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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些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编者按：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以来，先后有四十四个兄弟党，或者由中央发表声明、决议和告党员书，或者在自己和别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或者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其他方式，攻击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给我们安上许许多多帽子，什么“教条主义”，什么“左倾机会主义”，什么“冒险主义”，什么“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民族主义”，什么“宗派主义”，什么“分裂主义”，什么“军国主义”，什么“假左派”，什么“假革命”，什么“好战”，什么“侵略”，什么“反对和平共处”，什么“反对一切谈判”，什么“主张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什么“实行挑动热核战争的政策”，等等。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本报已经先后发表了许多兄弟党攻击我们的言论。从三月二十一日起，我们决定把有些兄弟党攻击我们的言论，我们还没有发表过的，陆续刊登。
这些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已经在全世界传播，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介绍给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读者看一看，这些兄弟党是怎样攻击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犯了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的错误。真金不怕火烧，真理是骂不倒的。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是能够思考，能够明辨是非的。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说，“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决定，对于苏共同志和其他兄弟党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公开的指名的攻击，除了已经答复的几篇文章以外，从现在起，暂时停止在报纸和刊物上作公开的答辩。理所当然，根据兄弟党之间平等的和有来有往的原则，对一切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的言论，我们保留公开答复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我们愿意在这里告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我们这一次只是把你们的奇文登出来，让人们欣赏，并不准备同时发表批驳你们的文章。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早已在你们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你们想必也希望我们把这些言论，刊登出来，帮助你们宣传。对于我们来说，把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登出来，记上一笔账，也是必要的。
英共执委会一月十二日的声明
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一月十四日登载了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声明，全文如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的情况引起了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深切关怀。
公开表现分歧和不和使我们的敌人非常满意。资本主义政府、报纸、广播、电视竭力想利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分歧，并指望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可能性。他们将设法利用这种局势来推行他们的战争计划并扩散核武器。
任何分裂对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和平事业都将是灾难性的挫折。对任何名副其实的共产党，这都是不可设想的。相反，每一个共产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义务是尽它能力范围以内的一切力量来恢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原则性地解决分歧。
我们认为目前公开争论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分歧。我们也不像我们的敌人所说的那样认为，这场争执是中苏争执。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基础在于一致通过的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声明。一切共产党都支持并签署了这些声明，这些共产党中包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我们非常尊敬的党，一个领导中国人民在重要的中国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党，这次革命在重要性上仅次于有历史意义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
在一九五七年的会议上没有发生分歧。一九六○年的会议之所以举行是因为随后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不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在少数其他党的支持下同压倒多数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我们认为，在一九六○年会议以前的预备性讨论中以及在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对若干关键问题持有错误的观点。但是值得指出的一个重要之点是：一九六○年十一月的八十一党声明是一致通过的。
目前的争论和从前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压倒多数的党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同意其意见的党之间的争执。
我们必须对事态的这种转变表示严重关切。这是使各地的共产党人感到不安的情况。目前的公开辩论不但不能解决分歧，而且更可能加强导致分裂的倾向。这种辩论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各方的态度强硬了。分歧增加了。解决必然更加困难了。
一切共产党都是独立的，都有平等的权利。它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己作出决定。但是同时在莫斯科集会的八十一个党承认必须确定行为的准则并承认各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当时我们都宣布，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是不断为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努力。这是我们共同胜利的主要先决条件。
现在，每一个共产党的最高义务和责任就是履行这个保证。
我们的会议还宣布、我们也一致同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它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我们认为，这是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必要基础。迫切的需要是团结，而不是我们运动中的各党分成“少数派”和“多数派”。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充满了危险。
如果说公开辩论的道路不能解决我们分歧的话，那末什么是解决分歧的方法呢？
现在必须考虑的是准备再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促进我们运动的团结。
我们的苏联同志在他们的《真理报》文章中写道，各国共产党有一种经过考验的通过集体讨论的途径来解决争论问题的方法。苏联共产党始终主张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中国同志也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问题。
此外，苏联共产党已向我们的中国同志接洽过进行共同讨论的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接受。我们希望，他们还会考虑这一点。
有争论的不是国际磋商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上各党都是一致的，而是在我们运动的目前情况下如何进行国际讨论的问题。
再举行一次国际会议必须致力于促进我们运动的团结，会议必须本着这种精神来进行，必须由这种精神来指导。以继续保持分歧的精神开会是毫无益处的。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不开会。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要使一次国际会议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下列几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
首先，目前各党之间的公开争论应当停止，而代之以由内部认真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进行准备。
其次，必须有完全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这次会议。要是想取得成功，就不能仓卒从事。我们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平心静气地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研究和衡量确实存在的分歧；估计事实上分歧的程度，估计取得解决的可能办法。唯有准备工作本身才能说明需要多少时间。
要是采取这种态度的话，我们确信，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会取得共同解决办法。整个国际局势，我们维护和平的责任，促进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的责任要求我们这样做。
在这个时期，在国际政策上是可能发生分歧的。但是必须竭尽全力来避免分歧，把分歧控制在我们运动的内部，形成对付我们共同阶级敌人的统一战线。当然，没有一个党应该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
关键问题
我们的国际运动中争论的问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关键问题，即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代替热核战争，裁军，民族解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这些问题对于工人阶级运动和共产党的正确发展是极端重要的。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党自一九五一年以来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都通过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决定。特别是，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实质。
战争与和平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和平，消除热核战争的威胁，并代之以和平共处。
十五年来，我党一直以争取和平的斗争为自己的中心的紧迫的任务。英国共产党一贯以一九五一年公布的我们的纲领中所表示的信心进行工作，这种信心就是：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已经出现了能够制止战争的新的强大的力量。
社会主义力量的日益壮大、苏联的和平政策的光辉胜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强大的和平运动的壮大，已使我们的信心比以往更强，更确信和平是能够维护住的。
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端的实质何在呢？
各国共产党维护和平的斗争是以八十一个党一九六○年十一月的声明为基础的。这项声明宣布，世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号召人民采取群众行动来维护和平，其根据的信念是：存在着如果团结起来就能制止战争的力量。
能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的时候已经来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一切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努力，就能够制止世界战争。
我们的中国同志在他们《人民日报》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说，他们同意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看法，但是说这种新的情况“并没有、也决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又争辩说，反对他们的立场的人实际上是“反对揭露帝国主义”……
“他们千方百计地美化美帝国主义。”
没有哪一个共产党曾说过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暗示——即使是含蓄地暗示——苏共曾说过这样的话，是完全不正确的。苏共在其全部对外政策中、在联合国中、特别是在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和物质援助中显示了它对帝国主义的本性的了解。苏共在这方面的政策一直是所有共产党人的楷模。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我们从来没有美化过帝国主义，而且今后也决不会。我们过去的记录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英国迎着逆流进行斗争，揭露和抵抗战后新的帝国主义英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这个战争危险中心。
我们一贯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面目，争取使英国脱离这个联盟，并领导了反对西德帝国主义再起的斗争。
中国同志说，争取殖民地解放的斗争同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我们同意。但是我们所不同意的是他们重复地说的和暗示的这样的话：与他们发生争执的人们“实际上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
我们党反对英帝国主义所进行的一切殖民战争和镇压。我们在中东、非洲、圭亚那等等问题上的记录是众所周知的。和平运动的顺利发展不但没有破坏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而且英国的声援运动很少有像今天那样广泛的。我们一直揭露和抵抗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特别是共同市场中的“新殖民主义”。
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是否改变了，而是世界力量的对比是否已改变到帝国主义再也不能为所欲为的程度，如声明说的：
“如果按照帝国主义者的意志，那么他们早就把人类推入新的世界战争的灾难和恐怖的深渊了。然而帝国主义者能够为所欲为地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是新的情况。
和平共处
但是真正的问题要比这大得多。一九六○年声明上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写着：
“是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还是破坏性的战争——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我们的中国同志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字。在他们的《人民日报》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中，他们重申他们相信和平共处。他们又说，“绝不能设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争。”同样也不能设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清除两个制度的对立和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
没有一个共产党说可以不经过斗争就能实现和平共处，那么为什么中国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呢？社会主义国家正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争取和平共处的长期斗争。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激烈抵抗。我们将使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成为我们党代会的中心特征。因为关系到的是英帝国主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部冷战政策的政治失败，以及使英国走上全新的道路。
我们的中国同志在同一篇社论中写道，他们承认“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旨在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谈判，在不损害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取得某种妥协，达成一定的协议”，是必要的。把这种非出自本心的话同八十一党声明所概述的广泛的和详尽的目的比较一下吧。八十一党声明宣布，和平共处是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声明详尽地说明，目标是：
“共产党人通过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争取完全停止冷战，解散军事集团和拆除军事基地，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在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尊重各国的平等和他们的领土完整、独立以及主权、互不干涉彼此的内政，扩大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文化和科学关系。”（声明中并未把这些包括在一段中——编者注）
我们坚决相信这是一个可以通过斗争、通过导致更大胜利的部分胜利而不管受到多少挫折和考验能够达到的现实目标。
中国同志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他们目前声明的全部结果是暗示着对这种立场的一个挑战。从他们对待古巴问题解决的态度里，特别可以看出这一点。
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实际上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谈判问题。如果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就必然是对立国家间的谈判。
我们始终驳斥所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战争的恶意诽谤。但是，中国同志们在他们关于解决古巴问题的声明中使用了暗示古巴问题解决是“慕尼黑”的说法。其后，他们在《人民日报》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说，他们并不认为，在加勒比海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绥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与此同时，他们还说，古巴人民又一次战胜美帝国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古巴危机是一九四五年以来最危险的世界危机。世界处在热核灾难的边缘。苏联对古巴政策的目的——得到全世界进步舆论赞同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核战争和防止对古巴的侵略。核战争防止住了，古巴未遭侵略，因此，全人类应该首先感谢苏联。
这次协议是同美国、同帝国主义者达成的妥协解决。这损害了古巴的主权和国家独立没有呢？没有。相反地，苏联已经表明它是坚定不移地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五点要求的。我们对于慕尼黑了解得很清楚。慕尼黑事件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成为希特勒入侵的序幕。而古巴的边界保持住了。古巴仍然是西半球的社会主义堡垒。古巴问题的解决是古巴和世界和平的胜利。美国侵略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受到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各地进步人民支持的古巴人民能够像避免目前的危机那样避免今后的危险。
自然，两种社会制度间的对立将继续存在。但是，问题在于避免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斗争通过战争来解决，而是首先在经济竞赛的范围内进行，在经济竞赛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意味着必然的胜利。
自然，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间的对立将继续存在。但是民族解放斗争迄今的经验表明，这场斗争可能不经过世界大战而赢得胜利。
至于就这样的协议必须以不损害人民的利益为条件而言：这是共产党人的共同的基础。关于和平共处的部分所提出的目的中没有一条会损害人民的利益，相反，它们对人民的利益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进行争取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是否会导致它在内部问题上宣扬阶级合作呢？决不会。在我国，我们党在每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上一直同保守党人、垄断资本家、工党右翼领袖进行斗争。的确，争取那些了解在国内事务上进行阶级斗争的需要的工人了解要为在国际事务上的阶级立场而斗争，就是争取他们了解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之一。
从所有这一切来看，像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这样一个负责的共产党杂志怎么能够说，所谓“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只要能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就行了，还要区分什么阶级，区分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分什么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区分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区分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等等呢”？
谁都知道，“现代修正主义者”一词指的是同我们中国同志意见不一致的共产党。这种完全不负责任的指责简直不能予以认真对待。
核战争
我们的中国同志大大低估了热核战争的后果。诚然，他们说这将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但是接着他们争辩说，核武器的存在改变不了任何原则性的东西。他们在《人民日报》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说，如果核战争真的爆发了，“那就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不是人类的灭亡”。他们争辩说，“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民而不是核武器。
他们在同一篇社论中说，禁止核武器的道路不在于害怕得发抖。“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该充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义务宣传员”。他们的这种说法大概是暗示，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在核武器面前退却，心里害怕，从而一贯作出让步。如果社会主义的政治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制止核战争，他们就不是懦夫，而应该得到全体进步人类的支持。苏联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拒绝了帝国主义在苏伊士、伊拉克和古巴的原子讹诈。
核战争将造成帝国主义的灭亡，这是肯定的。人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幸存下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多么不可估量的损失啊！
对英国来说，核战争很可能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灭亡。还剩下谁在一堆堆放射性废墟中建设社会主义呢？
保守党政府故意向人民隐瞒热核战争给英国带来的真正后果。他们深知，如果人民知道了真相，就会掀起更大规模的运动来反对他们的罪恶的自杀的外交政策。英国的反对核武器运动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的；取得这种成就的一个原因就是和平运动和共产党宣传了核战争的真相。
这种作法不但没有使英国人民害怕得发抖和受到美国原子讹诈的影响，反而使他们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同美国政策脱离关系，并清除美国基地。在古巴事件的最严重考验的时刻，核战争威胁并未造成人们要求“让美国占领古巴——不惜一切避免核战争”。相反，口号是“拯救古巴—拯救和平”。
苏联拥有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核武器，这一事实已造成新的局势。用核武器进行的战争能够毁灭资本主义，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正是这一事实在帝国主义政治家中引起了分歧。这是达成禁止它们的协议的巩固基础，是主张和平共处的有力论据。
自然，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其它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但是像这样进行争论的目的何在呢？对我们和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热核灾难。和平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而且我们必须在没有核战争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不需要用战争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更不用说用核战争了。
禁止核武器将使帝国主义丧失其最厉害的武器。帝国主义
目前竭力抗拒的莫过于此。的确，决定人类的命运的是人民而不是核武器。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人民有战斗能力，我们才深信他们将赢得禁止核武器的战斗，帝国主义将要寿终正寝，而不用成亿万人民遭到核死亡。
八十一党声明正确地谈到这一问题：“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展开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八十一党的声明宣布，共产党人谋求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实现社会主义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后者取决于剥削阶级是否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在每一个个别国家中的实际可能性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一九六○年八十一党的声明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中的新的因素是所得出的如下结论：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世界新形势下，现在有机会“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并保证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
所有这一切中国共产党在两次世界会议上都是同意的。然而，他们继续发表的声明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一点。诚然他们还在说：“某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争取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但是，他们接着就争辩说“可能与现实……是两回事。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人民日报》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
我们党的有关英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一九五一年的《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已经作了说明。自那时以来每次代表大会都批准了这条道路。
我们的纲领说，在英国，由于历史和政治的条件以及世界力量对比的改变，进行社会革命的和平道路是可能的。政权是有可能取得的，议会是有可能加以改造，来完成根本性社会改革的。这要求发动群众性的政治斗争，要求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建立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起来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孤立保守党人和垄断资本。纲领提到社会主义政府可能遇到的抵抗，但是纲领相信，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这样一个政府是有力量来击败一切抵抗的。
统治阶级虽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国家力量来反对人民，可是它经常歪曲共产党对暴力所持的态度。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是明确的，这就是：一旦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他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击。
但是，中国的声明表明，他们并不相信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修改我们的纲领。对世界共产党的声明——这是列宁主义的立场——提出异议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八十一党的声明要求“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坚决斗争——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声明又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
我们党已经顺利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被击溃了，基本的共产主义立场保卫住了。结果我们的群众工作扩大了，党正在不断发展。
同其他党一样，我们也批评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中的修正主义立场，我们仍然保持这种批评。但是苏联争取南斯拉夫重返共产主义家庭的努力肯定是值得支持的。苏联共产党在进行这种努力的时候，并没有企图掩盖分歧，而是关心确使分歧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得到解决。
像过去一样，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倾向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但是公开的辩论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危险已经增加了。关于这一点的最极端的例子表现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政治立场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主义活动上。
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其实际政治涵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各党是否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来争取群众、击败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保卫民主免受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进攻、加强群众性的反垄断资本战线、向社会主义前进。
恢复团结
我们是非常不愿意参加就中国共产党、我们尊敬和钦佩的一个伟大的党提出的问题进行的公开辩论的。
但是由于这个辩论目前的规模以及资本主义报纸对待这次辩论的态度，表明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对我们党员的责任。
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在准备八十一党一九六○年会议的时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其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中公开提出的问题。我们向我们的党报告了我们的代表团打算在那次国际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这种以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代表大会的决定为基础的立场同我们的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许多立场有分歧。在会议以后，我们向党员的集会报告了辩论中的主要问题，主要党所采取的立场以及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完全支持这次世界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是同我们的观点相吻合的。从那时以来，它们鼓舞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重申我们运动的团结的基础在于遵守一九六○年世界声明。
目前我们各党所面临的严重考验是我们怎样履行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促进我们运动的国际团结。分裂的道路就是灾难的道路。
现在西方帝国主义联盟充满分歧。但是他们正在进行狂热的努力来弥补分歧、结成反对社会主义、民族独立和和平的统一战线。这些努力一定要失败，因为这些分歧是不能解决的，工人阶级运动配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和民族解放斗争一定会在争取和平共处、民族自由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我们的分歧不是解决不了的，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的阶级地位中没有客观基础。相反，可以而且必须克服这些分歧。
让我们用共产主义的团结来回答帝国主义的分裂吧，我们的共同胜利是肯定的。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
丹共主席耶斯佩森和《国土与人民报》主编卡尔森对《国土与人民报》记者的谈话
丹共主席克鲁特·耶斯佩森和丹共机关报《国土与人民报》主编威吕·卡尔森，在分别出席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对《国土与人民报》发表谈话，他们在谈话中着重谈论了上述两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的情况，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国土与人民报》刊登了这次谈话。
耶斯佩森说，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所以受到批评是由于它对解决古巴危机所持的态度，这一危机的幸运的——至少暂时是幸运的——结局，首先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与赫鲁晓夫的勇敢和明智的行动；其次也是由于中印边界冲突得以发展的那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
“在布拉格，中国共产党由于它在阿尔巴尼亚受到批评方面所持的态度而遭到严厉的指责。对阿尔巴尼亚的这些批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否则，共产主义运动就不是共产主义运动了。”
卡尔森补充说：在意共代表大会上，“人们最强烈地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以及他们在古巴危机问题上的言论，在一些言论中，他们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进行了最粗暴的指控和谩骂。人们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无视这些而支持和袒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
他接着说：“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客人赵毅敏首先攻击了南斯拉夫，他认为南斯拉夫行为有利于美帝国主义。他并说，铁托集团抛弃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使资本主义复辟。
“除了这种当然显然错误的批评外，赵毅敏还对意共内政纲领，尤其是它的在意大利社会内进行民主的结构改革的要求进行了批评。
“陶里亚蒂在他的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每一个党都有权为自己的国家制订政策，不受外来干预。我们丹麦共产党也同样不希望别人来干预我党的纲领或政策。因此意大利人拒绝了中国的批评，坚决认为，不能接受其他党的干预，是很可以理解的。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干预过你们的人民公社，也没有干预过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到底开放了多少种花。”
卡尔森继续说：“中国人并不隐瞒他们认为意共的纲领是‘修正主义的’，因为它和我们的纲领一样，是建立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的。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工人运动的政策及其组织是强大的，受到农民及其它广大人民的支持。但他们当然也强调指出，这种可能性全要看反动派对人民夺取政权及建设社会主义持什么态度。意大利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正是夺取政权。它强调，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维护和平。”
耶斯佩森在回答“和平共处的原则看来是意见分歧的主要点之一”的问题时，作了肯定的答复，并说：“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人都正是批评了和平共处，尽管他们看来并不公开这样做。但他们，譬如说，把和平解决古巴危机说成是‘投降’。实际上，他们对在赫鲁晓夫领导下所实践着的和平共处的态度，是完全违背作为我们党与其它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基础的各国共产党莫斯科宣言的。
“在这个方面可以列举许许多多阿尔巴尼亚的可怖言论和文章。中国方面正是把这些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称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中国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这样的论调：谁认为今天争取和平和取消军备的斗争是首要任务，谁就把和平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
在答复“有人说共处的口号意味着削弱阶级斗争”这一问题时，卡尔森说：“和平共处是以最小的牺牲开展阶级斗争的最好土壤。意大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今年的头十个月中，罢工斗争之多为一九六○年的三倍。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决不同于阶级之间的和平。”
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卡尔森说：“因此，断言帝国主义绝对能成功地发动一场战争，断言它是纸老虎同样是错误的。今天有可能避免一场世界大战，可以保证和平共处。”
耶斯佩森最后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意见分歧时主张“必须通过公开辩论来解决”，并说，“我们希望，这一辩论将获得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积极结果。”
耶斯佩森并重申丹麦共产党的态度说：“研究我党的纲领就会发现，我们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和平共处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我党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对这些重大而主要的问题的特殊观点。我们同意布拉格和罗马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所表明的看法，我们要说清楚，中国的估计与我们自己的估计是不一致的。正如罗马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教条主义意味着锁链。”
丹共《国土与人民报》二月六日发表的易卜·内隆的广播谈话
丹麦共产党机关报《国土与人民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刊登了丹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易卜·内隆在丹麦国家广播电台所作题为《今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播谈话的全文。
内隆在作了关于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的解释以后说：“当前的争执恰恰关系到（莫斯科）声明的主要点和声明的路线是否正确。这清楚地表明，这决不仅是宣传词句。如果问题只是一些空洞的词句，人们是犯不着这样去争执的。
“这里不可能谈很多细节，只需说，在一段时期内来自阿尔巴尼亚而最近又来自中国方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攻击的根本点是，（他们）教条主义地对（莫斯科）声明中所提到的出现在我们时代的各种新的可能性缺乏理解，对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和平取得胜利缺乏信心。他们由此得出一系列错误的政治结论。倒不是说他们希望或在致力于战争，而是说，面对其他同样希望和平的人，他们没有以必要的坚定性、灵活性及坦率来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具体危机的形势下，这就产生了严重的，消极的后果。”
内隆接着谈到了“古巴危机”，并认为“这就加剧了正在进行的不同意见的争执”，他说：“古巴危机得到了一种既保卫了和平，又维护了古巴的独立的解决，这是和平共处政策的胜利。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和赫鲁晓夫作法的结果，他非常坚定和有远见地利用了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以及世界舆论的影响，使美国策划的侵略遭到了破产，阻止了一场原子战争。这里，他坚决地使一切表面的威信考虑服从于保证最重要的东西：和平和古巴的独立。实际上，这是典范地运用（莫斯科）声明的政治路线。但是，这引起了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方面的猛烈攻击，说有人——看来特别是赫鲁晓夫——‘讨好帝国主义’、‘胆小如鼠’。这些显然毫无意义的指责，我们只能从那些煽动肯尼迪不顾一切诺言对古巴或对其他地方进行‘打击’的人那儿听到。
“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他们并没有说清楚。就阿尔巴尼亚人方面来说，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他们希望的是‘针锋相对’，不作任何让步——也就是说进行原子战争。后来中国所认为的，一个战斗的民族——在这儿也就是说，古巴——比任何武器更强有力，这看来只得理解为，应该让古巴人单独地去抵抗美国的侵略。古巴人会把这样一场战争进行到最后一个人，这肯定是对的；然而在美洲半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会剩下些什么呢？显然，眼光短小的、错误的态度在这里导致了空口说大话，这种空口说大话实际上又不能不导致既不利于和平又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冒险主义政策。”
内隆接着谈到中印边界问题，他说：“如果人们把古巴危机的积极解决与印中边境冲突长期来的不良发展作个比较，事情就更加清楚了。这是一个只能协商解决的问题。它涉及这种国家之间的分歧，对于这些国家，具有现实感的人是不会认为其中一方有侵犯或压迫另一方的企图和条件的。他们之间的边界事实上从未划定；而争议地区又是世界上最荒凉的。然而，双方却让争吵发展成战争冲突——只能使有机会插手干涉的外国帝国主义感到高兴。这不是什么对和平事业的良好关怀；人们希望双方现在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接着说：“人们会自问，中国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什么。这儿人们有理由回忆起中国人在他们的历史发展中，在进行武装斗争或反对非人的压迫时只用‘针锋相对’来对付帝国主义者。这里，过错不在他们，而在帝国主义者；更甚的是，帝国主义者还排斥他们，不让他们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不管是什么原因，错误的路线终归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拒绝。共产党人就这样做的。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按照（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前景，十分坚决地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进一步进行下去。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把中国人甩掉，相反地，这是说服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努力，说服他们相信，对他们来说，也只有遵守他们曾赞同的共同路线才是正确的。
“人们会问，目前是否会有共产党人为了迎合中国的观点而离开和平共处政策的危险。不，没有这种可能。正如上面说过的，共产党人的经验是，原则问题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是不能、也不会被拿来作交易的。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对共产党人说来是从我们这个时代最殷切的要求本身而产生的原则。”
内隆最后就“目前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说明“正确的有原则的态度是导致团结的道路”。他说：“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方面提出了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政策；共产党人拒绝了这一政策，继续贯彻他们的原则路线，（莫斯科）声明的路线。这样做所取得的成果和南斯拉夫人的经验已经使他们的政策在外交政策问题及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又（向莫斯科声明的路线）接近了。一切迹象表明，这种接近将会继续下去。
“因此，共产党人也乐观地看到逐步克服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的分歧的可能性。目前的局势是困难的，这是不用掩饰的。然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找不到任何利害冲突会使中国共产党有必要与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对立。中国的特殊观点产生于主观原因，产生于不符合现实的狭隘性。因此在经验的影响下，通过心平气和的意见交换，他们的特殊观点是会改变的。
“人们曾问到过丹麦共产党人在这种发展中所持的态度如何。我们一切经验和考虑都告诉我们，（莫斯科）声明的路线才是正确的。从这种态度出发，我们在一九六○年制订了我们在丹麦实现民主革新的纲领，并拟定了我们的全部政策。因此，我们拒绝了阿克赛·拉森想把我们党变成修正主义政党的企图。当我们看到从那时以来，他们所发展的越来越反共，越来越没有社会主义气息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只能认为我们作的是正确的。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我们不会拿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换取‘资产阶级的威信’，而只要我们背弃社会主义，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一点。我们同样坚决地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教条主义观点。早在八十一个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就已经这样作了，而且从那时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作的。”
比共书记雷纳·贝伦一月十九日的答记者问
比利时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星期刊上刊登了比共全国委员会书记雷纳·贝伦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答复一系列问题的谈话记录。答记者问的摘要如下：
问：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的根源是什么？
答：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与和平运动的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加。
各国共产党应该考虑到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从而使自己的行动路线与之相适应。
正是在为了这种适应而做的努力的背景上出现了分歧。
这些分歧有点像一种成长过程中的病症。
问：谁追随了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的观点？
答：将阿尔巴尼亚与中国所持的立场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中国同志是在进行讨论，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是在进行谩骂。
此外，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支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
绝大多数共产党不赞同中国同志们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在这里或那里就没有一些同志支持他们的观点。
比如，在比共六十来名中央委员中，仅有一位同志支持中国论点。
问：如何解释在为争取和平的行动问题上，会与那些表示拥护和平共处的同志发生分歧呢？
答：特别是在作法的问题上，分歧明显地表现出来。
你们的读者通过《红旗报》和报刊了解到在加勒比海严重危机时期中所出现的互相矛盾的观点。我建议他们去了解并且着重研究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一次讲话以及《红旗报》所转载的《真理报》最近的一篇文章。
他们将会看到，支持中国论点的同志们虽然承认世界上存在着新的力量对比，但他们却未从中得出实际的结论。
中国同志们似乎没有看到，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强以及其占优势的时刻的接近正导致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新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使得达成有利于维护和平的妥协成为可能。
问：究竟是些什么矛盾呢？
答：社会主义向着占决定性优势的方向迈进，这种迈进在加强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运动的同时，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这种形势在最直接受到影响的资本家方面产生了激烈的反应。这就加剧了发生战争的危险，同时也证明资本主义的根本本性没有改变。
但是同样应该清楚地看到，向更富有侵略性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一个更加强大的、向反方向发展的现象。
自从美国在热核方面失去军事优势以来出现的新的客观现实，创造着不顾极端分子集团的反对而与那些宁愿在肉体上和经济上苟且偷安也不愿在原子战争中被消灭的资本家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那些怀疑越来越有可能不顾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的反对，而实现妥协的同志们，事实上是怀疑和平运动的真正的、不断增长的实力，怀疑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问：具有举世公认的光荣称号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竟然犯了这样的错误呢？
答：我很难确切地回答。
苏联共产党的经验以及斯大林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也许会有助于使人了解这一点。
在那些经济薄弱的国家，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重重包围的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困难，也可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使自己的政策适应新的现实时存在的困难。
帝国主义今天更加衰弱了，但它仍坚持采取孤立人民中国的做法，公开支持蒋介石并鼓励他进行挑衅。而且，美国至今还呆在福摩萨、南朝鲜、南越和日本。
因此，很可能由于这个事实，人民中国比其他地方更强烈具有这种倾向。即认为如果向群众解释说可能考虑达成有利于和平的妥协，就有麻痹群众斗志的危险。
不过，我们不认为这种恐惧心理是正当的。
问：如何才能消除这些分歧呢？
答：纠正错误的洪流是势不可当的。
这一洪流在苏共二十二大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党内取得优势。
因此，尽管中阿两党所持态度造成了损失，但是在苏联大力的援助下，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仍是相当强大的，足以挫败挑衅和使侵略势力陷于瘫痪。
实践终将说服那些保守的人。
问：比利时共产党如何才能协助消除这些分歧？
答：只要有必要，我们便会把我们的看法告诉各兄弟党。
但是，首先我们的活动要遵循我党历届代表大会制订的路线并努力取得最好的成果，这样才能考虑我们对讨论做出的贡献。
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草案
比利时共产党《红旗报》一月二十五日发表了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草案。提纲草案第五部分中的第七十六条全文如下：七十六、在最近一段时期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某些观点分歧。
一个时期以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公开表现了反对各国共产党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国际会议上共同制定的政治路线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约束力的决定的倾向。
这种倾向日益明显。它采取纯粹的诬蔑性的攻击方式，这种攻击与明目张胆的反共产主义者的攻击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倾向甚至企图在某些党内进行瓦解活动。
中国共产党非但不谴责这种态度，反而对阿尔巴尼亚的立场给以顽固的惊人的支持，并把其他党与劳动党发生分歧的责任归罪于其他党。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它的报章杂志中阐述一些显然违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立场的立场，并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进行尖刻的反复的批评。
我们的敌人是极其注视这些观点分歧的。他们正企图加剧这些分歧，以便坐收渔利。
奥共政治局委员马雷克一月八日在奥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刊《道路与目标》一九六三年二月号发表了奥共政治局委员马雷克在一月八日奥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报告摘要如下：
一九六○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人出版了一本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它包括了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在中国党的报刊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这本小册子以各种文字出版，寄给所有的党，并且还在我们这里较为大量地推销。这本小册子的实质在于，无视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宣言中也强调过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因此战争可以避免，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和不经过内战建立工人政权。这本小册子满篇引证列宁的话，以此来强调，即使在现时代，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内战也是必然的。
小册子不仅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说成似乎自列宁以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变化，而且在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退回到苏共二十大以前的立场。实际上，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也是与和平共处的方针紧密相联系的。两者都根源于这种认识：正是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保卫住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人民的主权，使他们免遭外国反革命的侵犯。
中国同志不满足于理论上的论断，他们在国际群众组织中作出了一定的结论。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他们着重指出，他们对于同和平主义的组织和人士的合作表示怀疑；他们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中批评对首脑会谈表示的积极态度；他们利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来批评战争可以避免的方针。一位中国同志说，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能够说战争发生还是不发生。他们说，指望裁军的可能性只能制造幻想，麻痹革命力量，使被压迫人民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中国同志利用并重视国际群众组织和国际团体，并不是偶然的。我们也还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怀疑防止原子战争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争取同盟者的必要性抱着狭隘观点，不仅对资产阶级的与和平主义的团体和人士，而且也对社会党抱这种狭隘观点。社会党在中国兄弟党的材料中是被称作“资产阶级”政党的。
不能否认，一九六○年中国同志的立场发生了某些影响。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巴黎首脑会议流产了，人们以为可以从
“戴维营”直接滑向裁军的某些幻想也随之破灭了。此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某种犹豫，害怕同中国同志的文章和讲话直接展开争论。回答是泛泛而谈，对这种论点和观点表示态度，但不直接引证中国同志的话。
众所周知，中国同志把对兄弟党的坦率批评，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公开批评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要苏共领导对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在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批评之后开始的这种批评负责。但是，难道人们不是很容易在恩维尔·霍查的长篇讲话的字里行间看到这种指责吗？怎么不先看看这种指责呢？另外，我们觉得，形式问题并不是决定性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一九六一年十月，恩维尔·霍查的党没有被邀请参加）上批评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周恩来在他的祝词中把这种公开的批评斥为一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因为这种批评是坦率而公开的。苏共二十大（原文如此——编者）揭露了一切之后，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还要沉默吗？难道要共产主义的旗帜重新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受到玷污，要最起码的法律感受到警察专横和司法罪行的污辱，要过去的悲剧又在作为悲剧性的戏剧重演吗？在党代表大会的范围内，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态度进行批评是必要的。
众所周知，与中国同志发生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拒绝二十大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关于与社会党的统一行动的政策、关于谴责个人迷信的基本思想。这从中国党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发表的材料中、从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以及没有说的一切中都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中国同志在引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时候，主要是引用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作用，对南斯拉夫的批评和关于解决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的段落，即禁止任何公开的批评，像中国共产党人所认为的那样。但是，这样便没有吸取正是由古巴危机的解决所重新证实了的莫斯科声明的精神和实质。
中国同志顽固地坚持原子弹根本没有改变战争性质的这种立场。他们在讨论中抽象地作了某些让步，偶尔（极少）谈到和平共处，他们甚至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北京《人民日报》对陶里亚蒂的回答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承认了实现禁止原子武器的可能性。
一味强调在战略上藐视帝国主义（因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是注定要灭亡的），只在策略上重视帝国主义的思想，也是不适应原子战争的性质的。
我们觉得具有代表性的是，“和平共处”一词在中国同志的材料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和平竞赛”的概念就根本没有。另外，中国同志只是以十分保留的态度发表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纲领，这个纲领同时也是直接告诉人们在和平竞赛中将取得优势的一个纲领。中国同志认为问题不在于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美国之上，而首先在于帮助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许，把这个观点看作是意见分歧根源之一的那些人是正确的。
古巴危机使得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歧十分明显地和公开地表现出来了。无疑，从十月中旬以来在中印边境发生的武装冲突这一事实在这方面起了作用。这从屡次提到的十二月十五日北京《人民日报》的文章的愤怒的答复中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从这篇文章中人们感觉到他们对于各个兄弟党对边境冲突的立场的恼火。这种立场是非常谨慎的，它们对毫无意义的流血感到忧虑，希望尽快结束冲突，对中国的军队尽管处于明显的优势，但开始后撤感到十分满意。这一问题在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的讨论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一讨论中，许多发言者都对社会主义中国和中立的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之间一九五九年所发生的冲突表示不安。它们的友谊曾经使得有可能举行万隆会议，向世界宣布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现在这两个国家打起仗来——而且是为了毫无人迹的不毛之地打仗！
事实很清楚，印度人在十月中旬开始进攻，他们也公开宣布他们进攻。但是这一事实由于中国强大而全面的反击不存在了。
十月二十七日北京《人民日报》在题为《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一文中说：“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尼赫鲁政府越来越深地投靠帝国主义”。这篇文章试图以引证尼赫鲁的话指出，这个人在一九四四年就已经代表了“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可是，十年之后宣布五项原则的万隆会议怎么会是可能的呢？在一系列国际政治问题上，为什么尼赫鲁一方面表示主张和平共处和裁军，而另一方面又使自己成为最凶恶的战争挑拨者发动疯狂的进攻呢？难道暴露尼赫鲁的“扩张主义野心”就真的能够为尼赫鲁要侵占中国的省份这一看法进行辩解吗？
我们觉得，对尼赫鲁的政策不仅仅是受帝国主义作为遗产遗留下来的边境问题所影响的。我们觉得，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同时是由于低估在莫斯科宣言中着重强调过的构成和平地区的亚非中立国家的意义所决定的。鉴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争取同中立国家结成同盟的斗争的确不是容易的。但是，争取结成这种同盟的必要性不仅在古巴危机中（这些国家在古巴危机中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停火建议之后，一批这样的国家在科伦坡会议上就解决印中边境冲突进行了重要的调解活动这一事实中得到了证实。
在经常引用的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中，把铁托集团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推行反革命总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政治掮客和走狗。”
然而这一说法对我们说来简直是不可接受的。成百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曾在南斯拉夫休假，正像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有许多东西使他们感到满意，也有许多东西不怎么使他们满意，但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发现一个资本主义的工厂主。
中国同志的主要论点——这是周恩来已经在苏共二十大（原文如此——编者）上所运用过的——是，公开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且也是违反莫斯科声明的。公开批评为什么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令人不完全可以理解。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不拘泥于讨论的形式。莫斯科声明规定在发生意见分歧时有关党的领导之间进行协商。人们就要问：这句话是否禁止公开批评。如果协商没有结果，如同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那样，那应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人们不得不反对中国同志的意见。
卢森堡共产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卢森堡共产党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就目前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通过了一项题为《战争是能够阻止的》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厄什举行的卢森堡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听取和讨论多·欧班尼同志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的报告以后，完全一致地声明：
卢森堡共产党人毫无保留地坚持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路线和决议，主要是：
必须反对和铲除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十分有害的个人迷信。
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
在今天有可能通过始终不渝的和平政策和联合一切和平力量阻止战争，保证不同社会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
最近的事件证实了这些认识的正确性。
美国通过威胁和准备入侵古巴及其在加勒比海的挑衅性措施，把世界带到了毁灭性的原子战争的边缘。苏联具有不可动摇的和平意志，它通过自己的使一切挑衅遭受失败的行动，通过缔结一种有利于和平和各国人民利益的妥协，同时赢得了世界和平与遭受威胁的古巴的独立。
苏联的始终不渝的和平政策的这一成就，也受到卢森堡人民和卢森堡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与最深切的感谢。这一成就表明，有可能制止战争贩子和保障和平。
莫斯科会议指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学说的基础上，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目标与行动上的统一和团结以及铲除一切可能有害于团结的东西的必要性。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企图通过反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欺骗性煽动，破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卢森堡共产党人最严厉地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负责人的这一危害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斗争的行为。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兄弟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掩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分裂行动并企图为之辩护。最近愈来愈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承认莫斯科会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议并阻止在自己的党内执行这些决议，尽管他们在上面签了字。他们把武装起义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他们仍然支持宗派主义的个人迷信，并反对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统一。
卢森堡共产党人同各国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一起，拒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和行动。他们把这种态度和行动看作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危险。
卢森堡共产党人将全力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目前情况下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卢森堡共产党人坚持忠实地和毫无保留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指示和决议。
卢森堡共产党人将同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一起完全一致地这样做，并完全信任过去和今天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先锋队的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和赫鲁晓夫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