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有感于柳青同志编《三字经》
艾克恩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陕西日报》上,登有一篇作家柳青同志根据他同社员一起讨论而执笔编写的《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不长,五百来字。内容很切题,谈的是生产队耕畜饲养管理中应注意的事项和如何管好耕畜的办法。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从实际工作中得出来的经验总结。比如讲选饲养员时,要“觉悟高,手脚勤”,“管牲口,负责任”;讲照顾耕畜时,要“起鸡叫,睡半夜”,“饮温水,喂碎草”,“饱不打,乏不套”;讲使用耕畜时,要“制度严”,“爱牲畜”……。文中从头至尾向社员宣传了爱社爱队的集体主义思想。开头,柳青同志还写了一段简短的说明,说他写这篇东西,一方面是为了起一个群众公约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群众易于接受,便于群众记忆。
显然,作者这番苦心是不会白费的。因为从内容到形式,它都非常切合群众的需要和喜爱。
作家在继续完成长篇巨著《创业史》的创作之余,还能及时地为农民写些《三字经》之类的东西,这种精神实在值得钦佩。
可见,作家为农民服务的方式和途径,并不是狭窄的,而是广阔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写大部头作品是一种,写简短的小品也是一种;花十年八年的工夫精雕细刻一部长篇巨著需要,花三天五天的时间赶写一篇小东西也需要。只要对群众有利,能起积极作用的,作家都热情地去写,这正是我们革命文学的光荣传统。在战争年代里,许多作家深入连队,为战士写墙报,写唱词,写枪杆诗,大大鼓舞了部队斗志,活跃了连队生活。在建设时期,有了更多的作家深入工厂农村,为更广大的群众写各种各样的满足群众多方面需要的作品。赵树理同志就说过,只要对革命有利,他什么都写,而且是慎重其事地写。不要说在战争年代里经常写快板,甚至写传单,而且建国以来,他也不断地写些唱词、鼓书之类的东西。他说得好,他写这些东西,“是诚心诚意当作革命工作去做,因为这对革命有利嘛。”
同时,通过这种写作,对作家来说,还有个好处,可以加强和群众的联系。作家深入生活尽可以因人而异,方式多样,但和群众打成一片,结成知心朋友,要求却是共同的。那么,如何打成一片,如何结成知心朋友?最好的办法就是“共事”。许多作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周立波同志在湖南长期和群众同工作,同劳动,大小事情都为群众办理,甚至有夫妻吵架的事也找他劝解。所以他用自己的心换来了群众的心。杜鹏程同志在战争中,和战士们“一块滚”,给他们上文化课,办壁报,代写信,编快板,甚至做饭、放哨,见什么就干什么。这样,战士们就不再叫他“墨水瓶子”,而亲切地叫他“老杜”了。赵树理同志“共事”的经验更是丰富。他说,他建国十多年来,和农民老战友共过好多事:从互助组共到公社化,从栽苹果树一直共到苹果上市,从扫盲缺教员一直共到乡乡有学校,从两条腿爬山一直共到县县通汽车、村村安电话。在共事中,农民才把他当作“一个圈子里的人”,无话不谈,无事不找。从此使他了解了各种人,正像他所说的:“你不想了解他们也不行,日久天长,你听见脚步声,就会知道那是谁从你的门口走过。”
为农民写小东西,对提高作家的写作技巧,掌握多种写作形式和丰富各种知识,也是有好处的。现在许多成名的作家,往往就是从这些小东西写起,从创作快板、鼓词及其他说唱形式的东西起家。而且在后来他们一直不间断地这样做。
继《三字经》之后,柳青同志还打算针对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编写另一些“三字经”或“千字文”。他并说,现在发表这篇东西,其意也是为了“抛砖引玉”。我想,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像柳青同志这样,一定会“引”出农民所喜欢的“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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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疆灯火
谢树
在无边的碧蓝的帷幕上,闪烁着无数颗亮晶晶的眼睛。在星空的复翼下,我们越走越觉得边疆的田野无际无涯。
我们走着,走着,忽然一道强光在远处出现。“瞧,那是什么!”我们高兴地喊起来,而且加快脚步,向它走去。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台夜耕的拖拉机停在那里。
拖拉机旁生起了一堆篝火,火光映红了几张秀气的笑脸。“今天我们的进度,到底又抢到前边去了!”一个梳着短发的姑娘说。
“照这样,我们有拿到红旗的希望咧!”另一个姑娘说。
“红旗嘛,我倒不在乎。我们要的是熟地、好地。再过十年二十年,边疆的土地越开越多,粮食越打越厚,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后来的青年人说:‘喂,同志们,你们可得珍惜我们这份劳动啊!我们不光白天,而且是带着灯把边疆的土地开拓出来的!你们看,口气不大吧!”
“啐,口气还不大,再大,要撑破天了!”说着,姑娘们都笑了。当然,我们站在一旁也笑了。那个梳短发的姑娘发现了我们,脸上略微红了,让着说:“请坐,喝碗开水吧!”
我们和她们,围在篝火旁,闲谈起来。谈论中,才知道她们是从几个大城市来的志愿垦荒队员,到这里已经三年多了。我问她们:“你们已经习惯北大荒的生活了吗?
那个梳短发的姑娘马上纠正我说:“现在不应该再叫北大荒了,你看它哪一点还荒凉呢?不说白天,就是夜里,它也是灯火通明的!”这时,夜耕的拖拉机已经多了起来,像探照灯般的光柱和那隆隆的马达声,正把沃野唤醒……
就在这光和声的伴送下,我们来到了预定的住宿地点——捕鱼的大亮子。这里,只有一排简易的茅草房,看样子,刚刚建起不久。主人殷勤地把我们安置好,又去忙碌他们的营生。我们一时睡不着,便去捕鱼点参观。
在捕鱼的亮子旁,有一排明亮的电灯。电灯下,被巧妙地叠起的浅坝,挡住了鱼儿的前进;回游不成,索性向前直跃,结果,一条条银光粼粼的鱼儿,便都落在网里。人们忙着拾拣,一会儿一大筐,煞是有趣。
来到垦区以后,几次夜行,老远老远就会看到一片灯光。有一次,我们从完达山里出来,一路上伴送我们的是满眼繁星,及至出得山来,骤然间,在星空的映照下,出现了一片灯海。和我们同行的老场长指着那片灯海,对我们说:“三年前,这里只有几户人家,而今,已经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镇甸;从完达山采伐来的木材,就要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到全国各地去!”
我们和老场长一同来到集材点,这时才看清,不仅是成排的电灯耀眼生辉,还有一辆辆汽车的大眼睛,在茫茫的夜色中大放光芒。楞场上,明耀如昼,人影憧憧,喊号声、装车声、马达的轰鸣声绞成一片,火炽得很。
“你们到这儿以后,什么印象最深刻?”老场长问我们。
我们想了想,便回答说:“灯火。夜里,垦区也是一片光明!”
他呵呵呵笑了,满意地点点头,又问我们:“你们可知道,这一片灿烂的灯火是用什么点燃的吗?”
是的,这一片灿烂的灯火究竟是用什么点燃的呢?面对着浩瀚如海的星空,面对着明耀如昼的灯火,我们深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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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元宵忆面灯
毕克官
我属马,每当元宵节,母亲都要分给我一个面捏的肥马。每次,这个马都唤起我儿时的回忆。童心和欢乐就会跳跃到脑海中来……
夜幕渐渐地垂下来,盼望很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母亲唤我们到跟前,在每个“属”的灯窝里添上豆油,放了灯草,然后把它们分给大家。于是我们就欢天喜地地把它送到自己的炕上去。母亲则把“看门”的猴子和狗、“吃”跳蚤的鸡、“吃”水污的鱼分别送到大门口、炕上和水缸里(盛于瓢中)。满屋的小面灯,孩子们都为它的新奇有趣而陶醉了。
捏属,是我家乡——山东威海的一种古老风俗。每到正月十五日,有些人家要把家庭成员的生肖用玉米面、豆面和白面等掺混起来的面团捏出来,然后蒸熟了吃。我没有办法考据这种风俗的历史沿革,但可以肯定它是和灯节的灯相联系的。据老人们说,早先原是以捏“灯”为主的。这灯状如粮囤,共捏十二个,上边还盘着几条小蛇,名曰“圣虫”,说是有了它就会五谷满仓。关于面食灯、属的来历,我想这是热爱生活的劳动人民结合了实用和自己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因地制宜地逐渐丰富了节日的活动内容。
看捏灯捏属是件乐事。记得,母亲口中念念有词:“给你爹捏个懒沓沓的大黄牛吧!”只见她揪过一个面团,朝上捏了一个“大奶头”,又在面团的两边捏了四个“小奶头”,然后用剪刀在“大奶头”上剪了三下,如此三抚弄两抚弄,没待我们这些孩子脑筋转过弯来,却见一个屈脖缩胫,张着一双大眼睛的老牛已经躺在面板上了。一看,哪里是什么奶头,原来是牛头和牛蹄呢!母亲又说:“我捏个猴子六子(调皮滑稽之意)的人儿给你们看。”只见她同样地在一个面团上捏了几个“奶头”,旋即拿起剪刀,往猴子背上剪了起来;又捏了一个面饼,顶在猴头上。于是,这猴儿竟然像人一样地披了蓑衣,戴顶草帽,仰起头,撅个嘴,抱着粮囤坐在那儿了。最使我们纳闷的是她捏的大老虎。因为她没有像给牛和猴那样用锥子钻出鼻孔来,而是单给老虎捏了个鼻子,让它突出地躺在脸膛上;也不像牛、猴那样粘上个眼睛就算了,而是在眼睛下面另外垫了个眼眶。母亲说:“老虎是恶鼻子恶眼的,给它钻个鼻孔没有劲儿;给它垫个眼眶,神气就更足实了。”嫌老虎、老牛空张个大嘴有些单调,母亲就切上半个大红枣,给它们咬在嘴里。
记得那时节街坊四邻的婶子大娘们常说:“心里怎么想法,手就怎么捏法。”原来她们的“意”就是这么“立”下来的。发酵的生面一经火蒸,就会“发胖”,她们充分估计蒸熟后的效果,追求一种浑圆敦厚的造型美。
还有,怎么平时干饭、稀饭,菜碗里的豆子竟成了牛、虎的活灵灵的眼睛?那时节,母亲一边捏,一边给我们念道,什么豆子做什么眼睛要有讲究,不能乱用。牛眼是扁豆,因为它长的是“牛弹子眼”(大的意思);猴子的脸和眼都不大,用小绿豆合适。又告诉我们,各种豆子脐部的一点点白色,可别马虎过去了,它有大用处,正好当提神的眼珠呢!
童年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它却留下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题目。譬如说,就是这么一个牛或一个虎,它却担负了几重职责:做为元宵节的点缀,它是可以点燃观赏的“灯”;作为粮食制品,它象征着丰收;作为食品,它是美味适口的;作为人的生肖,它祝愿着家庭成员的长寿康乐;作为人的创造,它称得上是艺术品——勤劳的农村妇女是这样聪明地把节日、实用、祝愿、材料、艺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尽管千百个婶子大娘们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要说,她们是了不起的艺术家。(附图片)
山东民间面食——牛(属)灯和虎(属)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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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街头

朗诵和诗人朗诵
刘岚山
最近以来,不少地方都搞起诗朗诵,这是很有意义的;诗朗诵可以在剧场演出,售票,而且全部客满,更是过去所没有的事。朗诵活动的展开,是诗歌进一步走向民族化、群众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是毋庸多说的。
在最近举行的北京迎春朗诵会上,有几位诗人亲自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是有原因的。诗,诗人创作出来之后,就是要让读者去欣赏。登在报刊上或印成书,让读者读,这是一种重要的发表方式,但绝不是唯一的方式;而朗诵,我以为也是一种重要的发表方式,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不仅能够扩大诗歌与读者见面的机会,而且由于深入创作实际,朗诵起来也易于表现作者的感情。
有人以为诗朗诵是一种专门的表演艺术,诗人创作诗,演员朗诵,各司其职,诗人不必过问自己作品的朗诵,也不必分心去研究朗诵艺术。演员朗诵,自然有好处,甚至有一批专门的朗诵演员也是需要的,但这并不能代替诗人的朗诵。别的不说,诗歌怎样才能到达民族化、群众化的境地?诗歌以及诗朗诵如何才能为群众所喜见乐闻?等等,理论上的阐明、探索固然重要,但要认真谋求这些问题的解决,诗人深入到群众中去,自己面向群众朗诵,亲听群众的直接反映,和群众共同欣赏自己的诗歌艺术的再创造,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
不特如此。诗人如果经常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群众见面,把诗歌真正地带到工厂、带到农村、带到部队、带到学校、带到街头,当然,也把它带到会场上、舞台上,让诗朗诵与各种表演、说唱艺术在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活动中,取长补短,斗艳争芳,以期达到更繁荣的境地,岂不是一举数得?
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一种期望,有待于诗人同志们的试验。但是,经过大家的努力,恐怕也不能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在这东风万里,春光独好的时候,诗人们,放声歌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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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街头长辛店人
——记老工人座谈会
王术斗室会群贤,慷慨话当年,一句话一串珍珠,谈不尽斗争的经验。旧社会多少困苦艰难,在朗朗的笑声中逃窜;与敌人多少次的交锋,溶进头上的银发斑斑。一位老工人故意板起面孔,学着当年工头的叫喊:“谁敢再调皮,休想待在长辛店!”互相会心地朝窗外一望,头上仍然是长辛店的天,厂房后的朵朵山茶,向人们展开了笑脸。一阵笑声过后,引来无比的庄严:“我们从没有看见一个反动派,乖乖地自动滚蛋!”……谁说你们已经退休,你们是孜孜不倦的教员,我没有携来半点礼物,却带走一个最坚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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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农业生产队长(素描) 宋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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