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赤道雪
杨朔
最近我在东非勾留了一阵,着实领略了一番坦噶尼喀的奇风异景,有的是世界别处绝对看不到的。我的印象尽管五光十色,细细清理一下思路,却也只有十二个字,也许可以概括全貌,这就是:
历史应当重写
道路正在草创
一,历史应当重写
让我从一座山谈起。在坦噶尼喀东北部的莫希市,有一座高楼大厦的门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说乞力马扎罗山是被一个德国人首先发现的。
乞力马扎罗山逼近赤道,拔海一万九千多英尺,是非洲的最高峰。山头经常云遮雾绕,好像是沉睡不醒。可是,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有佳宾来到,那山便要用手拂开云雾,豁然露出脸来。天啊!谁想得到紧临赤道,背衬着碧蓝碧蓝的天空,这儿竟会出现这样一座山,满头是雪,仿佛戴着一顶银光闪闪的雪盔,终年也不摘下来。难道这不是奇迹么?“赤道之雪”就是这样得名的。
有说不尽的神话故事流传当地。据说在遥远遥远的古代,天神恩赅想迁居到山顶上,可以从最高处看望他的人民。恶魔不喜欢恩赅来,从山内点起把火,山口便喷出火焰来,抛出滚烫火热的熔岩。恩赅神一怒,当时召唤雷云,带着霹雳闪电,倾下一场奔腾急雨,一时搅得天色昏黑,地动山摇。人们都潜伏在小草屋里,吓得悄悄说:“神在打仗了。”恩赅在极怒之下,又抛下一阵冰雹,直抛进火山口去,把火山填满,恶魔点起的火就永久熄灭了。恩赅神迁到雪山顶上,把乞力马扎罗的姊妹山梅鹿山赐给他的爱妾,在那里,恩赅用暴雨浇灭恶魔从山口喷吐的热灰,肥土和森林围绕着梅鹿山涌出,神便教导他的人民刀耕火种,生活是富足而美好的。
所谓神的人民指的就是自古以来散居在雪山脚下的瓦查戛族。第一个发现乞力马扎罗山的自然是瓦查戛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意志帝国才把坦噶尼喀抢到手,怎么会是德国人头一个看见赤道雪山呢?倒是有一件关于乞力马扎罗山的事,牵涉到德国。那是上一个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在德国威廉皇帝生日那天,特意把这座非洲最高峰——乌呼鲁峰,当做寿礼送给威廉。这是殖民主义者给赤道雪山打上的奴隶的烙印。山如果有灵,当会在山头积雪上刻下铭文,记着不忘。
自从我来到乞力马扎罗山下,我就深深地被“赤道之雪”那雄壮瑰丽的景色吸引住,极想去探索一下曾经引出源源不断的神话故事的火山口。比较方便的去处是“恩根窦突”喷火口,在梅鹿山旁边,也不很高,来去容易。一到山脚,先看见一块诗牌,上头写着含意深沉的句子:“无数年代以来,这儿就是宁静与和平的境界……”这儿也确实宁静,静得使人想起“山静如太古”的诗句。满山都是古木苍林,阴森森的,透出一股赤道的寒意。树木多半是奇形怪状的,叫不出名儿。有一种树不长叶儿,满树是棒锤模样的玩意儿,齐崭崭地朝上竖着,整棵树看来好像一盏大灯台,上头插满蜡烛。我能认识的只有“木布郁”树,树干粗得出奇,十几个人连起胳臂,也抱不过来。树心却是空的,大而无用。另有一种珍贵植物,叫“木布雷”,长九十年后才成材,极硬,拿它做家具,永远不会腐烂。听说一棵树能值两千镑。当地人告诉我说,早先年梭罗门住的房子,就是从乞力马扎罗山一带砍去的木材造的。这类传说往往能给山川增色,还是不去深究的好。在树木狼林里,有时可以看见一种类似辣椒的东西,足有一尺多长,赤红赤红的,说不定真是大辣椒呢。
我穿过阴森霉湿的森林,慢慢爬上山顶,火山口蓦然呈现在脚下,约莫上千丈深,百亩方圆,口底一半是水泽,铺满碧草,另一半丛生着各种杂树。“恩根窦突”是梅鹿族人土语,意思是野兽。这里该有野兽吧?是有。你看,在火山口底的水草旁边,有一群小黑点在移动,那是犀牛,饮水的,吃草的,也有吃饱了草卧着打盹的。你再看,犀牛不远有两棵小树,上半段交叉在一起,好像连理树。那不是树,是两只长颈鹿。索马里语叫长颈鹿是Giri,中国古时候直译原字音称做麒麟。那两只长颈鹿该是一对情人,长脖子紧贴在一起,互相磨擦着,又用舌头互相舐着,好不亲热。我站在火山口的沿上,一时间好像沉进洪荒远古的宁静里,忘记自己,脑子里幻出离奇古怪的神话,幻出顶天立地的恩赅神,神就立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盔上……
实在想去爬一爬赤道雪山啊。可惜上下得五天,我的时间不足。不能爬山,好歹也得去玩玩。有一天午后,我跟一位叫伊萨的印度尼西亚朋友坐上车去了。一路上尽是荒野,土地肥得要流出油来,渴望着生育,就生育着长林丰草,一眼望不见边。丛莽稀疏的地方,有时露出圆筒形的小屋,上头戴着尖顶草帽模样的草盖,本地人叫做“板搭”。“板搭”旁边长着香蕉、木薯一类东西。碰巧可以看见服色浓艳的农家妇女刚采下香蕉,好一大朵,顶在头上,该有几十斤重。汽车渐渐往山上爬,终于停到林木深处一家旅舍前。
乞力马扎罗有两座著名的山峰,一座叫“基博”,另一座叫“马温齐”。这家旅舍就取“基博”做名子,意思是山顶。凡是爬雪山的人都要先在这儿落脚,换服装,带口粮,爬完山回来,也要在这儿洗洗满身的雪尘。我们走到旅舍后身的半山坡,想欣赏一下雪山的奇景,不想望上去,一重一重尽是郁郁苍苍的密林。来到跟前,反倒望不见雪山顶了。朝山下望去,肥沃的麻查密大平原横躺在眼前,绿沉沉,雾腾腾、烟瘴瘴的,好一番气象。后来我们回到旅舍的前廊里,要了壶非洲茶,坐着赏玩山景。廊里的布置也很别致。墙是碗口粗的竹子拼成的,墙上挂着羚羊角,悬着画盾,交叉着青光闪亮的长矛。地面上摆着象腿做的矮凳,还有大象脚挖成的废纸箱,处处都是极浓的非洲色彩。
伊萨是个爱艺术的人,喜欢搜集有特色的工艺品,到了这座名山,怎么肯空着手回去。他走到旅舍的柜台前,那儿摆着各色各样的木雕,有人物,也有坦噶尼喀的珍禽异兽。就中有只黄杨木雕的犀牛,怒冲冲的,神气就像要跳起来,触人一角。
伊萨向柜台里问道:“请原谅我,这只犀牛卖多少钱?”
柜台里坐着个英国妇人,三十多岁了,打扮得挺妖娆,低着头在算账,眼皮儿也不抬说:“十八个先令。”
伊萨说:“这样贵啊!便宜一点行不行?”
那妇人把铅笔往桌子上轻轻一撂,望着伊萨严肃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不像当地土人,欺诈要谎,骗人的钱。你要买,就是这个价钱,我们是不还价的。”
伊萨爱上那犀牛,嫌贵,还是买了。
黄昏时分,我们回到山下的莫希市。有几位朋友坐在旅馆二楼的凉台上乘凉。我加入他们一伙,大家喝啤酒,闲谈,一面看山。雪山正对着我们,映着淡青色的天光,轮廓格外清晰,像刻在天上似的。
没留心伊萨走来,手里拿着犀牛,冲着我笑道:“我刚在市上问了问,跟这一般大的犀牛,你猜多少钱?”
我沉吟着问:“便宜些么?”
伊萨笑道:“便宜多了——只七个先令。”
恰巧有一个瓦查戛族的孩子来卖报,身上穿着一条破短裤,瘦得肋巴骨都突出来。伊萨挑了一份周刊,掏出几个零钱给那孩子。那孩子睁着溜圆的大眼,指着刊物上的价钱,小声说:“一个先令,半个辨士也不多拿。”
我不禁望着孩子瘦伶伶的后影说:“多诚实的孩子!”
伊萨嘲笑说:“那个高贵的英国妇女却骂人是骗子呢。我倒想起一个笑话:白人刚到非洲时,白人有圣经,黑人有土地;过不多久,黑人有圣经,土地都落到白人手里了。”
坦噶尼喀人的忠厚淳朴,十分可喜。你半路停下车,时常会有人殷殷勤勤问:“占宝(你好的意思),我能帮助你什么呢?”如果车子坏了,投不到宿处,也不用愁,总会有人引你到他的“板搭”里,拿出最好的东西给你吃,让出最舒服的地方给你睡,还怕你怪他招待不周。当地人之间自然也有纠纷,裁判纠纷的方法也朴直有趣。譬如说,他们彼此住处的分界不砌墙,只种上一溜叫“麻刹栗”的灌木做篱笆。万一两家争起土地来,主持公道的人就摘下“麻刹栗”最高梢的叶子,蘸上黄油,叫你吃。叶子是不毒的,可是,如果地不属于你,据说吃了就会死的。想赖地的人决不敢吃,是非也就分晓。“马沙裔”是个勇猛的部族,风俗比较特殊。女人剃着光头,男人喜欢拖着假发编的长辫子。种地对他们是不光彩的事,专靠养牛,渴了就喝从牛身上抽出的生血。一位久居坦噶尼喀的亚洲朋友告诉我说,有一回,一个马沙裔人潦倒半路,拦住他借钱。他想:这个流浪汉人生面不熟的,借了钱去,还不等于把钱抛到印度洋去,没个着落。但他还是借给他了。谁知过不几天,那马沙裔人亲自上门还了钱,还弹着弓琴唱了支歌,唱出他心底涌着的情意。
请看,坦噶尼喀人就是这样质朴善良,有情有义。一到殖民主义者笔下,可就变得又野蛮、又凶残,不像人样。实际呢,坦噶尼喀人是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相当丰富。最惹人注目的是奥尔迪乌山谷,那儿的湖床里发现不少已经绝种的哺乳动物的骨胳化石,还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其中就有世界著名的“东非人”(Zinjanthropus)头骨,历史总在五十万年以上了。别的古代遗墟、古代石画,到处都有,值得人类特别珍视。千百年来,异民族的侵略统治使这儿的人民陷到奴隶的痛苦里。阿拉伯人、葡萄牙人、土耳其人、德国人、英国人轮流喝着坦噶尼喀人的鲜血。坦噶尼喀人于是纷纷起义。七十岁的老人今天还能絮絮不休地告诉你当年他们袭击德国军队的英勇故事。他们的历史充满斗争,终于从斗争中取得今天的独立。
不幸这部历史却蒙着厚厚的红尘,甚而被殖民主义者歪曲到可笑的地步。历史是应当重写了,而人民也确实在用自己的双手写着新的历史。
二、道路正在草创
坦噶尼喀的首府达累斯萨拉姆,按原意译出来,是和平的城市。乍到的时候,我望着蓝得发娇的印度洋,望着印度洋边上一片绿荫荫的树木,望着树木烘托着的精巧建筑,似乎真给人一种和平的感觉。有两座异常豪华的大建筑实在刺眼。细细看去,一座是英国标旗银行,另一座是基督教堂。我心里不舒服了。我这种感情并非来自偏见。接着我发觉那花木幽静的一带原来是欧洲区,有的去处叫什么“皇家境地”,坦噶尼喀独立前,压根儿不许非洲人进来。我寄居的英国旅馆叫“棕榈滩”,小得很,听说刚独立不久,达累斯萨拉姆市长去喝冷饮,竟遭到拒绝。欧洲区以外还有印度区和非洲区。印度区称得起生意兴隆,也还整洁。一到非洲区,满街扬着沙尘,房屋多半是泥墙,顶上搭着椰子树叶,那种景象,恰似害血吸虫病的人那样。
这其实不足为怪,哪个长期受压迫的国家不是这样?今天,坦噶尼喀也像别的新独立的国家一样,正在逐渐清洗着殖民主义的遗毒。
想不到坦噶尼喀竟这样富庶。产金刚石、金子、银子,以及犀牛角、象牙等珍贵物品。土地也肥沃极了。山也好,平原也好,处处绿得发黑,黑得发亮。有时你会发现大片的耕地,整整齐齐的,种着咖啡、甘蔗一类热带作物,你准也会发现怪舒适的欧洲住宅。当地朋友就会告诉你说:这是约翰森先生的种植场,或者这是伯敦先生的庄园。……反正不是非洲人的。
剑麻(本地叫西沙尔麻)最著名了,全世界五分之二的产量出在这片国土上,坦加又是这片国土上最著名的产地。我在坦加逗留了两天,那是个港口,满山满野都是大片大片的剑麻地,远远看去,倒像一幅大得无边的绿绒条纹地毯,平铺在大地上。剑麻长得又壮,有的比人还高,不愧是上好品种。间或看见剑麻丛里长出树干子来,树梢上挂着小穗子。那是要留剑麻籽儿。凡是留籽儿的剑麻,叶子老了,抽不出纤维来,根本没用处。二月的东非,太阳像火烤一般。正割剑麻叶子的非洲工人光着膀子,前胸刺满花纹,晒得汗水直流,像要融化了似的。
陪我参观的是坦加市的新闻官,一个英国人。我问他道:“这样大规模生产,是谁经营的?”
新闻官说:“希腊人、英国人、瑞士人、荷兰人、德国人,也有印度人。……”
我又问道:“非洲人呢?”
新闻官说:“你看,剑麻需要大量肥料,长得又慢,不到三年不能收割。非洲人资金不足,自然无法经营。”
后来他带我去看了一家坦加最大的剑麻公司。那是瑞士人经营的,经理叫俄曼,眼有点斜,留着短短的上髭,胸脯微微挺着,显得很自信。俄曼说剑麻田里没什么趣味,便领我去看剑麻洗剥场、化验场、机器修配场等等。他走到哪儿,工人都对他说:“占宝”,向他举手行礼。俄曼客气地点着头,两手插在裤兜里,一路冷冷淡淡地说:“我们这儿总共有八千多工人。养这么多人,不是儿戏啊。从生产到生活,需要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自给,不必仰赖别处。”
我说:“这不成了个独立王国么?”
俄曼淡淡一笑说:“也许是吧,不这样也不行。让我举个例子,种植园的拖拉机坏了,市上根本无处修理,你没有自己的修配场,岂不得停工。”
我问道:“工人最低工资每月多少?”
俄曼支吾说:“这就难讲了。临时工多,来来去去像流水,不好计算——重要的是福利事业。……”便指点着说:“那边一片房子,你看见么,是工人宿舍,水电都有,完全免费。孩子要念书,有学校,教员都是欧洲人。病了,可以到医院去,也是免费。……”
我有心去看看那些福利设施,俄曼先生却很有礼貌地掉转脸,用手掩着嘴打了个呵欠,又看看表说:“对不起,我能领你看的,就这些了。我还能替你效点别的劳么?”
我便感谢他的好意,握握手告别。走出工厂,路过一个小市场,肮脏得很,是这家剑麻公司设立的。几个面貌憔悴的非洲妇女摆着小摊儿,卖椰子、柠檬等。旁边泥土里坐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光溜溜的,蹬着两只小腿直哭。市场柱子旁倚着个工人,还很年轻,身上挂着碎布绺绺,伸着手讨钱。那已经不像只手,只剩一个手掌子,连着半根拇指,显然是叫机器碾的。我的耳边又响起俄曼先生动听的话音。……
还是有非洲人经营剑麻的,虽说只一家,到底开始了。那家人藏在深山里,正在烧山砍树,翻掘泥土。已经栽种的剑麻缠着荒草,有待于清除。主人出门了,主人的兄弟从地里赶回来,在木棉树荫凉里招呼我们。谈起事业来,自然有些难处。缺机器,资金也不宽裕。向银行借款,又得抵押。可是一丝儿也看不出他有灰心丧气的神情。他的脸色透着坚毅,透着勤奋,也透着信心。这种精神,清清楚楚写在每个坦噶尼喀人的脸上。就凭着这种精神,坦噶尼喀人民正在打井,开辟生荒,建设新乡村;正在创办合作社农业实验站;正在实行“自助计划”,许多人都腾出空余的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用劳动的成果来纪念祖国的独立。
从坦加坐汽车回达累斯萨拉姆的路上,我们穿过深山,发现一条新路。只见滚滚红尘里,魁伟美壮的非洲青年驾着开山机,斩断荆棘,凿开山岭,开辟着道路。这新路还远远未修成,前头尽是深山丛林,崎岖不平。但我深信,非洲的丛莽中自会辟出坦坦荡荡的新路的。
一九六三年三月寄自非洲


第5版()
专栏:

画家、诗人、战士
——记特加·古纳瓦达纳夫人
杜宣
在我的书房里,最近新添了一幅油画。画的是十个锡兰妇女在跳舞奏乐,十个人都赋与了不同的面型和仪态。色调用得很单纯,基本上只有红与黑两种颜色,但却给予人以朴实和谐而又明净的感觉。这幅画就是锡兰的作家、世界著名的和平战士、锡兰亚非团结协会主席特加·古纳瓦达纳夫人所画;今年一月十八日,我离开科伦坡前夕,她送给我的。
我第一次去访问古纳瓦达纳夫人,是去年九月刚到科伦坡的时候。科伦坡是座十分美丽而又安静的城市。古纳瓦达纳夫人的住宅是在这城市最幽静的小胡同里。一迈进她家,就可以感觉到我们的主人,是热爱民间艺术的。到处装饰了些锡兰民间艺术的图案和陈设了些小的手工艺品。在她客厅的饰柜上显眼的放上了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胸像浮雕。右边墙上挂了幅中国的绣画、和她后来送给我的那幅油画。左边墙上挂了一幅她画的人像和她自己雕的一块木雕。
过去我只知道古纳瓦达纳夫人是位著名的作家和坚决的反帝斗士。是这次到她家访问之后,我才知道她还是位天才横溢的画家。并知道她由于从事亚非团结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已经近二十年搁笔不画了。过去的一些油画,都给朋友们要得差不多了。剩下就是挂在客厅中的两幅,这是她要留作纪念的。
古纳瓦达纳夫人,是坚持真理的硬骨头。她从不惧怕强暴,敢于和任何暴力进行斗争。她写的著名的《中印关系往哪里去?》一书,正确的说明了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所采取的正确立场,揭露和批评了印度反动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阴谋。当她访问古巴之后,她又写了一本介绍古巴斗争的书,她热情的赞扬了卡斯特罗总理和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的《中印关系往哪里去?》一书,被印度反动派宣布禁止入口后,这本书的发行量却大大地增加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来信要这本书看。她说:“世界上一些反动派,总是不能接受教训的。舆论和批评总靠暴力来压制,从来没有不失败的。要想不要别人批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正错误。”
古纳瓦达纳夫人,是热爱中国的。她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因此,没有一个熟悉她的中国同志,不被她热情的友谊所感动。
当我在科伦坡工作的这一段时期,遇到假日,她常常邀我们到她美丽的祖国一些著名的胜地去旅行,我们曾经一道去芒特·拉维尼亚的海滨,看印度洋的落日;也去过科伦坡郊区桑丘湖畔,看着远山脚下那一只只的小白帆船,在平静的湖面上荡来荡去,就好像是一群白色天鹅一样。我们曾经到过著名的柯士兰底瀑布,看到太阳照在瀑布飞溅起的水雾中浮现的一座美丽的虹桥。我们曾经在晨星未散、残月如钩的凌晨观赏过日出时魅人的亚当峰那动人的一瞬,真是惊鸿一撇!还有一次,她邀了我们几个中国朋友,到她的距离科伦坡一百多英里的山顶别墅中,过了两天极有意义的日子。人们能够想到吗?在赤道附近的锡兰,夜里我们却要用电炉取暖呢!
今年一月间,我有幸地又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二次访问锡兰。我们代表团在锡兰期间,又受到了古纳瓦达纳夫人热情的接待。当代表团归国前一日,我们在她家里作客。她打开她的画夹子,将里面她所画的水彩画通通拿了出来,要我们每人选择一张。她说,这些画,都是二十年前的作品,比她女儿年纪还要大些。她想送我们每人一点纪念品,想了很久,没有合适的,因此就把这些拿出来。
我们每个人对于夫人这样隆重而又有意义的礼物,感到十分兴奋。各人选好了之后,大家请古纳瓦达纳夫人评论一下,看谁选的画是她满意的。夫人一张张地看过了。她对我选的表示不满意。
当晚,我国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告别招待会。古纳瓦达纳夫人穿着雪白的晚装来了。她一见到我,就说,在她的汽车里,有她送给我的一件礼物,要我自己去取。我走到她的车子跟前,她的司机就交给了我这幅油画。当时我拿到手里,感到十分惊讶,心情十分激动。心想:古纳瓦达纳夫人,为了从事政治斗争,已经将她的画笔搁置了近二十年,这是她自己留下来作为纪念的作品,怎么给我了。对于她的豪迈和慷慨,我将怎样地来向她表示谢意呢?当时我除了向她一再地说着:“谢谢”之外,一时也想不起适当的话语。但是古纳瓦达纳夫人,却表现得一点也不在乎,只是淡淡地一笑。接着她叮嘱我说,这幅画她还没有画完,叫我回国之后,找一位油画家,在画面上抹一层油,这样,画就可以长久保存了。从她这几句平淡的话里,我完全能够窥测出她对这幅画深厚的感情。我当时答应她,一回到国内我立刻这样去做,并且将永远的珍视它。她这回却爽朗的笑了起来。她又向我们声明,明天是她小学时校长的诞辰,每年这一天她都要到康提(注)去陪她的校长,因此她不能到机场送我们了。在招待会结束时,我们道别。夜间我花了将近两小时的功夫,把这幅油画,小心翼翼地包扎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代表团到市外进行了一些活动。中午当我回到使馆,走进房间时,看到地上丢满了麻绳和纸张,我包扎好的这幅画却给打开了。我当时简直是十分的激怒,正想找人去问问,这是谁的恶作剧的时候,使馆的一个同志来了,他对我说,今早我们出门后,古纳瓦达纳夫人就来了。她打开了这幅画,亲自在上面上了油。她关照说,要等油干了,才好包扎。我一看,画的确有些不同了,一经上油,更显示了它的芳华。我接着就问他:“古纳瓦达纳夫人今天不是要到康提去的吗?”那位同志说:“对,她本来是要去的,就是为了这幅画,她就耽搁了去康提的时间。二十多年来,每年这天她都要去的。”这事情说明了,古纳瓦达纳夫人,是怎样地热爱她这幅作品,她打破了二十年来的信约,为这幅画亲自上了一层油。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都为她这种感情所激动。
这是多么动人的不朽的友情!
是的,古纳瓦达纳夫人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反映了锡兰人民和中国人民传统的悠久的友谊。古纳瓦达纳夫人将她自己心爱的作品送给她的中国朋友,说明了她对中国人民的崇高的热爱。
〔注〕康提距科伦坡七十余英里,是锡兰的古都。


第5版()
专栏:

在每一个早晨
李瑛早晨,每一个早晨,当阳光割开黑夜,像一把利刃;我醒来,从门口接过报纸,新鲜的油墨香,比酒更醉人!于是我急不可耐的谛听,搜寻;眼睛拨动每一颗铅字,像阔步在世界的乡野和城镇。哈!时代的风景线,多么迷人!自然,我并不热中于——早晨,哪里又多开放一朵玫瑰花,或者,哪里又新铺出一片绿茵……比这花红草绿的色彩更壮丽的,我是说,你看:那古巴海滩铁青的剑麻丛中,民兵们红的誓言,比炮击更厉害十分!蔗田里,那挥动大砍刀的人们,一句话:满脸青春!运甘蔗的汽车和糖厂的齿轮在竞赛,喧闹,直把美洲大陆和黑夜震昏!我是说,在美国后院,在呼啸的亚马孙河的支流两岸,觉醒的印第安人的不屈的血,染红了满树红花,一天流云!我是说,在燥热的阿非利加,被奴役的黑人,用箭镞的骤雨,冲刷着他的大陆的干旱和郁闷;你看,茅屋顶上,又一面新国旗呼啦啦升起来,用兴奋的眼望着世界,骄傲而自信;风,像产后的母亲,狂喜的吻着他的嘴唇!高挂的瀑布在阔笑,喷出一片烟雾、水气,弥漫着胜利的早晨。我是说,在东南亚,比如,在南越,在菲律宾,穿过藤黄的、石青的拂晓的山脊,穿过水网稻田和丛林,肩着美式卡宾枪追来的大兵们,一夜疲惫的行军,只缴获一堆篝火的灰烬;而游击小分队,刚埋好的地雷,正屏息等待;狙击手们的子弹,正伏在枪膛里瞄准!我是说,在欧洲,在北美,一滴失业工人的血和一滴饥饿孩子的眼泪混合起来,威力,比华盛顿核弹的爆炸,还大过十分!哦,此刻——在非洲,在莫希,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会场上,正进行庄严的讨论,一声,一声,一声,一阵,一阵,一阵,口号,像跳到地上的雷;拳头,像森林!几乎炸塌了、撞烂了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老爷的大门!呵,东风化雨,你看这年轻的世纪,是何等的灿烂缤纷,又何等的清新!空气,像雨后的河边,凉爽而湿润;色彩,像田野,繁花如锦,万木争春!哦!全世界战斗的大军,一个个钢筋铁骨,好像都一齐从雾气笼罩的堑壕里站起来,微笑着迎接太阳和每一个早晨!呵,早晨,每一个早晨,这么多消息同新鲜的大气,一起吸进我的肺叶,怎不使我振奋!动心!此刻呵,我真想徒步走遍世界,帮他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搬一发炮弹,撒一把种子,问一声好,或者替他们拍落肩上的灰尘……我像搅动海水,哗啦啦的掀动报纸,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忍不住鼓掌,笑出声音!我虽然住在北京这条僻静的、窄小的胡同里,但风暴般的世界,却紧摇着我的房门。我狂喜,我兴奋,于是,早晨,七点钟,我便抓起帽子,挟起书籍、文件、未写完的诗稿和报纸,匆匆地迈出大门!虽然我的岗位,离他们多么遥远,但我想,他们也定会听见我的脚步的声音;正如同他们的斗争,也深深激动我的内心!今天,在我们这里,由于同一的斗争,个个生活得多么认真,再不像过去——日出、破晓——日落、黄昏,太阳滑行了一百八十度,不过像闲散人手里的一把折扇,打开又阖紧。今天,在我们这里,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像星星占领夜空,在那里发光的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心。今天,在我们这里,人人都在成长,——我们的阶级就在前进!我兴奋的走着,穿过天安门,我看见旭日,正染红桅顶——我们的红旗,正在高空和早起的太阳谈心,于是我不禁呼喊:你们好!太阳,缤纷的云!也许由于兴奋,太阳转过它通红的脸,回答:我永远属于坚强的战士,属于人民,属于你们,去战斗吧,是的,真正的早晨,正在降临!
一九六三,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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