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在群众监督下
本报记者 于德 林麟
坚决按制度办事
第三生产队正在召开社员大会。会计史惠芳向全体社员公布了去年十一、十二月份和今年一月份的收支账目。大家思考一番以后就开始提问题。老社员焦凤林首先发言。他说:“对买石磨那一笔钱我有个疑问。石磨是我经手买的,我记得是整整花了七十元,为啥账上却写了个一百四十一元?”听了这个问题,史惠芳先把有关买石磨的单据找了出来,然后向大家解释说:“不错,买石磨是花了七十元,可买来的只是个磨坯子,运回来以后,又两次请磨工加工钻磨,共开支工费四十元,磨工的茶饭等共折合三十一元,这两项是七十一元,加上原来的七十元,正好是一百四十一元。单据都在这里,大家可以查看。”接着,副队长邵玉秀也证明说,磨工费是他经手付的,数目也相符。他要大家想一想,公布的账目还有没有磨工费这一项,要是没有,就说明是对了。大家听了会计的解释,已经弄清了情况,又想了想果然没听到有磨工费这一项,因此对这笔账的怀疑也就消除了。关于账目本身,再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但是大家认为,理财大事还是得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办事。制度规定:账目要日清月结,按月向全体社员公布,这一次压了三个月是不对的。虽然这是因为会计参加劳动耽误了理账,可是大家说,当会计就该先把账弄好。大家又说,公布账目还是应该像从前那样先张榜,把一切收支细目列出清单,一个萝卜一个窝,也就不会有刚才那样的疑问了。队干部们认为大家提的意见很对,表示今后要坚决按制度办事。
大家不同意的事情不办
在山东省滕县龙阳公社史村大队住了几天,社员们这种对自己的干部严格进行监督的负责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发现,社员们对干部是满意的,对他们要求高,时时刻刻注视着干部的行动,帮助干部出主意,克服困难,也批评他们的缺点。大队干部们还列举了很多事实来表扬社员群众的这种主动精神:
一九六○年,大队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新建六间瓦屋做大队办公室。这一是因为当时的办公室太小,另外也觉得大队有这个力量,于是便着手准备起来。可是当社员史文钦老大爷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却有不同的看法,便来找支部书记薛振祥。他说:“振祥,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办公室又长不出粮食来,要是把钱省下来打两眼机井,那能多浇多少地?多打多少粮?办公室不够用,可以把村东南角的仓库倒出来,等生产搞好了,有了余底,再盖新的不迟。”用不着争辩,自然是这位老社员的意见正确。建造办公室的事就这样搁下了,并且按照他的建议,把已经准备好的砖拿去砌了井。
也是一九六○年,大队干部们还曾决定买三张办公桌,并且已经定了货,每张要五十元。后来社员们知道了,反对花这笔钱,于是干部们赶快去退了定货。直到如今,大队办公室的三张破桌子还是借社员的。
还曾有过这样一项规定:大队干部到公社和县里开会,每天发给伙食补贴费五毛。社员史文德对这件事提出了意见,他认为社员外出推车劳动,在路上买饭吃,才补贴五毛钱;去开会,公社和县里管汤管水,为啥还要五毛钱?——谁能说这个意见不对?于是这项规定被取消了。
欢迎批评争取监督
在跟社员们交谈中,我们进一步发现,这种监督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干部欢迎群众的批评,能够自觉地接受监督。有这样一件事:这个大队曾规定一项办法,给军属以补助,可是在去年小秋分配时,四队队长把这件事忘了。当军人史在芝的母亲向大队提出以后,党支部书记薛振祥立即要四队给本队的两户军属算了分配账,并在当晚和四队副队长史信芳一起把粮食送到这两户军属家里,当面向军属作了检讨。
史村大队党支部通过各种场合去争取群众的监督,主动听取群众的批评,把一切和群众有关的事情都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去处理。除了定期的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会议以外,支部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和老农的座谈会,通过这些会议,发动社员监督干部。党支部知道,有一些群众不愿在会议上发表意见,有一些意见在公开场合是听不到的,所以还特别重视和社员个别谈心和进行家庭访问。薛振祥甚至还交给妻子一项任务,要她特别注意搜集女社员的意见。
有一个时期,薛振祥发现有些社员情绪不高,就去找二队社员史文业谈心。史文业说:“咱管怎样干就是干不过队长。”原来他是对发工分票有意见。因为工分票在队长手里把着,评工后由队长发给社员,可是队长自己的也由队长自己发,这就引起了社员的怀疑,怀疑队长是不是明一份暗一份。经过了解,社员们普遍对这种作法有意见,他们要求在这件事上对队长进行监督,并且提出了具体办法:用两种颜色的纸张印制工分票,一种给社员,一种给队长。社员的仍由队长发,队长的则由社员推选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来发。后来又提到队长的家属和记工员,认为他们的工分票也应该由别人来发,而且记工员本人的工分也应该由别人来记。大队把这些意见统一起来以后,便提到社员大会讨论,社员们一致赞成这个办法,马上变成了决议。大家高兴地说:“这才是都淌汗的工分咧!”
支部还发现,有一些队通过集市的买卖活动不便于群众进行监督。因为这种买卖没有一定的牌价,交易手续也不严格,社员不好检查。经过研究,决定凡属这一类的买卖,干部一般不经手,要社员经手去做,有时可以安排两三个社员一起去完成任务,回来后,由经手的社员共同具名盖印出单据报账。
自觉地当群众的勤务员
在谈到对接受群众监督的认识时,薛振祥说道:“过去在村里当个头头脑脑就是当人头,群众得听他的;现在当干部是为群众服务,就得听群众的。”“听群众的”,这说起来容易,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作到。薛振祥给我们介绍了前几年这里有些干部的情况:独断专行,态度傲慢,爱占便宜。党支部领导群众坚决同这些人进行了斗争,在群众要求下,这些人被撤换了。通过这些斗争,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群众。现在,大多数干部能够自觉地在群众监督下工作了,大多数群众也学会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
是当群众的勤务员,还是当群众的上司?看来要作到自觉地接受监督,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是不是懂得了这一点就够了?薛振祥告诉我们这样两件事:一件是一九六一年冬季开展文娱活动,因为没有本着勤俭的原则办事,结果浪费了钱和粮食。另一件是去年春季,四队队长史在义没经社员讨论,就花四百多元买了一台电动机。当时还没有电源,所以买来以后就积压起来。社员批评说,要是当时把这些钱买肥料,长一年庄稼,这个电动机就赚出来了。薛振祥说,这两件事所以做错了,都是因为事前没有和群众商量,没有争取群众监督。
离开了群众的监督就要犯错误。史村大队的干部们在几年的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不但应该,而且十分必要。这个大队的干部大多数年纪较轻,工作历史不长,支部书记薛振祥也只有三十四岁,四年的党龄,生产经验和工作经验并不很丰富,考虑问题、计划工作就难免不全面、不周到。但是由于他们能够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虚心地听群众的话,就在经营管理和生产建设等各方面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
勤俭思想更加牢固
在群众监督下,史村大队的干部几年来学会了很多东西,社员,特别是一些老社员的优秀思想和优秀品质,在时刻地影响着干部,教育着干部,这些思想和品质逐步被干部们接受下来,变成了自己的行动的指南。党支部的同志们向我们介绍了几年来大队的生产和建设情况。他们说,在群众的教育下,一切从生产出发的思想、勤俭的思想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牢固了。几年来,大队的公共积累百分之九十五是用在生产建设上,其中大部分又用在水利建设上。这个大队的农田灌溉由辘轳头到水车,由水车到锅驼机、柴油机,现在已经有了电,今年将基本上实现电力灌溉,水浇面积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由于实现了水利化,去年的粮食亩产量已经达到七百八十五斤,过去在这方圆几十里内最穷的史村,现在已经变得最富,跑到别人的前面去了。
在群众监督下,史村大队的干部在成长,生产在发展,这个普通的村庄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2版()
专栏:

疏浚水沟 挖蛹灭蚊 清除垃圾
武汉积极开展春季卫生活动
新华社武汉十八日电 目前气候转暖,武汉市人民正在开展一次春季卫生活动,消灭越冬蚊蝇。
现在,武汉市的不少街道都成立了卫生突击队和突击组,人们集中力量彻底清扫厕所、粪坑和其他蚊蝇孳生地,并用药剂杀蛹。汉阳、硚口区的居民除大力挖蛹、灭蚊外,还填平两个大污水塘和一条污水沟,以杜绝蚊蝇孳生。江汉、江岸等地区居民在填沟、挖蛹的同时,还清除了积存的肥堆和垃圾。许多工厂、商店和机关,也积极展开挖蛹和清扫活动。一些卫生条件较差的酒厂、饴糖厂、豆制品厂、酱园和皮革厂,通过全面大扫除,彻底清除了糟类和残渣。不少学校的小学生不仅把校内打扫干净,还帮助附近居民捕灭蚊蝇。
全市各主要街道现在也都打扫得比较干净,许多小街小巷每天清扫一次到两次。卫生宣传队在街头巷尾宣传卫生常识,不少街道建立了经常性的卫生制度。
中共武汉市委和有关部门从去年下半年起,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对城市卫生工作的领导,全市卫生面貌正在进一步改善,群众性的除四害活动也取得了新的成效。有关部门还积极协作,增建、疏浚和整理了地下水道和水沟,加强粪便管理。仅在半年期间内,新装的地下水道支管就有五千多公尺,疏理维修的下水道干管和支管共达四十二万多公尺,使一些地势低洼的地区改变了长期淤积污水的情况。


第2版()
专栏:

北大教师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社会科学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质量提高
据新华社十八日讯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教师在教学中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教学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多数课程的教学质量有了提高。
这个学校的党委和工会为全校教师举办了《毛泽东选集》、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辩证法等五个学习班。许多鬓发斑白的老教师,都自愿地参加了这些学习班学习。大批年轻的教师也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作进修的一项主要内容。东方语言文学系十多位老教师组成一个《毛泽东选集》学习小组,先后提出了二十多个专题,有计划地进行了讨论。有些教师认为,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对正确认识这些东方国家的形势以及分析他们的历史和现状,都有很大的帮助。
近年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各系都普遍增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理论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的课程。在他们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和一些专业课程中,教师们也都非常注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提高讲授的水平。过去有的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大都以史料为主,内容比较繁杂,现在他们特别重视讲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增加了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内容,使学生对历史有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
这个学校的社会科学各系近年来还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由于许多教师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多数新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也在逐步提高。担任讲授古典文献专业新开设的《古典文献概论》这门课程的教师,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理论、党对文化遗产的方针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整理古籍的经验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且在教学实践中反复探索,使教学内容逐步丰富。


第2版()
专栏:

懂得工业技术才能更好地领导企业
北京针织厂党委书记石增寿结合生产实际认真学习
现在他对许多产品的生产技术过程,都相当熟悉。这使技术人员和工人更乐意找他谈心,使他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能了解更多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便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本报讯 “在工厂里,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不断促进生产的提高。党的工作人员如果熟悉生产技术,便于及时发现和支持生产中的先进事物,便于从生产活动中发现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把思想工作做到‘点子’上,就有利于在复杂的生产活动中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这是北京针织厂党委书记石增寿同志的一个切身体会。
北京针织厂是一个针织、漂染、缝纫的综合性工厂,生产环节多,设备也比较复杂。石增寿由于几年来刻苦学习生产技术知识,现在对各车间的许多机器设备不仅懂得一般基本原理,能识别主要部件,有的还能操作。许多产品的生产技术过程,他都相当熟悉。这些生产技术知识,已在他的领导工作中起了良好作用。例如,去年七月间,工厂试生产一种薄绒。漂染车间主任、老技师宋义生提出一个意见:按厂部下达的先炼漂再染色的工艺规程生产,工序太复杂,而且成本过高。他建议采取白水煮炼后再染色的办法。在技术讨论会上,有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用这个办法生产,色泽不如原来的办法鲜艳。石增寿根据平素学习的生产技术知识,判断出宋义生的建议很有价值,那些不同的意见也有道理。他就在会上对两种方案作了分析比较,启发大家按照多快好省的全面要求考虑改进方案:“我们不仅要求薄绒的色泽鲜艳,质量高,而且要求生产效率高,成本低。如果采取原来的工艺规程,色泽是鲜艳一些,但是会消耗过多的氧化剂,加大成本,并且使工序复杂化,效率不高。宋义生同志的建议弥补了原方案的这些缺点,只是对保持色泽鲜艳没有提出有效措施。我们是不是多想些办法,比如从调整染料配方等方面改进一下呢?”他的发言使许多技术人员的思想豁然开朗。经过两天的试验,新方案获得成功:色泽达到了标准,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生产效率提高半倍左右,成本降低百分之八十五左右,节约了大批原料材料。
这是石增寿及时发现和支持先进、合理事物的一个事例。但是三年前,他开始担任这个厂的党委书记时,由于不熟悉生产技术业务,也碰过钉子。那时,针织车间曾提出过“高速多路”的口号,成倍地加大机器的转速和进纱的路数。石增寿当时对针编织机器的性能、构造等生产技术不了解,只从把生产尽快提高的愿望出发,盲目地支持和提倡这个办法,而对另一部分同志提出的不同意见没有重视。结果,虽然产量暂时上去了,但是质量下降了,由于许多机器磨损加重,停台率提高,产量最后反而下降了。
这件事情对他震动很大。他反复地责问自己:什么叫党性强?什么叫事业心强?如果自己对生产技术不熟悉,怎么能够全面地分析什么是正确的应该支持,什么是错误的应该纠正?怎么能够更好地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地引导群众呢?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钻进去,熟悉必要的生产技术业务。
这个原来只有高小文化水平、染行工人出身的党委书记,学习生产技术知识会碰到许多困难。他抱定了当小学生的虚心态度,紧密结合各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持之以恒地、一点一滴地刻苦学习。他合理安排了工作,尽量每天都抽出时间下车间向工人请教。他常常站在机器旁边,看工人怎么操作,看机器怎么运转,不懂时“不耻下问”。逢到拆修机器,就帮着“打下手”。碰到本厂技术人员举办技术讲座,也常去做一名“旁听生”。他不满足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常请技术人员给他讲基本生产技术知识,自己也由浅入深,阅读一些有关的技术理论书籍。
石增寿学习生产技术,是为了做好党的工作,更好地促进生产。他平时注意凭借着自己学到的生产技术知识,透过生产技术问题抓思想,然后通过做好思想工作,促进生产技术问题的解决。这个厂的产品,原料材料消耗总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今年年初,同外地一家生产条件相似的先进厂的指标一比较,个别产品用料还太多。石增寿到车间去了解,发现有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棉布的加工余量偏大。他知道加工余量过大,就必然多消耗原料材料,这是用料多的重要因素。他又进一步了解加工余量大的原因,原来这些产品的用料定额都比先进厂高。他请主管这项工作的技术科干部一块研究。从工程技术人员的谈话中,他发现定额偏高的原因是一些技术干部对产品质量十分重视,但考虑经济核算不够。他们唯恐加工余量小了容易出次品,就把用料定额定高了。他便向技术人员指出,好和省应该全面考虑;不合理地加大用料量,不仅会造成浪费,还会掩盖技术管理上的漏洞。他希望大家处理问题不要单纯从自己负责的技术指标出发,还要把全厂的经济指标结合起来考虑。技术干部受到他的启发,重新核查了用料情况,合理修订了五种主要产品的用料定额。其中五十一厘米的西式绒衫裤,每打用料定额从三十一点七三平方米降为三十点八○平方米。用料定额合理降低以后,促使生产工人更加精心操作,结果不但实际用料量比定额还低,而且产品质量也提高了。修改定额后的二月份,西式绒衫裤一等品率由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四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五八。
石增寿熟悉生产技术以后,还使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感到同他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更多的人乐意找他谈心。全厂六个工程师、两个技师和三十多个技术员,现在都同他很熟识,不少人同他无话不谈。这就使他进一步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使他能了解更多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便于更好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领导水平。
石增寿不但自己钻研生产技术业务,还常常劝勉其他干部也这样做。在工厂党委的倡导下,全厂的技术和业务学习空气相当活跃,对全厂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第2版()
专栏:

老红军王育才坚持延安作风
进城十多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注意教育职工珍惜国家资财
新华社十八日讯 现任广州市纺织品公司仓库主任的红军老战士王育才,进城十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受到年轻一代职工的敬佩。他几次被评为广州市先进工作者,最近又当选为广州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王育才是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红军老战士,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许多战役,在陕北曾参加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并两次获得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长期艰苦的斗争损伤了他的身体,一九四九年他随军南下时,组织上决定把他留在广州工作。
王育才进城以后,时刻记着他离开延安时党中央首长的教导,他叮嘱自己:“可别忘了过去的生活,一定要把延安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带进城市。”已经十多年了,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现在仍然和延安时期一个样。他身上穿的还是当年部队发的几件黄军装,盖的还是那条南下时带来的军用被子。冬天他一直还是穿着那件二十年前一位首长送给他的黑布面羊皮袄。王育才进城以后舍不得丢掉他那支旧烟斗,他过去就习惯在业余时种一点烟叶,这几年他一直就是吸自己种的烟叶。
在工作中,他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王育才觉得实在不够用,因此他在晚上休息的时间里也很少呆在家里。每天吃过晚饭,他总要到一两个仓库去看看,向管理员谈谈工作情况,再处理一些工作,才回家休息,这时常常是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早就开过去了。他走到家时总在十二点钟以后。每到假日,王育才就更忙了。这一天,他总是大清早就起来,带上干粮到各个仓库去巡视工作,而且总是到天黑才回家。遇到大节日,他家里人就常常要等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有人说:“王育才管仓库十多年来,除了生病,他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
仓库容积不足,曾经一度成为仓库管理工作中最大的问题。王育才和仓库管理员们一起研究,改进了货物堆放方法,扩大了仓库容积,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有不少棉花、纱布不能及时进仓。而仓库管理员办公和住宿却占去了一大片库房。王育才认为这不仅影响仓库容积,而且人和货在一起也容易引起火灾,他便和职工们商量在不花钱的原则下,自己动手另外建一所房子,把占用的库房腾出来。有的职工感到有些困难,王育才就给大家讲当年在南泥湾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粉碎反动派经济封锁的革命故事,并带头搜寻旧木板、旧材料,经过他和职工们一起努力,结果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在仓库旁边盖起了一座五十多平方米的木板房子。
王育才平时对国家的财产十分爱惜,他认为一钉一木都是社会主义的财富,任何浪费他都感到心痛。仓库里每天都有大批商品分发外地,大件的商品要开箱、拆包分装,每隔一段时间就积下成堆的旧木箱和麻袋。这些东西过去都当作废旧物资处理,开箱、拆包时拆下的铁钉和麻绳,过去也多半丢掉。王育才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十分可惜,他一面教育大家要珍惜国家资财,一面亲自动手拣回扔掉的铁钉和麻绳,把铁钉锤直,把麻绳理好,留着以后使用。他还组织大家把那些废旧木箱和麻袋拆开,重新加工成有用的木箱、麻袋。这样,仓库以前购买包装材料的开支就完全省下来了。
为保护国家财产,王育才可以不顾个人安危。去年六月间,气象台预报将有十二级台风侵袭广州。王育才一连忙了几天,把各个仓库的安全工作仔细地作了安排,然后才回家休息。一天晚上,风越刮越紧,他怎么也睡不下,忽然想起有一个分仓房子比较旧,门窗已经不大牢固,他怕出事故,便立即在夜里赶去检查。路上,狂风席卷,暴雨瓢泼,他顶着狂风暴雨走了将近两个钟头才赶到那个仓库。这时几个值班的管理员正忙作一团,库房的两扇大窗板已经被风刮坏了,库房顶上的瓦面也都被风掀动了,开始漏下雨水,堆得高高的货垛被狂风吹得摇摇晃晃。王育才一进门,立即抱起一块门板往窗口堵去,用他全身的力量顶住从窗口压进来的狂风。他和大家一起同狂风暴雨搏斗了四个多小时,直到第二天早晨台风减弱了,仓库保住了,他才离开仓库回家休息。


第2版()
专栏:

新疆冰下捕鱼结束
一年一度的新疆冬季冰下捕鱼已经结束,整个冬季全疆各地渔场和各族人民共捕获鲜鱼四百多万斤。
在这个冬季,布伦托海上的国营福海渔场的捕鱼工人,用三百丈长的大拖网,曾一次在冰下捕得鲜鱼十六万多斤,创造这个渔场建场五年来捕鱼的最高纪录。
新疆渔业生产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发展的。在这以前,全疆从事渔业的职工只有三十多人,现在渔业职工已达三千多人,拥有三百五十五只渔船。布伦托海是新疆目前最大的捕鱼区之一,这里集中了八百多渔民。像这样的湖泊,新疆有二十多座,还有二百五十多条中小型河流,有二十多种经济鱼类。
新疆正在发展养鱼事业。全疆有二百二十多座大小人工水库,目前进行水产养殖的不到十分之一。发展渔业生产有很大潜力。新疆现有八个养渔场在培育当地鱼种和外来鱼。几年来国家还从长江引进五千多万尾草、青、鲢、鳙、鲤、鲫等鱼苗。著名的长江大鲤鱼已在新疆繁殖了后代。今年水产部门还计划从关内引进一批黄鳝、鳖、虾和蟹进行试养。


第2版()
专栏:

鄂伦春人狩猎归来
能骑善猎的鄂伦春族猎手,满载大批猎获物凯旋而归。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县去年冬季到大兴安岭原始密林出猎的一百四十一名鄂伦春族猎手,在去冬今春的狩猎旺季里,获得空前丰收。据诺敏、托扎敏、甘奎等三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猎民们这个冬季狩猎期的猎获收入普遍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半左右。
鄂伦春族猎手在去冬今春狩猎时,千方百计克服了雪小的困难。去年冬季,已到了出猎季节,可是大兴安岭山里还没有落雪,猎手们无法根据野兽的脚迹来识别野兽的移动规律和结集情况。甘奎公社古里生产队著名猎手莫金连,单枪匹马进入深山密林,晓行夜宿,历经十余天的艰苦踏查,终于摸清了一群野猪和一群狍子的结群移动情况。他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出猎队,跟踪追击,前后两次出猎,即捕获野猪一百九十二口,狍子一千只。
去冬今春鄂伦春猎手的狩猎活动,是按照国家规定的狩猎政策进行的。对大兴安岭林区稀有的水獭、猞猁等,为了促使它繁殖,猎手们一只也没有捕获。
鄂伦春族的狩猎活动,还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在去冬狩猎季节以前,国家就发给一批最新式的连珠枪和足够的弹药。为了保护兽皮张的完整,国家还发给他们一批小口径枪,以减少皮张破损面积。
(据新华社讯)


第2版()
专栏:

永登水泥厂增产节约效果显著
甘肃省永登水泥厂积极开展增产节约活动。全厂去年超额百分之三十完成全年计划,今年第一季度又完成增产计划,产品成本不断下降,质量不断提高,出厂水泥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图为烧成车间工人在维护大窑 司马摄(新华社稿)


第2版()
专栏:

辽宁盖平县城关公社路东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智和,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士。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作风,经常关心群众生活。
左图:吴智和出去拣粪。
下图:吴智和(右)在和军属彭尚斌唠家常 聂扬生摄(辽宁营口日报供稿)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