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2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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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作和劳动之间
——六谈干部参加劳动
向霖
有这样一个县,农村基层干部一般都是参加劳动的。但是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有的参加多,有的参加少,有的对干部参加劳动还有错误的认识,有的却强调一些实际困难,说什么“顾了工作就顾不了劳动,顾了劳动就顾不了工作”。好像工作和劳动之间有着什么不可克服的矛盾。
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任务确实很繁重,工作和劳动确也存在一些矛盾,这是事实。如何来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呢?县里的领导干部——县委书记、县长等,在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后,抽出一定的时间到下面去,一面参加劳动,一面了解情况。这正是“嘴说千遍,不如带头实干一遍”,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一带头,那作用可真不小。有个大队支部书记,自恃工作有成绩,很少参加劳动,群众原谅他,他自己也就不注意。在看到县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后,才认识到自己不参加劳动是不对的,于是脱下了新衣服,换上了劳动服装,和社员一起下地了。干部一参加劳动,把一些“早怕露水午怕晒,下午又怕风吹来”的不大出工的社员也带动起来了。
县的领导干部抽出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其作用还不止于此。他既可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了解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又可以检查党的各项政策在实际中贯彻执行的情况,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也可以检查自己在领导和布置工作时,是否有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毛病。这对领导干部说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教育。劳动能改造人的思想,培养劳动人民的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我们县一级的领导干部虽然一般经过较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但是要使一颗红心永不变色,使自己身上不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适当地结合工作参加部分的劳动,还是有必要的。在劳动和工作中,领导干部督促和教育基层干部,反过来基层干部也给领导干部以教育和监督。
为什么有的基层干部会认为工作和劳动有矛盾,顾了工作就顾不了劳动呢?这除了干部本身对劳动的认识不足,或者自己的工作方法不对头,不会安排时间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从上面来的。县和公社的会议多,表报多,电话多,这无疑会占去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使他们处于为难的境地,到底是顾工作呢还是顾劳动?因此,有的基层干部对领导有“少在上边开会,多深入实际工作”的要求。县的领导干部结合工作,参加劳动,深入实际,就会了解基层干部的甘苦,了解他们的要求,也会发现自己在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促进自己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真正实事求是地布置工作,从领导角度上,给基层干部创造参加劳动的条件。
干部参加劳动是长期的事情,县的领导干部工作比较忙,不可能像基层干部那样多的参加劳动,但是在深入实际的过程中,挤出一定时间参加劳动还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这对工作有好处,对基层干部有好处,对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也有好处。好样子应该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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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高甲戏的艺术特色
左海
在五月的首都舞台上,人们越来越多地争相观看泉州高甲戏剧团的每一场演出。作为一个优秀的地方剧种,高甲戏之所以能够吸引住广大的北方观众,显然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突出的艺术特色。
高甲戏这个名称,与京剧、昆曲等因地得名的剧种不同,它是由于剧种本身形成的特点而得名的。它起源于福建南部地区,最初的诞生地是南安县,后来以泉州为中心,流行于晋江、龙溪的农村和厦门等地,在华侨较多的东南亚各国也相当流行。据说,距今二百年前,在闽南农村,每当农闲季节,农民们往往化装游行,扮演梁山泊的英雄故事,并且逐渐搬上了“野台子”去演出,当时叫做“宋江仔”。因为演的都是武戏,演员手拿干戈,身穿铠甲,所以又叫做戈甲戏,戈字在闽南的读音为高,因此转称高甲戏。这个剧种在产生的过程中,又与当地的“梨园戏”、“木偶戏”等互相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但演武戏,同时也演文戏;并且吸收了外来的京剧和徽调的某些长处,终于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其他剧种所罕见。
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高甲戏的丑角。现在如果有人说,高甲戏的舞台,主要是丑角的舞台,这决非过甚其词。因为它几乎把丑角的戏演绝了,丑角在高甲戏中差不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也许有些人一听说丑角就不大喜欢,以为舞台上的丑角总不会是好人,其实不然,高甲戏的丑角有许多是善良的人物,称为“善良丑”。例如,《许仙谢医》中的医生徐乾,便是这种典型。丑角在高甲戏中有许多类型,无论男丑、女丑、文丑、武丑都还细分为许多名目,如文丑和武丑中各有长衫丑和短衫丑之分,而长衫丑中又分为公子丑、员外丑、袍带丑等等。这些显然是其他剧种所少有的。
丑角的表演艺术,在高甲戏的舞台上,真叫人越看越喜欢。比如这一次在京演出的剧目中有一出《笋江波》。青年演员李珍磊在这出戏里扮演花花公子吴世荣,他的演技可以算得是公子丑中绝妙的成就。笋江是泉州的一条江,这个故事在泉州民间普遍流传。故事的情节很简单,它描写明代泉州知府吴淳夫的儿子吴世荣,仗势欺人,企图强占渔家女江春姑为妾,春姑与其母设计将吴世荣赚至江心,推入水中;吴府家丁抬来抢亲的花轿,而春姑母女已飘然远走,在水里淹得半死的吴世荣被家丁救起,用花轿狼狈地抬回家去。当这出戏刚开始的时候,吴世荣尚未出场,先见他的一只手从幕后伸出,手里拿着大扇子,晃晃摇摇地自下而上搧了一阵,接着一跄步才全身出现。只见他宽袍大袖,举手迈步极尽其夸张之能事。他的舞蹈动作是那样轻捷、娴熟、飘逸而自然,放得开,收得起,毫无拘束,又非常有节奏。他的一言一笑,竟然会引起全身的每个关节都互相配合,处处都有戏,连眉毛和胡子也尽是戏,这就充分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花花公子的面目。这样的公子丑,真是得未曾有。一个青年演员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听说李珍磊是高甲戏名丑、现任剧团副团长许仰川的得意弟子,而许仰川的演技更加成熟,这从他在《连升三级》一剧中相士吴铁口的一段表演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连升三级》中的丑角更多,品类也更齐全。其主角贾福古是另一青年演员蔡友辉扮演的,他也是许仰川的弟子,在舞台艺术创造上有新的成就。有的人最初看见贾福古的形象和举动,觉得有些别扭,但是这种印象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逐渐感觉到他的表演是适合于角色要求的。演员在这个剧中人的表演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劳动,经过了认真的研究和不断的改进,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这个剧中的其他演员也都配合得很好。
今天高甲戏剧团的演员有老年的,有中年的,也有青年的,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老年的像团长董义芳、副团长吴远宋、许仰川等都有了四、五十年的舞台生活经验,每人都会一、二百出戏;中年的如蔡秀英、洪英年等也有二十年左右或更多的艺龄,每人也会近百出戏;青年演员如董仁雪、蔡友辉、李珍磊、施培明等,虽然参加演出的时间有的才几年,多的也不过十几年,但是也会二、三十出戏。只要好好加以整理或改编,旧的剧目一定还有相当一批可以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同新编的剧目一起成为高甲戏的保留剧目,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在整理旧的剧目方面,现在已有的成绩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例如《织锦回文》这出戏本来是元曲大家关汉卿的作品,但是它的原作早已失传,只剩下一个名目,而高甲戏却整理了这出戏,很可能这里头还保存着关汉卿原作的某些遗迹。至于高甲戏保存的民间乐曲遗产显然也很丰富。它不但以梨园戏的南曲为主调,并且还吸收了龙虎调、傀儡调、笼吹、十音和闽南民歌的曲子。不仅如此,它的唱词和说白中也保存着许多古代中原的音韵。当然,为了改进和提高剧本的艺术性,在继续保留许多古代中原音韵的前提下,我希望高甲戏的唱词和说白还要加以修改,使它们更加接近于今天在全国通行的文学语言。
同时,为了进一步发扬高甲戏的传统特色,我更希望高甲戏原有的水浒剧目,能够尽可能加以整理和恢复,并且应该增加一批新编的有关农民斗争故事的剧目。现时保存的高甲戏原有的水浒剧目,听说还够十五个晚会的演出需要,还有三国戏的数量也不少,可惜这些都不曾整理过。近来新编的剧目有郑成功的故事,很受群众欢迎;还有丘二娘的故事,同样受到欢迎,因为她是闽南地区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农民起义女英雄。不难设想,如果多编写这种阶级斗争的故事,效果一定很好。而在闽南,同其他地区一样,这一类的故事还有不少。除了十年国内战争期间工农红军的故事正在整理的以外,在历史上,宋末的曾少龙和詹铁义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元初刘德总的起义军和元末的吕光甫起义军,明代邓茂七和陈敬德的联合起义,以及温文进、陈日辉等的起义武装,都是在南安和泉州一带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把这些故事编成剧本,在高甲戏的舞台上演出,可能是比较适合的。
这一次,高甲戏剧团来京演出,我很高兴地看了几出好戏。为了表示内心的喜悦和祝贺,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高甲戏剧团的同志们,作为纪念:
二百年前唱宋江,
闽南村社梨园腔。
泉州处处传高甲;
水浒家家话晚窗。
莫怪舞台常有丑;
从知技艺本无双。
远来京国殷勤意,
相祝何须倒一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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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语说文

引用古书的方法
林曦
近年人们写文章喜欢引用点儿古书。考证孔子学说给哪个阶级服务的文章自然要引用《论语》;谈说杨花的知识小品也要引几句古诗和古医书。这没什么不好。因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丰富的。在无边的知识海洋中,经过长远的、艰苦的探索,流传下来的诗、文是宝贵的,是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很有用的。只要不是浮皮潦草地信手摘拾、装点门面,而是经过融会贯通,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引用些古书让古人的思想感情能和今天的群众见见面,自然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古书是古人用古代的语言、文字写下来的,今天的广大群众并不是人人能读通的。因此,今天的文章作者在引用古书给群众的时候,就得动动脑筋,想想方法;而不能主观地以为只要照本直抄,自然人人能懂。
白话文章中引用文言古书,可以有三种方法:一种是融会重述法。引用者先把要引用的古书真正读通了,然后用现代的普通话重新把书中思想说出来,而且说得精采动听,不失古书真义。这是上等方法。毛主席引用《列子·汤问》上的愚公移山一段故事,就是这种方法的典范。试想: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而在大会上照念《列子》的原文,或者逐句讲书,会有几个人能听懂呢?引用这段古书所要达到的目的——说明发动群众可以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不是就难以很好地达到了吗?这种方法,我以为在今天的报纸、刊物上写文章引用古书时应当多用。就算重述得不像毛主席的《愚公移山》那样生动传神,只要能把所引用的那段古书直译为白话,不走样,不失本意,也就表示出了引用者对读者群众负责的精神了。也许有人说古书不好懂,很难重述。如果你对所引用的书既未能弄懂,不会用普通话说出它的意义,那你的文章中又何必一定要引用它呢?直抄自己不懂的古书,群众看了不是更加不懂吗?可喜的是,近年来采用这种融会重述法引用古书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了。甚至有些讲历史问题的文章引用史籍,也有意地采用了这种方法。
第二种是摘录解说法。先直接引用古书的原文,接着用普通话加以扼要的解说;或者在上下文的衬托下使所引古书章句意义自明。对于一般人较为熟悉或者常常为人引用的章句,是可以这样引用的。
第三种方法就是照书直抄法了。既不译述大意,也不说明衬托;只图自己省事,不管读者是否能贯通。自然,如果是学者写给学者看的专门著作,不译不解互相就能了解,那当然也可以用此法。另外,为了表明词语来源,说清史实根据,故意来个“有书为证”,那也无可厚非。然而即使如此,改用第二法不也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吗?
在引用古书上肯为读者群众设想,多采用一二两种方法,就可以多出现一些明白可读之文,少遇到一些古奥冷僻的字。大家省下些翻查《辞源》《辞海》的功夫,多作些于现实生活、斗争有用的事,岂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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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喜欢新民歌
我是一个青年教师,非常喜爱《红旗歌谣》里的许多民歌——那丰富的想像,火一般炽烈的感情,以及豪放雄伟的气魄,在我脑子里留着深刻的印象。可惜这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民歌,这几年不多见了。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的,经常是些带有知识分子腔的新诗。这些诗,尽管作者在选词练句上下过一番苦心,也有一些诗确实写得不错,但是,我和我那些农村青年朋友总觉得美中不足。我们所以喜欢新民歌,一方面因为它好读好记,而且还因为对农业生产劳动能够起直接的鼓舞和激励作用。不久前,我碰到一位喜欢写民歌、现已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同学,因为看到报刊上很少发表民歌,他也不再写民歌了。
近年来,报刊杂志的编辑同志对新民歌重视不够,很少发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希望报刊能注意这个问题,以便改变这种情况,推动新民歌的创作进一步发展。
〔兰州 兰西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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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对儿童歌曲创作的建议
最近在《歌曲》、《上海歌声》上,出现了不少为儿童所欢迎的儿童歌曲。但我觉得,在目前儿童歌曲的创作中,还应当注意几点:
首先是音乐工作者在加强对儿童进行关于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儿童的生理特点。有的儿童歌曲的音域不合乎儿童年龄的特点,孩子们唱起来很感吃力,这对儿童的发育是有影响的。
第二,要重视儿童歌曲的民族风格,多写适合农村儿童唱的歌曲。《歌曲》编辑部征稿中出现的《山里的孩子心爱山》,这首歌曲的鲜明的民歌风味和动听的曲调,很快就受到了山区孩子的欢迎。希望多创作这样的歌曲。
此外,要加强优秀儿童歌曲的评介工作。一首好歌曲,如果通过报刊的介绍,就能帮助教师们更好地选择教材和丰富教师的教学内容。这对教学工作是有相当补益的。
〔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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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收序曲(二首)
陈湘子
磨镰一个铁小伙,一个黑姑娘,谁也不吭声,脊梁对脊梁……两人磨镰刀,沙沙一个腔,共使一河水,同蘸明月光。一阵柳丝风,送来麦花香,镰刃磨锋利,麦收干一场。
打 镰叮当叮,当叮当!俩仨小伙抡大锤,个个脱成光脊梁;胡子老爹睡不着,呼哧呼哧拉风箱。公社社长是老铁匠,红光满面像关云长,笑望窗外的麦苗,镰刃上又加点优质钢。叮当叮!当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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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连升三级》速写  叶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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