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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赶快抓紧棉田查苗保苗工作
全国各地产棉区的棉花播种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大部分地区即将进入田间管理阶段。在这段时间内，首要的工作就是做好棉田的查苗保苗工作。所有产棉区的人民公社生产队都要抓紧棉田保苗这一关，为争取棉田苗全、苗壮而努力。
由于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的深入贯彻，产棉区的广大棉农种植棉花的积极性很高。今年，绝大部分产棉区的生产队，不仅按照国家计划切实安排了棉田播种面积，而且播种准备工作一般也都做得比较好，大部分棉田进行了精耕细耙，棉田底肥有所增加，不少的生产队还对棉种实行了粒选，因此，棉田的播种质量普遍比去年有所提高。这是今年棉花生产的一个特点。这一良好的开端，为实现今年的棉花增产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有了这些有利条件，还不能说就一定能够实现棉花增产计划。棉花是技术作物，种植棉花的技术要求比较高，需要特别精心管理，而且由于气候的变化，在出苗时期常常会给棉花的生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棉种选得不好、处理不好，会降低出苗率；肥料施用不足或不及时，会形成弱苗；播种以后如果遇雨，会造成棉田表土板结而不能出苗；雨水多了，地温过低，土壤湿度太大，还会造成烂籽现象。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尽管棉田播种面积落实，播种质量提高，但能否种足种好棉花，还要看出苗的情况怎样。如果苗出得好，苗全、苗壮，就能够比较有把握地实现增产计划。如果出苗情况不好，那就等于减少播种面积。可见，争取棉花苗全、苗壮，是实现棉花增产计划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今年大部分棉区棉苗出土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些地区在播种前后雨水偏多，土壤湿度大，地温低，棉籽易于霉烂，这些地区的棉田已经出现了缺苗断垅现象。少数棉田因为雨后表土板结，棉苗出土困难。在出现这样情况的地方，就应该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进行补救。当然，这样做，生产队就需要多投入一些劳力和资金。然而，这是值得的。因为实现棉花增产计划，不仅仅是生产队本身的事情，而且是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明年市场安排的重大问题。克服困难，确保棉田苗全苗壮，种足种好棉花，这是广大城乡人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广大棉农的要求。为了鼓励棉农种足种好棉花，国家 对种棉为主的生产队，从生产资 料、生活资料等方面都多方照顾， 而且采取了一些奖励措施。这表 明国家对于以种棉为主的生产队 在生产上是积极支持的，对他们 的利益也是很关心的。为了支援 国家建设，产棉区的生产队，应当 千方百计地把棉花种足种好。 要做到苗全、苗壮，首先要做好查苗补苗工作。生产队要对已播种的棉田立即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凡是缺苗断垅的棉田，应当组织力量迅速移栽。对于缺苗断垅严重、或者不能出苗的棉田，应当早下决心重行补种。时间很紧迫，犹豫不决，就会贻误时机，错过季节，造成损失。今年棉花出苗时间一般比去年要迟一些，这是进行补种的有利条件，只要抓紧补种，时间还是来得及的。
保全苗，只是保证了数量。在全苗的基础上还要保壮苗。保壮苗也就是保质量。要增产棉花，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为了使棉苗长得茁壮，在棉田出苗以后，要及早间苗、定苗，以免幼苗拥挤，形成弱苗。要早中耕、勤中耕，这样不仅可以铲除杂草，而且能够调节土壤水分，提高地温，有利于棉苗生长。在雨水较多的南方棉区还要注意清沟排渍。经验证明，采用深沟高畦的办法，不仅可以迅速排出地面雨水，而且可以宣泄渍水，降低土壤湿度，对减轻苗期病虫害有显著的效果。
彻底防治病虫害，是保苗、壮苗的一项重要措施。棉花播种后，要随时检查病虫害发生的情况，作好药械准备、技术训练、劳动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许多地方，去冬雨雪稀少，今春雨水偏多，土壤湿度较高，棉田病虫害很容易孳生蔓延，必须格外警惕，要掌握治虫的有利时机，及时发动群众防治。
为了保苗、壮苗，还需要进行适当的苗期追肥。今年棉田底肥虽较去年多，但从需要来看，仍是不足的，还必须在棉苗生长期间及时增施追肥。对补种、移栽的棉田，在有条件的生产队，应当逐苗追施适量的化肥，以促使这些棉苗健壮发育。
各地党委和政府，在棉田查苗保苗工作中，要继续作好对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按照国家计划种足种好棉花，这是产棉区农民的光荣任务，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集体和社员个人，从而鼓励他们为增产棉花，作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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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十五次会议
听取关于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报告
新华社十日讯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今天举行。会议听取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关于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报告。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务院的部分部长、副部长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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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棉田面积 保棉花全苗
曲沃县播种结束后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复查验收活动
采取各种措施增种补种突击耙地保证完成种植计划
本报讯 中共山西曲沃县委本着“抓面积一直抓到底”的指导思想，在全县棉花播种基本结束的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以保面积、保全苗为中心内容的复查验收活动。同时力争把棉田的四角、畦埂种细种好，充分利用闲散小块地，尽量多种一些棉花，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植棉计划。
一九六三年，曲沃县播种棉花任务为十六万亩，年初已全部落实到块。由于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广了杨谈大队、吉许大队的植棉经验，棉田播种质量胜过往年。播种从四月十日开始，到十七日基本结束。播种质量一般较好。十六万亩棉田亩亩施了底肥，施“种肥”面积达百分之五十三。普及了划行开沟、浸种拌种、双人溜籽、复土埋沟等先进的播种技术。做到了沟直行匀，深浅合适，溜籽均匀，复土严实。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认为完成播种任务没有什么问题了。县委重点调查了一些大队，种得好确实是事实，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如有的生产队刚刚完成分配面积，没有“保险系数”；有的生产队棉田土地没有认真丈量，说完成了实际是个大约摸；有的生产队棉田四角种得不细，水地区畦埂过宽，种一亩不能顶一亩；还有个别生产队没有完成播种任务，或者播后复耙不好，影响出苗。针对上述问题，县委要求各级领导，以保面积、保全苗为中心，进行一次认真的复查验收。近十天来，各个生产队积极响应县委号召，认真进行了复查工作。
经过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联合逐队验收结果，发现有十一个大队的三十二个生产队，尚差四百一十二亩没有完成原订计划。大李大队以大队长为首，组织了五人，逐块丈量了棉田面积，查出七、八、十三生产队把原报十六亩棉田，改种了西瓜。曲村十三队，逐块丈量后，发现比原计划少种了四亩。还有些生产队在棉花地头育烟苗。这些队通过复查，已全部补种了棉花。杨谈大队第二生产队，检查出棉田里的小道占地合二亩多，已采取措施截断。全大队都截断小路后，种棉面积增加了十二亩。许多生产大队为了扩大“保险系数”，在复查之后积极利用闲散小块地扩种棉花。凤城大队原差一亩多完不成计划，后来利用了八亩小块地种上了棉花。通过各种办法增种，全县棉田“保险系数”已近千亩。
今年棉田地头、地角补种得普遍较好。但有些队并不完全如此。西赵大队一千五百七十亩棉田，合计起来还有十亩零八分地头地角种得不好。检查后，确定专人，重新进行了点种。水地区，除了查补四角外，普遍推广了侯马公社和下裴庄公社畦埂点种棉花的经验。侯马公社东庄、北西庄等四个大队，在两千一百亩畦埂上，全部点种了棉花，折合棉田一百五十七亩。下裴庄公社任庄等六个大队，根据老农建议，组织专人，在一千四百六十三亩畦埂上，点种了棉花。仅此一项，全县增加棉田面积一千八百多亩。群众反映，往年种一亩顶八分，今年种一亩顶一亩。
全县约有五千多亩棉田，种前整地较差，种后复耙不细。检查后，一般都作到增耙一遍。
由于今年雨多，天凉，种籽质量差，播种以后，如果处理不好，势必影响全苗。尽管面积种够了，棉苗出不全，也会减少收成。为了保全苗，目前全县各地正在突击雨后耙地，破除板结，以提高地温，并积极准备中耕工具，准备在棉苗显行之后，突击中耕。（附图片）
全国植棉能手、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史来贺（左）检查浸种温度，以便掌握浸种质量，适时播种
沈祖芬摄（河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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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心大队社员决心保持先进集体荣誉
多种棉花 少要支援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改良土壤多施肥料扩大植棉面积
本报讯 记者马钟明报道：全国植棉模范江善讲领导的植棉先进集体单位——江西彭泽县棉船公社江心大队，最近通过怎样在完成植棉任务中保持先进集体荣誉的讨论，推动各生产队展开了一个“多比贡献，少要支援”的春耕生产大竞赛。全大队六千二百多亩棉地，已经按计划落实，植棉总面积比去年增加近百分之十三，达到了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江心大队的耕地宜于种棉。去年全大队种棉五千三百多亩，亩产皮棉一百二十斤左右，先后获得江西省和华东区植棉先进集体单位的光荣称号。今年，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这个大队需要扩大棉地，可是有些干部和社员持有不同意见，这就是引起怎样保持集体荣誉争论的原因。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扩大植棉面积。大家都认为，按照国家需要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完成国家分配的种棉任务是可能的。另外，棉区粮食由国家供应，无后顾之忧，社员也都乐意多种棉花。但是，有些人背上了“先进集体”的包袱，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顾虑：怕扩大植棉面积，影响单位面积产量，因而丢掉了集体的荣誉。他们认为，去年五千三百多亩棉地是好地，搭上工夫，努把力，每亩能收到一百二十来斤皮棉；今年新增加的九百亩棉地都是重沙地，一亩最多能收四十斤皮棉。这样，高低拉平，全部棉地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就会比去年少十多斤，“光荣只好送给别人了”。
怎样看待先进集体的荣誉？多数干部和社员同意江善讲的看法：荣誉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对国家有贡献的事，站在前头，就是先进集体的荣誉。贫农出身的老社员吴宣波说：“我们的光荣是从哪来的？靠国家帮助，靠大家艰苦努力；国家给我们光荣，是鼓励我们做出更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不顾国家利益，只为自己戴上个光荣的帽子，也称不起真正的先进集体！”大家还认为，光荣不光荣的账，应该从对国家的贡献上去算。今年多种九百亩棉花，每亩收四十斤皮棉，就能增产三万六千斤皮棉。这样，从国家利益着想，对国家的贡献更大，就是集体的最大荣誉。统一了认识，今年国家分配的植棉面积，就顺利地落实了。
棉田面积落实以后，有些干部和社员认为，今年国家应该多支援些物资。有人说棉地扩大了，国家应当额外供应每亩棉地二十斤化肥；排灌和耕作的机具也要多供应一些。
作为一个先进集体，是要国家尽量多给些“照顾”呢？还是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先进集体之所以配称先进集体，就是在大家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克服困难为国家做出贡献；如果尽多地要国家“照顾”，即使取得成绩，也算不得真正的荣誉。有人说先进集体不是“特殊集体”，不能强调向国家要这要那。有人算了个账：如果每亩棉地要国家多供应二十斤化肥，全大队就要国家多供应十二万四千斤化肥，这实际上就是挤掉旁的棉区需用的化肥。这是一种“肥自己，瘦别人”的要求，既有损于整体利益，也就有损于先进集体的荣誉。
“多比贡献，少要支援”的讨论，促进了这个大队的春耕生产。各个生产队都千方百计地改造新棉地。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增施肥料，结合整地挑沃泥盖沙地——既可以给棉地保墒，又增加棉地肥力。社员们说：不要国家多给化肥，今年棉花增产也有把握了！在水利方面，为扩大棉地灌溉面积而兴建的一座水闸，原来因等待木料影响了施工，随后他们赶紧与山区联系，自己组织人力进山砍运木料，终于使建闸工程在棉花播种前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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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批归国难侨列举大量事实愤怒揭发
印度当局百般阻挠华侨归国
难侨们向接待工作人员递交数以百计的报告和信件，转达了仍被关押在集中营的难侨要求回国的强烈愿望。
新华社湛江十日电 首批归国的印度受难华侨用大量事实，揭露印度当局采取恐吓、欺骗等各种手段，百般阻挠受难华侨和他们的家属返回自己的祖国。这批归国难侨到达湛江以后，还向难侨接待工作人员递交了数以百计的报告和信件，转达了仍被关押在印度集中营的难侨要求回国的强烈愿望。
但是，据印度报业托辣斯五月一日报道，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一日在印度人民院发言时，竟抵赖印度当局阻挠华侨回国的事实，说中国“这些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印度当局“没有企图强迫想要遣返的那些人留下”。早些时候，印度报业托辣斯在四月二十八日还报道过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也说“住在印度的二万多名中国人中，迄今为止只有九百零八人表示希望返回中国”，又说什么“对可能希望回国的其他人没有加以阻挠”。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难侨们说，印度当局对于要求回国的难侨进行了所谓“甄别”。在集中营里要求回国的难侨中，有两类难侨受到印度当局特别的阻挠。一类是对印度当局迫害华侨的暴行公开提出过强烈抗议，而引起印度当局特别仇视的难侨；另一类是在集中营里反对印度当局阴谋劫持部分华侨运往台湾，因此遭到印度军警和特务、暴徒殴打受重伤的难侨。五十二岁的广东籍难侨何铭新揭露说，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关进集中营后，二十七岁的大儿子何国生被难侨们推举为集中营第二营区的难侨代表，曾经多次代表难侨对印度集中营当局的非人虐待提出抗议和交涉，引起印度集中营当局的仇视，遭到印度军警的毒打并关进集中营内的黑牢。何铭新和他在集中营的另一个儿子何志强现在已经回到了祖国，但印度当局始终不让何国生同他们一起回国，何国生至今仍被关押在集中营里。据原来被关押在集中营第五营区的归侨揭露：第五营区的难侨代表曹四海，曾经目睹冯锦等难侨被折磨虐待而惨死的经过，并接受难侨委托，对印度当局的暴行提出过质问。虽然曹四海坚决要求回国，但印度当局仍然把他扣留在集中营里。
难侨们说，印度当局还以掠夺难侨财产相要挟，迫使难侨放弃回国的要求。印度集中营当局在难侨填表要求回国的时候，曾经对难侨宣布：要求回国的华侨在印度的财产，印度政府将按“敌产”处理。四月七日，首批回国难侨动身前夕，印度集中营当局甚至对难侨们撒谎说，“只要你们填表要求留在印度，四月二十日以后印度政府就释放你们回到原居留地去，你们的财产也将受到保护。”
虽然难侨们的家属从外面寄到集中营的信件，受到印度集中营当局的严格检查，有些还被无理没收销毁，但从难侨们收到的家属来信中，也还可以看到印度当局恐吓难侨家属，阻挠他们回国的事实。难侨姜斗升揭露说，他被关进集中营后，家人生活无着，他妻子写信给他要求全家同他一起回中国。姜斗升在填写回国登记表时就提出了上述要求。不久，姜斗升又收到他妻子从集中营外来信说，印度警察局官员对她说，印度政府已经决定不让她丈夫回中国，如果她还坚持要求去中国，就由她自己带子女回去。姜斗升在得到回国通知以后，要求和家属一起回中国时，印度政府官员竟又欺骗说，所有要求回国的难侨家属，都已安排由家属居留地直接到达马德拉斯港口，以便和集中营出来的人同时乘船回国。姜斗升被押送到马德拉斯港后，才知道这完全是印度当局的骗局。当姜斗升就这件事向印度政府官员提出质问时，印度当局竟要把姜斗升也扣留下来，不让他回国。经过斗争，姜斗升才得以和其他首批难侨同船回国，而他的家属却被迫留在印度。
由于印度当局非法扣留受难华侨的亲属，迫使许多难侨妻离子散。据初步统计，回国的二百二十七户难侨中，就有五十多户有亲人被扣留在印度。已经七十五岁又双目失明的难侨王国祯，原是阿萨姆邦马金地方的理发工人，侨居印度已四十年。一九五七年他双目失明后，全靠他的妻子照顾他的衣食住行。去年，印度当局把这位残废老人和他的小儿子一起关进了德奥利集中营，把他的妻子留在家里。王国祯在印度集中营里受不了那种非人折磨，三番五次要求返回祖国，也曾托人写信问他的妻子是否愿意同他一道回国，他妻子回信说愿意。集中营当局也答应把他的妻子送到马德拉斯港和他一起回国。但是他被押到马德拉斯港以后，却不见他的妻子，他只好带着小儿子回到了祖国。
从德奥利集中营归国的难侨吴来，也向记者控诉了印度当局扣留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罪行。他说，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和大儿子一起在西孟加拉邦春碑被捕，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留在家里。到集中营后，他申请全家一起回祖国。集中营当局在四月九日告诉他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已在马德拉斯港等他，到了那里一定可以见着。吴来说：“后来证实，我的妻子和女儿根本没有到马德拉斯港，我完全被印度当局欺骗了。如今，我一家五口妻离子散，大儿子和我回国了，妻子和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的女儿却散落在印度，她们在印度怎么生活呢？”
印度当局活活拆散受难华侨何汝桥一家的罪行更令人发指。何汝桥一家十口去年全部被印度当局关进了德奥利集中营。这次回国前，四月一日他们在一张回国登记表上一一填清了一家十口的姓名。集中营当局当时曾同意他们全家十口回国，并在四月九日“释放”了他们。不料当天临到上汽车时，集中营的官员突然拿出一张纸条对何汝桥说，他一家只能回去九个，他十八岁的大女儿何妙秋因为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不能回国。何汝桥当即向这个印度官员说明，他是登记全家一同回国的，没有理由把他女儿一个人留下。如果印度当局一定要扣留他女儿，他们全家也不走。但是这个印度官员对他的要求和解释置之不理，竟然动手把他的女儿何妙秋拉回集中营去。何汝桥的妻子梁芥兰也再三向这个印度官员说明，她的女儿在印度没有任何亲人，一个人在印度无法生活，并且急得哭了起来，何妙秋和弟妹们也急得哭起来。但是这个印度官员竟说：“什么亲人不亲人，我们不管这许多。”终于硬把他们一家人强行分开，把痛哭着的何妙秋赶往集中营里关了起来，何汝桥一家只得丢下一个大女儿回到了祖国。
难侨们指出，印度当局采用种种手段阻挠受难华侨和他们的亲属回国的罪行铁证如山，这是无论如何抵赖不了的。它也绝对逃脱不了对这一罪行应负的严重责任。（附图片）
十四岁的关锦桃的家庭被印度政府拆散，孤身回到祖国。湛江市第一小学的学生们在慰问关锦桃（右一）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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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开抢劫 封闭住所 强行代管
印度当局非法掠夺我难侨财产
首批归国难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遭到掠夺，他们有的所剩无几，有的一文不剩。
新华社湛江十日电 首批归国的印度受难华侨，近日纷纷向本社记者控诉印度当局掠夺华侨财产的罪行。这一批回国的二百二十七户难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遭到印度当局的掠夺。他们在遭到印度当局的掠夺后，有的所剩无几，有的一文不剩。
印度当局采取公开抢劫、封闭住所、“登记代存”等各种手段掠夺受难华侨的财产。在阿萨姆邦特兹普尔一家茶园里被捕的难侨谭梓庭控诉说，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八时，八名印度武装军警和三个印度政府官员闯进他的家里，把他夫妻俩和三个孩子从被窝里拉起来赶出门外，一个军警持枪守住门口，其他军警在屋里翻箱倒柜，把藏在皮箱里的一千二百四十二卢比和一架自行车、一只手表、三只金戒指、两对金耳环、一座闹钟等财物公然抢走。这次抢劫持续了五个小时，然后才把他们的住所封闭，把他们全家押上警车。十二月二日，谭梓庭全家被押往德奥利集中营时，又遭到印度军警第二次抢劫，谭梓庭的妻子陈瑟珍的一只金戒指、一个金发夹以及随身携带的现款六百八十卢比，全部被抢走。谭梓庭还说，仅在特兹普尔一地，在这一天被捕的华侨就有二百多人，他们被捕时都遭到同样的抢劫。
原住在阿萨姆邦哈佛朗地方的华侨蒋明德，向记者叙述了印度武装军警抢劫他家的财产的经过。蒋明德是个镶牙师，夫妻俩今年都七十多岁了。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八名荷枪实弹的印度武装军警把他们逮捕，并且抢走他们的十个金手镯，四个金戒指，一个一两重的金砖、二个金钱和二千二百卢比现款。这两位老人说，他们的邻居都亲眼看见印度武装军警进行抢劫的情景，许多印度朋友都表示同情。
印度当局在西孟加拉邦的春碑、加尔各答和大吉岭、噶伦堡等地，也派武装军警对华侨进行大规模的抢劫。难侨黄桃章控诉说，西孟加拉邦春碑等地许多生活穷苦的华侨工人，他们的财产遭受抢劫后处境十分悲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几十名印度武装军警包围春碑华侨俱乐部，把寄宿在这里的黄桃章、叶登、吴进、谭荣坤等十二个华侨木工抓去关进集中营。独身难侨黄桃章已在印度侨居四十九年，因为年老体衰，平时不能多做工作，收入仅够糊口，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两箱衣服和两箱木匠工具。其他十一个华侨木工的财产也很少。但是就连他们的只值几百卢比的财产，也被印度当局作为“敌产”封闭了。黄桃章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被关进德奥利集中营时，随身携带的一百一十卢比现金，也被集中营当局强迫拿去“代存”，换回一张收据。他把小心收藏带回国来的这张收据交给记者看，上面写有收款日期和集中营印度管理人员的签名。黄桃章说，同他关在一起的所有难侨随身携带的现款和实物，都被印度集中营当局以“登记代存”为名强迫拿去。他们回国时，这些财物绝大部分都被印度当局吞没，只有极少数难侨拿回其中的一小部分。
遭受印度当局敲榨勒索的难侨中，有年老体衰的华侨苦工，也有不幸的孤儿。八十九岁的难侨叶洪云，在印度做了三十一年厨工，积了一点钱，一九六一年底他花了二千五百卢比在大吉岭的普尔巴扎租了一家小饭店来经营。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五名印度军警突然闯进他的店门，连衣服都不准他多带一件，就把他抓走关进集中营，他的小饭店在遭受洗劫后又被封闭了。这位老人回国时只带了两件旧上衣，三条破裤子，一双破鞋和一张财产被封闭的清单。今年只有十四岁的关锦桃控诉说，他在马德拉斯港上船前，一个满脸凶相的印度军警把他的五十三个卢比也抢去了。
原在阿萨姆邦马金地方经营“慎英兄弟公司”的难侨何诒谷，向本社记者控诉说，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度当局派了二十多名军警包围了他的公司，把他全家大小抓去关进集中营，同时把他的价值十八万卢比以上的公司财产也以“敌产”名义封闭了。何诒谷说，华侨在马金经营的七家建筑公司和机器工厂，都是在这一天以同样名义被封闭的。至于华侨辛苦经营的商店和小规模的工厂被封闭的，更是不计其数。何诒谷说，在马金的华侨经营的所有公司和工厂，都向印度政府纳税，经营的时间都在几十年以上。这些企业为当地印度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也为印度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而印度当局为了达到它掠夺华侨财产的目的，却制造借口把它们封闭。
难侨们控诉说，他们回国以前，曾经一再要求印度当局允许他们处理被封闭的个人财产。但是印度政府宣布说，被封闭的华侨财产，只允许产权人在获得印度政府的许可下，委托他人处理，或者由印度政府代为拍卖。难侨们控诉说，被关押在集中营的难侨，大部分在集中营外没有亲人和朋友，实际上谈不到委托他人代为处理财产。少数难侨即使委托了亲人处理财产，也受到印度政府百般刁难，亲人也不能处理。在加尔各答经营皮革业的难侨钟继松，一家十口被关进集中营，他回国前曾几次写信委托在加尔各答未被捕的岳母代他处理财产。他岳母收到信后也曾多次要求印度政府批准她拍卖女婿的财产，但是却被印度政府拒绝。印度政府的官员说：在“紧急”情况下，还不能允许你们处理这些被封闭的“敌产”。在西孟加拉邦春碑侨居三代之久的难侨黄德揭露说，印度政府根本就不让难侨处理自己的财产，印度政府所谓允许产权人委托他人代为处理财产，实际上是一个大骗局。他说，他有一座房子和七千八百卢比现款，还有在印度的英国茶园和印度商人波士欠他的工程费一千七百五十卢比等财产。他曾经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写申请书要求印度政府允许他委托中国大使馆代他处理，但是印度政府却拒绝了这一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