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梭罗春水
方纪
一九六二年的除夕，我们是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惹度过的。这天晚上，当地华侨总会主席李先生，请我们的代表团到他家里吃“年夜饭”。虽还不是春节，但因为来了“祖国的亲人”，一切都是按照家乡习惯进行的，连同喝酒举杯的方式，和“连年有余”的鱼要留到明天早上才吃。陪同我们旅行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协中央委员苏纳尔第博士也在座。
苏纳尔第博士是一位教育学家，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和民俗学家。他除了在日惹大学教书之外，对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舞蹈有过创造性的研究，还是一位热情的诗人。
昨天晚上一到这里，就参加了当地记协举办的一个“习敏纳尔”。这个讨论会是为支持四月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举行的，讨论题目是“反对新殖民主义问题”。晚上下着雨，我们赶到过去曾经是当地土王宫殿的会场。会场很大，里面早已坐满了人；还有不少男女青年正陆续赶来。讨论会已经连续举行了三天，今天晚上做总结，而所有发言人还在情绪激昂地指责新老殖民主义的罪恶；特别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渗透，严重地威胁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习俗、传统的道德和审美观念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和艺术。
这是一个包括各种文化组织的群众性的集会。虽然也有个别人的发言引起了带有讽嘲意味的哄堂大笑，但这更加强了会场的热烈和尖锐的气氛。不言而喻，印度尼西亚人民，印度尼西亚的文化界，十分清楚地知道，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在讨论结束之后，会议主席邀请“中国兄弟”对他们讲几句话——这是何等热情的友谊，何等深厚的信任呵！我们代表团的简短的讲话，竟引起了这样强烈的反应，以至主席在总结时郑重宣布：他们要把来自伟大中国客人的珍贵语言，写进他们的决议里。以便永远记住：和他们站在一起进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还有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在这个会上，我们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话：过去我们说，荷兰殖民主义者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现在要说，美国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因为他们正在用比荷兰殖民主义者还毒狠的黄色书刊，强盗电影，以及“和平队”，来毒化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
这个会虽不算大，时间也不算长，但那发言的热烈，情绪的激昂，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自己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文化的深刻信念，深深感动了我们。
而就在吃过年夜饭之后，我们还要赶去参加另一个会。说实在的，我们虽然在吃年夜饭，却并未认真想到今天是除夕，明天是新年。因为这一天，我们是处在一种不断增强的兴奋之中。这天主人为我们安排的节目，主要是参观画室，从下午两点钟起，我们就坐了车子奔跑在这个艺术之宫一般的城市中。最先到的一个是叫“在地上的战斗”画室，这是由一群十八到二十五岁的青年画家组成的。在一所原来似乎是仓库的木板房子里，中央搭了一个同时可供十人挥毫的大台子，台子上面，是一些未完成的画幅；四面墙壁上，也都为这种涂得五颜六色的画布占满了。只有在那些堆满了木板、锯子和颜料筒等等的角落里，才因地制宜地摆了几张木板床。看见这些床铺，你就可以想见：大概这些不知疲倦的画家们，只有在困得支持不住的时候，才会倒下去睡上个把钟头。
可是今天，这里显然是经过了细心收拾的。不只地上扫得十分光洁，连那些实在觉得太多的东西，也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虽说这样，你在这里只能感受到一种紧张工作的气氛，一种热烈战斗的气氛。仿佛这里是一个阵地，这些年轻的画家们，像战士一样进行着“在地上的战斗”。
这些作品，也许大部分还是不成熟的；但和产生它们的环境，创造它们的那些年轻有力的手，十分相称，也充满着动人的战斗热情。在正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题名《新时代诞生》的大油画，背景是初升的太阳，天上地下，一片红光；红光笼罩着富饶的印度尼西亚的土地；画幅中心，一个强壮有力的工人和一个朴素美丽的农妇，正在从浴盆里举起一个通身浴着红光的婴儿，这正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双手创造的新时代！
从这里我们来到了“人民画室”。比起那个“在地上的战斗”的青年画家的画室来，这里的气氛要成熟得多，也深刻得多了。这里多半是些成名的画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也显得丰富而多样。一眼看上去，在满墙悬挂的上百件作品里，你能区别出它们不同的风格来。而它们的共同之点，是表现人民，从各种题材，各种角度，用各种形式和方法，表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和愿望。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印度尼西亚著名画家、印度尼西亚人民画家协会三个发起人之一的苏尔丹梭，并承他邀请我们到他家的画室里参观。苏尔丹梭是以专画“沉思的女人”这一题材著称的。在他的画室里，摆了几十幅作品，总名也真可以题做“沉思的女人”。但每一幅作品，不只表现了不同的内容，就在表现方法上，也是各异的。而通过这些“沉思的女人”的群像，你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妇女的命运：她们有的在为生活，有的在为爱情，有的在为丈夫的早餐，有的在为儿子的学费，还有的为正在战斗中的爱人，为等待深夜开会不归的儿子而沉思的女人们。女人的沉思，往往是深刻的、动人的。而画家抓住了生活中各种迫切的问题，通过女人的沉思表现出来，就构成了一幅幅富有社会内容的动人的作品。
在苏尔丹梭附近，还住着一位画家佐尼。他是专画战争题材的，在他的作品里，把战争的残酷和战士们的乐观情绪，深刻地统一起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深沉而快乐的性格一样。他还是一位作曲家，有一副又深厚又响亮的好嗓子，就在这天夜晚的集会上，他为我们唱了一支他自己作曲的《美帝是个纸老虎》。
雨还在下，而主人又把我们带到了乡下一处地方。公路两旁，只有茂密的树林，雨声哗哗的打在热带阔叶树上，十分响亮，又十分安静。这时，车子忽然停下来，下了车，透过如丝的雨柱、发光的树叶，看到树林深处的灯光。主人带了我们，踏着积水的路，向灯光走去。渐渐近了，灯光显得亮起来，我们才慢慢看出，这是在一所乡村住宅边的空地上，树立着一个耸入夜空的脚手架。灯光从脚手架上发出来，照耀着中间一座十多米高的白色的巨大雕像，三五个穿了雨衣的人，正在脚手架上叮叮当当的忙碌着。
老远，我们就站住了。在明亮的灯光下，一个巨人，两腿分开，两足牢牢地站在工地上，腿上和全身的肌肉，由于过分紧张和用力，而累累的突现出来。两手一上一下的张开着，手上举了两段刚刚被挣断的锁链。头微微仰望着，眼睛向着天空；整个面部表情，是愤怒的喘息混合着胜利的欢呼。我凝视着，忘记了淋在头上、身上的重重的雨点；而这倾浇着树林的一阵强似一阵的雨声，就仿佛是从这个挣断枷锁的奴隶的胸腔里，发出来的呼喊。
苏纳尔第博士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此刻他躲在我们背后，一声不响，等待着我们对这件杰出的艺术作品发出惊异的赞叹，然后满足于他为我们安排的这种一步一个高潮的参观节目。的确，我们被他这种安排，被这个最后的高潮，惊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整个下午，从一个画室到一个画室，一步一个高潮，简直就像是喘息着，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这时，艺术家显然是发现了客人来临，从脚手架上跳下来，站在我们面前。而更使我们惊异的，艺术品的作者竟是这样年轻，顶多不到三十岁，而且谦逊得过份。他沉默着，同我们握手，除了说他名叫苏纳尔苏外，便只是领我们围着他的作品转了。这时，苏纳尔第才补充说：这是为苏加诺总统所倡议的“新兴力量运动会”所创作的“解放了的奴隶”雕像，将来要立在运动会的广场上，象征新兴力量的斗争和胜利。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被这种参观弄得兴奋不已。我们所看到的，自然不止是这些画室，这些画家，这些作品；而是透过这一切，我们看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战斗的生活。直到坐在日惹侨总主席李先生家的饭桌上，我们还在谈论着这些感人至深的印象。但是，接下去，我们这些从艺术作品里所得到的印象，进一步被生活证实了，加深了。
吃过年夜饭，我们便赶到会场上。这是一个专门为请中国作家代表团作报告举行的会。会场设在华侨总会的礼堂里，参加会的除印度尼西亚朋友外，还有不少华侨教师和学生。而且今天是除夕，明天将开始新的一年，因此与其说是我们的报告，不如说是这个集会本身，赋予了到会的人以更多热烈的情绪——在不断高涨中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热情，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战斗的友谊，以及来自祖国的代表和海外华侨之间的乡土情谊，都增强了这个集会的热烈气氛。因此当我们介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之后，各种各样动人的表现都来了。有唱歌，有朗诵，有发表热烈的祝愿、祝贺新的一年。前面所提到的画家佐尼唱的《美帝是个纸老虎》的歌子，引起了全场应合，使会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但是，更为振奋人心的是，苏纳尔第博士在最后讲话中引用了艾地同志不久前讲的话，要求所有的人更勇敢地进行斗争，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土上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使一九六三年成为如艾地同志所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更勇敢的一年”。
艾地同志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就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一九六三年元旦，我们又由日惹赶到梭罗，去参加中爪哇人民文协举办的文艺会演开幕式和中爪哇人民文协的常委会。开幕式是在梭罗文化公园广场上举行的，无数的工人和学生拥挤在会场周围。大会主席，在庄严的音乐声中宣布：从这一天起，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国旗从西伊里安的上空永远降落下来，印度尼西亚的国旗，高高升起在西伊里安的土地上。
一队穿白衣服的青年合唱队，整齐地站在主席台后面，热情洋溢地唱起了印度尼西亚国歌。整个会场，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梭罗是一个革命的城市，曾经是独立运动时期革命的首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当夜晚，我们又来到了文化公园，各种各样的节目，人山人海的观众，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欢乐之中。那些强有力的孔雀舞，优美的古典戏，以及话剧、音乐会、画廊等等，一一地都在告诉人们：一九六三年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更勇敢的一年。
第二天上午，我们坐了车子到山上去。车子驶过梭罗河，河水在密林中无声的滚滚奔流。两岸苍翠的青松，窈窕的椰子林，开着火一般红花的凤凰树，把梭罗河紧紧围住。这时正是雨季，河水在涨，涨平了河岸，涨平了桥身。车行在桥上，仿佛都能感觉到水的奔流的力量。这时，苏纳尔第博士忽然轻轻地唱起《梭罗河之歌》来了——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你光荣的历史，我永远记在心上。
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
雨季时，你波涛滚滚，流向远方……
这歌声使我想起了延安。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延安听到这首歌的。于是忽然，这两天来的印象纷纷沓沓，一齐涌上心头。日惹的集会、画家的热情、挣脱枷锁的奴隶的雕像以及印度尼西亚国旗升起在西伊里安上空，和穿白衣服的合唱队的歌声……这些这些，汇成了像是正在不断高涨，滚滚奔流的梭罗河水，带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冲破一切障碍，流向广阔的海洋。
在苏纳尔第博士的深沉的、充满热情而略略带有点忧郁的歌声中，我的这些印象也渐渐凝聚起来，最后形成了这样四句也许可以称做诗的东西——
梭罗春水涨平桥，
两岸椰林舞细腰；
凤凰花树红如火，
一夜东风燎原烧。
第5版()
专栏：
红绸带
〔印度尼西亚〕莫·埃诺
到火车站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要跟自己的妻儿分离了。他完全想像得到，靠他抚养的妻子、三岁的小女儿爱丁和刚满两个月的小婴儿乌昌，将要过怎样的日子了。他把爱丁抱起来，不断地抚摸她那细软的头发。
“爹，给爱丁买一条红绸带好吗？可别买错了。”那可爱的小黑姑娘央求道。
“好的，爹回头给你买一条，不会错的，你说的不就是跟鞋面上的花一样的红绸带吗？”父亲答应着说。孩子听了高兴地点点头，连忙把脸转过去看她的母亲。可是父亲的眼泪却禁不住流出来了。他又把女儿抱过来，连连吻了几下，说：“是的，买红绸带，回头叫妈妈系在你美丽的头发上好吗？爹一定寄一条给你。”
后来他又从妻子的怀里接过第二个孩子。他仔细地瞧着那浑身通红、不会说话也不会提出要求的小婴儿，把他紧紧贴在自己胸口。
站台上的人还很稀少。风从万隆市郊的群山吹过来，不断地吹拂着这四个不幸的人。使他们多少感到一点舒坦。
“蒂，到了那里，马上给我写张明信片，啊！”梭里英嘱咐他的妻子道。
“你也别忘常给我写信。找到了工作，马上就接我们回来吧！我说你也不要非找印刷厂的活不可，纺织厂有活干就先接受下来吧，不管什么活都不要拒绝。”
梭里英坐在巴蒂的身边。巴蒂怀里抱着小婴儿。爱丁坐在父亲的膝盖上，一只手在搜索着父亲的口袋。
“爹，买红绸带的钱呢？怎么爹的口袋里全是空的？”
“有的，爱丁，买红绸带的钱给你留下来了。”
“爹是不是要等星期六？”
“是的，等星期六爹领了薪就给你买红绸带”。父亲只能这样哄着孩子。
站长出来做个手势叫旅客们赶快上车。梭里英给他的妻子和孩子找到了一个挨着厕所的座位。他又一次紧紧地搂抱两个孩子，吻过他们之后才下去。他们准备返回坡约拉里。
梭里英住在冷贡屯的一个窝棚里，他跟四个同伴住在前房，他们都是他在格里诺印刷厂干活时的伙伴。这间只有二米见方的小房间住上这五个汉子便显得满满当当毫无余地了，屋里除了一张四边已经破烂不堪的席子之外，连一张椅子也没有。他们五个人席地而坐，正在谈论问题。中间摆着一个烟草袋，一叠用来卷烟丝的卡翁叶子和一个装烟灰的小碟子。那四个同伴头发都是乱蓬蓬的，双手沾满了油污，有一个还带着用破布包着的饭盒呢，瞧他们的模样准是刚下班回来的。果然不错，除了梭里英，四个人都还在格里诺印刷厂工作。
“英，现在可要轮到我们了。”其中一个人向梭里英说道。
“哼，在我们之前还有三个弟兄呢。”梭里英摇摇头：“又是牺牲品！”他一声感叹，不免又想念起在坡约拉里的妻子和儿女来。
“唉，这是命运！”一个人说道。
“这不是命运，这是人为的，是荷兰老板故意制造出来的！”
“已经有一百多人被解雇了，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跟着而来呢？太无法无天了！”
“新机器来了，我们倒成了牺牲品！”梭里英愤然说道，接着他又向一个人问道：“你向印刷工会报告过了吗？”
“报告过了。”那个人回答道。
“哼，说不定我们的命运跟梭里英一样，什么也不发就这样被解雇了！”
“这我们必须制止，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听说安地的纺织厂工人也被解雇了，但经过斗争之后，他们终于得到解雇金。”
“得多少？”
“三个月的工资，有的还多呢！”
“我们也应该建议印刷工会这么要求，已经有一百人被解雇了，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我们必须消除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
“你们去过纳里班大街的职业介绍所吗？”梭里英又问道。
“去过，但我不抱什么希望。”
“我可不愿去，有什么用呢。它有什么能耐帮助我们，还不如自己去找呢，每一家企业，每一个机关我们都去闯一下。”
“哼，职业介绍所光要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全寄托给它，结果反而使人更加困苦。既然没有能力解决失业问题，那就干脆解散，还要它干什么呢？”
“唔，这可不能怪职业介绍所，而应该怪格里诺印刷厂的荷兰老板！”
“我真想问问看，荷兰老板拿出什么理由来解雇我们这么多弟兄？”
“还不是那些老调，说什么活干得不能令人满意啦，太多上厕所啦，玩忽职守啦，给企业带来损失啦，迟到啦，说话太多啦，没有经过印刷厂医生的体格检查啦，诸如此类等等。”
“这都是编造出来的理由，他们从每个工人身上总要找出一个差错来。凡是能提供各种各样理由的工头都博得他们的宠信，此外他们还唆使这个工人去跟另一个工人闹，可是结果他自己也被解雇了。”
“唉，英，现在比你在的时候要严得多了，尤其是来了新机器之后，我们这才真正成了机器的一个部件了，我们必须跟上机器运转的速度，我们老是像给机器追赶着似的。”
“英，你也知道，以前一般是一个工人看一部印刷机，现在来了新机器，一个工人要看两部机器了，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
“还有，英，现在的厂长总是来回不停地巡视，一会儿到甲那里，记记东西，一会儿到乙那里，看看干活的成绩，把它记下来，一会儿又跑到丙那里去了，一刻不停地计算着，五分钟该有多少，一小时该有多少，这样一天又该有多少。”
“难道你也跟我一样接到了格里诺印刷厂的通知单？”
“一模一样。”
“我想，”梭里英接下说道：“现在应该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类通知单的时候了，我们都把它退回去！”
“对，还有印刷工会也得立刻派遣代表责问厂方，要求收回那些通知单，我们必须迫使荷兰老板跟我们工会的代表谈判，为我们这些被解雇的工人主持正义，要求发给我们解雇金。”
“不仅要发给我们，而且还要发给以前被解雇的弟兄们。”……
梭里英跟他的家人分离约有两个月了。他每月写一封信给巴蒂，每一次都说还没有找到工作。在最后的一封信里，他告诉巴蒂说，他已经向职业介绍所递申请书了，表示愿意到外岛去工作，有必要的话也愿意去德厘或巨港等地，只要有活干就行了。他向巴蒂诉苦说，在万隆工作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最后，他还是决定到雅加达去碰碰看，据说在雅加达大大小小的印刷厂不下三百个，他想在那里总还有希望的。
就在这个时候，格里诺印刷厂的荷兰老板还在大量解雇工人。每次有新机器来，总有十几个工人被解雇。荷兰人是这样胡作非为，他们甚至不顾劳工局的建议。劳工局曾建议他们重新考虑解雇的问题，并且要求厂方先跟工会代表进行谈判。
工人们个个气愤填膺，比以前更加勇敢了。他们更加公开地反抗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命令，他们几乎天天跟荷兰厂长发生争吵，现在，谁见了荷兰厂长都不向他行礼了。
起初，那个荷兰人还很狂妄，自以为是这里的皇帝，可以任意向工人们大声呵斥，甚至还敢说出使印度尼西亚人听来非常刺耳的话，但到后来他也发觉到其他的工人都出来干涉，都站在受损害的工人的一边了。甚至有一次工人们还把他包围起来。他终于明白了，现在他面对的是已经团结起来的工人，是同心同德的印刷工会。这种情况更促使工人们亲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对自己的工会更加有信心。
现在的确与过去不同，工人们已懂得讨论问题了，他们经常在自己的小组里或在印刷工会的领导下共同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格里诺印刷厂荷兰老板的代表终于和印刷工会的代表进行谈判了。会上讨论了发给被解雇的工人解雇金的问题，并要求荷兰老板重新考虑大规模解雇的做法。后来，荷兰人不得不让步了，因为他们害怕印刷工会会采取罢工的措施，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损失。
在格里诺印刷厂的财务科门前围聚着好几百个工人。有一个人站在桌子上向大家简单报告工会斗争的结果。这次斗争胜利地迫使荷兰人接受了工人的要求，从沙里布的一批，梭里英的一批，到后来的几批被解雇的工人一律发给至少三个月的解雇金，而工龄在十年以上的还发给特别抚恤金。
梭里英也站在大群工人中间，等待叫名字。
“梭里英！”会计喊了几下他的名字，他慢慢走上前去，当他数钱的时候，双手不免有些颤抖。他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一百盾的纸币了，甚至十盾的纸币如果不是刚从当铺里典当妻子的花裙回来也是罕见的。
他一个人站在角落里，把口袋里的钱再数一次。这时坡约拉里的亲人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了。
“啊，爱丁，这回爹领到钱了，爹一会儿就给你买红绸带！”梭里英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是啊，爱丁只不过要求五盾钱来买红绸带，可是这五盾钱又是多么难得呀！
当天下午梭里英就上新市场买了两条绸带，一红一黄。他小心翼翼地包装起来，准备邮寄到坡约拉里他妻子那里。
〔梁立基节译〕
第5版()
专栏：
三项人民命令①
〔印度尼西亚〕S·阿南达古那
三个斯兰岛②青年，
手握砍刀，
脚踏小船，
小船直指伊里安。
加诺兄说：
把红白旗举得高高，
带着欢笑，
冲开那翻滚的波涛。
三个斯兰岛青年，
手握砍刀，
乘着小船，
小船开到伊里安。
他们说，
我们海的儿子不怕那丛林密布，
冲进苏朗③，
让独立的旗帜迎风飘舞。
三个斯兰岛青年，
拥抱着伊里安土地长眠，
独立的微笑，
长挂在嘴边。
长挂在嘴边。
〔陈林译〕
①指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总统为把西伊里安从荷兰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而发布的命令。本诗曾获得一九六二年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文艺创作评选中诗歌创作一等奖。
②在马鲁古群岛南部，与西伊里安隔海相望。
③西伊里安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第5版()
专栏：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谊之歌附记：
（一）榴梿是一种名贵的热带水果，在印度尼西亚向有“果王”之称，榴梿成熟时，香飘里外。
（二）晋朝高僧法显曾于公元三百九十九年到印度研究佛经，经锡兰返国，曾到过印度尼西亚巨港，住了一个时候，留下深远影响。
（三）三保即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经三十余国，先后历二十八年。一四○五年六月第一次下西洋时曾到三宝垅，以后又先后到过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一些大城市。这位友谊使者不仅促进了两国友好往来，还进行了文化交流工作。
（四）婆罗浮屠为印度尼西亚一大历史文化古迹，相传建自公元八百五十年，是印度尼西亚伟大民族文化的象征。
（五）红溪惨案发生在一七四○年，是殖民主义震动世界的一次大屠杀暴行。当时侨居雅加达的中国人被荷兰殖民主义者屠杀达二万人，被迫而进行武装起义，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军队打了好多仗，在武装斗争中，曾得到印度尼西亚爱国者的支持，双方联合抗荷。
（六）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英荷联军企图在印度尼西亚恢复殖民统治，在泗水登陆与宣告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军发生战事，激战十五天，当时侨居东爪哇各地的中国人拿起武器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并肩作战。这个历史纪念日（十一月十日）后来为印度尼西亚政府追认为英雄节。
〔司马文森〕
第5版()
专栏：
峇厘农民 〔印度尼西亚〕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