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8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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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供应指标 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调拨
河北百货公司缩短调货路线
八个专区三十五个县改进百货调拨方法以后,商品流转速度加快,两个月节省运费一万多元。
本报天津七日电 河北省百货公司最近对纸张、胶鞋、毛巾等四十六种属于国家计划的商品,实行了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供应指标,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调拨的办法。
过去,河北省农村市场销售的日用百货,凡是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外地调入的,一般都由河北省百货公司设在北京、天津、德州的二级采购供应站接收后,按计划调拨给设在各个专区的二级采购供应站。各个县百货商店都由设在本专区的二级采购供应站供应商品。前些日子,河北省百货公司本着让商品尽量走直线、缩短运输里程和商品在途时间、降低商品流转费用的原则,普遍检查了全省十个专区一百四十三个县百货商店的商品调拨路线。邯郸、唐山两个专区的商品流转路线是经济合理的,而保定、天津等八个专区共有三十五个县在商品调拨中存在着迂回、倒流运输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河北省百货公司今年以来调整了这三十五个县百货商店的供应关系和供应路线,按照商品的合理流转方向,采取了按行政区划分配计划商品供应指标、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调拨的办法。这三十五个县百货商店扩大了进货关系,除了向设在本专区内的二级采购供应站进货外,有些县商店还可以直接向河北省百货公司设在北京、天津、德州的二级采购供应站采购;有些县商店就近向设在毗邻专区内的二级采购供应站进货。例如保定专区内,位于保定市以北的涞水、涿县等六个县的百货商店,除了保定、上海、广州的产品仍从保定二级采购供应站进货外,北京、内蒙古等地的产品直接从北京二级采购供应站进货,天津、东北产品则由天津二级采购供应站调拨;保定市以南的安国、博野等四县的百货商店,凡广州、上海产品都向设在石家庄专区内的石家庄二级采购供应站进货,其余商品仍由保定二级采购供应站供应。位于北京附近的天津专区固安、三河、香河等六县所需的北京出产的日用百货,直接向北京二级采购供应站进货。供货关系这样调整以后,原来设在邢台、衡水、沧州三专区内的三个二级采购供应站已无存在的必要,河北省有关领导部门已经决定撤销。
调整商品流转路线的效果是:减少了商品流转环节,加快了商品调拨速度,降低了商品流转费用。如沧州专区任丘县百货商店由天津二级采购供应站进货后,商品当天就可运到,而过去由沧州二级采购供应站从天津进货,三四天才能运到。据河北省百货公司的不完全统计:这三十五个县调整了商品供应关系和调拨路线以后,商品流转时间(从开始办理调拨手续到商品到达各县),一般比过去缩短了三天到七天;两个月来,商品运输里程比过去缩短了七万多吨公里,节约运费一万多元。
河北省百货公司现在对胶鞋等四十六种计划商品都编制两套商品流转计划,一套是按行政区划制订的商品分配计划,一套是以北京、天津、德州三地的二级采购供应站为中心,按经济区域制订的商品调拨计划。这两套计划是紧密衔接的,即省百货公司先向各专区下达按行政区划制订的商品供应指标,然后在各专区对所属各县订出商品分配指标的基础上,编制出商品直线运输的调拨计划。
河北省百货公司在商品调拨方面作了这些改进以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例如,专署、市、县人民委员会所在的同一地区,有三个百货批发机构,三套商品库存,机构重叠,占压资金,这些机构如何精简?又如基层供销社如何按照商品合理流转路线,就近向中等城市或兄弟县城进货?这些问题,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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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修建数十万处抗旱工程 截断西溪晋江引水灌田
福建东南沿海地区战胜春旱开始春播
潮汕地区许多社队亲密协作春耕用水全部解决
据新华社福州七日电 遭受严重春旱的福建省晋江、九龙江两大河流下游地区,在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旱斗争以后,已经普遍开始春耕播种。
今年福建省东南沿海产粮地区的春旱,是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部分地区连续五个多月无雨。经过广大社员的抗旱斗争,现在,在漳州、晋江平原和厦门地区一千多平方公里的田野上,纵横交错的大渠小溪春水盈盈,一股股清水沿着沟渠汩汩地流向田间。较早下种的秧田,秧苗已一片嫩绿,刚播和未播种的秧田也蓄满了水。丘陵山地另是一番景象:大麦小麦陆续黄熟,越冬甘薯叶蔓青绿,翻犁过的土地平平整整,播种不久的大豆、花生和甘蔗,大部分已经出苗。
晋江、龙溪、厦门地区抗旱斗争的初步胜利,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也表现出广大群众改造自然的无穷力量和智慧。这些地区在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旱情严重的时期,每天出动抗旱的公社社员在一百万人以上,共修建各种抗旱工程二十五万多处。在抗旱斗争中,出现了许多“顾集体、顾大局”“一处受旱、八方支援”的动人事迹。当旱情发展的时候,全省各地纷纷响应中共福建省委的号召,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抗旱斗争。各地工业、交通运输和财贸部门的职工提出:抗旱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不管是什么工厂,只要能够腾出适合抗旱使用的排灌动力机械,就一定腾出来;只要有会修配这些机械的技工,就立刻派他们下乡去支援农民兄弟抗旱。
在抗旱斗争中,九龙江、晋江下游地区的广大社员,还积极封江截流,引水灌田。二月中旬,闽南第一大江——九龙江的西溪,被龙海县莲花、石码等五个公社的社员拦腰截断,使原来奔泻入海的江水,顺从人们的意志倒流四十里,解救了十万多亩干旱的田地。接着,九龙江的北溪也被迫改道,灌溉了五万多亩受旱的农田。三月五日,闽南的第二大江——晋江,又被泉州市郊的公社社员横腰堵住,滚滚东流的江水,被迫流进晋江东部平原的十几万亩农田。这样,就使这片五个多月缺水灌溉的田地解除了干旱威胁。
在封江截流的同时,广大社员还挖掘了成千上万个水塘,整修了许多水井,如果登高俯瞰,可以看到数不清的小水塘和蓄水沙坑布满田野。在大水库和大水渠的周围,新掘的斗渠、毛渠像人体的脉络一样。社员们说:“旱情越重,人心越齐,力量越大,办法越多。”这正是对人民公社两三个月抗旱斗争获得初步胜利的正确评价。
这个地区近年来添置的机电排灌设备,在抗旱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龙海县角美公社封锁了九龙江北溪干流之后,在江东渠道口安装了二十五台抽水机,把江水抽进渠道,然后又沿着渠道摆下了三十六部抽水机的“铁龙阵”,把水一级一级抽上高地。有些高地水上不去,社员们就架设一道道水车,用分级提水的方法浇灌受旱田地。仙游县郊尾公社顶厝生产队有两丘秧田离水源九丈高,社员们就安置了十八层水车,全队社员一齐出动,车的车,戽的戽,逼着河水一步步爬上高坡。社员们看到这种抗旱斗争的宏伟场面,都兴奋地说:“单干时一桶一瓢,集体化千渠万道,公社抗旱铁龙加水车,不怕干旱再逞凶。”
三月份,东南沿海地区下过两场春雨,雨量很少,对春收作物的生长和大豆、花生等的播种有些好处,但远不能满足早稻育秧和插秧的需要。因此,各地人民公社生产队都作了“两手”准备,在抗旱育秧的同时,积极备好甘薯苗和杂粮种子,准备改种。社员们说:有雨要种,无雨也要种,决不抛荒一亩地。已持续几个月的抗旱春耕斗争,目前正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热烈开展着。
据新华社广州七日电 广东省潮汕地区普宁、潮阳、陆丰等县许多公社的生产队,在春耕中互相让水、借水,协力抗旱。
负责灌溉潮阳县沙陇公社耕地的水库,因冬旱蓄水不足,
目前仅能供应灌区一部分生产队春耕用水。水库灌区下游的大部分生产队因缺水不能适时春耕。春耕开始时,水库管理所召集灌区生产队代表开会,商量水库蓄水分配问题。上游五个大队的代表了解到灌区下游的困难情况以后,认为他们那里水源较多,便主动提出把水库的蓄水全部让给下游的大队使用。下游地区各生产队获得上游生产队让给他们的水源以后,一面积极修通渠道,组织有经验的老农专责放水,尽量节省用水;一面又派出劳动力,帮助上游地区挖渠堵坝,协力抗旱。目前整个水库灌区上下游的春耕用水都已得到解决。
普宁县南径公社春耕中也出现了一件让水的事。这个公社的东岗寮大队处在当地水库灌区上游,用水方便。但是,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却积极堵河掏泉,找寻新水源抗旱,把水库分配给他们使用的二万二千立方米蓄水让给水源比较缺乏的陇华、大陇等大队。陇华大队得到东岗寮大队让给的水以后,又教育那些还有水源可以挖掘的生产队,尽量把水让给困难更大的生产队使用,使这些生产队能够顺利开耕。(附图片)
图为河北定兴县李郁庄公社候官营生产大队的社员积极开展抗旱斗争,保证棉花适时播种 杨国汉摄(河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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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加强工业企业的技术管理
技术管理是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个部分。整个企业的生产活动,都是同有关的各项技术条件分不开的。特别是那些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对技术管理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因此,在企业管理工作中,除了必须抓紧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以外,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加强技术管理,不断提高技术管理水平,这是保证生产正常进行,不断提高生产水平的重要条件。
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必须加强技术管理。许多企业的经验证明:要使产品质量过关,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过关;产品质量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许多企业的经验又证明:企业技术管理工作愈严,企业产品的正品率愈高和原料消耗愈少,企业的生产成本愈低、积累愈多;反之,企业技术管理工作愈弱,企业的废品率上升,原料消耗又多,企业的生产成本愈大,亏损现象就会愈加严重。国家对于企业的原料消耗、产品质量、生产成本,按照不同类型,分别订有不同的指标。实现这些指标,各个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作出具体方案,而切切实实地改进技术管理,这却是大家都需要采取的措施。
加强技术管理必须从健全技术制度着手。企业的各项规程制度是生产经验的结晶,是生产操作的准则。企业领导人员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管理制度,就可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有效地组织企业生产;技术人员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管理制度,就可以实行生产操作制度化、规范化;工人群众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操作规程,就可以按规程标准进行生产。一切企业都必须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技术规程和制度,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没有规程的,要把规程建立起来;有了规程还不健全的,要做一番健全规程的工作;有了完备的规程制度而没有认真执行的,要检查原因,严格执行。一切企业都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级技术责任制,使每项技术管理的业务工作都要有专人管理、专人负责。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技术人员的责任制,也就影响技术人员的责任心,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钻研。在企业管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有关技术人员职责范围的事情,要放手让技术人员去处理。技术人员要成为贯彻执行技术政策和各项技术规章制度的模范。对于技术问题的争论,一定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坚持科学依据,绝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对于违章作业,违反技术政策的行为,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纠正。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为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技术人员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好学不厌的态度,认真总结实际工作经验,经常地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把来自群众的革新创造和朴素的经验,从科学理论上加以总结提高,并且通过技术管理制度固定下来。
在干部中养成钻研业务、钻研技术的风尚,是加强技术管理的重要环节。我们有不少干部是通晓业务的。也有一些干部对自己掌管的业务并不是那么熟悉。有的人把生产和技术机械地分开来,说领导生产是厂长的事,至于技术业务,那是技术人员的事。按照业务分工,有一些专门业务和专门课题,应当由专门的人员去研究。但是,技术管理工作与当前生产是不可分开的,行政人员懂得工业技术才能更好地领导企业生产。否则,不管技术政策的贯彻执行,孤立地去抓生产,这是不能把生产搞好的。我们必须重视行政人员的业务学习,举办各种讲座和训练班,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加强技术管理,必须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业企业里,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不断促进生产的提高。技术规程的制订,技术政策的贯彻执行,技术业务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就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许多企业的经验证明:做好企业管理工作,绝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职工群众共同的事情。科学的管理必须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我们要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去关心技术规程的执行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在执行技术规程过程中,技术问题和思想问题是常常交叉在一起的。有的规程、制度执行得不好,是思想问题;有的规程、制度执行得不好就仅仅是技术问题。对于这两类问题,要加以区分。对职工的不正确思想,要通过教育说服工作,帮助他们改正。而不要简单从事,不要把技术问题硬说成是思想问题,也不要把纯粹属于技术性问题的争论当做思想问题去处理。技术关键的不能解决或者不能顺利地解决,总是暂时的;只要刻苦努力,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我们就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解决这些问题。
加强党的领导是搞好技术管理的根本保证。企业党委要经常了解技术管理情况,及时讨论技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使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使技术管理工作与企业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循着正确的方向,为实现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作出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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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原则严格检查产品质量
大连一些轻工业企业检查人员受到职工赞扬,大家说他们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宣传员、帮助工人提高技术的指导员、消费者的服务员
据新华社沈阳七日电 本社记者史越峨报道:大连一些轻工业企业的检查人员,在工作中坚持“严”字第一的原则,受到职工们的赞扬。大家称赞他们既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宣传员,也是帮助工人提高技术的指导员,又是消费者的服务员。
在大连许多轻工业企业里,不论在生产现场,还是在化验分析室里;不论在存放成品的仓库门口,还是在堆放半成品的场地,到处都有检查人员在认真地检查。有些企业的检查人员,还定期研究产品质量,与外地同类产品的工厂建立联系,交换质量资料和样品,作对比分析,帮助工厂取人之长,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在厂外的检查员们也利用各种机会,上山下乡,跑商店,访用户,询问人们对本厂产品的意见。因此,人们又把检查员形象地譬喻为“工厂的耳目,群众的喉舌”。
可是,也有人说,检查员是“挨骂”、“受气”的工作。金州纺织厂的一些检查员却十分自豪地说:宁愿“光荣”地受气,不愿拿原则做人情。去年八月三十一日,金州纺织厂的检查组长马淑琴,从成品中检查出两匹不合格的布。在这八月份的最后一天,缺两匹合格的布入库,全车间八月份的产品产量和质量计划就完不成。有些人就埋怨马淑琴说,检查员脑子太死,难道不能机动、灵活点?有人说,检查员只会找麻烦,专门泄气,不能鼓气!马淑琴仍然坚持原则,毫不动摇。
马淑琴坚持原则究竟是“泄气”还是“鼓气”了呢?职工们在事后才得到了正确的回答。由于马淑琴坚持原则,车间没有完成月计划的事实暴露了,促使车间认真检查了出次品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起了“鼓气”的作用。从此,改变了这个车间产品质量不稳定的局面,国家下达的质量计划指标月月完成。
现在,在旅大轻工业企业里,已经有几十个坚持质量原则的检查员被评为先进检查员。
但是,也有少数检查员,不严格按章检查,让废品次品出厂,他们这样做,原想给工厂“鼓气”,结果是给工厂“泄气”,使工厂在产品质量低劣的水平上踏步不前,从而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工厂的声誉。
旅大市轻工业局领导干部对记者谈到了这样一个事例。那是一家玻璃器皿厂。这里生产的保温瓶,应当按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检查。其中一项重要的检查,是对保温瓶瓶胆进行耐热急度试验。试验时要把一百度以上的热气打入瓶胆,而后放出热气,立即打入冷水。瓶胆经受这样骤热骤冷的考验不爆炸,才算合格。可是进行这种试验的检查员,怕严格按规定检查出废品多,增加成本,影响工厂完成生产计划,因此就降低检查标准。这样做的结果,掩盖了工厂生产上的缺点,使产品质量停滞在很低的水平上。今年二月,在事实的教育下,检查人员端正了思想认识,严格按章检查。结果,这家工厂出厂的保温瓶全部达到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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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
阿里·萨布里主席将访问我国
新华社七日讯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四月下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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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拉克新任驻华大使到京
新华社七日讯 伊拉克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阿卜杜勒·穆塔列布·阿明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马振武前往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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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撮合尼赫鲁政府和蒋匪帮共同反华
据美国和印度报纸透露:印度外交部接见蒋匪帮代表,蒋帮不久将在印度建立机构;印蒋密谋在军事上从“两条战线”互相配合,并进行搜集中国军事情报等罪行。
新华社七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在美国政府官员的撮合下,尼赫鲁已经和蒋介石匪帮进一步勾结起来,共同反华。
据《华盛顿邮报》三月三十日刊载的一则新德里消息透露,印度外交部接见了蒋匪帮的代表。这则消息说,“一位来自台北的精悍的访客在二月份住在天道路饭店,有人看见他悄悄地进入(印度)外交部最重要的办事处。”消息还说,尼赫鲁“本人很关心”二月间的这次会谈,而且他还向“蒋委员长发出了个人的祝愿。”消息透露这次会谈导致蒋帮派人来印度,印度政府将为蒋帮“发出必要的签证”,“国民党办事处和外围组织将在四月份在加尔各答、孟买和新德里建立起来。”
《纽约先驱论坛报》四月一日刊载的一则报道证实,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政府充当了幕后拉线人。它说,印度政府在二月间向来访的美国官员指出,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为对付“中国赤色分子在印度的活动感到头痛”。于是,“美国人建议国民党人提供援助。”在这以后,就发生了蒋帮人员“不久将派往印度”的情况。
印蒋之间这些联系,尽管是鬼鬼祟祟地进行的,却已经丑闻远扬。印度和美国报纸已经透露的情况表明,在美国在远东推行它的“遏制中国”战略的情况下,印蒋勾结重要含义之一是在军事上从“两条战线”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反对中国。印度《联系》周刊在二月十日发表的关于西方支持印度反华计划的评论中谈到了二月间蒋帮分子来印度的秘密使命。它说,“一名福摩萨(台湾)中国人被领到新德里推销在印度和蒋介石政府之间建立联系的主张。据报道,他正在到处说服人们相信,新德里和台北之间的联系将有助于对北京施加压力。”《印度快报》四月三日刊登的曼基卡尔所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蒋介石军队进攻大陆的威胁”可以帮印度的忙。他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认为新德里和台北必须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和磋商,以便确保使北京在东边忙于对付蒋介石。”
实际上,早在去年十一月,印度报刊就出现过一阵鼓吹反华的“两条战线”的叫嚷。印度《闪电》周报去年十一月公然说,“如果蒋介石能帮助我们开辟反对中国大陆的第二战线,我们必须在必要时,支持蒋介石。”《印度快报》去年十一月七日也发表社论,鼓吹“印度运用手腕使中国人碰到一条第二战线。”文章说,“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办法使福摩萨(台湾)进攻华南海岸的威胁闹起来。……为此显然需要同台北联络,尤其需要同五角大楼联络。”美联社三月二十四日曾经报道,蒋帮从去年十月以来同印度政府已经有一些秘密接触了。
最近的消息表明,印蒋军事合作的具体方面之一,是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三月三十日的《华盛顿邮报》说,“印度切望了解关于中国的情报,特别是中国军队在西藏边界一带的部署情况。”它透露,由于印度缺乏高度发展的情报手段,因此,需要蒋帮帮忙。《印度快报》四月三日的文章也说:“台北关于大陆中国情况的谍报对印军将是无价之宝,印军目前对中国军队和中国国内情况的情报工作看来是作得很差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四月一日的报道也说,新德里和台北将“交换冷战情报资料”,其矛头都是针对北京的。印蒋合作的范围还包括,尼赫鲁要蒋帮传授特务统治的经验,帮助印度当局迫害华侨,等等。《纽约先驱论坛报》四月一日的报道说:“国民党中国保安人员不久将被派往印度解决尼赫鲁政府所解决不了的国内治安问题。”它还说,这些蒋帮分子是“在台湾受过反间谍训练的‘商人’、‘旅行家’、以及‘其他访问者’……他们大概将被要求进行反宣传工作,以及在某些印度城市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华盛顿邮报》说,“印度治安警察发现,要在加尔各答对华侨建立有效的控制是存在着几乎不可克服的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因此,那位来自台北的“精悍的访客”的任务还包括“发展组织来监督当地的华侨。”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二十二日刊载的一则新德里电讯还表明,华盛顿希望印度政府执行一种“短期和长期”反华战略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在军事上在喜马拉雅山两侧拖住中国,而且要印度政府的经济计划工作“从根本上改变方向”,在思想方面也要“改变方向”。这家报纸认为,“在幕后印度正在进行一种修补同台湾的故谊的桥梁的新尝试”,以及纵使西藏叛匪以达赖喇嘛名义在印度公布所谓“西藏宪法”,并加以宣扬等等这些行动,都是说明印度政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顺着新的路子发展”的证明。
当然,目前尼赫鲁并不是什么“改变方向”,不过是在反华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同蒋介石匪帮的勾结,几年来是越演越烈。早在一九六○年五月,加尔各答蒋帮分子在印度当局的纵容下纠合一群人聚餐“庆祝”蒋介石连任伪总统。一九六二年九月印度当局纵容和支持蒋帮分子劫夺了旅印爱国华侨兴办的噶伦堡中华学校。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印度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公报竟公然刊登了在印度的蒋帮特务分子盗用华侨名义制造的反华“决议”。中国政府为此不止一次地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而印度政府却一意孤行,继续勾结蒋帮分子进行反华活动。今年一月十五日,官方的印度新闻处竟发表了蒋帮特务分子叶干中叫嚣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无耻声明。
不仅如此,印度在一些国际组织里也公然同蒋帮勾结在一起进行破坏活动。去年八月印度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副主席桑迪,力图帮助蒋介石匪帮进入印度尼西亚,混入第四届亚运会。由于阴谋未遂,桑迪竟对亚运会的东道主印度尼西亚进行蛮横的攻击和威胁。这件事引起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公愤,而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却公然支持桑迪在亚运会的破坏活动。
在蒋帮分子进入印度外交部的消息传出后,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连忙在三日奉命宣布:他的政府“对国民党中国的政策不改变”,“并没有建议在印度设立领事馆或其它类似的国民党政府机构”,等等。但是,做贼心虚,这位发言人既不敢否认印度同“台北精悍的访客”在印度外交部的密谈,也不敢否认蒋帮任何非政府机构在印度的设立。尼赫鲁政府为什么这样吞吞吐吐呢?《华盛顿邮报》三月三十日的报道,说出了尼赫鲁的顾虑,说如果印度和蒋匪帮建立公开的联系,尼赫鲁将被指责为“蒋介石的秘密盟友”,而“尼赫鲁的不结盟的基础也会相应地削弱。”倒是蒋帮《中央日报》坦率些,它在三月三十日公开向印度政府发出“友谊的召唤”,说:“任何国家不问其过去采取何种立场,只要今天坚决的站在民主自由一边,实际地从事反共反侵略斗争,都无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对印度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便是如此。”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尼赫鲁政府和蒋匪帮的关系已进入一个加紧直接勾结,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共同反华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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