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梁永
于世明
一九五七年，梁永从江西省回到故乡延庆县万山丛中的东沟村，事前曾经跟他的妻子孙玉兰谈了好几个晚上。这倒不是因为妻子想扯他的后腿，不是的，孙玉兰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
“你南下到江西已经十来年了，十来年再也没有摸过锄头，如果回到北方山里劳动不惯，或者碰到不如意的事，可不能光冲着我使性子……说正经的，让我在这地委机关住着当家属，我才心烦呢！”开头几句话，孙玉兰好像是在吓唬自己的丈夫，可是话头一转却透露了她心里的隐秘。可不是吗，一个自小在山里劳动惯了的妇女，特别是一个在一九四三年就参加了党，打过游击的同志，怎能让她闲着不工作呢？
如今，梁永听了妻子这好意的担心，也不由得微微地笑了：“你可把人看扁了；我响应党的号召去支援农村，当个新兵还不行？再说，我也不愿意看着你们娘几个光坐着吃‘死饭’呀，虽然我供养得起，也不能这样做！放心吧，回去以后咱俩好好劳动，决不生气、吵架。”
当梁永看到了一别十年的那雄壮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他想到离家乡越来越近了，他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此刻，就连他的两个儿子也显得特别活跃。梁二写是老二，在江西读中学，这次回家参加农业生产没有任何顾虑；梁义汉是老三，高小快毕业了，这次也满心欢喜地来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只有梁永的大儿子，在江西参了军，还留在外面。
一路上，两个少年问着爸爸和妈妈，自己回到村里应该参加什么劳动好。孙玉兰说东道西地几乎把村里的活计都夸奖遍了，可到底也没说出他们究竟干啥好。梁永呢，他望着儿子，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想到他在这么大的时候，正在山上给地主放羊呢。他似答非答地说：“连我也得到村里请队长分配呢。”
“五十多岁的老梁永，不在江西当干部，又回到咱山里种地来了！”这消息就像一股风，从东沟传开来。这股风好像长了翅膀，方圆几十里的山村，许多人都知道：游击队的神枪手，抗日政府的区农会主任老梁又回来了。
刚安顿好家，梁永就拾起锄头下了地。他让生产小队队长派活，那个年轻的队长一口一个伯伯的叫着，尽让他干些轻活。就算是轻活吧，他十多年没干过了，也难免有点生疏，胳膊腿不好使唤。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劳动的时候，他那样虚心地服从小队长的指挥，最初还让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日子一久，看到梁永出自一片真诚，是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劳动的，也便慢慢的自然了。不久，他担任了东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劳动起来仍然跟普通社员一样，而且领着头干。有一次栽白薯，他甚至跟小伙子们赛起来了。
东沟村名副其实的是个山沟子，水源很少，因此连个菜园子都没有，社员吃菜很困难。那年过春节，还是梁永跑到公社借来三百斤白菜，平均每人才合一斤菜。第二年一开春，梁永就提议打两口井，增加水源。塞外的初春还是很冷的，梁永亲自把井口，日夜轮班地干。后来总算把井打成了。前年开始，自己村里生产的蔬菜就上万斤了。
山里运输离不开牲口，可东沟的牲口一直喂得不太好，梁永发现队上的牲口棚设在村里的坡上，那里又挤又小，太阳老是晒着，饲料又常常被村里的鸡给抢着作践了，这样牲口怎么会不生病？怎么会不常死驴驹子呢！他主张把牲口棚往坡下挪，在村外找了一个既通风又宽敞的地方修建了牲口棚。他自己还牵了两头快要倒地的驴驹子到家里养着。经他这样细心地照料，牲口全都长得很快很好。
梁永这样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忘我地关心着集体的精神，给村里人很大的鼓舞。他们甚至连梁永在地里干活时，总是顺便往自己口袋里拣碎石头的习惯，也都看到眼里去了。
其实，梁永这种以普通社员自居坚持劳动的精神，早已经越过了东沟村的山梁，在整个二道河公社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公社各生产队的干部，大部分跟梁永打过游击。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岗位上，大家又同是农村基层干部，梁永的行动就像是人们的一面镜子，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不暗地里激励着自己：不居功、不自傲，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踏踏实实地参加集体劳动。去年，全公社统计了一下，劳动得比较差的一个干部还干了一百七十多个劳动日，而梁永，虽说上了点年纪，还干了二百八十多天呢？
梁永一家从江西回来已经快六年了。夫妻俩没有因为参加劳动的事吵过一次嘴，两个人珍惜着彼此的感情，珍惜着自己对党的诺言。回来以后，村里又选孙玉兰做妇女工作，从抗日战争期间算起，她前后已经当了快二十年的妇女主任了。二儿子梁二写当了猪倌，去年被县里评为五好青年。三儿子义汉跟另一个知识青年一起学编席，现在两个人两天便能编好一令席了。一家子就是这样平凡地劳动着，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建设着农村，也在劳动中锻炼着自己。在劳动的熔炉中，老一辈的形象显得越来越高大了，如果用花来比喻，他们不仅没有褪色，而且越来越鲜红了；下一代人，经常聆听着老一辈人讲述当年的斗争，看着双亲的榜样，好像懂得的事越来越多了，变得深沉起来了。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也常想着一个心事：该怎么才能毫无愧色地接过老一辈人手里的革命火棒……。
我有幸在老梁家作客，和这么好的一家人相聚了几天。我深切地感觉到，和这样的一家人相处，人的情操会变得更加美好、高尚起来。
那天，梁永要出山到县里去买瓦，顺便受了队里的委托去看一个正生病住在县医院的社员。我正好要回县，便和他结伴而行。一路上我们尽是在山峦的包围中经过，我忽然想起梁永和这大山之间的感情来。说起这个，梁永的脸色显得有点严肃了。
“这大山我怎么能忘记得了！敌人进山扫荡，我们四处转移，这周围的山有哪一座我没有在那上面露宿过呢；在山上眼看着敌人在山下烧毁我们的房子，心头的怒火直冒到嗓子眼上来……。一九四○年我参加党也是在山上。后来，介绍我入党的一位领导同志是在山上牺牲的，我记得我们给他开追悼会也是在山上。一九四八年党调我去东北，准备跟部队南下，也是翻山过去的……。等我到了江西，还是没有离开山，我当区委书记的那个地区也有数不尽的山，剿匪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也有牺牲在山里头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一看到山，便想起这些同志的影子，好像他们还活着，常常对我说，梁永哪，不能做对不起我们的事，不能忘记了过去半途而废呀！你想想，我能不好好地革命，不好好地劳动吗？”几天来，这还是梁永第一次跟我谈起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认识，显然，他谈的还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但是仅仅这一点，除了当时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我以外，而且我也敏感地觉察到，连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也为之感动了。
第4版()
专栏：
“何陋之有”
谢树
孔子称赞颜回说：“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住的什么样的“陋巷”，不得而知。我却看见过真正的陋室——一间破马架。墙壁是用土堆的，房顶是用草苫的，又低，又窄，而且夏天热，冬天冷，灶火还不好烧。这就是宋恩珍烈士生前的住宅。
宋恩珍一家再没有好一些的房子住了吗？不！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范家屯（五队），盖好了新房，刚刚要搬进去的时候，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派他到工作落后的四队去当队长，他毫不踌躇地服从了党的决定，把新房让给别人，带领全家住进了四队那间破马架。当时，在某些“聪明人”看来，不住新房，甘居陋室未免有点“傻气”；但是宋恩珍认为：“房子事小，办好队事大！”这就是说，个人利益事小，集体利益事大；这就是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页）
身居陋室，心怀大志。宋恩珍追求和向往的不是生活上的安逸、享受，不是“半亩园里一壶酒，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宏伟瑰丽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因此，当他的妻子对他说：“这破马架我实在是住够了”时，他马上教育她说：“你要往远了看！等办好队，集体经济发展了，都要盖新房！”一句简单话，道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伟大胸襟；唯其看得远，才能不计眼前的个人利益；唯其看得远，才能安“陋”若素，不觉寒伧，不怕艰苦，一心一意为集体事业倾尽全力。四队，原是个底子薄、劳力弱的生产队。但是在宋恩珍的领导下，他们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仅仅一年，落后面貌有了显著改变。对宋恩珍领导的功绩，群众念念不忘，都说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一个好队长，好党员。尤其一提起他生前住的那间破马架，莫不由衷地钦佩：“那破马架子谁肯住呢，都嫌它简陋啊！”
诚然，又低又窄的破马架确是简陋，然而当一个以集体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居住着的时候，那就真的如孔子所说：“何陋之有”了！
第4版()
专栏：观众的话
请把道理说透！
北京黄土岗人民公社主任 陈子斌
看了几部关于农业的科教影片后，感到有不少收获并得到很大的启发。这些影片，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科学知识，同时也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像这次看到的《颗粒剂防治玉米螟》《白菜的三大病害》《巧种多收》和《防止农药中毒》几部影片，都抓住了北京郊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且是主要的问题。玉米钻心虫（玉米螟），我们社里年年治，但效果老不好，看了《颗粒剂防治玉米螟》这部影片后，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一套组织工作。组织得不好，也会影响科学成果的。这部影片和《防止农药中毒》《花为谁开》等，都是从简单的道理讲起，逐渐讲清比较深的科学道理，容易让人看懂。
但是，也有的影片讲得不太透。像《白菜的三大病害》，影片里介绍蚜虫是白菜产生“孤丁病”的媒介，需要在白菜幼苗期打“六六六”来防治。可是怎么打，这里面就很有文章。过去，我们有的生产队打了药就没虫了，可是有的打了还是有。可见时间、方法选得好不好，效果就会完全不同。假如影片里能结合农民的实际操作也说说这些，那就更好了。
另外，关于白菜的病害，影片里说是有病菌，这当然是事实。但是，根据我们这里许多老农的经验，都说和气候有关系。不然，为什么雨多的年头，白菜就多病？假如影片里也把气候和病害的关系说说，农民就会更容易接受些。我想建议制片厂，在拍摄这类影片时，除了找科学家外，也可以找找有经验的老农，征求他们的意见。科学家有理论，农民有经验，二者都不可缺少。光有理论不容易被农民接受，光有经验也不容易提高。
在农村放映科教片的目的，是为了让农民提高科学知识，推动农业生产。因此，要多考虑影片怎样才能让广大农民更爱看。我想，假如在科教影片里，也能增加些简单的故事情节，对影片的推广是有好处的。譬如对病虫害会使农作物减产，农民是知道的，但是，有些人对防治病虫害常有怕麻烦、怕加大开支等想法，因此就不太积极除虫，假如影片里将对待虫害的两种态度来个对比，那样影片有了故事性，农民更爱看，也更有说服力。
农村很需要农业方面的科教片，农民也爱看这些影片，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科教片经常在农村放映。
第4版()
专栏：
红灯
杨定余
秧田里，嫩绿的秧苗顶破地皮钻出来了，像针尖儿。远远看去，好似一方方绿绒绒的毯子，爱煞人呢！
前些天，社员们给秧苗施上一遍粪，苗子长得更加上劲了。几天未见，就茁长起四寸多高。我看着这秧苗，想起本地的一句谚语：“娘好囡好，秧好稻好。”看着这秧苗，仿佛看到了秋后旺盛的稻子，金黄一片……
不知从哪天夜晚起，我房间的玻璃窗外，出现了两盏红灯，我还以为是走夜路的人提的灯。小英咚咚咚从门外跑进来，扑到我身上，却说：“爸爸，看外面秧田里两个红灯，是永才老公公点上的。点上做啥呀？”哦！我这才明白，那是点的诱蛾灯。我说：“小英，那是诱蛾灯，捕杀螟蛾的”。“为什么要捕杀呢？爸爸。”我说：“它要咬稻秧，要杀死它。”孩子听我这么一说，眨巴眨巴着眼睛走开了。
窗外有了两盏红灯，不知怎么无形中也给我添加了一种力量，我趴在桌子上工作，迟迟不愿休息，看那扑扑飞舞的螟蛾渐渐消灭在灯火下的水盆里了。我凝神注视窗外，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黑夜的红灯呀，多么亲切！绿色的秧苗呢，这时大概熟睡了，同着周围的世界，像婴孩样睡得多么香甜安宁啊！红灯就像慈爱的母亲，守护着她身旁的婴孩……嫩绿的秧苗呀，快快地茁长吧。
然而从秧苗到金黄的稻，这里边要经过多少辛勤的劳动啊！你看秧苗刚露出绿尖，螟蛾就来了，卵块附上了，但是我们的社员，对任何一道关口或生产上的任何一个小枝节，都不会放过的。秧苗长出来，诱蛾灯就点上了。红红的灯在捕杀破坏稻秧的螟蛾，红红的灯象征着胜利，红红的灯象征着农业的丰收。
早晨，我推开窗子，田野刚刚醒来，清新的田野啊！一片生机。昨夜点灯的那块秧田，如今绿得分外鲜妍了，而且近乎深蓝。一个人蹲在秧田里，低着头，那么仔细，那么认真，用手轻轻拂开秧苗，找寻卵块，像是慈母在无限地爱惜和护治婴孩身上的病痛。
呵！他不就是大队支书永才老伯么？这时小英走了上来，我拉过她来说：“你看，永才老公公又在捉虫了……”
“爸爸，我们也去，我们也去吧。”
……
村庄醒来了，东方一脉红霞，又大又红的太阳还没上升，但人声、脚声、?喝声……却连翩接踵地响了起来。
第4版()
专栏：
一手拿枪，一手拿锤
〔朝鲜〕李浩一 李达雨 金京洛 安成洙 安昌满在大雪纷飞的千里防线上，一二一一高地勇士们握紧手中枪；俯视着当年震动过白宫的伤心岭，回忆起在陷井沟曾围歼美国豺狼。难忘啊！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为祖国英勇冲向殊死的战场；他把五星国旗转交给战友，嘱咐道：“要让这面旗帜永远飘扬！”在这面红旗下，人民军战士们，钢铁般地守住了祖国的防线；在这面红旗下，工农赤卫队员们，*高唱雄壮的进行曲奋勇向前。我们用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牢固的独立经济的栋梁；我们誓死保卫社会主义的人间乐园，帝国主义、反动派休想再来侵犯。我们连片刻都没有忘记——不共戴天的美国佬还赖在南方；就在此时此刻，吃人生番，对我们兄弟的胸怀虎视眈眈。假如万恶的敌人胆敢来侵犯，祖国的每块石头就会变成炸弹，祖国的每株草木就会变成利刃，要把侵略者全部、干净地扫荡。让我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锤，把整个国土变成攻不破的要塞！让我们跨上武装的千里马，疾风般地奔向共产主义的前方！
〔韩昌熙译〕* 工农赤卫队员即民兵。
第4版()
专栏：
党的呼吸
〔朝鲜〕崔延华在春水的哗啦声里，在河边芦苇的喧闹声里，在田野和果园的沙沙声里，我听见了党的呼吸。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紧张的建设时期，党的声音响彻天宇，鼓舞我们走向胜利。无论你手握解剖刀还是钢笔，无论你手握犁头还是螺帽扳手，党的指示时刻都在帮助我们，党在各方面都是第一流的大师。党拥有田野的力量，党拥有车间的力量，党代表着朝鲜的土地，没有党，生活就不可思议！
〔铁夫译〕
第4版()
专栏：
供销社员下田间（剪纸） 林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