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临沂干部艰苦朴素联系群众
县级机关和区、公社一直在设备简陋的房屋里办公，把建设房屋的经费省下来发展生产。县领导干部平时自己缝衣补鞋，挑水担煤，不要特殊照顾。不少区、社、大队干部进城开会或下生产队工作，带行李、带干粮。县级机关主要负责干部每年都有三五个月在基层，区和公社干部每年都抽出一定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大队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参加劳动。许多干部在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
新华社济南二十日电 山东省革命老根据地临沂县的各级机关和广大干部，一贯坚持着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县级机关和区、公社至今仍在设备简陋的原有房屋里办公，把建设房屋的经费省下来用到生产上。许多干部还过着解放前艰苦朴素的生活，在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同群众一起劳动，做群众的知心朋友。
临沂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有名的革命老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分局以及山东省人民政府，都曾驻在这里。这些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已被广大干部作为一种传统继承下来。解放后，县里虽然有少数干部要求盖礼堂，盖大楼，洪瑞区还未经县领导部门同意，用木料和柴草盖过一座小礼堂。但县的负责干部和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坚持要勤俭建设社会主义。县委还对洪瑞区擅自盖礼堂的事进行批评。
现在，临沂县的县城还基本上保持着抗日战争时期的朴素面貌。中共临沂县委仍在一处略加改建的旧当铺里办公，县委的干部们也住宿在这里。临沂县人民委员会的大部分科、局，也仍在百年前修建的原沂州府府衙内办公。县委党校、县行政干部学校和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等部门，还设在一些破庙里。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两个机关没有兴建过礼堂。县级机关办公室和宿舍的家具也很简陋。解放以来，县级机关没有买过一张沙发、一把藤椅、一张棕床，所有干部都是睡的木板床，商业部门有的干部还睡在柜台上。
县级机关的这种优良作风，也影响了各区和公社。这个县共有十八个区、一百四十多个公社，除七个区外，其他十一个区和所有公社，都仍在土地改革时留下的房屋和庙宇、祠堂里办公。
临沂县各级机关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并不是因为这个县没有条件兴建房屋和购置家具。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二年到目前为止，国家为照顾革命老根据地的需要，曾先后批给这个县一百零八万元的修建费，其中包括兴建大礼堂和县级机关办公室和宿舍的费用。县里还有水泥、钢铁、砖瓦等小工厂。沂蒙山就在附近，木料也不缺。但是，经历过抗战时期艰苦生活锻炼的这个县的领导干部，对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中央来的一些负责干部吃野菜、住马棚、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模范行为，一直铭记在心。特别是他们看到横贯全县的沂河连年成灾，大部分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因此，县的领导机关决定把每年三万元的房租收入全部上缴给国家，国家拨给他们的房屋修建费用缴回国家一部分，其它用来治理沂河。这样，连同国家投资，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年陆续在沂河上修起了六处大型引水工程，减轻了当地水旱灾害的威胁，使全县的灌溉面积增加到今年的二十七万亩，还改造了十六万亩涝洼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再加上建立了人民公社，全县粮食总产量就由一九五○年的二亿七千多万斤，增至一九六二年的三亿八千多万斤，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也由一九五三年的四千多万斤，增至一九六二年的一亿零四百多万斤。各区、社也都把兴建房屋的钱节省下来用在生产上。单汤头区就用兴建房屋费用帮助困难队购买了价值四万多元的甘薯秧。把盖房子的钱省下来用来发展生产的事实，教育了干部。有些干部当时批评县委太“土”太苦，后来他们也赞扬县委做得对了。
临沂县广大干部的生活也很朴素，并且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县级机关的干部，下班后常常自己挑水推磨。贫雇农出身的县长包培智，生活一贯俭朴，布衣布鞋旱烟袋，农民本色始终不变。他和许多人家合住的大院子，每天都是他包下来打扫。他分工领导工业生产时，就下到工厂当工人；分工领导农业生产时，每年都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农村里，并且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他在机关时，每遇县城赶集，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就坐满了来访的群众。他下到农村时，一些贫雇农出身的知己朋友，就闻讯而来，跟他谈知心话。一些县委书记也常把星期天当作义务劳动日。平时他们自己缝衣补鞋，挑水担煤，不要什么特殊照顾。不少区、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到县里开会或到生产队工作，养成了带行李、带干粮的习惯。到生产队去的时候，大多数干部都背着粪筐。王桥区区委书记穆申曾给地主当过长工，现在他还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随时卷上铺盖，带上干粮，从这村到那村，他经常和三十多户烈属、军属、工作人员家属和“五保户”保持着密切联系。据县的有关部门统计，县级机关主要负责干部每年都有三五个月的时间在基层。区和公社一级干部每年也都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劳动，大队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参加了劳动。
临沂县广大干部由于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他们便能够经常听到群众许多有益的意见。涑河区区委书记夏传璋听到群众批评区干部的家属参加劳动不经常，就带头把家属送回家，安排她们参加农业生产。区里其他有家属的干部也跟着把家属送回家参加生产，群众反映很好。县长包培智今年五月间到岗头公社时，一个贫雇农出身的社员告诉他岗头村的财务管理工作做得不好，他就组织工作组去调查，结果证明这个社员反映的情况属实，就作了严肃处理。县委听到群众对这几年县、区、公社三级干部增多，基层单位的领导骨干有些削弱的意见后，非常重视，立即认真作了检查，并从县到公社对领导骨干进行了一次调整，县委书记由原来的十人减少到四人，调出一部分人来加强基层。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还把十多名部长、局长，派到区和公社担任领导骨干。各区、公社也都调出一部分领导骨干去基层单位工作。生产大队一级的干部，也有许多到生产队去帮助工作。这样，生产第一线的领导核心加强了，使全县百分之十左右的困难队的生产迅速有了好转。
第1版()
专栏：
崔庸健委员长离哈尔滨抵长春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和副省长欢宴朝鲜贵宾
新华社哈尔滨二十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等朝鲜贵宾，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今天上午乘专车离开哈尔滨前往长春访问。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黑龙江省省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李范五等负责人和哈尔滨各界人民数千人，冒雨前往车站欢送，月台上，送行的群众吹着唢呐，挥舞着彩旗和花束，高呼“金日成同志万岁”等口号，并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一群少女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了崔庸健委员长和李孝淳、朴成哲、姜希源、黄长烨等朝鲜贵宾。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今天也陪同贵宾前往长春。朝鲜驻我国大使韩益洙和前来哈尔滨迎接朝鲜贵宾的朝鲜驻长春总领事馆代表张大禧，也同车离开哈尔滨。今天前往车站欢送朝鲜贵宾的，还有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党和政府的其他负责人冯纪新、杨易辰、李剑白、任仲夷、陈雷、李延禄、范子文、王清正、吕其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首长谢有法中将、汪家道少将、刘居英少将、刘永源少将等，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
新华社长春二十日电 长春市今天有二十多万人冒着大雨，隆重热烈地欢迎来自同吉林省山川相连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贵宾崔庸健委员长光临长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和朝鲜其他贵宾，在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陪同下，今天中午乘专车从哈尔滨来到这里。朝鲜贵宾的来访，使长春呈现一片节日的欢腾景象。二十多万名汉族和朝鲜族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在近二十里长的街道上排成一条友谊的长廊，等候朝鲜贵宾的到来。街道上彩旗飘扬，横空悬挂着一幅幅醒目的标语：“向英雄的朝鲜人民致敬！”“金日成同志万岁！”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专车徐徐驶进长春车站。崔庸健委员长和朝鲜其他贵宾步下火车后，受到了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赵林、吉林省副省长于克等负责人的热烈欢迎。随同崔庸健委员长到长春访问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孝淳，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外务相朴成哲，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黄长烨等。一群少先队员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向全体贵宾献了鲜花。
随后，崔庸健委员长由周恩来总理和吴德同志陪同，李孝淳同志由陈毅副总理和于克同志陪同，分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在沿途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这时候，天空浓云密布，忽然下起大雨，人群中震天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金日成将军之歌》的乐曲声，压住了大雨声。贵宾们来到哪里，哪里的人们便把花瓣和五彩纸屑撒向贵宾，花瓣和彩纸在大雨中翻飞，街道上出现了极为动人的场面。一些前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今天也和各界人民一起来欢迎朝鲜贵宾。在一九三七年作过崔庸健同志的警卫员、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某部副处长的白生太，向周围的群众介绍了当年崔庸健同志的抗日斗争生活。白生太的妻子徐云卿也是抗联战士，曾经是崔庸健同志的护士，现在是长春制鞋厂副厂长。她今天也满怀激情地来到街头，挥舞着彩旗，向崔庸健委员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今天陪同崔庸健委员长来长春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等。朝鲜驻中国大使韩益洙也陪同来到长春。
前往车站欢迎朝鲜贵宾的，还有吉林省和长春市党、政府、军队的其他负责人富振声、于毅夫、张士英、萧靖、周光、崔次丰、宋洁涵、陈钟、黄思沛少将、杨俊生少将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中共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朱德海，也从自治州首府延吉市赶来迎接朝鲜贵宾。前去哈尔滨迎接代表团的朝鲜驻长春总领事馆代表张大禧今天同车到达长春。在长春的朝鲜实习生也前往车站迎接。
新华社长春二十日电 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吉林省副省长于克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以及随同来访的李孝淳、朴成哲、姜希源、黄长烨等全体朝鲜贵宾。
陪同贵宾前来长春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席了宴会。
吴德同志和崔庸健委员长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吴德同志在讲话中代表吉林省和长春市人民，向崔庸健委员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且热情颂扬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其他各项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吴德同志谈到，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今天又在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他说，吉林省是我国同朝鲜国土紧相毗邻的地区，两地人民同饮一江水，有着休戚与共的悠久历史。在我们抗击日寇侵略的年代里，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革命者，其中有我们熟悉和尊敬的崔庸健同志，曾在长白山和完达山麓，在鸭绿江和图们江畔，同中国的革命战士一起，对敌人进行了出生入死的战斗，直接支援了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朝鲜人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光辉胜利，不仅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保卫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安全。这一切使我们至今感念不忘。吴德同志说，为着共同的革命事业，吉林省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今后将同兄弟的朝鲜人民永远团结战斗、并肩前进。
崔庸健委员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代表朝鲜人民向吉林省和长春市人民转达朝鲜人民的热烈的兄弟问候。他说，今天，长春市人民冒雨热烈欢迎我们，使我们很为感动。
崔庸健委员长回顾了朝鲜革命者在吉林同中国同志并肩抗击日寇的斗争，他说，吉林省同我国接壤，在历史上同我国有着深厚的关系，是我国人民特别感到亲切的一个地方。
他说，朝中两国人民，不仅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而且在今天仍然紧密团结一起，进行着反对革命敌人的共同斗争。我们两国人民坚决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和保卫我们胜利的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强调说，朝鲜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前进。
出席宴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等。朝鲜驻中国大使韩益洙和驻长春总领事馆代表张大禧也应邀出席。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吉林省、长春市党、政府、军队等方面的负责人赵林、富振声、于毅夫、张士英、萧靖、周光、崔次丰、宋洁涵、陈钟、黄思沛少将、杨俊生少将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在吉林工作的一些前抗日联军老战士和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也出席了宴会。宴会后宾主观看了文艺节目。
今天下午，崔庸健委员长乘车浏览了长春市容。李孝淳副委员长等朝鲜贵宾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受到工人和演员们的热烈欢迎。在参观两个地方时，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且互赠礼品。（附图片）
崔庸健委员长由周恩来总理和吴德同志陪同，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时，受到长春市人民冒雨夹道欢迎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传真照片）
第1版()
专栏：
旱天不旱地
——记闽南抗旱斗争
本报记者 郭小川
闽南在大旱中。闽南的龙溪专区在大旱中。龙溪专区的东南沿海四县（诏安、东山、云霄、漳浦）和漳州平原（龙海县）在大旱中。
旱情到底有多重？最好是回溯一下历史。《漳州府志》记载了从唐贞元六年（公元七九○年）到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九一年）总共二十八次大旱。其中，载明旱期的共有十一次，而以距今整整八百年的宋隆兴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和距今不到二百二十年的清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两次为最长，大约都是七、八个月，从清乾隆以后，史料中没有查出关于旱情的记载。就本地人的记忆所及，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年）至今，有过九次大旱，其中以一九三三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六年三次旱期最长，为时还不超过六个月。而这一次呢，就龙溪专区来说，大部分地区从去年十月十三日、十四日到今年五月底，总共七个半月，没有下过一次透雨。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二日下了一次较大的雷阵雨，但大都下在山区。沿海的诏安、东山两县仍然滴雨未落，漳浦只下了一毫米，云霄下了三毫米。这就是说，龙溪专区此次的大旱，既是古往今来所罕见的，又是近代所没有的。
由于旱情的延续和发展，至五月下旬，全专区二十二个蓄水一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有十四个已经干涸；其余八个已经接近干涸，蓄水量只达原蓄水量的百分之四。闽南第一条大江——九龙江的三条支流的流量已少到多年来的最低点。西溪已降到二点七一秒公方，北溪已降到二十二点五秒公方，南溪已经无水。至于其他小溪、小塘、水井等等，也大都枯竭或接近枯竭了。
这些考据和数字，并不是没有震动人心的力量的。近几天，江淮河汉之间小麦生长较好的喜讯不断传来，却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此地的人们对于当前旱情的忧虑。我自己，就是带着严重的不安来到闽南一带的。我们知道，龙溪专区，尤其是它的漳州平原，是福建省内重要“谷仓”之一。如果天灾在这里得逞，会给国家和当地人民造成多大的损失！
从闽中到闽南的天然交界处——莆田南下，直到惠安、晋江、厦门、龙海、漳浦、云霄……，旱情似乎一步比一步严重，气候也似乎一步比一步灼热。海岸上所特有的、凉爽而潮湿的、带咸味的清风总不见吹来，南方所特有的、雨蒙蒙、雾茫茫的动人景色总不见在面前展开，扑面而来的尽是炙人的骄阳和闷人的热气。骄阳、热气，烤着人们的肢体，也绞着人们的心。在这里，人和土地所受到的礼遇是一样的。这礼遇，真是何等严酷！
当我透过车窗，向不断伸展的田野作持久的观察以后，我的不安的感觉才逐渐同许多新的喜悦和惊奇混合了起来，以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你看，这旱情能说是不严重吗？公路两旁的桉树枝头，已经垂下了片片黄叶；山上的野草丛中，已经出现条条枯枝；大豆地里那不到一尺高的秧苗，竟也未老先衰地变得半身枯黄。论季节，现在不过初夏；论气候，却好像已是暑天；论景色，却大有秋天的意味了。而许多河道竟成了白色的沟滩，许多水塘成了干涸的深坑，许多田畦裂开了龟纹，许多大川成了小河。这一切，又使我觉得恍如回到干燥的北方，而不是置身于水泽之乡的南国了。但是，当我的目光倾注在广阔的田野上，只见那无边无际的、由半人高的稻秧构成的绿色波浪仍然在微风中荡漾；稻秧的下半部仍然是闪着微光的、清清的水。稻秧不仅没有旱死，而且长得又高又壮；谷穗不仅没有枯干，而且生得又长又粗。从这大片大片的稻田上，你能看出什么旱象来吗？不能！这分明是丰年的标志！风调雨顺的标志！
五月三十日晚上，我从云霄折回，到了龙溪专署所在地的漳州。见到专署的负责同志，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我路途上所感到的矛盾、我的不安、喜悦和惊奇，向他作了简略的叙述。他回答道：
“实际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用群众的话说，就是：‘旱天不旱地，旱灾不旱市（指市场物价稳定，社会秩序良好）’，‘过去受旱一片白，现在受旱一片青’。我们的抗旱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旱情太严重了！虽然经过巨大的努力，还有百分之九的早稻没有插上秧；插上又晒死的，占早稻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三强；现在受旱的占早稻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严重的是：旱情并未缓和。抗旱斗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地委刚刚开过会，我们决心咬紧牙关，再接再厉地干下去，不叫老天低头不罢休！”
“在这样的大旱中，你们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实在足以惊天动地了。这些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我不禁发问道。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以为：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伟大胜利，是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对此，我们这一次体验得太深刻了，受到的教育太大了！当然，我们从来都认为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三面红旗、共产主义思想是伟大的、正确的。但是，这一次抗旱斗争使我们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而且我敢说，这样的认识已经在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中牢固地生了根。”他恳切地做了这样的回答。
真像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一样，他挥动一下手臂，意思大约是：“让事实说话吧！”于是，我们便一同到了九龙江北溪堵江工程的工地。
北溪堵江工程是在漳州以东十八公里的江东桥附近进行的。北溪是九龙江三条支流中最大的一条。现在水位却已降得很低，以致不能直接流进通向角尾、紫泥两个公社的七万亩稻田的大渠道了。现在，用一条人工大坝把它拦腰截断，叫它水位提高，河水倒流，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流入通向角尾、紫泥公社的大渠道，而且可以北水西调，支援流量更低的西溪，灌溉西溪流域的十六万亩稻田。这个堵江工程是相当巨大的，工程总量共十万土石方，又必须在五天内完成。这个工程之紧张，劳动之艰苦，是显而易见的。
而事实却与我的想像并不完全相同。工程虽大，人数虽多（总共有一万二千人日夜操作），现场上可并不拥挤，劳动在有秩序、有节奏地进行着。一列列担着沙土筐的男女鱼贯地、秩序井然地走向大坝的中间缺口处，把沙土倒下，又鱼贯地、秩序井然地担着空筐回来。水坝即将合龙的缺口处，一批解放军同志在船上操纵着打桩机在打桩。大坝的上下，有几十条小船在游动着运送沙土。只有空中灼热得发红的阳光，无限制地向人们的身上倾泻，被未完成的坝身挡住去路的流水向缺口处狂旋乱转。人们的脸上、臂膀上那如雨的汗水，充分地显示出这场战斗的紧张和劳动的艰辛。脚下的沙地像烙铁一样滚烫。据说，不习惯赤脚行走的人，只要走上几百米，就可能把脚底烫肿。
在河边仅有的席棚入口处，我们见到指挥这场战斗的龙海县委书记刘炳仁同志和副县长杨松山同志。他们刚刚还在参加一个青年突击队的劳动，是指挥部的同志把他们唤回来的。刘炳仁同志昨天中了暑，今天仍然坚持与群众共同劳动。他们的脸上大汗如雨，腿上沾满泥浆。从他们黑红黑红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已久经劳动的锻炼了。刘炳仁同志劈头就说：
“群众的干劲太大了。每一班都要指挥部下命令才肯休息。中午太热，可是这一班非要坚持干到下午三点不可。这怎么行！沙洲大队本该夜里三点半上班，他们两点半就来了。……”
提到沙洲大队，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我：这个大队恰恰是以后唯一受损失的大队。他们的稻田处于大坝的脚下，大坝一起，他们将有二千亩稻田绝水受旱。为着了解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们马上到了沙洲大队的操作地点，跟大队长见了面。我发现这位身材细高的大队长的身上，没有任何不快的表情，他神采焕发地用流利的闽南话说道：
“这个大坝修起来，恰好扼住了我们的喉咙。”他用手指指他自己的喉咙。“可是，群众说：要顾大局，丢两千，保七万。我们受灾时，别的大队也用这种态度支援我们，一九六○年我们被大水围困的时候，国家还派飞机给我们丢馒头。……”
这是怎样的风格啊！我浸沉在难以克制的思索中，半晌不想开口。我的同伴大约察觉出我的激动心情，于是说：
“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到现在为止，体现这种风格的例子，已经难以数计了。从二月以后的抗旱斗争中，我们全区大大小小的封江堵河工程，就有五千二百处之多。凡是封江堵河的地方，难免出现全体得益、局部受灾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经出现，受害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差不多都立即表示态度：牺牲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利益。在这次抗旱斗争中，最早、最有名的范例是这一带的榜山公社。你知道，在九龙江、在漳州平原上，我们已经搞了三个较大的堵江工程和一个渡槽工程。工程较小的是堵南溪，较大的是堵西溪和现在的堵北溪，又修建了长一百九十米、高十米的渡槽，横跨南溪之上，把西溪的水南调到南溪以东的三万亩稻田中。这四大工程，总共灌溉了二十三万亩稻田（约占全区早稻种植面积的六分之一强）。在今年二月施工的西溪堵江工程中，榜山公社最先表现了这种高尚的风格，这也就是在我们这里已经家喻户晓的‘榜山风格’。此后，它就在全区发展开来了。”
在这位同志的启示下，第二天，我便跟专署抗旱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到了榜山公社的洋西大队附近。在那里，我得以看到西溪堵江工程的全貌，也得以亲历其境地了解到“榜山风格”的由来。
详情是这样的：今年二月初，龙海县的莲花、东泗、石码、东园等公社已经一百多天没有下雨，秧苗插不下，形势逼人。县委及时地提出了一个新颖有力的口号：“九龙江有水不算旱！”因为九龙江的三条支流横跨龙海县境，口号正是启发全县人民在九龙江上打主意。在这个口号下，由县委召集的、以讨论在九龙江西溪堵江筑堤为内容的“舟中会议”（在现场的一只小船上）举行了。参加这个会议的，除了上述四个公社的代表以外，还有榜山公社代表、社党委委员徐学文同志。榜山公社为什么也要参加这个会议呢？原因是：在筑堤以后，他们的田地将有一部分被淹。现在，在大旱天里，九龙江水小，顶不住海潮的澎涨，上述四个公社处在下游出海处，涌进的尽是咸水，而咸水是不能灌溉的。榜山公社的位置要靠上一些，正好可以“吃”到九龙江的渠水。可是，现在根据勘察结果，要在榜山公社洋西大队的后面江中堵住西溪，以便把上游的淡水截住，让它由九龙江支流九十九弯流过，抢救莲花、东泗、石码、东园等公社的田地。而九十九弯是要从榜山公社通过的，它一通过，就要使这里的低水田遭受涝灾。因此，榜山公社代表不能不参加这个会议，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在会议上，所有的与会者都在等待着徐学文的表示。徐学文怎样说呢？他说：“小利要服从大利，小我要服从大我，我们从全局出发，没有意见。受损失的地区如果少数人不通，我们可以做工作。”他的这种态度立即得到榜山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和公社党委、各大队支部的一致支持。在群众的广泛讨论中，表示同意的也占了压倒的多数。洋西村贫农林兰说：“要是下游五万亩田受灾插不上秧，就是我们丘丘结的是金子，也没有用！”当过长工的贫农郑水龟说：“我们不能光顾自己。淹掉一小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随后，榜山公社的干部和社员都紧张地行动起来，为堵江工程进行准备工作。他们腾出房子，热情地接待外来的民工；成群结队地到一二十里外的山上割下茅草，以备筑坝之用。在堵江工程兴建的工程中，他们又派出一千多人和三十多只船参加了工作；许多在田间操作的社员一下了工，就自动跑到工地去帮助。然而，当大坝建成之日，大股的河水向他们的田地卷来的时候，他们又改变了决心：“车保住了，卒也不丢！”于是，在他们一千三百亩受淹的田里，又出现了排水抢插秧、修防水堤的热潮，在他们自力更生和其它公社的支援之下，只几天工夫，就把受淹的田地救治过来了，一亩不少地插下了翠绿的秧苗。
这就是“榜山风格！”这个“榜山风格”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啊！它是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是集体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的同伴一再强调地说：要是没有这种精神，休想抗住偌大的旱灾！平和县安厚公社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有四个大队在一条水边，由上而下的次序是：东川、东寨、南门、白石。现在，南门受旱，东川决定让水给他们，但得经过东寨，因此必须先得到东寨的同意。东寨知道了这个消息，先问：“南门去年早稻打了多少斤？”回答是：“四百二十斤。”于是，东寨决定：不但让东川的水通过去，而且把本大队的水也送去，宁愿自己车水灌田，因为，“我们亩产只二百六十斤，比南门大队少一百六十斤，就要先顾南门！”水到南门，南门却决定先灌白石，因为白石更旱。你看，这四个大队的互助互让总算做到家了吧？可是在解放前，东寨和南门恰恰是冤家对头。五十年前曾因抗旱争水发生械斗，双方死亡四十多人，从此结下冤仇。解放前的十几年中，双方又在械斗中死了一百零八人。长期以来，他们仇深似海，互不往来，互不通婚。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榜山风格”的伟大意义。要是像过去，械斗、纠纷还闹不完，哪有工夫去搞这么大的抗旱斗争？
这时，我才明确地感到，这种“榜山风格”可以说是群众的革命政治思想觉悟的集中体现，是革命精神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取得抗旱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这种“榜山风格”，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三面红旗所培育出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制度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培养了人们的先公后私的集体主义思想，养成了人们集体劳动的习惯和纪律性，积累了组织大规模集体劳动的经验，鼓舞了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因此，一旦有事，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就迸发出来了。当我把这些思想说出来之后，我的同伴又提醒我道：
“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呢，那就是物质力量，特别是技术力量！这也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贯彻执行总路线斗争中，在大跃进中，在人民公社中准备起来的。”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同样浓烈的兴趣。我的同伴说：我们从人民公社化以后，水利建设确乎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是水库和引水工程（抽水机）。解放前，这里只有水塘，没有水库。人民公社化以前的一九五七年，也只有蓄水一百万到一千万立方米的水库三座。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新修了蓄水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六座、一百万到一千万立方米的十三座、十万到一百万立方米的一百四十一座。抽水机，解放前只有两台；到一九五七年底增加到一百二十七台，马力则增加了一百一十二倍；一九五八年以后到现在，增加到二千零五十六台，马力则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七倍多；灌溉面积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多。去年一月到九月，我们修建了占全省第一位的、大型电力排灌工程——天宝工程的一级站，今年正好遇上大旱，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水上山，灌溉了一万多亩田地。将来建成后，共有四级站，排涝和灌溉双管齐下，受益的土地将有六万亩以上。再就技术人材来说，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现在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七倍；管理抽水机的专业司机现在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这个增加的数字当然很不小。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数量是无法计算的。近几年来兴办水利和其他建设事业的群众运动，给千百万农民提供了水利方面的知识，培养了千百万农民使用机械和摆弄机械的能力和兴趣。在群众中，不但有很多“土专家”，而且也出现了许多“能人”。当工作需要时，只要稍加训练，他们就可以操纵抽水机和其他机械。最近大量增加的抽水机，有许多就是他们操纵的。我们现在虽然也用了许多传统的简便工具，作了许多小型的水利设施，但主要还是靠这些比较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较大的水利设施来进行抗旱斗争的。
这一席话，十分确切地表明了三面红旗的伟大力量，托出了三面红旗的灿烂光辉。这力量、这光辉是如此强大，如此激动人心，使一切来自海外的对它的诬蔑和咒骂，更加显得极端丑恶和无耻。这力量、这光辉，却使人民群众感到无比欢欣、无比温暖。他们说：“解放前抗旱靠草龙（当地的一种迷信活动，用草扎成小龙放入江河，用以求雨），初级合作社时代抗旱靠水龙（指水车），现在抗旱靠铁龙（指抽水机）。”这几句话，生动地作了新旧社会的对比，也说了农民对三面红旗无限感奋的心情。
啊，多么强大的物质力量！是的，这样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三面红旗在这个地区准备下了的。现在在大旱的面前，在斗争当中，群众的革命精神力量就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原有的和新增加的物质技术力量也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这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到底怎样才能迸发出来呢？还需有坚强的具体领导。在这里，我感受最深的是：第一，地委和县委的同志们决心很大，他们在惊人的困难前面毫不妥协，毫不动摇。第二，各级干部以身作则，脱鞋下田，与群众共同劳动。全专区每天参加劳动的干部有一万人以上。各个县委已经执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或一天工作一天劳动的制度。这样，便帮助了群众，鼓舞了群众，使这次抗旱斗争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伟大战斗行动。
此刻，这里的抗旱斗争还在火热地进行着，最后的战果还待清查；然而胜利的局面已经可以预见。在如此严重的大旱中，有大半的稻田已经肯定可以获取丰收，有不少的稻田也可能保住；而人民群众在此中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更是无法估量的。请看吧，天宝公社有一位老人，在观察了这里的抗旱斗争之后，在看了抽水机抽水之后，在看了堵江工程之后，竟抑制不住自己的饱经风霜而不灭的热情，一遍、两遍、十遍、百遍、千遍地到处写下了这样五个标语：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干部万岁！老百姓万岁！
（六月八日于漳州）
第1版()
专栏：
朱德委员长接见智利外宾
新华社二十日讯 朱德委员长今天下午接见智利众议员、基督教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卡洛斯·席博里·阿尔塞雷卡，律师格雷戈里奥·塔列斯涅克，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组织书记胡安·巴尔加斯·普埃布拉，智利《最后一点钟》报政治编辑奥古斯托·奥利瓦雷斯等四位外宾，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张奚若、连贯、吴茂荪、赵政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附图片）
朱德委员长和智利外宾合影。前左三：卡洛斯·席博里·阿尔塞雷卡，前左二：格雷戈里奥·塔列斯涅克，前右二：胡安·巴尔加斯·普埃布拉，前右一：奥古斯托·奥利瓦雷斯。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
第1版()
专栏：
我空军部队击落美制P2V型蒋机一架
林彪元帅颁发嘉奖令表扬某部常备不懈
新华社二十日讯 美制蒋匪帮P2V型飞机一架，十九日夜间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被我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新华社二十日讯 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今天颁发嘉奖令，表扬十九日夜间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匪帮P2V型飞机一架的空军部队。
嘉奖令说，这一胜利是你们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常备不懈，刻苦钻研战术技术，苦练过硬功夫所取得的成果。希望你们很好地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战术技术，随时准备狠狠打击来犯的敌机，为争取新的胜利而努力。
第1版()
专栏：
新华社奉命驳斥印度新闻处传播谣言
指出它传播所谓中国部队在乌热附近集结是为印方扩军备战找借口
新华社二十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十八日引《爱国者报》记者从德拉顿报道说：“中国部队以西藏西部的托林和达巴为基地，正在巴拉霍蒂（按即乌热）附近大量集结”。消息还说什么中国人已把托林和达巴的飞机场现代化了，日土、噶大克、噶尔昆沙等等佛教寺院已作为军营等。新华社奉命声明：印度新闻处传播的上述消息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其目的在于制造紧张局势，进行反华宣传，为印方的扩军备战寻找借口。
第1版()
专栏：短评
“榜山风格”的光辉
今天本报发表的《旱天不旱地》一文中，作者热情地歌颂了“榜山风格”，说它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
在福建南部的抗旱斗争中，龙海县委经过通盘的考虑，提议堵住九龙江西溪，抢救莲花、东泗、石码、东园四个公社受旱的田地。但这样一来，榜山公社的一部分田地就要被淹。四个公社的人们十分关切地等待榜山公社表示意见，榜山公社明确地告诉他们：赞成。
榜山公社代表、公社党委委员徐学文说：“小利要服从大利，小我要服从大我，我们从全局出发，没有意见。”榜山公社社员、贫农郑水龟说：“我们不能光顾自己。淹掉一小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
只有榜山公社有这种风格吗？不是。如果只是这一个公社，也就不称其为“榜山风格”了。从二月以来的抗旱斗争中，龙溪地区兴建封江堵河工程五千二百多处。凡是封江堵河的地方，都表现了这种牺牲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利益的“榜山风格”！
历来关系就好的社、队，为了抗御天灾，维护大局，而互助互济、互谅互让，固然是比较容易作到的。那些历来关系不好的社、队怎么样呢？这里也有激动人心的例子：平和县安厚公社的东寨、南门两个大队，解放前的十几年中，双方因抗旱争水常常发生械斗，以致长期以来，互不往来，互不通婚。而在今年的抗旱斗争中，东寨却主动地把本队的水让给南门，因为南门水稻亩产四百二十斤，他们的水稻亩产仅二百六十斤！
无产阶级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因此能够自觉地牺牲局部服从整体、牺牲个人服从集体。在共产党员中，在工人阶级中，在人民解放军中，充满着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的阶级战士大量地涌现出来，保证了我们国家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
从个体农民到集体农民，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把广大农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把农民同国家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开扩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学会根据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安排劳动和生活。榜山公社的干部、社员原来是准备淹没自己一部分田地，丢“卒”而保“车”的。等到堵河工程完成，已经保住“车”以后，他们又发挥了更大的革命干劲，下定保“车”而不丢“卒”的决心，热烈地投入排水插秧的斗争。别的公社发扬“榜山风格”，赶来支援他们。大家共同努力，一千三百亩受淹的水田都及时种上，一亩都没有丢下。
闽南抗旱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胜利的因素当然很多，而“榜山风格”所代表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却显得特别光辉灿烂。进一步发扬这种“榜山风格”的伟大精神，在闽南争取农业好收成的斗争中，在其他地方的一切工作中，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