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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最近发表的言论
本报讯 美国共产党今年一月九日发表《古巴危机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声明，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加勒比海危机以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还发表了其他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现将美国共产党声明的全文以及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工人报》的有关言论的摘录，刊载如下：
美国共产党声明：《古巴危机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发表，一月十三日在《工人报》上全文刊载），全文如下：
美国人民同全人类一起，为在最近的加勒比海危机中一场核战争得到避免、可能引起这样一场世界大战的对古巴的入侵得到防止，而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美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单方面的边缘政策，特别是肯尼迪总统的对古巴进行轻率的封锁、对公海自由进行海盗式的干扰、以及他对一个独立国家的内政进行无理的干涉，曾为演出这样一场可怕的世界大决战作好准备。
这场灾难得到防止，首先是因为苏联正确地和灵活地运用了实际上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所奉行的坚定的和平共处政策；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所领导的英雄古巴人民及其政府执行了和平政策；因为中立主义国家为要求实现世界和平施加了压力；因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力量团结在“不许在古巴问题上作战”这一口号的周围。
爱好和平的人类这种世界范围的势不可当的联合，在世界摇摆于灾难边缘的决定性的时刻共同努力，把自己要求和平的意志成功地贯彻了。加勒比海危机的和平解决，证明了八十一党声明的正确性，也证明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即使世界一部分还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有可能从地球上排除战争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这一论点同美国共产党一再作出的估计是完全一致的。它已经在生活中得到了证明。
赫鲁晓夫总理在危机的最可怕的关头保持联系途径和谈判途径畅通所起的作用，导致导弹的撤除、封锁的结束和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尽管肯尼迪政府企图背弃这个保证）。这是勇气和理智通过谈判和妥协而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增进了全人类的和平愿望。世界和平得到了拯救，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正确性得到了证明，古巴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得到了维护。
赫鲁晓夫总理显著地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政治家之一，完全当得起世界上各个方面对于他为世界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现实的和不朽的贡献而给予他的热烈赞扬。
对加勒比海危机的估计，不是仅仅一件抽象的“死后验尸”，或者星期一早上“重新猜测”的事情。整个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论是关于远东、柏林和非洲的危险地点还是关于拉丁美洲的危险地点，其成败都取决于对加勒比海危机及其后果和意义的正确估计。
从这个危机的困苦日子里得到的教训，对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论其政治见解如何，都有最大的价值。错误的结论只能损害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甚至会把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引向灾难。
为危机的和平解决所激怒的强有力的极右派集团，大声攻击肯尼迪总统起了“出卖”的作用，并且极力要求美帝国主义对古巴和全世界采取更具冒险性的政策。他们已经迫使政府对肯尼迪在赫鲁晓夫总理当初同意撤出导弹时所作出的不入侵保证含混其词。他们极力主张公开入侵古巴。
而且，他们还得出这样危险和错误的结论：“实力政策”已经证明是正确的，美帝国主义有义务奉行所谓“更强硬”和更冒险的方针——特别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也对中立主义国家和新兴独立国家。
他们的头脑中浮现着各种各样关于美国原子武器对苏联原子武器拥有所谓“明显优势”的幻想，甚至认为苏联履行协议，从古巴撤出导弹和轰炸机是出于软弱和恐惧。这种拿美国人民的生命和全世界的命运作赌注的作法，同理智和清醒头脑毫无共同之处，同普通美国人的常识和现实主义也毫无共同之处。这种从加勒比海危机中得出的错误结论，充满着危险和灾祸。
为了我们国家的民族利益，为了同国际马克思主义力量和全世界其他和平力量团结一致，美国共产党断然拒绝这种意见，并将把它当作是对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威胁，继续尽最大的努力来反对它。
为此，美国共产党遗憾地认为有必要就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勒比海危机的政策和它对一般和平共处的错误立场进行尖锐的公开争论。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某些强大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立场一样，认为加勒比海危机的解决，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实力政策”和“强硬态度”对苏联的所谓软弱、恐惧和投降的胜利。
我们的中国同志这种假左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的路线是吻合的，并且使后者得到了鼓励。这条路线不但是有害的和不正确的，而且中国共产党还一贯地和公开地把它在世界各国和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推行，完全不顾它曾参加签字的八十一党声明，违反了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行决定自己政策的准则，最后还给各个国家的和世界范围的广泛和平运动，造成损害和不团结。
美国共产党对于这样的事实不能漠不关心，即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寻找支持它的危险政策的人。而公开宣传它的政策只能散布混乱和造成分裂。它拒绝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并且为了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利益而大力地反对它。
中国共产党同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压倒多数之间的公开分歧，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命运，更不用说由于一场热核战争造成的无数文明财富的完全毁灭了。美国共产党不能对此保持沉默。
美国共产党曾经希望，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对主要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反苏、反和平和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严厉谴责，至少会对我们的中国同志产生有益的影响。它也曾希望，它经常重申遵守和平共处的路线也会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正确和负责的态度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美国共产党意识到自己作为处于世界上最强大和最狂妄的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负的国内和国际义务，现在必须坦白而直率地说话。
同时，美国共产党重申它深深赞赏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成就，赞赏它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以及中国人民对美国和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所取得的胜利。
美国共产党认为坚决反对进行侵略的美帝国主义继续占据中国领土台湾，反对英帝国主义占领香港，是它的神圣义务；它将继续奉行强烈反对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地位的政策。它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七亿中国兄弟的侵略，认为这是同样的对待一切被压迫的、肤色较黑的人民和民族的狂妄民族沙文主义和白种沙文主义态度。
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各种政策，他们对最近古巴事件所采取的态度显然是以之为根据的各种政策，其错误和危险性质，在他们若干年来所发表的声明和宣言中，早就明显可见。迄今为止，他们这些观点，在他们关于同意大利共产党的“分歧”那篇社论中得到最明确、最清楚的表现。这篇社论已由一月三日《华盛顿邮报》刊登出来。
这篇显然不仅是针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而且是针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社论，在其所说的种种当中，用下面所引的话提出这样荒谬绝伦的、毁谤性的指责：
“归根到底，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不要革命，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全世界人民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实际上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
随后，这篇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讲话说：“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绥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
这的确是对列宁的党苏联共产党，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以及对其他恪守八十一党声明的党，进行令人难以相信的和不负责任的毁谤。这只能着重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多么不了解今天的现实，以及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已经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多么远。
无论从战术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热核世界大战的威胁，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纸老虎。古巴危机中的这种威胁，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千百万人民，包括北半球三大洲各国每一个大城市，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美国以及苏联、东欧、西欧和中国将遭到彻底全部的毁灭。当时所有的军事设施都处于戒备和准备发动战争的状态中。
和平共处政策及其通过谈判和妥协来维护和平和国家完整所取得的胜利，同所谓“慕尼黑”的毁谤性指责，毫无共同之处。这不是走向战争、而是走向和平的步骤。提出“慕尼黑”和“绥靖主义”的恶毒毁谤，是对历史的荒谬歪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不屑考虑的。
《北京周报》的一些社论强调，本来应该采取的另一种政策是“针锋相对”的政策。其关于“投降”和“慕尼黑”的指责，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对封锁和轰炸威胁进行正面迎击，简言之，就是采取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
在这一点上，人们会说，我们的中国同志在他们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中曾经树立了灵活性的榜样，即使在今天，他们对台湾、香港和澳门，还正确地没有采取冒险政策，而他们却鼓吹别人采取冒险政策。为什么采取这种双重标准的态度呢？
关于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全世界的进步与和平力量认为赫鲁晓夫总理向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关于加勒比海危机的详细分析，是非常有帮助的。在我国，只有《工人报》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把这篇演说全文刊登出来。
至于不幸的中印边境冲突，我们已经表明过我们的立场，并且从冲突的第一天起，就呼吁停止战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管这场争执的是非曲直，承认中国的立场公正，而且正因为有来自帝国主义及其在印度内部的同谋者的危险，事实是这样：中国正好在帝国主义威胁着全世界和平的时刻卷入了这场不幸的冲突。
这不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观点、特别是八十一党声明的反映吗？
我们的中国同志教条主义地和宗派主义地背诵辞句，这反映出他们未能领会列宁关于共产党人“必须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活动”这一告诫的实质。列宁这样地阐明：“科学要求（一）考虑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如果这些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或是最近已经经历非常类似的情况；（二）考虑在某个国家发生作用的所有力量、组织、政党、阶级和群众，而不要求仅仅根据一个组织或政党的愿望、观点、阶级觉悟程度和进行战斗的准备情况来确定政策。”在这里，列宁既对狭隘民族主义，又对机械教条主义地运用政策，提出严厉警告。
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否定态度不以为然。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加强争取和平过渡斗争的世界新形势。关于反对垄断资本，特别是反对我国垄断资本的斗争，我们同他们的看法也有分歧，但是现在对此不加详述。
我们对于有必要说明同我们的中国同志的这些尖锐的分歧，深感遗憾。世界需要社会主义部分的团结。可以预期，美帝国主义将要抓住每一个分歧之点。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需要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世界社会主义部分的力量的团结。这种团结不能以对基本原则的妥协来实现。它只能根据八十一党声明的政策来实现。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国同志将依照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经过考验的经验和路线来纠正他们的政策。
我们发表了这个声明，并没有把问题说完。我们将要对牵涉到我们的、为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人民在争取和平、社会进步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中所关心的每一个重要问题详细阐明和澄清我们的看法。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工人报》发表题为《致我们的中国兄弟和印度兄弟》的社论。社论说，“引起这场冲突的，既不是反帝国主义的印度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未来和目前的重大需要的利益，而是古老和已经死亡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挑衅性压力。民族本位主义和古老猜疑的鬼魂，把一场无原则的测绘人员的争执（争的是中印两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两侧一块无人居住的荒山密林地区的所有权），煽成一场使兄弟死亡的武装冲突的大火。”
社论说，“不论就争执地区划定边界问题的事实和历史提出的论据有什么理由，在边界两侧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有力的论据能够抵消这场冲突正在恶化为武装的敌对行动这一事实，或为之辩解，不论这些武装的敌对行动规模多小。
“强大的和平与进步阵线（拥有亿万人民的中国和印度在其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经不起这场边境争端的继续恶化。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从这场敌对行动的火焰中得到好处；这种局势只是使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高兴。”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三日《工人报》发表题为《我们在中国、印度、古巴与和平问题上的态度》的文章。文章说：“正在中国领袖们自愿地撤出在同印度的武装冲突中占领的阵地并要求同印度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他们竟因为苏联拒绝为挑衅所激动、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没有因为古巴危机陷入核战争，而指责苏联搞了‘第二个慕尼黑’，这的确是不幸的。这些领导人安全地躲在远离危机地点好几千英里的北京，却对于防止了会在开始的十八个小时之内使一亿五千万美国人和苏联人死亡、使古巴共和国彻底毁灭的行动的那些措施进行批评，这看来肯定是不负责任的。难道说核战争会拯救古巴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吗？
“难道同印度的武装冲突使中国得到好处吗？它使得中国和世界和平的朋友被逐出了印度政府。它使尼赫鲁总理成了右翼的、剥削印度群众的地主们的俘虏。它使印度的进步力量陷于瘫痪和失去方向。它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同印度相邻的边界上的危险，因为它为五角大楼的将军和英国的高级军官接管印度的武装部队提供了机会。
“但是，中国领导人用刺耳的声音坚持说，苏联‘出卖了’古巴、社会主义世界、国际革命运动，因为它拒绝冒核战争危险。这种说法引起一个比上述问题甚至更广泛的问题。
“显然，他们将不会在核战争的前景面前退缩；他们甚至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条可能的道路。
“这使人想起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信中批评了一些抱着左倾宗派主义的态度、企图在探求社会主义时超越阶段的波兰社会党人。”
文章说，为了能够战斗，“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生命本身。否则，我们将只有核死人的社会主义。”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工人报》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刊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论和中国报刊的社论和文章的一些零星片断的摘录，并借此断章取义地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加以歪曲和攻击。
文章说：“《工人报》对这场（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的）争论有自己的态度。它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错误的；它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今天的关键问题。”
文章说：“在摘录的第一段文字中，中国共产党人断言社会主义世界对于防止一场战争是无能为力的。
“‘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杂志《红旗》编辑部声明）”
文章说：“在下面这段摘录中，中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将在核战争的废墟上建设‘美好的将来’。
“‘……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文章说：“一九六○年六月十六日，《红旗》杂志刊登了施东向题为《驳帝国主义本性已变的谬论》的文章。这篇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的文章争辩说，帝国主义阵营内没有值得一谈的分歧，认为帝国主义者中间的分歧，那些主张和平解决的人和那些主张战争的人之间的分歧，没有任何意义。”
文章说：“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论断，这一论断后来被提炼成为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软弱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只能使一切地方的工人和普通老百姓解除武装。”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因为苏联十月间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了战争而攻击苏联。为了替这种攻击进行辩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试图通过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再次含沙射影地诽谤苏联。”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工人报》发表题为《霍尔在耶鲁大学谈共产党在主要问题上的看法》的报道。报道说：“他指出，中国感到美国第七舰队就在‘隔壁’，它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外，它在一个有七亿多人口的农民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有着巨大的问题。他说，他认为它的某些困难由于出现‘跳越阶段的倾向’而加剧了。
“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不同意我对于原子威胁是否有事实上那么大这个问题所作的概述’（这一概述也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看法），但是，他相信一旦中国人‘了解了新情况’，他们将会接受同其它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样的看法。”
报道还说：“一个学生问道：
“‘霍尔先生，你愿意发誓说你不主张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吗？’
“霍尔回答说，‘任何一天或者每一天都可以’。”
报道说：“有人问霍尔：‘如果苏联进攻美国，你将支持谁？’
“霍尔在讲话时曾说，在核时代，战争是过时的了，他强调除了和平共处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霍尔面对着向他发问的人回答说：‘如果我认为我的国家受到进攻，我将保卫它，正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海军中服役时所作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