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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喜庆和九高炉
本报记者 常工
今年三月里的一个早晨，鞍钢炼铁厂同平时一样：远处，卸掉矿石的电机车，顺着一条高岗轻快地开走了；近处，满载着焦炭的大罐车，又气呼呼地吼叫着奔进来；在那些林立的、雄伟的、巨大的高炉上，正是机器轰鸣，热风呼啸，炉火正红。
王喜庆，九高炉的炉长，一个三十一岁的共产党员。听说公司为了平衡各厂矿对燃料的需要，把煤气的供应量减少了，许多高炉的焦比迅速增加，他们九高炉创造的历史上最优秀的指标之一——一千度的风温也保不住。他一上班，连高炉办公室也没顾得去，径直奔向热风炉，忙问热风工人任明臣和刘长春：“真是不行吗？”
任明臣摇摇头说：“两座热风炉，过去每小时供应煤气六万立方米，每座三万，要半小时才能烧到一千二百度。现在减为五万五，每座二万七千五，四十分钟也烧不上去。”
王喜庆沉思起来，想着，想着，忽然想到农民做饭的情景。他说：“会做饭的，捧着锅底烧，一捆柴火就够了。不会做的，满灶填，两三捆也不够。现在，煤气量减少了，还要保证风温一千度，咱们采用捧着锅底烧的办法，行不行？”
“有道理。”热风工人活跃了。
王喜庆进一步解释：“如果行，就这么办：燃烧第一座的时候，从第二座借来二千七百五，燃烧第二座的时候，再从第一座借来二千七百五，这样都还是三万，不是和过去一样吗？”
热风工人都说好，当班就试验。根据煤气借走后出现的新情况，热风工人在操作上作了改进。果然同过去一样：热风炉半小时烧到一千二百度，风温继续稳定在一千度。第二班和第三班采用了这个办法，也获得同样的效果，人们就给这个办法起了个名字，叫煤气交换量快速燃烧法。后来，厂部把九高炉这一先进经验在全厂推广，其他高炉也降低了焦比，提高了风温。据统计，仅节省煤气消耗一项，一昼夜即达几十万立方米。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创造。但是，从王喜庆的整个工作来看，这样的例子不是唯一的。
王喜庆原来是个初中毕业生，一九五○年参加了鞍钢中央实验室工作。为了深造他，党在一九五三年送他到东北工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回到炼铁厂，经过八个多月的实习，一九五八年九月即被调到九高炉担任甲班工长。那时，正在进一步推行高强度操作。这是过去我国没有的事情，不少人有顾虑：怕高炉不顺行，怕高炉结瘤多，还怕焦比高。王喜庆也有这些顾虑，但他一想到党和人民给自己的太多了，而自己给党和人民的太少，他就积极地响应了党的号召，为高强度操作找寻合理的装料制度。但是，他查遍了国内外的一切资料，也找不出个合适的装料制度来。有一天，他看到党的监委书记说：“我查遍了英国的、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在内的资料，就是找不到，怎么办？”
“当然找不到。”党的监委书记说：“你不是听说过这句话吗？知识来源于实践。书本上的东西，都是过去的实践。现在咱们干的事业，有许多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也是别人没有干过的，当然找不到；碰到这种情况，就要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经过实践创造出来。”
这些话在那里看过？听过？左思右想，他想到了毛主席的著作——过去曾在学校读过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天回到家里，顾不上休息，就打开毛主席的著作，读啊，读啊，越读心里越亮堂，越读信心越大。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到料运槽上同工人一起研究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作了四十多次试验，记录了两万多个数据，终于为高强度操作找到了一套合理的装料制度。
这是王喜庆深入实际，依靠群众，刻苦钻研的开始，也是他发奋图强，树立雄心大志的开始。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事实正是按着他的思想发展的。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他又领着他的甲班工人和全炉工人，先后创造了“快速回风”、“双口出渣”、“快速出铁”等一系列的先进经验，使高炉有效利用系数赶上了当时世界上许多先进高炉的水平，为国家增产了大量的生铁。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喜庆被正式任命为九高炉的炉长。全国有名的红旗炉——九高炉也在这个时候更红了。
从这以后，王喜庆的创造性劳动的热情，像越烧越红的炉火一样，越来越旺盛了。
一九六一年，炼铁厂为了全面掌握炼铁方法，曾在一些高炉上开始试验低强度操作，从中吸收经验。但是，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强度变化以后，高炉总要经过十天、半月，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的波动，才能转入正常生产，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去年五月，厂部决定九高炉继续试验低强度操作，厂长把王喜庆找去，问他：“你知道你们的任务吗？”
“试验低强度。”王喜庆回答。
“这种冶炼方法要掌握。”厂长加重语气说：“更重要的还要找到强度变化的规律，缩短高炉波动时间。”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炼铁厂其他高炉没有解决，国内许多炼铁厂也没有解决。但是，他知道这个任务的重大意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回到高炉，他立刻把工长和工人发动起来，先从学习其他高炉有关低强度操作的试验入手，接着又对他们九高炉的高强度操作作了系统的总结。从学习和总结中，进一步摸清风口与强度的关系，即强度高，风口就大，风速小；相反，强度低，风口就小，风速大。根据这种关系，王喜庆在试验前，就以风口为中心，制定了一个操作制度。果然，按照这个制度试验，高炉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波动，就在当天进入了正常生产。经过三个多月的考验，没有发现别的问题。厂长又把王喜庆找去说：“厂部决定你们再把日产任务增加三百吨。”
实际上，这是要试验由低强度操作转为中强度操作。回到高炉，王喜庆又以风口为中心，重新制定了操作制度。到了九月十日那天，厂长跑来一看，同样没有经过任何波动，高炉又在当天进入正常生产。从此，九高炉就出现了能上能下，操纵自如的新局面。其他高炉学习之后，全厂的生产也很快出现了全面上升的新局面。
在这个形势下，正在召开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发出了新的号召：为创造提高风温、提高质量和降低焦比的历史上最优秀的指标而奋斗！具体的要求是：风温一千度，质量（一级品）由百分之八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焦比（炼每吨铁使用的焦炭量）再比国家计划降低十公斤。
王喜庆和九高炉又是一马当先。
职工代表大会的号召发出后，王喜庆便对全炉作了分析。他认为首先从提高风温开始最有把握，也最有利。那时九高炉的风温已达九百五十度，只要努一把力，就可达到一千度。同时，风温达到一千度，焦比可降低十公斤以上。可是，当时九高炉有些人说，不增加热风炉，要提高风温是不行的；有的又说，九百五十度，比伪满时期提高一倍，已经是世界水平，还要往哪儿提高？
王喜庆来到了热风炉，又同热风工人研究起来。他说：“你们看看，到底还能不能提高？”
“按理能提高。”热风工人任明臣说：“送过风后，热风炉顶的温度应该降到九百五十度左右才对，可是，一直都在一千零五十度以上；再说，要是继续送风吧，风温又到不了九百五十度。……”
王喜庆忙问：“废气温度高吗？”
“高。”热风工人继续说：“热风炉本来余热很多，再一燃烧，接受不了多少热量，炉顶就到一千二百度，其他热量随着废气从烟筒里跑掉了。”
“一定是冷风渗多了。”王喜庆听到这里，忙说：“走，咱们去看看，混风阀是不是有毛病？”
原来，送往高炉的热风是不能忽上忽下的。为了调整风温在一定的度数上，与热风管道通往高炉的同时，还通有一条冷风管道，又叫混风管道。热风炉余热用不上，说明在向高炉送风的过程中，冷风渗入超过了一定比例。他们来到混风管道跟前，仔细一检查，发现自动的混风阀老了，不严密，随即改换手动操作。果然，当天风温就提到了一千度——创造了全厂历史上最高纪录。
随着风温的提高，焦比迅速降下来。这时，王喜庆又同炉前工人一起，共同改进操作，严格控制计划出铁与实际出铁之间的差额，作到均匀出铁。这样，质量也迅速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今年一开始，全厂职工热烈讨论增产节约计划，九高炉订出了历史上最高的指标。这时，厂长又把王喜庆找去，一见面就说：“现在又要考验你们九高炉了。要把你们过去使用的好原料调给三高炉。今年你们要用次原料来生产，党希望你们还能炼出好铁来。”
鞍钢炼铁厂用的原料都是烧结矿。这些烧结矿有两种：一种是第二烧结厂的，含铁量高，化学成分稳定，叫好原料；另一种是其他两个烧结厂出产的，含铁量低，化学成分不够稳定，叫次原料。九高炉从开炉生产以来，一直用第二烧结厂的。尽管他们创造了不少成绩，但人们总是不服气。这次厂部的决定，一方面是要让三高炉作新的试验，同时，也是要继续考验九高炉。
王喜庆一听，劲又上来了，他说道：“我们九高炉绝不靠天吃饭，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用次原料炼出好指标来。”
党委书记又给添了一把劲：“这件事情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很大，如果九高炉能用次原料炼出好指标，它将改变人们对次原料的看法，把全厂生产普遍提高一步；它还将向人们表明：鞍钢炼铁工人都是好样的，在他们面前没有困难。”
可是，这个消息一传出，在全厂引起了很大反响。关心九高炉的，都替它担心，恐怕它垮下来。过去不服气的，这时更是议论纷纷，有的故意向王喜庆挑战似地说：我们要竞赛，九高炉敢吗？
王喜庆回到高炉，把厂长和党委的嘱托告诉全炉工人，同时，也把人们的议论告诉全炉工人，他说：“现在全厂都在看着九高炉，咱们该怎么办？”
“用成绩回答！”人们都这么说。
当时，根据厂部的意见，九高炉改用次原料后，原来按照好原料订的指标可以修改。不料，王喜庆把这问题一提出，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表示：不管原料多差，指标坚决不改，一定要用次原料炼出好指标来。
考验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一天——三月一日，夜间改换了原料，早上高炉就不正常了。王喜庆一上班，值班工长就说：“这原料就是不好。风压很大，影响顺行，指标完成得不好。”
王喜庆立刻把工长、工人分别组织起来，研究记录，察看炉况，检查原料，一连忙了三天，终于把问题找到了。原来，过去使用的原料，从出厂进到高炉只有两小时，温度高，料块大，空隙多，煤气上升阻力小，风压就不大；现在使用的原料，从出厂进到高炉四小时，温度低，料块小，空隙小，煤气上升阻力大，形成大风压。
原因找到了，就不难找到办法。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风量不动，增加倒装（高炉边缘多装焦炭）；一种是装料不变，减少风量。王喜庆作了分析，认为两种办法都行，但从降低焦比考虑，他主张采用第二种办法。大家都同意，立刻来试行。到了第二天，一切都正常了：机器轰鸣，热风呼啸，炉火正红，次原料炼出好铁了。
这也是鞍钢炼铁厂今年以来最大的成就。（附图片）
王喜庆（中）和配管工人一起研究修改风口直径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苗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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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京归侨集会愤怒谴责印度迫害华侨
一致拥护我政府提出的惩办凶手等四项要求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正在北京的归国华侨，其中包括曾经受印度政府迫害的印度归侨，今天下午举行集会，愤怒谴责印度政府残酷迫害华侨的暴行。
归国华侨在发言中一致拥护我国外交部在四月二十七日给印度政府的照会中提出的惩办集中营的杀害华侨的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迫害难侨事件等四项要求，并且对已经平安回到祖国怀抱的难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仍然在印度集中营的难侨表示亲切的慰问。
全国侨联副主席陈其瑗在会上说，被迫害的华侨都是和平守法的人，印度政府所谓“危害安全”的借口完全是谎言。他说，印度政府迫害华侨的无法无天无人道的滔天罪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残酷行为完全一样。他还强烈抗议印度政府竟然勾结蒋帮特务分子迫害集中营里的难侨，并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对华侨的一切迫害，释放被捕的全部华侨。
全国侨联副主席尤扬祖说，归国的印度受难华侨所揭露的印度政府的种种暴行，彻底揭穿了印度政府所谓给难侨以“良好照顾”的真相。他对印度政府勾结蒋帮特务分子在集中营里威胁难侨拒绝回到祖国表示强烈抗议。
全国侨联副秘书长张楚琨在发言中指出，印度政府对华侨的迫害是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的。印度政府是以华侨作为人质对我国进行讹诈，企图达到它在军事上达不到的目的。他说，印度政府的这种血腥罪行不但激起了中国人民正当的愤慨，而且也必然会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的谴责。
被印度政府迫害回国的前印度兴华中学校长张敬和前中华中学董事长梁子质在发言中都提到，他们曾以切身遭受迫害的经历，设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难侨一定会受到印度政府的许多残酷的折磨，现在从许多难侨所揭露的那样残酷的事实中，得到了证明。
最近从印度回国的前中国银行孟买分行经理郑剑风和工作人员俞康年、徐履宽，归国华侨吴世璜、颜乃卿、赵文华、魏正明、王一芒、黄木友等，都在会上发言。他们指出，印度政府迫害华侨的暴行，再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蓄意恶化中印关系、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但是华侨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强大的祖国是华侨最可靠的靠山，印度政府残酷迫害华侨，只会像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样，必然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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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踏上祖国土地饮食起居样样都好
归国难侨在湛江受到热情接待
新华社湛江二十八日电 首批归国的在印度遭受迫害的华侨和他们的家属，在湛江市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
归国难侨们昨天上岸后，仅仅两三个小时，就都在湛江市华侨服务社里安顿停当。服务社的建筑物座落在湛江港附近的一条林荫路上，是两座新建成的四层大楼，房间宽敞、明亮、清洁。每个房间里都摆着足够的床铺，床上挂着雪白的蚊帐，铺着干净的被褥。难侨们一家住一个房间。在光华轮上出生的马光华和他的父母，住在安静的三层楼上。一些行走不便的单身老人，同单身的男青年一道住在楼下的集体宿舍里。服务社成立了一个临时医疗室，病情比较严重的难侨，被送到医疗室里由医生看护。患麻疹后又并发结核性胸膜炎的难侨丘伟昌，虽然在光华轮上治疗了半个月，但身体仍然不好，他明天将被送到湛江医院去治疗。年纪最大的单身难侨李坤也住在这里，他右脚发炎，身体虚弱，不能走动，吃喝、大小便现在都由服务员照料。
最忙碌的是餐厅。炊事员们为难侨们准备了丰富的饭菜，还为小孩和病人准备了牛乳。开膳时，服务社的两位经理亲自去为难侨们端菜端饭。
服务社的工作人员把一间大厅布置成阅览室，室内张贴着介绍祖国工农业建设和文化艺术事业成就的图片，桌上摆着许多画报和书籍。晚上室内灯火辉煌，挤满了归国的男女青年、妇女和儿童。在服务社主楼的楼下，还张贴着许多发给印度受难归国华侨的慰问信和慰问电，这些慰问信和慰问电来自祖国各地，其中包括内务部副部长、全国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难归国华侨委员会委员陈其瑗发来的慰问电。许多难侨围着观看这些慰问信和慰问电，他们对祖国人民的关怀和支持非常感动。
到了晚上，服务社的广播喇叭里播送出优美的音乐，浴室里传出归侨孩子们的溅水声和嬉笑声。服务社的大门口站着许多前来看望难侨的市民，他们听难侨们倾诉了印度政府迫害华侨的情形后都非常愤怒。有人问他们回来以后过得好不好，有位难侨回答道：“一切都应写上个‘好’字。”
为了让在印度受难的华侨踏上祖国国土后生活就得到妥善照顾，除了华侨服务社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外，湛江市其他许多单位也都满怀热情地为难侨们工作着。南港服装厂的二百多位职工，在五天五夜里，就为难侨们赶制出了一千多套各式各样的服装和七百顶蚊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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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儒珍少将在武汉病逝
新华社武汉二十八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程儒珍少将，因病于四月二十六日在武汉逝世，享年六十三岁。今天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代表和武汉部队官兵举行公祭，追悼这位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老红军战士。
程儒珍少将湖北红安县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农民秋收起义。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科长、处长、部长等职。程儒珍少将在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工作积极，生活俭朴，待人热情诚恳，密切联系群众，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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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当局对待我患病难侨惨无人道
乘光华轮回国的七百多名难侨上船时，三十多人患有明显的疾病，更多的人营养不良，体质严重衰弱。他们在集中营里得不到应有的医疗照顾，不论什么病都给阿司匹林或一种事先调好的红色药水，许多人服药后病情反而加重；在由集中营到马德拉斯港途中，连开水也喝不到。
新华社湛江二十八日电 随光华轮到印度接运受难华侨回国的医疗工作负责人栾力，在回到湛江港后对本社记者说，搭乘光华轮回国的七百多名难侨在马德拉斯港上船时，有三十多人患有明显的各种疾病，有更多的人营养不良，体质严重衰弱。
栾力说，印度当局在难侨上船前提供的名单中，仅提到谭自好、何丽心两位病人和另外两名孕妇需要特殊医疗照顾。而实际上，病情严重的，还有年仅六岁的结核性胸膜炎患者丘伟昌，和何万生、梁汝翕等十九名下肢浮肿的病人。丘伟昌在德奥利集中营感染了当时流行于集中营的麻疹，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和护理，不久即并发结核性胸膜炎，胸腔积水严重，病人长期发烧、咳嗽。他母亲抱着他登上光华轮时，仍然发着高烧，已经一天多吃不下东西。栾力说，丘伟昌重病是很明显的，但印度当局提供的需要特殊医疗照顾的难侨名单中却没有丘伟昌的名字，其他病人也没有提及。
栾力说，多数病人在马德拉斯港上船时，都和其他难侨一样，十分口渴和饥饿。连印度当局已经提出需要特殊医疗照顾的临产孕妇梁志月，在由集中营押送马德拉斯港的途中，也得不到水喝。梁志月的丈夫在旅途中曾多次要求印方押送人员允许他给病人煮一些稀饭或开水，但每次都遭到拒绝。
这位医疗工作负责人说，许多生病的难侨在登上光华轮后，向他申诉他们在德奥利集中营里得不到应有的医疗照顾。那里的医疗所连治疗普通疾病的药物都没有，不论什么疾病，都给阿司匹林或给一种事先调好的红色药水，有许多病人服药以后病情反而加重。由于在集中营和在由集中营押送往马德拉斯港途中的饮食卫生条件很坏，在路上又得不到开水喝，上船后当天就有九位难侨患急性肠炎。
栾力说，在难侨登上光华轮后，船上医务人员立即全力救治重病难侨，对所有病人都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并对全体难侨进行了健康检查。（附图片）
搭乘光华轮和新华轮回国的第一批难侨，在旅途中，得到祖国随船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是船上的医务人员在给八十六岁的难侨李坤检查身体
新华社记者 张家昌摄
（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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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十四次会议
听取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关于体育运动的报告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第九十四次会议，听取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关于体育运动的报告。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务院部分部长、副部长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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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学院第四期甲班结业
学员们表示要继续学习努力改造为祖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四期甲班今天结业。学员们在结业式上表示：要把初步学习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的一些基本理论，运用到工作中去，并要继续学习，努力改造，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班学员中，主要是科学技术、文教、医药卫生界的民主人士。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教授，有的是总工程师，有的是厂长，有的是医师。他们在为期近八个月的学习时间里，主要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一些文章和报告，以及目前国内外形势的一些文件。
结合理论学习，他们还参观了一些工厂和郊区人民公社。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杨明轩在结业式上讲了话。他着重指出，这期学习中的收获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不能因此自满。而且学员们的进步和收获也还会有反复的，还需要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来巩固它，还需要继续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各民主党派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杨东莼在结业式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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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湛江市各界人民举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首批归国难侨。这是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难归国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在欢迎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传真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