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爱和恨和宣传（一）
赤子
有人说：印度国大党人的出发点是爱，中国共产党人的出发点是恨，两者代表着两种对立的立场。从中国遣返印度战俘和印度拘禁中国侨民两件事看来，两者的立场确乎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却决不是什么爱和恨的对立。
中国遣返了侵略中国领土而在战争中被俘的印军官兵；
印度拘禁了中国侨居印度的和平居民，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中国工作人员对待印度战俘的态度是：尊重他们的人格，发还他们的全部财物，保证他们跟自己家庭的通信往来，治好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创伤和疾病，给一些不适应高山气候的人输足氧气，并且背他们爬过四十度的雪坡……因为这样，很多印俘在临别的时候，满眶热泪，跟中国朋友难舍难分；
印度当局对待被拘禁在德奥利集中营的华侨的态度是：任意地虐待他们，扣留他们的几乎全部财产，剥夺他们的通信自由，拆散他们的家庭，强迫他们背叛祖国，在印度当特务或者去台湾，在一天里用毒打和开枪打伤八十多名要求回国的华侨，把一百多名关进特设的监狱……因为这样，幸而能够回国的难侨，在踏上祖国的轮船和土地的时候，不禁痛哭失声。
中国不待印度的要求，已经无条件地遣返了全部印度战俘；
印度经过中国再三抗议，直到中国轮船开到印度港口的时候，还在使用各种暴行和诡计阻挠华侨回国。这种迫害，现在还没有停止。
中国方面对待侵入中国的战俘的宽厚，印度方面对待和平侨民的狂暴，都是历史上少见的。令人注目的是，印度对待华侨的态度，俨然是对于中国对待印俘的态度的一种答复。请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答复啊！
这里没有任何复杂的政治问题，一切都是异常简单，异常清楚。你在印度当局身上找不出一点爱的哲学的影子，如果世界上真有这么一种哲学的话。他们的行径当然不是以德报德，更说不上以德报怨，而且也决不是以怨报怨。因为第一，在印度的华侨并没有向印度政府挑过衅；第二，中国政府对印度战俘也没有过任何虐待。
有些主持公道的先生们说：印度国大党人本来是讲爱的，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作得不对，所以才变为恨。看来，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中国对待印俘不那么人道，也许印度当局对待华侨不那么反人道了。……
啊！多仁慈的印度资本主义，多凶恶的中国共产主义！啊！多文明的资产阶级，多野蛮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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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廷贵
曾岛
在山西翼城县城关公社有这样两个大队，一个叫西梁大队，支部书记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吴春安；一个叫城南大队，支部书记是赵廷贵。两个大队地连在一起，相距只有几里路，彼此都可以望见。这两个大队原来是合在一起的，去年才分开。合在一起的时候，大队长是吴春安，赵廷贵是支部书记，两个人一直合作得很好，直到现在，赵廷贵遇到生产上的一些问题还经常向吴春安请教。
吴春安是全国知名的人物，特别忙，经常到外面开会和传授植棉经验，队里的许多事情都落在了支部书记赵廷贵的身上。这个黑脸膛的人，精力似乎特别旺盛，他既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又认真地做队里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个闲的时候。许多人都知道劳动模范吴春安，却很少知道支部书记赵廷贵。赵廷贵对此毫无怨言，还是积极地工作和劳动，用全部力量把队里的事情料理好。他认为荣誉归于吴春安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吴春安在生产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吴春安的荣誉也就是全队的荣誉，自己为什么要去计较这些呢？革命干部就是应该干工作呀！
有一次大队评选模范，社员和干部认为赵廷贵工作和生产都很出色，评他为头等模范。他认为不合适，坚决推辞。他说：“做好工作，是支部书记应尽的责任，应该评选别人……。”当别的当选的模范也要推辞的时候，他又说：“你们推不应该，我是支部书记，和你们不同。你们当选模范，我作支部书记的，脸上也光彩。”
这个衣着非常俭朴、别人在路上碰着分不清他是干部还是社员的人，在劳动中可不含糊，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麦收是全年季节中比较忙的时候，他一步也不离场边，一直干活，晚上就睡在那里，小心地看守，生怕社员们用一滴滴汗珠换取来的果实遭受一点损失。在这时候要找支部书记，不用问，到晒场上找他就行了。麦子不收好晒好，他总睡不着觉，直到一切都安排妥当，他才能安下心来。
一次翻地，牲口不够，而地翻迟了就要影响生产。赵廷贵建议用人“拉地”。社员们说：“这怎么行？”他说：怎么不行？说着拿起镢头就干开了。社员们看见书记都亲自动手，也就跟着干起来了。三队队长李福海年轻力壮，劳动是个好样儿的，在“拉地”中，活比赵廷贵干得多。赵廷贵第二天起个早，就把李福海赶上了。这大大鼓舞了全体社员，大家一加劲，翻地的任务就提前完成。这件事至今在社员中还引为美谈：那回“拉地”，老赵可真带劲……而他总是笑笑：“在困难的时候，干部就是要带这个头，支部书记不动手，光是指手划脚行么？干部带头劳动，干重活，不是为了多挣几个工分，而是要带动群众”。
去年，有一次拨弄棉花行子，因为早晨露水大，社员们一个个都站在地边，迟疑着不愿进去。赵廷贵把袖子一挽就进去了。“书记下了田，干劲自然来”，于是社员们也不管打不打湿衣服，一个跟一个下到地里去。
解放后，社员们的生活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赵廷贵的生活却还比较困难。他可不是爱叫苦的人，总是精神饱满地工作和劳动。
他有时到县里开几天会，每天晚上总得赶回家去，有的同志批评他晚上老是朝家里跑，他也不吭声。很久以后才了解，他家人口多，被子少，没有多余的带到城里去。这些他从未向人谈过。队里去年棉花增产，亩产一百一十斤，棉花有的是，他一丝一毫也不动用。队里的同志看不过去，要给他补助，他坚决不要。他说：“这算得什么呢，比起我解放前的生活好多了，何况群众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呢。”
赵廷贵原来不是本地人，老家是河南滑县，家庭是个贫农，父亲在一九二○年逃荒到山西翼城，靠挑担子过活。赵廷贵是在翼城出生的。姊妹七个，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一九二一年家里把大姐姐卖了，一九三六年又把四兄弟卖了。他本人十二岁起就讨饭，十四岁就给地主当长工，直到翼城解放。土改后他当了农会干部，一九四七年四月入了党。从合作化起一直当支部书记到现在。一想起解放前受的苦和解放后当家作了主人，他心里就充满了干劲，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了他。他经常以自己的经历以及别人的痛苦的遭遇来教育社员和干部，叫大家看到今天，不要忘记过去；想着过去，今天就要更好地劳动和工作。这种教育的方法非常见效。
赵廷贵在工作中忘记了自己，却没有忘记关心群众的生活。他的眼睛那么敏锐，别人注意不到的，他却很容易地觉察出来。有一次他从城里开会回来，村里有艺人在说书，听众不少，黑压压的一大片。他在人群里发现社员刘奎玉腊月衣着还很单薄，他就建议队里补助刘奎玉三斤棉花，借给十块钱，请两个妇女帮他缝了棉衣。这不但使刘奎玉本人深深感动，也使社员群众赞叹不止。他们说：老赵自己生活困难从不叫苦，对群众的困难却这样关心……。
“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关心别人，忘记自己”，这是社员群众对他的评论。县里的同志对他的评论却是：“这是全县支部书记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勤勤恳恳，认真地工作和劳动，目光远大，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样的干部在农村中是到处可见的。赵廷贵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是平凡的，然而是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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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出社会主义的滑稽戏《满园春色》
王寿
上海市滑稽剧团在大热天远道来京演出，使首都的南方观众和不大懂上海话可是爱好并支持这一剧种的文艺家和广大观众，得饱眼福，丰富了文化生活，收到观摩和交流经验的益处，应该说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这几天剧场里最多的是上海人，还有戏剧界和曲艺界的同志。不断的笑声掌声，说明了节目受欢迎的程度。我听见坐在我后一排的观众在跟同伴说，这些戏在上海的票价比这里要高，可是照样很不容易买到票。言下之意，他是十分满意能在北京看到滑稽戏的演出的。来自各地的人们，看到家乡的戏剧曲艺，总会产生亲切之感。因此想到，如果不是百花齐放，而是一花独放，那将是多么脱离群众。
我只看了一场《满园春色》，从头笑到底，可是没有什么低级和不健康的东西。从许多使人发笑的对话、动作和情节中，使人看到了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同志的新的精神面貌，积极为人民服务，为集体利益操心；使人看到了新社会中劳动人民之间的崭新的关系，团结互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顾客和服务员之间的平等友爱；使人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到了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和人的改造工作中的伟大力量。
商业、服务性行业，在各种各样人们的心目中，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不正确的看法是有的。被服务的人既有错误的观念，就是服务的人也有不正确的看法。社会制度变了，可是旧观念、旧习惯还没有完全改掉。这种旧的东西是妨碍我们前进的。文艺作为教育人民的工具之一，就是要帮助人们去掉这种旧东西，代之以新的思想、新的习惯，就是所谓移风易俗。服务性行业包括范围很广，从业员很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巨大作用。能够有一些戏，反映这方面的问题，起宣传教育作用，不仅对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有好处，就是对整个社会也有好处，可以使我们大家对服务性行业及其工作人员，产生应有的重视和尊敬之感，去掉那种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旧习惯、老观念和错误态度。《满园春色》所选择的题材是好的，是为文艺创作者所重视不够的。这个戏能够满足观众在这方面的要求。
戏剧不是理论性质的东西，它要用能够吸引人、打动人、娱乐人的艺术手段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满园春色》在艺术上是相当成功的，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有意义而不枯燥，有趣味而不低级，接受传统而有所革新。《满园春色》，满场欢笑，满有意思！
这个题材并不容易处理。一家饭店，几张餐桌，情节无非是招待顾客，动作不外乎端菜送饭。但是编剧有办法，挖掘到不少生活，刻划了几个不同的人物性格，编排了很多引人发笑而又有意思的对话，活泼机智，趣味横溢。演员同样是熟悉生活的，表演很有技巧。说噱做唱，都相当精彩。姚慕双、周柏春、吴双艺等演员，包括大多数配角演员在内，演得熟练而又认真，生动而又有分寸。从导演到舞台美术，看来也都是下了功夫的，因此获得了相当好的演出效果。滑稽戏从过去的状况及其地位，发展到今天的阶段，真是迈了大大的一步，很使人兴奋，使人体会到党的文艺方针的伟大和广大艺人的进步和努力。
这出戏对好的和不好的服务性行业从业员，有歌颂，有批评，而主要是歌颂。即使批评，也是从团结目的出发的，也还是为了要歌颂服务性行业。当然，这出戏也不是无懈可击。无论在思想性方面或者艺术性方面，都还可以进一步地加以提高。目前感到在挖掘矛盾、刻划矛盾方面还有不足之处，主要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好像还没有展开来写，似乎显得有些拘谨。现实生活恐怕还要丰富一些，矛盾冲突也还要尖锐一些，思想根源也还要深刻一些。但这个缺点无碍于整个戏的吸引人，并且有启发、教育的作用。希望剧团能够总结总结他们的经验，戏剧和曲艺方面的专家也能够分析分析他们的艺术创造方面的成就和不足之处，研究研究怎样运用喜剧或者闹剧、滑稽剧的形式来反映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满园春色》是一出相当成功的社会主义的滑稽戏，作为一个爱好地方戏剧和曲艺的观众，特向首都有同好的观众推荐。
（附图片）
〔徐启雄 插图〕
周柏春饰
姚慕双饰
吴双艺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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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员俱乐部一瞥
郑玮
当夕阳染红白云，黄浦江上空现出一片绚丽的景色的时候，在外滩的绿化地带的一座大厦上，你就会见到霓虹灯制成的、红色的铁锚和淡蓝色的海鸥的标志，向浩荡奔流的黄浦江闪耀着柔和的光芒，向远来的海轮招手问好。这里，就是上海海员俱乐部。
五十多年前，我国工人用勤劳的双手，在外滩建筑了这座华丽的大厦，但是却被英帝国主义霸占。
而今，海员们围坐在这个俱乐部里，不分肤色和国籍，不分年轻和年长。也许他们从没有见过面，但却像是多年相识的好朋友一样，在一起听着悠扬悦耳的音乐，互相进行着友谊的交谈。
那是一位老年的丹麦海员，他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海员，意味深长地说：“变化可真大呀！上海的码头，过去又脏又破，码头工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扛着沉重的箱子，踏着很窄很窄的跳板，摇摇晃晃地走上船来。现在呵，码头工人高高地坐在半空中指挥长臂起重机。许多年轻的姑娘，熟练地驾驶着拖车来来去去。”他越说越兴奋：“新中国的政府是多么关心工人的生活呵……”
“中国建造的海轮可漂亮啦！”一位智利海员热情洋溢地赞美着：“我这次在阿联的亚历山大港，看到了一艘悬挂中国旗的大海轮。……”
“在印度尼西亚港口，我们也碰到了一艘崭新的中国海轮，我们鸣笛，兴奋地呼喊，中国海员也鸣笛向我们致意。”一位希腊海员神采飞扬叙说着。
突然，海员们的视线停留在一位中国船长的身上。他穿着整齐的制服，和一位摩洛哥海员边谈边走了过来。
“骄傲，我们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感到骄傲。”不知谁说了一句，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了中国船长的手，接着是两双、三双紧紧相握。
年老的丹麦水手斟满了浓馥芳香的葡萄酒，庄重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向这位中国船长说：“为我们的友谊，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干杯！”大家豪迈地一饮而尽。
是呵，不少海员在离开的时候，总是依依不舍，他们往往把自己心爱的东西，送给海员俱乐部留作纪念。在国际海员礼品室里，陈列着各国海员送的许多珍贵的礼品，每一件礼品都洋溢着海员的深情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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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风雨
鲍明路太湖呵太湖，满湖依旧是狂涛巨澜！浪击山岩——震天炮响，雨射芦苇——枪声不闲。太湖呵太湖，气概依旧是无限豪迈！湖心跃出七十二座青山，山山都似当年的巨帆。太湖呵太湖，你看帆下埋伏着游击队员；脱下破衣裹起步枪机枪，风里雨里扑向阴沉的对岸。太湖呵太湖，你看对岸烟雾惨淡，一道道电网左盘右挽，家乡的手脚被套上了铁环。太湖呵太湖，你再看，战士多勇敢！刺刀如排浪涌上陡岸，挑破电网，冲垮了黑暗。太湖呵太湖，你再听，军号多响亮！像出笼的公鸡齐声啼唤，
一声声唤来个黎明的江南……太湖呵太湖，老战友今天前来相探，且慢握别，可有嘱咐？送他立刻去跋涉千里关山。太湖呵太湖，打开高嗓门一阵畅谈：永不忘怀过去的岁月，前进路上还怕有什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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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图：稻谷丰收（木刻）
汤集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