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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代表团
新华社三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阿·布托，以及由他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成员：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巴基斯坦政府新闻、广播部秘书库·夏哈布，外交部司长哈拉斯，测绘总局局长阿·拉·库雷希等。
毛泽东主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程之平，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附图片）
上图：毛泽东主席和巴基斯坦贵宾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人是佐·阿·布托外交部长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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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同布托外长举行会谈
新华社三日讯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佐·阿·布托今天举行会谈。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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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查大使宴请周总理陈副总理布托外长
新华社三日讯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和夫人今晚举行私人宴会，招待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以及正在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阿·布托。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和夫人，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等。
由布托外交部长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一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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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贺中巴签订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
刘主席电贺阿尤布汗总统
新华社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少奇主席今天打电报给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祝贺中巴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电文如下：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阁下：
中巴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已由两国外长在北京签订，这是贵我两国友好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请接受我诚挚的祝贺。
我们相信，这项协定的签订，为中巴友好睦邻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它也是亚非国家间互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而切实本着平等合作、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彼此间的问题的一个新范例，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个积极贡献。
我愿表示这样的信念：在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中巴两国关系将不断发展和加强。祝中巴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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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刘少奇主席的邀请
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将访华
新华社三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邀请，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陛下将于三月上旬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前来访问的有：王子苏里亚·萨旺亲王殿下，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殿下，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阁下，新闻、宣传、游览大臣富米·冯维希阁下，公共工程、运输大臣贡·萨纳尼空阁下等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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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
继续刊载《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新华社地拉那三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三日以第三、四版两整版的篇幅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红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第四部分。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广播电台二日晚也全文广播了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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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续完）
红旗杂志编辑部
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历史的分析
最近一个时候，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又忽然大嚷大叫，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他们一会儿说这是“低估帝国主义，涣散人心”，一会儿又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轻视”；一会儿说这是“假革命”，一会儿又说这是“因为害怕”。他们喧嚷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更卖气力，力求“后来居上”，表示自己并不“落后”。他们的说法矛盾百出，几乎语无伦次，无非是企图打倒这一个论点。但是，他们的一切说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总是不敢稍为认真地接触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
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首先发动了这个攻击。他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①又说：“如果它是纸老虎，为什么为打倒它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和进行这么大的斗争呢？”②在这里，陶里亚蒂同志如果是一个在小学里读书的小学生，他在回答语文课中一般词汇的释义的试题时说，纸老虎就是用纸糊的老虎，那倒满可以及格的。但是，用庸俗的观点是不能研究理论问题的。自命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②的陶里亚蒂同志，在回答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的时候，却搬出这样一个小学生的答案来，这岂不是荒唐又荒唐，可笑又可笑吗？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从来就是十分清楚的。他说：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③
不愿倾听真理的人比聋子还要聋。谁个说过，用肩膀推一下，帝国主义就倒了？谁个说过，为打倒它不需要花费力气和不需要进行斗争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再引述毛泽东同志讲过的另外一段话。他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④
毛泽东同志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三大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两重性，而且说明了它们在面临人民决死斗争的时候的两重性。显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分析。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水岭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革命者，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内，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人，只能是懦夫，只能是改良主义者，或者是投降主义者，而不可能是革命者。
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家之所以敢于藐视反动派，敢于藐视反动的统治阶级，敢于藐视敌人，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用新的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必要性，新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人民的面前。只要有了变革的需要，变革便是不可抵抗的，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变革迟早总是要出现的。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社会变革的需要唤起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当历史条件还没有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勉强提出革命的任务，勉强进行革命；但是，当历史条件已经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革命家，这样的人民先锋队，他们敢于贬斥反动的统治阶级，把它们看成纸老虎。他们在活动中，总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至于革命在什么时候爆发，在爆发以后革命或者迅速胜利，或者要拖延一个很长时间才取得胜利，或者要经过许多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才最后取得胜利，等等，则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具体历史因素。但是，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他们也还是敢于藐视敌人，坚信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向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前途。他一方面认为不适当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反革命力量，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了夸大反革命力量，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潜在力量，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估计。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对各国人民是很有利的。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有些人竟然集中力量肆意攻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观点，夸大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帮助帝国主义吓唬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相反的，他们是在那里壮敌人的威风，企图灭人民的志气。
列宁说：“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⑥为什么革命家应当是强者，而且必然是强者呢？因为革命家代表了社会新兴的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们有强大的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反动派只能是弱者，而且必然是弱者，因为他们是脱离人民的，不管他们暂时在表面上多么强大，他们总归是要失败的。“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⑦
为什么列宁一再地把帝国主义比做“泥足巨人”，比做“稻草人”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他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信新生的社会力量总归要战胜腐朽的社会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总归要战胜反人民的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些企图驳倒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的人，你们应当首先驳倒列宁的论点。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驳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等论点呢？这不是表示你们在真理面前的怯懦，又是表示什么呢？
对于每一个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不论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的说法，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都是很正确的譬喻。这种譬喻是根据社会规律得出的，是为着通俗地说明问题的本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有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从来常用譬喻来说明问题，有许多譬喻甚至是非常深刻而确切地说明了问题。
有人表面上曾经被迫地表示同意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而仅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纠缠不清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大喊大叫呢？这除了他们思想上的极端贫困以外，当然还有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何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革命，一直在前进着。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重重矛盾，就像一座火山，一直在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宝座。帝国主义各国加剧进行军备竞赛，并且竭力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的轨道上。这些都是在把帝国主义引导到绝境。帝国主义的各种智囊团，曾经为他们的老板们现在和将来的命运，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计策，但是，都无法使帝国主义在绝境中找到可靠的出路。在这样的国际局势面前，有一些人，虽然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却昏头昏脑，以某种“世纪末”的感伤代替了清醒的理智。他们不想引导各国人民去摆脱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种种灾难，也不相信各国人民有摆脱这些灾难、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能力。
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关心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命运，倒不如说他们是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他们现在这样炫耀和夸大敌人的力量，替帝国主义摇旗呐喊，目的只在于不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而并不在于他们想反对什么冒险主义，他们最多只是用“反对冒险主义”作借口，来达到他们反对革命的目的。
列宁在一九○六年论俄国杜马（沙皇议会的名称）里面的自由派政党的时候，说过：“杜马内的自由派政党只是很不充分地、很怯懦地支持人民的意愿，它们对缓和和削弱正在进行着的革命斗争的问题比对消灭人民的敌人的问题更要关心。”⑧
现在，我们在工人运动队伍里面正是遇到了列宁所说的这样的自由派，即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样的自由派，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缓和和削弱正在广泛发展着的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不是消灭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的敌人。要求这样的人理解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原理，当然是很困难的。
伟大的范例
某些英雄们，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以后，又把“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这些英雄们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种提法是“两面态度”，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英雄们在表面上似乎还承认战略和战术是有区别的，似乎还承认战术必须为达到战略的目标服务，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恰恰是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把战略的概念和战术的概念完全混淆在一起。他们不是把战术服从于战略，而是把战略服从于战术。他们沉溺于日常的斗争，并且在具体斗争中，或者是一味迁就，犯投降主义的错误；或者是轻举妄动，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归根到底，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取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略原则，取消国际共产党人的战略目标。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历史上，一切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明，同样，在历史上，一切成功的革命家之所以成为成功的革命家，不仅因为他们敢于藐视敌人，而且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局部问题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能够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一般说来，革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能够这样做，就不能指导革命顺利的发展，就可能犯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损失，甚至使革命遭受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毕生斗争中，一直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他们总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范例。
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用以下的一段话来结束的：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⑨
这里所说的，一直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原则和总战略目标。但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非常审慎地估计到各国共产党人所处的不同条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千篇一律的死板的公式，要勉强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各国共产党人需要根据本国的条件，规定本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战略任务和策略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他们把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反对那种提出立即“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是他们当时的具体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从外面用武力发动德国革命，认为这是“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外国的德国工人“一个一个地”回国，以便他们投入国内的群众革命斗争。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具体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同那些“左”倾冒险人物根本不同。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力求从可靠的阵地出发。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年春天，对当时的形势，曾经一度估计，一次新的革命正要来临。但是到了夏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革命快要再起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有些人不顾客观可能的条件，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企图凭空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他们告诉工人们说，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反对这种冒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儿戏（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⑩
在巴黎公社起义前几个月，即在一八七○年九月间，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机的起义。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起义以后，在那时候，马克思便以高度热情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的冲天英雄气概。他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这样说：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宽大’。”?
请看，马克思就是这样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的！马克思正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目标来估价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的斗争是“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尽管巴黎公社在起义以后犯了一些错误，没有立即向反革命的凡尔赛进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尽管巴黎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所举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永远是光辉灿烂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钉在万年臭柱上，不论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恩格斯说：“公社的高度国际主义性质使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一切表现的勇敢挑战。全世界无产阶级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
可是，现在我们的陶里亚蒂同志，却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普遍意义的巴黎公社的高度评价，已经再不值得一提。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巴黎的工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需要长期的休息，以便养精蓄锐。而布朗基主义者不顾当时条件，主张举行新的起义，这种冒险主义的企图遭到了恩格斯的尖锐批评。
在欧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他们严厉地责备了革命空谈，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严厉地、甚至更加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占得统治的机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根本失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他们只要合法斗争，而没有决心同时采用不合法的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时候，同样，在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原则，同时，又根据每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审慎地采取灵活的战术和策略。
当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的第一部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束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问题。他说：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列宁提出的这个战略原则，一直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同俄国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总方向。
列宁始终坚持这样的战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战略原则，他不调和地同俄国的民粹派进行斗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同经济主义者进行斗争，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斗争。
一九○二年，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围绕着无产阶级的战略原则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到党纲里面去，并且要求在党纲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敢于领导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完整地提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的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极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把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些战略思想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如此等等。
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列宁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无产阶级的行动。例如，无产阶级政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参加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抵制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这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那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实行必要的妥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拒绝妥协；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合法的斗争，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不合法的斗争，怎么样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灵活地结合起来；在什么时候应当进攻，在什么时候应当退却、迂回前进，等等。这些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都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明。
列宁说得很对：
“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列宁在说到各种斗争形式的时候，还说，各国共产党人在每个国家中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每个民族的特点和特性。在斗争中不考虑自己民族的特点，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列宁的思想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具体策略，一切战术，都是为着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调动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人民的敌人，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以便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总战略目标。这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下面的一段话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全局的问题，即战略问题，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具体问题，即战术问题，也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
为什么在全局上，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腐朽的，是没有前途的，是可以被打倒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敢进行革命斗争，就会丧失革命的信心，就会把人民引入迷途。为什么在具体的斗争中，在战术上决不可以轻视敌人而必须重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还掌握着统治的机器，还有全副的武装，他们在人民中还有欺骗的作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推翻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就必须经历严重的曲折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宝座是不会自行倒塌下来的。
任何革命党派，如果放弃推翻旧制度的战略目标，不相信敌人可以打倒，不相信自己可以胜利，他们就不会去进行革命的斗争；如果只提出革命的目标，不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谨慎地对付敌人，不去一步一步地积累和扩大革命的力量，而只是把革命当成空谈，或者盲目地乱撞一顿，革命也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说来，事情更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的同时，如果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善于同敌人作斗争，那么，即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处于劣势，也总归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力求每次具体斗争的胜利，就有可能加速革命胜利的到来，而不会延缓或推迟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争取具体斗争的胜利，这就能够使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自身的经验相信敌人是可以打倒的，相信我们藐视敌人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有这一类的话：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革命人民要推翻反动派，道理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个一个的、许许多多的具体斗争，力争具体斗争的胜利，才能最后达到打倒反动派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里说的是军事斗争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也适用于政治斗争。在历史上，一切革命派，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他们领导的力量总是比较弱小的。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如果他们在战略上没有“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气概，就只能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不能有所作为，就不能最后取得多数。反过来说，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上，不懂得组织群众，不懂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不懂得利用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不会运用“以多胜少”、“以十当一”的斗争方法，不会在具体斗争中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那就不可能取得每一个具体斗争的胜利，不可能积小胜为大胜，而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浪费革命的力量。
一面镜子
总之，在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十分关切解放劳动人民的最终目的，必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和信念，不能因为迷恋于眼前的、微小的利益和胜利，而忘记了最终目的，不能因为敌人表面上的暂时的强大，而丧失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同时，也要重视经常的、即使看来是不怎么显著的微小斗争，必须在每一次具体的斗争中，做好妥当的准备，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讲究斗争的艺术，使每一次具体斗争尽可能地能够取得胜利，以便不断地教育和鼓舞群众。应当充分地估计到，许多具体的斗争，包括微小的斗争，汇集起来，发展起来，会成为动摇旧制度的力量。
由此看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一致的，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待问题的辩证法。有些人，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说成是“经院哲学”，说成是“两面态度”，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哲学”究竟是什么？他们的“一面态度”究竟是什么？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中，对于那些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又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
请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仔细地读一读列宁的这两段话吧！这两段话是真正可以作为某些人的政治镜子的。
① 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见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③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四页。
④ 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九○页。
⑤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八页。
⑥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三页。
⑦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页。
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Ⅱ）》。《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四五三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四页。
⑩ 《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五七页。
?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二八七页。
? 《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八二页。
? 《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俄文第二版，第二九一页。
?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七——二七八页。
?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七七页。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四五页。
?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六七——一二六八页。
?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七页。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二二二页。
? 《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三一页。
? 《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三一——四三二页。
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意大利共产党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大党。在法西斯统治的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个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了本国人民英勇地进行反法西斯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人民武装部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把这个法西斯的魔王判处了死刑。
意大利共产党的战斗业绩，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做了不少工作。合法斗争的条件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在合法斗争中缺乏革命警惕性和坚定性，那末，也可能在另一方面产生消极作用。关于这一点，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论列宁，都是经常向无产阶级提出警戒的。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修正主义被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呢？这是：第一，鉴于历史上有过许多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斗争的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二，因为世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滋长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条件；第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许多论点看来，可以直率地说，在意大利党内，也存在着这种危险。最近法国共产党的某些同志，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攻击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论点，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差不多都是一个版本。不仅如此。最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同时出现了一些人，正如列宁所形容过的，他们“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这是一种怪现象。但是，只要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就会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现代修正主义不只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铁托集团就是首先举起修正主义的旗子，使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一步一步地变质。铁托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早已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帮手，而且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步一步地把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为像帝国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化的经济”。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米留可夫是对的。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②
列宁这一段话说得这样好，就像是对于几十年后的铁托集团的预言一样。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修正主义？这正如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③
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重申了莫斯科宣言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重要论点，同时谴责了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声明完全正确地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④
莫斯科声明还说：“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④
在这个庄严的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其中有意大利党的代表，有法国党的代表，有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但是，签字的墨迹未干，有些党的负责人就忽然同铁托集团称兄道弟起来了。
陶里亚蒂同志公然宣称，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说什么“咒骂‘铁托集团’绝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相反却会使我们退后许多步”⑤。有人还说什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和团结方面迈出了脚步”，“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铁托集团的立场和他们的立场是“吻合和相近”的。他们言行不一，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当作官样文章。他们为了替自己作辩护，不择手段地糟蹋莫斯科声明，不承认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认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⑥。在最近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致词中坚持莫斯科声明而谴责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竟然受到十分无礼的对待。而参加大会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却受到了狂热的欢迎。难道这就叫做“一贯遵守共同的、一致商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吗？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在精心策划下的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行动。
上述种种，使铁托集团陡然“身价十倍”。有些人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把铁托集团推崇为他们的“思想中心”，企图用铁托集团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用铁托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代替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有人不是经常说要“对对表”吗？现在有两种表：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一种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究竟要对的是哪一种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呢？
有人不仅不允许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且不允许我们提到第二国际时代的老修正主义，而他们自己却连篇累牍地、洋洋得意地重弹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恩格斯曾经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谈到蒲鲁东主义的时候，这样说过：“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知道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社会上继续存在着产生这种观点的条件，这种观点或者它的倾向总会一再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⑦。我们现在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自然也必须研究他们的前辈人物，研究历史的教训，研究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如何回到他们的前辈人物那里去的。这难道不应当吗？为什么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历史比拟”呢？这样做，难道是触犯了什么忌讳吗？
既然这些人重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用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老修正主义者的手法、老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来攻击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人，那末，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禁止我们用列宁对老修正主义者的批评来回答他们。
列宁说：
“伯恩斯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翻来复去地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斯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终极目的’的‘运动’，推崇单纯防御性的策略，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斯坦派也曾大骂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雅各宾主义’，大骂不懂‘工人的自动性’的‘著作家’以及其他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终极目的，明白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一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翼间的这一分歧。初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提出过，而且是应当提出来的，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⑧
我们引的列宁这段话，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伯恩斯坦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可以用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说，时代已经变了，条件已经不同了，重复马克思、列宁他们说过的根本原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反对我们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说明问题，把这种引证叫做“教条主义”。
借口摆脱“教条”的束缚，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很方便的手法。列宁老早就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采用的这种手法，他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⑨
大家知道，列宁生活和斗争的时代，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写了许多杰出的著作，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大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方针、新的任务。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地、反复地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过的东西，例如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最根本意义的伟大著作中，更是不厌其详地作了许多的引证。列宁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说：
“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⑩
由此可见，当马克思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列宁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现在，当列宁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引证列宁的话。因为这样做，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引证，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罪过”。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引证？如何引证？引证得对不对？
有人故意避开我们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所要证明的主题，甚至连我们引用了一些什么话也不敢公之于众，而只是简单地攻击我们“一段一段的引证”?。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竟然这样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到只保留一些僵硬公式的地步，并赋予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传教师的权利来负责传布教条”?。他们使用这样自以为得意的刻薄语言来攻击我们，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思想感情，就是：他们一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立刻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些反对别人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的人，实际上是充当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充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教师”。
有些人强烈地攻击我们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可是他们自己却偏偏在实际上唠唠叨叨地重复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铁托的语言，他们的许多根本论点都是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铁托那里抄袭过来的。
还有这样的人，大肆攻击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却特别喜欢圣经中的教条。他们的头脑里只装满了圣经之类的东西，而丝毫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
列宁经常反复地说到马克思、恩格斯这句话，“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当现在有些人宣传我们是“教条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直率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有丰富经验的。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就曾经出色地进行过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到现在一直注意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躺在书本上面，而是要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研究实际斗争的各种经验，而提出自己行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注意列宁所说的这个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批评我们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
在一九四二年《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现在那些卖气力大喊大叫反对教条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教条主义究竟是什么，更说不上怎样反对教条主义。他们口口声声说，时代变化了，情况变化了，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是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根本认识不清时代变化的本质，情况变化的本质，根本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问题，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时而陷入投降主义，时而陷入冒险主义。迁就眼前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特点。因此，他们没有原则性的政策，常常不分敌我友的界限，甚至颠倒敌我友，把敌人当作亲人，把亲人当作敌人。
列宁说：“庸人从来不依据坚定的世界观和完整的党的策略原则行事。他们总是随波逐流，任凭感情支配。”?现在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在我们党内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著名的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中，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根据实践经验来考察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呢？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呢？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主观虚构的，而是总结了整个人类历史斗争的经验，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从伯恩斯坦起，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什么新变化，什么新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已经过时。但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变，都不断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种普遍真理不但适用于西方，而且适用于东方；不但为伟大的十月革命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也为世界各国已经胜利的革命所证实；不但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历来的工人运动所证实，而且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所证实。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说过，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全世界的每一历史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列宁在一九二二年《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还说过：“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停滞和腐败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几十年来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些论断。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宣言提出的共同规律的第一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恰恰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否认了莫斯科宣言所肯定的这条最根本的规律。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根本原理的人，也必然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的世界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莫斯科宣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现在有些人，完全蔑视莫斯科宣言中这个极其重要的论点，而把他们自己放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十分厌恶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叫做“两面态度”，叫做“经院哲学”。他们也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很清楚，这些人向唯物辩证法进攻，目的就是为了抛售他们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货色。
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不但同修正主义是对立的，而且同教条主义也是对立的。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同时，所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脱离了革命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死板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气勃勃，它的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断从新的革命实践中吸取新的经验，而不断地丰富自己。
列宁经常说到马克思主义是把最高限度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他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宁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又要反对脱离革命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反对教条主义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论述，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论到认识问题的时候，这样说过：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教条主义是从另一方面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脱离实际，臆想某些抽象的空洞的公式，或者生吞活剥地搬运外国的经验，硬加在群众的头上，从而限制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他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是死啃着一种斗争形式，不懂得任何国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都有着无限复杂的形式，不懂得同时应当采用各种必要的形式来互相补充，不懂得在情况变化的时候需要用新的形式代替旧的形式，或者利用旧的形式，充实以新的内容。因此，他们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可能争取的同盟者，而陷于宗派主义的错误；也往往轻举妄动，陷于冒险主义的错误。
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如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末，它就不能掌握革命实际运动的规律，它在理论上必然是暮气沉沉的，在策略上必然是错误百出的。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把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导到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他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没有这种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战胜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的地位，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原则的政策。列宁主义所以能够继续战胜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且在新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就是因为列宁，接着是斯大林，他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坚持了原则的政策。
什么是原则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提出和制定的所有政策，都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能随风倒，而抛弃根本利益；不能只是迁就眼前事变，不能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而把原则当作商品去作买卖。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思想上、政治上把自己同其他一切阶级和它们的政党区别开来，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相区别。在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同反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者相区别。
有些人昨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革命的根本原则，今天却糟蹋这些革命原则。有些人刚刚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声明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④这个论断，而不久却把铁托这些叛徒当作最亲密的兄弟。有些人同意声明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这个论断，而不久就认为人类命运取决于美苏两国首脑的“合作”、“信任”和“协议”。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不久就抛弃了这些准则，在自己的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随心所欲地公开谴责另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决不允许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分歧扩大到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上去，而自己却随意撕毁兄弟国家之间订立的许许多多经济技术合同，甚至在实际上断绝同另一个兄弟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论断，不久又大肆宣传说“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如此等等。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原则性呢？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原则的政策呢？
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原则的政策的时候，还必须有灵活性。在革命的斗争中，否认随机应变，否认迂回前进，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灵活性是实行原则政策的灵活性，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灵活性，实际上是抛弃原则政策。
在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这不是机会主义。相反，如果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条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必要的灵活性，适合时机地行动，而使革命斗争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那就可能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妥协问题，是灵活性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这样看待妥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拒绝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即有原则的妥协；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实行变节的妥协，即无原则的妥协。列宁说得很好：“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各种空谈的死对头。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分子的革命宣言时，恩格斯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不作任何妥协’的胡吹的声明是一句空话。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种种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实行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
一个真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么能够笼统地反对一切妥协呢？今年《红旗》第一期的《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篇社论，曾经说过：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又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人们知道，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在整个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历史中，托洛茨基扮演了一个十分可耻的脚色。托洛茨基在一切主要的问题上反对列宁，反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毫无原则性，时而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时而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他先是盲目地主张采取冒险主义的政策；后来他在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时候又违背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向德方发表叛徒式的声明，通知德方，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停止战争，复员军队。这样就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德国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
这就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有人把古巴事件同布列斯特和约事件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硬拉在一起，作历史类比，把自己比作“列宁”，把反对牺牲别国主权的人叫做“托洛茨基”，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列宁当时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大力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在谈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事变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见，说明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一种革命的妥协。
古巴事件呢？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事件中，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领袖誓死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显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原则性，他们既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古巴事件中，有人先犯冒险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要古巴人民接受牺牲自己祖国主权的屈辱条件。这些人拿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来掩盖自己，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
关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曾经作了如下的阐述。他说：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
这就是我们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八页。
②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一○页。
③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一页。
④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四○页。
⑤ 见《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论‘铁托集团’》一文。
⑥ 法共中央全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的决议。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五二九、五三 ○页。
⑧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二——九三页。
⑨ 《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一七二页。
⑩ 《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七三——三七四页。
? 见法共《新法兰西》周刊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一文。
? 见《人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纪律》一文。
? 《“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四四页。
?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八页。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二二页。
? 《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一一卷，第三七七页。 ?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一九卷，第一页。
? 《列宁全集》第一八卷，第五八四页。
? 《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二○四页。
?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九页。
?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二二页。
?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页。
?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一五页。
? 《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一三卷，第一九——二○页。
?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页。
?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八页。
? 《论妥协》。《列宁全集》第三○卷，第四五○页。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六页。
? 《论党》，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年版，第一二二页。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伟大的号召，永远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必须遵守的准则。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把维护这种团结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民日报》今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已经重申了我们的立场。这篇社论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上的坚定不移的态度。
有些人在自己发动了并且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的荒唐攻击之后，忽然又唱起“团结”的调子来了。但是，他们的所谓“团结”，是只许自己骂人，不许别人讲理。他们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是只许自己任意攻击别人，不许别人给以必要的回答。他们一面讲团结，一面继续破坏团结；一面讲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公开攻击。他们还以威胁的口吻说，被他们攻击的人如果不封起自己的嘴巴，“那末就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加强这种斗争”。这些人对铁托集团倒是真正讲团结的。他们要的是同铁托集团的团结，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的是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或者是在某些人指挥棒的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不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样，他们所说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分裂的代名词。他们企图用团结做幌子，来掩盖他们进行分裂的实际活动。修正主义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修正主义思潮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了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从伯恩斯坦起，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潮曾经多次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喧嚷一时。但是，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无敌的。所有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个一个地在真理面前倒下去了，一个一个地被群众抛弃了。伯恩斯坦失败了，考茨基失败了，普列汉诺夫失败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布哈林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白劳德失败了，等等。现在有些人在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虽然也神气十足，气焰嚣张，但是，可以断定，如果他们老是不听劝告，老是执迷不悟的话，他们的下场决不会比那些老修正主义者、老机会主义者好一些。
有些人采用许多不老实的手段，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在起劲地闹分裂，但是，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是要求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是反对分裂的。某些人的分裂行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行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行动，是违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的，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们那种假团结、真分裂的手法，在人们的眼里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在历史上，一切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主义者，从来都是没有好结局的。我们曾经劝告那些闹分裂的人要“悬崖勒马”，可是有人还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劝告。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达“悬崖”，也不准备“勒马”。看来，他们还很有兴趣把分裂活动继续闹下去。他们既然一定要闹，他们就闹下去吧。群众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历史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真理。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文章，我们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
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分歧的道路是存在着的。这个道路就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道路。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莫斯科宣言所作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引述如下：
“会议参加者交换意见以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相互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①
我们还愿意把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基本准则的几段话引述如下：
“在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日益加强每个共产党的队伍的团结，加强所有国家共产党人巨大队伍的团结，要求它们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义务。
“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最近几年来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经验和结果，特别是两次最大的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场的有效形式。”②
在一年多以前发生了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攻击的事件以后，我们就多次呼吁，要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原则和办法，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多次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的公开的片面的攻击，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是无助于团结的。我们一直主张，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特别是首先发动攻击的党应当采取主动，停止公开论战，回到内部协商的轨道上来。我们现在的主张依然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就向有关的兄弟党提出，我们衷心支持一些兄弟党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认为，考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适宜的。我们当时就提出，要举行兄弟党会议，并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
我们当时就希望，从那时起，彼此间有争执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能够采取有利于和缓关系、恢复团结的步骤，即使是微小的步骤也好，以便改善气氛，为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和取得成就准备条件。
我们当时就建议，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停止公开攻击。
我们当时就认为，某些兄弟党之间根据需要，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交换意见，这对于兄弟党会议取得成就也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向有关兄弟党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解决兄弟党之间分歧的规定的。我们曾经多次地说明过这些意见。现在，我们再一次地说明这些意见。
最近，有的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如果是诚意的话，是言行一致的话，这当然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历来所希望的。
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必须团结起来，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
让我们高呼：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①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六页。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四一——四二页。（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