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
——学习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著作札记
许征帆、曾曼西、郭用宪
阶级社会产生后的几千年来，被剥削者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他们对剥削和压迫怀着强烈的憎恨。反映着这种情绪，许多仁人志士幻想过建立人人都能获得幸福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中国有所谓“大同”思想，在外国有所谓“乌托邦”理想。列宁这样说过：“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①。
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国家普遍流传着关于“黄金时代”的古老传说。其主要内容，是美化原始公社制度，描绘出一幅自然产物富饶、人类品德高尚、共同劳动、集体占有、生活既有节制而又幸福的图景，借此以说明私有制、剥削、奴役的出现是背离原始自然状态，破坏黄金般的古老秩序，因而是不合理的。这种传说对于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有着深刻的影响。提出“兼爱”、“尚同”的理想世界的我国墨家学说，断言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非正义的。古希腊智者学派某些进步分子的言论，谴责富人为毒蛇的孽种，并预言千年幸福王国时代必将降临。这种传说和理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理论观点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或具有强烈的复古情调，或具有阶级调和的错误，或具有平均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弊病，加以遭到剥削阶级的窒息、扼杀，一般说来，没能发展成为反剥削、反压迫的强大思潮。
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并没有消灭剥削和压迫，只是用新的阶级结构、新的剥削形式、新的压迫条件代替旧的而已。当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所谓“理性原则”付诸实现时，人们立即发现，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和启蒙学派光辉的约言比较起来，“理性胜利”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完全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恶毒的讽刺画。新的矛盾产生新的斗争，其相应的理论表现，是空想社会主义，它反映了被剥削者、特别是尚未从一般劳苦群众中彻底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力图摆脱资本主义枷锁的愿望。
以莫尔、康帕内拉为代表，十六、十七世纪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仍然带有明显的“黄金时代”传说影响的烙印，表现在他们的对话录和游记中的“乌托邦”，也总是被想像为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社会成员德才兼优等等之上。但这时对于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性的描写，业已不是一些含混的词句、零星的想法、模糊的观念，而是深思熟虑、连贯完整的体系了。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只有在资本主义所奠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这是反剥削、反压迫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摩莱里和马布里所代表的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平等的要求已经不仅限于政治权利方面，而是扩大到每个个人的社会地位上了；证明必须予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了”②。恩格斯认为它“已经有简直是共产主义的理论”③。
十九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克服了以前空想社会主义中所存在的平均主义与禁欲主义的缺点，提出了在运用当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组织公共劳动、建立体现“真正理性”、“真正正义”的新社会去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把空想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最高的阶段，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家。
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的学说，包含了一些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揭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社会苦难。尤其是被称为自古以来的最大的讽刺家之一的傅立叶，用他的辛辣的、巧妙的、令人发噱的词句，无情地暴露了资产阶级世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贫困。另一方面，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天才的预见，诸如：消灭私人发财制度，人人成为劳动者，消除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等等。除此之外，三大家在这方面还各有独到的见解。欧文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劳动知识教育、公共道德教育，培养社会的新人。傅立叶预言在新社会里劳动将成为人的享乐，劳动竞赛和协作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括，在未来的社会中，国家对人的管理将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以上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并为科学社会主义积累了重要的“思想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给予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的学说以很高的评价，肯定其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
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在抨击当时黑暗的现实，预测人类光辉的未来，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的话；那么，对于如何实现他们的崇高理想，却显得十分幼稚可笑。他们用发明种种组织新社会的方案，代替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用宣传新社会的福音，代替向人民进行革命的教育；用呼吁统治阶级的赞助，代替组织被剥削者进行战斗；用细小的实验、示范，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一句话，他们离开阶级斗争，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们终究没能克服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通病，即社会主义理想与阶级斗争实践的完全脱离。
活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完全成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再加上本身生活地位的局限和唯心史观的束缚，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错误看法。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曾身受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目睹雅各宾的专政，因而一般说来，并不否认阶级对立的存在。但他们完全不懂得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根源，说它是偶然现象，是少数革命家煽动的结果。圣西门认为法国人民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王朝，是革命党人利用一部分人的“偏见”和“迷误”造成的。傅立叶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说成是“由哲学引起的第一次火山爆发”④，又说“只要薄弱的统治一放纵煽动者，跟着就会又爆发几次”⑤，他断言：如果他在“一七九三年大灾难”以后所发现的真理，早在过去被某位天才所认识，并及时地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那末法国也就可能避免这次革命。
我们知道，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完全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既不能任意制造它，也不能任意否定它。要改造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就必须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组织、领导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向剥削者、压迫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否则是办不到的。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既然回避、害怕阶级斗争，他们改造社会的志向，也就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找不到任何现实的基础。
对阶级斗争必然性的无知，导致对革命的恐惧。在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的心目中，革命仅仅意味着流血和死亡，利于破坏而不利于建设，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圣西门把革命看作是“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傅立叶把革命形容为“折磨国家”的毛病，并认为雅各宾专政是“野蛮行为”。欧文也表示过，他很害怕所谓“无知识而粗卤”的人们，去进行摧毁现存制度的革命。
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不理解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所破坏的，是桎梏着新生产力的过时的生产关系，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反动的国家机器，是逼使劳动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旧秩序。这种破旧是立新的先决条件，无疑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也不懂得，流血牺牲在革命过程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只要有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这种流血牺牲是会得到代价，即被剥削者的翻身。经过革命而取得当家做主的权利，并开辟走向彻底解放的道路，这比忍泣吞声、任剥削者和压迫者随意宰割屠杀强过万倍，何况后一种情况所带来的流血、死亡，积累起来比前者多得无法计算。他们更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绝不会是文明的毁灭，而只能是剥削制度的毁灭。对剥削者来说，它的确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但对被剥削者来说，它却是一切幸福中最大的幸福。正因如此，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⑥，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⑦。
回避阶级斗争和害怕革命，促使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老是想在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手段、细小的实验、微弱的示范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傅立叶宣称：“我只竭尽全力去在与行政或与僧侣的职务都无任何关系的行动中寻找幸福，在仅以与一切政府并存而无须政府干预的那些经济上或生活上的措施为基础的行动中寻找幸福。”⑧他异想天开，竟以为只要组织了他所设计的农业协会，“无须经过任何斗争就可以永远地把竞争消灭掉”⑨。欧文也曾妄想在资本主义统治下，通过组织所谓“共产主义移民村”和“交换商场”，达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
单纯依靠所谓没有“政治风暴”的和平手段和片面夸大舆论、范例的力量，在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的身上是完全纠缠在一起的，这种错误都是根源于不了解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不是超阶级的，而是服务于巩固、维护其过时的经济基础的反动力量，不了解无产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的政治斗争的决定性的意义。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示范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组合示范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能够梦想用慈善机关做榜样来“纠正，资本主义。”⑩正因为这样，列宁把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那种企图通过说服、教育、宣传、示范，将阶级敌人转化为阶级朋友，将阶级战争转为阶级和平的梦想，称之为“庸俗不堪的东西”。
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不仅在建立新社会的途径、方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在依靠谁去建立新社会这个问题上，也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各派的创始人，都属于这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还没有使工人阶级得到足够的锻炼和很好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的角色而出现于世界舞台，并且，它获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已经存在，但工人运动本身的条件却尚未具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都看不出无产阶级任何历史首创作用，看不出无产阶级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只是最贫苦、最屈辱、人数最多的阶级；他们把无产阶级视为溃疮，并因这个溃疮随着工业的增长而忧虑，他们认为“愚昧”、“粗卤”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自立自救的，对这个阶级的帮助只能来自外面——上面。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再加以他们和启蒙学派一样，想立即解放全人类，而不是首先解放某一个社会阶级；要改善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活，连那些处境极其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那样：“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
富人以及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是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期待其援助的主要对象。他们不从剥削阶级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去看这伙人的本质，却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这伙人的本性是好的，
“心地善良”的。只是由于“无知”，忘记了“对人民应负的义务”，才犯了一些“错误”。而且圣西门说：“我甚至深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开始明白自己应当怎样做人的时候，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欧文也说：他们在预见新社会制度的“实际利益的重要性时”，必定受到“鼓舞”，“将不考虑个人利害去争取成功的”?。
至于对资产阶级、甚至是封建地主政府的代表人物，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抱着更大的幻想。他们不从这些人物所代表的阶级的本质去看问题，反而说什么“王权从诞生起之初就一直保护着人民的利益”，说他们“有诚恳而热心的愿望”来改善人民的命运，只要他们颁布“合理”的宪法和法令，新社会的福音就会很快地实现。
为了争取统治阶级的合作，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作了不少的努力。一方面，在他们的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案中，都照顾统治阶级成员的利益。圣西门力求使他的理想社会制度做到既“改进穷人的命运”，而富人又“不会由此牺牲分文，反而能与穷人同时致富”。傅立叶曾幻想建立“法郎吉”，为富人保留了股息，安排了特殊的生活制度，以便把“亿万富翁直至无产者”都组织在内，并达到消除利益对立，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欧文挖空心思要发现一种方法，借以改善贫苦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同时又有利于企业主。另一方面，向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上书、游说，力争他们参加改造世界的事业。圣西门晋见过英、法、奥地利的国王，并把自己著作的手抄本附上恳切的信，分送大官、富翁，请求帮助实现他设计的“实业制度”。傅立叶肯定欧洲有四千个富翁会帮助他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上书拿破仑和大银行家罗雪得以及一些王公贵族，请求助一臂之力，甚至规定每天中午为会客时间，在家中静待慷慨解囊的资本家的降临。欧文也曾向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进行过请求支援的呼吁，干过类似前述那些荒唐透顶的事情。
恳切的请求、多方的让步，丝毫也没有打动统治阶级的铁石心肠。他们是怎样回答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的痴心妄想呢？那就是冷讽、热嘲、排挤、打击。出版家不出版他们的著作，银行家不贷款给他们创办的合作社，商人不供给他们的工厂以原料，也不买它的产品。至于人身迫害更不在话下，傅立叶被当作“疯子”看待，欧文被逐出“上流社会”。恩格斯说得好：“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毫不感到需要解放，而且甚至全力反抗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于是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真理，不依靠急需自求解放而又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反而依靠自认为无须解放而又反对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有产者，去干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当然只能是步步失望、处处碰壁，结局是可悲的。
总之，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不但以他们对旧社会的深刻批判，对新社会的天才预测，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宝贵材料；而且以他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值得无产阶级永志不忘的教训，这种教训集中到一点，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革命贡献，就在于他们使社会主义立足在现实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给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具体的途径和必须依靠的阶级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本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只有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沿着阶级斗争的道路，彻底战胜资产阶级，人类才能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建立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在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劳动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消灭一切阶级。这是一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正确的现实道路。
注：
①、《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九三——三九四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一一九页。
④、⑤、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五九八页。
⑥、⑦、《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八页。
⑧、⑨、《傅立叶选集》第一卷，第五二——五三页。
⑩、《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三八页。
?、马克思、恩格斯：《巴黎公社》俄文版，第九二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页。
?、《圣西门选集》下卷，第三八页。
?、参见欧文：《新社会观》第十三——十四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四一○页。）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四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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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积极地稳妥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
王光伟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国农业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
农业技术改革的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包括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就是把农业的手工操作改变成为机器操作。
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不能分离，离开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工业现代化。这是因为，第一，工业现代化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落后的农业，不可能供应工业充分的粮食、副食品和原料，不能容纳大量的工业品，不能成为工业的广大市场；第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要通过与农业的交换才能实现，如果重工业不去装备农业，这种交换就无法进行，从而，重工业也就不能发展；第三，工业现代化要求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如果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种转移就不能实现。可以肯定，在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将建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
为着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各部门的工作都要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计划部门、经济工作部门、重工业部门、轻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科学技术部门、文化教育部门，都必须肯定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农业部门、重工业部门和科学技术部门，应当按照全国各个地区自然条件、耕作条件的不同特点，拟出分批分期，分别不同阶段，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可靠计划。当然，在制订计划的时候，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这在农业工作上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整个农业发展的方针，农业的技术改革，国家支援农业的各项工作，必须遵循中央统一的政策，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计划，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发挥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
把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对农业技术改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工业，只有重工业，才能为农业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才能为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主要标志应当是：第一，树立坚强的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的发展方向要面向农村，面向农业；第二，要积极为农业提供物美价廉的生产资料和农民需要的生活资料，提供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燃料和建筑材料等；第三，工业发展，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发展，不仅要考虑工业本身的条件，首先要考虑农业的条件，要最大限度地节省厂矿用地和劳动力；第四，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
农业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业现代化包括了农、林、牧、副、渔各业，包括了“农业八字宪法”。由于我国农业的特点，许多农业机械需要自己创造。这就为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一个最宽广的天地。我国工业在为农业技术改革服务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技术，必然会把我国工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努力增加农业机械动力的同时，还要重视畜力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畜力仍然是我们农业中的主要动力；就是在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时候，畜力在农业中仍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的动力将是机、马、牛相结合。发展耕畜，不仅能增加农业的动力，而且还能增加农业的肥源，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农业技术改革是个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说，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发展农业机械的同时，还要重视半机械化农具、改良农具和旧式中小型农具。应当看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半机械化农具、改良农具和旧式中小型农具仍然是我国农业中的主要生产工具，特别在目前机械化农具数量还比较少的时候，半机械化农具、改良农具和旧式中小型农具更有其重要性。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有助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许多机械化农具都是从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改进而来的。旧式小农具是目前广大社员进行劳动必不可少的工具。目前南方特别需要农船，北方特别需要车辆。普遍需要竹、木农具。要增产中小型农具，不仅要靠工业，还特别要靠农业，只有农业，才能提供竹、木、油、麻、皮这些原材料。
半机械化农具、改良农具和中小型农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适应目前农业集体经济购买力的水平。供应这些农具，可以更加有效地使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加速农业的发展；同时可以节省国家的投资，使国家可以腾出资金去办那些最迫切需要的事情。目前发展这些农具，正是为了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革。
农业机械还要大、中、小相结合。大型机械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大型机械，没有中、小型机械相结合，机械化的经济效果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小型机械，在目前特别需要。小型机械不仅和目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相适应，而且由于许多地方，地块较小，小型机械比大型机械更容易发挥作用。在有水利条件的地方，在不影响农田灌溉的条件下，搞小型的水电站，既经济、又适用，对于促进农业电气化的实现有重要的意义。
水利化也要大、中、小相结合，南方的塘、堰，北方的井灌，都能立竿见影，收效最快。北方井灌的好处是：生产队可以举办，投资少，见效快，渠道小，占地少；能降低地下水位，能防治盐碱化，井水冬暖夏凉，适合作物生长要求。
从肥料方面来说，在积极发展化肥生产的同时，要重视农家的肥料。农家肥料是目前肥料的主要来源。从改良土壤、增强土壤的肥力来说，农家肥料还起着化肥所不能起的作用。将来即使我国农业能够大量的使用化肥，也不能忽视农家肥料的重要作用。
积极地稳妥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应当遵循实事求是，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和确定重点、分批分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
实事求是。这就是说要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作科学的经济的分析比较。凡是合乎客观规律，经过主观努力，在客观上可以办到的事情，就积极去办；凡是经过主观努力在客观上办不到的，或者在今天办不到，明天才能办到的事情，就不要勉强去做，就不要在今天去做。每一项措施，既要从农业的增产需要出发，又要从工业技术力量的可能出发；既要考虑国家支援的可能，又要考虑集体经济负担的可能。农业技术改革这件大事，没有国家的支援是不可能的，可是单纯依靠国家支援也是不行的。因为国家每年投资有一定限度，因此，考虑国家支援的时候，同时还要研究集体经济积累的可能。把集体经济的积累用在农业技术改革上，既可以节省国家投资，又能把集体经济积累的使用引导到一个最好的方向，更好地巩固集体经济。
农业技术改革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因此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应当实行领导、群众、科学技术专家三结合，把先进的科学知识同丰富的群众经验结合起来。既要征求群众的意见，又要征求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技术改革的每一项重大措施，都要经过科学技术专家，从科学技术上加以论证，作出科学技术结论，从经济上进行比较，作出经济合理性的结论，然后领导机关加以权衡定案。
因地制宜。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农业具有悠久历史，这就形成了我国农业的许多特点和优点。我国农业在生产布局上有农业区、牧业区、林业区和渔业区。在地形上有高山、丘陵、平原和盆地；在土壤中有平原区土壤和山地土壤，有碱性土壤和酸性土壤；在气候上有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在作物上有每年一熟、二熟和三熟的作物；在耕地中有旱田和水田；在耕作习惯上有平作和垅作。总之，千差万别，各有特点，各不相同，不能千篇一律。农业技术改革不仅要根据农业的特点办事，而且还要根据各地工业水平、交通情况和资源情况办事。因此，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当然，因地制宜不能离开全国的统一计划，农业技术改革这件大事，没有全国综合平衡是不行的。
讲求实效。这就是要把投资、设备、材料和技术力量用在
“刀口”上，要投资少而收效大。这就要求我们比较经济效果，实行经济核算，降低造价，降低成本，一个钱顶几个钱用，并且能够立竿见影，收到农业增产的实效。要充分发挥已有农业机械的效果，一切农业机械站和排灌机械站，都要把现有机械管理经营好、使用好、维修好，提高机械利用率，凡有条件的农业机械站和排灌机械站都要安上加工机械，经营碾米、磨面、榨油、铡草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务，或者利用拖拉机从事运输。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农业机械的经济效果，而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把机械化的生产费用降低到使用畜力或低于使用畜力的水平。
确定重点、分批分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经济建设中的具体运用。确定重点应当首先是粮食、经济作物和畜产商品率高的集中产区，工业、交通、水源、电源、技术条件好增产快的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和国营农场、国营牧场。重点确定后，就要分批分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成一批，见效一批，再建一批。这样由点到面，既积极又稳妥，既多快又好省，既及时又慎重，经过一定的时间，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技术改革。
（摘自《经济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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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真理与错误关系的讨论
自从去年四月十二日《文汇报》刊登了陈翰伯的《关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一文后，引起了关于真理与错误关系的讨论（详见本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学术动态”栏）。最近，《文汇报》和《哲学研究》又先后发表了龚育之的《认识曲折发展的一种形式》（见一月十一、十二日《文汇报》）和萧前的《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吗？》（见今年《哲学研究》第一期）等文章，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现将讨论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介绍如下：
一、对燃素说的评价问题：龚育之认为：不能把燃素说等学说称为真理与相对真理。因为这些学说的基本观念是错误的，它们的基本公式、定律也是被错误地解释了，或者本身就是倒置着的。如果不顾这些学说的主导方面是错误的，仅仅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真理的因素，就把它称为相对真理，那就把相对真理这个范畴理解得过于广泛了。他也不同意把燃素说等学说断言为：“完全错误、绝非真理”。因为，这样的评价也是不合乎实际的，它无视和否认了这些学说中所包含的真理的因素。那么，应该给燃素说等学说作出怎样的评价呢？龚育之认为：“把自然科学前期历史上的燃素说、热质说这类学说称为相对错误的学说”，是最确切不过的评价。因为，它们是错误的，但不是绝对的、完全的错误，它们之中还包含着一些“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恩格斯语）。
萧前也不同意把燃素说说成是真理，或者是相对真理。他认为：燃素说没有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它不是真理，它即使在被普遍承认为真理的时候，客观上它也不是真理。
二、相对真理中是否包含错误？萧前认为：相对真理是客观真理不完全的、近似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表现，但它并不是包含错误的真理。相对真理的相对二字是同绝对真理的绝对二字对待而言的，这是用以探讨真理范围以内的问题的，是用以说明人们对客观真理把握的程度的。他说，我们必须注意，错误是错误，它不包括在真理的范围之内。他接着反驳说：如果相对真理包含错误的话，那么，根据“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的原理，这些错误岂不是要随着相对真理一起进入它们的总和——绝对真理了。这样一来，绝对真理也同样成了包含错误的真理，而且不是少量的错误，而是所有相对真理中的错误的总和。
三、真理和错误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问题。真理和错误的对立，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龚育之认为，所谓绝对性是从这样两个意义上来说的：第一，真理是人们的认识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关系的正确的反映，而错误则是不正确的反映；第二，从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无限发展的过程来说，人们总是能够根据实践的标准，把认识中正确的部分——真理，同不正确的部分——错误，鉴别开来。他说，所谓相对性，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凡今天被承认是真理的东西，都有现时隐蔽着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凡现在被承认是谬误的东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做真理”（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三十四页）。这是对认识的历史中真理和错误的对立的相对性极好的概括。
萧前认为：真理和错误的对立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是绝对对立的，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们的对立是相对的；所有相对真理对于它所反映的过程来说，是绝对正确的，而夸大了它们适用的范围就会变成错误，这并不是相对真理本身包含错误。有人认为：“这种真理除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的成分以外，同时还包含着谬误的成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来，在真理或相对真理的范围内，真理和谬误就不是根本对立，互相排斥的了。他认为：在科学发展史中，一个原理包含有某些错误是常有的。我们必须区别：包含少许错误的理论可以说是真理是一回事，真理包含错误又是另一回事。区分两者的手段就是科学的实践。
最后，萧前认为，真理可以转化为错误，但是，并非由于真理中包含错误。转化不是无条件的。某一真理，如果把它超出它所反映的范围、对象和过程，把它加以夸大，那么它就会变成谬误。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