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话剧舞台上的新收获
——推荐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凤子
前线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集体创作，沈西蒙执笔），是近年来反映现代生活斗争的出色的作品之一。而前线话剧团的舞台艺术创造更是锦上添花，展现了革命艺术家充沛的热情，作家、表导演艺术家、舞台美术家通力合作，创造了这一台好戏，的确是话剧舞台上的一件盛事。
《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表现和平环境中我们部队所面临的新的斗争任务，它通过一个连队展开了一场继三年解放战争之后，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阶级斗争。当部队进驻“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之后，拿枪的敌人消灭了，可是不甘心死亡的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潜伏下来，暗藏的特务进行着各种卑鄙的破坏活动，而且大言不惭地说：不出三个月，要我们的部队“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
这是一场保卫革命果实的斗争，也是一场严肃的兴无灭资的斗争。进驻城市的部队责无旁贷地要担当起这一复杂严峻的斗争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如何提高警惕、迎击和消灭无形的敌人；如何坚持原则，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巩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并且要善于教育战士担负起改造城市、改造各阶层人民的任务……都是摆在部队干部面前新的课题。
从这样的主题思想出发，根据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地区环境，贯串全剧的是一场尖锐、紧张的反特务破坏的斗争，而作者着笔却超越一般的处理类似题材的手法之上，不追求情节惊险，立意在刻划我解放军干部和战士的精神面貌，及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了不止一个而是几个富有时代精神面貌的英雄形象。
作家敢于面对生活，揭示尖锐的阶级斗争及其在人民内部思想的反映，提出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问题，鲜明生动地刻划了三个性格不同的战士的形象，着力塑造了体现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连队干部的形象。并寓意深远地借春妮这个人物写出根据地人民和子弟兵的革命传统关系；通过童阿男这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后代，展现了新解放的上海社会面；以上海解放后，在文化战线上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第一回合的游园晚会为背景，围绕着陈喜、童阿男、赵大大三个战士出现的人物和人物间的纠葛，错综复杂，纵深发展，犹之是新斫下的一棵老树的横剖面，清楚地看出这棵老树的年轮。看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资产阶级经营了百年的上海的精神面貌：一方面是在地下党领导下经过流血斗争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有老工人，也有正在成长着的新一代工人；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受着资产阶级剥削的或受着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各阶层人物，有的人物只是个剪影，如第二场群众场面出现的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等，却不能视作闲笔。总的来看，这只是个横剖面，从这个横剖面可看出作者对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社会面观察的深刻，和在艺术概括上雄健的笔力。
这个戏集中了各阶层人物，有的只是速写，有的近似白描，无论笔力深浅，目的都在烘托、陪衬作者所着力刻划的战士的形象。我们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而在隐蔽的敌人面前，在资产阶级“香风”毒气面前同样得到锻炼、得到成长。他们的英雄气概打倒了拿枪的敌人，同样地也要战胜不拿枪的敌人。
赵大大和陈喜都来自农村，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到了这花花绿绿的大都市，思想感情就有了不同的发展和变化。作者以无比的热情塑造了像赵大大这样一个朴实、憨厚的战士形象，通过一个小钱包，作者歌颂了千万个赵大大那种拾金不昧的高贵品质。当发现了敌情时，他又表现得那样机智勇敢，体现了人物在新的斗争环境中的成长。正是这个赵大大，作者更为细致地刻划了他性格的另一面，他直率，甚至有些简单，他看不惯这些形形色色的行尸走肉，他不能容忍人身侮辱，他想不通阶级弟兄为什么也笑他脸黑，他打报告要求调到前方的行动，正是他这样性格的人心理活动的具体体现。作者真是写活了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士兵的形象。
陈喜是聪明而勇敢的小伙子，他具有农民性格的另一面，好奇心重而又有点爱面子。花花绿绿的大上海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资产阶级面前，他又具有一定的自尊心，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扔掉了老布袜子，扔掉了春妮的针线包，扯断了象征他和春妮间关系的那根线，更严重的是忽视了阶级斗争复杂化的新形势，放弃了对新兵的领导，放松了警惕性，使敌人特务从自己排的岗哨上滑跑了。陈喜的思想暴露不过是萌芽，而问题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针对陈喜的问题，作者深刻、细致地描写了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抓活的思想，防微杜渐。党对陈喜及时指出了错误，他本人也能够接受批评立即投进战斗。作者敢于探索这一类型士兵思想性格脆弱的一面，基于作者对这一类型士兵有较深的了解，了解他们的本质，了解他们性格所以脆弱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了解他们具有既敢于对敌斗争，也具有敢于进行自我斗争的革命品质，而这革命品质是有革命传统的。作者同样是以深厚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的，从枪击特务曲曼丽这一行动上，和最后参加抗美援朝的行列，使人相信陈喜的成长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
童阿男是血统工人的后代，比较年轻，比较单纯，追求革命这是他本质的一面，同时，他是在流浪中长大的，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没受过组织教育，在他身上必然还存在一些糊涂思想和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他接受林媛媛的请求，陪她去吃饭赴会，还自以为是见义勇为的行为，他对“解放”“平等”的错误观念听来幼稚可笑，却是可以理解的。经过事实教育，觉悟很快提高，三次撕毁入团申请书，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他奋不顾身地抢下定时炸弹，及时制止了一场经敌人周密设计的大破坏，并给受伤的罗克文输血，这一英雄行为标志了人物的成长。出现在作者笔下的这个新入伍的青年形象，还是可信的。
指导员路华，连长鲁大成，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两个部队干部的形象。这两个人物性格似乎在其他写兵的戏中也有过类似的形象，但是，这一个连长和这一个指导员并不完全同于其他戏中类似的性格的连长和指导员。特别是连长，对他的性格的刻划非常生动、形象；他有点急躁，但并没有损害这个人物的形象。他是时时在克制着自己，他爱战士，也了解每一个战士的思想性格。他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指挥员，同样也不习惯这个新的环境，甚至也不够了解新的斗争形势。在南京路上站岗，开始他也有些想不通，可是，当他懂得了这个新任务的重要意义时，他坚决执行了组织的决定，而且同样严格地要求每一个战士。他的要求是从原则出发的，是从政策思想出发的。当他拿出洗净了的陈喜的那双布袜时说：“希望你的检讨从这儿开始，就从这上面找找思想根源吧！”是语重心长的。连长这个人物的创造十分成功，这个典型的人物的树立是作者深入体验观察人物和艺术概括的结果。
指导员路华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和体现者，是比较难于写好的一个人物。但是作者着力刻划了人物的火热的性格，而且使人物生活在战士中间，生活在群众中间，和战士、群众一块投进了思想斗争和对敌斗争中，虽然他的语言不及连长的语言形象，个性刻划还不够丰富，可以看出作者是花了很大的笔墨，并且意图塑造一个崇高的英雄形象的。
用笔不多的老班长洪满堂的形象是突出的，语言不多，行动不多，可是每一句话，每一行动都闪现了人物思想的火花，看出老一代的共产党员、老战士对青年一代在思想行动上影响的深远。
我们的兵过去有不少来自解放区农村，受到阶级教育，自觉自愿地参加解放战争，他们纯朴、单纯、机智、勇敢，要真实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成果，问题之一是怎样反映我人民解放军。怎样写兵是摆在作家面前的课题之一。
解放以后，在和平环境里，对敌斗争也就更为复杂和尖锐了，我们的兵的生活不再只是战场和课堂，我们的兵的思想领域也是极为丰富的。读了雷锋的日记，谁也要为他那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舍己为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所感动。我们的战士具有雷锋式的品质的绝不是少数。那末怎样来表现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的战士，怎样来表现他们的英雄品质，和思想的发展和成长，部队的作家已有过一些成功的尝试，《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们显然也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个作品尝试的结果是获得成功的。在人物创造上，作者塑造了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我们的战士的形象，着意刻划的是人物的性格，通过性格的刻划展示了人物思想的发展和成长。前面在人物分析方面提到的一些细节描写，包括一些道具的运用，都说明了作者在深入观察生活时能细致入微，而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又能独具匠心。在性格的把握上，语言的成功是因素之一，这个戏里多数人物的语言达到了口语化、动作化。做到“闻其声如见其人”。当戏结束在陈喜、赵大大、童阿男走在开赴抗美援朝的行军行列里，他们那雄赳赳、气昂昂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英雄形象是深印人心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反映现代生活题材写兵的作品中，作者的尝试和创新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在写部队干部、士兵形象之外，作者还成功地创造了农民春妮、工人周德贵、女学生林媛媛、童妈妈、阿香等人物。特别是春妮这个人物，非常完整，极为动人。这是在苦难的农村中，长期的艰苦斗争所锻炼出来的新的农村妇女。她的出现，像是一首抒情诗，作者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意。她对陈喜的关心，不仅因为陈喜是她的爱人，更因为他是共同战斗的伙伴。当她发现了爱人思想上的变化以后，她对他的责备，是洋溢着多么深刻的阶级感情呵！春妮的形象就像一座大理石像一样毫无雕琢痕迹地树立在我们的面前。
总的看来，所有的正面人物，形象都是突出的，对比之下，反面人物就感到有些不足了。例如罗克文，他是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音乐家，他对革命当然毫无认识，思想甚至是反动的，但是表现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的描写，应该符合于解放当时这样一个人物的出身和教养。现在看来，有些语言似乎和规定情境、人物关系不太调和，和当时那个时代，那样出身的人不太符合。作者是有意对这一类型的人物给以批判的，问题是用什么手法来体现。如果能从这个人物的具体思想、感情、性格出发，用适于这类型的人物的典型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所想、所感，那末在挖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方面会更深刻些，效果也必然更真实可信些。
《霓虹灯下的哨兵》除了主题思想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艺术手法有它独到的创造外，特别是正面人物的塑造，尤其是部队干部和士兵的形象，是那样出色地活在读者和观众的心里，这是最大的成功。这个成功，是贯彻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的胜利。虽然也有不足之处，但这是可以弥补的，只要坚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各种类型的人物一定会活现在作家笔下的。必须明确一点，所以要加强对反面人物的刻划，正是为了更好地、更突出地来表现正面人物。社会面广阔是这个戏的特色，但也带来一个缺点，情节略感枝蔓了些；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展开，高潮落在抓特务的第八场，感到不够有力。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给人印象是深刻难忘的；剧本的特色，形象地再现在舞台上，就更其突出了。这个戏的演出确实有它自己独到的特色，那样新鲜，那样生动，时代感非常强烈，看出了导演的魄力，艺术组织者漠雁同志是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的。导演是剧作者之一，他对于戏的主题的把握，是胸有成竹的。这突出表现在掌握了贯串全剧的思想红线，虽然剧情发展，线索繁多，但以战斗的连队为核心，敌特活动、资产阶级“香风”毒气都在战斗的连队面前，自然地被消失、被瓦解。同时，导演对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观察深刻、分析准确，因此，对于典型环境气氛的渲染，敢于放手着色。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陌生、复杂的环境里的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对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别是人物思想及其发展，作了细致的刻划。群众场面很有气氛，就是无言的群众，也看出导演的艺术构思，是那样经心缜密地为主题服务。说明革命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如两个修女的两次出场，刚解放时不了解解放军，路过南京路时，看见赵大大，手划十字，祷告上帝，这个动作是具有典型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一年以后，显然对党的政策有些了解了，再路过南京路，看见赵大大，飘飘然施礼而过。这都是极其微小的细节，却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
舞台设计是成功的。那南京路上高楼大厦的衬景，加上灯光和幻灯的变化，这一远东闻名的大上海的特征，相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音乐效果也很能结合剧情发展，阿香被流氓逼债，跪求赵大大时，正好游园晚会上《白毛女》的歌声飘扬过来，气氛渲染得恰到好处。
演员的表演，更得到一致的称赞。人物创造，无论是性格的掌握，台词的表达，准确而生动。这个剧本的台词是有特色的，动作性强，演员可以挖掘的东西多。
我们说这是一台好戏，剧本好（前面已作了初浅的分析）导演好、表演好，而导演、演员的创造，是很难区别开来谈的。人物的创造，形象的树立是演员劳动的结果，这结果却是在导演总的意图下共同体现的。
连长鲁大成、指导员路华、列兵赵大大都是比较突出的；他们的成功，主要是掌握了人物思想性格最基本的一面。鲁大成有点急躁，甚至有点主观，可是宫子丕同志在掌握这个人物性格时着眼在克制人物性格的缺点，这克制是人物的、也是演员的。作为人物，他是老连长，他这个性格的缺点早经组织和群众提醒过，人物也一定下过决心要克服这个缺点，表现人物的克制，正是点出人物思想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作为演员，表现急躁来刻划人物性格是容易得到剧场效果的，可是演员并不因为可能获得不必要的掌声，为表演而表演，这是难能可贵的。
指导员路华是一个不太好掌握的角色，而徐林格同志首先把自己当作士兵的同志、亲兄弟，他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件事。他的心像燃烧着一团火，这团火到哪里，光和热也到了哪里；虽然在剧本创作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有所不足，可是演来却是称职的。
袁岳的赵大大，气质、形象，似乎就是剧作家下笔时的模特儿。这个人物很可能往傻里演，但舞台上的赵大大却一丝傻气也不沾。这个人物似乎简单，而演员在体现人物思想变化时却一点也不简单化。
陶玉玲的春妮的表演，十分朴素、十分真实。对人物感情发展的分寸掌握得很准确。第一次出场，春妮扛根扁担来到了，这根扁担点明了春妮的支前模范的身份，点明了春妮急于一见亲人的心情，也正是这根扁担打中了陈喜的糊涂思想。这是这一条纠葛线上思想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导演和演员的艺术处理非常细腻，陶玉玲在掌握春妮当时的心情上，那样真挚，甚至还保持着女孩子的天真，这天真也来自农民的纯朴。她一切都为陈喜着想，这感情线埋伏到冲突的第二回合，陈喜的思想在丢布袜子的动作上暴露得更为明显了，而春妮还是怀着三年前对陈喜的爱情。两种思想的遭遇战在扯断缝衣服的那根线上展开了，春妮这才正视摆在眼前的严重问题。作为妻子，春妮感情上的震动可以想见，可是她是根据地的支前模范，想到革命事业，她得克制个人的感情。就在这一瞬间，她表现了这一个具有倔强性格的春妮的可贵的品质，更表现了她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特别要提的是陶玉玲的台词，念得又自然，又表现了春妮这个人物内在的美。饰演春妮的成就是不可多得的。
从生活出发，从具体的人物出发，不加造作、深入体验，细致地、有分寸地表达出来，是《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许多演员具有的表演方面的特色。看了演出，英雄的连队像一个巨人屹立在黄浦江畔的南京路上，而南京路上的英雄连队不正是遍布祖国各地人民解放军的缩影么？作者，表导演艺术家，以无比深厚的热情歌颂了我们的英雄连队，歌颂了人民解放军，这热情歌颂不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不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么？剧场里谢幕掌声不正是观众和作家、表演艺术家在思想感情上达到共鸣的反映么？而通过丰富多采的艺术手法所揭示的主题思想，对广大群众来说，其影响就更为深远了。
这是一出极有教育意义的好戏，题材虽然是写兵，受教育的对象决不止是部队；农民、知识青年、各阶层人民都可以从这出戏得到启发，得到教益。在前线话剧团为北京的观众演出的时候，谨推荐给爱好话剧的北京观众们。（附图片）
剧照说明：
（上）老班长洪满堂（刘鸿声饰）对陈喜（马学士饰）说：
“干吗？人家是支前模范，上海解放有她一份功劳！ ……”
（下）连长鲁大成（宫子丕饰）将洗好补好的布袜子交还给
陈喜说：“还是它结实，耐穿，穿着它，脚底板硬，站得稳！”
（左下）新战士童阿男（廖有梁饰）在南京路上站岗
第5版()
专栏：
改进年画工作，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邹雅
年画，创造于民间，扎根于民间，为农民寄志言情，为农民喜见乐赏。它是农民的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我们在革命事业中，利用了这一群众性的绘画形式，推陈出新，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
最近，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全民支援农业的庄严号召，要把农村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新农村，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光荣任务。现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正在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正在进一步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必须进一步去提高与满足农民对文化艺术的要求。我们的年画工作者，应当为此贡献出更大的力量，为支援农业、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发挥其更重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年画的创作和有关年画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需要研究，采取积极的措施，切实地一一加以改进。
今年的年画创作质量与数量虽然都有所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满足农民的要求，距离尚远。在年画发行的调查中，农民们就对一些作品指出：“有些画得虽然五颜六色，十分烘火，但缺少新意思。”感到“不新鲜，没讲头，看了不带劲，不称心”。个别农民更幽默地说：“有些年画是寿星唱曲子——老调儿。老是一个人抱一些东西，简单化，多看了没意思。”这些都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同时农民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画丰产的太多了，今后希望多画些我们劳动生产的，有关农业技术改革的”、“看了能长志气的，能长见识的”等等。这些意见，都是很中肯而宝贵的。下面，我想谈谈几个有关的问题。
（一）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年画应当表现吉利的内容，烘火的气氛，以符合农民对生活美好的愿望和为春节时布置的需要。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年画工作者对于烘火吉利，理解上有片面性。这几年来，许多年画工作者注意了群众的欣赏习惯，学习了民间年画的风格，这是好现象。但是有不少作品因袭旧题材，缺乏新内容，单求烘火吉利的纯装饰性的作品，每年在增多起来。在年画中，有一部分装饰性的作品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过多了。就是在这些装饰性的作品上，也应该适当的加以改革，使它既含有新意又符合装饰上的需要。作为年画内容的主要描绘对象，应该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表现劳动人民的新思想新品质，反映他们在英勇顽强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的斗争生活，表现他们实现伟大理想的奋斗历程。工农群众在坚韧不屈地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中，有无数英雄模范人物，表现了坚定的意志，伟大的气概和高尚的品德。这些正是年画创作最具体最生动的内容，画家应当及时地反映他们，热情地歌颂他们。是否反映这些内容，就难以表现吉利的意思与烘火的气氛了呢？完全不会的。已经有许多作品可以证明，这些题材，恰是最能表现吉利的内容，因为正是这些先进人物以不屈不挠的斗争才创造了幸福的生活，恰是须用最烘火的气氛才能充分表现这些新鲜的事物与人们的革命热情。这样，才能最有力地燃烧读者的心，才能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和有力的鼓舞作用。现在有些年画只是简单化地描绘丰产、幸福生活和愿望，而不是反映怎样去取得丰产，怎样去创造幸福生活和怎样去实现美好的愿望。因此，这些作品的感染力和激励人心的作用是薄弱的。无怪乎农民说“多看了没意思”。年画在抗战时期一开始，就是由于着力反映了当时农民群众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的生活而为群众所喜见乐赏，于是改称为新年画。因为他们能从年画作品中明确生活的方向，坚定斗争的信心，从而对他们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今天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这种优良传统。
我们强调反映劳动人民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的题材，例如具有爱国主义的历史戏曲，具有反封建道德的故事传说，以及有关教育儿童的作品等等，也都是农民所需要的。只是因为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题材，它的教育作用，更为直接而有效，所以需要在年画创作中特别加强。
（二）
在我国旧的民间年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迷信品，现在已有许许多多农民不再张贴这些东西了。但是全国尚有一些地区还流行着这些东西，我们还需要大力设法夺取这个落后的阵地。今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好几套“迎春贴纸”，即改革了苏北地区的旧式“灶码”和“红货”等迷信品年画。这是一桩很成功的尝试。在过去，苏北等地的农民，春节时习惯用“灶码”、“红货”等去装饰屋里屋外的门窗、灶头、水缸、柜子、槽头、肥堆等，除了以增节日气氛，更膜拜上面画着的神灵，祈求“平安与幸福”。过去我们虽曾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总未找到最合适的改革方式。今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叶文西、江南春等数位同志，去扬州等地深入农村调查年画发行情况，召开了座谈会，倾听了农民和生产队干部们对年画的意见。有的农民讲：“送灶王爷是迷信，但不送又像缺了一桩事，如果弄个新灶画贴贴倒很好。”有的干部讲：“单搞新灶画还不够，对‘红货’（即指迎春贴纸）也应该来个革新。”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谈了一大堆意见和建议，这几位年画工作同志便决心把“灶码”、“红货”进行改革。回去后即根据农民们的建议集体起稿，然后再回扬州，同农民一起研究，作了不少修改。例如原在后门上绘“人民公社好”的一幅门画，以代替旧的“钟馗图”，农民虽然爱这幅画，但认为贴在后门上不妥。后来经农民建议改绘了
“除四害图”。而在“人民公社好”这幅图下，加印了二十四节气，成为一幅农历图，以便他们掌握农时之用。在“灶码”上，改绘老汉捧鲤鱼图，横额写“菜熟饭香”等等。把“红货”全部改革成一套崭新的内容，反映了农民的新光景，表达了他们的新要求。当画家们在当地一完成了初稿，农民们即纷纷要求订购。这几位画家从这次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极深刻的体会，一致认为“要画出为农民喜欢的年画，就得与农民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心思，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美术工作者为农民服务的道路，是异常宽广的”。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买“灶码”，是由于他们思想落后，满足迷信上的需要。从前面所谈的实际情况来看，显然这是不正确的，至少不是完全正确的。倒是由于我们过去出版的年画，未能照顾农民习惯张贴的需要。所以他们只好照旧把“灶码”、“红货”贴上，以“换换新景，图个喜气”。其实，农民们是有改革的要求的，只是因为我们未作深入的调查，不了解他们的心思，没有同农民一起来想办法。如果要对其它地区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则决不能完全照抄前面的方式。因为我国各地的情况不同，各地群众的文化水平、风俗习惯也有很多差别，他们对年画的要求爱好也不完全一致。前面谈到的“红货”，对扬州等地的农民合适，对别的地区则不一定需要，例如在苏南的崇明调查时就不行“红货”，对“迎春贴纸”上有白色底的就忌讳。为了能对各地农民服务得更好，满足各地农民的要求，这就需要各地出版社的编辑和年画工作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生活思想状况，然后利用他们习惯的形式、体裁进行适当的革新，否则，即使画的内容很好，如果犯了他们的忌讳，仍然是不能用的。特别是对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尤其需要注意。现在，全国各省差不多都有创作出版年画的人材和机构，完全有条件像前面所讲的那样深入细致地去作。
（三）
关于年画的形式问题，近几年来，不少年画工作者运用了民间年画的风格而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但是尚有忽视这个问题的，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意。农民们觉得有些年画“颜色太灰暗、格式又松散、模样不俊美”。民间年画的形式，有它一套程式；有它特殊的规律，这是民间艺人苦心经营，长期积累下的宝贵艺术遗产，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学问。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在民间年画的形式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构图的对称丰满，色彩的强烈明朗，模样的壮美俊秀，以及程式化等手法的运用，一是为了表现欢乐吉利的内容；二是为了装饰上的需要；三是由于农民欣赏的习惯。所有这些也是与劳动人民的乐观主义思想以及我们民族的性格联系在一起的。学习民间年画是为了能更好地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的生活。在表现新的内容时，又需要在民间年画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加以发展，以便创造更好的形式，更充分表现新的内容。如果离开原有的基础去创造，很容易脱离群众，停留在原有基础上，即难以充分表现新的生活，群众也会不满意的。
全国各省多数都有木版年画产地。它们出品的形式，有共同一致的方面，又有很多明显的区别，表现了各自浓郁的地方特色。全国著名的四大木版年画产地的出品，虽然都是鲜明亮堂的民间色彩，但又各异其趣，杨柳青的较俊秀，桃花坞的较华美，潍坊的较浓艳，绵竹的较凝丽，各有风采，予人以不同的艺术感受。木版年画因是手工印刷，有的还加手工敷色，它与机印年画的效果不同。一个底稿，在不同艺人的手笔下，又可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敷色材料，有用矿质颜料的，有用植物颜料的，有的二者并用。特别是用矿质颜色的，经艺人巧施胶矾后，色泽鲜艳夺目，经久不变，有的还加金银色，更为堂皇华丽，农民特别喜爱。这些民间木版年画，过去还畅销于南洋与其它各国。可见艺术愈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也愈有国际意义。现在我国机印年画每年印销一亿数千万份，尚难满足需要。除了加强现有的机印年画之外，最好各省都能恢复木版年画的生产。这样做，不仅能解决一部分需要，又能把木版年画传统继承发展，推陈出新，使年画园地，百花齐放，更丰富多采。在恢复时，一方面要保留旧有的优秀作品，淘汰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组织民间艺人和画家创作新的作品。近几年来，潍坊已在恢复木版年画生产上作出了榜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广泛搜集整理了许多旧版，并创作了不少新作品，年产数百万份，深受群众欢迎。杨柳青与桃花坞也复印与创作了一些作品，满足了社会的部分需要。但是，有些旧版复印，选择的不妥，有的内容不好，有的丑化了正面人物形象，有的版子已模糊不清，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今后需要认真注意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