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爱和恨和宣传（四）
赤子
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有特定目的的宣传行动。这不仅是对下了赌注的美国人或者同样下了赌注的别的什么人的一种宣传行动，实际上，也是对于各国劳动人民的一种宣传行动。
在一种意义上说，印度亲美派大资产阶级是各国劳动人民所不可缺少的教师。他们不论在说假话，还是说真话的时候，也不论在说而不作，说而又作，还是只作不说的时候，都是在讲授着一门别人所讲授不了的功课。人民只有学好了他们的这门功课，彻底认清了他们以及他们一类人的真面目，才能够在有关的斗争中得到胜利。
印度政府声明，中国遣返印军被俘人员决不会改变它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本来，既然连中国边防军的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都没有使印度政府的基本政策有所改变，遣返印军被俘人员当然不会造成这种突然事变。事实恰好相反。尽管反华的文章愈作愈难，印度政府仍然千方百计地保持反华的气氛，散布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集结的谣言，制造新的边境事件，同蒋介石集团勾搭，称中国为大陆中国，甚至在和平守法的华侨身上施用暴力。在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却死抱住美帝国主义，公然谴责那些“死抱住民族主义的国家”，因为“民族主义现在已经过时了”，合乎时宜的是为了“实现世界秩序而牺牲他们的主权”。
在这里，各国劳动人民可以又一次看到：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依附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的本性也不会改变。虽然是在新独立的大国印度，又是以宣扬爱的哲学、和平、社会主义而闻名的尼赫鲁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也不能有所例外。“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历史的法则，就是这样无情。
帝国主义有所恨，依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派，即令以爱为出发点，也不能不有所恨。印度资产阶级反动派恨社会主义的中国，恨解放了西藏农奴的中国，恨对被俘印军人员实行宽厚待遇的中国，恨一切不反对中国的正直的印度人和别的国家的人，恨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恨一切死抱住过时的民族主义，不肯为实现世界秩序而牺牲主权的人。但是他们也有所爱。他们爱扩张，爱在中印边境挑起冲突并且长期保持紧张局势。爱以反对中国侵略之名而勒索人民，牺牲主权，爱美国的金元和武器，爱一切对他们的爱的哲学、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旗号至今称颂不衰的人，并不因这些人是否称为共产党人而有所歧视。真不愧是博爱啊！
人人都有所爱，有所恨。但是爱和恨都不是出发点。爱和恨都是由实际生活利害决定的，都是具体的，阶级本性不同，所爱和所恨也就不同。在阶级的世界里，所谓超阶级的爱和超阶级的恨，原不过是一篇童话罢了。
有人说：不然。印度统治阶级的本性并不爱扩张，并不爱帝国主义，并不恨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别人迫使他们出此下策。
印度自由新闻在六月六日并非无的放矢地写道：“如果把印美更紧密地站在一起这一点归功于中国人，那对于两国的许多人——在政府以内和以外的——是极为不公正的”。
这确是说得极为公正，至少比世界上许多公正人士的话更为公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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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声的由来
唐伯藩
列车在京广线上驰骋着，一支没有配乐的女声独唱民歌，从列车广播室里送进了每个车厢，旅伴们静了下来。这是一支湖南民歌。这歌，在故乡听到很多人唱，我的几位老婶是这歌的传播者，最使我感到亲切的是我妈妈也会唱这支歌。我对这支歌产生了感情，除了它是支很好的歌以外，还因为我妈妈讲了一段这样的故事。
那是故乡解放时，大人们都筹备开庆祝大会去了，妈妈把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叫到身边，她给我们唱了这支歌。唱完，妈说：“你们知道这歌是谁编的吗？”我们都摇摇头。妈说，这是位叫红姐的人编的，她最会唱山歌，人家都叫她“歌精”哩。这支歌是在过去秋收暴动时编的，当时，有个叫陈雷哥的，是红姐的对象。当时，陈雷哥在赤卫队当队长，一次去攻打县城，出发前陈雷哥来看红姐，红姐呢，又送陈雷哥，一直送到同心岭上那棵大松树下，红姐就在树下编了这支歌。她唱呀唱的，一直唱到陈雷哥走上大路，她才回来。当时，我们在同心岭上砍柴，就悄悄地跟着红姐唱起来，唱几回就熟了。妈说完了，我问妈，红姐住在哪里？妈说，这可说不上了，自从红军上了井冈山后，就不见红姐和陈雷哥了。
今天，在京广线上，在??前进的列车上突然听到了这支歌，我是多么兴奋呀！歌声里充满了豪壮的情感，她唱着：
雄鹰展翅向高处飞，
妹送哥哥上赤卫队，
雄鹰哟不怕暴风雨吔，
哥呵，冲锋陷阵打前卫。
妹送哥哥上赤卫队，
革命成功再返回；
革命成功呵还要干哩，
哥呵，要解放世界全人类！
歌词仍是老样的，但比我的老婶们唱得更响亮，更悦耳。
歌声停止后，一位年轻的女广播员来到了我们的车厢。她拿着个小本儿，笑着，征求旅客对列车广播室的意见。她首先问那位大娘爱听什么歌，大娘说喜爱刚才那样的歌。于是，她的脸刷地红了。接着，她又问靠窗边的那位穿制服的青年，青年说除了民歌外还来点相声、山东快书。女广播员连忙把它记在本子上。我急切地问：“刚才那支湖南民歌是你唱的？”
“是的，唱得不好，因大家爱听民歌，带的唱片又不多，我就补了个缺。”她谦逊地说。
“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这样问她，是因为除了我的乡亲以外，很少人知道这支歌。
她说，这歌就是她妈妈编的，妈妈是个山歌手，随着爸爸参加了革命，她曾和战士们一起转战南北，经过多少次战斗，在部队里做宣传工作。后来又参加抗日战争，就在一次战地鼓动中，她光荣地牺牲了。那时她还很小，但她会唱歌了。妈妈教她的很多歌，都是自己编的。解放后爸爸转到铁道部门工作，她也跟来了，她很爱广播员的工作……。
听了她的叙述，我激动极了。我说：“你妈妈就是红姐？”她笑着点了点头。
我紧紧握住广播员的手，讲出了妈告诉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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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鹊娃子
尚遥
太阳压山，阵阵归窠的鸟儿，吱喳乱叫着，飞快地掠过天空。催促社员们收工的晚钟，一声又一声，在山谷中荡漾。
我坐在山石上，捏着画笔，久久不能完成我的风景写生。远处天空，被夕阳镀上一层奇妙的色彩，瞬息万变，要把它捕捉到画布上，可真难。
一只鸟儿在近处叫起来，喳喳的，是喜鹊。这鸟儿越叫越近，直叫到两丈开外的山石背后才停住。接着，走出一个白褂黑裤的孩子。他东张西望，像在寻找什么。嘴里却吱吱喳喳，叫个不休。哪儿是什么喜鹊叫，原来就是他呀！两只山羊，跟在他脚后跳跳蹦蹦，一白，一黑。
看见我，他不叫了，走过来，歪着头看我画画。半天，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一句：“不对。”
“什么不对？”我很奇怪。
“画的不对。你画的，不是鹫峰呀？”
“是呀。”
“那，公社新开的桃园，就在山脚下，你怎么没给画上？”
哦，问得有理！我仔细看看这孩子。大眼睛，厚嘴唇，像所有的山区孩子一样，一脸顽皮相；但是眉宇间却蕴藏着一种严肃认真的神情。我很喜欢他，很想为他画一张速写像。他也乐意让我画。他安安静静地坐了一会，忽然跳起来：“唉呀，别画了，俺还有事呢！”
我说画速写很快，几分钟就行。他才又坐下，可老是动来动去，远不如刚才安稳了。我看他急的，就问他有什么事，这样着忙。他说：“掏喜鹊蛋呀！天要黑了，一黑，就找不见窝，怎不着急？”
我自小也在山村长大。孩子的话，引起我多少童年的回忆！我不禁心动，很想和他一同前往。他听了更高兴了，催促我快些起身。
画完画，收拾好画具，我们走进树林。两只小羊儿跑在前面，抢食路边的嫩草。我说：“你是专来掏喜鹊蛋儿啊，还是专来放羊啊？”
“平日这会儿上山，是专为放羊。今日可只是捎带儿。”他说，“这两只羊，是俺们少先队帮着郭奶奶搞的副业。郭奶奶是烈属。她儿子，大忠叔叔在朝鲜牺牲了。天天后晌散了学，俺们就牵着羊上山来溜一遭儿。再割上一筐草，第二天的吃食也有了。”
我忍不住称赞一句：“多好的红领巾啊！”
“咳，都是富明叔的好教导。”孩子很认真地说，“是他教俺们这样做的。”
“这富明叔，是什么人呀，你叔叔吗？”
“哪儿是俺叔叔！”他说，“他是俺村的党支部书记，还是俺们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哩。”
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富明叔的事来。他比划着：“他不过俺这么高，就当上儿童团团长，跟着在这山上转，打日本鬼子。他肚里故事可多哩！俺们一过队日，就爱找他讲打鬼子的故事，讲高玉宝的故事。他还讲俺村的真人真事。讲到村西头小三英他爹被地主闵大杠子害死，娘又被逼得上了吊的时候，俺们都哭了！富明叔对俺们说：这是永世的仇恨，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说到这里，他把小拳头攥得紧紧的，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看得出来，这仇恨已深深地在他心里扎了根，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附近有只喜鹊“喳”地叫了一声。孩子才猛地惊醒，笑了笑：“真，忘了干什么来的了！”我们就在那些高大的杨树上掏起喜鹊蛋来了。
我们满载而归了。两只山羊，吃饱了草，急着回家，在前面跑得很快。那孩子却不慌不忙，躲避着山路上的坑洼，轻快地走着，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
看到他那么高兴，我不禁奇怪起来：“你掏喜鹊蛋干什么呢？”
“为了富明叔呀！”啊，又是富明叔。
“前儿黑间，这儿下了场大雨。咱这山里，比不得平川地，水就是宝。今年老没雨水，咱公社水库已经干了底。那晚雷一响，富明叔想起山上水渠还有好几个口子没堵。要不堵，雨水不能顺渠灌到水库里，就白白糟踏了。富明叔就抄了把锨，拎个电棒儿，上山去，顶着暴雨，把口子全都堵上。山路泥滑，也不知摔了多少跟斗！天亮回来时，满身是泥，胳臂跌破了，电棒上的玻璃，也摔了个碎！”孩子有条有理地对我述说着。
“你富明叔，真是个好干部！”我赞叹道。
“那可不？”孩子骄傲地回答。
“可是，为什么掏喜鹊蛋儿，你还没说哩。”
“别忙啊。”他说，“按说，堵了水口，富明叔就该回来了，可他不。他想，渠道拐弯抹角，山水一大保不准还会冲开。不放心，就冒雨守着。雨住了，天亮了，水库也灌满了，可富明叔却也给淋病了。你想，他累了一天，又给暴雨一激，有个不病？”他那神情真像个大人。“听说他一病，谁不焦心哪？全村人都去看望。娘也盛了碗鸡蛋，叫俺送去，说：‘叫你富明叔吃了，快好吧！他可是为咱们病的呀！’俺送去，富明叔高低不要，说什么他不能吃社员的东西啰，又说什么有鸡蛋，吃不了，要往合作社送，支援国家啰，把俺可气坏了！”
说话时，两只羊跑得远了，孩子又吱吱喳喳地学起鹊子叫。羊听见他的声音，就一齐站下了。这孩子，唤羊都唤得花式。
“富明叔说了那么些道理，以为把俺难住了，才不呢。俺想，喜鹊蛋儿和鸡蛋一样，俺就不能掏喜鹊蛋儿给他吃，让他补养补养，他总没本事叫我把这喜鹊蛋儿也送合作社去呀！”
说着，他笑了，我也笑了。原来是为了这掏喜鹊蛋啦。
转过山脚，迎面出现了村庄。
“到俺村了。上家来吧，叫俺娘给你包饺子！”孩子热情地邀请；可是，我得赶紧回城了。
“那，下回准来呀！俺家就在村东头，门前有棵大皂角树。”
分手时，我把那张画像送给他，留个纪念。忽然想起，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俺叫张喜。平日爱学个鸟叫，学喜鹊最像，人家都叫俺喜鹊娃子。”
两只羊等得不耐烦，奔着灯亮儿跑去了。喜鹊娃子追上去，在村口又回过头喊：“一准来呀！”暮色中，白褂黑裤，叫风飘了起来，远远望去，真像一只喜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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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题有感
钟怀
老实人吃亏吗？
有这种想法的人，至少犯了时代错误。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社会。在我们的社会里，“聪明人”，无论他头多么尖、手多么长，到头来是一点便宜也捞不到的。最后吃亏的是他们，决不是老实人。
过去和现在有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事实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缺点和错误是要改正的。
但在改正缺点和错误时，把好经验、好作风、好传统也一古脑儿丢掉，那就好像替孩子洗澡以后，把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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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上了锁的箱子》所想到的
刘锡顺
《剧本》五月号刊出了英国现代作家约翰·麦斯非尔德的《上了锁的箱子》，由戏剧老前辈丁西林翻译。读后，获益不浅。具体点说，起码我读懂了这个取材于一千多年前发生在冰岛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嘲笑我仅仅把“读懂”当作收益，但我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是的，我过去读外国作品，多半是囫囵吞枣、模模糊糊。即便那些作品文字本身没有什么障碍，甚至还是很浅显流畅的，但要透过文字去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却是困难的。什么原因？当然与读者水平有关，但我觉得又不全是这样。我设想过，假如随便哪一个外国的高中生，要读懂本国作家的作品是很平常的；为什么我们一个高中生却不能读懂外国翻译作品呢？这里有一些明显的因素，诸如国情之不同，时代远近之别，人情风俗相异等等。可《上了锁的箱子》居然让我们真的读懂了，那么，就《上了锁的箱子》译文找找原因不是没有好处的。我觉得丁西林同志的翻译不仅准确，而且做到了通俗化。他想到了读者。所以，他加了批注，并附了后记。他那么理解我们！凡是我们不懂、模棱两可或容易理解错的地方，他都给我们做了解释、提示、分析。假如承认这是事实，我敢说，丁西林同志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他是通过介绍、翻译外国优秀作品在为中国的读者服务。我想，这对那些苦恼于外国作品无法为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翻译家们是个启发。
我还得给自己的想法找注脚。过去，我周围的一些青年学生每当看完了一部外国电影或小说，常是拍掌叫绝，但你要他解释一下作品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社会意义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我看，这种情况翻译家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假如翻译家能像丁西林同志那样把有关作品的历史知识、人物性格、风俗人情加以注释，就容易懂得多了。话说的全面点，有些外国作品的译文也是有注解的，但总使人感到对理解作品帮助不大，因为那些注解往往是纯理论的引证，与具体作品的具体疑窦对不上口径。我衷心地希望翻译家们能多替读者想想，把外国作品更好地介绍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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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山之歌（木刻）
陈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