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们为边防战士演出
新疆军区文工团 孟祥增 萧树以
新疆地区辽阔，物产丰富，盛产瓜果，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它的边缘地带，如帕米尔、喀拉昆仑山，都是崇山峻岭，空气稀薄，人烟稀少，四季严寒，有的地方是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它是我国神圣的领土，我们的边防战士一直驻守在那里。
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驻守在那里的边防战士，常年看不到戏和电影。为了使他们看到戏，把歌舞送到战士们面前，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落到我们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身上了。
到边防部队去演出，首先要有吃大苦、耐大劳、克服困难的意志和为兵服务的决心，同时也要有强壮的身体。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在拔海五千多米的高山上工作，就很难顶得住和完成演出任务。
我们上山演出之前，人人意气风发，个个斗志昂扬，写申请、提保证，纷纷要求到山上去，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被批准的同志情绪饱满，未被批准的同志，仍不放弃最后争取的机会，向领导再三请求。有些同志体质较差，领导上本打算把他们留下来，但这些同志坚决要求上山。年近五十的维吾尔族演员阿不都古力同志也坚决要求上山，当他得到被批准的消息时，竟高兴得跳起舞来。
文工团组成了三个演出队，每队十八至二十五人。在两个半月的演出中，我们沿着边防线，跨过了天山，翻越了喀拉昆仑，踏上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为常年驻守在那儿的官兵，共演出了九十多场。
这次到边防演出，对每个同志都是个实际的锻炼和考验。上山之前，团党委提出了这样的号召：“不管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只要有战士的地方，就要有我们的歌声；战士走到的地方，我们也要走到！”在演出中，每个同志都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党的号召。
山上道路崎岖，冰河纵横，有的山上岩石风化，汽车不能通行，乘马也较困难。但是，环境越是艰苦的地方，部队就越是需要文化生活。为了及时把节目送给战士们看，我们学习骑术。有的同志，特别是女同志，一上马就失去了自主的能力，死死地抱住马脖子不敢动弹，但当她们一想到不会骑马就无法为边防哨卡的官兵演出时，胆子就大了，勇气也来了。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终于掌握了马上功夫，为以后到偏僻的哨卡演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喀拉昆仑山一带，气候十分恶劣，如果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锻炼和适应，刚到山上，高山反应就很难顶得住。有次我们到一个哨卡演出时，要路过人称“死人大坂”的地方，那里空气异常稀薄，连馒头也蒸不熟；乍一上去，头晕眼花，坐下去就起不来。但是，同志们到了那里，吃了点咖啡因和大蒜提提精神，又继续赶路了。而且当天赶到了哨卡，坚持组织了晚会。
有一个地区，寸草不生，寒冷异常，连号称“沙漠舟”和“高原船”的骆驼，刚到时也不适应。我们演出队去到那里时，战士们都围拢来，一则欢迎，再则准备搀扶我们。他们总是担心初上山的人，很难适应那里的气候。我们的车一停，同志们就跳下车来向战士握手慰问，并忙着搬道具、搞场地，第二天就进行演出。战士们很受感动。事后告诉我们说：“听说你们要来，我们就做好了照顾你们的准备，真没想到，你们来了就能马上演戏。”
我们进山后，曾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驻地进行了五天高山适应锻炼，每天除练习爬山、跑步外，还排练节目。在山上排练节目，是对演员的第一个严重考验。记得排练《三岔口》的时候，由于空气稀薄，演员排完一段，脉搏往往每分钟跳到二百八十次至三百次，必须马上给他们输氧。在《三岔口》这出戏里，当两个演员摸到桌子跟前，本来是有好多戏要做的，由于演员喘不上气来，只好借着这个时间休息了。不光舞蹈如此，就连说一段相声，也会涨得脸红脖子粗，下台就得输氧。正式演出时，也是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同志们抓紧时间坚持锻炼，没几天就比较适应那里的气候了。但是，当一登上五千多米的高地后，又感到不适应了。女舞蹈演员丁英，有时一个歌舞晚会，要数次登场，虽然累得喘不上气来，仍然坚持演完。
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恶劣，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体质下降，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演出质量和为兵服务的决心。我们徒步登上某高地后，哨卡上的同志含着眼泪，紧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人到了，就等于看到了你们的节目，这里不能唱，也不能演，只要坐下来和我们谈谈，心里都感到温暖。”这是哨卡上官兵们的心里话。但是，我们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任务是用艺术为他们服务的。因此，我们还是坚持了演出。
由于那里的空气所含的水分和氧气较少，嗓子干燥，易于发炎、沙哑。这给唱歌的同志带来了新的困难。有的同志演出后嗓子沙哑了，每天打针，仍坚持演唱。维吾尔族女演员加米拉同志，因高山反应，经常发生剧烈头痛，但她仍坚持登台表演。战士们都喜欢听她唱的歌，每次演出，战士们都非常欢迎。又如陆桂英同志，一天就为战士们唱了四十多支歌子，战士们很感动。由于演员们在演出中不顾疲劳，哨卡官兵对我们更是特别关心。有些战士要我们少唱几支歌子，保护嗓子。同志们却说：“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常年守卫在高山上，我们多唱几首歌，又有什么关系呢？”
上山演出，不仅对嗓子有影响，对面部皮肤也有暂时的损伤。那儿紫外线很强，同志们脸上经常脱皮。这就给化装增添了不少麻烦。涂上红油彩发紫，涂上白油彩发灰，只好把底彩涂得厚厚的。环境艰苦一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使我们很多生长在山青水秀、鱼米之乡、从小生活舒适的同志，在思想感情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次演出中，同志们都以艰苦为荣，以为战士们演出为荣，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有一次，我们刚翻过一个大坂，天就黑了。但离驻地还有二十多公里，必须赶到，否则就没有地方歇宿。天黑路险，为了不使人掉队和跌伤，同志们互相挽着前进。一边走，一边前后
“打信号”。这种信号就是歌声。前面唱一句，后面和一句，这样一唱一和，使寂静的山谷也活跃起来了。二十多公里的摸黑山路，始终保持着正常距离，安全到达了宿营地。
我们还到了西藏的阿里。我们过昆沙河时，由于山洪爆发车子陷在河心了。水流很急，冷彻骨髓，同志们不顾这些，脱掉棉衣下到水里推车和抢救服装道具。等到抢救上来后，天已经黑了，不得不在河岸上搭起帐篷露营，同志们燃起一堆堆篝火取暖，谈笑风生。又割下白天猎获的野马肉烧着吃，味道十分鲜美。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
为了使战士们能看到戏，在演出方面，我们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山上，不但无法组织大型晚会，往往人多一点的舞蹈也跳不成。不少哨卡就设在山坡上，除了帐篷里有一片较平的土地外，外面几乎找不到一个几平方米的平地。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我们有时组织晚会；有时分散成小组，到各个哨卡或帐篷里进行小型演出活动；有时，还举行电话说唱，来克服没有演出场地的困难。
有些前沿哨卡，演员不便直接前往进行演出活动。为了满足那里同志们的文化生活要求，我们采用了电话广播演唱节目的方式。在播送以前，同总机取得联系，有时向几个观察哨同时播送，有时就只能向一个哨卡播送，而且只能一个人听。我们播送时，有的战士正执行勤务，没有听到，回来后就直接给我们来电话，让我们再专门为他播送一次。战士们听了，很受感动，称这种办法为“土广播电台”。经常到处来电话，指名道姓地要求节目，每次我们都尽力给以满足。
为了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任务和鼓舞士气、激发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演出节目上，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安排。出发前，我们赶排了六个小节目。其中独幕话剧《边卡枪声》，就是歌颂我边防军保卫祖国、坚决执行党的边防政策的高贵品质的。由于结合了当前斗争形势，战士们看了，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为剧中故事发生的那个哨卡演出时，教育效果就更好一些。我们排了一个反映边防生活的活报剧，演出效果也很好。战士们看完后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时事课。”此外，我们每到一地，还组织创作人员了解所在部队的好人好事，用说唱形式，及时地在晚会上表演出来。有时演员唱到某一位同志时，就和观众一道请他站出来和大家见面。这种形式，活泼动人，鼓励作用很大。
在边防，战士们的高贵品质和他们所创造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时刻教育着我们。所以，深入边防演出的过程，也是我们思想改造的过程。
我们每到一地，战士们总是把帐篷和被褥让给我们，房间上还贴上“迎亲室”等字样，他们自己却搬到掩蔽部去住。夜里，战士们照顾我们睡下后，还依恋地坐在地铺旁或帐篷外边，直到我们睡熟才离开。等到我们离开哨卡，战士们又总是恋恋不舍地一送好几里路；有的还偷偷地把发给他们的香皂和罐头塞进我们的衣袋里或行李里，直到我们到另外的哨卡才发现。
战士们的深情厚意，使我们很感动，同志们一致表示，不仅要演好戏，而且要为战士们多做好事。很多同志，特别是女同志，看到哨卡的官兵，由于长年在山上摸、爬、滚、打，衣服有些破烂了，她们自动利用休息时间，为战士们缝补、洗刷。补衣服没有布，她们就拆掉自己的军衣口袋布来补。军衣口袋拆完了，就拆皮帽里和旧衣服来补。官兵们看到我们上山来，又演出，又爬山，总想让我们多休息。所以，要让他们把衣服拿出来给我们缝、洗，比什么都难。
为边防战士缝洗衣物的过程，同时也是彼此谈心的好机会。我们的同志经常一边为他们缝衣服，一边给他们唱歌。有一次，学员李安娜边缝边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帐房里的战士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一个战士当场表示决心说：“为了保卫祖国，我一定守好卡，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部队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就是艰苦奋斗，坚定不移地为政治服务，为总的斗争任务服务，全心全意地为战士服务。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党的教导，努力保持和发扬我军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充分发挥文艺工作的战斗作用，力争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为边防战士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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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条康庄大道
——访上海市嘉定县锡剧团
叶遥
嘉定县四乡农民，非常熟悉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学习当年新四军的艰苦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经常自己挑着行李、服装、道具，深入各个集镇、村庄，为农民演戏。当他们在公路上或田塍上出现时，正在田间干活的农民，便热情地叫着：“我们的剧团来了！”有的喊着他们的名字，盼望他们到自己家里去住。
这个为群众熟悉、热爱的剧团，是上海市嘉定县锡剧团。“一根扁担两条腿，送戏上门为农民。”是他们提出的为农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不管风雨、寒暑，他们总到四乡巡回演戏。他们这样做，不是三次五次，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常常如此，年年如此，十一年坚持如一日。他们这种持之以恒的艰苦精神，受到群众热烈赞扬。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很突出的优良作风，处处为群众着想，处处为生产着想，为群众服务，做到全心全意、细致周到。
“三不上”“三不走”“当好五员”是他们的行动纪律。
“三不上”是：不上酒馆，不上饭馆，不上茶馆。住在农民家里，做到“三不走”：不搞好卫生不走，不挑满水缸不走，不还清借来的东西不走。“当好五员”是：上台当好演员，下台当好服务员，装卸运输做个好搬运员，参加田间劳动做个好社员，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做个好宣传员。
数年来，他们将这些纪律当作行动准则，大家自觉地遵守执行，慢慢已成为一种自自然然的习惯。
他们自己装卸，自己搭露天舞台，自己尽力克服一切困难，不动用生产队的人力和车辆、船只。过去借群众的门板、木板搭舞台，搭搭拆拆容易损坏，他们自己设计制作了一个活动舞台，既便于演出，也给群众减少了麻烦；甚至连做饭的锅碗瓢勺也自己携带。他们说：“要是什么事都靠生产队帮助做，势必要影响生产，那不是剧团为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而是农民为剧团服务，生产为演戏服务了！”
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即动手打扫场地，打扫主要道路，让观众清清爽爽看戏。观众进场后，热情地帮助安排座位，维持戏场秩序；散戏时，剧团的人分散到各个桥头、岔路口给观众提灯照亮。有时演员们不先卸妆便奔下台来，提着汽灯，拿着手电筒，送观众安全回家。有时演戏下雨，他们把全团的雨伞借给观众，并留远道而来的老弱妇孺住在团里，拿出自己的新棉被给他们盖，而自己则马马虎虎过一夜。
他们不怕困难，在条件差的地方也要为群众演好戏。有些地方没有化妆场所，演员们蹲在台底下，或在羊棚、猪棚里化妆；有时天冷风大，唱老生的，胡子上结起冰串，唱花旦的，冻得手像胡萝卜，他们仍坚持演出。下雨了，观众不愿散去，他们就淋着雨演。为了及时给农民送戏上门，他们冒着暴风雨，你搀我扶，跌倒了爬起来再走，连夜赶往演出地点。有时在途中的船舱里化好妆，一到目的地不休息便登台演出。
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村庄演戏，也是连夜赶路，进村时已更深夜静，为了不惊醒群众，他们悄悄地在屋檐下、车棚边露宿。第二天村里人发现，十分感动，又怕他们冻坏了，又称赞他们这种作风是当年新四军的作风。农民争着拉他们到自己家里，有的新婚夫妇也让新房给他们住。
每到一地，他们常向当地领导要工作做，田间活忙，就参加田间劳动，庄稼熟了，帮助抢收庄稼；需要肥料，就参加积肥；公路坏了，就抢修公路……农村忙什么，他们便跟着干什么。
他们在溧阳农村演出时，正巧遇到山洪爆发，洪水将圩堤冲开了一个缺口，眼看一、二百亩稻田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们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去，用身体堵住，经抢修后，保住了稻田。他们在娄塘村演出，散戏时，有一地方失火，演员们来不及抹去脸上油彩，便和团里的人一齐赶去救火。
他们的行动，深深感动了群众。由于他们长期在农村活动，和农民同甘苦、共呼吸，和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几乎全县每个公社，都有他们的社员朋友，他们和不少社员的亲密关系，像亲戚一样。每次下乡，他们都像回家和探亲一样，感到特别愉快和温暖。尤其当他们走过一片片稻田，看到到处是电力灌溉的时候，新农村的突飞猛进，常使他们异常兴奋。十一年来，他们不但亲眼看到它日新月异在发展，而且感到能为这崭新的农村，贡献出了自己一分力量。是莫大的光荣。他们爱这样的农村，更热爱这里的农民群众。群众亲热地称他们是
“我们农民自己的剧团”。
为什么这个剧团为群众服务得这么好？答案十分明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武装了他们。
为了说明这个重要问题，需要简略地提一提他们的过去。
十一年前，他们原是一个破破烂烂的私营剧团。他们原来活动在常州、无锡一带，一九五二年才来到嘉定县，改为县剧团。全团四十几个演职员中，有一些是解放前来自农村的农民，为生活所迫，从艺卖唱的。为了赚钱糊口，他们曾常年四处奔走演“草台戏”，受尽了颠沛之苦。但过去他们连一张幕布也没有，几件乐器还是私人的；不少人没有棉被，天冷了，靠临时租赁被子过夜；四十多人合用两条洗脸毛巾，早上洗脸要排队；有时甚至连吃顿饱饭也有困难。他们的全部公私财物，总共只装三辆三轮车。
过去，他们没有演过一个像样的戏，全部是即兴演出的“幕表戏”；有的思想内容不健康，有的是宣传封建迷信的，有的是低级庸俗的，思想艺术质量比较高的戏，数量较少。
这样一个私营剧团，乍一改为县剧团，他们非常兴奋，自不待言。不过，那时他们兴奋的是吃穿用不着发愁了，城市里有大舞台，可以显身手、露头角。出名得利是他们当时的最高理想。
他们万没想到，县委向剧团提出的主要任务是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当时，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曾认为到农村演戏，没有前途，没有出息。不过，虽然心里并不情愿，但还是服从领导决定，下乡演出了。刚下农村时，有的演员脸晒黑了，对镜自照，便暗暗苦恼起来：这样几年下去，风吹日晒，脸相不“美”，演戏还有什么前途呢？露天舞台，七高八低，能提高艺术质量吗？
这时，县委领导同志经常到他们团里去，给他们讲为农民服务的重要性，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
过去，他们演戏只知道是为了赚钱糊口，经过反复深入学习，他们初步懂得了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长期地无条件地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不过，这仅仅是初步认识。实际的群众生活斗争，是个伟大的学校。现在他们为群众服务做得很好，许多深刻的教育，是从生活里得来的。
有这样几件事情，他们记得很清楚：
有一年夏天，他们到一个公社演出。在浮满粪块的水田里，他们看到头发花白的县委文教部长在和农民一道除草，原来党的领导干部这样同群众在一起劳动！他们十分感动。主要女演员林月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想到自己不安心在农村，脸上热辣辣的。大家一个个卷起裤腿，跳到水田里去，和农民一道干起来。劳动后，虽然腰酸背痛，但心情十分畅快。大家纷纷议论：过去在戏里唱过多少遍“吃饭不忘种田人”，嘴上说过多少回“为人民服务”，不愿长期为生产粮食的农民演戏，不是忘本吗？不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不是光说空话吗？这次难忘的印象，使不少人思想上起了大变化。此后，参加体力劳动，成为团里的制度，一有时间，他们便到田间和农民一道干活。
有一年秋天，他们到一个生产队演出，正遇到十四号台风。当狂风暴雨袭来时，许多农民为了抢救生产队的庄稼，扛着锄头、铁铲，自觉地从屋里向外跑；剧团里的有些人，为了躲避风雨，却本能地向屋里跑。“向屋外跑”和“向屋里跑”，两相对照，十分鲜明。当他们发现社员们在顽强地抗御台风，他们感动了，也立即冲出屋去，投入了战斗。晚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挑选不少优秀的折子戏，到防台防汛工地，在休息时，给坚守在那里的社员们进行慰问演唱。社员们看到他们衣服单薄，很快送来了衣服和被褥，他们穿上社员们的衣服，感动得热泪满眶。这是些多么可敬可爱的人呵！为了抢救集体财产，他们奋不顾身；为了关心同志冷热，又如此热情。为这样的人演戏，是多么光荣！
就是这样，他们在长期的实际生活教育中，在群众的火热斗争中，逐渐提高了思想，改变了感情，明白了党的文艺工作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们演出了配合当时斗争的现代戏《走上新路》。这个戏农民非常欢迎，富农却恨之入骨。他们在一个村子里演出，戏演到高潮时，一个富农分子向场子里掷了半截砖头，一个观众被砸伤了，戏场引起骚动。村里的民兵立刻行动起来，搜索那个破坏演出的富农。在搜索中，一个民兵和那个坏蛋进行了一场搏斗，头部被打流血了。类似的情况，还在另一个地方发生过。他们在沥西乡演出这个戏时，又有一个富农分子，偷偷拆他们住房的墙脚，企图将墙拆倒塌，压死演员。敌人一再地恶毒破坏，使大家擦亮了眼睛，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认识到党的文艺工作是进行战斗的锐利武器。思想性愈高，艺术性愈强，对群众教育便愈深刻，对敌人的打击便愈沉重。从此，他们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更加努力了。
十一年来，由于他们长期深入农村生活，不仅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在艺术上也有很大提高。他们不但演出了一些优秀传统剧目，而且自己也创作、改编了不少受群众欢迎的现代戏。在表演艺术上，也有很大提高。主要男演员濮阳，过去演现代戏里的支部书记，常像传统戏里的小生，经过不断同农村干部接触，细心观察、体会，现在他创造的形象，真实生动得多了。不但一批老演员艺术上有很大提高，而且他们还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现在经常在农村演出。
他们的这些成绩，是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获得的。是他们牢牢记住，并切切实实地按照毛主席下面一段话去做的结果：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这个剧团的发展过程，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伟大、正确。现在，他们正在继续沿着党所指引的康庄大道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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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做一名文艺尖兵
——访福建评话家陈春生
朱树兰
“艺人陈春生，讲书好精神；
排椅群众坐，提灯迎亲人。”
这首诗是福建闽侯专区尚干镇的农民送给陈春生的。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陈春生，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一见面，他那显露着光泽的黝黑面孔会吸引住你；谁都知道，只有久经阳光曝晒的人，才会有这样健康的肤色。一九五三年三月，参加了新成立的闽侯县曲艺团后，陈春生便带领着他的战友和学生，背上背着行李、雨伞，脚上穿着草鞋，一年四季、勤勤恳恳地在农村讲书。十年来，共演出一千六百多场，听众达一百一十多万人次。闽侯专区七个县几乎都留下了这支文艺轻骑兵的足迹。为了送给听众有益的精神食粮，陈春生将过去讲的传统书目，进行了整理加工。还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创作、改编了六十七个反映现实斗争的新作品。其中，有的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有的表现互助合作，有的歌颂了三面红旗，有的歌唱新人新事。这些新评话，不但给了农民群众深刻有力的教育，也丰富和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陈春生原是福州著名的优秀评话家。他怎么会在闽侯县落户、讲评话的呢？说起来话又长了。同每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一样，陈春生也有一段自己的辛酸历史。解放前，他是在福州讲评话的。但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一个艺人不管有多大的本领，总免不了要受官僚、豪绅、流氓的欺压和凌辱。为着一天三顿吃不饱的饭，他成年累月地东奔西赶。有时要应付官老爷，常常一夜赶两场；如果稍微去晚了点，还会遭到辱骂。因为操劳过度，有一次讲得吐了血；国民党特务不但不许休息，反而斥责他讲得太短，没听过瘾。陈春生满怀愤怒，回家后，摔掉锣钹，发誓从此再不干这一行。一九四五年，他终于带着一家老小回闽侯县厚美村老家种田去了。福建解放以后，他积极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被选为农会委员。翻身的幸福，鼓舞了他用评话向群众唱出心中的喜悦，起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一九五二年底，陈春生被邀出席中共闽侯地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会上，他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初步认识到艺人再也不是被人瞧不起的下等人，而是党重视和关心的宣传员。当时，他真是兴奋极了，决心重新拿起锣钹，争取做一个全心全意为工农兵说唱的评话员。
回到评话岗位上的陈春生，听党的话，十年如一日地在农村演出。不论是人口众多的村镇集市，还是道路崎岖、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或是沿海的岛屿，只要哪里的群众需要听评话，党派他到哪里，陈春生总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今年三月中旬，他们到长乐县营前区下洋公社演出。那是一个有一千多户人家的村子。他们打扫完场地，点亮了台上的汽灯，装好扩大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只见邻近村庄和附近窑厂的农民、陶磁工人，举着火把、提着灯笼源源而来；那由远而近的灯火，像无数条巨龙似的，将人流从四面八方引到演出场所。群众来听评话的热情感动了陈春生，这样热烈的场面令他终生难忘。
去年十一月，听说闽侯、永泰两县交界的山区，有一个小溪村，只住着十七户人家，绝大多数都没有看过戏，也没有听过评话。于是，他和一个学生，从闽侯县城出发，翻山过岭，走了差不多一百七十里路赶到目的地。那里的农民像迎亲人似地接待了他们，当夜，人们聚在全村一间最大的屋子里，虽然是第一回听评话，一听就爱上了。他们不得不连讲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才依依不舍地和这些新结识的听众告别，奔向下一个演出地。
福建省沿海地区，有不少群众是从事渔业生产的，他们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生活在海上，缺乏文化娱乐。根据县领导的指示，有一回，陈春生渡海去浙江沈家门闽江渔业公社慰问。到那里后，公社党委怕他年老身体吃不消，不让他到海上说书。陈春生听说渔民撒网后，有几小时的休息空隙，他不愿错过这个好时光，坚决上船演唱。船在海上不停地颠簸，不习惯这种生活的人，要站稳也不容易，何况演唱。他说一段书就头晕，要呕吐；可是，一想到渔民长期在海上工作，比自己辛苦不知多少倍，便拭去溅到脸上的海水，抖擞精神，越说越有劲了。陈春生就是这样不论严冬腊月，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翻山越岭，涉水渡海，风里来雨里去，将评话艺术送上门去。
“配合政治任务，宣传党的政策”是他时刻记在心头的努力方向。这十年，他创作和改编的新书，如《罗汉钱》、《春大姐》、《小小牛司令》等，已连续演唱好几年，成了当地群众喜爱的保留书目。其中，仅《罗汉钱》这一部，便讲了三百七十场，小飞娥、李木匠、艾艾……已经是群众很熟悉的人物了。
去年六月，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妄图窜犯大陆。听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想起旧社会过的非人生活，非常气愤，决心编一部新书，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党鼓励他，支持他，仅仅花了七天七夜，便将土地改革时编的一个开篇《九命沉冤》，重新改写成一部能讲一个晚上的本书。这部新，书比原来那个本子，更深刻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压迫农民惨无人道的罪恶。如今，这部书在农村、工厂、学校已讲了一百多场，到处激起群众对反动派的强烈的愤恨。有一个农民听完书，哭着对他说：“过去，我就像书里讲的农民汪宝林，受恶霸地主的残害，是共产党来的快，救了我的命。这个仇是永远记在心上的。”农民弟兄受苦受难的事实，反过来又教育了他自己。陈春生深深地体会到，艺术真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最锐利的武器之一。
热爱新中国、热爱新社会，使他情不自禁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歌唱，要为群众中不断涌现的先进人物歌唱。今年一月，县里召开劳模大会。一个高中毕了业，名叫郑秀珍的年轻姑娘，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后成了农业生产能手的生动事迹，受到党和群众的表扬，也打动了陈春生的心。会后，他先访问了郑秀珍劳动生产的公社，又探望了她曾经念过书的学校，人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位姑娘的材料。一部歌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新书——《天竹岭》，在闽侯专区的农村青年中，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很多青年纷纷表示要向郑秀珍学习。竹岐公社原来有一个不安心生产的高中毕业生，听了这部书以后，乘船赶到郑秀珍那里，同她交谈了半天，后来愉快地回乡生产去了。
陈春生讲的传统书目，经过多年锤炼，真是说龙像龙，说虎像虎，维妙维肖。但是他编的、讲的新书，不是一上来群众就欢迎的。记得是一九五四年，刚讲《九命沉冤》开篇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对书中汪宝林的悲惨遭遇，却没有引起深切的同情，甚至连汪宝林的妻子听了也没有落泪。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和他谈起这个情况时说：
“过去听你讲千金小姐落难，有的人会流泪；怎么听你讲《九命沉冤》倒很少人流泪呢？”这几句简短的话，像针一样刺得他许久讲不出话来，随后才明白过来。他说：“这是因为我对所讲的那个恶霸地主孙亨梧的罪恶认识不够，对农民汪宝林一家两命的冤情体会不深。”领导上又耐心细致地对他讲解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告诉他：要讲好工农兵，一定要有工农兵的立场和工农兵的感情；要演好工农兵，更需要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改造好自己的思想。党的启发，群众的意见，给了他一把讲好新书的钥匙。他立即背起被包、雨伞去到远洋乡，连夜访贫问苦，听农民诉说孙亨梧的滔天罪行；又请汪宝林的妻子讲述他丈夫和孩子的受害经过。孙亨梧和汪宝林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在陈春生的脑子里逐渐鲜明起来了。他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试讲，后来再到远洋乡说《九命沉冤》的时候，台下听众泣不成声；陈春生自己也被这个场面激动得几乎讲不下去。讲完后，人们围着不散，众口同声地说：“你这一次真是把孙亨梧和汪宝林说活了。”陈春生知道，是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指点他，才将群众所爱的人和所恨的人说活的。
在闽侯专区，陈春生去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争着接他回家去。他风趣地说：“只要我们和群众同吃同住，让他们觉得是自己人，听你讲书，便欢迎一半了。”一个讲评话的宣传员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欢迎，应该让群众喜爱自己的艺术，百听不厌，才能发挥文艺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陈春生为使自己的评话语言生动、准确，群众喜闻乐见，总是虚心地征求意见，向群众学习。他收集了不少民歌民谣，运用到评话中来。在演唱《罗汉钱》，讲到小飞娥发现女儿艾艾也有一枚和自己一样的罗汉钱时，陈春生唱道：“你娘好像苦竹生苦笋，苦瓜生下又是苦瓜儿，两铜钱一样命，苦匏哪能生出甜瓜来。”就是采用当地的民谣编成的，群众听了觉得特别亲切。他的评话艺术是说唱并重的，说白清晰流畅，唱腔圆润、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表现不同人物和各种不同感情的
“角色分音”上，真是做到了“闻其声如见其人”，有很高的成就。
陈春生一九五六年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几年，在党的教导下，他越来越感到做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重大。他随时随地严格的要求自己，坚决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永远做一名文艺战线上的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