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重大作用
乐天宇
在祖国古籍上的科学遗产
汉朝学者贾思勰,著了一部经典书籍《齐民要术》。其中有关森林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具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被严肃地屡次提了出来。这个明确的概念,即森林在农业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在此书的“收种第二”一节里,说得很明确:“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
五木,即是各种林木的总称,今湖南的南面四个县还有“山中的五木”的说法,也就是指森林来讲。五谷,则是各种粮食作物的总称,也就是指农作物(五谷为农事之首)来讲。将这两句文词总起来讲,即是说:“要先有森林的地方,才能有农业。你想知道农业的好坏,你只看看森林的好坏就明白了。”这两句格言,可以说是语简意严。考证这两句话的来源,贾氏系由秦汉时代的农谚得来,而农谚则系历代农耕经验的总结。我们今天还能在苏、皖、豫、鲁、冀等省毗邻地带,听到老百姓流传同一的农谚说:“要知五谷,先看五木”,亦可证明。
在另一本古籍《农政全书》中,著者明朝学者徐光启,也是抱着同一的观点来看农林业之间的关系的。例如在该书第三十七卷种植一篇里,徐氏引用了古语(农谚),他写道:“古人云,‘木奴千,无凶年。’木奴者,一切树木皆是也。”
“木奴千,无凶年”,自然是流传的农谚。这就更能说明森林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木奴者,一切树木皆是也”,即是说,古人说的木奴就是指的一切的树木,当然也就是指的森林。而且也说明了“千”,是很多的树木,才能具有优良的农业气候,而免除旱、涝、冰雹、风、病、虫等灾难,而无凶年。
森林在发展农业中重大作用的概念,作为世界最古农业国的人民,早已有明确的认识。约在两三千年前,我国古人在《诗经》、《书经》等古籍中,即有农林相关的咏述,均系采集收罗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国家农事得失利弊的歌、颂、吟、咏,载述于典籍,以期广布流传,移风易俗,有助于国家的农政。其中有关森林与农业相关的咏述甚多,略举数例,以见我国自古以来,对于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视的。
《诗经·国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是人民歌咏山上有扶疏大树、乔林高木,平地才会有“荷华”、“游龙”等喜湿性的农作物(荷华宿根草本农作物,龙一年生草本农作物)。
《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谷。”即是说明要有谷树桑麻之类,园子里才有可乐。但是,这是由于山上有大树乔檀,才能实现出“其下维谷”的。
特别是《国风》是由各国(当时的诸侯国)采风得来的,其中有许多不但说明森林对农业发展有重大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森林对人民衣、食、住有重大的作用。例如《国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山有栲(指樗),隰有杻(指檍)。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即是说明要山上有枢树,平地有榆树,才能有枢、榆的叶子饲蚕,缫丝,制作衣裳。要山上有栲树,平地有楡树,才能有栋梁之材,建造房屋。要山上有漆树,平地有栗树,才能有漆、栗的种子,制作酒食(漆、栗种子均可磨面、制酒)。
关于森林改善农业气候方面,《诗经》中也有很多的规律性描述,均系说明森林对农业的重大作用。
此外,在《诗经》中还有提到森林与畜牧、森林与蚕桑、森林与狩猎以及一些副产等相关的描述,就不再引证了。
目前事实的见证
我国的山川形势,多系自西北走向东南,适合于东南海洋湿气随季风登陆而深入(欧、美、非各洲无此优越条件),并能使许多繁复山川的森林地区易于接受、贮储湿气,进行水的三态变化(湿气、雨水、霜雪),构成地区性的水量平衡小循环,而成为一定的优越小气候区域。因此,在大气环流带来干旱之年,我国有许多森林地区,仍然能保持优越的小气候,农作物从来未受过旱灾。即以北京附近而言,京西清水河的靠近森林地区,如黄塔、张家铺、马家铺、北圈塔等村庄,就从来没有旱灾。这种优越的小气候区域,在全国森林地带都稳定地分布着。特别是在五岭的森林地区,优越的小气候环境,分布得更为广泛。即是最缺乏森林的我国西北部,若有一小片的孤岛森林,面积在十万亩左右,即有兴云致雨,显著增加降水的效力。例如柳桂湾(陕)、豫旺(宁夏)、景泰县、兴隆山(甘)等地区即是如此。但未去内地考察的人,对以上各地显著增加雨量的普遍事实,不予置信。兹特引述一、二例,以资说明。
先以柳桂湾来说,系一新造植的孤岛小林区,在解放前气候非常坏,农作物亩产量低的只有十斤。每年春播三、四次才勉强够苗。住户由二百一十多户减为七户。耕地被风沙淹没一万一千亩,只剩有些跑沙地。解放后,由一九五○年起开始逐年造林,到一九六一年,共有植林面积十余万亩。到一九五六年,气候有显著改善,农作物每亩产量逐渐提高。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亩为八十三斤,并第一次收获了小麦(一九五六年以前只能种荞麦)。
柳桂湾的农作物产量,还在逐年增加,亩产和耕地面积也在逐年增加,家畜、果品、柳条等都大有增加。毫无疑问,柳桂湾的雨量、湿度和气温都有上升,而风沙、旱、涝、冰雹、霜冻、病、虫等灾害就逐年地在减少。
另外,还要引证一个森林地带和非森林地带对于农业具有显著影响的事实。我们应用一个观测时间较长的数据,即是在五岭的北坡,有一个森林最优美的林区,名为江华(岭东),林区的紧邻(中间一条山)是农业区域,名为沱江(岭西)。岭东全部都是森林,有森林的面积为一百六十五万亩。岭西全部都是农田,面积为四十一万亩,仅有稀疏小片的树木。岭西农田区的气象观测站在沱江,岭东森林区的气象观测站在水口(林区边沿),两地仅隔四十五公里。很明显的区别,即是雨量大有差异。两地截至一九六二年止,沱江年平均雨量为一千四百二十二毫米,而水口则为一千六百四十四毫米,平均每年相差二百二十二毫米。两地年平均相对湿度亦有显著的差别。截至一九六二年止,沱江年平均相对湿度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二,而水口则为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平均每年相差百分之十一点六。年平均气温,沱江为摄氏十八点三度,而水口则为十九点五度,平均每年差一点二度。
江华森林区与沱江无林区的气象因素比较,完全符合于森林能增加雨量、提高湿度、升高温度的规律,特别是雨量更有显著的增加。这和其他国家的高纬度地带、草原地带、荒漠地带以及一些低雨量地带等,自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由于江华林区与沱江无林区的气象因素不同,林区内及其附近的水稻产量,一般每亩高于无林区二十至五十斤。特别是在无林区的旱年,林区仍有正常的收成。
以上所举事实的见证,都能说明森林对农业的发展是有重大作用的。要取得好的农业收成,稳定的丰产,可以说水库灌溉是治标的。如果水源山区无森林,则水源必涸竭,水库灌渠也要干涸,将无水可储可灌了。
森林能形成优越的农业气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失掉了森林的气候调节作用,必然要破坏优越的农业气候,以至使农业收成减少,甚至无法进行农耕。
科学上的根据
一、森林能扩大农作物春化温度的幅度。一切农作物的种或品种,都有它所必需的一定的春化温度。如果春化期温度不够,不管它的幼苗长得怎样的茂盛,它就不可能开花结籽。特别是在粮食作物方面,如春化温度不够,就出现了荒年。例如目前北京所播种的春小麦(半冬种性),它的春化温度为摄氏三至十五度,需要二十至三十天才能完成。而春大麦(春种性)的春化温度,为摄氏五至二十度,要十五天才能完成。这两种春麦所需要的春化温度及其日期,在北京来说,是足够的。如果将它们播在同一纬度同一海拔高度而相距不远的桑干河畔(永定河上游),那是不能通过春化而结籽的。因为那个地带是古代的战场,树木早已毁尽,没有森林调节气候,已成为冷热剧变的荒漠气候。在春天里,早晚经常出现冰点(摄氏零度),而靠近中午时,就经常出现高温,超过摄氏二十度。而且很快就到了夏天(春天很短),使春小麦、春大麦都没有春化的机会。因此在永定河的上游,有广大的无林地区,不能种春麦,而种冬麦就更无条件了,只能播种莜麦。
如果能建造起森林,就能使温度的变化趋向于平衡。因为森林吸热和失热都很缓和,能扭转冷热剧变的恶劣气候,使小麦的春化期从容度过。例如延安,过去因战争毁坏了全部的森林,而不能种成小麦和棉花等。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延安附近的森林日益繁茂,面积日益扩大,今天已能种小麦和棉花了,并已有较好的收成。
森林能使地面上的热量平衡。夏天最高温度月,在我国亚热带和温带的森林中,气温经常低于林外十度(摄氏)左右,这样就使酷热的气候趋于和缓。而在最低的温度月,林中气温又经常高于林外五度(摄氏)左右,这样就使严寒的气候也趋于和缓。因此,森林对变化剧烈的温度,能使其升降的变率减小,而扩大农作物春化温度的幅度,使多种农作物品种都能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春化温度,进行充分的发育,而达到丰产。
二、森林能供给农作物充分的发育湿度。一切农作物发育各阶段的进行,都需要适当的湿度。例如上述的春化阶段,除具备适当的发育温度外,必须有适当的湿度,才能进行。即以小麦来说,在华北,一般冬小麦进行春化(五十天内外),每二十斤种子播在土壤里(约一亩),在春化期间,需要空气相对湿度约百分之六十三,一日夜约需水七十四斤(由湿度化成水计算),如空气湿度不够,春化就不能进行。因为北京的冬小麦在生态型来说,是中生发育型,也就是森林草原生活型。如果是森林采伐太多,或被伐尽,只剩下一个草原气候,得不到森林来涵养水汽,调节气候,在夏天的雨季里,山洪必然大发,在秋冬的旱季里,空气必然干燥,变成上述桑干河畔的干旱气候,小麦就得不到百分之六十三的相对湿度而进行春化,那只好改种更加耐旱的莜麦了。
在农作物进入光照阶段后,需要发育湿度更大,特别是在森林草原地带(例如冀西北),如果失掉了森林来调节气候,就成为大陆性的草原气候,湿度必然大为减少,即是农作物经过了春化阶段,也不能进入光照阶段,使生长锥分化而孕穗。例如冬小麦,经过春化阶段,在春分以后,即进入长日照的光照阶段,此时需要湿度更大,绝不是草原气候所能供给的。
由于湿度是农作物发育各阶段的重要作用因素,要得到农作物的稳定丰产,必须具有一定的、持久的、变动不大的充足湿度。要达到这个不可缺少的要求,只有借助于森林来涵养水汽,保持湿度。
三、森林能增加降水量。这一问题,已在上面引证过一些事实的数据,本不必再予以重复,但问题系目前争论的焦点,似应略加申述,以资相互讨论研究。
有人提出过,森林能增加降水量是微不足道的,并举出了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来证明。他们说:苏联从一九五○年起,在北部草原干旱地带开始造林,这个干旱地带的年降雨量仅在一百五十毫米内外。十一年后,由于植树造林,年雨量也只增加了二十到六十毫米。
但是,我们应知道,二十到六十毫米雨量的增加,放在年雨量仅一百五十毫米的地方,它的效率已是不小了。如果将这个增加的数字,引用到北京年雨量六百二十三毫米的地区来计算,就可以达到年雨量八百七十二毫米(即是增加年雨量二百四十九毫米)。由此可以引证在北京及冀北地区可以由植树建造森林的作用,成为一个水旱无忧的农业气候。
现有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点。例如在北京百花山林场的几个测候站所测定的降水量数据,也符合于这个增加降水的数字,即是在森林附近的雨量,约较北京市内多三分之一以上。
著者在森林增加降水的考察工作中,得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是森林增加降水的效应,愈向我国的南部而效应愈大。例如在海南岛的定安县,在同一地势的两个紧邻地区,保留有森林的地区,雨量常要多到一倍。因此,我们不能将欧美的草原国家或草原森林国家来和山川繁复的我国相比。
关于森林能增加降水量,改善农业气候的事实,我国自古即有明确的认识,上文已经提及。著者最近于五岭北麓之九疑山,发现有汉朝古碑,系蔡邕所撰,碑文的前段系称颂该山有兴云降雨浸润万民的功勋,而后段则为称颂虞舜的文词。兹录前段于下:“巖巖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万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虞舜,圣德光明。”
九疑山系舜陵所在,历代封山禁伐,森林非常优美,湿度经常达到饱和,有“五风十雨”的传说,雨圈达到湘桂界上的几个县。由于森林、地形的双重作用,其主峰三分石成为我国骑田、萌渚,都庞最广大的地形降雨线。惜晚近森林受到滥伐,雨量减少,湿度也降低。如能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国营林场,与江华林场、荆竹林场打成一片,可以很容易地(因地形甚好)取得“五风十雨”的气候,并增加广大地区的降雨量,而提高农作产量。
四、森林能减少及抑制气象性灾害。近年我国农业气候有些变化。例如北京市郊,在春耕春播季节,土壤湿度普遍降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去年所播花生绝大部分未得好苗,有一部分没有出苗。除旱象之外,同时也有涝(洼地及永定河沿岸)、冰雹(中心在京西)、霜冻(普遍)、风沙(中心在京西南黄土岗、黄村一带)等害发生。
要排除旱、涝、冰雹、霜冻、风沙等害,除利用森林调节气候的巨大作用,别无良策。再以旱、涝、冰雹、霜冻、风沙等害极其严重的地区——柳桂湾(具有西北、华北广大地区的代表性)而论,即能明了森林是怎样排除农业上的一切气象性灾害的。
在旧时代里,柳桂湾的长年旱象,表现在解放前每年雨量仅二百毫米左右,每亩粮食产量为二十斤左右,没有合格的农地,仅有些跑沙地。但它仅有的年雨量二百毫米,则在七、八月间集中在三数天内降完,因此在荒漠地区也发生涝灾。至于雹灾,则是每年夏季必然发生之事,只有轻重的区别而已。晚霜期延迟到五月中旬,因此霜冻每年也是不能免除的。每年农作物的生长期经常不到一百二十天。风沙的为害长年存在着。在四十余年前,柳桂湾还存下一万四千多亩农地,二百一十户人家,由于国民党军队破坏了森林,到解放前夕,只有少数的跑沙地,维持着留下的七户人家的贫困生活。
在解放后,从一九五○年开始造林,逐年增加森林面积。不但雨量由二百毫米(解放前)增加到二百五十毫米(一九五二)、三百八十四毫米(一九五七)、四百五十七毫米(一九五八)、五百二十六毫米(一九五九),而且农作物的生长期也由一百二十天(解放前)增加到一百三十七天(一九五七)、一百四十二天(一九五八)、一百五十七天(一九五九),这就说明霜冻已减少。冰雹在森林地带几乎完全消失(一九五七以后),而且风沙也大减,夺回一万一千多亩农地,并新增加农地一万亩,固定流沙五万亩。沙峰降低一到二丈。住户增加为三百六十多户。柳桂湾约以十万亩的森林面积,由长年灾害严重的荒漠,逐年消除了一切农业上的气象性灾害。由于这些事实的证明,我们对于应用森林效应来巩固农业丰产的基础,更具有了坚决的信心。
五、森林及其下木、杂草为保持水土的唯一良好工具。对于保持水土巩固农业生产,从科学的观点上来看,必须使一切可能形成冲刷面的土地上,培植具有适当结构的森林。所谓适当结构,即是指具有涵养水源的林相。首先要有适当的郁闭度(即密度),既能形成枝叶扶疏的乔木,也能生长略为密集的亚乔木和下木等,在高低秆草本之下,具有羊齿等地被物。这种林相,乃是水土保持效应最好的类型。任何强度大的降雨和长期的连雨,绝无山洪暴发的现象。因为这种森林具有多层性的枝叶,当降雨时,截流量极大,地被物及由其所形成的有机质和腐植土等,涵蓄水量也极大。全部降雨经浸流过程(非径流过程)而到地面,土壤绝无冲刷现象。谷底溪流虽在暴雨之时,仍系细水长流状态,而在久旱之际,水位也很少降低,源源不绝输灌农田之中。
企图应用拦洪坝和沉沙池等来解决水土冲刷问题的,乃是治标之计,而非治本之策。历代治水乏效就是在这一关键上(我国广大的风积黄土高原为世界所仅有,治山治水的方法应与其他各国不同)。
土壤和水分是农业的重要因素。水土日夜地在被冲刷,流失入于河海,即是农业的基本因素日夜地在受到损失。也有人认为地面上土壤很厚很多,冲刷流失上面一层,还有下面一层。但是,上面的一层,即是由森林中所产生的腐植土,乃是农业上物理性最好而肥力最强的土壤。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层土壤,不但肥力大减,而且也失去了土壤涵水抗旱的机能了。
可见治山治水,保持水土,除了大力进行荒山造林,全国爱护森林,培育锦绣山河,杜绝水土冲刷以外,别无良策。塘、坝、渠、堰等,乃是节用水源的工具,而非产生水源的工具。只有森林及其下木杂草等,才是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唯一工具。
上面略举我国历代古籍,结合农谚流传,说明我国在几千年的农耕经验、科学遗产上,都保存有森林对农业发展的重大作用的明确观念,及其作为治学、治农、施政等的中心思想。而且几千年农耕的历史事实,和目前农事上得失利弊的事例,如柳桂湾的变迁等等,也足以证明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是怎样重大了。上面也已在现代科学水准上来讨论了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气象学方面还是在土壤学、农业作物学等方面,都得到了同一的结论。
要应用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来使农业稳定丰产,就必须详细地、分别地将这八种因子区分为气象因素、水土因素、人工因素(包括植保)等来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大问题,就是气象因素的改善和肥沃水土的保持,然后才是研究在所有存在的条件之下,如何加以科学技术措施,取得稳定的高额丰产。而在前面的两个大问题上,以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准来说,只有在建立于利用森林调节气候和森林保持水土的巨大作用的基础上,培养优越的气候环境,保持水土肥美的农田水利,农业的基础才能稳固,科学技术的措施才能取得适当的基地,而发挥它应有的效力。


第5版()
专栏:

防止甘薯退化和混杂的有效措施
以凡
甘薯是我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种植面积和产量向居世界首位。目前,种植面积更比解放初期扩大了一倍以上。甘薯在高产作物中比马铃薯、水稻、玉米的产量都高,是不少地区劳动人民的重要食粮。甘薯又是酿造工业和牲畜饲养业的重要原料。但是,我国甘薯生产中一直存在着品种本身退化和品种之间混杂的情况。近年来由于不加注意,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是亟需加以防止的。
几个优良品种退化和混杂的情况
胜利百号甘薯(原名冲绳百号)是一九四一年以后由日本引入我国的。其特性为蔓子比较短而粗(一般为一点五米),植株繁茂,薯形为不整齐的短纺锤形,有棱,产量高,淀粉含量较多。种植不久,华北各地农民一致反映,胜利百号蔓子变长而细了,薯形也有改变,味道变甜了,产量和切干率也低了。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到北京、昌黎、唐山一带的三十六块甘薯田中调查了五千余株甘薯,发现胜利百号品种中存在着蔓细而长和蔓粗而短的两个类型。其中细长蔓型平均占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的竟达百分之八十之多;粗短类型的产量比细长类型平均高百分之三十五。
本品种的混杂情况也相当严重。根据一九五四年在河北定县韩家洼一带对几块甘薯田的调查,胜利百号中混杂着护国、细皮白、粗皮白等品种的单株达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之多。在这样严重混杂情况下,当然不会发挥一个品种的优良性能。
华北一六六品种是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经过六年选育,于一九五五年才开始在北京郊区试种推广的。它在很多新培育成功的优良品种中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食用良种。但是,这个品种在北京一带也将被淘汰。原因是什么呢?据在以上地区调查,原来混杂着与华北一六六相似的长蔓低产类型护国品种。而护国是一九四一年前后由日本引入我国的,因产量低和耐病性差而被淘汰了。华北一六六混杂着护国植株百分之六十以上,情况是很严重的。
宁远三十日品种是湖南省宁远县多年种植的优良品种。经湖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品种鉴定,它具有结薯早、产量高、品质好的特点,已于一九五七年开始推广。据在衡阳专区调查,一九五八年曾由宁远、道县、江华一带运了大批薯蔓到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种植,其中混有很多浏阳红皮(当地称六十日)。而浏阳红皮的产量和品质,均比不上宁远三十日。
退化和混杂产生的原因
甘薯品种产生退化和混杂的原因,主要是农民不习惯按照品种特征进行选种。例如胜利百号因天然变异产生了细长蔓类型,而我国农民普遍采用的剪蔓留种技术,每年在剪蔓期间,细长蔓类型伸出较早,粗短蔓类型伸出较晚,群众为了早插一些夏薯和多剪几棵薯苗,长蔓类型正适合这种需要,而原品种的优良特性却被忽略了。这样,就连年选择了长蔓类型,胜利百号的产量当然要逐渐下降了。
此外,混入品种的很多特征,乍看起来多与主品种相似,不易区分。因此,不加注意,即易混合种植。
几个主要品种特征的鉴别
品种特征的鉴别方法并不困难,因为从特征上常可以找出主品种与混入品种的明显区别。例如,华北一六六与护国品种的明显特征,是蔓色和薯肉色上的区别。即华北一六六品种的蔓子为绿色,护国品种为褐色;华北一六六品种是红肉,护国品种是白肉。此外,这两个品种的基本特征是:华北一六六品种,紫顶叶,叶面有绉纹,叶多心脏形,茎绿色,蔓长中等,茎叶表面多茸毛,皮浅褐,肉红色,食味甜,品质好,成熟时叶面呈紫色。护国品种,紫顶叶,叶面光滑,部分叶的叶缘多锯齿,茎深褐色,蔓较长而细,茎叶无茸毛,皮色浅褐,白肉,食味淡,淀粉率高,成熟时叶面浅黄色。
宁远三十日与浏阳红皮,其明显的特征是叶脉色和薯肉色上的区别。宁远三十日叶脉为深紫色,在田间识别时只要把叶面往上一翻即可一目了然。其薯肉色度上的区别,宁远三十日比浏阳红皮的深得多,只要切开一比即可识别出来。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宁远三十日品种,顶叶绿色,叶形掌状多裂,叶脉深紫色,茎粗而短,红皮,肉色深,结薯早,多呈短锤形,食味较好,产量高。浏阳红皮品种,顶叶绿色,叶掌状多裂,叶脉绿或浅褐色,茎略细而长,红皮,白肉,结薯较迟,多呈长纺锤形,产量较低。
选蔓留种是防止退化和混杂的有效办法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我们认为应该重视和提倡“种甘薯也要选种”。选蔓留种的技术是很简单的。分析了促使胜利百号品种内长蔓逐渐加多的原因,即可在春薯地上剪蔓插植夏薯的季节(华北一带为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在七至八月之间),选择蔓短而粗、特别是生长梢部(顶芽)较肥大的壮株上剪苗栽植留种地,秋收时,在留种地上进行田间淘汰劣株。若能认真作到此项技术,估计在细长蔓植株百分数较高的地区,二三年就可以改变原来状况。
为了尽快地把胜利百号良种复壮,各地良种繁育场或农业研究单位可以从一个单株繁殖起来,即按原种特征选择几个或十几个标准单株,分别剪蔓繁殖(包括少数几个典型的细长蔓单株,以资对照),观察其无性后代的遗传稳定性。只要经过无性繁殖其特征、特性继续保持的优良植株,即可大量繁殖。例如,第一年繁殖一亩夏薯,可生产一千到一千五百斤种薯,供第二年种二十到三十亩春薯,即可种植夏薯二百到三百亩。当年收获二十到三十万斤种薯,然后采取换种的方式,也可逐渐地把该地区的退化品种复壮。
在胜利百号品种内选蔓时,应注意:1、两种类型的长短和粗细是相对性的,因此必须在同样的生长条件下观察、比较,只是原种最长蔓长度一般应在两米以下。2、两种类型的蔓部特征是整株的表现,而不是一个单株上有两种类型,因此在鉴别时要看所有分枝生长梢部特征是否一致,其主蔓一般都比较短缩,不足为凭。3、两种类型蔓部形态的明显区别,除粗、细、长、短外,生长梢部、即顶芽由第一个展开叶至生长点的距离有显著区别,一般长蔓型比短蔓型长约一倍,节间较长,尤其是在阴湿的生长旺季表现极为突出。而到生长后期,梢部差异则不明显,此时主要应从粗细和整株的壮弱来鉴别。
在华北一六六和宁远三十日两个混杂极为严重的品种类群中,除应按照粗、短蔓生长健壮的植株上选蔓外,华北一六六应选绿茎、叶面有绉纹和茎、叶多茸毛的单株,秋收季节叶面紫色也是一个很好的标志。宁远三十日应选叶脉深紫色的单株留种。若能在收获、育苗时从薯色上选别当然更好;不过根据我们鉴别株选的经验,各品种蔓部特征与薯块是一致的,因此选蔓留种是防止品种退化和混杂的有效办法。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作物学会举行水稻专业年会
北京市作物学会不久前举行了水稻专业年会。吉林、湖北、河北和天津等地区的水稻科研单位和生产部门也有代表参加。
针对水稻死苗烂秧与构成千斤高产稻田的动态结构问题,会上介绍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廉平湖等在《水稻烂秧与死苗的原因分析》的论文中,着重阐明了死苗烂秧的类型和范围,并综述了氧气、温度等因子对稻苗所引起的影响和为害。汤佩松在《从大田光能利用分析稻麦高产问题》的论文中,论述了当前千斤左右高产稻麦大田中的光能利用程度,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大田光能利用,提高稻麦产量等问题。
关于水稻死苗烂秧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死苗烂秧类型尽管多种多样,其诱发因子、为害因子和防治措施还是可以找到的。如水秧田的“不扎根”和“跷脚”是缺氧的典型特征,“黑根”系由硫化氢使幼苗中毒为害,硫化氢也常由土壤缺氧所引起。防治这一类型的烂秧只要注意土壤通透,及时排水落干供给氧气即可。“绵腐病”是由腐败菌感染而引起的,用百分之零点一的水银制剂一号浸种六小时或在秧田喷施硫酸铜即可防治。“死苗”是青枯、立枯病、黄苗、盐碱害的总称,它的为害因子与烂秧迥然不同。死苗在湿润秧田或旱秧田上发生较为普遍,因此,采取及时调节供水、提早保水,是防止死苗的主要措施。
会议还对北方高产水稻的大田动态结构类型进行了讨论。有些人认为,从生产实际出发,北方地区性比较大,诸如土壤类型、水稻品种、作物布局、施肥水平、劳力情况等各地不同。因此,合理密植幅度是依靠较多的分蘖或依靠较多的主茎或主蘖并重,应该因地、因时、因条件制宜,不同的大田结构类型都能达到千斤。但是多数人认为,以目前生产水平和大面积丰产实例为例,北方千斤左右高产田的大田结构类型,大多数是以主蘖并重而获得稳定高产的,过多地依靠主茎或分蘖获得千斤高产的属少数。
(倪文)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伊春林学会讨论采伐与更新问题
黑龙江省伊春市林学会,不久前在伊春举行了首届综合性学术年会。会上着重地讨论了森林采伐与更新的问题。
关于采伐与更新的关系,多数人认为,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更新为了采伐,采伐为了更新,不能说谁决定谁。有人则认为,采伐是主导的,采伐决定更新。也有的人认为,应该首先考虑更新方式,然后再决定采伐方式。
根据伊春林区的地貌因子和森林自然构成(成过熟林比重大)等特点,大家一致认为,伊春林区的采伐应以皆伐为主,同时为了水土保持和适于树种更新要求,有必要因地制宜地采取一定数量的择伐与渐伐。但在选定主伐方式的具体条件上,还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部分人认为,应根据立地条件森林类型等不同特点来选定主伐方式。(1)坡度在二十五度以下的红松阔叶林应实行皆伐,伐后实行人工更新。(2)坡度在二十五度以上,土壤瘠薄容易引起水土冲刷的红松阔叶林分,应实行择伐或渐伐,伐后采用天然更新。(3)落叶松白桦林,实行宽带的等带间隔皆伐,伐后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天然更新。(4)云冷杉阔叶林、异龄性大的林分,可采取择伐。采取天然更新。
另一部分人认为,为了解决更新赶不上采伐的矛盾,在异龄性较大、幼稚树较多的林分,实行一定数量的择伐和渐伐(比重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既能供国家对木材的需要,又能加快更新速度。
少数人主张不分林相、坡度,一律实行大面积皆伐。其理由是:过去十余年来所采用的各种采伐方式,其结果还是大面积皆伐。只要更新跟上去,大面积皆伐是可行的。
另外,在具体皆伐方式上,还有如下几种主张:
一、实行顺序皆伐。其理由是:能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满足国家对木材的需要;减少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利于实行采集作业机械化,发挥机械设备效率;利于人工更新,便于经营大面积针阔混交丰产林;生产战线短,便于集中管理。
二、实行隔沟顺序皆伐。除了具有顺序皆伐的优点以外,还具有保持森林环境,有利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的优点。但有人提出不同见解,认为这种皆伐方式投资大,伐区区划不明显。
三、实行等带间隔皆伐。其优点是:能调节土壤水分,保证种子来源,有利天然更新。其缺点是:据几年来的观察,保留带的母树,多数发生枯死、风倒现象,起不到下种作用。同时运输线路、设备重复折转,成本高,不利于生产。
(郁皎)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新发现的我国古农学资料
近年来,我国陆续发现了若干重要的古代农学文献资料。胡道静不久前在《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载《学术月刊》今年第四期)一文中对它们作了介绍。
这些古农学文献资料是:(一)唐晚期韩鄂著《四时纂要》。它是一部事历性质的农书,但在逐月农事项目下面,将操作方法详细载入。(二)南宋初期温革著《分门琐碎录·农艺之部》。原是一部类书,二十卷,共分三十门。它包括农桑、种艺、禽兽、饮食四门,其中种艺一门所载皆园艺技术,元末明初俞宗本所著的《种树书》多本于此。(三)南宋晚期陈怿著《种艺必用》和元初张福著《种艺必用补遗》。它们是介于《分门琐碎录·农艺之部》和《种树书》两书时代之间的一种园艺学著作。(四)明嘉靖间编著的农学资料汇编《树艺篇》。它是从嘉靖以前的一百七十九种书籍中辑录出五十多万字的农学资料,分谷部、蔬部、草部、草部药品、木部、果部六大部分,共三十三卷。其中引用了很多地方志中的农产物资料。(五)清道光初期编著的《水车图说》。它是一本为了指导龙骨车的构造和用法而作的农业机械专著。(六)清道光中期编著的松江水稻栽培学专著《浦泖农咨》。它是研究古代松江地区水稻栽培技术的唯一文献。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