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
——评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张玉楼

自从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以来,关于这个学说、特别是关于这个学说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否适合于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从来就是有争论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个争论并没有最后终结,它仍然在不同的时间里面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这里所评论的刘节先生的这一篇文章①,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正是这个斗争的反映。
这篇文章是从古代思想史上几个概念的理解问题谈起的,但刘节先生自己说得很明白,他谈这几个“个别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以偏概全”,“一隅三反”,是为了借此来论证一般的历史方法的。文章虽短,旗帜鲜明:这里提出的是一种值得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理论”。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教授提出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吧!刘节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总结自己的意思说:“总而言之,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问题。相反地,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是真能够古为今用的。”这几句“委曲其词”的话如果说得明白些就是这样:如果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释古代历史,往往不免要“教条化”,要“机械”,要“成为问题”;反之,如果要“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就不能“把古代的历史事件样样都纠缠在阶级观点上去”②。
这种“理论”到底有什么根据?刘节先生说,因为阶级斗争“一直到了近代,才被科学的历史家——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如果肯定古代的思想家也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双方旗帜鲜明,你一刀,我一枪,阵脚不乱,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因此,如果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释马克思以前的历史,那就“不合乎历史事实”。
左一个“历史真相”,右一个“历史事实”,刘节先生俨然以客观历史的捍卫者自居,但是据我们所知,刘节先生从来不是对历史事实这样看重的。他在旧著《历史论》里曾这样说:“应该注意到人类生活的全面要点,提纲挈领地构成骨干,以支配这许多史料,使之适合于史学家自己的史意。”③这就是说: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到“史意”,而是以经过主观“支配”的事实来凑合史学家自己的“史意”。当然这是旧话重提了,如果刘节先生早已放弃了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真正忠实于历史真相,人们自然是欢迎的。
然而稍加考察,人们便会很遗憾地发现,就在刘节先生这一段话里,还是包含了一个歪曲史实“使之适合于史学家自己的史意”的实例。因为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如他所说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发现的。马克思本人曾经强调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④不过,阶级斗争学说的“批判”者所以愿意原谅那些首先描述阶级斗争的人,而独不肯放过马克思,倒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们虽然承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却不愿承认工人阶级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权利;他们虽然对阶级斗争的某些方面作了描述,却不能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把阶级斗争学说奠定在科学基础上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科学地解释了阶级斗争的事实,而且全面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当前革命斗争的武器,同时又是观察全部阶级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
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刘节先生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载《学术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一文里,他表示要跟“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处理中国思想史”的方法唱对台戏,认为应当“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来实现“人文主义的极盛时代”;在《谈史料学和史学史》(载《文汇报》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四日)一文里,他否认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的阶级性,宣称在史学史中分析批判史学家的史观就会使“内容太贫乏”;在《孔子的“唯仁论”》一文里,他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一次,他又提出了明确的反对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研究历史的“理论”。
从刘节先生的一些文章,人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范围。——我是中国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外国史,不适合于说明中国史!——我是古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近代史,不适合于说明古代史!——我是文化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经济史,不适合于说明意识形态史!——他以为他是有根据的。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他的根据略做一些考察的工作。

刘节先生用来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武器,其实不过是孔夫子所用的两个陈旧的概念,一个叫“仁”,一个叫“礼”。
据刘节先生说,这两个概念纯粹是抽象的,一点也没有什么阶级性。因此,他认为“把古代的历史事件样样都纠缠在阶级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得通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思想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实际上,刘节先生自己也承认,“仁”的内容不外孝、悌、忠、恕;孝是指父子关系,悌是指兄弟关系,忠是指君臣关系,恕是指朋友关系。这些关系,明明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怎么能说“仁”是没有阶级性的?“礼”更具体了。孔子说,礼的目的是令民“有耻且格”,令民“易使”,这能叫做没有阶级性的抽象概念么?
可是刘节先生另有他的解释。他说,“仁”固然有其具体内容,可是它也可以超越这些具体内容而独立存在,它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上的名词”,这个名词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纳出来”,不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的人,只要作为一个人,他的本性就规定了他应当讲求仁,仁是一种从人性中产生的抽象的道德规范。“礼”也是一样。
孔子的“仁”和“礼”是不是绝对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事情只能是这样的:孔子自己可以认为那是绝对概念,他可以把它们当作从人和社会的某种“本性”中抽象出来的东西;但在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绝对概念,而是孔子所属的阶级的狭隘利益的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由既定的社会制度的存在而得到肯定的,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绝对肯定就是对于他们自身的绝对肯定。这个社会制度的本性同他们自身的阶级本性是完全吻合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⑤
由此可见,对于孔子来说,他把自己阶级的规定性当作绝对的规定性,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刘节先生为什么也把它当作真正的、绝对的规定性。
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本身证明,就在孔子的时代,也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统一的、对任何人都适用的“仁”。墨子也讲仁,但墨子的仁要求“兼爱”,孔子却要求“亲亲”;墨子的仁要求“交相利”,孔子却“罕言利”。《国语》记公子絷的观点:“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孔子却反对“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提法。墨子、公子絷恐怕不会跟刘节先生一样感觉孔子的仁对他们有万有引力那般的吸引力吧!孔子把他的仁当作绝对真理,墨子也把他自己的仁当作绝对真理,阳虎还有阳虎的仁:“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在阶级社会中没有统一的人类之爱,也没有大家公认的真理和正义。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认为的真理和正义。对于剥削阶级是保证其实现自己利益的东西,对于被剥削阶级正好是否定其实现自己利益的东西。对于剥削阶级的正义,正好是对被剥削阶级的非正义。每一个阶级都把它自己的规定性当作绝对的规定性,在它们的对立和交战中恰正表明了它们都不过是一些相对的规定性。如果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同情其中某一阶级关于自己的幻想,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概念只是每一个阶级在阶级斗争的搏战中写在自己旗帜上的简明的政治标语。
人们都说孔子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往往表现为比较最抽象、比较最普遍的概念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那把统治阶级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旧的传统观念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⑥而另一方面,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必须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如果要了解各不相同但都以普遍形式表现出来的概念的真实内容,了解这些思想斗争的真实意义,就必须深刻地分析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生活条件,分析这些生活条件如何通过一系列的中介而在观念上得到表现。并且只要这样做到以后,也就给我们提供了判断这些斗争中各派别的是非曲直的标准。我们认为每一个阶级都有它自己认为的真理和正义,但并非像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者一样认为对于人类没有真正的真理和正义可言。我们认为,处于革命地位的那些阶级的革命要求,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真理和正义;因为它体现着历史的前进的要求,它代表着全体非统治阶级群众的共同利益。但这里必须注意,即使是革命的阶级,只要它是剥削阶级,那末,它所标榜的原则也仅仅在反抗旧统治阶级这一点上与群众的原则一致,但从根本上说来,对于群众,这种“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⑦。这种原则仍然并不是什么普遍概念。这里要附带指出,冯友兰先生强调孔子代表新兴地主,因而他的“仁”就具有真实的普遍性而不只是狭隘的阶级利益⑧,这是错误的。历史上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它自身的解放以人类的一般解放为前提,因此它的革命原则才是真正的全体人民的革命原则。
由此可见,要想说明历史上各种以绝对的和普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念的内容和意义,并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不是需要别的,正是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阶级分析方法。
但是这些道理尽管是很明白的,还是未必能使刘节先生信服。因为第一,刘节先生问:假如说孔子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那末,“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不重视孔子,正相反,在压迫孔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仁”和“礼”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那末,孔子却用“仁”和“礼”来跟统治者斗争,不但不许统治者们放纵自己,予取予求,而且还要求他们舍弃自己的利益去“爱人”,这又怎么能说得通呢?第二,刘节先生否认孔墨间的对立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他认为,如果照现在的说法,孔子是代表统治阶级的,那么,墨子当然是代表人民大众的了,可是为什么他也主张“天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呢?“这算是什么阶级立场呢?究其实都是他们根本没
有这样明显的阶级观念。孔子、墨子时代有孔子、墨子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我们这时代的问题不恰当地摆在他们身上。”——刘节先生的逻辑是:凡属同一阶级,就不会发生矛盾斗争;凡属发生矛盾斗争,就只能是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跟被剥削阶级的大战。他企图用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代替了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宣布,他“驳倒”了马克思主义。
刘节先生显然没有理解,凡是他想像可以用来“驳倒”阶级斗争理论的“事实”,都正好最有力地表现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孔子曾经跟许多个别的统治者剥削者发生过矛盾冲突吗?是的。但是,历史上哪一个统治阶级正统派的思想家不以该阶级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而与某些统治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呢?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利益的矛盾。每一个个别的剥削者和统治者,为了实现和扩大自己的私人利益,他们通常不愿社会给他们以任何约束。但是,对于他们中每一个人来说,其得以进行剥削和统治,并非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志,而是取决于既定的社会制度,取决于他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既定的地位。他是作为一群人的一分子、一个社会集团的一分子、即一个阶级的一员而成为剥削者和统治者的。与这一个阶级相对立的是非常广大的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他们没有一天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寻找各种各样的空隙去反抗统治阶级,去破坏现有的社会制度,力图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剥削和统治。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巩固现有的社会制度,维护业已确定的各种社会秩序,保持他们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集体统治的力量,这是他们任何个人利益的前提。既然如此,那末,在阶级社会中,个人利益必定发展为阶级的普遍利益;而既然成了普遍利益,又反过来与个人利益发生一定的矛盾。为了实现阶级的利益,每个个别的人就有必要舍弃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在他看来,抑制自己的某些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阶级的共同利益(表现为“礼”),就是每个个别的统治者和剥削者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仁”。为了实现这种共同利益,他对本阶级的成员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他也很严格地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首先去“事父”、“事兄”、“事君”、“先施乎朋友”。为了统治阶级的自我实现而要求个别统治者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我舍弃,这不但不能说明“仁”、“礼”等等观念的非阶级性,而恰好相反地证明了它们最强烈的阶级性。
每一个个别的剥削者和统治者通常总是不愿接受任何约束,但结果又不得不接受反映他们共同利益的一定秩序的约束,因而,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普遍利益的阶级利益就会跟私人利益发生各种矛盾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一个统治阶级正统派的思想家通常总是以维护普遍利益为他的责任。因为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存在着分工,其中一部分人作为该阶级中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而出现,他们把编造反映本阶级共同利益的思想和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一般说来是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的。然而,在一定范围内,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⑨。在阶级的共同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冲突中,在“礼”和“非礼”的矛盾中,正统派思想家在分工中的这样一种地位决定了他们通常必须以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出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通常以“自我牺牲者”的姿态同“利己主义者”们发生冲突⑩。如果抓住这种情形就说他们并不维护统治者的利益,那不是颠倒黑白吗?因为事实非常明显,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本质上无非都是统治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自己利益的必要形式。
由此可见,孔子以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礼”的维护者自居,并与某些统治者剥削者发生矛盾冲突,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刘节先生为什么也把孔子维护的东西当作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东西。
当然,历史上剥削阶级范围内的思想斗争并不只有上述这一种情形。某些剥削阶级不一定是统治阶级,企图夺取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跟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之间,必然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在同一统治阶级内部,也还有不同的阶层和集团,各个阶层和集团相互之间有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由此反映在思想战线上,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也会有“旗帜鲜明,你一刀,我一枪”的斗争。如果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必然是清一色的,那也不合乎事实。刘节先生又请出墨子来给他帮忙,好像说墨子对统治阶级有所幻想,就等于说墨子思想不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这就可以证明孔墨对立与阶级斗争无关。这里且不论墨子思想的阶级性质究竟如何,也不必细细说明墨子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为何对统治阶级存有幻想,因为即使依照刘节先生的说法,承认墨子并不代表当时被剥削阶级的愿望,那也丝毫无助于刘节先生的非阶级斗争论。刘节先生这种“史意”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根本没有人说过思想斗争只许发生在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而不许发生在剥削阶级的范围之内。如果孔墨的对立果真是剥削阶级内部的思想斗争,就必须深入地考察为什么在剥削阶级中间发生了这样全面的思想对立,考察双方的观念各与什么样的利益相结合,考察这些不同的利益各与怎样的生活条件相联系,然后才能给以科学的总结。反之,如果像刘节先生一样,把思想斗争歪曲成单纯的抽象的概念的争执,那末,历史家就必然会落到像马克思所说的,“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对某些思想家的评价问题。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曾经猛烈地抨击过一些剥削者的罪恶,要求实行或亲自实行对这些罪恶的严厉制裁。在他们的著作里,可以看到对人民疾苦的一些描写。有的人看到这类现象,往往轻易地给以肯定的评价,对这些思想家的这种表现大加赞扬,送上“人民性”、“民主性”等等桂冠。在这方面,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他说:
“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与马克思所描写的那些经济学家相反,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如果消除斗争、灭绝斗争,那么某种奴隶制度就只能够永远保存,历史不会取得任何进步,人类永远不能获得解放。在我们看来,古代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样都是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这些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阶级对抗是同时发展的,我们须要考察的乃是在当时诸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在历史上每一个发生统治危机的时代,都出现过许多这样的思想家,他们也揭发当时社会的各种“缺陷”,也反对对人民的过重的剥削,也要求“纠正”许多黑暗现象,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得这个社会的阴暗面显得不那么可怕,只是为了把统治阶级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只是为了消除和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为了延长那已经过了时的、对于人民群众说来已经是不可忍受的制度。这种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我们研究思想史,必须细致地分析每一个思想家代表的或接近的是哪一个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在当时的历史运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必须考察这些思想是有助于激起代表着当时社会否定方面的那一阶级的斗争还是相反;必须分析他们是要求实现这个否定的阶级在其斗争中所促成的社会生活的新的变革,还是要求修补、维持和延长已经过了时的制度。所谓人民性,它的标志并不在于他们似乎为人民流过慈悲的眼泪,而在于他们的思想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倾向,这种倾向在当时有利于代表社会否定方面的阶级的斗争,这种倾向符合于这个阶级不断成长并最后求得解放这一总进程在当时的需要,因而多多少少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要想说明思想家们在剥削阶级范围内引起的各种矛盾,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不是需要什么别的,正是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前面我们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仅是观察全部阶级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指导我们当前革命斗争的武器。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可能不涉及当前政治。刘节先生这一篇文章正是这样,文章的题目就叫作《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问一问这是什么政治?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或地主阶级的政治?
刘节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不要以为这样一来他所说的“当前政治”就真成了他所喜爱的“绝对抽象概念”。让我们来看看他说的是哪一种“当前政治”吧!
我们还记得他说过:“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是真能够古为今用的。”什么叫“恰如其分”,我们已经领教了,那就是指不得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然而这种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写的历史,如何可以和将欲如何“古为今用”呢?刘节先生又没有正面回答。好在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
那就是他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句话用于当前政治的一个方案。刘节先生对于孔夫子为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关系规定的这一个准则特别赞赏。早在一年以前,他就大肆宣扬这个准则放之四海而无不准,用之古今而无不合,“岂止封建社会中才有的呢?”当然也完全适合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了。我们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是不适用的。我们对敌人,不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即要打倒它,消灭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人民内部,是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范围内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刘节先生反驳道:
“又有人说,对阶级敌人说来,正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话是有限度的,不能适用于阶级敌人。我以为二者之间也没有根本相排斥之处。孔子不是也杀过少正卯吗?所以问题也不是这样简单。如果真正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话的精神,可能在无形中会减少了许多敌人也不一定。这也不能不算是一种看法吧!”(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谁说这不是“一种看法”呢?这正是对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看法。什么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就是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如果我们按照刘节先生的建议,对这些人采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对这些人“施仁政”,势必使他们有大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机会,势必便于他们阴谋复辟的活动,其结果就必然是革命人民的遭殃被害。事情只能是这样:或者反动派和反动阶级对人民实行“己所不欲而施于人”,——那就是反革命的专政;或者是人民对他们实行“己所不欲而施于人”,——那就是革命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我们解除自己的武装,对敌人“施仁政”,那是完全错误的。
非常明显,刘节先生有他的“古为今用”。这就是什么封建时代的礼乐充满了“人情味”,没有这种人情味,“那就是所谓‘礼坏乐崩’了”呀;什么要根据孔子的经验,“逃出”“现实世界的重围”呀;什么孔子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是“一段美好的意见”,叫人们不要把它“白白糟蹋掉了”呀;什么世俗人“愚妄的力量非常之强大”,要学习孔子“疾固”的精神,“疾当时世俗人的愚妄”,“一定要去改变它”呀,如此等等。
刘节先生要用他的“历史研究”去为什么样的“当前政治”服务,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孔子思想讨论的过程中,曾经有人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中,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现在看来,封建主义到底还是一个未可轻视的敌人。资产阶级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随时可以唤起封建的幽灵充当他们的合作者。因此反封建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不能轻忽的任务。有人说,对封建社会的圣人应该“宽容”,“因为古人不会喊冤”?。是的,“圣人”自己是不会“喊冤”的,可是自动出来替圣人喊冤的不是大有人在吗?真是所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历史研究到底如何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重温一下近代史学史的基本历程。
在本文一开头,我们曾指出,阶级斗争的事实最初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是并不讳言的。但是,这种情况保持得并不长久。因为“社会战争”的暴风雨不久就扫到了资产阶级自己头上,一个新战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年轻的无产阶级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新的社会战争在一八四八年的初次大爆发使得资产阶级对于阶级斗争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承认阶级斗争这个几千年文明史上最基本的事实对于资产阶级既已成为危险,资产阶级史学可以勇敢地面对着历史的时代就结束了。现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用厌恶的眼光看待阶级斗争,他们或者歪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描写为人类的灾祸,把革命描写为疯狂;或者干脆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用神意或天才人物来解释一切。这种反动史学的唯一目的就是挽救资产阶级死亡的命运。
与歪曲历史的资产阶级史学相反,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是唯一可以说明历史真相的科学。无产阶级对待历史光明磊落,无所畏惧,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历史的客观规律吻合无间。无产阶级根据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证明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阶级和平,残酷的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但是这种斗争最终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研究又证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新的社会不会自动到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对于历史的这种认识无疑可以极大地帮助人民群众建立和巩固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帮助他们认识和自觉地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不但使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而且使历史科学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有力助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是和科学性相一致的。
从一八四八年到现在又已过去一百一十五年了。无产阶级革命已在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正是在这样的关头,帝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各种各样敌人必然要大肆进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宣扬阶级调和。在这场斗争中,对于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说明历史真相,深入地研究和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历史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代是早已改变了,人们也应当跟着改变自己。也有这样的人,他们长期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往往就在那里面迷失了方向。列宁说:“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像)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在阶级斗争的历史真相早被揭露得如此鲜明的现在,可实在不应该再走错房间了。
①发表于《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②语见刘节先生另一篇文章:《孔子的“唯仁论”》,载《学术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以下引语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于这两篇文章。
③刘节:《历史论》,正中书局一九四八年版,第四五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六三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一九九至二○○页。
⑥同上书第三三一页。
⑦同上书第二卷,第一○四页。
⑧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一一至一一三页。又冯友兰:《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见《孔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九一至二九三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三页。
⑩参看同上书第二七四页。
?同上书第四四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一五四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一四八一页。
??唐兰:《评论孔子首先应该辨明孔子所处的是什么样性质的社会》,见《孔子哲学讨论集》第三五三页。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四五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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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历史研究》载文论述坚持历史科学党性等问题
《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发表了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一文。其中一个部分是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党性的论述。
作者在这一部分中首先阐述了学术同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学术同政治当然有区别,但是绝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所谓学术、学理或社会历史学说,无不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又直接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人们研究历史,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资产阶级的一派宣称历史同现实生活无关,正是为了防止人们从历史这面镜子里照见现实事实正面或反面的影子,把人们引向脱离现实斗争的道路。其实,资产阶级历史学里面也有很多人承认研究历史需要有时代目的。古今中外是没有同政治无关的历史书的。
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都要为政治服务,但是它们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作者指出,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是一致的。因此,遵循马克思主义,揭露历史发展,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为政治服务。作者还根据大量的、特别是伪造中国历史的资料,揭发了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家反历史、反科学的事实。
作者指出,坚持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同把历史作为客观过程来研究,要求这种研究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是统一的。
知识是必要的,但是仅仅有知识绝不可能认识历史的本质过程。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才能发现事实真相和历史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不怕揭露客观真理。历史科学越是深刻地揭露历史的客观过程,就越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现实、预测未来的工具。随意加进什么,减少什么,都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历史研究中的党性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无党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历史家也是有自己的党性的。主张历史科学无党性原则,就正是资产阶级党性原则。作者举例批驳了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历史科学党性原则的谬论。他说,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家一面拼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而另一面却肆力进行反动的宣传。中国资产阶级学者里面也不乏其人。因此,问题显然不在于资产阶级历史学有没有党性。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有自己的党性,有自己的立场。资产阶级历史学也是一样。问题只在于不同的党性、阶级立场在历史学里面发生的作用是什么。作者指出,严格的科学性,高度的革命性,以及这两者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有的特色。研究中国近代史,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党性原则,就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还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任务、需要研究的问题、正确对待史料考证、参加现实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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