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杂谈“风”
——思想札记
沙英
风，是自然界的现象。气象台天天有天气预报，报道风向如何和风力的大小。这是谁都知道的，有什么可谈呢？不过，如果我们跟自然界的风联想一下：社会生活中有没有风？如果有，又没有社会生活的“天气预报”，我们怎样辨别风向和风力，怎样对待风？如此等等，那可能对我们的思想有所启发。现在就借着这个联想的线索，来谈谈一些粗浅的、拉杂的感想。
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风。如果以风向来说，有东风、西风、南风、北风，等等。如果以风的强度来说，有微风、和风、疾风、狂风、暴风，等等。当微风、和风吹动的时候，水面扬起细小的波浪，树梢摇摆不停，这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可是当狂风、暴风、特别是十二级以上的台风吹起的时候，在海上掀起惊涛骇浪，在地上拔起树木，吹倒房屋，这就要注意防止风的灾害了。
社会生活中也有“风”，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风”，例如“东风”、“西风”、“正风”、“歪风”，等等。如果以风的强度来说，也有“微风”、“和风”、“疾风”，有时也会吹起猛烈的“狂风暴雨”。当然，我们说社会生活中有“风”，这不过是一种比喻。如果说任何比喻都只能是相似或近似的话，那么社会生活中的“风”同自然界中的风也是既相似而又不相同的。战国时代的宋玉写过一篇有名的《风赋》，简直把风的姿态描写得有声有色，活神活现，并且把风分为“雄风”和“雌风”，将统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同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对照起来，揭露出旧社会的极端的不平等。现在，有许多形象生动的话，例如“东风压倒西风”、“正风战胜歪风”，等等，由于比喻恰当，通俗易解，是连小学生也都很明白的了。
自然界的风，是因为各地气压高低不同，空气由气压高处向低处流动而形成的。社会生活中的“风”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地说，在阶级社会中，“风”是来源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只要社会上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只要社会上还有阶级和阶层的划分，还有富人和穷人的区别，那么阶级斗争便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自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在社会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风俗、风尚和风气，这也是一种“风”。虽然这种“风”的形成不能完全归之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加以考察，一种风俗、风尚和风气的流传，无不或多或少地打上阶级的烙印。例如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的习惯势力，总是有它的阶级内容的。至于说到在阶级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风波”、“风潮”和“风暴”，例如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罢工风潮、现在席卷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各帝国主义国家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斗争，等等，这都是最激烈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当然同旧社会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列宁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他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妄说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论和假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阶级才能消灭。”（《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什么矛盾的、没有阶级斗争的、没有各种各样的“风”的。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存在着“妖风”、“黑风”和各种各样的“歪风”。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在我国，当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时，虽然“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是长期存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无风不起浪”。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风”，那就必然会有“浪”。谁如果幻想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风，没有浪，是“风平浪静”的“和谐一致”的社会，阶级斗争消失了，也不需要不断革命了，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不过是“鸵鸟政策”和“自欺欺人”而已！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有时激烈，有时缓和，如波浪式地前进，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
其实，就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三个差别也不存在了，那还是有矛盾、有斗争、有各种不同的“风”的。只不过那时的矛盾、斗争和各种“风”的形成，不带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性质。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只不过矛盾的性质和斗争的形式，依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否则，如果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和斗争，没有一点风丝和波浪，就像“一池死水”似的，那么社会就停止发展了。这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的。
自然界的风是不可缺少的，可是有些狂风暴雨，不但无益于生产，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灾害。人们为了发展生产以创造物质财富，要同自然界的恶风雨作顽强的斗争，而不能向它屈服。我国勤劳的人民同风雨作斗争有长久的历史，远在三千年以前的殷代甲骨文上，就有关于阴、晴、雨、雪的记载。可见我国的气象学起源很早，我国人民同风雨作斗争有宝贵的经验。
我们革命者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放弃斗争。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妖风”、“黑风”和各种“歪风”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听之任之，让其猖狂和发展，而不与它作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回避斗争，害怕革命，而应当积极地参加阶级斗争，敢于把革命进行到底！
以我国的情况来说吧，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初，我们曾经胜利地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施放“五毒”的“三反”、“五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借党整风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我们随之展开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使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久以前，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在分析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后，再一次要我们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存在。要知道，已经被消灭和将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是不甘心于他们死亡的命运，总是力图复辟，在各个战线上进行垂死的挣扎。就是改造小生产者和改造知识分子，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至于说到要清除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不好的旧传统和旧习惯，那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外的阶级不能截然分开，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不能不闻不问，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反动阶级，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究竟最后“谁战胜谁”？要看我们的斗争如何。如果我们发挥革命的干劲，积极斗争，不断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那就会走到无限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消极怠工，害怕革命，不再进行阶级斗争，妥协投降，那就会使社会主义停顿以至蜕化变质，使资本主义复辟。例如南斯拉夫不是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变质了吗！
阶级敌人力图复辟，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兴风作浪”。从阶级敌人那里吹来的“风”，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腥臭熏天，有时“香气”扑鼻；有时是软绵绵地催人昏昏欲睡，有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刮得天昏地暗，雷雨交加。在这种恶势力的袭击之下，有的人是疾风中的劲草，是严寒霜雪中的苍松，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大风沙中的骆驼，他们不怕风吹雨打，不怕恐吓讹诈，有大无畏的精神，有坚毅顽强的性格，能硬着头皮顶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勇敢地同风雨作斗争，甚至高唱“让暴雨来得再厉害些吧！”就是什么“香风”、软绵绵的“风”，以及“糖衣炮弹”等等，也吹不倒和打不倒他们。他们一定要战胜种种牛鬼蛇神。可是也有一种人，是软骨头，是胆小鬼，他们不是被“妖风”和“黑风”吓倒了，就是被“香风”麻痹了，不是同风雨作斗争，而是“随风转舵”，向恶势力屈膝投降。只要我们一想起前一种人的性格，总会流露出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情，肃然起敬。只要我们一想起后一种人的性格，就会产生一种轻视和唾弃的感情。
革命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在这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会遇到一个一个的胜利，同时也会遇到无数的困难和险阻，甚至要受到严重的失败和牺牲。作为一个革命者，不能幻想革命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既能顺风而行，也能逆风而进。既能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也能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当我们获得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到处一片欢呼，甚至连敌人也出来“捧场”的时候，绝不能骄傲自满，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当我们遇到险阻和失败的时候，绝不能有悲观的情绪，要坚决地克服困难，顽强地战斗下去。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人们在同自然现象作斗争的时候，要知道自然现象的规律，掌握气候的变化，善于辨别风向和风力。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也要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掌握政治气候的变化，善于辨别风向和风力。究竟政治气候是平静的，还是动荡的；有些什么“风”，是从何处吹来的；是“东风”还是“西风”，是“正风”还是“歪风”；风力有多大，是“微风细雨”，还是“暴风骤雨”，如此等等，只有将这些摸清楚了，我们才能决定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以及怎样拥护和怎样反对？如果对这些摸不清楚，昏头昏脑，那就谈不到什么正确的政策、计划和措施，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以致会迷失政治方向，走入歧途！
俗语说：“天有不测风云”。这是说天气的冷和热、阴和晴是互相转化的，有时气候的变化是很快、很突然的。不过，自然界的风云还是可以预测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科学研究，已经基本掌握了风的规律，结果不仅可以筑起防风林、防波堤等等，来预防风的灾害，而且还可以利用风力来行船、灌溉和发电，以利生产和造福于人民。
社会生活更是复杂多端的，政治气候更是千变万化的，又是有偶然性的，有时气候和风向并不是很容易辨别的。不可能设想，像对待自然界的气候那样，每天都能发布政治气候变化的“天气预报”，使人一目了然。但是，社会生活和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人们在这种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我们能掌握住这种规律，因势利导，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其实，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每个时期都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及时作出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斗争的任务，并且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作为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同时，每天的报刊、广播等，又有大量的新闻、通讯和评论，报道新鲜的事物和分析当前的问题，也会给我们以广泛的知识和无限的启发。不过，虽然如此，这还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仔细地观察和思考，才能善于掌握政治气候，辨别风向和风力。
有的人对新鲜事物很敏感，看见一片树叶就知道秋天的来临，触到几丝微风就感到春天的气息；读读报纸就预感到形势的变化，观察几个事例就发觉出新事物的萌芽；可是有的人嗅觉非常不灵，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他还感不到气候的变化；本来是“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季节，他还是感到凄凄惨惨、冷气袭人；有的时候“稍有风吹草动”，他又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本来是应该“乘风破浪”地前进的大好形势，他还是缩手缩脚、畏首畏尾。这是为什么？这当然不只是感官和神经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掌握政治气候，辨别风向和风力呢？最重要的，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卡尔·马克思》）凡是抓住这条基本线索，而又能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人，他就会像前一种人那样的敏感，有远见卓识，不失时机；凡是抓不住这条基本线索而又不进行调查研究的人，他就会像后一种人那样的迟钝和麻木，鼠目寸光，经常惊惶失措，甚至会弄到敌我不分和是非不明的地步。
这就是说，对于从阶级敌人那里吹来的“风”，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当然，所谓善于斗争的问题包括很多，例如：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退守；是长驱直入，还是迂回包围；怎样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以及采取什么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但是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而定。因此，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具体分析，掌握阶级斗争的形势，善于辨别政治气候和风向，是最重要的问题。
风是“无孔不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也是无处不钻的。在阶级斗争中，为了战胜敌人，改进和整顿革命队伍的作风，去掉一切歪风邪气，保持健康的机体，增强革命的战斗力，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整顿党的作风》）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我们的党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例如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这都是无产阶级的作风。在我们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中，这种无产阶级的作风是主流，是占统治地位的。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在努力学习和发扬这些优良的作风。这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但是，我们革命队伍的成员，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而且现在还生活在有阶级斗争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风，经常袭击我们的革命队伍。有些不坚定的分子，在和一切不好的东西的接触中，如不警惕，或不注意思想改造，那就有被它腐蚀的可能。例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所描写的三排长陈喜，不是曾经一度被“熏人的香风”熏得昏迷不醒吗？在我们的队伍中，难道不是也有一些人终于走上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的地步吗？这就是说，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还存在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矛盾，存在着“正风”和“歪风”的斗争，我们的革命队伍正是在不断地克服这种矛盾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为了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使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不断发扬光大，我们党经常注意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大家在政治理论学习和参加革命实践中，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学习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同时，我们党还定期地进行“整风运动”，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作风进行整顿。只是对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才把他们从革命的行列里清除出去。
“整风运动”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党员和干部中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即反对那些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和作风，树立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和作风，从而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把革命事业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推向前进。整风运动是我们党所采取的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了多次的整风运动，而且每次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经验已经证明，每经过一次整风运动，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都普遍地提高一步，挽救了许多的同志，增强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把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大踏步地推向前进。
作为一个党员和干部，要永远虚心接受党的教育。在平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尽可能地参加一些劳动，不断加强思想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在整风时，要自觉地参加整风学习，认真地检查思想作风，痛痛快快洗个“温水澡”，打打“防疫针”，以清除身上的灰尘，增加防疫力。在各种群众的革命斗争中，要积极地参加到斗争中去，不要作壁上观，置身于群众之外，而要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端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既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风格，而又有实事求是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的革命家。只有这样，才能抵制任何形式的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经得起钢铁炮弹和
“糖衣炮弹”的考验，永不衰退，永不变质；而且要做宣传教育工作，以自己的言行去积极地影响别人，使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发荣滋长，扩大阵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要党员和干部的作风正派了，人民群众就会跟我们学的。例如雷锋的事迹所以发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榜样所以这样激动人心，以及许许多多先进人物、先进集体的模范行为所以被广为传播，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就会使革命队伍的力量千百倍地增长，而且能“移风易俗”，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力图复辟和溶化我们，我们不仅要保证我们这一代不发生问题，而且要保证下一代也不发生问题。因此，如何教育青少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错，青少年生长在新社会里，受着新的教育，为新的社会风气所熏陶，在他们纯洁的灵魂深处，日益滋长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在我们党员和干部中仍然有些人会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风的影响，那么，就不能说有些青少年不会受到它的侵蚀。特别是帝国主义者妄图搞“和平演变”，现在不能实现这种阴谋，他们还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这就更值得我们严重的警惕了！
对于青少年的教育，不能采取在“温室”里培养的办法。因为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草，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我们对于青少年的教育，除了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外，绝不能放松政治思想的教育。一方面，要教育青少年重视劳动，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一些劳动，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学习一些生产斗争的知识，锻炼健强的体魄和勤劳的习惯。另一方面，要加强阶级斗争的教育，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一些群众的阶级斗争，学学工厂史、村史、公社史，使他们树立阶级斗争的观点，培养阶级的感情，继承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懂得一些初步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样，在自然的风雨和阶级斗争的风雨中所培养出来的人，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那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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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身、环境和思想
王日东
在向雷锋同志学习中，有的人认为没有像雷锋同志那样在旧社会受过剥削和压迫，没有尝到雷锋同志受过的苦，要想具有他那样高的阶级觉悟和崇高品质是不可能的。还有的人慨叹：自己没有出生在贫苦人家，而不幸生在剥削阶级家庭，以致沾染上一些不好的思想。这种想法的实质不外乎是：第一，把雷锋同志的思想觉悟高，道德品质好，完全归之于雷锋同志的家庭出身；第二，认为凡是家庭出身不好，或从小没有受过苦的人，就无法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
革命者的天职，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斗争中，人们也不断地改造着自己。
对于愿意献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来说，不仅是需要改造的，而且也是能够改造的。
家庭出身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确有密切联系。家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不仅对于当时，而且对于后来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出身于工人和贫苦农民家庭的人，在旧社会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吃过许多苦头，具有很深的阶级仇恨，对革命对新社会有着强烈的感情。一般说，家庭出身好，能够成为人们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由于曾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较多地受到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影响必然会成为他追求进步的道路上的一些障碍。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认为家庭出身好的人，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家庭出身不好、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就无法改造，不能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那是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承认总的历史发展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因为人类区别于物的特点，就是人有一种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着人们的主观世界。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刘少奇同志也说过：“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论党》）。
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根本不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这种历史观因此是片面的，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在这个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同经济主义也有原则区别。经济主义崇拜自发性，而降低觉悟性的作用。他们认为只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造之后，人们的思想意识就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改变，用不着经过主观努力来进行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虽然是由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但是它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过，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承认人有自觉的能动性，“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矛盾论》）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在其离开这个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后，其原来沾染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不是很快消灭的，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的改造过程；但是只要虚心接受党的教育，经过主观努力，加强锻炼和修养，是可以从根本上进行改造，达到脱胎换骨的境界。当然，这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比较，要下更大的决心，要有“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才会收到满意的效果。
我们不是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吗？几个家庭出身相同的人，在大体一样的条件下参加革命，工作的环境也差不多，但是有的人进步快，有的人进步慢；有的人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有的人则甚至当了可耻的逃兵。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各个人作的主观努力不同。
即使家庭出身很好的人，也要努力改造和提高思想，否则也不能成为具有高度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以雷锋同志的成长为例，他所以进步快，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在短短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这固然是由于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在苦水中泡大，对新社会的温暖和旧社会的冷酷有着强烈的爱憎，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听党的话，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比如：雷锋同志早先恨的只是同自己家有仇的地主、坏人，他所牢牢记住的还只是为自己一家人报仇；至于说到怎样才能报这种血海深仇，并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他还是模模糊糊。可是经过党的教育，特别是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他的心胸豁然开朗，从仅仅记着个人的仇进而认识到阶级的仇；从自己受过的苦进而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没有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吃、没有穿，受压迫，受剥削”。这样，心里想的已不再是如何报个人的仇，而是“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这就是说他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由一个自发的战士变为一个高度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从自发运动中产生的，而是从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使是先进的工人阶级，也必须灌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才能成为具有高度自觉的先进战士。刘少奇同志说：“我们说，许多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由于出身关系就是天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还指出，有的同志认为只靠家庭出身好，本人成份好，用不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
（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还有人认为，只有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战争环境，才能锻炼和培养人们的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出英雄的行为；现在是建设时期，做着平凡的工作，这种机会就少了。这种看法，显然也是片面的。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或者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中，那的确是锻炼革命战士较好的熔炉。面对着恶狠狠的敌人，迫使人们必须很快学会制胜敌人的本领；那时的环境和生活十分困难，“瘦土出韧竹”，也容易养成人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宽容自己的弱点，如果谁放任自己，就会脱离群众，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那种环境，对于锻炼思想、立场，会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对我们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否就缺少锻炼和考验的机会了呢？当然也不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阶级斗争较之革命战争年代更为曲折复杂。过去的斗争，大多是面对面的，敌人的狰狞面目和他们使用的武器，也比较容易识别。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不会轻易放松戒备。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敌人通常采取隐蔽的斗争形式，除了使用“钢弹”外，更多的是使用“糖弹”，使用所谓“香风”，甚至是采用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的办法——钻进肚子里进行捣乱破坏。从革命战士本身来说，由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也容易滋长太平麻痹的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告诫我们的：“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就是说，过去没遇到的敌人，现在会遇到；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弱点，今天有可能暴露出来；过去不曾受过的考验，今天要经受到。
现在，人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我国是一个大国，旧中国留下的底子很薄，“一穷二白”，我们的目标又是要建设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在我们面前还摆着不少困难。毛泽东同志在六年前曾说过：“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作，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绝大部分人都劳动在农、工、商、交、学等各个战线上。这些工作细致，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都要“照样”做下去，没有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时期那样轰轰烈烈的场面。但是，这样的工作，并非不能锻炼和提高思想觉悟。要做好这些看来平凡的、琐碎的、“老一套”的工作，并不容易。这要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终生奋斗的远大理想；这些工作具体、细致、繁杂，就要掌握熟练的业务知识和技能。也正因为这些工作平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场面，更需要具有坚韧不拔、埋头苦干、甘心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指战员，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好八连的驻地，是全国闻名的上海南京路。这里洒过革命先烈的鲜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较集中的地方。好八连的同志，也就在资产阶级影响较深的环境中，以革命的顽强战斗精神，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把自己的思想、立场锻炼得更坚强，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结果不是环境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恰恰相反，是他们用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在有效地改造着环境。
建设的环境、平凡的工作，能不能做出伟大的贡献呢？答复也是肯定的。雷锋同志经历了工农兵三条战线，做的都是极平常的工作；现在生活在各个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如王崇伦、郝建秀、徐建春、王保京等等，也都是做着普通的工作。所谓伟大和平凡，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积土成山，积水成渊”，高楼大厦都是由一砖一石砌起来的，这就是平凡中孕育着伟大。一个人能否做出出色的成绩，显示出伟大的精神，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取决于是哪一种环境，或是做哪一种工作，归根结柢，是取决于个人的思想觉悟和主观努力如何。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主观上不努力的人，即便是遇到黄继光、丘少云遇到的那种战火纷飞的环境，也不可能做出黄继光、丘少云那样不朽的业绩。相反，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却会像雷锋同志和建设战线上的许多模范人物那样，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也不管是干哪一行，都会使自己的平凡劳动发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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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巨猿属于猿还是人的讨论
《科学通报》今年五月号发表了安志敏的《巨猿究竟属于猿的系统还是人的系统》一文，文中对吴汝康的《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中国古生物志》，总号第一四六册，新丁种十一号，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九月出版）一书中若干论点提出不同意见。
关于巨猿在灵长类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作者根据自己的分析，认为巨猿接近人类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也不同意把它列为“前人亚科”的主张。作者认为，把它列入猿科而另辟一“巨猿亚科”的意见，是比较妥当的。
关于巨猿的体态问题。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巨猿能否直立行走；二、巨猿的身高。关于前一问题，作者认为“巨猿可能已经能够作一定程度的两足行走”这个论断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因为直立与否，决不能单纯根据牙齿的形态大小和面部突颌的减小程度，而应该结合头骨、骨盆和四肢骨的结构性质来判断，但巨猿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同时，从巨猿化石的性质上分析，巨猿上颌的牙列形状也与一般猿类没有多大差异。因此，巨猿头骨的形态接近于南方古猿而不同于一般猿类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更不能设想巨猿已达到南方古猿那样直立的程度。关于后一问题，作者认为只根据三个下颌骨和一千多枚牙齿来估计巨猿的身高，未免超出现有材料之外。同时，用人类下颌联合处高与全面高的比例去推算巨猿的全面高，似也过于简单化。
作者不同意“生物人”和“社会人”的说法。作者认为人类的形成和社会的发生是同时的，决不可以划分为“生物人”和“社会人”。同时，作者认为也不能把“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作为“前人”或“生物人”的理论根据。
关于“天然工具”的问题。作者认为，从来没有人把猿类所使用的木棒和石块称为“工具”，因为猿类既不能对它们加工制造，也不能经常使用它们。如果按着“前人”的定义，现代的类人猿至少也具有某些“前人”的因素了。因此，所谓“生物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说，我们应该根据恩格斯的科学定义，以能够制造工具为人和猿的分界标准。不论是南方古猿还是巨猿，只要能够制造工具，它们就属于人的范畴；否则它们就属于猿的系统，而不能称其为“前人”或“生物人”。并且，巨猿能否使用“天然工具”，也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能因为巨猿的犬齿不发达或有较大的身材，就证明它们已经能使用“天然工具”。
（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