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变化和要求
——河南农村文化生活见闻
叶遥、杨昌凤、艾克恩、赵建功、陈志
最近,我们到河南省许昌、郾城、滎阳等县,对农民的文化生活,作了一些调查。
我们所到过的农村,生产情况都不错。前两年,不少地方遭受自然灾害,现在,生产恢复得很快,生活普遍好转,农村的文化生活也跟着活跃起来,农民对文化艺术的要求愈来愈迫切了。
农村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从许昌县的情况看来,农村现在的文化水平,不仅和解放前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和前几年也大不相同了。
解放前,许昌县大郑庄有一个富农,他有三个儿子。一九四二年,大儿子在许昌县城初中毕业时,他在村里请一台大戏,唱了三天三夜,为儿子庆贺;兄弟三人披红戴彩到祖坟上祭奠,以示光庭耀祖。
这件事,当时在村里引起不少人羡慕。有些地主富农都拿“你毕业了咱家也给你唱台戏”来鼓励自己的子弟用功读书。在旧社会,农民普遍缺少文化,地主富农家里出一个中学生,就如此炫耀,农村文化的贫乏可见一斑。
一九四七年许昌县解放。一九五二年前后,这里的农村文化工作重点,主要是扫除文盲和办学校。农民的文化水平,一般仅能读识字课本和辅助识字的通俗读物。
这几年,经过扫除文盲和学校教育的发展,这里的农村,已涌现出大批有文化的农民;加上大批知识青年回乡和大批职工支援农业第一线,农村文化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今后,由于中小学教育普及,每年将有大批学生毕业参加农业生产,农村文化力量的增长速度将要更快。
现在,许昌县有四十八万人口,其中十万零七千多人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弱。此外,全县有一所高中,六所初中,二百五十七所公办和民办小学,共计学生八万三千多名。每年除继续升学的以外,将有六千多名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在一个公社里,情况也大体相同。许昌东三十五里的五女店公社是一个大镇,人口四千三百二十人。解放前,全镇只有一人上过大学,五人受过中等教育,百十人读过小学。扫除文盲后,现有阅读书报能力的农民五百二十一人;近两年回乡的知识青年三百六十二人,下放职工一百九十七人。以上总计一千零八十人,占全公社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的人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青壮年,一般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一部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村里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农民,不识字的是少数。这里有一所小学,八百多名学生;一所初中,三百多名学生。每年除继续升学的学生外,将有一百多名中小学毕业生回村参加生产。
农村文化的发展和力量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但在河南辽阔的平原地区,据了解,五女店农民文化提高的状况,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现代革命文学作品开始深入农村
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对文化艺术的要求也不同了。
单就图书而论,识字课本、薄本小册子的通俗读物,农村固然需要,但仅仅这些,已不能完全满足广大农村青年的要求了。
我国现代革命文学作品,在农村青年中得到广泛流传的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现代优秀的长篇小说,几乎全部在农村中流传。《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创业史》《红日》《三里湾》《山乡巨变》《水向东流》《吕梁英雄传》等等,是农村青年和基层干部争相传阅的作品。大量的革命回忆录、革命斗争故事和革命英雄传记,如《王若飞在狱中》《可爱的中国》《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向秀丽》等,也受到农村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农村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对现代优秀文学书籍的需要如饥如渴,到处可以见到供不应求的现象。
许昌县有十个农村图书借阅小组,分散在四乡。每组有一个图书借阅员,一个木制书箱,一两个月到县文化馆换一次,背回一箱书在村里传阅。县文化馆有书六千七百多册,常常被借得剩不了几本。
许昌新华书店除门市部售书外,另有两个农村售书员,下乡流动售书。每次下乡带三、五十本文艺书籍,常常被争购一空。有时书捆还未打开,人们便围上来抢着买,有的拿到一部书的上册,有的拿到一部书的下册,互不相让,售书员同志还得做排解工作。文艺书籍在门市部也销售得很快,书店的书库里,门市部的文艺书架上,新书往往放不了几天就卖光了。
去年,新华书店除门市售书外,向农村发行的文艺书籍有二万五千六百多册,其中《红岩》一书即达一千一百册,《革命烈士诗抄》九百五十册。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底,《林海雪原》《苦菜花》《青春之歌》《三里湾》《红旗谱》《山乡巨变》等书,每部都向农村销售一两千册不等。但农村青年仍然感到书少,捞不到书看。
为了解决图书供不应求的矛盾,一九六○年,新华书店门市部开辟了一个图书阅读专台,摆出几十种共数百册书,供读者来店阅读。这一作法,从第一天起,便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两条长背靠椅上,经常坐得满满的,有的人没座,便站着看。一天到晚,读者不断。有不少人,读一部长篇小说,今天读不完,折个记号,明天再来接着看。据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每本书的读者最少在十五人以上,《王若飞在狱中》的读者达七十三人次。
这样做,仍旧满足不了读者需要。新华书店又另设一个图书租借门市部,挑选最受读者欢迎的七百二十二种共一千一百四十六册书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文艺书),供读者租借。其中仅《红岩》一书就有三十本,但仍旧不够借,许多读者得登记预约。来借书的人天天不断,每天借出书籍三、五十本,百十本不等。
我们在许昌县五女店公社住了几天。这里的青年社员中,有许多“书迷”。读过三、五部现代革命文学书籍的很普遍,也有读过数十本的,个别社员有读过上百本的。这里有个姓吴的社员,今年三十四岁,解放前念过小学,曾被剑侠小说迷住过。过去家里穷,一心想学侠客打富济贫。他十五岁那年,偷了家里钱跑到县城,准备逃到山里修练武艺,被哥哥发现捉回来了。一九五一年,他第一次读革命小说《吕梁英雄传》,便被书中的抗日英雄深深吸引住了。从此以后,他对现代革命文艺书籍爱得入迷,对剑侠小说就格格不入了。十来年间,他自己买的文学书籍和革命回忆录等就有百十本,读过的文学书籍很不少。我国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他都比较熟悉;翻译作品,如《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他也读过一些。农闲无事,或雨天不能下地干活,没书看,就“急得慌”;有书看,“精神上老美,比啥都强!”找不到书读,就看连环画册。他有次进城,坐在租书摊旁,一口气看了四十多本连环画。他在城内街上遇到一个刚下火车的旅客,拿本小说边走边看,他想这一定是本好书,便走上前去打问:“同志,叫我看看是啥书?你在哪买的?”他记住书名,写信托人去买。
读的书多了,便有“一肚子两肋巴的故事”,青年人爱跟他一辆车送粪,一块地里锄地,闲了无事爱到他家里串门,问问啥书好,借来看看。他磨面,一群孩子抢着帮他推磨,一边推一边听他讲两段书里的故事。我们问他:“买书花钱,晚上看书熬灯油,你老婆不反对吗?”他答道:“她才不反对哩,她也照样迷,晚上不给她说上一段书,还不准我吹灯睡觉哩!”
农村里,这样热爱读书的社员为数不少。五女店另一位姓陈的青年社员,今年二十六岁,过去一字不识,一九五二年开始参加村里扫盲班认字。一九五四年,一张县报还念不下来。村里成立俱乐部,他当广播员,每天傍晚提着喇叭筒,上树上房广播新闻,以后学写黑板报、编快板,文化慢慢提高了,就订《解放军文艺》、《奔流》看。现在看薄本通俗小册子已不满足了,他说那些书“搁不住看”,看《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厚书才过瘾。《青春之歌》他读了三遍,中央广播电台连播这部作品时,他从矿石收音机里每晚收听,一边听,一边对照着书看。现在,《青春之歌》里的人物、故事,他能背述如流。我们问他:“这部书看三遍,是特别喜欢它吗?”他说:“喜欢是喜欢,看三遍是因为找不到别的书看,今天拿起是它,明天还是它,好容易借到一本《林海雪原》,看半截叫人抢走了,到现在还没捞着看,心里老不美气!”
我们还见到另一个姓魏的青年,他是许昌县桂村区魏庄人,今年三十一岁。他七、八岁时念过一年小学,识几个字早忘光了。过去,村里识字的人少,一九五一年成立互助组时,连找个记工员也有困难。村里办了民校,他从“一、二、三、四……”几个字学起。认了一些字后,便在民校当老师,靠查字典教别人认字。这个民校办得很不错,人们叫它“铁民校”。一九五三年,他被评为县里的民校模范教师,县里奖给他们六、七百本书,他能挑一些薄本字少的唱本《小拜年》等读读了。以后他又不断查字典、读书报,文化慢慢提高了,一九五五年以后开始读长篇小说。现在,他已读过《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等。这些书中,他特别喜爱《林海雪原》,先后读了两遍。
以上举出的这些人,只是广大农村青年中,热爱读现代革命文学作品的几个例子。
青年农民读书空气浓厚,书少,就常常有这种现象:一本新书从村南头传到村北头,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这个人没有看完,那个人就抢去了,书看得都破破烂烂了还在传。我们遇到的农村青年,有一些只读了某本书的开头或一半,问其原因,多半这样回答:“书被别人抓去了呗!一本书,争着抢着读,谁拿到手看完是谁的福气……”言语之间流露着非常惋惜和遗憾的情绪。
现在,这里有不少农村青年熟知《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足智多谋,杨子荣智取威虎山,并不比老一代农民熟悉诸葛亮借东风,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差。《苦菜花》里的母亲在敌人酷刑下怎样坚贞不屈,《红旗谱》里朱严两家三代人的不同命运和斗争,《红岩》里的华子良怎样装疯许多年,江姐怎样慷慨就义……等等,都是青年人熟悉乐道的。地头上,饭场里,农家草舍里,饲养室里,村镇上的小茶店里,是青年农民经常聊天谈书的地方。
青年农民除了爱读长篇小说外,也有人特别喜欢读短篇小说。李准、吉学霈、马烽、峻青等人的短篇,有的青年很熟悉。
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常常把革命文学书籍作为自我教育和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滎阳县槐树洼生产大队的党总支书记,看到俱乐部买了一本《红岩》,他对借书员说:“先给我看看,看了咱就有宣传本钱了。”他看完书后,经常在干部会和群众会上,把许云峰、华子良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好些人听了很感动,说:“比比人家,咱眼前这点困难算得了啥!”为了把少量的书传给更多的人看,大队几个干部每逢到各生产队时,都要随身带几本书或连环画去。
农村青年中,学医的,需要《实用内科学》《针灸学讲义》;学画的,要《水彩画技法》、木刻刀法;其他如安装矿石收音机的知识、电学方面的常识、思想修养、文艺创作知识、历史故事等,一些青年也很需要。农民喜爱连环画、年画
连环画册在农村中也很受欢迎。稍识几个字的人爱看,识字多的人也爱看,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爱拿起画册,点着画面问青年人:“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孬种吧?”小学生见到更是爱不释手。古典小说故事、革命斗争故事、民间传说等画册,农民最喜爱;画面优美,线条细而清晰的爱看;有些画面模糊的电影连环画本,农民不大喜欢。
农历过年,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贴对联、门画、历画,不少社员家里的墙上,都贴几张大幅年画,显得屋里喜气洋洋,红火鲜亮。今年河南省人民出版社印发了九百六十多万张各种类型的画,北京、上海等地又供应河南农村大批年画,但仍旧不能满足农民需要。各县都出现买画排队、拥挤争购现象。农民喜爱色彩鲜艳、人物少、人像突出、画面优美的画;不爱色彩暗淡、面部小的群像画,他们说:“挤挤拥拥的不好看”。画面上有毛主席的,如《开国大典》、《凤凰双展翅》等,最为农民喜爱,买到的都很高兴。单纯描绘农事活动的画,农民并不喜欢。
一个坚持为山区农民演戏的剧团
除了书、画以外,农民最喜欢看戏、看电影、听广播。
去冬今春,各地农村业余剧团普遍搭台子演戏。一场戏、一场电影,观众少则数千,多则万人以上。
郾城县东吴庄有个业余剧团,从一九五○年成立到现在,一直坚持演现代戏。村里男女老少都爱这个剧团,附近农民也很爱看他们的戏。这里流行一句话:“喝了吴庄水,都会张张嘴。”这是形容东吴庄的农民喜欢戏,人人都会哼两句。
村里剧团在台上演《血海深仇》,台下的观众感动得直哭。老年人说:“这种戏应该多演演,好让年轻人知道,过去日本鬼子是咋样祸害咱中国百姓的,咱有现在这日子不容易呀!”台上演《两个队长》,大娘们在台下说:“这个戏唱的就是咱,咱不能学魏三婶,咱的羊得圈好哩,羊吃了队里的麦咱吃啥!”
伏牛山里的栾川县曲剧团,为农民演戏作得很出色,受到农民极大欢迎。
栾川县在伏牛山深山窝里,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一百五十多里,全县十七万人口,分散居住在深山狭涧内。大村有四、五十户,小村仅两三家人,村与村有的相距数十里。除少数地方能通汽车、架子车外,绝大部分村庄交通不便。
栾川县曲剧团,为了把戏给农民送到家门口,常年越岭翻山、穿密林过险地,奔走深山狭涧,不避艰苦困难,为农民演戏。走到哪里,农民都待他们像亲人一样,问寒问暖,拿出各种山果慰问,争着扛戏箱、背行李,离开时,送出老远,还恋恋不舍。
去年一年内,栾川各乡农民一般都能看到一至三次戏。曲剧团的同志们能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为农民演出。
为了上山下乡方便,他们在布景、道具的设置上,作到了轻便灵活、易于携带。布景是布画的,连红柱子也是用两条红布代替;桌凳都能拆卸折叠,行军时牲口能驮,人能背。夹软景的木板也有几用:演戏当箱桌,上课作黑板,做饭当案板。下乡演出,演员自背行李和小道具,大件戏箱只用几条牲口驮就够了。他们一贯不避山路艰险,不避风雪寒暑,常年坚持如一日。走到高山险要难走的地方,牲口过不去,他们扛着戏箱、行李闯过去。为了争取演出时间,有时连夜跋涉翻越高山,找不到村庄,就夜宿荒山上。穿过密林时,容易遇到狼虫虎豹,他们便前呼后应,相互照顾,年青演员搀扶老师傅,身体壮的背着小学员。夏天他们到高寒地区演出;数九寒天,高山封冻,路滑难行,他们到丘陵地区演出;夏秋之交的雨季,到小山镇去演……。总之,不管山多高,林多密,地势气候多么复杂,全县各乡农民,都能看到他们的戏!
他们在紧张演出的同时,还对传统曲剧剧目作了挖掘、加工整理,并编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和演出了一些适合山区演唱的剧目,如《勤俭持家》《擦亮眼睛》《红色的种子》《槐树庄》等,很受农民欢迎。
剧团以深入山区为农民演戏作为工作方向,演员们以到山区演戏为光荣,他们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不怕艰苦,深入山区为农民演戏;献身革命,死也甘心。”
河南坠子也很受农民欢迎。演员只要带一个腿梆子,一把坠子弦,一双箭板,一个人单独活动也成,两个人搭伴也成,可以走到哪里,说唱到哪里。村里来了说书的,大人孩子围着听。郏县民间艺人王树德,因说书技艺好,并且会编新书,走到哪村,农民都很欢迎。许昌县蒋李集区有个七十来岁的老艺人,因下雨地滑摔坏了腿,农民拉架子车去接他到村里说唱。许昌市有个曲艺厅,农闲时,郊区有些农民带着干粮进城来听说书。
男女老少都爱看电影
电影放映队在农村受欢迎的程度,也不下于剧团。电影观众面广,又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男女老少都爱看。
农村电影放映队,一般三人。许昌地区,每队两辆架子车,一辆自行车,“一人两个轱辘”,自己拉车拉机器,白天路途跋涉,夜晚放映电影,很辛苦劳累。山区的放映队,还要翻山越岭,扛机器爬山,更加辛苦。给农民放映一部好影片,群众喜欢,放映员也高兴,一天的疲劳困顿都消失了。许多放映员都有这个体会。
农村观众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前几年,电影下乡,多数农民只是看稀罕,看热闹,对银幕上的人会说话会动,很感兴趣。现在农村观众对电影的要求提高了,要欣赏艺术,要求真实,要看思想性高、艺术概括力强、形象生动、英雄人物突出的影片。敌我分明、谁胜谁败分明,故事情节曲折,有突出英雄形象的战斗片,农民最爱看。
《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在农村中,几乎老幼皆知。李向阳设计使敌人内部对打起来,农民乐得直拍巴掌。《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抓住了南霸天游街,农民一面鼓掌,一面大喊:“打死他!留这号赖人干啥!”“南霸天跟黄世仁一样样儿不是人”。《万水千山》里的教导员李有国在草地上牺牲了,观众难过得落泪。《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和母亲在敌人牢里相见,老大娘看了一边擦眼泪,一边骂地主歹毒。《鸡毛信》里那个机灵小孩,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念叨。其他,像《中华女儿》《赵一曼》《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等影片,虽然已经看过很久了,提起来,农民还记得清清楚楚。
在战斗片中,农民喜欢表现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影片,不喜欢兵对兵“乾打”的影片。有的影片,从头打到尾,群众说:“白布上黑里咕咚,枪子日日直响,大炮噗通通,噗通通,打的是啥哩?打了一晚上,到底谁胜谁败啦?”
在电影里,农民喜欢看到自己的形象。电影《李双双》还未到农村普遍放映,农村早就轰动了。电影队走到哪村,哪村的农民都问:“《李双双》咋还不来俺村演哩?”不管张村李村,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社员都说:“《李双双》演的事是俺村的实事,俺村的×××就是李双双,俺村的××活像孙喜旺。金樵假公济私,俺村也有这号人,往后得学双双治治他们才行哩!”《五朵金花》虽然写的是兄弟民族的生活,但农民照样喜爱看,一提起影片的情节,农民都笑得合不上嘴。
戏曲影片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秦香莲》等,农民也很喜爱。
豫剧影片《花木兰》,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已经在许昌县放映过三、四遍了,观众还没有看厌。花木兰劝刘大哥的两段唱词,在群众中流行甚广,农村里许多人都会哼哼两句。这几句唱词是:“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另一段是:“刘大哥,……你怎知村庄内家家团圆?边关的兵和将千千万万,谁无有老和少、田产庄园,若都是恋家乡不肯出战,怕战火早烧到咱的门前。”不少老大爷老大娘看了影片后送子参军。“保国就是保家”的思想深入人心。
在农村放映另一部豫剧影片《穆桂英挂帅》时,正当蒋介石叫嚣进犯大陆。为保大宋江山,穆桂英五十三岁还挂帅出征,杨门女将个个赤胆忠心,许多群众看后说:“蒋介石的美梦做不成,咱人民的江山有咱保着哩,今天的穆桂英何止千千万,蒋介石要来,咱们都出征!”
适合农村的科学教育影片,农民也很喜欢看。如《保养耕牛》《白薯贮藏》,饲养员看了,觉得对自己有帮助;农民照影片上讲的办法贮存白薯,很有成效。有些不适合地区需要的科学教育片,农民不爱看。许昌是产烟区,不种水稻,放映水稻插秧机的影片,农民不感兴趣,他们说:“给俺演个咋样种烟秧省劲的电影多好!”
农民最喜欢听放映员在放映前介绍影片的大意,放映中间介绍人物。在表现手法上,农民喜欢看开门见山的,不习惯倒叙插叙的;片名喜爱通俗的,短而易记的。电影《耕云播雨》,片名太斯文,农民看完影片后还问:“咋能耕云播雨?”《革命风暴战胜龙卷风》等,片名太长,也费解,农民更不懂。
有线广播喇叭——“比秀才还高”
有线广播和矿石收音机在农村是新兴的东西。凡是通电话的村镇,许多农民自己动手在家里安装个喇叭,收听县广播站的广播。许昌县十二个区,共有六千多只喇叭。青年农民还喜欢自己安装矿石收音机,材料便宜,技术简单,一个小矿石,一个线圈,用铁丝一拴,一般不装木匣,吊在墙上或放在桌上就行了。装上一副耳机,或一个耳塞机,架上天地线,花上三五元,就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二套节目。五女店的青年社员,自己安装这种收音机的很多。房上架天线的竹竿、木棍林立,群众说:“房上的棍棍,是孙猴的尾巴,哪家房上有棍,哪家准有个伶俐孩,见天吱哇吱哇,听着可美哩!”有些人家里,还同时安装两种:既有矿石收音机,又有有线广播喇叭。
矿石收音机声音小,带上耳机才听得清,一般挂在青年人的床头墙上或放在桌上。早上能听首都报纸新闻摘要,夜晚能听文艺节目。既得到了休息,又得到了知识和娱乐,青年农民十分喜爱。
有线广播声音大,喇叭放在屋子中央,全家老小可以听,左邻右舍也可以来听。县广播站的广播,在语言通俗化、运用地方方言方面作过努力,农民听得懂,农事、气象等节目适合本地区的情况和需要,文艺节目的选择也对当地农民的胃口,因此,这种广播,几乎不分性别和年龄,男女老幼都喜爱。黄昏傍晚,一家人围着喇叭听广播,妇女不误做饭、做针线,老年人不误哄孙子孙女。夏天,屋里热,把喇叭挂到院子里,一边乘凉,一边听。既能受教育,又能广见闻,得到休息和娱乐。老大娘们不常参加会,听听广播,可以开脑筋;听政策讲解,心里亮堂,“比干部一家家挨门跑还有效”。老年人黑夜走路不便,有戏有电影,路远了走不动,有的老远跑去了,人拥挤又看不清。看场电影看场戏,有的累得腰酸腿又疼。有了广播,老年人最满意,他们说:“喇叭里讲个新鲜事,有根有秧的,有鼻子有眼的,俺坐在家里就知道了。有时候,喇叭里又拉又唱的,俺坐着听也中,躺着听也中,横竖都挨不了挤,怪舒坦!”许昌县苏桥区司堂村的饲养员司乾坤,是河南省的特等劳动模范,县广播站请他广播他怎样热爱集体,怎样把病瘦牲口喂得又肥又壮,他的事迹马上传闻四乡,连大嫂子老大娘都在议论:“人家咋那么好,咱也得学学哩!”
去年红薯丰收,各家各户都忙着切红薯片晒干。晚上切不切,都要听听县广播站的气象预报,明天是晴天,你听吧,家家户户案板梆梆齐响。尚集区胡寨村有个老大爷,广播里说第二天有雨,他的老伴信,他不信:“人哪能知天意,电台里的人也不是神!”老两口为此顶了嘴。老大娘扭不过,切了红薯片,第二天果然下雨了,老大爷没有了理,忙着收拾红薯片,老大娘气鼓鼓地坐着不动弹:“你忙啥哩,找你的神给收拾吧!”经过这次教训,老大爷信服了,天天听听明天是啥样天。农民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如今,家里安个喇叭,不但天下大事能知道,连刮风下雨都先知道了,俺庄稼人有了它,比秀才还高哩!”
先进生产经验和工作方法的介绍,农民也很重视。去年五女店西街六队的一伙青年,把县广播站播送的红薯火炕育苗方法笔记下来,照着育苗,一天几趟去看火候、量温度,结果他们队的红薯长得很好。县广播站播送了工分四对照先进记工分法,不少生产队也照着推广,不但账目清楚,农活的质量也有提高。请老菜农田金柱广播种瓜经验,不少社员照着学,瓜结得多,个又大。
农村文化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上面谈的,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为农民服务作出的成绩,除此以外,我们还听到看到下面一些问题:
关于戏剧。有些县剧团下乡太少,在县城或铁路、公路沿线活动较多,一般农村看戏少,有的地方一年还看不到一次戏。农民说:“盼剧团来演戏,脖子都盼长啦,还是没盼来。”看来,有些县剧团面向广大农民做得还很不够。此外,剧团演出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现代剧目太少,不能有力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种现象很普遍,专业剧团和农村业余剧团都有这个问题。如许昌县剧团,去年一年没有演一个现代戏。许昌县的一百零四个农村业余剧团,去冬今春,共演出一百三十六个节目,其中只有八个是现代戏。农民对这种现象并不怎么满意,他们说:“××剧团不用看,《劈山救母》《白蛇传》。”一提起农村过去常演的现代戏,如《白毛女》《血海深仇》《小二黑结婚》《刘胡兰》《不能走那条路》《大家喜欢》等,农民便说得津津有味。有的说:“咋不再演演《小二黑结婚》呢,二诸葛那号人,俺乡下还不少哩,该演演戏教育教育他们才好。”青年农民更要求看现代戏,他们说:“戏台上净是前三皇后五帝,要不就是老包铡陈世美,陈世美铡死多少回啦,还铡哩!咋不演演咱现在的事?”
曲艺节目,也有和戏剧同样的问题,说唱没有经过整理的旧书多,说唱新书的少。曲艺是最轻便灵活的一种艺术形式,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各县差不多都有三几十个曲艺艺人经常在农村说唱(有的县更多,如潢川县有曲艺人员二百二十五人,其中职业艺人十八人,半职业的八十七人,业余的一百二十人)。曲艺艺人中,有的人不识字,有些人文化水平比较低,改编、整理旧书,或编写新书都有一定困难。报刊上发表的有些新唱词,曲艺艺人感到“不上口”,词多、动作少,“见词不见人”,手势、腔调配合不上……。如何加强这一工作,看来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关于电影。在目前条件下,农民能看到的电影,一年最多不过五、六个,一般三、四个。农民喜爱的影片,哪个地方都要求看。因此,有些搞文化工作的同志建议:最好电影制片厂有重点地洗印拷贝,适合农村放映、受农民欢迎的影片,多洗印一些。
此外,有些县的电影队,在县城里和在大村镇上活动多,到交通不便的村庄次数少。有的县,还把新创作的影片,在县城里放映几十场甚至近百场后才拿到乡下去放,拷贝又旧,到农村的时间又迟。
有些老影片,过去农民看过,现在还想重看。有些同志建议:能不能像戏剧的保留节目一样,电影也选一些保留影片,经常供应放映?如电影《白毛女》,去年许昌放映一百九十六场,农民仍非常欢迎,有的地方还要求重映。
关于农村文化组织。农村俱乐部、文化站,过去对满足农民文化需要起过积极作用,前两年因农村遭灾,不少地方的活动几乎停止。现在,不少青年农民,迫切要求恢复这些组织。我们听到不少青年说:“俺们晚上没有事,不能吃罢饭就钻被窝,要是像过去,村里有个俱乐部,热闹热闹多好!”青年中,有会拉会唱的,有会画会写的,有会说现代文学作品里的故事的,也有爱唱歌、爱跳舞的。他们说:“如果有人领头把俺们这帮人组织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才玩得有意思哩!”
许昌县五女店的农民,晚上爱到饲养室里、小茶店里聚会。这些地方经常挤得满满的。有时聊闲天,有时说一段书,有时唱几句戏,说说笑笑,煞是热闹。有天晚上,我们也挤了进去,他们说:“俺村没有俱乐部,这就是俺们的俱乐部。”不过,有些青年不满足,他们要求“有个组织”,“多说点新的,少说点旧的”;还要求写写黑板报,办个读报组,放放幻灯,编个快板,把土广播恢复起来,经常表扬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他们说:“这对俺们的好处大,又解闷,又能练文化,思想进步也快。”
我们在河南农村访问的时间虽然很短,走的地方也不多,但得到的印象是丰富的。农村文化面貌的显著变化,出乎我们的意料,但也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充分重视农村文化工作,把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更好更多地输送到农村去,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当前文化工作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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