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一个困难队兴起的“秘密”
中共资中县委调查研究典型生产队的经过
本报记者 王焕斗 王焴长
沱江对岸的山头，早已隐没在浓浓的夜雾中。江水拍打着礁石，哗啦，哗啦，发出紧凑、清脆的音响。春天，仿佛就踏着这不平静的江面，来到了资中。
江岸上，中共四川资中县委会的一间小屋里，灯火明亮，常委们正在研究县农业局送来的一份调查报告。
赶过了先进队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更好地指导一九六三年的农业生产，县委建议农业局考查一下去年获得丰收的典型生产队的经验。要说这种典型出于高产地区、知名公社，也许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农业局的报告是这样说的：荣胜公社中心大队第五生产队，是全县低产地区的困难队，土质中等偏下，水源不足，家底很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遭受重灾，可是生产恢复和发展很快，一九六一年比一九六○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一九六二年又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六十四点六，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超过了本队历史最高水平，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一千二百零三斤，向国家交售四百一十五斤，劳动生产率和售粮水平，在全县各生产队中算是最高的。
常委们已经谈过很多典型队的材料，可是见了这份报告，都舍不得撒手，越读越令人振奋。大家先后发表了几点意见：全县百分之九十几的生产队在去年获得增产以后，有一部分干部滋长了满足的情绪，说是“接连受了几年灾，家底很薄，能收到这么多的粮食就该知足了”，却不晓得中心五队已经把他们撂在后头，另一些有畏难情绪的干部，也不晓得这个队早就突破了更大困难，跑到自己的前面，“现在，真需要中心五队站出来，说上几句话”；这个样板，并没有得到领导机关额外的照顾和帮助，本身的条件又差，“拿出来当典型很有说服力，别人也容易学习和办到”。
可是，农业局的报告写得太简单了，仅仅介绍中心五队的成绩，别人会问：这样一个队，怎么会在短短的时间里突破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赶过了众多的先进队……，领导上把情况弄清楚没有？因此，常委会决定组织工作组，到中心五队把具体情况搞清楚。
到现场去找原因
“中心五队卖了多少爱国粮？”县委工作组路过太平区时，顺便问起这个队一九六二年交售、入库的粮食数字。回答是“三万一千五百四十斤”，拿起算盘一打，全队七十六个人，每人正好是四百一十五斤。
这几位同志做过多年农村工作，到了中心五队以后，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情况。他们亲自算了账，全队一九六二年粮食总产量为九万一千四百二十八斤，用全队人口七十六一除，刚好是每人一千二百零三斤。每个人平均卖出四百一十五斤，留下五百七十三斤口粮、六十斤储备粮、一百五十五斤种籽和饲料，数字完全对头，而且每一项都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五七年水平。
水稻、红薯、玉米等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也都超过一九五七年水平，跟账面相符。保管室里的种籽、饲料和储备粮，也跟账上的数字一样。
“你们全家做了多少工分？分多少粮食？”工作组的同志又到社员家里作客了。各户回答的数字，跟他们从社员分配花名册上看到的数字相同。社员们谈得兴奋了，还请客人参观他们的米柜、米罐和苕窖，户户都贮备有充足的粮食。
那么，这样多的粮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采取了什么措施？经营管理工作是怎样做的？等等，工作组样样问到了，得到的回答也条条叫人信服。
真金不怕火炼
果然，许多县、区、社、队的干部听到中心五队的增产情况后，提出了不少疑问。他们说，这个队每亩粮食作物产量是四百五十斤商品粮，虽然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百分之四十以上，这还容易理解，可是这个队耕地面积宽，每人平均有二亩七分地种植粮食作物，每个标准劳力负担七亩地，比一般队多两亩，怎么做得过来？一般是每头牛至多担负六十亩地，五队却是一百一十五亩地一头牛，相差将近一半！何况全队只有九头猪，肥料也缺，不用说还要很多人工积造绿肥和杂肥顶替。总之，他们怎么赶上季节，把庄稼做好，是大家难于理解的。
人们提出这些问题是想弄清中心五队增产的秘密，也是为了找寻一条夺取一九六三年增产的道路。这个队果真是一块好样板，就应该经得起推敲和用事实回答疑问。县委决定一位书记和办公室副主任参加工作组去调查。
工作组在调查中听到了一段发生在去年春天的小故事。那时，公社召集各生产队长开会，研究栽红薯的准备工作。到会各队都汇报正在开薯沟，中心五队队长刘衍彬竟说，他们已经种下了七十亩红薯。当时，坐在一旁的健强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一个张飞脾气的人，虎地站了起来，指着鼻子问：“刘衍彬，莫吹牛！你我只隔一架山梁子，我们这边才开沟，你们那边就种完了？我不信！”
公社领导同志也感到这个队快得出奇，当下带着大家到五队去。各生产队长到现场一看，果真种下了！再清点一下，足足有七十亩。
“这是什么缘故？”到了五队，工作组就问起这件事来。社员们说，大家知道队里耕地面积大，需要的人力多，而本队劳动力不足，牛也少，就来了个早下手为强。在不违农时的情况下，他们能早干的活不晚做。中稻一般是立夏栽，这时要收小麦，人力忙不过来，老农们就提议赶前一个季节，谷雨栽中稻。这一来，中稻栽完，刚好腾出手来收麦子。麦子收完，芒种也快到了，就抓紧时机种红薯。农活错开了，人手空出来了，季节也赶前了。更要紧的是，适时早栽，作物在地里生长时间长一些，虽然肥少地瘦，毕竟能多吃一点“奶”，长得壮实。犁田翻土，挤在春天搞不完，就尽量在前一年秋天早犁早炕，既能增强地力，又解决了人力、牛力不够的困难。
为了少用工、多积肥，他们还坚持合理轮作以培养地力；发动社员使用煤炭作饭，节省出大量的花生藤、红薯藤和葫豆糠施在地里。一九六二年，他们就是用十五亩花生藤和四十五亩红薯藤施在稻田里，用一亩葫豆糠保一亩包谷地的，肥效都很高。社员交售的家肥，一九六二年共折合二百八十元，这些好肥，都用于育秧、育苗和其它紧要用途。单靠这些办法，肥料还嫌不够，他们就多积自然肥，去年每人平均积青肥六百斤，积杂肥一千二百多斤。
说来说去，不论适时将农活提前，或是多积自然肥，都要人来做。去年，全队社员实际做八千九百二十五个劳动日，平均每个标准劳动力做二百七十四个劳动日；劳动定额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百分之十五以上；农活质量也好。到这个队走亲戚和参观的人都说，这里评八九分的农活，在自己队里至少也得评十分。
显然，社员出工多，做活质量高，就是中心五队增产的“最大本钱”。工作组及时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县委，并由县委转发给各级干部讨论。于是，一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提出来了：中心五队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原因是把它搞清楚了，哪一个生产队也找得到这种“本钱”。就这样，调查组推动了人们的思考，这种思考又推动着调查工作更深入地进行。
是好干部也是好社员
是不是这里的干部经验多？社员说，队干部都是新手。队长刘衍彬两年前还当“犁耙匠”；会计胡春蝉是工厂下放回来的青年女工。总之，经验不多。是不是他们想出了什么好办法？谁要这么旁敲侧击地问，那就算把社员们的话匣子打开了。
“犁耙匠一步登天当了队长，却不是高高在上。”社员们说，刘衍彬当队长两年多可没有放下犁头，经常跟全队技术熟练、劳力最强的陈世国比着干，一身晒得黝黑，大家才给他取个绰号叫“黑雷公”。“黑雷公”还有一层意思，他办事正直无私。每当他正在干活时，大队要开个短会，或者社员有事找他，刘衍彬总是把工具朝田边一放，说：“我的活给我留下吧！”等到事情办完，就急忙赶回来，继续完成自己那份任务。队长的爱人，在妇女中也算个打头阵的角色。他们夫妇去年超额百分之十五完成了基本劳动日。社员们说：这两口子一年做四百多个劳动日，个个都是“铁打的”，挤不出一点“水”来。出工跟大伙在一起，做完活叫大家验收。有一回他的爱人出工稍晚一点，大家看她干得认真，质量好，主张评满分。刘衍彬说：“干活认真是社员的本分，出工晚了照减工分是大家订的制度。”坚持把他爱人的工分“宰”了一半。其实，别的干部也是“黑雷公”呵！个个带头干活，去年都超额完成了基本劳动日。干部个个“做老实活路”，社员自然也愿意这么做。全队二十七户社员，去年户户超额完成基本劳动日。
这里的社员还常常谈到，自从胡春蝉当上会计，月月公布账目，每笔钱的收、支，每户人做的工、售的肥，交代得清清楚楚。临到分配时候，方案是由大家讨论决定，干部当众领自己的一份。分配实物，干部先让社员挑拣、刘衍彬又先让其他干部挑拣。
“有没有违反制度的事情？有！”社员说，这里也出现过违反制度的现象，但不论出在谁的身上都要公事公办，分清是非。有一次栽秧时，队长违反了农活安排要由大家商量的制度，一时贪图多栽，带着人抢犁板田，耽误了八亩有水田早犁早插。老农们批评他不动脑筋。他接受了，还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这就使社员觉得，啥样办法跟制度，都不是干部给社员订的，而是“给每个人订的”，大家都更积极执行和卫护队的一切制度。赖么娘就跟她的老伴赖银洲唱过一回对台戏。赖银洲从前串乡剃头，是闲散惯了的人，在大家都越来越爱集体的时候，他的思想走慢了一步。有天他“犯了好吃病”，摘了队的嫩玉米，又不肯到社员会上去作检讨，甚至跑到队长家里又找刀又找绳子地说要是检讨就得先寻死。队长年轻，经验也少，竟被他吓住了。可是，这种行为连他老伴都不赞成，赖么娘认为，队长把农活安排错了都要检讨，乱摘玉米更该检讨。她脚前脚后赶到队长家里，揭她老伴的底，说他不该把这套对她已经不起作用的老办法，搬出来吓唬队长，“检讨不能免，还要加上耍赖皮这一条”。她叫队长硬扎点，把住这个“关口。”赖银洲看着势头不对，不耍赖了，作检讨了，现在有了进步。
别看大家对公众事务都是公事公办，在日常生活里可亲同骨肉，队长出去开会，上边发了一点补助费给他，在他想到给
自家人买点什么时，一转念想到大家，就买了一包糖拿回来分给全队的孩子。队长病了，他想瞒哄大家，哪里瞒得过，社员赶快打听出一个偏方，给他把药料配齐，治好了队长的病。这类事在干部和社员中间出现多次，说也说不完。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社员们说，归根到底有一条：“我们队委会的委员，都是好干部，也都是好社员。”
识破“秘密”同声追赶
是生产队的好干部，同时又是好社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着县委把工作组调查中看到听到的情况转给各级干部讨论时，人们结合所了解的情况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分析：
第一，中心五队的五个队委委员，有四个贫农和一个土地改革以前的老贫农，每个人对集体经济的好处都有很深的体会，队长和其他主要干部过去生活很苦，感受更深，始终保持着勤劳朴素的阶级品德。第二，在劳动生产、财务分配、公众事务和集体生活中，站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既是好干部又是好社员，这就使他们跟党跟群众利益一致起来了，也就能够顺顺当当、扎扎实实地贯彻党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办法，虽然他们经验少、能力低，想不出什么新的办法，更没有用什么“权宜之计”，工作却卓有成效。第三，他们不是做一般的社员，而是做好社员，做好社员中的带头人，忠心耿耿地带着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样，他们就把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就这样，反复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酝酿讨论，使全县各级干部对中心五队的了解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佩服。前些日子全县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把中心五队当作一面旗帜提出来，号召大家学习，这面旗帜就深深地插在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心上了。学习中心五队的运动，也很快就在全县六千四百多个生产队中蓬勃展开。原来有自满情绪的生产队跟中心五队一比，发觉自己“还差得远哩！”有畏难情绪的队，决心要“赶上去！”
“好树不怕土孬，好花不嫌枝瘦！”这是展开学习中心五队的活动以后，在资中县广大干部和社员中间形成的强烈的反映。
第2版()
专栏：
各族人民高举三面红旗贯彻民族政策
新疆生产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赛福鼎在自治区二届三次人代会上作工作报告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十五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四月三日到十一日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汉、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等十多个民族的代表二百七十八人。
自治区主席赛福鼎在会上作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他说，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自治区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民族政策，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一九五八年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一九五八年起又开始了大跃进，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最近几年自治区遭受的自然灾害虽然比较严重，但粮食产量和牲畜头数仍有较大增加。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粮食的平均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二，棉花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牲畜存栏头数增加百分之十八。地方国营农牧场和军垦农牧场的数量也有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他们在自治区的农牧业生产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巨大作用。
赛福鼎说，在工业生产方面，重工业、轻工业、原料、材料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等工业部门都有很大发展。一九六二年全区超额完成了工业总产值计划。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钢材、水泥、机引农具、马拉畜力农具。在最近几年间还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一百八十八座和大批排灌工程，增加了很多排灌机械，拖拉机增加了三千九百多标准台，造林八十八万多亩。这些建设成就，为今后自治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赛福鼎指出，自治区一九六三年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努力增产节约，争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新的发展。
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刘子谟在会上就自治区的财政问题作了报告。各族人民代表对这些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2版()
专栏：
新疆吐鲁番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贾国均（左）和米吉提在观察麦蚜虫早期孵化情况，以便及时进行防治 新华社记者 闵福全摄
第2版()
专栏：
经常了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长春市人民代表认真帮助政府改进工作
据新华社长春十五日电 长春市许多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经常了解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政府改进工作。
市人民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员黄玉粦，从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向政府各部门反映了本校师生和选区居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共八十四件，件件都得到了处理，群众很满意。
人民代表们反映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了政府各部门的重视。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政府各部门已处理了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八百多件。在一次市长接见代表日里，人民代表、重庆公社第七居民委员会主任栾玉芙向市长反映朝阳区结核病防治所设在居民密集的住宅区，居民希望政府将这个防治所迁走。副市长程光烈便到现场查看，随后很快就把这个防治所迁移到住宅稀少的地区。
有些政府部门不仅认真处理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而且根据这些意见来检查整个部门工作，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第2版()
专栏：
湖北力争按计划面积种好棉花
各地棉花播种进度快，质量好，许多地区基本上达到了田平、土碎、施肥足、播种匀等要求
新华社武汉十四日电 湖北省农村已经播种棉花。各产棉区的广大干部和公社社员正集中力量争取按计划面积、按规定质量、不违农时地完成棉花播种。
湖北种棉是三月底开始的，目前正是种棉的大忙阶段。鄂西北丘陵地区的麦茬棉花已经播种结束；鄂东、鄂中平原地区在种完大麦茬棉花之后，紧接着播种小麦茬棉花。
今年，湖北各地很重视种棉的质量。许多地区在播种前都先由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农试播作出样板，然后再大面积播种。棉花产量比较低的襄阳、光化、枣阳三县北部地区，为了提高播种质量，许多生产队都选了有经验和责任心强的社员，组成种棉小组专管种棉。黄冈地区有些集中产棉区的社、队，这次种棉是按工序由开沟、播种、施肥、盖土等四个组顺序完成的；种好后还有专人检查验收。由于采取了上述许多措施，今年各地棉花播种进度快，质量好，许多地区基本上达到了田平、土碎、施肥足、播种匀等要求。
湖北是我国主要产棉省之一。在党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今年，全省广大干部和社员，都决心在争取增产粮食的同时争取棉花有个较大幅度的增产。棉区的社、队都把多种棉花看作光荣的任务。因此，今年全省落实的棉田计划面积，比去年实收面积多一百万亩左右。各地为预防受灾减产，还将在计划以外适当多种一些，以保证完成棉花的生产计划。
为了保收和增产，各地社、队新选的棉田，一般都是比较肥沃的保收田。种棉较多的荆州、宜昌等地区，过去有些棉花种在低洼地里，经常受渍减产，今年大都换成了高田。过去，长江、汉水两岸的棉田既有洪水的威胁又容易发生渍涝灾害。今年这些地区进一步加固了江河堤防，整修了水利配套工程，扩大了棉田的保收面积。全省种棉最多的天门县，由于汉（水）北水利配套工程的完工，全县将有四十万亩棉田的排灌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防治棉花病虫害的工作播种前就开始了。在农业技术干部指导下，大部地区组织社员精选过棉种。荆州专区许多生产队还铲除了棉田周围和屋前屋后寄生红蜘蛛的杂草，并且对受红蜘蛛危害严重的棉田普遍喷了一次药水。
第2版()
专栏：
黑龙江吉林辽宁喜降春雨
这次降雨对春小麦出苗和大田播种很有好处，但原来比较干旱的地区，由于降雨量较少，旱象仍未解除
新华社十五日讯 受西伯利亚东移冷空气的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从十二日到十四日先后普遍降雨。
这次降雨，是这些地区去冬今春最大的一次，范围也比较广。降雨最大的是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地区和吉林、辽宁两省的东部地区，降雨量达十毫米左右；久旱的辽宁省朝阳地区、吉林省白城地区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这次降雨仍然很少，都在五毫米左右；其他地区的降雨量也都在十毫米以下。
这次春雨对春小麦出苗和大田播种很有好处，但原来比较干旱的地区，由于这次降雨较少，旱象没有解除，各地群众仍在继续抗旱。
第2版()
专栏：
围绕春耕生产传播农业技术
浙江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受到社员欢迎
新华社杭州电 浙江四百多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围绕春耕生产传播农业科学技术，受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欢迎。他们称农业技术推广站为“尖兵站”，称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为生产上的“好参谋”、“贴心人”。
在春耕生产中，浙江各地农业技术推广站在当地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通过技术训练班、技术传授团、现场会、展览会等，在水稻、棉、麻、桑、茶叶等栽培管理和家畜防疫方面，共培训出农民技术员二十万人。这批农民技术员经过学习，不仅懂得一般的农业科学基本原理，而且向外地和当地劳动模范学到不少先进经验。他们回到生产队以后，在传播农业科学技术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萧山县今年全县选留的早稻良种比去年增加五十二万斤。
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活动中，大部分农业技术推广站都根据不同业务，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生产队作为工作基点，建立“试验田”或“种子田”，与所在队的干部、劳动模范、有经验的农民一起，先在基点里做出样子，然后以基点的经验因地制宜地予以推广。温州专区各农业技术推广站自去冬以来，先后在二百多个基点生产队里办了试验田，并用组织基点附近的生产队参观试验田的办法传播经验，很有成效。
金华、温州、宁波、杭州等地农业技术推广站，在当地领导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还帮助各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按农业、畜牧、特产等生产需要，成立了很多群众性的技术研究组织。这些组织有的叫技术推广小组，有的叫技术推广委员会，有的叫老农顾问组或顾问团，名称不一。它们把社、队的劳动模范、老农、生产能手、民间有关专业人才以及农村知识分子等组织起来，作为技术推广的助手，共同研究解决当前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各地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都是和当地生产紧密结合进行的。当各地进行良种的精选工作时，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就马上配合有关部门，协助生产队精选良种。遇到社员不懂得在绿肥田里怎样施用磷肥时，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就及时地传授有关知识，介绍经验。（附图片）
安徽萧县芊集公社郝庄生产队长刘大奎，领导全队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去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棉花、粮食生产指标。图为刘大奎在指导社员们精选棉种，迎接春播 程嘉楷摄（安徽日报供稿）
第2版()
专栏：
水生生物研究所找到防治鱼类水霉病方法
每年冬末春初易于流行的鱼类水霉病，现在已经有了有效的防治方法。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鱼病学家倪达书教授和一些研究人员经过反复试验以后认为，鱼在被捕捞时或者受到寄生虫和细菌的侵害而有了外伤才会感染水霉菌。因此，防治这种鱼病的根本方法是：在捕捞和运输鱼种时，或者在鱼卵孵化过程中，改善操作方法，避免机械损伤和创造孵化的优良条件。他们把受伤或轻病的鱼种放在稀释的食盐和小苏打混合溶液中，经过较长时间的洗浴，或者用较高浓度的孔雀石绿或重铬酸钾涂擦伤口，就能抑制霉菌的生长，使病鱼很快地恢复健康。用一种叫做“一六七六——A”的抗菌素处理鱼卵，也可以使它们不发生水霉病。
倪达书等根据这一研究，提出了水霉菌是腐生性而不是寄生性的看法，回答了这个长时期来为国内外鱼类学家所没有弄清的问题，并且找到了有效的防治方法。
第2版()
专栏：
浙江第一批三个农村文化工作队下乡
浙江省第一批三个农村文化工作队已在本月上旬出发，前往余姚、嘉善、建德等三个县去开展农村文化工作。
这批工作队是由浙江省文化局、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浙江省委员会、浙江省妇女联合会、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等五个单位联合组成的。每个队有十四到十八个人。工作队的成员有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曲艺工作者，也有书刊编辑、出版工作者和图书馆、博物馆、电影、幻灯等方面的工作人员。
工作队所到的地区包括平原、山区和半山区三种类型，准备通过实践总结出在这些地区为农村服务的经验。
第2版()
专栏：
首都诗人演员下乡举办诗歌朗诵演唱会
首都一批诗人和曲艺、电影、话剧演员，最近应《诗刊》编辑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到郊区红星人民公社西红门大队去朗诵和演唱诗歌。他们通过这次尝试，创造了一些诗歌朗诵如何为农民服务的经验。
四月七日夜晚，明月高照。西红门大队的社员劳动了一天之后，都涌到广场上来欣赏诗歌朗诵演唱节目。附近生产大队的许多社员也骑着自行车赶来。台上灯光通明，三千多社员和萧三、张光年、袁水拍等诗人和许多演员见了面。
这次诗歌朗诵演唱会在西红门大队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许多农民希望今后能经常看到、听到诗歌朗诵演唱节目。有位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写了一首新诗，对诗人和演员们下乡朗诵演唱表示感谢。《诗刊》编辑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还访问了许多社员，邀请部分社员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改进诗歌朗诵演唱活动的意见。
第2版()
专栏：
内蒙古作家美术家到农牧林区进行创作
内蒙古自治区四十多名各族作家、美术家和文艺刊物的编辑，最近正分别前往农村、牧区和林区去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他们将着重用报告文学、散文、短篇小说、诗歌、短剧、组画等多种短小精悍的文艺形式，及时地反映自治区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和新的民族关系。同时，他们将积累生活素材，为进一步的创作做准备。
文艺工作者在这次下乡上山以前，曾举行座谈会和报告会，许多人都谈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蒙古族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最近将去昭乌达盟北部草原。他计划写一些叙事诗、小演唱和歌词等作品。这位诗人近几年来经常到草原和牧民共同生活。他的歌颂伟大祖国的著名长诗《狂欢之歌》和描述牧区人民公社新生活的《蓝旗散歌》，就是在草原上写成的。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