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诗七首〔印度尼西亚〕
约多
埃 及千里尼罗，狂奔无阻挡，天边朝阳放红光；沙漠自由伸展，骆驼任来往；人，何时解放？
奥地利多瑙河，滚滚向前，冲破冰雪，长流不断。多瑙河，蔚蓝？不，灰暗！资本主义，灰暗惨淡；唯有社会主义，璀璨蔚蓝。捷克斯洛伐克北风寒。室内，花犹艳，期待春天，看那时，万紫千红，铺满人间。
苏 联热情洋溢胸中，凝成坚贞爱情。全球响彻革命歌声！前进莫陷泥坑，后退要保光荣——敌人挡道，我们同斗争！
中 国青春，质朴，坚定，强固。昔日万里征途，更迢迢前路，斗争仍须艰苦。
朝 鲜飞机划破晴空，突现鸭绿江东。啊，朝鲜！面貌崭新，令人激动，我心陶醉，英雄国度中。
印度尼西亚泗水！你是——我的斯大林格勒，我的延安，我的1211高地，我的奠边府，我的文莱！一经倾心，至死不变。一九六三年一月于北京
（王集译）
第6版()
专栏：
“全家福”
岑桑
你可知道什么叫做“舒服的人”吗？
有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出现过一张“全家福”照片，背景是纽约附近风景区的一所华贵别墅，人物是一位脑满肠肥、优哉游哉的经理先生一家。一家子自然全都满足地微笑着，这象征着经理先生在生活的你死我活的搏斗里，至少已经占有巩固的滩头阵地了。这照片原来是一份广告的附属品，广告说，这位经理先生就是“舒服的人”。广告以“舒服的人”的脂肪和面部表情的注册商标为证，介绍了与“天堂”并无二致的风景区：这里有五千个大经理在过着超人的生活，高级商品、鲜花、赌场、喷池、爵士音乐、夏娃主演的舞蹈、繁星般密集的多情少女的迷人的眼睛……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包围着他们。所以广告的拟稿人丝毫也不吝惜用之不竭的惊叹符号。
另一幅出现在那份刊物上的“全家福”照片，却是这样的：愁眉不展的父亲在思索，两个孩子瞪大眼睛看着桌子上的空盘子。这是美国“国家互助保险公司”的一则文字广告的附图。这广告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谁将赢得面包？”答案这样说：面包属于参加“互助保险”的人！广告佛口婆心地劝告人们：参加吧！参加吧！只要参加了“互助保险”，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面包、基本家庭开支、退休后的养老金、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一应俱全了。
在美国，这种老为“赢得面包”而深锁双眉的父亲们，叫做“多余的人”。这种没有工作的“多余的人”随处皆是。正如上面说的那幅广告照片所泄露的那样，桌子上的空盘子，孩子们饥饿的脸容和期待的眼睛，父亲在绝望中痛苦地自疚的神情，构成了“多余的人”的家庭基调。
当“舒服的人”，诸如以相当于一个美国中等家庭二十年工薪收入的费用，来为自己的一头死去的家犬建碑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及那在“天堂”里紧张地劫掠着、而又悠闲地腐烂着的众多大经理们，正在用他们带血的金元去炫耀美国的
“物质文明”的时候，千百万“多余的人”却在忧愁地反复思考“国家互助保险公司”在广告上提出来的那个问题：“现在，谁将赢得面包？”谁呢？谁呢？
如果这问题的答案，就像广告上所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最近《纽约时报》就不必担忧肯尼迪面临“惊人的失业大军的麻烦”了。迈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曾经指出：目前至少有四千万到五千万美国人是呻吟在“经济上的社会底层”，即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这几千万美国人不参加“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互助保险”去，岂不是太愚蠢而固执了吗？
其实，我们是大可不必用引文和数字去解释“互助保险”之为用的，因为，如果这玩意果真有这等奇迹出现，美国“国家互助保险公司”，何必还如此苦心经营它的广告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轻施者必好夺”。美国“国家互助保险公司”那音质轻浮的甜言蜜语，无非又是“舒服的人”向“多余的人”尾随不舍，继续反复欺诈歛财的手段之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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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同的心意
李冠军
悄悄地，我们掩紧了窗帘，紧密地围坐在灯光底下，看着中队主席轻轻转动着紫红色的枣木棍，他用锋利的刀子吃力地精心地削着突起的?疤。晶莹的汗珠在他额上闪亮着，每当他失手削坏了一刀时，他就抬起惊慌而歉然的眼睛看看我们。而我们呢，也只好轻轻地叹一口气。
这是除夕的夜晚，清脆的鞭炮声，远远近近地应和着，不知哪儿的扩音器在播送着悠扬的丝竹乐曲。这样的时候，大约我们的妈妈们正在不安地猜测着我们的行踪吧。然而，有谁知道我们聚在这儿呢，有谁知道，这条修长的笔直的枣木棍上正凝聚着我们共同的深挚的心意呢。忽然门外隐隐传来了脚步声，我们慌乱地对视一下，门已经轻轻打开了。
“呵哈，这儿还躲着一伙！”传达室的林大爷嘲弄地望着我们这手足无措的一群：“满天星了，孩子们，该走了，嗯？大年下的，家里好吃好喝的摆下了，快回去吧，嗯？”
“就是！我们就走！”中队主席急忙说，藏在身后的枣木棍“砰”的倒了下来“我们就走，林大爷，祝您新春健康！……”
“呵哈！”老人笑了起来：
“傻孩子，这话该当明天才说呢，嗯！”
我们也都腼腆地笑了。
“这是什么？”林大爷取过枣木棍，沉吟地问：“拐棍？”
“手杖。”我们轻轻地一齐回答。
“是了，……谁家老人腿脚不好？”
“不，”中队主席歉然地望望我们，窘迫地说：“我们是想在明天早晨，新春第一天，把它送给尹老师的……作为新春的礼物。”
老人沉默地望望我们，开始默默地捅起了炉火，直到炉膛里仿佛翻卷起欢畅和暖的春风，老人摇了摇头，消失在幽暗中。
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隐隐地感到老人无声的赞扬。使我们心头充满了温暖和激动。
“快点削吧！”我们督促着。有谁不愿让自己晶亮的汗水滴在手杖上呢，我们经过多少争执，才使中队主席同意：每人只削十分钟，如今，我眼巴巴地望着那时钟的指针，准备不错一秒地接过这坚实的枣木棍。……
窗外依然飘荡着动人的乐曲，这样的夜晚，尹老师在作些什么呢？在含着笑意翻读着我们的作文，还是悠闲地展开那本精美的像册？我不由地想起了那像册中的每一幅图景了。前半部上展开了朝鲜冰雪山川的世界，尹老师和战友们在江边，在旷野昂然挺进的雄姿；像册里也保留了那座光秃的山岗的身影，尹老师就是拖着一条流血的麻木的腿胜利地爬上山顶的，并且和战友们在山顶上竖起了鲜红的旗帜。像册的后一半上飘满了云朵、队旗和领巾，连结着我们稚气的笑脸和老师和蔼的面影。在校园、在郊野、在河边、在林荫，尹老师永远亲切地在我们中间，他拖着残废的腿走在我们队伍旁边。多少次，我们看见他装作无意的抹去额上的汗水，多少个阴霾多变的日子，老师要熬受彻夜难眠的痛楚，多少个严寒的早晨，为了走上这几十级楼梯，老师要经过几度停歇。然而，他从来都拒绝我们任何帮助，他笑着说：“我并没有残废呵，你们看，我只是走路摇晃些……”一个心愿在我们共同的心中萌长着，直到昨天晚上中队主席拿出这条枣木棍时，我们才一齐由衷地欢呼起来。……
时钟在从容地走着，终于等到了时刻，中队主席恋恋不舍地把枣木棍递给我，闪亮的匀称的枣木棍在我手中翻动着，我小心翼翼地落下每一刀。我削着，感觉到同志们关注的目光，感觉到额上缓缓地流下了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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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巴现代音乐的光辉成就
——听曼蒂西的音乐会后
赵沨
有一种过去很流行的看法，欧洲音乐的发展是从古典乐派到浪漫乐派而后到民族乐派……，表面看来好像也不错，从萧邦到俄罗斯的强力集团，从格里格到斯美塔那……像是有这么一股潮流，就是从民族音乐中汲取创作的养料，使音乐的语言和体裁都具有民族的风格和气派。但认真分析一下，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即使是在古典乐派的作曲家们的作品上，也同样被打上民族的烙印。巴哈的声乐作品中充满着条顿民族的色彩，而器乐作品也和民间的舞曲有着明显的关系。海顿的音乐语言和克罗地亚的民歌的关系已经早被音乐学家指出来，而在所谓古典乐派时期被确立下来的重要的器乐形式——交响乐，和民间舞曲的组曲的血缘关系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说这么多，只是想说，音乐，以乐音为材料的这种艺术，比文学、造型艺术等更明显地具有民族性。从最简单的音调到音乐结构原则，从音乐陈述的惯用方式到音乐思维的根本特征，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的风格无处不在。而所谓“世界主义者”的现代派，正是因为离开了民间音乐的长河，最后不能不走到什么“十二音体系”的绝路，这从反面也证明了音乐如果离开了民族的土壤，便无法开花结果；正是民族音乐的长河灌溉着所谓专业创作的花朵。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的建立，是音乐艺术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我们听了古巴著名的乐队指挥恩里盖·冈萨雷斯·曼蒂西的音乐会后，他所指挥的古巴现代音乐作品和他自己的作品，充满着古巴民族音乐浓郁的芳香，不仅给我们以无限清新的感觉，也给予我们以无上的美学享受上的满足。
我们知道，作曲家阿马德奥·罗尔丹是古巴现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他和他同时的卡图尔拉是古巴最早的两位音乐活动家，他们的音乐活动和祖国的独立解放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卡图尔拉被人暗杀这一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的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用一位当代古巴音乐家的话来说：“这些作品唤起了我们古巴人民的民族自尊的情感。”曼蒂西以一种含蓄而深沉的情感解释了罗尔丹的三首小诗曲：《东方》、《叫卖》和《黑人节》。像这种风俗性的管弦小品，很容易为了炫示管弦乐的色彩和效果而缺乏雍容超逸之致，但曼蒂西对这几首小诗曲有着深刻的理解，因为，这里不是异邦人的猎奇趣味，古巴的风土人情，在这里是自己伟大祖国的象征。所以，抒情的篇章才能冲和而不柔媚，舞蹈的章节也能淳雅而不粗厉。
指挥家自己创作的管弦小品《叫卖调和舞曲》也是如此。正像萧邦的波兰舞曲、斯美塔那的波尔卡一样，舞曲在这里只具有体裁的意义，音乐的思想情感是对祖国的爱情和对生活的向往。因而，这首管弦小品才能不事小巧而在淡恬中求无尽的韵味。作曲家在这首管弦小品中，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把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的热爱寄寓其中，这样才能赋予这首管弦小品以深厚的情感，而不仅仅局限于风土人情的描写，和舞蹈场面与自然景色的描绘。作为作曲家的曼蒂西，正是沿着罗尔丹的光辉的道路前进的。
中国画家讲的“法”和“变”，便是讲的继承传统和勇于革新这二者的辩证关系。没有“法”，也就是没有继承，这便失去了基础，没有“变”也就是没有创新，这便失去了发展的可能。西方说天才是传统的儿子同时又是传统的叛徒，也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最富创造性的作曲家也不能从乌有出发，只有从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出发，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的风格，也只有以继承前人优秀传统为起点，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的匠心和才能。我们虽然只听了曼蒂西的一首管弦小品，但是我们已经可能从这个作品中看出它在古巴现代音乐创作上的意义。因为摆脱所谓西欧现代音乐的消极影响，对于古巴专业音乐创作至今也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罗尔丹在三十年代所渴望的古巴人民的独立解放，现在已经实现了。而在当时，在自己的创作中引用古巴民间音乐为素材这个事实的本身，便有着革命的意义。正像当时的古巴文学界用黑人民歌体裁来写诗一样，民族的题材和民族的体裁，这便标志着古巴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象征着古巴人民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涨。而今天，当古巴人民骄傲地高呼着“古巴，拉丁美洲第一个自由的国土”这句诗句时，罗尔丹在音乐事业上的理想也开始实现了，古巴音乐作为古巴人民的号角，在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中，日益显示其无比的威力。
我们能在北京庆贺来自英雄的古巴战友演出的成功，更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愉快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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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鱼丰收
（在匈牙利举办的“二十世纪后半期妇女”国际艺术摄影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 张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