全遗留下来。有了这一切,革命的后一代,就可以摆脱天真单纯的境界,永远成为一切阶级敌人的强大的对手,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接班人。
革命人民都有一本“家史”,这里面有阶级压迫的血泪,有革命斗争的艰苦,也有革命胜利的欢欣。把这些记载下来,就可以更直接、更亲切地使革命后一代了解过去。把“家史”和“村史”、“工厂史”以及整个国家的革命史结合起来,就可以成为了解过去的完整材料。
革命的后一代真正从前一代的革命斗争中吸取了斗争的知识,并将它代代传下去,阶级敌人将永远找不到复辟的机会,革命的人民将永远能够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随着阶级敌人的最后消灭,全世界都将成为“光明的地方”。


第4版()
专栏:

我家的翻身史
河南孟县西虢公社社员 刘发来
去年冬季,有一天,我们一家四代十二口人,开了个家庭会。我九十岁的老父亲说:“要听毛主席的话,把社办好,不敢忘了咱家的日子是咋好过的。”提起兴家立业,我家走的道路,真是“翻过跟斗跌过跤,入社以后步步高”。
我家是啥时候穷的,连我父亲也说不清。听我父亲说,我爷爷临死时对我父亲说:“我这一辈子,闹腾几十年,还是祖上留下的那几亩砂滩地,你可要争口气,不能像我这一辈子一样。”我父亲按我爷爷的嘱咐,决心立个家业,便到巩县煤矿当了工人。他一直干了七年,省吃俭用,积蓄了几百串钱,回家来买了三亩半地。自己有了地,一家人劳动也格外有劲。真是“人不亏地,地不亏人”,那年收入的粮食,除了还债,还够吃半年多。谁知咱稍微好过一点,地主席应荣便红了眼,他做了张假文约,硬说俺的滩地在我爷手里的时候,就卖给了他。我父亲受不了这口气,就和席应荣打官司。席应荣有钱有势,咱哪能打赢人家呢!钱花了四百串,最后滩地还是叫地主霸占走了。为打官司,把买来的好地也快卖光了,我父亲气得病了半年,又塌下一身债。这时候,我已经十九岁了,卖了一次壮丁,才算把账还完。我父亲病好以后,决心到陕西去当矿工,临走时对我说:“你已经大了,该顶门立户啦!我这一辈子没给你挣下家业,今后发家不发家,全靠你了。”
父亲走后,我就暗暗下定决心,哪怕累断骨头筋,也非闹出个名堂不可。除租种地主五亩地以外,还抽空给人家打短工,整天风里来雨里去,顶星星熬月亮,没黑没明地干,一年的收入,交了租子以后,落的不够半年吃用。春来,在亲戚的帮助下,我买了一头小毛驴,冬后闲月,给过路客商送脚,就这样一年到头不敢闲一会,勉强维持了生活。二十七岁那年,我娶了亲,多了一双刨腾手,再加上省吃俭用,慢慢积下三十多块银洋。这时,我又起了买地的念头,因为钱太少,买不了多少地,就典了五亩地。谁知典地的头一年,就遇上了旱灾、蝗灾,地没收成,物价一直上涨,当期到了,人家又把地赎回去了。赎地给的三十块钱,只够买三斗粮食。这时,我父亲又带着病从陕西空身回来,加上我有了三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又处于绝境,只得靠借债过日子。
一九四六年,我们这里解放了,开始实行减租减息。这时候,我家才缓了一口气。一九四九年搞土地改革,我家分得了十亩土地,算是有了自己的家业。我们全家耕种的仔细,翻身第一年就打了六石多粮食,将就着够一家人吃了。因为没牲口,家具又不齐全,我就和父亲商量着想买头牲口,农忙时耕地,农闲时拉脚。拿啥买牲口呢?后来想了个邪门子——请牲口牙行下了一次馆子,出大价钱赊了一头大驴。谁知牲口买回不久就死了,又塌下了一个大空子。一九五二年冬天,家里又有三个人害了大病,空子越来越大,到一九五三年春天一算账,整整欠人家二千四百斤粮,还有二百多块钱。怎么办呢?只得忍着疼把地卖了三亩。卖地那天,一家人抱头痛哭。
一九五三年冬天,我们这里成立了互助组。当时,我还很不愿意参加,后来经过党支部书记几次动员,我才算入了组。互助组成立以后,几家往一起一碰,缺农具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两头小牲口,大伙心也齐,帮牲口拉犁拉耙,地做得比单干时好。我第一次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好处。这年乡里也办起了信用社,我在信用社里贷了款,还了过去欠下的账。一九五五年春天,我们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我头一个报名参加。合作社比互助组的好处更多,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做到了。那一年,全村打了八十多眼井,平整了八天,土地多一百亩,旱就浇地,麦秋两季都获得了大丰收,比一九五四年互助组时,多收粮食两成。这下子把愁吃愁喝的问题解决了,这样的时光,我家几辈子还是头一次。第二年转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时候,我家除分三千多斤粮食以外,还分了五十块钱,把信用社的账还完了,真是一身轻松,越过越有味。成立人民公社以后,虽然一连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集体力量强,也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去年,我们这里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我们家除收入六千多斤粮以外,其他实物收入合六百多元。全家大小吃用不尽,还盖了两座新房。这真是富了集体,也富了自己。
我家走过的道路,给我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集体富裕的道路。别看我快六十岁了,可是我人老心不老,越活越觉得年轻了。我要和大家一起搞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今后我有几条打算:头一条就是,我要一心一意向集体,把我家的“翻身史”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往下传,告诉福生福长的子子孙孙:只有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依靠集体经济,才会越过越富裕。 (原载《河南日报》)


第4版()
专栏:

宋村学话
沈彭年
初到宋村那天,太阳刚要压山。没进村就看到一幢幢石墙红瓦的房舍,高高下下,依坡叠起。远远近近,重重层层的是梯田上的麦,绿鲜鲜的。夕阳在上面涂染了一片金黄。心里想,多美的地方。
住了几天,在村北头看到几块奇怪的麦地。大石头垒起丈把高的围墙,当中土与墙齐,就好像在戏台上种了麦似的。问了问蹲在“戏台”底下抽烟袋的一位老爷子,他说:“咱这场儿地土薄,又不肯叫地空着,石头板板上也得打主意呗。这土都是挑的!”
这里的地土原来并不好!
又住了几天,听到了这里改造土壤的种种方法。压沙呀,移土呀,罱泥呀,好不艰苦!沙地、岗地要推上一车车的土去,碱地、洼地又要推上一车车的沙去,日积月累,瘠土变成了肥田。汗水也许要以吨计吧?才浇出了这年年季季的好瓜、好果、好菜、好庄稼、好泥土!
又住了几天,到大队前几年才兴办起来的砖窑场去了一趟,看望几位对说评书说相声有兴趣的朋友。?!原来那幢幢新房上的红瓦也是这里的泥土烧的。我问泥出在哪里,他们爽朗地笑了,手往南一挥:“就是那场儿的‘蜜’嘛!”这里的方言是把“泥”念作“迷”的,当时我却听成了“蜜”。不知怎么的,此后每一听到乡亲们嘴里说到这个泥字,我却总是想到那个第一遭入耳听错的
“蜜”字,心里甜甜的。
宋村西北的半山坡上是果园,总共四千棵果木,成了树的大都是苹果。过了谷雨,开花早的“大国光”“小国光”“红玉”“朱光”和“凤凰蛋”(果木队的小青年们,就是爱叫它“凤凰蛋”,这个品种的另个雅号“金元帅”,是不大叫的),花渐渐开得团团簇簇的了。“红香蕉”“青香蕉”却还在春睡沉沉。
我们在阳光下捉拿讨厌的金龟子,这东西专咬苹果花。我问:“今年结果儿能不差吧?”“哪,这花多厚!”多么妙的一个形容词:厚!
我们一起到宋村来的这伙人有个新话题,每天总爱议论个人的房东。挂一漏万,只说说一天疲劳之后睡大觉的事吧。春晓五更寒,被窝上添了被子,谁添的?刚要钻被筒儿,忽见枕巾又白又软,洗得冒清气儿,谁洗的?房东,房东,房东。老妈妈们有的是军属,有的是烈属,有的是烈属又是军属,她们把自己对儿郎的情感,对革命的情感,一股脑灌注在我们的身上。对老妈妈们这种情感怎样形容才贴切呢?老是想不出个词儿来。
在阳光底下,在苹果花的甜香中,在蜜蜂闹哄哄的歌声里,无意中碰到了这个词儿:厚!
院里有人喊了一声,“老王的电话!”“在哪个场儿?”“党委家里!”党委“家”里?目送老王跑到公社党委的办公室去了,我才恍然。“家”里就是屋子里、房间里,真有意思。
于是,在俱乐部戏台下看《三世仇》的时候,在幸福院听王老爷爷唱《四大景》的时候,在贫下中农会议上听发言的时候,总是想到这个“在家里”。不就是在家里吗?
甚至在房子外边的时候,比如在街头看老石匠开石条的时候,在菜田里间菠菜的时候,在中学操场上听教歌的时候,和孩子们一起逗老牛的时候,也总是想到这个“在家里”。是啊,不就是在家里吗?
有句歌词,这时才体会到真是写得好:“人民公社就是俺的家!”
春雨潇潇,油灯下和几个青年议论读书的事。他们扯起了宋村这一带说书讲故事的老传统。问他们都是在哪里讲今说古,他们回答说:“有‘战场儿’就行嘛!”“战场儿”,原来又是听差了。这里的方言把娱乐玩耍叫作“站”,“场儿”呢,就是场合了。“站场儿”听成了“战场”,好笑。
如今,不少新小说和革命回忆录,像《苦菜花》《林海雪原》,村里不少青年都读过,不少人在“站场”说过。歇晌的时候,在记工室记罢工分的时候,阴天下雨不能上山的时候,冬闲在禾场上晒老阳儿的时候,随处都是“站场”,都可以说说讲讲。他们从小也就在“站场”听老一辈人说书讲故事,《水浒》《三国》之外,也听了不老少《王华买父》《五元哭坟》之类的坏东西。
对嘛,“站场”不就是“战场”吗?共产主义思想一定要全部占领阵地,占领思想交锋的战场。后来,他们又谈起了如何把雷锋的故事说得更生动的问题。窗外春雨潇潇,我们的谈锋愈健,油灯也挑得更亮了。


第4版()
专栏:

笛子和锄头
——文化下乡见闻
关山月傍晚,田野静悄悄,一弯新月,挂在树梢;千里平原披锦绣啊,万顷良田穿上绿袍!槐树下人影摇摇,社员吹响竹笛,笛声飘,田地里人影闪闪,演员挥锄铲土,嫩苗高。剧团演出农村来,老槐树下搭戏台,文化下乡好景象,男女老少乐开怀!论形式有大有小,讲内容就地取材,搜集迅速编排快,新人新事上舞台!大戏演了三天,小曲唱到田间,一股暖流透心底,社员浑身干劲添!村里村外锣鼓齐响,白日夜晚歌声不断,社员、演员结成好友,彼此学习、互相帮助。耕耩锄耪呱呱叫,解不开竹笛奥妙;年轻的社员兴致高啊,向演员学奏个“紫竹调”!吹拉弹唱样样好,举起锄头汗珠掉;青年演员决心大啊,劳动熔炉里自我改造。傍晚,田野静悄悄,一弯新月,挂在树梢,社员吹响竹笛,笛声飘,演员挥锄铲土,嫩苗高。


第4版()
专栏:读者中来

接班之前
张新年
读了《三问三答》以后,我深深感到:我们青年人在阶级斗争方面的知识是何等贫乏。
那个十八岁的青年所提出的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过去,我每当听到老前辈谈他们往昔的苦难经历时,就好像是听“天外奇谈”。我曾经这样想:旧社会里穷人在这个地方受压迫,何不远走高飞?一处不好再换一处。反正长着两只腿,还怕逃不出地主的手心?靠自己一双手,还怕混不上饭吃?可是我哪里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任你穷人走到哪里,也难逃出统治阶级、财主的压迫剥削哇!
我们青年人没有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敌人最易利用我们的弱点,向我们发起思想进攻。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地、虚心地向老一辈学习,深深地体会一下他们所受的阶级痛苦,研究一下阶级敌人怎样搜刮、欺压我们的父兄;把老前辈如何站稳阶级立场,如何流血牺牲同敌人斗争以及怎样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全部接过来。惟有这样才能战胜阶级敌人,牢牢地捍卫住人民的印把子,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4版()
专栏:

儿歌(木刻)  黄长虹 曾宗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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