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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围墙”
马铁丁
肯尼迪说：“我们将在古巴周围构筑一道围墙。”（十八日圣约瑟会议上的演说）
在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周围构筑围墙的人，自己首先身陷于围墙之中。
美国新闻处报道：肯尼迪在从萨巴纳机场进城时，乘坐的是一辆带装甲的汽车。而且还布置了两千名特别安全部队在两英里长的路上加以保护。
这两千名安全部队，自然也是围墙。如果说，前一道墙目的在扼杀别人，那么，这一道围墙目的在保卫自己了。这一道围墙之所以必要，那是因为还有更为强大的围墙在。
美国新闻处又报道：在肯尼迪到达萨巴纳机场前，圣约瑟出现了许多反对肯尼迪的传单；哥斯达黎加爱国人士还举行了反对肯尼迪的示威。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作恶多端的肯尼迪，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置身于革命人民的愤怒大海里。
美国侵略者在国外四十几个国家里，有一百万军队，有二千二百处军事设施。
这么多军队，这么多军事设施，目的自然是在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周围构筑围墙，但是，它的军队在哪里，军事设施在哪里，也就必然在哪里陷入人民的革命围墙中。它的军队、它的军事设施在日本，就陷入日本人民的革命围墙中；它的军队、它的军事设施在南朝鲜，就陷入朝鲜人民的革命围墙中；它的军队、它的军事设施在南越，就陷入越南人民的革命围墙中。……
有事实为证：本月廿四日下午，日本各界七万人包围了美国在日本的最大空军基地——板付基地。他们燃放爆竹，并大声高呼：“美国兵，滚出板付！”“我们反对日韩会谈！”
人民的革命围墙与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墙比较，人民的革命围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发展，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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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镜汀国画展览会”印象记
李行百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吴镜汀国画展览会”，表彰了作者在山水画的“推陈出新”方面所作的努力。
老画师吴镜汀先生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传统，他从清代的“四王吴恽”入手，对王石谷的精研尤深，进而上溯宋代的郭熙、米芾、马远、夏珪和元代的倪云林、黄子久、吴镇、王蒙诸大家。从展出的旧作品看来，画家是得其精华而且能融汇众长，不愧为师古的能手。但是在旧社会他只“师古人”而没有“师造化”，未将精湛的技巧用于写生和创作。解放后，吴先生受到党的关怀和鼓励，走出画室遍游名山大川，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艺术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启发和锻炼，在创作上突破了陈规，从而开创了自己的风格。
这次展出的新作《峨眉揽胜》就是一幅别出心裁的作品。画上有一段题记：“昔年游峨眉，宿洪椿坪，旋至九老洞，经洗象池、华严顶而造绝顶。俯仰岩壑，气象万千，凭虚探幽，似有所获。此图拟构诸胜于一景，敢云无假粉本，斯亦别有会心。质之观者，其谓可乎？”由此可见画家立意之新颖和处理题材的巧妙。画上并非实景的罗列、堆砌，乃是安排了挺劲而夭矫的冷杉树于近处，以巍峨耸翠的巨峰为主体，复以云海浩荡雪山远映。由虚衬实，实中见虚，显出豁朗的境界及分明的层次。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生动地再现了秀甲天下的峨眉胜景。
黄山的自然美，很令人流连、向往，古今画家笔下的黄山都非常诱人。然此山此景在吴镜汀的作品中也有其独到之处。如写实的始信峰、送客松、白鹅岭、清凉台、猴子观海、黄山日出以及白龙潭、人字瀑……诸胜景都能“得黄山之性”（石涛语），传达了它的“奇”与“幻”以及耐人玩索的意趣。
同一景物的描绘，作者擅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华山苍龙岭》有二图，横披画杜甫“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的诗意，境界奇绝，颇有迫天塞地之概，笔墨酣畅极尽树声、秋气之妙；另一立轴则山势陡险，屹然直逼霄汉，以泼墨兼破墨法放笔为之，更有元气淋漓、苍润欲滴的韵致。二者情趣虽殊，但都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山清水丽的四川，景物幽美，有“天下山水在蜀”之誉。画家的《川江所见》、《川江风景》、《川江夜渡》以及《万县风景》、《巫峡风帆》和《瞿塘返棹》等佳作，其富有情趣的笔墨都再现了令人神往的蜀中风光。给观者印象最深的两幅《巴船出峡》图。其一为一九四一年旧作，一是去年新作。前者只有间接的生活基础，是以古法并参古本写画家自己的“胸中丘壑”，虽能笔精墨妙地表现了惊涛骇浪，船夫们在这险恶激流中的搏斗情景，但看了徒增昔日“蜀道难”之感叹。而新作非但技巧更见纯熟，画面的巉崖峭壁屹然耸立，江流滚滚滔滔，画的下角左岸边还竖有测量水位的标牌，帆樯翩翩然在险境中稳稳地顺流东下，呈现了今朝三峡的壮美，使人有征服自然的喜悦感。画家的感情随时代而变，故取材、意境、画法亦不可不变。而变法是不能脱离内容的，因之画家所画的各地风景（如泰山、山西、陕西、富春江以及北京）写生和创作，其表现方法不拘一格，不为成法所囿。他所画没骨的青绿山水既能继承传统的菁华，又大胆地参以新法，而泥金、白粉、破墨的使用也非全按古法。但又合乎画理，别饶韵致。
除去山水画之外，画家还努力表现人的活动。如《秦岭工地》、《青石崖》、《嘉陵工地》及《深沙河工地》等作品，就描绘了修筑宝成铁路的建设者和施工场面。尽管人物画得不很理想也不大成熟，但这尝试却是可贵可喜的，同时也看出了画家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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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蚕（中国画）
陈达 朱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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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江帆影（外一首）
峭石我看见湘江的帆影，在滔滔的波浪上移动，远处，青山隐隐，近处，秧苗青青。银色的帆，饱张着风，如同只只天鹅，展开翅膀飞行。望着这滚滚波涛，望着这张张帆影，一缕庄严的思潮，奔涌在我的心中——啊，中国革命的战船，不就曾在这里起碇航行，冲开层层浓云密雾，迎着阵阵恶雨腥风！穿过了多少暗礁险滩，穿过了夹岸的青山万重，红色的帆如一道闪电，照红了无边的原野，山峰……如今在这宽阔的湘江，我凝望着点点帆影，望着滚滚波浪，倾听滔滔水声，啊，奔涌的思潮，激荡着战士满腹豪情，我愿在这革命的战船上，终生作一名忠实的水兵！
岳阳黎明黎明走岳阳，霞光染红八百里洞庭烟波，帆影晃彩，禾苗抖翠，浪涛声和着动听的渔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人的抱负如洞庭湖水，冲激着战士的心窝。别担心那浊浪排空，樯摧舟倾，英明领袖稳掌着舵；不会沉醉于微波不兴，日丽风和，战士永不改革命本色！我们每一个人的胸怀，从来就是这样光明磊落，爱在艰险里迈步前进，用双手建造共产主义辉煌的楼阁！黎明走岳阳，霞光染红八百里洞庭烟波，战士，把这纯真的抱负，向初升的朝阳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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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语说文
诗韵和朗诵
林曦
中国语文的历史既然源远流长，现实生活中的语文问题也是颇为不少。不仅考察词语，研究文字随时可以遇到一些有趣的语文知识，适合于写成小品；就是听听戏曲、鼓词、评书、相声和朗诵诗歌，以至于偶尔在街头看见几面招牌，车上听到几段对话，也会有不少值得记述议论的地方。于是随笔所至，论论语言，说说文字，写成这一段段“论语说文”。
至于栏名偶然跟两部古书名相合，倒也不是存心比附。只因为《论语》乃古代汉语的如实记录；《说文》是汉字的较早的汇集解说。跟我所想论论说说的，倒也并非全无干涉。然而这些小小随笔，主旨还在论今，并非意图考古。先说清楚，以免误会。是为“序”。
最近诗歌朗诵很受群众欢迎。据新华社报道，各地举办的诗歌朗诵活动正在蓬勃发展；诗歌通过朗诵，好像长了翅膀，在群众中飞翔开了。这真是好消息！自古以来就是通过语言的声音起激动人心、号召群众去斗争的巨大作用的诗歌，又跳出纸面，用语音的翅膀飞翔起来了。
北京也举办过几场诗歌朗诵会，通过听觉来欣赏诗歌，果然比用眼睛浏览增加了不少新鲜醇厚的味道。单拿诗韵来说，从诗歌本子上来看，硬说这一行末一个汉字跟另一行末一个汉字是押韵的，就是说异中有同，具有所谓“回环的美”（用王力先生的说法）；那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来。押韵字的声旁凑巧相同的，只是极少见的情况。
就我听到的朗诵诗歌来说，大多数的音韵美是很动人的，用普通话朗诵起来，脚韵押得很准，没有不和谐的地方；可是偶然也听到一两首诗，或者诗中的一两句，不那么顺溜。朗诵者念到这种地方似乎也不敢高声响亮地念了，只轻轻地带过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原来是诗作得出了韵，或者用曲艺界的通俗说法叫作没赶上“辙儿”。
本来作的是有韵诗，某些章节或句子朗诵出来却不押韵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推究起来大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用了古韵，也就是说按过去的韵书（像《佩文韵府》之类）讲是押韵的，用古音念起来可能和谐，而用普通话的标准语音（北京语音）来念却不押韵，不和谐。朗诵旧诗词，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作新诗而押古韵当然也发生同样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按方音押韵。照自己的方音念，是押韵的；可是人家用普通话一朗诵，却不押韵、不和谐了。较常见的是照en，eng不分、an，ang难辨的方音来押韵，拿“身［shēn］”跟“生［shēng］”押，“音［yīn］”跟“听［tīng］”押，“年［nīan］”跟“粮［liang］”押，等等。第三种情况是照个人习惯读错了的音押。这比较少见。
近来的诗歌朗诵活动，绝大多数是由话剧演员、广播员同志们用普通话来朗诵的，只有少数由诗歌作者自己用家乡音的普通话朗诵。纯用方音的，我自己还没听到过。这是好现象。既然是要凭借语音的翅膀，让诗歌打动广大群众的心灵，那当然只有用普通话来朗诵，才能使更多的人听得懂、觉得美。这一点应当坚持并且继续提倡。既然朗诵主要是用普通话，那么作诗歌如果用韵，也就应该注意按照规范的普通话语音来押韵，而不要按照古韵、方音韵或自以为是的韵来押韵。这样才适合于朗诵，才能避免上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作新诗固然应当按照普通话语音押韵，作旧诗词也要注意避免那些用普通话朗诵起来过于不和谐的韵。有些诗词家主张新诗、旧诗词、戏曲共用一种统一的新诗韵，这是一个好主意。敬请诗人们认真考虑，看看能否实行。
普通话的新诗韵，是一种比较宽泛易用的韵。据研究，实际上跟北京语音的戏曲、曲艺、歌词等用的“十三辙”差不多。这种韵，实际上很多诗人作新诗自然而然在那里押。比如郭小川同志的诗，我曾粗略地把他的两本诗集所用的韵归纳了一下，正合十三辙。（注）三十年来的大众歌曲的用韵，除个别受方音影响的外，基本上也不出乎十三辙。如果再稍微分得细一点再加上儿化韵，可以有十五或十六韵。
至于如何避免错按自己的方音押韵，在目前还没有通行的普通话语音的韵书可查的情况下，也可以多查查用拼音字母注音的字典、词典。
按普通话的语音押韵，作适合朗诵的诗歌，让诗歌朗诵出来更和谐动听：诗歌的翅膀会更硬，在群众中飞翔得更远。
注：这两本诗集是《将军三部曲》和《两都颂》。可以看出都是按照普通话的语音押韵的，归纳结果恰为十三韵；“一”“雨”“日”“诗”“子”等相押，也和北京语音的曲艺、戏曲的“一七辙”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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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歌》声世代传
冶秋
看见孩子们打开收音机，学着唱《国际歌》，我总是为着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列宁语）所激动，所鼓舞。同时，随着歌声，我也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我接触到这支歌子，是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南方从珠江流域到湘江流域、长江流域，正迅速地为“大革命”的风暴所席卷，那时候“北伐军”所到之处，只要是由共产党人所领导所参加的军队，不论是打下一座城市或者走过一个乡村，在很短时间，广大群众就卷入这革命的烈火，到处唱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子；唱起“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的少年先锋队队歌；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国际歌》。革命的军队，奋起的人民和战斗的歌声，使帝国主义者颤抖，封建军阀崩溃，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望风逃窜。而那时候“北伐”的原来的目标，是要推翻那以北京为中心的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等等的罪恶统治。那时候北京正是奉系军阀发号施令的场所。也是最为黑暗、野蛮、惨酷的场所。看见红色的东西，就认为是“赤化”，学生拿着红色的《英文津逮》，就会被逮捕；搜出《马氏文通》，就认为是马克思的书籍，就会被枪毙。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共青团员，领导着革命人民在地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从一位由武汉派来路过这里到“绥远”去工作的同志那里，第一次学会了唱《国际歌》。我们不能拿笔记下简谱，不能录出歌词，可是我们却把它在脑子里牢牢记下来，在心里随时地歌唱着它。在那极为黑暗的岁月里它给我们以莫大的鼓舞。
不久，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在南方开始了屠杀；张作霖在北京更加大胆的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开始，北方南方的反动派在反共反人民的血腥屠杀中先后合流了。一批批共产党人高呼着口号，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又有一批批的共产党人踏着先烈血迹，唱着《国际歌》前进。
我永远记得在逃脱了张作霖的侦缉队逮捕以后，在淮河的小船上，我同一位参加八一起义、从潮汕地区回来的同志，随着船头的浪花响声，高唱着《国际歌》，我们要在那被军阀、恶霸搞焦了的皖北土地上，燃起革命的火焰。
我又想起我们在霍丘叶家集一个小学里，教唱了这些革命的歌曲，小学生在来校和回家的途中，高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国际歌》。那时候正是到处“清共”杀戮共产党人的时候。
我想起在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在“阜阳暴动”的前夕，我们来到阜阳街头，那真是暴风雨的前夜，皖北特委在地下紧张地工作着，我们所掌握的武装部队磨拳擦掌，端起带着长刺刀的枪唱着：“走上前去呵！”的歌，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歌。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狱中的早晨，天还不大亮，狱卒用大马棒敲着木笼子喊叫着“起来！起来！放茅啦！”我们从潮湿脏臭的地下爬起，我们也喊着“起——来！”我们是唱着《国际歌》的“起——来！”当我们从肮脏的屎胡同回来，伴着郎当的镣声，看着东方升起的红日，我们每个人都在心底里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这个歌声为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生命力！什么香烧，火燎，跪铁链，打鞭子，……都不曾屈服了我们，压倒了我们，“我们要作世界的主人！”
我们也多次准备着在绑赴刑场的时候，我们要在经过的街头高唱着《国际歌》；我们要在枪声里唱完这支歌曲，像我们千千万万的烈士一样。
看着孩子们在胜利了的今天学唱《国际歌》，我想告诉他们一点点我所经历的有关《国际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