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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些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编者按：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以来，先后有四十四个兄弟党，或者由中央发表声明、决议和告党员书，或者在自己和别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或者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其他方式，攻击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给我们安上许许多多帽子，什么“教条主义”，什么“左倾机会主义”，什么“冒险主义”，什么“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民族主义”，什么“宗派主义”，什么“分裂主义”，什么“军国主义”，什么“假左派”，什么“假革命”，什么“好战”，什么“侵略”，什么“反对和平共处”，什么“反对一切谈判”，什么“主张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什么“实行挑动热核战争的政策”，等等。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本报已经先后发表了许多兄弟党攻击我们的言论。从三月二十一日起，我们决定把有些兄弟党攻击我们的言论，我们还没有发表过的，陆续刊登。
这些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已经在全世界传播，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介绍给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读者看一看，这些兄弟党是怎样攻击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犯了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的错误。真金不怕火烧，真理是骂不倒的。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是能够思考，能够明辨是非的。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说，“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决定，对于苏共同志和其他兄弟党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公开的指名的攻击，除了已经答复的几篇文章以外，从现在起，暂时停止在报纸和刊物上作公开的答辩。理所当然，根据兄弟党之间平等的和有来有往的原则，对一切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的言论，我们保留公开答复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我们愿意在这里告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我们这一次只是把你们的奇文登出来，让人们欣赏，并不准备同时发表批驳你们的文章。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早已在你们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你们想必也希望我们把这些言论，刊登出来，帮助你们宣传。对于我们来说，把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登出来，记上一笔账，也是必要的。
捷共《红色权利报》一月十五日的文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一月十五日发表题为《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的方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意味着国际革命运动巨大高涨——正如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一切战线上取得的成就所证实的那样——的方针，把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方针，也是我党的方针，我们努力的目的在于在我们的全部政策中彻底地、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方针。在这方面，我们遵循着一致通过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原则。”
“但是事情表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列宁主义的方针却遭到教条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最明目张胆地宣扬深刻敌视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头子的立场是纯粹的分裂主义立场。遗憾的是，阿尔巴尼亚领袖们却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支持，这一点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从关于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的报道中，从他们的代表和新闻机关的一系列言论中，已经得知了中国同志们近来所掀起的反对国际革命运动中的所谓‘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逆流的高潮。这一高潮现在正进一步变本加厉起来。在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为了论证大家所熟知的论题，诸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同时，这些文章中断言，‘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现在的主要危险是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为了取得胜利，永远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有些人被帝国主义的貌似强大吓破了胆，完全丧失了对世界革命斗争力量的信心’；‘有些人为了活命而牺牲原则，抛弃工人阶级的阵地’。
“用词方面考虑得很不合适。‘某些人’的立场被刻划为‘叛徒’和‘胆小鬼’的立场，据说这些人‘在敌人面前害怕得发抖’，‘向敌人乞怜’等等，也不能不看到，这些文章的标题是为了说明，似乎现在已是鼓动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投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右倾危险、保卫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最急迫的时候了，并且照这些批评看来，只有一少部分人，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和中国同志们，才是真正捍卫这些原则的。”
文章在表示赞同苏联《真理报》一月七日文章观点以后说：“同帝国主义斗争——在当前条件下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积极的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会议上已经完全明确和具体地解决了，并在这些会议的文件中——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得到了阐述；这些文件的原则又根据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在许多党的代表大会上，首先是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所通过的苏共的宏伟纲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原则无疑地仍然是所有国家共产党人注意的对象。但是，已经提到的中国同志们的抽象的论断，缺乏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实际作具体分析的任何试图，给我们运动的队伍带来了不正确的观点和不信任的气氛。在这种水平上进行讨论，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会加深矛盾，而采用的这种途径——一会儿诬蔑这个党，一会儿诬蔑那个党犯了各种臆想的种种‘罪过’，如‘投降主义’，‘叛变’，‘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等，显然是最不合适的。
“遗憾的是，中国同志们显然并不以自己的讨论所取得的结果而满足。他们开始逐渐‘准确地指名’他们批评所涉及的人。当然他们在文章中究竟谈的是谁，这在以前也不是任何秘密。因为大致同他们的一般性的文章发表的同时，长期以来，在他们的刊物上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讲话和阿尔巴尼亚报刊的文章提供了不小的篇幅，这些旨在分裂我们运动的团结、反对苏联共产党及这个党的最久经考验的领导工作者的讲话和文章的明显的诬蔑和粗暴的挑衅性的特点，充分为人们所共知，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作这样的评价。
“所有这些事实，从开始起，就使我们——同样也使每个以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为重的人——非常不安。
“但是不久以前，中国同志们又采取了步骤，迫使我们来进行答复。首先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对我们整个运动的团结的关心，使得我们这样作的。
“众所周知，在我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同样也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各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指责我党企图破坏国际革命运动的团结。这一严重的指责，除了列举我们代表大会向党报告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分裂主义立场，并对这种立场坚决地进行了谴责外，未列举出一点其它理由。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把代表大会的这个作法说成是‘损害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行为’，并指责代表大会‘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公开和片面的攻击’。
“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个结论。任何愿意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更不必说它的代表大会，都不能隐瞒它同别一个党之间所发生的矛盾。相反，有责任努力公开克服矛盾。这在矛盾涉及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时，更应该如此。党不仅有权利对这些矛盾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这也是它的首要责任。归根结底，这对我党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符合它的民主的和国际主义的传统。如果说过去它对我党有效，当时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以最大的兴趣注视了国际革命运动的问题，并同自己的问题紧密联在一起来理解它们的话，那么今天在我们这里就更加有效。
“所以，安·诺沃提尼同志有理由地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说，我们不能同意这个代表团团长的观点，说我们代表大会公开地揭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立场损害着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安·诺沃提尼同志说：‘难道你们想要我们把头插入沙子中，不向党介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危险发展的事实和掩盖这些事实吗？我们不是与世界的生活这样隔绝，以致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发生的情况的消息传不到我们这里来。谁也不能要求我们在全党面前只字不提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正以自己的活动把自己从社会主义阵营中排除出去，并正以自己的政策、以自己的同列宁主义的运动格格不入的敌对性攻击，使自己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之外。我们在代表大会面前不回避揭露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也在我们的代表大会谈论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事情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在做些什么，宣扬些什么。’
“事情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谴责霍查—谢胡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成了保卫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保卫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要求，相反的，支持阿尔巴尼亚上层领导人则威胁着这个团结，违反列宁主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革命工人运动的所有基本问题的态度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同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利益处于完全的有目共睹的矛盾地位。他们装作一个样子，好像这种态度虽然可以被认为有分歧，但同我们的目的还是可以相容的——而特别是在加勒比地区危机之后（在这个危机中，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本质上同最具有侵略性的反动者是一致的）——这意味着诋毁我们的运动，损害它的威信，给它的队伍带来混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相信，阿尔巴尼亚集团的活动正将它排除出我们的运动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同它分离开来。
“必须指出，至于谈到我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我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关系，我们对这个英雄的党一贯保持着最尊敬的感情。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再次重复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道路——这条路使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了自由，为这个国家开辟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过去和现在，都激发着我国人民和我们全党的热情和称赞。正是为了巩固我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关系，由于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所保持的尊敬，代表大会才表示希望中国同志们‘真正彻底地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重新审查自己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紧密相联的重要的国际问题的立场’。
“十分不可理解的是，由于什么理由，中国同志们决定歪曲所有这些事实，是什么使他们紧接着在我们的代表大会结束后，他们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为题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的大部分是直接攻击我党及其最高机关——代表大会的。
“我们必须以遗憾的心情指出，中国的报纸对于我们的代表大会的真正讨论给予了很小的注意，甚至说——除去关于代表大会的讨论议程的简单消息和关于代表们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发言的歪曲报道外——没有找到地方，像在兄弟党间已习以为常的那样对我党在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问题作一个普通的报道。我们没有权利指示何人应写什么和不应写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并没有失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事件发展的兴趣，我们认为，如果要向中国人民报道我们的国家，绝不应采用如同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在其编辑部文章中所选择的方式。中国的读者在这一论文中丝毫也了解不到我们的成绩和困难，在代表大会上是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以及我们最近的目标和前景；在这篇文章中向中国人民说的，仅仅是说什么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以及在意大利同志们的代表大会上）某种‘破坏团结和制造分裂的逆流’达到了‘新的高峰’，这股‘潮流’‘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并据说这一潮流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
“必须提及，在刊登这篇文章的同天的报纸上，中国读者也可读到一篇奇怪的关于‘某些人’的议论，据说这些人今天已背叛了伏契克的遗言，他们不愿死亡而宁肯‘跪着活’，‘在狗窝里’活。这些人据说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也就是在编辑部的文章中公开说是也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的这一潮流的代表。
“这就是说，有一点应该是明显的；据说右倾机会主义潮流已渗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席卷了大部分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反对一个党的。我们党在这里，根据《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说法，差不多该是起主要作用的。
“诚然，我们的代表大会谴责了阿尔巴尼亚分裂主义者，对那些支持他们的人表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但是我们要问：我们党的机会主义在何处呢？右倾机会主义是在革命运动内部所宣扬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总和，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立场上的退却。我们要问中国同志：何时、如何以及在何处我们党——或者是它的代表大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过错？
“我们党引导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为了这些胜利，我们力求根据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精神，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形式的可能性。难道这一事实应该证明我们的虚构的‘机会主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说，‘机会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我们的道路的结果是我们工作的准绳。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二月的胜利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今天正在发展为全民民主的国家，它也是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难道为劳动人民的创造积极性巨大发展创造条件的加深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证明我们的虚构的‘机会主义’吗？难道我们强调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民主发展为全民民主，——对此，在今年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中说，全民民主是‘抽象的’、‘一般的民主’，因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吗？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批评家们也没回答，因为他们一点点也没有花点力气去作任何具体的分析，没有致力于以任何具体的事实来证明其关于我们党的一般论断。同样，对于其他党他们也没有费点事去作这种分析。
“指责这一或那一党是机会主义或者有任何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前提条件是要在事实的基础上证明这一倾向，揭露这一或那一党所持的真正立场是不正确的。否则这种指责就是缺乏任何根据的，只能有助于散布极端有害的不信任。
“似乎中国同志决定采取一个他们并未彻底想透的步骤：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活动，称一切批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活动的人为‘机会主义者’。他们所遵循的逻辑大致是这样：你们指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为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那好，你们自己就是‘修正主义者’。一般也不举出证明，在必须提出的地方，就生造事实。但这是未必能导致积极结果的逻辑。”
文章在谈到去年十月加勒比地区事件时说：“或者让我们再提一下去年秋天加勒比地区的事件。批评我们的代表大会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也谈到这些事件。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仅仅要找几句关于苏联在解决加勒比危机中的作用的话也是徒然的。文章正确地强调古巴人民的英雄行为，但是，同时它却对谁在古巴人民为争取自由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雄斗争中给了他们最大的支持，谁在这热核战争危险威胁着人类的严重时刻担负了主要责任重担缄默不语。不仅如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警告’——据说不可让‘帝国主义的核子讹诈弄得仓皇失措’；好像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一样，好像真的有人这样作了一样，好像对古巴的进攻不正是首先为苏联和支持苏联政府的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坚决立场所挫败的一样。在这里一切关于缺乏英雄气概和关于据说是有人害怕付出的‘巨大牺牲’的必要性等的议论自然很难称之为别的，再怎么样也得说是本末倒置了的。这无论如何不是文章自称的对情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恰恰相反，正是在有关这一具体情况的问题上，在有关作为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主要力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的问题上，这种议论具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及不负责任的左倾空谈所特有的性质。
“这种不负责任是不可能用任何东西来加以掩盖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虽然试图掩盖，但是简直是令人惊奇地不成功。‘全世界都知道’——文章写道——‘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进攻性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什么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首先，为了明确起见，必须指出，没有人‘指责’中国同志，说他们想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但是问题在于，由于不可理解的理由，他们谴责制止了这一战争的爱好和平的政策。他们系统地要使苏联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爱好和平步骤受到怀疑，贬低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旨在解决如全面彻底裁军，解决德国问题等的和平斗争的主要问题。
“另外，未必有人会‘指责’中国同志，说他们没有用武器帮助自由的古巴。但同样苏联所提供的这些武器的非常有效的帮助，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意味着‘冒险主义’。对此，不断谈论世界上革命运动的发展的中国同志们，也许是该知道的。冒险主义表现在削弱和平斗争的不负责任的观点中，表现在忽视世界战争的现实危险中，表现在忽视世界战争对于人类的有害后果中，尤其是当这一切被得到传播的假革命词藻所掩盖，而对必须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国家又没有给予现实援助时，更是如此。”
文章在谈到“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整个整个民族的存亡的问题，是热核战争还是世界和平的问题”之后说：“大家清楚地知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国际会议的所有文件中都强调了争取和平和彻底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的首要意义及这一斗争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的有机联系。今天中国同志们常常引证这些文件的思想，以便一会儿证明他们的这一论点，一会儿又证明他们的另一论点。但是也未阻止他们不去用自己的理论来代替这些文件的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则在事实上以一种不可允许地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分割开来的理论来对抗宣言和声明中的一个基本论点。
“他们不喜欢的是，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我们运动的首要任务，和各国共产党为它进行着许多工作。根据他们的理论，争取世界和平的努力只是策略目标，而推翻帝国主义才是战略目标。如他们所强调的，策略服从于战略。那么，争取和平的斗争也得服从于同帝国主义的‘公开’斗争的任务了。而这就叫做‘辩证的’概念！这实际上仅仅是经院哲学。事实表明，提出这种经院哲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把战略和策略对立起来，使战略和策略任务脱离，是要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们只需从策略上重视它，而战略上要蔑视它的原来的理论找根据。‘不承认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人’——在《红旗》杂志最近一篇文章（《革命的辩证法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中写道——‘被帝国主义表面上的强大所吓倒，对帝国主义抱着敬畏的心情。’
“根据这一完全把战略和策略分开的理论，传播着一些观点，诸如：全面彻底裁军会削弱民族解放运动，而那些贯彻裁军政策的人差不多被当作各国人民自由的敌人。裁军会给人们的和平生活带来必要的保证，会同时给各国人民的自由言论创造自由的天地，会最终和永远地消除帝国主义大国干涉他们内政的可能性——这好像还并不清楚似的。然而教条主义者们和宗派主义者们却不理解这点或者不愿意理解这点。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现实的具体的世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而那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应当看到这点——历史日益明显地为社会主义而工作。教条主义者们在自己的论点中谈到有人‘过高估计’帝国主义而‘过低估计’人民群众。他们把和平斗争和革命运动、把裁军和民族解放运动置于矛盾地位，这只表明，控告者自己列成了被告：在关于人民的‘革命性’的词句后面，掩藏着对人民的能力和创造力量的不信任。人民群众渴望和平并为争取和平而斗争。这无论如何不会削弱他们的革命精神。
“我们的批评家们的一切论点实际上只是鼓动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的’斗争，并同时为蔑视那些‘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力量和‘害怕’这些力量的人创造基础。
“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玩弄‘革命’二字是不够的。怀着事先想好的企图：在强调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外衣下贬低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意义——在当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不能不与劳动者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这一斗争——用关于战略和策略之间的关系的词句来代替阶级和国家力量分析的教条主义方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根据上述文章，美帝国主义‘在国内开始推行法西斯统治’，‘甚至逐步放弃了民主和自由的伪装’（按中文原文应为：‘民主自由的影子在逐渐消失’），‘这样就引起了美国人民越来越多的反对’（这种一般的论点却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同时我们可以毫不担心地刺激这个法西斯怪物，因为从长远看来，它是必然要死亡的，它已经陷入了某个历史的笼子。据说我们也不应该为其有‘原子牙齿’、是用热核武器和火箭武器武装起来的而感到不安，因为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严重的错误——我们就会‘过低估计’群众的力量，并会表现出勇气不足，‘害怕牺牲生命’，这就是革命者的不高尚的性格。”
文章说：“共产主义的胜利确实不会白白地来到，而真正的革命家是不怕牺牲的。然而这就应当意味着，共产党人不应去考虑这些牺牲是否符合于目的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共产主义革命必须是不顾一切的，不择手段，不许有任何妥协，甚至要神化毁灭性的力量——这种说法从什么时候起生效的？”
文章说：“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例如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所作的、被恩格斯称为英雄的行动的关于第一国际进一步命运的决定也是有教育意义的。马克思不顾左倾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反对，争取做到了使国际工人协会——他是协会的奠基人和灵魂——退到后面去，因为它的活动只有在‘导致工人运动流血的牺牲的代价’下才能继续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六五页）马克思——对他的革命性很难置疑——很显然在面临不必要的牺牲前面给予退却以优先的地位。
“然而我们已经听到指责我们党是机会主义的批评家们，在这一情况下如何地引用具体的历史情况并提醒我们说，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工人运动还弱，因此马克思做的是正确的，而现在我们的运动是强大的，因此我们不必为任何牺牲感到吃惊。
“但他们用不着感到不安。我们充分地考虑到了我们的运动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将进一步强大起来的事实，我们只是想强调指出，事情不在于害怕，也不在于胆大！事情在于共产党人在当前时期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文章说：“今天，当帝国主义者准备热核战争的时候，但同时也出现了通过一贯的和平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时候，当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人如何负责而慎重地对待这个任务的时候，如共产党，特别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的党的历史责任就无数倍地增长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个历史责任并不导致以牺牲革命成果或甚至我们革命的前途为代价的让步和妥协。只有那些决定诬蔑我们运动的人才能硬说出诸如此类的违背明显事实的话。对妥协和让步的效用不能作一般的、一劳永逸的评价，而是永远要同这个或那个行动，同具体行动的分析联系起来进行评价，然后才可以宣称，这个或那个让步是不正确的，有害的。然后，才能批评这个或那个党。否则，一切都只是无结果的卖弄才能，这只会导致多余的分歧的尖锐化。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尽力避免这种形势，相反要尽一切努力，使任何的争论和分歧都不至于使各国共产党脱离它们的主要任务，脱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文章说：“我们必须指出，下面的事实使我们感到严重不安，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发生了这种事，列宁的党，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中有着无限功劳的党成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魁首们攻击的对象，而这种攻击甚至得到了中国同志们一再的和系统的支持。
“我们并不讳言，我们之所以在我党十二大讲坛上——这以前就已在我党负责人的讲话及报刊上——毫不犹豫地和尖锐地谴责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立场，上述情况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苏共旨在发展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及发展整个革命运动的行动，每天都在证明，那些对于它的政策的攻击是多么无根据和无理。苏共是尊重每个党的平等的范例，它敏锐地、细心地对待每一支革命队伍的问题，从各方面帮助它。由于苏共的功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个人迷信所进行的原则性批判的基础上，在各国共产党的生活中彻底恢复列宁主义准则的基础上，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高涨和胜利前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真正奇怪的是，正好在目前，当苏共在彻底地发扬着共产党之间关系中的列宁主义准则的原则时，会出现这样一些诽谤者，他们不惜沾污这个党的国际主义性质。
“在一九六○年八十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议上得到公认的苏共的先锋队作用渊源于：这个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最有经验、最久经考验的队伍；它正开拓着走向共产主义明天的道路；它在争取工人阶级的胜利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展的共产主义建设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原则性的意义。苏共的先锋队作用不像我们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一党对其它各党的领导权，意味着整个运动服从一个党。对于这种领导权的担心是可笑的，根本说不通的。苏共的先锋队作用并不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矛盾。苏共的先锋作用是历史形势的一个表现。这一历史形势使苏共居于前列地位。正如宣言和声明所强调指出的，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订政策。不管任何一个党的地位如何，也没有给它不同意其它党的任何特权。这些原则——《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再次提到了它们——特别是苏共正是在积极地加以贯彻。
“但是，要是把各党的平等理解为运动分裂的论据，那就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粗暴歪曲。承担着最大责任的党受到巨大的尊敬，这是自然的。我国共产党认为，苏共的历史地位是如此重大，因而，我党认为对苏共的关系对每一支革命队伍来说，都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试金石。
“我们不掩盖情况的严重性。已产生的争论具有着不能低估的性质，它不是党与党之间通常发生的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分歧。但我们坚信，这些争论最终是会得到解决的，它们不可能把反帝斗争的主要共同任务挤到后面去。但是，必须使我们整个运动注意它在八十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签字的声明中所承担起来的义务，那就是：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不采取任何破坏这一团结的行动”。
文章说：“但我们不认为，差不多攻击了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并谴责它们是机会主义的中国同志们的文章，会有助于为共产党之间解决矛盾的会谈创造有利条件。这些文章中充满了高傲的语调。我们已经指出，我们代表大会是因为什么理由和用什么形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它重新审查其对于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的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我们代表大会的这个请求的反应如何呢？文章中说：‘捷共某些领导人……竟走得如此之远，要求‘重新考虑’自己对重要国际问题的立场，甚至把对中国的这些诬蔑和攻击公开在全世界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作适当的答复。’
“而他们的答复就是：我们党被指控为机会主义和企图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我们要求中国同志们重新审查自己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有关问题的立场方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对中国的诬蔑和攻击’。中国同志们主张党与党之间的会谈。但怎么能够建议会谈而同时又事先拒绝有可能要重新审查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态度呢？这种会谈能导致什么结果呢？难道也许这种会谈只是为了让某些党以被告的身份出现，而另一些党则事先就占有了不会犯错误的裁决者的身份，这种对待党与党之间的会谈的态度不能认为是列宁主义的。”
文章在摘引了列宁关于对待错误的态度的词句以后说，“在列宁这些指示的照耀下，《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发出非常奇怪的誓言，说什么中国同志们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动摇不了的’，任何时候也不服从‘任何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挥棒’。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偏见，援引历史上的类似现象，把自己现在的地位同布尔什维克党在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中的地位相提并论。
“这种历史类比法是为了增加中国同志们指责纯系臆造的‘机会主义’并与之作斗争的勇气，照他们看来，绝大多数共产党都陷入了‘机会主义’。我们直截了当地宣布：这种历史类比法在现情况下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只是证明了文章的作者们的野心，此种野心同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特别是同下述原则性的论断：‘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不断巩固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国际义务’，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
“我党也不认为，机械的表决、绝对的多数票，是能够决定谁是谁非的问题的。但这难道意味着对大多数的观点仅只是摆摆手，并断言说，问题不在于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从而来掩盖每个党不断地审查自己的立场、反复地考虑自己的立场并用事实对照自己的立场的责任吗？令人不解的是，只有中国同志们可以无视绝大多数（《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中将此轻蔑地说成是‘虚假的多数’）所采取的、体现在共同文件中的立场，甚至轻率地把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看作是机会主义的党。轻蔑这些党的实际斗争，轻蔑这些党付出无限牺牲和巨大努力的道路，是不能容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一面可以简单地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并由他们庄重地握住的旗帜。中国同志们自己最终也清楚地知道，赢得这个旗帜是如何的困难。当一个党一旦成了国家中的领导力量时，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是同样困难的。
“什么是决定这个或那个党是否继续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学说，是否没有离开这一学说的东西呢？决定这一点的只能是这些党的行动、它们的政策的整个实际结果。我们认为，表示不同意中国同志们的做法是自己的义务，他们不顾国际革命运动近些年来的成果和发展，轻率地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最严重的指责，指责它们离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种做法不能表示同意还更由于，它是与口头上呼吁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同时连在一起的。
“我们不认为，掀起同‘内部敌人’斗争的浪潮是有利于我们的运动的。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及其通过世界大战毁灭整个民族从而阻止历史发展的企图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如磐石般地团结一致。”
捷共《红色权利报》二月十二日的社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发表了题为《主要的东西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的社论。摘要如下：
昨天（二月十一日）我们刊登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真理报》的题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致，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编辑部文章。这是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文件。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运动内部在当前世界发展的若干重要的根本问题上发生了论战。
令人关切的是：一些个别的党的代表在这场论战中攻击所有的党共同制订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公开的论战，就会导致加深观点的分歧，严重损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曾经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最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停止论战，为召开一个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创造最有利的形势。这项建议已得到其他党的代表的支持。
但是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论述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它在文章中一方面说愿意“采取一切有利于和缓关系、加强团结的步骤”，另一方面却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提出无理的批评，片面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毫无根据地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对这个做法采取了立场，这篇文章是要求解决已产生的分歧和加强我们的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的新的主动呼吁。
我党欢迎苏联同志们的这个新倡议，认为这是为将来谈判创造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的一个重要的积极步骤。
不可能存在掩盖分歧的问题。问题在于以同志式的方法解决分歧，以使任何一个党都一刻不忘批评的目的，即：加强和扩大我们的队伍，不仅要捍卫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且要纠正实际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最糟糕的见解是思想狭隘的教条主义，它不关心我们的思想的实际效用，而只是大叫大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确像《真理报》文章所说的那样，要把（错误）钉在十字架上。在当前情况下，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在各共产党的关系中，必须表现出更大的耐心、更有分寸和更多的灵活性，从而有利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团结”这番话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
正如《真理报》文章所正确强调指出的，对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互相关系的方针、这种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问题。
众所周知，十五年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我们的运动之间发生了思想意识矛盾。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采取了粗暴的专横行动，作出了不公正的评价，走上了意气用事的道路，不容许任何思想分歧，粗暴地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什么局面，是众所周知的。这无助于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绝对平等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且也意味着加深南斯拉夫同志们的错误，极大地妨碍了纠正这些错误。只是在斯大林死后，在苏共的主动之下，才开始在各个个别的共产党的生活中和党与党之间的互相关系中不断恢复列宁主义原则，为解决这个不祥的冲突创造了先决条件。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其他共产党的接近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时候，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这个党或那个党现在的或过去的错误，加以夸大，并千方百计地堵塞这条道路，那会对局势造成什么后果呢？掩盖不同见解是不必要的；隐瞒不赞成这个立场或那个立场，是不必要的；在朋友们之间，公开批评也应当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继续容许那种谴责那些真诚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且正在努力纠正自己错误的人们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方法。
我们也有一度吃过这种迷信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方法的苦头。
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曾经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谴责对苏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我党不能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继续粗暴地诬蔑许多党表示关切。苏共在这个方面也是对解决争端采取列宁主义态度的典范。它表现出最大耐心，现在又呼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回到社会主义集体的兄弟般的大家庭中团结和密切合作的道路上来。
同样为了我们的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支持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停止我们运动内部公开论战并为集体讨论引起争执的问题准备必不可少的条件的主动呼吁。
尤其是在现在，绝对不能容许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的主观主义和盲目的野心的表现。最危险的将是向民族主义屈服。同帝国主义的强者统治弱者、掠夺各民族和侮辱人类尊严的世界相对立的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诞生为各个民族展示出光明的前途。
有待于每个共产党认识到它对于解决这些困难所承担的一份责任，有待于它的代表表现出充分的诚意和责任感，尽一切努力排除任何可能损害我们的团结的行动，为将来的谈判创造必不可少的气氛，取决于各个个别的党的代表。
为了走上这条道路、克服现存的思想意识分歧和争论、加强我们整个运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而采取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行动，是《真理报》这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主动呼吁。
德国统一社会党《新德意志报》二月二十四日的文章
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二月二十四日发表题为《高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人民、全德国工人阶级、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阶级弟兄和战友，证明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自建党以来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所达到的政治成熟程度。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分析和概括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在极复杂的条件下，在紧张劳动的年月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会指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性任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得了不可更改的最后胜利。社会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些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促进了德国和欧洲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变化。
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德国统一社会党得以制订关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解决德国民族问题的纲领，这个纲领经过各阶层人民的深入讨论，已由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纲领和乌布利希同志在第六次党代会的报告，从理论上并且具体地阐明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进一步发展德意志第一个工农国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赛、在争取和平、在德国——世界政治的一个症结——贯彻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中的任务。德国统一社会党以社会主义的纲领，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德国的情况下创造性的运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已经着手实现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决议，实现这些决议，将把新的历史性的胜利记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上。
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与会的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他们之中有许多兄弟党的第一书记和主席）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斗争，对它创造性地解决复杂的问题的方法给予很高的赞赏。这种赞赏，特别是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我们两党，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对一切原则性问题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是对德国统一社会党责任重大的斗争的巨大支持。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问题的指导性讲话，特别突出显示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赫鲁晓夫同志代表苏联共产党，从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向所有的兄弟党发出了保卫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的呼吁，并且考虑到实际情况，提出了逐渐消除与某些兄弟党的意见分歧的具体建议。
苏联共产党提出这个倡议，再次证明了它在以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渝、始终一贯地为加强各个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致、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团结而进行着斗争，证明它是同它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的伟大责任完全相称的。
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各兄弟党代表的欢迎和支持。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在他的总结发言中代表德国统一社会党说：“虽然在某些根本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这就是说，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同这个建议，即不去公开意见分歧，以便在相互关系中创造一种气氛，以利于准备举行有积极成果的共同会议。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利益，也为了能干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曾同中国人民一直有着友好的关系——我们由衷地表达这种希望。”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而写的，在这以前中国兄弟党的报刊对这次大会几乎没有报道。这篇文章显然是中国同志对苏共关于消除意见分歧的建议的答复。北京《人民日报》说：“我们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一切有利于和缓关系、加强团结的步骤，以便改善气氛，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必要的条件。”
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人们对这种态度只能表示欢迎。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党报的这种表现，是与这种态度相矛盾的，这种表现证明，人们对中国党报似乎要继续公开论战所怀有的某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当北京《人民日报》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兄弟党进行无根据的和不公正的攻击的时候，人们是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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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的指导原则的斗争中，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从必须团结世界各国人民最广泛的阶层这一点出发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对于建立伟大的反帝统一战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共产党和工人党谋求国际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因此它们尽一切努力来促进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接近。在对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当中，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遵循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所遵循的，也就是这个立场。
对决定一个国家社会制度本质的一切特征所作客观的分析表明，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南斯拉夫，已经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政权，在南斯拉夫，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社会的财产，面对着这个事实，人们怎能像中国报纸不幸所断言的那样，认真地持有这个论点，说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已经复辟了呢？
德国统一社会党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的一切形式进行一贯的斗争。众所皆知，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这种意义下，从原则上批评了并且拒绝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制定的纲领。但是同时我们需要看到，一切都处在发展之中，在南斯拉夫也是一样，在这一发展面前把头钻进沙里，是对任何人无益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导人最近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采取的步骤，已经消除了对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经是错误和有害的许多东西。我们也能满意地指出，在争取和平、和平共处的斗争中，在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一致或广泛的一致。为了实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合作，和平、社会主义各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还有南斯拉夫劳动人民自己的利益，要求一项明智的政策。
因此，前已提到的北京《人民日报》的文章，指责德国统一社会党邀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团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让代表团长致贺词，是叫人非常不能理解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令人遗憾地恣意谩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此不能容忍。这种谩骂无论同莫斯科声明的文字还是同莫斯科声明的精神都不能相容，而且前此曾经明确地要求他停止这种谩骂。
如果说谩骂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已经是一个无用的斗争手段，那么，在关系到同那些在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态度的党澄清意见分歧的时候，这种谩骂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完全不适宜的。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的政策当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所进行的批评，便没有仇视和谩骂的语言，是原则性的和实事求是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始终支持通过它的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在第六次党代会上所作的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解决分歧的讲话。因此我们想暂不在公开论战中详细地反驳北京《人民日报》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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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是一定要解决的。但是这些意见分歧也无疑只是暂时性质的。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兄弟党联合起来的东西，把社会主义各国联合起来的东西，更加有力得多。
一切兄弟党立即遵循这个原则，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不进行公开论战，实事求是地澄清出现的意见分歧，把一致性的东西放在首位，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切身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兄弟党都必须积极地力争克服已出现的意见分歧，都必须用一切办法促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的加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是我们的强大的武器。社会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以共产党和工人党为首的、为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共产党人要能够完成他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剥削和贫困，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永远消除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也在现时代使人类解脱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梦魔，那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为解决这个伟大的任务，需要集中一切力量。
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一切兄弟党的全部力量应当集中于解决摆在作为一切进步的、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先锋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巨大历史任务。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致，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这篇文章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所有党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当中，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地把这篇文章及其解决同某些兄弟党的意见分歧的具体而实事求是的建议，看作是苏共为加强各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团结而作出的一项新的巨大的贡献。
《真理报》的文章，使某些帝国主义的政客和思想家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瓦解”、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所作的纷繁的推测，遭到了一次新的打击。法国有影响的极右派的报纸《震旦报》的意见是否可以说明这些人酒醉初醒的，这家报纸对《真理报》的文章写道：“西方应当清醒地观察事物，不要再以希望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自慰。共产党人并没有分手，而是在加强他们的已经拥有十亿多人的巨大的阵营，而在我们的西方阵营，裂痕倒确实是愈来愈深。”
波恩人士应当注意听听这个来自轴心伙伴的执政党派的声音，不要再打如意算盘。凡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大家庭内解决的意见分歧，我们会在我们当中解决。在波恩，人们应当为那些使极端分子的基础日益薄弱的事多操操心。
德国统一社会党是一个扎根于人民的强大的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不可逾越的堡垒。在同西德帝国主义及其盟国的斗争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别感到不断加强和巩固国际主义运动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必要性。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以机械地把思想意识问题上的分歧搬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范围。
德国统一社会党忠于自己的伟大的国际主义传统，忠于它在第六次党代会上通过的纲领，将永远尽它所有的力量来对加强各兄弟党的一致和团结作出最大限度的贡献。
保共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月号上的文章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刊登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写的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决定性条件》的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根源于社会主义的本性，根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政治、思想目的和利益的共同性。团结的这些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它们在客观上为日益紧密的团结创造着条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然而，在我们的队伍里分歧是会产生的。
“产生分歧的原因在哪里呢？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观点上，在对待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态度上和解决这些任务的方法上出现某些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兄弟党是在不同的环境和特殊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工作和斗争的。在探求较好的方法来解决党面临的复杂的政治、经济生活问题时，可能会出现一些片面的、不是永远正确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范围内的这类分歧并不导致而且也不会导致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们可能通过同志式交换意见而得到克服，这对于各有关兄弟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好处。
“但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在社会主义体系中，也会出现这样一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是由于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而产生的。众所周知，共产党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中产生、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党——这是一个活的机体。这是在残酷的思想斗争环境中进行活动的人们的人数众多的集体。在这一斗争中，个别党员，而在某些情况下，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个别环节由于受到异己思想的影响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毫不奇怪的。如果这种影响不及时地加以克服，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离心力的发展，导致派别活动，导致执迷不悟的活动家的蜕化变质。”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时注意蜕化变质的危险。可见，在原则上我们并不能排除我们的阵营里出现政治分歧的现象。然而十分明显，这里要谈的将不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或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或分歧，而是一个党的蜕化变质的上层分子同所有其他兄弟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歧。”
“执政的共产党最首要的职责就是全力关心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加强，关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这个职责的任何背离就等于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犯罪。我们感到非常遗憾，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恰恰走上了背离这种职责的道路。
“兄弟党深深感到必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它们作了许多努力，以便帮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认识自己的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并且放弃这条路线。这一点也表现在最近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以及在法国共产党十二月中央全会（一九六二年）上。这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兄弟党的代表在自己的发言中都不安地谈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正在沿着极有害的道路前进。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在这些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不是这样的立场。”
“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论点，即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不能对另一个党提出批评性的原则意见，因为这样做似乎是破坏一切共产党——大党和小党——平等的原则。
“我们完完全全支持各个共产党——大党和小党平等的原则，支持一个党不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的主张。但是难道这里所涉及的是这样的问题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已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裂，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政策，在当代根本问题上采取挑衅性的、冒险主义的立场。他们的行径早已不再是纯粹党内的问题了。它具有国际意义，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已成为世界舞台上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团结的道路上的障碍。
“历史责任感不仅授权批评这种破坏活动，而且，在进行了多次秘密协商的尝试以后，还使得公开揭露这种活动成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每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的义务。”
“同时，大家知道，绝大多数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我们这几次代表大会。例如，有六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要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会议。因此，在我们的这几次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批评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批评，而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一个党的领导的批评。不愿意公开讨论这类问题，就会使机会主义分子和派别分子更易于在我们的运动中进行活动。”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样一些正直的和忠于社会主义的同志，他们认为，分歧是不严重的，这是误解和没有协商而造成的后果。他们为了调解也反对公开辩论，他们认为，如果同分裂主义者很好地谈一谈，那末，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且立即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遗憾的是，这些人提议要走的道路不会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的，因为分裂主义者把一切不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场的共产党人都看作是潜在的同盟者，并且正在加强自己的派别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用沉默是克服不了任何东西的。”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一月八日在思想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一月八日在蒙古全国思想工作者会议上讲话。他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代表一致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并对中国同志的错误的、极端有害的行动给了原则性的评价，中国同志千方百计地支持和怂恿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这一点无论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帝国主义阵营都早已知道了。
中国同志最近再次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说什么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屈从帝国主义并向它们投降，说这些党的领导人“丧失了革命气质，变成了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人”等等，这至少是不负责任的同时也是傲慢的。
下面一点也不能不引起深刻的愤怒：中国同志认为，由于在加勒比海区域形成的危机而造成的热核灾难的威胁的消除是“玩弄热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绥靖主义”和不折不扣的“慕尼黑”。对兄弟共产党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攻击不仅不会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的加强，而且相反，导致着它的队伍的分裂，正在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应该十分肯定地强调指出，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大的危险。不能不看到，左倾机会主义在极端革命词句的掩盖下，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武装起来，力图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包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经过生活检验是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对这些问题的教条主义提法可以给任何党，执政的或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