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的艺术特色
杨扬
胡正同志的《汾水长流》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有特色的作品。它给人的印象是朴素、明净的生活画卷。虽然只抓取了一个村庄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巩固和扩大初级社的一段生活，时间也只是从春到夏，却在相当广阔的程度上反映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在农村所展开的两条道路间复杂、尖锐的斗争。
小说在我们面前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晋中农村的生活面貌。杏园堡这汾河岸边的村庄，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但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限制着杏园堡农民更快地发展生产，同时也逐渐产生着两极分化。像雇工出身的王连生，因妻子生病、孩子拖累等原因，“年年欠债”又陷入困境，只好把土改时分得的一些家具、半头骡子和二亩好地陆续变卖了。另一个翻身户刘元禄却靠投机、做小生意而发起个人小家业来了。这时，党及时指出必须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在互助组基础上发展农业合作化，就在杏园堡农民面前更明白地摆出了社会主义道路，杏园堡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办农业社这是新兴的事业，在周围的自发势力还相当厉害，在许多农民还不那么了解农业社的实际好处时，它能不能够巩固就是当时农村两条道路决战中重要的一步，就是这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内容。《汾水长流》的作者机智地抓住这一段，通过杏园堡初级社建立不久在巩固社过程中所进行的防霜、抗旱、战胜春荒，以至夏收后扩社等一系列斗争，展开了在这小村里所表现出来那种阶级斗争的繁复多样、犬牙交错的阵势。由此，它也展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在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农业社在自发势力面前挺然屹立，这无异于是在杏园堡各色各样人们面前的试金石。以对农业社的不同态度为重心，这些人物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抱着不同的态度，占着不同的地位，有着不同的行程，也由之揭示了他们之间不同的矛盾。对广大贫农、下中农来说，农业社是他们热望的道路。贫苦的王连生深切地知道单干给他带来的是饥荒和痛苦，他的热切要求入社和赤心爱社的感情有着很大的代表性。对于那些富裕户，农业社却是不对胃口的。他们想的是自己发家，巴不得社办不成，至少希望保持互助组算了。周有富这个富裕中农，在农业社遭到困难时，多么得意地要和农业社赛一赛。勉强入了社的姜玉牛，趁机会就想退社。而那个翻身忘本的刘元禄，靠着投机和作生意闹腾富裕了。作为党员干部，他不得不入了社，他的心底却觉得眼看到手的“好日子”，被“拦路出来个农业社”挡住了。他不能忍受的是“革命要赔本钱”，谋算着不把农业社弄成旧社会有钱人家合办的“合成地庄”，就要把农业社弄得散伙，才好实现他发家的心愿。因而，他不愿让更多的贫雇农参加社，王连生要求入社，他就多次阻挠和泼冷水。他和支部书记郭春海的冲突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和富农赵玉昌的勾结又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倾向在把他引向何处去。赵玉昌这个富农兼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的人物，在晋中一带有一定的典型性。对这个富农在杏园堡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坏活动的描写，勾画出了当时农村中限制富农和富农反限制这一斗争的复杂面貌。
对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小说抓住了争取和教育广大中农及如何帮助贫农、下中农中少数落后群众提高政治觉悟的重大课题，并以此为纽带，展开了处于这场斗争中各种人物间复杂、多样的矛盾和关系。郭春海的父亲郭守成这一个人物在小说矛盾关系安排上，起着不少作用。这个带着沉重的个体经济所赋予的精神负担的老年中农，虽然参加了社，但仍然牢牢保留着自私的思想，使他在合作化的路上表现着重重怀疑与动摇心理。他对社总是隔着架小算盘，正像他追问儿子的话：“你算过这个账没有？心眼怎么长的！”他牢记着自己的家业。他的动摇与自私，就使他在斗争中两边都产生了多样的瓜葛，并且，在小说中不少次事件上，他起了引展矛盾、牵动线索的作用。他的思想、打算和热爱社的王连生等人自然有分歧，而在他自己的家庭内部，儿子郭春海是对他最厉害的批评者，他的老伴又多是向着儿子说话，这里实际上又是不同思想的矛盾。他的偷懒固然在与另一些落后社员如孙茂良会产生“针尖对麦芒”式的争执，放牛吃麦苗、抢先退社又掀起了社里社外的波澜。他的动摇又突出地表现在那种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财对他还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他在富农赵玉昌面前“用舌头舔完了最后一滴”便宜酒，答应了私卖粮食，本来想沾点油水，结果反遭了坑骗。他对刘元禄给王连生栽赃事件，明知真相但为避免漏出自己放牛吃麦草的事，就长期守口如瓶。这些都深刻地活画出被称为中农身上最没出息的那一面来。在这种概括中可以看出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广大中农阶层的教育之不易，原因就在于他们身上的这一面社会基础较比深厚。对另一人物孙茂良的描写，不仅在小说事件中起着重要的衬线作用，这个人物从被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所利用的酒鬼，在斗争中几经教育而变成勤劳的社员，也是两条道路斗争力量转化的又一个很有意义的安排。郭守成、孙茂良这样的人都能决心摆脱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就有力地显示了杏园堡农业社能够巩固并且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对于富裕中农阶层中的周有富和姜玉牛，作者写出他们采取不同方式表现的对农业合作化的抵触心理。而且，最后写了周有富虽在大势所趋情况下不得不入了社，但还想损坏牲口的行动，显示了这种人在以后仍将要与社会主义道路发生矛盾，这样写是有分寸的。
如果从矛盾重要线索安排来看，这里两条道路斗争中思想立场不同的各种人物的关系，是描述得有气势而可信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止于此，他还善于缜密经营于小处，从人物生活的具体联系上，织了些细小的络线，从而把阶级斗争在杏园堡人们那些较小的角落所引起的变化、所给予的影响写了出来。作品中写了刘元禄对前妻留下的女儿和年老母亲冷酷的态度，写了赵玉昌给他介绍个老婆实际是骗了他的丑恶关系。在写王连生夫妻的相亲但不袒过、春海和他妈对王连生家的关切时，却又都充满着劳动农民间那种纯朴的感情。就说富裕中农的养女杜红莲与郭春海的爱情，孙茂良的女儿孙玉兰与赵玉昌外甥任保娃的爱情，都联系着同自发倾向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虽然，这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并不算很生动，但还是写出了在两条道路斗争中，人们的婚姻爱情也不可免地与对这一斗争的态度联系着，也写出了周有富想迫使养女作儿媳，赵玉昌把外甥当小伙计使的利己打算。这种安排是连结矛盾的衬线，也是刻划人物的一种凭借。
杏园堡这样的小村，由于铺列开斗争的阵势，敷陈了斗争中各种人物的关系，使人觉得这里的事件虽不繁多，倒也蕴含颇为广阔。对阶级斗争的画面，作者在择取时间较短一段生活的情况下，更多向横里展开了人物间的矛盾和关系。但它的展开又是像顺流而下，柳暗花明，情节转换也自然得体。像从开篇那夜防霜点出几种人物间的分歧矛盾开始，下面几章描写王连生要求入社、郭守成放牛吃麦苗、社里当晚召开社员大会批评郭守成、郭守成回来在赵玉昌小铺喝酒，直到王连生夜里追赶偷运粮食的大车和退社风波的平息，其实都连在一起只是两夜一个多白天的时间。然而，这里用十章所写事情的发生和人物面貌的刻划又是有趣而不腻味，自然而不勉强的。从这一作品具体情形来看，这一处理可以看出作者的概括能力与艺术上组织情节的巧处的。如果说，这是在较短的时间里，使人物在不同的地点与情节里得到表现，所安排矛盾得到一步步展开；那末，这作品里也善于将人物复杂的关系借助于一个适当地点去反复表现和展开。作者不仅在写一些大场面上把事件的进展、人物活动和具体环境结合得自然，写得有气势、有层次，像一些社员受煽惑来退社得到解决的场面，像刘元禄借栽赃迷惑了部分社员要求处理王连生的场面，都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即使在对一个具体地方作为人物活动点上，也是有匠心的笔墨的。富农赵玉昌的小铺子，就安排得有很大用处，这无异是杏园堡资本主义势力一个黑污的据点。刘元禄在这里自愿地上赵玉昌的钩，在资本主义倾向的泥坑里愈陷愈深。也在这里出现着富裕中农们的牢骚、不满和小算计，出现着落后农民的受骗。酒鬼孙茂良曾向这里送口粮换酒吃，郭守成曾在这里受甜言蜜语的骗，在这里揭示了他想沾资本主义油水和小气、贪小利的心理。富农的小铺子在农业社旁边起很大的反衬作用，农业社每一步进展，杏园堡这期间每一重大事件，都在这里有反面的回应。最后，斗争的胜利归于农业合作化，农业社在农民中生了根，壮大起来，这个黑暗据点也不无象征味道地关门大吉。赵玉昌跑到城里搞投机生意被法办了，原来被当小伙计使的任保娃也毅然离开赵家当了社员。这个小铺子不是无关紧要的地点，而是与人物间矛盾相联系、相适应那种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该说，这部小说在反映这场斗争中对矛盾安排有自己的特色，因而给人以间架巧妙而自然，线索网结而清晰的感受。自然，光有这个还不够。要真正深入地展开矛盾，生动地写出人物，并在人物身上可以使人活生生地感受到作品深刻的思想力量，却还在于充分利用人物关系的构成去精心地组织情节，并在人物按照自身性格与思想逻辑去思考、言语、行动等等中深化人物，也就是更加深化对主题的表现。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可喜的。作者没有过多追求编故事，而总是在事件中牵动了斗争中几方面的人物，一般地说这里的事件是被有意识地作为人物得以展现思想面貌的具体条件。通过这一系列事情所出现的人物，虽然不是都写得生动的，但是所写人物的思想面貌大都是恰如其分，一些人物的思想变化也与整个线索相应不乱。随着斗争的激烈、缓和，气氛的热闹、平静的递换中，我们看到一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逐步深化了，其中写得最生动的则是郭守成和王连生这两个人物。
在郭守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小家业费尽心计，私有观念很浓厚，因而对合作化存在着怀疑心理的中农形象。这种人的形象我们在别的作品里虽也看见过，但郭守成的塑造却有自己的性格特色，在他身上那种怕吃亏、极力想占便宜的心理，自以为精明、实在又常是糊涂的小心眼，是更突出些的。他的自私和小气，还有那常流泪的病眼的样子，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郭守成心眼长得“细”啊，不过当他的心思还没有用于集体的正经事业上去的时候，他的眼光不可能不是短浅的，也免不了要上更狡猾的家伙的当。他为贪点酒上了赵玉昌的钩，在集上买条套裤讨价还价用尽了耐性和心思，到头也还是吃了买卖人的亏。他对社里的劳动那些偷懒、取巧的行为，是他老想照过去老路捞便宜的算计，但这些又一次次为前进的生活所打破，就不免带有令人发笑的喜剧味道。对那条老牛他就不知算计过多少遍：牛入社，“怕散到社里”；入了社，怕别人喂不好，要自己喂；赶到发觉集体喂养不吃亏，又要自己包使，得空给牛多喂点草料。最后，自己偷着让牛多吃麦草和草料，把牛撑死了。这次小算盘打得蚀了本，可是也让他头脑清醒一些。“为什么自己在那走惯的老路上越走越跌跤也不死心，反倒在自己耽心害怕的没有走过的新路上看到一线光明”！在痛苦的教训与农业合作化活的事实面前，他艰难地在舍弃那些旧东西，开始觉得自己应该与集体一条心了。
这个人物写得有说服力，在于对他的思想、行为的描写是丰富的。那种热中小利而不无狡黠的老年中农“过日子人”的算计，那种本性中劳动者一面使他在得到教训之后向集体的靠近，都是真实可信的。不过，对他转变之后的性格描写却显得简略而不丰富。实际上，就一个刚开始决心抛弃自私观念的老农民来说，对他的转变如能写得不要太截然，也许会更有余味些。
作品里对王连生写得笔墨不算多，然而这个人物却相当感人。这个贫苦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汉子的性格是质朴、爽朗而有光采的。他一出场就给人突出的印象：四十多岁，满脸胡髭，身披开花破棉袄，手持镰刀，怀抱碎柴烂草，不是社员，却自动来参加社里防霜冻。他深深知道只有入社才是出路，有人阻挠就一次次要求；一旦入了社，就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坚定不懈，成为集体利益的热情捍卫者。读一下割麦那一章吧，他自己割得仔细，“而且竟好像一个检查员一样，顺手把别人丢掉的麦穗捡起来，放入麦铺堆里”。在这个汉子心里，社与自己是血肉相连的，对集体利益的一点损害，他也要疼在心里。他当场批评刘元禄，刘元禄为了发泄不满和他吵了一架。但是王连生这样人是不怕打击和困难的。在刘元禄给他家栽赃偷放两捆麦子事件中，更突出地显示了他那种刚正不苟、为公忘私的品质。王连生有丰富的感情，他疼爱孩子，在地里春海让他吃的一个白馍也要给小女儿留半个。但他又有着中国贫苦农民那种贫而有志的传统性格，决不肯去投机取巧，又怎能容忍偷社里两捆麦子的事与自己的家联系在一起呢？当别人正为不明栽赃的真相而吵闹的时候，王连生多么痛苦地走进家门，恰好女人端上来春海妈送来新麦作的面片时，误以为女人真伤害了自己全心热爱的农业社的利益，就用力一掌把那碗面片打翻在地。这是表露着人穷志不穷的节操，更是对农业社集体利益不可侵犯的表白。然而，他毕竟发现自己是误解了，自己女人不是那号子人。于是，他又把面片洗净调好端给女人，还说：“吃吧，看哭得上了火”。这是多么坦率的认错，又是多么温存和体贴，硬骨头的王连生，对不正当的事是严峻的，对亲人，是和蔼的。而且，一听外面雷雨要来，又立即忘掉刚才许多人的指责和误解的眼光，抢着去收场。
在农业社里，王连生与大家一齐过好生活的想望是一步步实现。入社后第一次分配，已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喜悦。瞧他一下子抱起了四个孩子，又和女人谈论着入党，他要在热爱的道路上更多出力，就决心作一个共产党员。尽管这时他家的生活只是初步改善，夜里全家还盖着“垒满补钉、到处破绽”的破棉被，但是合作化毕竟在他们面前展开了越走越好的前程。正是由于这种信心与自豪感，王连生出现在顽固的富裕中农周有富家里作动员工作时，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他头上裹起新毛巾，对这种自恃有心计、有家业的富裕户，居然摆出威严、自信的气势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王连生这样的人将要把过去使不出的劲全使出来，去建设更好的生活。
但是，与这两个人物比较起来，其他人物在深化程度上就比较参差。小说中着重描写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的形象尚显得有点单薄，缺少厚度，性格没有能够多方面地展开来。他和刘元禄的矛盾关系着斗争的全局，可惜对这种矛盾写得还不深。作为党内两种思想分歧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描写还缺乏更深入、更有分量的笔墨，而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写得似乎表面化了些。这就使得作品在思想力量上给人一种尚欠点火色的感觉。老社长的和事佬性格，只略微作了点染，在斗争中并未深化和充分描写，也使这种人物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所表现的不正确态度，还没有得到更深刻的批评。其他的一些人，如酒鬼孙茂良、富裕中农周有富、热心的农村文艺人才郝同喜等，都能大致看出人物性格面貌，也是比较生动的，但还没有王连生、郭守成那样清晰而有力。
从整个作品描写人物看来，不失为有气势有开合的篇章，细细辨识起来，却觉得有些重要人物眉目俱备，但撼动人心的力量尚不够。这就给人一种印象：这部小说善于抓取生活脉络，从小见大，颇有巧处，但似乎还未能更充分地揭示一些已经纠结得很有气势的矛盾的丰富内容，还未能对一些人物作更深刻的描写。如果把写得较好的郭守成、王连生同郭春海等人比较比较，也许可以看出这里的重要区别在于这样的功夫下得如何，即人物描写上的生动性与体现在这一具体形象上的生活认识的深刻性是否很好地结合起来。艺术形象的力量重要的基于在鲜明生动的人物身上，活生生地体现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轻视对外部的艺术刻划，人物固然不可能生动；没有在人物的深处、根底里去抓准支配外在特征的东西，人物也就不可能有多大厚度。郭守成、王连生的形象比较地生动而厚实，就因为他们那些具体言行与内在思想脉络扣得较紧，从内在到外在结合得好，所以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得到生活在“发言”，郭春海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方面弱而不及郭守成、王连生更有力量。可以说，随着情节的展开，在事件联系中他在活动和“尽职”，但总觉得这个形象还没有从许多道光线的聚集点来映照出他内在性格的丰富内容，他的内心世界和性格没有层层深入地展开新的方面。如果能对郭春海等人物塑造上功力更足，那么作品的画面就会更为壮观，作品的思想力量也会更强，会更深刻、更感人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这一影响深广的社会变革。
这种对写人物形象上得失的比较，自然只是从希望能写得更好更深的心情说的。以作品现在这样朴实亲切，色彩明净的面貌，应该说也给我们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一些新东西，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即使单就语言的明快、流畅，又有地方特色，又注意了与人物性格、身分的联系和统一上说，也有很大长处。比如作者写郭守成的眼疼，不仅作为刻划人物性格的一个具体缘由，而生发了不少引人的细节。郭守成夜里浇地睡觉被王连生发现了，他就推到眼疼和牛身上，你瞧他打着老黄牛说：“嘿，我刚说眼疼呐，闭闭眼吧，你倒歇了。还不给老爷爷快走？打！”这动态自然是发自他的性格的，这语言也是如闻其声的。在叙述语言上，作品里有些地方也写得有特色。也是浇地那次，郭守成去晚了，还和孙茂良争吵。郭春海来了就批评了父亲，并扣了他的二分工添到孙茂良名下，而这时作者写郭守成的心情是：“一想到他又吃了二分工的亏，心里就流开血了”。这样的语言是传神而富有表现力的。
这部小说，确应该说是一部好作品，通过杏园堡这段斗争生活的描绘，虽非山高水深，但也林茂溪秀，可以约略使人看到当时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来龙去脉。这样的作品不仅使我们能够更生动地认识当时的斗争生活，对今天也有着现实意义。郭春海、王连生们当时曾巩固和发展了初级社，那么，在今天条件下，这样的人们将会更奋发、扎实地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他们的力量正像作品结尾所写的“汇集了无数的河流”的汾河水，可以战胜一切障碍与漩涡，然后“发出战斗后的胜利的欢笑，哗哗地向前奔流而去”。从这方面讲，从长篇小说写作的新收获讲，《汾水长流》的出现都是值得欢迎的；好的作品给人力量，这部作品也确实是能给人不少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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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红楼梦》改编成朝鲜唱剧之后
〔朝鲜〕赵灵出
曹雪芹的原作《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怎样将这部最丰富地揭示了封建贵族社会的腐败与没落的面貌的鸿篇巨制的小说改编成剧本，这在中国也被认为是一大棘手的问题。据我们所知，在中国，已有京剧、越剧等不少剧种将这部名著搬上了舞台。
我们还知道：对于《红楼梦》的解释与评价，在中国曾长时间地、持续地进行过一场粉碎资产阶级美学的观念论的见解的斗争。
的确，只有通过最深刻的思想斗争，才能对《红楼梦》作出恰如其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在越剧《红楼梦》的改编本里，是作得很出色的。
封建贵族社会的桎梏是怎样的呢？它是怎样障碍着个性的正常发展的呢？它是怎样造成悲剧的呢？又该怎样冲破这种桎梏、摆脱这种桎梏呢？
越剧改编本很好地答复了这些问题。
我们民族艺术剧院在改编《红楼梦》成唱剧时之所以以上海越剧团上演的台本为基础，其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在将越剧台本改编成唱剧时，特别注意的是：体现原作的基本思想。
创作小组先从正确地翻译出越剧本着手。然后，才创造性地整理歌词。与此同时，为了使部分场面和歌词深深地留在朝鲜观众的印象里，我们又作了某些压缩和增添。
为了使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宝玉的形象和在封建制度的蹂躏下犹自向往于洁白世界、但是却像一朵花似地被摧残的黛玉的形象更加动人，为了使忠实于封建主义的薛宝钗的形象、自始至终企图支撑住行将崩溃的封建家庭的贾母和贾政的形象以及其他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可信，我们作了尽可能的努力。
翻译组的同志们，为了在翻译上完善地表现出我们朝鲜语的古典风格，曾作了很大胆的尝试。
我们在《葬花词》、《焚稿词》以及《宝玉哭灵》的唱词里，感受到了裂人肺腑的深刻情调，听到了饱和着对旧时代的反抗精神的发自泪水之中的纯洁无瑕的人的呼声。
这些，是多么地激动着观众的心啊！
怎样用我们的语言和音乐形式来把这些场面加以形象化呢？这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的语言是美丽的，它完全能表现高尚的思想感情，我们的民谣也是美丽的，它也完全能表现高尚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语言与民谣，都深深地受着我国人民的热爱。创作小组的同志们，由此获得了改编《红楼梦》的信心。
俗话说：“头杯酒，不饱肚”。我们正是从这一真理出发，大胆地作了第一次的改编。的的确确，我们的唱剧《红楼梦》只不过是首次尝试而已。
如果这样的尝试能够给我们的朝鲜观众以艺术感受，那么，我们觉得也许不仅局限于朝鲜观众，对于中国人民，恐将也是可以给以一定的艺术感受的。
在我们创作小组面前摆着的任务是：使唱剧《红楼梦》更臻完美。
这次将《红楼梦》改成唱剧，为我国的改编外国作品成唱剧的工作，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使我们在这一事业中更加迈大了步子。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有了更丰富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认为这是通过艺术发展朝中两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出色的体现。
〔紫 荆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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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诗朗诵有感
闻山
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值得说给大家听听的。
北京那样冷的腊月天，那样多的人，在露天底下排成长队，耐心地在等着买票，这不是要看名角好戏，是要听诗朗诵。而且，只在中午一会儿，整场的票就卖空了。好些人排到最后，买不到票，只好空手怏怏回去。到了演出前一小时，剧场门口又挤满了人——等退票！你看那问“您有没有富裕的票”的时候，那神色是多么迫切！朗诵节目开始了，一大群人进不去，进不去就回去吧，可是，不，他们不走。电台有个录音车在外头，听得到演员的声音，听得到诗的语言，诗的节奏，诗的感情的涛声。诗，在人心中“充电”，发热，能抵御北京室外的严寒……就这样，人们一直站到两个多钟头的节目结束。
我确实被这样的场面感动了。诗是有广大群众的呵！群众需要它，而且不是一般的“有点兴趣而已”。
在休息时，我看到这些诗歌爱好者中，看样子，很多是工人和机关干部，却没想到也有四五十岁的老大娘和老大爷。这几天学校正考试，可也还是有学校里的积极分子。一位从南苑赶来的工人对我说：“多搞些朗诵会吧，我们难得听到一次。”
诗朗诵演出售票，据我所知道的，这还是头一次“试验”。有些同志还担心票卖不出去。因此，散场时见此情此景，就都颇有感触。我看着围在广播车周围的听众，脑子里忽然闪出十七年前的一幅画面：也是隆冬腊月，“四季如春”的昆明，对于无衣缺食的穷老百姓，可并不是春天。一夜之间，街上就“捡到了”许多尸首。在大学的土围墙之外，大北风扫着白杨树叶满天飞。妈妈抱着孩子，在公路上冷得走投无路。她披头赤脚，露着冻得通红的肉体，用破布条一样的衣襟掩着婴儿的背脊，走着走着……这幅画面，在一首诗里重复出现了，在西南联大的课室里，以闻一多为导师的“新诗社”举行的朗诵会上，一个愤怒得颤抖的声音大声地朗诵这首诗……我还记得那阴沉的天色，那仇恨的目光，那满屋子穿着破长袍和从地摊上廉价买来的旧美军制服的人们。我也想起了一些亲切的面孔。那时候，人们尽管素不相识，也许，他是报馆里的小职员，她是中学的穷教师，可是，在诗朗诵会上，当他腼腆地从褪色的蓝布大褂里掏出自己写的几页诗稿（那经常是写在比现在的草纸还粗的纸头上的）、捧起来挨着近视眼镜严肃地念着的时候，从那发烫的感情中，你看到了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朗诵诗，于是也成了团结队伍的一种工具。
我又忆起了闻一多先生。我所听过的最好的朗诵，是闻先生的朗诵。朱自清先生在《论朗诵诗》中赞美闻先生的朗诵能够给他所朗诵的诗“增加了些新东西”，而且诗“是在他的朗诵里才完整起来的”。闻先生朗诵的时候，往往是手里拿着书本念，手足并无动作，脸上更没有夸张的表情；他懂得戏剧，因此他能够有效地掌握语言的强弱节奏，这方面确乎是很高明的，但是，他不依靠动作和腔调来获得听众，他的声音，传达出一种极强烈、极真实的感情的力量；他所朗诵的诗，似乎并不是别人的作品，而是他自己内心的语言。但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进入角色”的说法，也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从这个胸膛中发出来的声音，就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想，诗朗诵，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朗诵者之于诗，正如戏剧演员之于剧本，因此，首先要求他懂得诗，深刻地理解诗，能够体会它的内在的思想感情的脉搏，并且恰如其分地用语言的强弱节奏表达出来。这是最基本的。但是，这还不够。严格地说，有些诗，它将要考验朗诵者的修养，他的品质，他的胸襟和思想的高度。闻一多的朗诵就把诗朗诵提高到这样一种境界：他是以垂死的剥削阶级及其帮凶、帮闲——士大夫阶层——的控诉人的身份来朗诵的。几乎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他站在那里，那穿着灰布长袍的笔直的身形，那严峻而深沉的目光，那洪亮的、使你不能不跟着它走的声音，都使你觉得，他手中捧着的是一张染满了人民血泪的控诉书、一张诉说蒋家王朝的滔天罪孽的状纸。这个形象，在我心目中经常出现。这使我对于诗朗诵常抱有一种颇为苛求的观念：这不是一种随便念念聊供玩赏的东西，它和宫廷贵族的唱酬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沙龙中少数人的消遣，不是一回事。朱自清先生也早就说过，“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朗诵诗直接与实生活接触，它是宣传的工具，战斗的武器，而宣传与战斗正是行动或者工作。”①这说得极好。自然，这不等于凡是拿起诗来念就得到群众面前，也不等于要求把所有的诗都写成对敌战斗的作品，今天我们当然也要适于浅唱低吟的诗，甚至于可以用月琴、洞箫来伴奏的诗，但是，我们过去在黑暗岁月中的经历，目前全世界人民正在进行的生死战斗，肯尼迪与一切人民的敌人，都已经告诉我们，诗朗诵，它主要的运动方向，应该是甚么。诗朗诵，在少数知识分子手中，是一回事，但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又是一回事。孔夫子是知识分子的老祖宗，但他早就说过诗有多种功能，其中之一是“可以群”，只是后来统治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都害怕群众，将诗这种“可以群”的功能阉割了，企图将诗推进考卷或者皇帝的御花园，因此，过去其实并没有今天这种涵义的诗朗诵或朗诵诗。这是新时代的新品种，“新诗中的新诗”。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就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来创造这种诗。他说：“应该经常在眼面前有听众”，又说：“我多数的诗是用谈话的口气构成的”②。他为了战斗——朗诵——的要求，而创造了新的形式、新的韵律。这是在新的时代、适应新的阶级斗争形势而产生的诗。对于这样的诗，我以为，既不能像有些同志所要求的那样，朗诵时只可以低回往复，不能慷慨激昂；但也不能像有些表演者那样，缺乏内心的热情，徒有外表的夸张。这都是离开内容只顾形式。前者是拿过去的尺度来衡量今天的诗，而古典诗歌中绝大多数的诗，都只能在书斋中浅吟低唱，却不能拿到千万群众面前“放开嗓子喊”；后者，是不大懂得诗，至少是对诗朗诵这一种新的艺术了解得很少。
现在朗诵诗在表演方面的关键问题，恐怕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古人都知道，“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我们今天自然更需要细致些，根据不同的内容，量体裁衣，不要硬都穿上一个号头的制服。过去我听到过不少人说怕听朗诵，因为有些朗诵者喜欢装腔作势，但我们也已经有了不少出色的朗诵者，能把眼睛看不出来的诗中的妙处，让听众听出来；听他朗诵比读原作更加感动。一年来，我就听过好几个这样的节目，听众和作者都应该感谢这样的朗诵艺术家。诗人能够自己朗诵，自然极好。光未然同志是有多年朗诵经验、有独特风格的朗诵者，贺敬之同志朗诵他的《放声歌唱》，我也听到过许多人热烈的赞美。最近有几位演员朗诵袁水拍同志的《论进攻性武器》和《酱油和对虾》，适当地配合以加强语气的表情动作，效果也甚好。可见朗诵艺术也同样必须百花齐放，要努力探索给每一首诗创造一个最好的表现形式。
自然，朗诵诗，归根结蒂，没有适宜于朗诵的好诗是不行的。正如电影、话剧首先得有好剧本。不能因为有些诗看来不怎么好，演员表演起来剧场效果满不错，就认为朗诵诗可以降低诗本身的质量，那样的朗诵诗，只是一时让听众高兴，却是经不起咀嚼回味，也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我们需要有许多诗人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写时想着面前有听众，以一种崇高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写诗。最近听到一位同志说：我们的诗人需要想到自己是向全世界发言。要做到这一点，我想得先让诗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到中国的人民群众中去。“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来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其次，关于它的语言，朱自清的说法现在看来也还是值得考虑的：“这不是文绉绉的拖泥带水的语言，而是沉着痛快的，充满了辣味和火气的语言。这是口语，是对话，是直接向听的人说的。”是不是一定要充满辣味和火气，那自然要看是什么内容，至于朗诵诗的语言，应该可以入耳，而且要精炼有力，不能拖泥带水，却是无庸怀疑的。那末，也就不妨设想，朗诵诗根据它本身的内容和语言的特点，必然要促进诗歌运动更加民族化、群众化。诗朗诵的实践，也必然会使更多诗人从群众强烈的反应中找到“人民喜闻乐见”的路子，并且使“闭门造车”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使那种以个人偏见为美学标准的作品，愈来愈走投无路。诗，将交给广大群众鉴定，将交给伟大的阶级斗争、人民的解放事业，加以甄别取舍。
本是从群众中来的诗，一定要回到广大群众中去！
当前朗诵活动已经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剧场卖票。朗诵工作是大海，这只是大海中的一瓢水！一定要用各种办法，使诗朗诵普遍到学校、工厂、文化宫、公园，然后是广场、街头、矿山、抗敌的前沿阵地……等到有一天，我们的公社社员也在田头地埂上朗诵我们诗人的诗篇，这才能了结我们的心愿！你说这是乐观过头了？不。在《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死不着》的路标下再往前走，诗人也像那时候一样，和群众心贴着心，忧乐与共，你看吧，那样的诗是会出世的！
① 引朱自清文均见《论朗诵诗》，载《朱自清诗文选集》。
② 引自《怎样作诗？》，载《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