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养其习于童蒙
陶然
有了孩子的老朋友,久不见面,一旦相遇,总是很关心彼此的孩子。“你那孩子多大了呀?”“你那孩子长得壮实吧?”见了孩子,若是五、六岁的,“来,给叔叔阿姨唱个歌!”于是有了“新发现”:“这孩子嗓音不错,培养她搞音乐吧!”大一点的孩子,经父母介绍,对方便说:“这孩子既然数学不错,让他将来学理工吧!”
不少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孩子由小学而升入中学而升入大学,将来作个医师、工程师、音乐家或者其他什么家等等。对孩子的专长、兴趣,应当从小注意培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首先需要关心的,还是孩子们身心方面的健康成长。至于能不能读到中学、大学,可根据社会的需要与孩子的学习成绩来安排,倒在其次的。
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门大学问。但是生活告诉我们,家庭教育对孩子十分重要,学校教育不能全部代替它。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如今受着无产阶级教育,但倘在家庭里养尊处优、娇生惯养,前者的作用便会被抵消。
最近在《羊城晚报》和《解放军报》上,看到一篇《地委书记的家风》的通讯,很值得一读。中共广东省汕头地委书记余锡渠同志,不仅本人保持着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而且教子有方,在家庭里也形成了勤劳俭朴的家风。因为农业上需要,他让小学还没毕业的儿子和十五岁的女儿,都参加了农业劳动。有一次儿子吃番薯把薯皮剥掉,他便教育儿子说,薯皮是有营养的,解放前的农民连这还吃不上哩。又有一次,儿子去汕头探望他,临别向他要一块钱作车费,他只给五角,儿子说:“这还不够买公共汽车票呢!”他说:“你可以走路回家呀!”
这些事例,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是细微末节,着实“寒伧”、“吝啬”之至。但是,我们认为非常可贵。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位居地委书记的负责干部,并不因此而把子女养尊处优起来。他因国家需要,就让子女务农,而且时时处处地注意培养孩子们俭朴艰苦的作风。在他这种家庭教育下,他的儿子热爱劳动,十六岁时就能挑重担,社员们有时以夸奖的口吻跟他开玩笑说:“公子爷挑大粪,为何不到城里找你父亲去呢!”他回答说:“我父亲原来就是个农民!”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余锡渠同志的儿子,在良好的家庭教育陶冶下,继承了父辈的光荣传统。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农村,平素也艰苦朴素、劳动带头、乐于助人,获得乡亲们的好评。这种家风,是无产阶级的家风。这种教子之方,值得作父母的学习。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在《俟解》里说:“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
我们不需要那种站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所谓“圣人”,也不该瞧不起“里巷村落”,但如果把这句话付以新的内容,也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人的思想,常受环境的影响,在童年时,思想上不过是一张白纸。它此后的颜色,究竟是红是黑,有待于他(或她)所受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所给予的各种影响,特别是阶级影响,再通过他们自己来涂写的。人没有什么先天本性,人的性格是后天形成的,而这性格又莫不带有阶级的烙印。在这还会长期地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怎样使年轻一代不失无产阶级之教,不陷资产阶级的恶习,此后经得起风浪、受得起考验、负得起重担、完成父辈的未竟之业呢?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们是要委大任于下一代的。孟老先生这意见,很适用于我们年轻的一代。但最好以船山之见作为它的补充,也许更为全面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且养其习于童蒙,那么,孩子们长大后,就能继承革命的大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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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两口
刘长恩
我来只乐生产队已经二十多天了,住在作为会计室的两间瓦房里。
会计室和一户军属同院。这户军属的女儿去年出嫁了,大儿子在煤矿,二儿子今年二月服役参了军,家里只剩他们老两口子,住着三间北屋。
这老两口子的性情都很直爽,好说又好笑的。在处理家务事上,两个人的意见总是一致的,互相很体贴;可是遇到生产队的一些事情,老两口的意见常有分歧,有时闹得一两天互不答腔。
一天晚上,我从公社开会回来刚想睡觉,忽听得北屋老两口子又有“分歧”了:“我看你呀,哼!长着一肚子歪心,亏你还是‘老参谋’呢。”
“凭啥说我歪心!你这‘老积极’也不能胡积极呀!”
“老参谋”和“老积极”这两个名号,我是在最近一次队委会上听到的。原来,“老参谋”见多识广,精通农活,当了六年老农参谋而得名;“老积极”事事带头,好与年轻妇女比赛高低而得名。
我索性跨出房门,站在院里,想听听他们分歧何在。
“不歪,不歪你给队长提的啥意见?”老积极质问。
“啥意见?正经意见!有正经意见不提才是心歪!”老参谋反驳。
“你是烟叶技术员,去年育坏烟苗光埋怨队长,你自己就没责任?”
“我当然有责任,可是我的责任尽到啦!去年烟苗出土谁不说好?可队长光顾省几个钱,不同意织帘子盖烟畦,结果一场风把烟苗刮死啦,再育已经误了时期,早烟变成晚烟,你当烟叶减产对我脸上有啥光彩?”
“那也不能光怨队长,去年咱队干草少,队长不愿花钱买,节约也是为大家,不管早烟晚烟队里总算超额五百多斤。”
“你不管我得管,去年三十亩早烟要不晚栽,超额一千斤也不止,我看你也是光拣芝麻不要西瓜。”
“就你懂事!今天批评队长,明天还批评书记呢。”老积极理输不让人,随着就是剪子扔到桌子上的撞击声。
当我走进北屋解劝的时候,老参谋搬着行李气冲冲地走了。我知道他是到菜园屋里睡觉,没有拦他。
老两口这次争吵,是在晚上社员会上引起的。为了订好烟叶管理作业计划,大家讨论去年烟叶生产的经验教训,以便今年争取烟叶丰收。在会上,老参谋批评了生产队长——转业军人梁运生去年育烟苗时顾小失大的错误。当时,老积极虽然给他使了眼色,暗示他不该批评队长,但老参谋仍然一个劲把意见提完了。所以,老积极憋着一肚子气,一回家,面对面的争论终于爆发了。
我转回头,对怒气未消的老积极说:“大娘,这件事也惹你生这么大气!我看您俩都是出于好心,俺大伯从搞好生产出发给队长提意见,队长不是痛痛快快接受了吗!”
这一说倒起了作用,也许因为对老伴黑夜出去不放心,她说:“他就是那个憋倔劲,其实我也没说多少他的不对,看他就黑更半夜跑出去了。”
三天过去了,老参谋仍未回家。老积极知道他有地方吃饭,既冻不着也饿不着,每天也泰然无事。
第四天半夜,天忽然刮起大风。我被大风的呼啸声惊醒,穿上衣服,拿起手电,想出去看看。刚一开门,冲进一个人来,手电光下看出是老积极。
“孩子,这风比去年刮坏烟苗那风还大,今年可不能仍像去年呵!”
“对!我这就去。”我动手去卷被子。
“我也得去,不去不中。”老人的口气十分坚决。
我知道没有办法说服她留在家里,说了声“走”,就一手抱着被子,一手搀着她的胳臂,借着手电光亮,东歪西斜地向烟苗地奔去。
“咦!烟苗地有人。”老积极猛拉我的胳臂。
我抬头,只见烟苗地人影晃动,还有听不清的说话声。我按亮了手电,射向人影。
“谁!”这是老参谋的声音。
“是我,大伯!我和大娘。”
“婶子你来弄啥?快去菜园屋里!”队长在苗地北头压帘子,人们一听就知道是梁运生的粗嗓子。
“你来不叫我来,当队长的不讲理!”
“运生昨晚听了天气广播就搬来啦,你白瞎说冤枉人。”老参谋替队长辩解。
狂风仍没一点减弱,我们七手八脚地搬砖头、压帘子,把我带来的一条被子、队长和老参谋的四条被子盖在草帘上压实,才一齐回到菜园屋里。
刚坐下,队长就说:“婶子!俺叔犯你哪条章程啦,不让回家吃饭。”
“你们合成一伙子气我啦,唉!闲话不说,今天我是赔不是来了。”
“赔不是,今天赔了明天又是摔盆打罐。”老参谋的话逗得我们都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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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拖拉机站人物画
邹雨林 刘祖益 杨双全
老站长背上有一条鞭痕,胸中有一颗赤胆;鞭痕叫你不忘过去,赤胆燃起你满腔火焰!风霜染不白两鬓,困难压不歪双肩;条条皱纹是春播的犁沟,炯炯目光是秋耕的灯盏。绿水青山对你笑,钢人铁马服你管,一张农业机械化宏图,撑起你前进的风帆……案头放一块泥土,墙上挂一幅“航线”,办公室连着田野,你啊——是站长,又是社员……
铁牛姑娘面红眉清目秀,爱笑爱唱爱吼,你高兴用汗水洗脸,你喜欢拿机油抹头。怕什么风疾雨骤,嫌什么路遥坡陡;机耕路上轮印如花,是你年华锦绣……扳手的利齿,解除了多少机器故障,犁铧的巨剪,裁开了多少丰收彩绸。老农夸你是好手,妈妈说你是犟牛,那红榜上的照片,多少小伙想剪下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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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黑浪中展翅翱翔的海燕
——革命诗人冯宪章
胡从经
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的《文艺新闻》首版上,刊载了一条醒目的讣闻——《冯宪章病殁狱中》。“曾译有《新兴文学论集》和《叶山嘉树集》及其他著作多种之冯宪章,于去年五月因嫌疑被捕,判决徒刑三年,不幸因病卒于潧河泾狱中。”左联五烈士的血迹未干,又一位年轻革命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手扼杀了!
冯宪章,广东兴宁人,生于一九零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因敌人戕害而病逝狱中,年仅二十三岁。他原是梅县东山中学的学生,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很早就投身火热的学生运动,发起并组织进步团体“新学生社”。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随即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运动和斗争中显得十分活跃。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东山中学被封,宪章与其他进步学生都遭到通缉,因而被迫到处流亡。不久参加了广州公社的赤卫军,“广州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一九二八年初辗转来到上海,考进了党所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同时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蒋光赤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宪章是我们的小兄弟,他今年只有十七岁,他的革命(诗)歌里流动的情绪比火还要热烈,前途是极有希望的”。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宪章东渡到日本留学。在东京时,他和蒋光赤过从甚密,并联合适夷、森堡等共同组织了太阳社东京支社,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关于光赤、宪章等的友情以及支社的活动,在光赤的旅日日记《异邦与故国》(现代书局,一九三○年一月初版)中有着详尽的记载。后来,日本警察当局发动了镇压革命运动的大搜捕,其中逮捕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宪章也同时株连入狱。不久释放后被强制遣送回国。回到上海以后,宪章同志仍努力参加革命活动,积极进行创作与翻译。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红色鼓动诗,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宪章是第一批与会的盟员之一。不幸于同年五月被捕入狱,在敌人的牢狱中,宪章同志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徐平羽同志在革命回忆录《忘不了的年代》〔注〕中曾这样记述道:“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牢里……。有个叫冯宪章的人,他是作家。他看出我的情绪,对我说:‘哈!年轻人,你应该认为干革命、坐牢带脚镣是必不可少的事,进牢要带脚镣,就等于吃饭时必定要吃菜一样!’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我。”
《文艺新闻》的讣告是这样记述他的逝世的:“两年前曾犯有脚气病,狱中地气潮湿,兼之待遇不良,而终至殁没。” 从这不得不闪烁其词的报道中,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出:万恶的刽子手是用看不见的屠刀,杀死了我们年轻的革命诗人。
冯宪章的创作生涯是很短促的,大约前后只有四年光景。但他却以炽热的革命激情,勤奋的创作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文学遗产。
首先,宪章是以他的诗歌创作著称的。他留给我们的有诗集《梦后》(《火焰丛书》之一,上海紫藤出版部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版),以及散见于当时文艺刊物《太阳月刊》、《沙仑》等刊物上的近百首诗歌,达数千行以上。另外,从其他书刊广告上看到,宪章的诗集尚有《警钟》、《暗夜》等,可能没有发行就遭到了查禁的厄运,所以都不曾见到原书。最为可惜的是,据阿英同志回忆,他曾将宪章的遗诗三卷交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后来因故未出,原稿也因该书局主持人赵南公的死而逸亡。
除了诗歌创作之外,他还写过小说与散文。小说有《游移》(载《海风周报》十七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出版)和《一月十三》(载《拓荒者》一卷四、五期合刊,一九三○年五月出版)。随笔则有《楼头的艳笑》(刊《沙仑》一卷一期,一九三○年六月出版)。
宪章在创作之余,还先后翻译了苏联、日本等国革命作家的文艺论文,发表于各报刊。他曾将译文集结起来出过一本《新兴艺术概论》(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年七月初版),其中辑译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等的文艺论著多篇。此外还和夏衍同志合作翻译了德国女革命家露沙·罗森堡的《狱中通信》(载阿英编《现代文学读本》第一册,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年七月初版)。
冯宪章在他的诗集《梦后》的“后记”中说:“布洛克先生说:‘用你全身,全心,全力静听革命呵!’
蒋光慈先生说:‘用你全身,全心,全力高歌革命呵!’
我这穷小子说:‘用你全身,全心,全力努力革命呵!’”
我们年轻的革命诗人丝毫没有违悖自己的誓言,他把自己的灵感和生命都贡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注〕见《青年报》(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机关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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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寻常的音乐会
毛继增
五月十九日晚,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除了来宾外,所有的听众又都是演唱者。演唱的节目,全是革命歌曲,中间还夹着红色诗歌的朗诵。他们一个系一个系地在台上纵情歌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当节目演唱完毕,评选了优秀演唱单位以后,学院的党委书记赵沨同志还在啦啦队的呼声中,站起来指挥大家一起唱《社会主义好》。音乐会中,台上台下连成一体,老师同学共欢同乐,表演者和欣赏者毫无界限,真是歌声响亮有力,情绪热烈欢跃,整个音乐学府都沸腾在革命歌曲的声浪中。
本来,革命的音乐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一种有力的艺术武器。作为培养革命歌手的音乐学院,应当对革命歌曲具有浓烈的感情。可是,以往我们的音乐院校演唱革命歌曲却不多,有些同学和老师比较热中于西洋的、古典的著名音乐。
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通过歌咏活动的形式,在全院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高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是值得称道的。这种高唱革命歌曲的热潮,不但继承了群众歌咏运动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学校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
这种音乐会,很有声色,很有气势,很有教育作用,值得广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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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南蔗季(木刻) 曾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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