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朝鲜《劳动新闻》编辑部文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叛徒的原形
本报讯 朝鲜《劳动新闻》五月二十七日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叛徒的原形》的编辑部文章，全文如下：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正在更加恶毒地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它。
在这方面，帝国主义者特别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的意见分歧上，利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作为自己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而铁托集团的阴谋活动，也越来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铁托五月十八日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当前国际问题和国际工人运动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的立场》的报告，正是他们在为帝国主义者服务方面的又一特殊的“贡献”。
铁托的这篇报告，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今后的路线和方向。这篇报告的特点在于，它巧妙地掩饰了他们过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和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政策，企图在共产党之间挑拨离间，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这篇报告的特点还在于：以庇护帝国主义及其政策贯彻始终，以中伤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有威望的社会主义国家贯彻始终，并否认阶级斗争和人民的革命运动。
铁托集团的这种阴谋，在今天，当所有共产党人都一致强调并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而努力的时候，就更加危险。
铁托无耻地企图把事态描写成似乎他们过去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露骨地企图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破坏活动。
他以谈及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作为报告的开始，把他们的所谓“成果”称之为“维护和平、非殖民地化和积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结果，声称所谓“积极的共处”政策是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唯一道路”，是促进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的“唯一手段”。
但是，铁托这次的努力也是徒劳的。
铁托集团的对外政策，除了为帝国主义的政策服务之外别无其他，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他们所提倡的“积极共处”就是掩盖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宣传无原则的合作和妥协。
铁托集团一方面标榜“积极共处”，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看作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回避战争和侵略的根源——帝国主义及其政策，认为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在于所谓“两大集团”的存在，因而，为了和平，不应当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与战争挑衅政策进行斗争，而是同帝国主义“合作”。这就如实地暴露出：他们正在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拒绝反帝斗争，宣传无原则的妥协和投降，正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
这次铁托甚至说，似乎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追求“冷战”的国家，说什么“一方面的好战态度也会挑起另一方面的好战态度”，恶毒地企图把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转嫁给社会主义国家。
铁托不仅极力避而不谈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相反却大谈同美国的“尽可能好的关系”，强调决不改变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以往关系”。这并不是偶然的。
铁托在这次报告中说，“空谈和诬蔑不可能成为衡量什么是修正主义和什么不是修正主义的权威性尺度”，“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才是最好标准”；他恬不知耻的说南斯拉夫奉行着“和平政策”，给予殖民地国家和新生国家以“无私的原则性的支持”。
那么，铁托集团实行的“积极共处政策”到底是怎样的呢？为了说明这一点，并不需要举出很多的例子。
铁托在美帝国主义挑起朝鲜战争之前就对美国军事代表团说，“我完全支持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又对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而奋起进行正义战争的朝鲜人民和支持朝鲜人民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恶毒的诽谤和诬蔑。
不仅如此，他甚至通过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投票赞成帝国主义者指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正义战争的捏造文件。
而且，他把最近由于美帝国主义策划侵略古巴而造成的加勒比海危机的原因，说成是在于“各集团的形成和实力政策”，进而颠倒黑白，竟把古巴正当的自卫措施和苏联提供武器说成是刺激了美国。他不但支持拿刀的强盗，而且诬蔑古巴人民保卫主权的正当要求是“冷战的逻辑”。
当美帝国主义盗用“联合国”的招牌粗暴地干涉刚果人民的爱国斗争的时候，铁托集团肆无忌惮地叫嚷这样做“有益于收拾局势”，是“极其重要而有价值的”。在老挝问题上，说什么美国“真正关心这个国家的和平和中立化”，极力为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辩护。
当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他国、镇压和屠杀那里的人民的时候，他们不但不看这些，反而庇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鼓吹同帝国主义妥协。这就是他们的“和平政策”，这就是对殖民地国家的“原则性的支持”的实质。
铁托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真面目，说什么他们为“积极共处”而努力，并不否认阶级斗争。他说，我们“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否定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却丝毫不谈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不是铁托偶然的过失，这正说明他们的“积极共处”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是要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阶级合作。这在铁托的这篇报告中更为明显，他说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非和平的斗争，将“导致新战争”，“在现阶段，世界革命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和亿万人民的毁灭”。
铁托集团就是这样重复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公开表示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和群众革命斗争的立场。
阶级斗争、群众的革命斗争会导致新战争。革命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毁灭。因此，放弃阶级斗争和革命，同帝国主义妥协并顺从它，这才是和平的道路。——这就是铁托的逻辑的实质。
铁托主张人民群众脱离革命斗争，否认国际工人阶级的最终使命。不难想像，这同一年前他和美国记者德鲁·皮尔逊谈话中所述的观点是多么一脉相通，当时他否认当前世界的矛盾和一切反帝斗争，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而要使社会主义阵营融合在帝国主义阵营内，继续给被压迫人民套上殖民枷锁，主张所谓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以达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世界置于美国统治之下的目的。
事情就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之间究竟还有什么界限呢！
在这里，只要回想一下铁托以前所说的话就会明白。他直率地说过：“我们人民在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永远站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一边”。
铁托还说南斯拉夫不仅是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堂堂的一员，并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享有巨大的威望”，甚至夸耀它对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本质问题有“贡献”。
这不过是铁托集团为了掩盖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叛徒、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为了混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内进行破坏活动的一种欺骗手段而已。
正如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
铁托在这次报告中不减本色。他公然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莫斯科声明，说莫斯科声明中对南斯拉夫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因而也不是有原则的”。
他在报告中还说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说什么奉行“不结盟”政策将“继续非常积极地发挥作用”，大肆叫嚷“这符合世界所有力量的利益”，“符合非殖民主义化和殖民地人民取得独立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进步工人运动的利益”。
到底怎样才能解释这种一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一面又奉行所谓“不结盟政策”的奇怪主张呢？这种诡辩是绝对掩盖不了它的真正面目的。
别的不谈，只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铁托集团根本就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对当前重要国际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从他们那里能够听到的只是完全背弃社会主义立场、帝国主义应声虫的鸣叫。
尽管事实如此，铁托集团却还在巧妙地伪装自己，拼命要挤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来，力图使自己的修正主义立场合法化。
铁托在这篇报告中甚至说，由于“社会主义也是不平衡地发展”，所以难免“出现形形色色的观点和立场”，为了相互之间的和解，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要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和争论”。
铁托的奇谈怪论是企图使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南共联盟的修正主义路线合法化，把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路线，是主张允许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的阴险计谋。这完全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路线的不能容许的挑战。
至于谈到铁托集团所叫嚷的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贡献”，那就是：它使南斯拉夫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把它置于帝国主义“援助”的奴役之下，它背弃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企图瓦解这一队伍，效忠于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发生反革命暴乱时，正是铁托集团同帝国主义相配合，加以积极支持、鼓励和赞扬。这一实例就是充分的证明。
铁托为了达到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和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险目的，他任意地把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分成“教条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并把自己推崇为“进步力量”的一个成员。
于是，它们一贯对坚决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特别是今天，正当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铁托集团集中火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系列的党，决不是偶然的。
过去，铁托集团为了同美帝国主义的“反苏反共”叫嚣相呼应，曾歪曲和攻击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它的和平对外政策，竭力庇护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今天，它又同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表明铁托集团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死心蹋地地效忠于它的美帝国主义主子。
这就不难理解，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到贝尔格莱德和铁托进行秘密会谈后说，“贝尔格莱德人表示他们愿意诚实地执行他们自己对我们的义务”，他积极支持、鼓励、赞扬铁托集团的路线和政策，并且扬言将继续给铁托集团以“援助”。
各种事实充分证明：铁托集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是帝国主义思想的奴仆；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一切还突出地表明：为反对修正主义和铁托集团、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是所有共产党、工人党和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所有事实都给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打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叛徒的烙印，同时更加清楚地证明了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的正确性。
我们党仍将一如既往，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为反对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而进行坚决斗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竭尽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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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人民报》文章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衅者和破坏者的嘴脸已经暴露
本报讯 越南《人民报》五月二十二日发表题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衅者和破坏者的嘴脸已经暴露》的文章，全文如下：
据外国消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最近举行全体会议，并通过了铁托的、被视为这个组织的“指导路线”的报告。这项报告中最突出的、也是西方各国通讯社最感兴趣的是，对中国的疯狂的攻击。
铁托在报告中重弹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一系列的陈词滥调，诬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歪曲中国关于国际问题的路线。企图明目张胆地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旨在反对一切进步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中国的政策只能够导致消灭数以亿人计的战争，中国的政策促使亚非和拉丁美洲各民族起来反对欧洲各民族和各个发达国家。
在这个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如维·弗拉霍维奇、亚·兰科维奇等也对中国进行了恶毒的诬蔑。
观察家们注意到把铁托集团的上述卑鄙的诬蔑行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内部最近的情况联系起来。目前，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在致力于加强团结一致，为召开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国际会议进行准备。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对建立国际团结负有最大责任的两个党，即将举行两党代表团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铁托攻击和诬蔑中国的恶毒言词，充分地暴露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企图火上加油，阻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克服内部分歧、破坏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的挑衅者的嘴脸。
铁托在报告中还不厌其烦地再一次重申南斯拉夫同美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铁托毫不隐讳地说，南斯拉夫始终不愿使它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丝毫削减。
人们还注意到，南斯拉夫领导人是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并与铁托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其他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之后，对中国进行疯狂攻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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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值得注意的材料
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五中全会上报告的摘要
本报讯 铁托在五月十八日举行的南共联盟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当前国际问题和国际工人运动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的立场》的报告，摘要如下：
我们根据我们的看法，并联系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发展友好和国际合作的斗争，在南共联盟中央今天的全会议程上，提出了当前国际问题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的当前问题，尤其是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目前的状况和讨论有关的一些问题。
物质生产力十分蓬勃的发展，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
生产力目前的增长是史无前例的。技术、工艺以及总的来说科学，正在实现着奇妙的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能够通过自觉的行动，最终建立一个普遍富裕和有高度文化的大家庭。原子能的发现，原子能用于生产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已经深深进入的原子时代，正是这样一场科学革命，它现在就已对国际关系的状况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生着巨大影响。
在目前情况下，世界各国人民，不管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如何，最深切关心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因为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时代，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会使人类大家庭的生产力遭到惨重破坏，会危及人类生存本身。因此，战争在今天只能是全面毁灭性的，而不是这一方或那一方争取胜利的手段，不是这一或那一现有社会制度借以把自己强加于某些国家人民的衡量力量的手段。
现在我想谈一谈国际关系的一些迫切问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状况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存在着所谓的冷战，它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各国人民间的其它关系中。保持冷战已经造成巨大损失。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还存在着鼓励冷战的十分有影响的势力；存在着大叫大嚷鼓吹冷战的人；还存在着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殖民地宗主国与前殖民地国家人民或者仍然受到压迫的国家人民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矛盾，由于存在极大的不信任等等，因此，冷战状态就是国际关系中理所当然的状况。国际关系中明显的不信任还占着上风，世界的反动集团经常奉行“实力地位”政策。国际关系中还没有消除追求统治他人的行动和愿望。这一事实，造成人力、物力和其它资源的巨大耗费。
不管怎么试图来解释，在人民群众中和在世界各地，对于由于继续军备竞赛而使我们面临的危险的认识，已经大大增强，以至于以社会主义力量和其它进步力量的自觉反战和建设性政策为中心的、有组织的裁军运动，正在日益扩大。西方有些政治家和军界要人，令人遗憾的是还有中国领导人，他们认为，开始一个一致商定的裁军过程，会危及有关国家的利益，或者危及现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更高目标”，认为今天主张国际谅解和全面彻底裁军的人，是幼稚的和平主义者，或者甚至是社会主义利益的敌人，想使社会主义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装。
我们曾经多次强调指出，着手裁军会具有巨大的多方面的意义。这不仅对在今天各个敌对力量间逐步建立信任会有巨大意义，因为裁军也就等于在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时放弃使用武力，而且，如果把消耗在军备上的仅仅一小部分资源供不发达国家支配的话，也可以成为消除今天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差别的开端。
我们并不像有些人想说的那样认为，奉行共处政策，消除当前国际问题，就会一夜之间建立起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可是，我们的确认为，这样一种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解决国际关系的一些当前迫切问题的政策，会使各国人民能够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建立一种国际关系和国际机构的新制度，以空前加速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于某些当前的国际问题，我们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现在我没有必要再在这里谈。我愿意强调指出，我们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范围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发挥作用的总方向。我还愿着重指出，针对这种作用现在存在着一种抵制。这种抵制在目前时刻使得迫切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令人不安地停滞不前。这种停滞不前的现象，充满了许多危险。这种现象是反动的抵制引起的。它不符合和平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关于这一点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在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中，也表现出了某些自私的利益和教条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披着更高目标的外衣，错误地解释过渡时代的结果和趋势，而且虽然充塞种种假革命的词句，还是表明了它对社会主义的日益蓬勃发展极度不了解。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甚至在对全人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问题上，存在着观点和立场的分歧。这些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解决有争论的国际问题的方式问题、积极和平共处和其他一些问题。关于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前进和发展，是主要的争论问题之一，因为它反映了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之间，对上述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关系和进一步发展，坚持教条主义立场。他们否认某些国家的进步力量有可能不通过在一场不计后果的新战争中进行武装斗争、而采取其他途径取得政权。他们否认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而认为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他们否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积极和平共处，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让步，放弃革命斗争。他们把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同国与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共处混淆起来，而正如我多次说过的，如果要避免一场新的毁灭性的核世界大战的灾难，共处是必需的。看来，他们不能理解，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和维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他们反对非斯大林化，主张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和方法。
南斯拉夫共产党过去亲身领教过斯大林主义方法。不仅共产党，而且我们全体人民，不论对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共同斗争曾作出多大的牺牲和贡献，都遭到斯大林的狂暴对待，因为它不想屈从于他的专断和使独立受到他的践踏。
因此，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人民，才欢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我们欢迎这些决议，不仅是由于它们谴责了斯大林的错误，而且还由于它们开辟了朝着更全面、更迅速发展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方向，来发展苏联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新进程。这些决议的意义，也已经为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所证实。多亏赫鲁晓夫同志和他的其他同事，我们才得以逐渐——虽然是缓慢地——改善我们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这种改善，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希望恶化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放弃与这些国家在具有共同的或者普遍的国际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不，要是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是始终不渝地忠于积极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就不会对缓和已经紧张的国际局势作出贡献，相反地，会促使局势更加恶化。这还会对我们同不结盟国家的关系和合作，以及这些国家今天在国际关系中正在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产生消极影响，而我们还必须继续在这里非常积极地发挥作用。
南斯拉夫采取的这种立场和它在不结盟国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中国领导人和其他某些领导人不断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及总的来说，不断攻击我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党的领导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主张和平，主张和平解决各国人民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的。但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否定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
今天在革命工人运动中，在各国共产党中，存在着分歧，分歧的一方是中国共产党和其它若干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一些固守教条主义立场的人，分歧的另一方则是支持世界进步趋势、支持和平解决一切有争论的问题、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各国人民间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极大多数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极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由于认识到今天使用毁灭性核战争手段会给人类带来的惨重后果，因而反对战争。因此，我们站在正在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消灭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方法而斗争的那些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边，站在正在为和平、为和平解决有争论的国际问题而斗争的那些人一边，站在赞同革命工人运动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总的来说是根据现阶段的国际关系和事态向前发展的那些人一边，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我说我们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教条主义力量一边时，我是强调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责任，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国际义务。
我们深感遗憾，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出现了如此深刻的原则性分歧。这些分歧可能使国际革命运动分裂，可能削弱进步力量的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我仍然相信，事情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但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必须有原则地、最积极地参与澄清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任何靠牺牲别人，牺牲当代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所依据的根本原则而达成的妥协或者无原则的协议，都会严重损害整个工人运动。
在我看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队伍中，有人并没有理解到我国同苏联以及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间，不仅建立正常关系，而且建立良好关系的巨大积极意义。我们不久前对苏联的访问，不仅从国家利益和总的来说从国际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利益的角度来看，是有巨大意义的，而且从争取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也是有巨大意义的。这是同我们积极参加正确澄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和不正常现象的义务，密切相关的。
在我刚才提到有必要以原则性的方式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误解时，我还考虑到不久前的事情，考虑到八十一个党在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上对南斯拉夫作出的不符合事实，因而也不是有原则的那些决议。现在这是过去的事情了，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必须看现在和将来。不要由于这种过去的事情而对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党，总是持不信任的态度。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些党现在怎样对待我们，对于最重要的一些国际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共产主义者联盟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必须是统一的。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统一的政策，对于不仅在国内方面，而且总的来说对国际舞台上的事态发展的立场，不能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必须特别关心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运动之外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指责，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我国进行不断的、无原则的攻击，而又说不出这种修正主义包含一些什么内容，从而平心静气地同我们讨论这种指责是否有理。我并不同意有些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在我国什么事情都是好的。我们在我们的实践中犯了不少错误，以后还会有错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和纠正了这些错误。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不会犯错误的，正如我们并不认为任何共产党或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会犯错误一样。因为空谈和污蔑，不可能成为衡量什么是修正主义和什么不是修正主义的权威性尺度。因此，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是衡量是否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最好标准。只有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目前水平的社会发展以及技术、文化和其它成就，才能在工人阶级进一步改变社会关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迅速而良好的结果。
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发展方面的实践和取得的结果的话，那么，他们的错误之大，同我们南斯拉夫的相比，就宛如喜马拉雅山。他们的公社，他们的小熔铁炉，他们的集体食堂，以及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苦难的其它许多错误，取得了什么结果呢？虽然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干预他们的内部发展。
看来在中国，官僚主义以及管理国家、经济和党的官僚主义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由于想使中国发展得尽可能快而选择了他们所谓的“大跃进”政策。同时，他们使用了各种方法，包括军事方法在内，来解决国内问题。不幸的是，中国领导把这种争取尽量迅速的发展意图和愿望，从属于它的威望政策，从属于想尽快把中国变成革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力量和国际关系中的大国的企图。奉行这种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反而引起了不耐烦，鼓励他们采取新的宗派主义措施。坦率地说，我们对于他们的这些错误，没有感到高兴，因为这些错误损害中国人民和世界整个工人运动。但是，我们认为，他们没有道义上的权利来攻击和诬蔑我们，对我们的实际情况捏造出种种谎言。
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变的原因在于在国内问题上的一些立场，在于对整个国际政策的任务，采取了一些特别教条的立场，在于一些不仅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立场，而且也同其它共产党和其它工人运动的立场相对立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指责我们回到资本主义。同志们，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强烈地希望我们回到资本主义。我们的对内对外政策，没有一个方面不遭到中国领导的攻击。
本来我犹豫不决，是否要在这里谈一谈阿尔巴尼亚某些最负责的领导人对我们和对我国的恬不知耻的诽谤性攻击。但是，我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有什么道德品质的人，而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冒险家。除此以外，他们不过是中国领导人的传声筒而已。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比他们更适当的人充当这一角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攻击，实际上是工人运动内部教条主义势力的企图的一个组成部分。教条主义势力，企图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为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的利益而致力于使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在争取确立和平政策、共处政策的斗争中行动一致。因此，这种政策的矛头，并不只是针对着共产主义者联盟，而且也针对着一切进步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根本利益。因此，这种政策就尤其有害、尤其危险。
然而，中国领导人声称中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正确发展的唯一的国家”。说实在的，唯一的让步是向恩维尔·霍查作出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就不难进一步挑起工人运动内部和个别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当各种反对其它党及其领导人、包含教条主义内容、包含各种诽谤和歪曲真相的小册子和材料，接连不断地在其他国家里分发和散布的时候，这难道不是进行派系斗争和干涉其它党和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派系活动方面，特别是在某些亚洲共产党方面取得了某些暂时成功之后，竭力使他们的活动获得完整的思想政治根据，并且继续他们的攻势。因此，他们就变本加厉地攻击工人运动内部所有那些力量，这些力量不容许派系活动方法和政策上的口是心非。如果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其中的那些大党，赞成或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目前的观点及其方法，这就会大大损害这些党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而中国领导人要么是不想考虑这些事情，要么是不懂得工人运动进行斗争、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尚未取得政权的那些国家里进行斗争的各种环境和条件。
中国某些领导人在奉行这样一种政策的时候，就形成了革命中心已转移的观点。这些领导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照字面意义和从地理概念去机械地解释列宁关于革命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论点，他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提出现在革命的中心已进一步转移到东方，转移到中国这一说法，来掩饰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取得霸权和意识形态垄断权的愿望。
这种革命中心转移的观点，还产生了国际工人运动需要支持新中心的政策和思想的论点。根据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逻辑，今天唯一的无产阶级团结一致，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的政策和立场，而不管这种立场和政策是好是坏。这种逻辑的一贯性，表现在他们宣布恩维尔·霍查是最坚定的革命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点上。
由于从这样的见解出发，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不合乎中国领导人的错误政策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颠倒是非的解释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
这样一种行为，逐渐暴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教条主义势力的旗帜。因此，随着工人运动反教条主义残余的斗争日益加强，中国领导觉得它的政策受到更大的威胁，从而更加竭力抵制为了解国际发展和工人运动当前问题而作的努力，并比过去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就丝毫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了。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可能发展起最坏的民族主义。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发展。这也反映在中国领导人对于欧洲工人运动的态度上，反映在他们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欧洲及发达国家人民相对立的政策上。
中国领导人由于对欧洲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争取改善生活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斗争的方法和手段，持有吹毛求疵和轻视的态度，正在工人运动中起着消极的和挫伤士气的作用。只有那些一点也不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改善生活条件和改变社会关系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复杂的内部社会关系的人，才会对欧洲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策略和斗争，形成这样一种宗派主义的极左的观点。
他们对新解放国家的进步政治力量，也采取类似的态度。现在，竟然听到中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对新解放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其它各种援助而提出批评，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问题是，中国领导人前后不一，他们对那些认为有必要帮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人，提出无原则的批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对亚非某些国家提供物质援助，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他们批评采取同样作法的人，那就不对了。这表明他们的态度前后不一，从而使人们怀疑他们提供援助的动机。
这样一个方针，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对外政策，具有一种特殊的面貌。这是破坏工人运动和进步力量的团结的方针，貌似革命的方针。
中国领导人去年十月在庆祝国庆节的时候公开宣布了“不断进攻”的口号。从种种迹象来看，看来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中国变种。
换句话说，他们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截然划分开来，他们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不同的斗争，不把这两种斗争形式作出明确的区别是错误的。”在今年三月十三日公布的他们致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他们号召共产主义运动为了世界革命而团结起来。他们说，“我们面临着很好的国际形势，这种形势对于世界革命是很有利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换句话说，他们号召为世界革命而团结，而不是号召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团结，而在现阶段，世界革命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和亿万人民的毁灭。
因此，“不断进攻”的政策，要求放弃用谈判解决有争论的国际问题的政策，这就丝毫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了。这样一条路线，要求放弃万隆政策和著名的五项原则；要求改变方向，采取在亚洲和整个国际关系中制造紧张的政策。这进而导致实际上放弃共处政策，因为首先从加强中国国际地位的“迫切”需要的观点来看，共处政策是“迟缓”的。根据这种逻辑，只有在冷战中才能满足这种“迫切”需要。他们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冷战的加剧以及一方面的好战态度，也会挑起另一方面的好战态度。这样一种政策，使双方都接近热核战争。中国领导人由于他们有名的关于中国人口众多的观点，显然低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质，虽然非常清楚，在热核战争中，恰恰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将首先遭到最大的苦难。
我们有责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有原则的立场。共产主义运动中符合生活和社会主义的要求的进步方针取得胜利，是符合我们本身的利益的。南共联盟对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关键问题，从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今天，当社会主义力量正面临新的成就和新的胜利的时候，我们尤其不能采取这种态度。
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同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在越来越顺利地发展。
在我们最近访问苏联期间，我们得以相信双方都准备通过下面这样的方式发展我们的相互关系，首先是发展对双方适合的、双方观点一致或相似的一切方面，而不论这是有关重大国际问题的，还是双边关系的。同志们，这样的方面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关系和合作将变得更好、更巩固，以符合两国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我应当说，在布达佩斯我们同匈牙利领导人会谈期间，在关于我们相互关系的前途的看法，关于需要加强合作，以及在进行这种合作时需要采取现实态度，需要彼此不断努力和采取主动等方面，双方也表达了一致的意见。
在托多尔·日夫科夫访问我国的时候，我们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同志的气氛中探讨了我们相互的关系，并一致同意继续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巨大结果的努力。
南共联盟代表团参加了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体现了南共联盟和意共已经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合作和融洽的同志关系。近几年来，这种关系一直在十分顺利地发展。
我们党的代表团参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这使我们得以同东德的同志建立起党的联系。
最近，法共考察团访问了南斯拉夫，这使他们有机会仔细了解我们的情况和我们的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创造性的工作。
我相信存在着有利的条件，可以使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合作和联系，日益扩大和加深。
今天，世界需要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这一过程不仅受到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和殖民主义残余的阻挠，而且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这样一些势力的阻挠；它们企图恢复教条主义，引起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在新解放的国家中散播不信任和怀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种子。共产主义者联盟有责任参加反对一切消极现象，反对一切蓄意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人，反对阻挠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政策的斗争。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尽量有成效的合作，我们深信这将大大有助于尽量充分地履行我们同国际工人运动团结一致的义务。
我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相互关系中所特有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也必须存在于我们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中。这样就可以使我国劳动人民的崇高感情变得更为深切，更为合乎人性，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威望更加提高，并且获得千百万持有同样愿望和理想的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