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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最近发表的言论
本报讯 《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后，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领导人又接连在意共报刊上发表文章，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
现将陶里亚蒂同志文章的全文和其他文章中有关攻击中国共产党部分的摘录，发表在下面。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意共《团结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没有根据的论战》的三十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报道说：“《人民日报》明天将发表一篇社论，对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反帝国主义斗争和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问题采取的立场进行激烈的论战，同时由于不理解或者出于故意而完全歪曲了这些立场。”
报道还说：“可以看到，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立场完全被歪曲了，人们忘记了，意共所支持的和平共处战略，是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得能够强行实现和平的形势下，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最先进的斗争形式。”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隆哥（意共副总书记）在意共《团结报》上发表了题为《革命和改革》的社论。社论说：“我们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我们所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坚定不移的一点，就是承认：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今天也已经有可能和有必要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我们说，只要经常动员和引导工人、人民和民主力量进行如下的斗争，即不仅为有关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而斗争，而且也为有关新民主的建设、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变革、扩大工人阶级参与国民生活一切关键性问题的可能性等问题而斗争，那么，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是可能的。
“这些就是我们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基本之点。忘记这些，就是歪曲它的实质。而当中国同志们在他们中央机关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谴责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能实现社会主义政策’时，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意共《团结报》以《陶里亚蒂答复〈人民日报〉》为题刊载陶里亚蒂在《再生》周刊上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我们最近的代表大会曾以会议的一部分工作来辩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这是事实。谁也不能、而且也不想否认这一点。在地方组织的所有的大会上，从支部直到省委会的代表大会，人们都坚持要求进行这样的辩论，大家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实上，几个月以来，中国共产党报纸就发表了一些很长的、而且往往是猛烈的批评性和论战性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在某个时候，人们发现这种批评和论战是针对“某些人”、“有些人”（甚至也没有说这些人是不是同志！）的，但是，完全没有具体说明是指谁。从上下文看来，这是指苏联共产党领导同志，特别是指赫鲁晓夫同志。假如中国的文章明确地说明这一点，这也许会迫使他们用的论战语言温和一些。而一般说来，他们用的论战语言是尖刻的，像人们通常用来对付那些人们认为应该与之公开决裂的人物和派别的那种语言。这些文章随后被传播到各国，所有的人都读了它们。怎么能够设想像我们党这样有活力的、有战斗性的大党在举行代表大会时，人们能够在代表大会上不讨论中国的文章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论战和批评，以便答复这些文章呢？倘若中国同志打算展开片面的论战，在论战中只有他们才可以发言，其他人则应缄默不语，那才是很奇怪的。
因此，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大家进行了讨论。但是，我们拒绝而且坚决地拒绝这样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受到了“粗暴的攻击”。没有任何攻击，也没有任何粗暴之处。恰恰相反，人们一直是怀着极大的尊敬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强调指出了它的革命的功劳。报告人本人——陶里亚蒂同志——就曾在讲坛上说，不应该在大会决议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因此，人们辩论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中国同志维护的——而且我们对这一点不能默不作声——某些政治立场，以便依理批评这些立场和拒绝这些立场。还应该补充一句，在整个辩论中，从未提到中国党领导人的名字，这样做的明显目的是要避免使用任何对个人表示反感的语调。讨论是以客观的方式平静地进行的，没有任何激怒情绪。然而，中国人今天把他们的批评指名道姓地指向陶里亚蒂，这丝毫也不使我们烦恼〔注〕。这将是对真诚和明确性作出的贡献，因为人们指名道姓的这位同志深信，他所支持的、也是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制订的这些观点，是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现在来谈谈实质问题。根据中国报纸发表的这篇文章，我们代表大会和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各国的人民不应该进行革命，被压迫民族不应该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世界各国人民不应该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有：我们在设法给帝国主义的本性抹粉，我们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我们对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的否定的态度，我们希望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融合，我们要求各国人民忍耐殖民制度而不要为争取他们的自由而斗争，我们忘记了国家的阶级性等等。
这一切是向我们提出的这些批评的忠实的概括，对于这一切，我们只能感到异常惊讶。甚至不能说这是对我们的政策的嘲弄。这是一种奇怪的、而且很少有教育意义的把戏，它在于把最荒谬的观点说成是我们的观点，然后战胜——这是很容易的——这些观点，从而装着是已把我们击毙了。这样进行的论战也许会使两党关系更加紧张，但肯定不会使政治辩论前进一步。
中国同志是在同我们的条件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他们也距我们非常遥远。因此，他们可能对我国的情况和我们党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在整个西欧，意大利今天是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国家。近几年连续不断的罢工、经济政治骚动、群众运动的浪潮，便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同志是否认为，这是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斗争、我们的参与之外发生的呢？中国同志是否知道，一九六○年在我们这里也曾有过恢复专制的反民主制度的阴谋，这一阴谋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被粉碎的，但它在意大利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却造成了死亡；中国同志是否知道我们党在这一斗争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呢？他们是否知道，意大利是由于我们党的倡议才成为一个为了支持阿尔及利亚、古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殖民地人民和受法西斯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运动，而展开规模最大、最有效的行动的国家？为什么他们不要求他们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代表向他们提供大会上提出的关于意大利在古巴危机时为保卫古巴人民的自由与独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展开的大规模和具有战斗力的群众运动的文件呢？
认为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样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会是冤枉他们。他们肯定不是不知道。不过，由于他们认为和想使人认为，像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所进行的那样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会导致政治堕落，所以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我们的真实面貌，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我们的有力行动和我们的斗争，所以他们把一个同帝国主义一致和同帝国主义合作的党的形象加给我们。但是，只要提醒一下实际事实，就能推翻这种人为的一套说法。
我们的代表大会认为，和平共处是一个具有战略性质的根本目标。不过，我们说的很明确，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保持现状，即是说不意味着使世界凝结在目前的关系中，而是意味着这样一种国际关系的新秩序，它确保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我们还说，只有通过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通过这一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加强和巩固，通过达成合理的协议，来逐步解决目前尖锐的国际问题的方法，才能实现这一新的国际秩序。因此，这同中国同志对我们观点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诚然，我们认为，应当并能够避免一场将必然是原子冲突的新的世界冲突。但是，我们没有说历史“必然”导致原子武器的毁灭。只有当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集中火力反对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分子，越来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争取和平的广泛人民运动，从而成功地建立了和平共处制度时，历史才将达到这种结果。因此，我们的立场同中国同志的立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在某些点上，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差别的，因为说的话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我们不限于提出一般的原则性的主张，我们不满足于老是重复“革命、革命”的言词，而是设法看到事物今天的具体情况，设法使我们的立场符合这个现实。这是真正为革命奋斗的唯一正确方式。
关于可能发生的原子冲突及其后果，也是一样。认为在一场原子冲突之后——十八小时内就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亡，我不知道冲突结束后会死多少——把地球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变为不能居住和无人居住的地带，可能是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展，这在我们看来是荒谬的。我们坚持这一点，不是为了造成恐怖，而仅仅是为了强调，在毁灭手段方面，正如一切发展一样，也有从量到质的转变，必须善于了解这种转变，因为这种转变反映了战争的性质本身。我们是不是从这种看法得出不再可能有正义战争的结论呢？全然不是，这一点在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了，而是我们得出了必须（不仅是可能）建立和平共处制度的结论。不仅如此，我们还公开采取了反对这种灰心失望的人的立场，这些人在局势的艰苦和帝国主义的胡作非为面前可能说：为了使我们解放，一场原子战争也是好的！因此，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发疯。相反，我们目前的任务恰恰是，在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中，一方面要避免世界被推入原子灾难，另一方面要保卫各国人民的独立和向社会主义前进。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行动成功地达到了这两个目的。在最紧张的时刻，通过接受合理妥协，避免了原子战争，而古巴的独立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迈进得到了保证。如果是苏美之间发生了原子冲突，会得到这种结果吗？当然不会。古巴岛及其全体居民可能已化为一个大坟墓，那里肯定已没有人会继续去建设社会主义了。目前，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继续，而归根结柢输了的是美帝国主义，它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侵略计划，不得不尊重古巴人民的自由。
不过，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帝国主义显然准备犯罪。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同意把它叫做纸老虎。如果它是纸老虎，为什么为打倒它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和进行这么大的斗争呢？确切估价敌人及其力量和意图，既是一种好的战略，也是一种好的战术的基础。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基础由于一些矛盾而受到动摇，这些矛盾在某一时刻变得不可克服。但是，这些矛盾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暴露和爆发。这一斗争必须提出一个目标，根据这一目标，能够最广泛地动员群众，能够对敌人的队伍加以识别，能够增加和利用我们前进和取得成就的一切可能。这一目标，在目前条件下就是避免战争，同时建立和平共处制度。
在我们的全部政策中，我们一贯力图避免这样的危险，即把自己局限于一般性公式和原则，不善于在具体情况中采取有效的行动。这正是中国同志们在我们正在研究的文章中所提倡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国家就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因此民主制度又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我们是很了解的。中国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应看到我们同社会党人的争论。但是，今天在我们国家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民主制度，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赠品，而是劳动群众和我们通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所获得的成就。在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这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和我们，是可以而且应该展开群众斗争，以便实现一些改善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基本改革，还是应该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伟大时刻呢？为争取土地改革、争取一个更民主的国家组织，为了限制大垄断组织的权力，为了扩大劳动者、他们的工会和他们在工厂中的组织的权利，等等，而进行斗争是否正确？回答不能是不肯定的。这种斗争是必须进行的。我们工人阶级把我们的行动火力，集中在以垄断集团为首的资本主义最反动的集团，这对不对呢？这些就是我们目前全部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同志们反对或批评这点，倒是令人奇怪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为实现上述改革的斗争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胜利是可能的。如果不可能，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斗争？在某些情况下，胜利已经成为事实。但是在这些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行使政权方面，显然，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这就是说，正在向着一个新制度进展。要实现这种进展，就需要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经济和政治斗争、罢工、农民行动和保卫民主自由的行动，这个运动可能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在中国的文章中，把和平道路和非和平道路对立起来，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的。和平道路和非和平道路始终是彼此不可分的。民主与“和平”的群众运动，永远可能造成内战的局势，因为资产阶级永远乐于使用暴力。因此可以达到再也无法避免最猛烈的冲突的时刻。但是，另一方面，在世界目前条件下，还可以把群众运动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促使统治集团陷于瘫痪，从而出现可以通过民主道路而无需经历内战的痛苦考验，来进行根本的经济和政治改造的前景。在今天排除这种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因为这会导致限制劳动阶级政治斗争的前景，甚至排除在进行反对目前资本主义秩序的具体政治斗争中争取切实可行的目标的可能性。
我们就是这样打算走向社会主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走向社会主义的另外的方式，除非人们只认为写一些充满“革命性”词句，但又不指出任何真正的、当前的目标的长篇文章，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这些目标为群众开辟了走上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道路。
中国同志要吓唬我们，他们向我们提到考茨基。我们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请他们允许我们向他们提醒，列宁正是在反对“叛徒考茨基”的经典著作中谈到工人阶级可以用不同形式的民主和专政来掌握政权。任何人也没有想批评构成中国现政权内容的各种社会力量（其中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是一种错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探求一个不同内容、一个符合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大垄断资本权力的斗争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就是错误的？诚然，今天不打击资本主义制度，人们就不能消灭大垄断组织。人们也只能通过建立具有崭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内容的民主体制，才能消灭帝国主义。但是，如果要使工人阶级斗争有效地进行，如果要使工人阶级的斗争不缩小到纯粹抗议和等待别人来解放，那么，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必须朝这个方向进行，而我们也正是朝这个方向行动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在中国同志对我们提出的所有批评中，似乎缺乏实际感。他们同我们谈到宪法，但是，他们也许并非确切地知道我们的宪法是怎样争取到的，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或者似乎不知道，今天世界所经受的深刻的结构变化，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和在全世界的发展所创造的新条件。他们不识别敌人，甚至也不鉴别不同的社会制度，就像他们谈到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时所表现的那样。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可以有而且也是有分歧点，但是，在南斯拉夫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民制度，而不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这就充分证明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对南斯拉夫同志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一九六○年的决议，因为它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
因此，对于中国同志们的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便再一次讨论我们抱有不同看法的问题的建议，我们的回答是，这样一种建议是正当合理的。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像中国同志们所进行的争论那样，继续用激怒的、同志间不能容许的语气进行争论，不是准备一次会议的最好办法。还是让我们用实事求是的言词在实事求是的限度内来争论吧。让我们把这个争论作为同志间的讨论来开展，不要使它成为一场敌对的谩骂。而在这场谩骂中，中国同志们竟会有权对所有同他们抱有不同想法的人宣布破门罪和开除出教。今天没有人承认中国同志们或我们运动的任何另外一个党有这样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交换代表团，以便彼此能更好地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估量我们的分歧。目前，我们为什么不只是这样做呢？
〔注〕作为参考，我们向中国同志们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如何沿着激怒和人身攻击的道路达到极端，竟然在一篇文章中指控陶里亚蒂过着大富翁的豪华生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陶里亚蒂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大概是毫无所知。他们从我国那些专门散布下流的反共诬蔑言词的最无耻的法西斯小报中搜集这些消息。我们不愿从而得出结论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是一些法西斯诽谤者。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现在评论的那篇文章中不是这样说的吗？不管怎样，中国同志们可以确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让自己堕落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所达到的地步，这同共产党人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展开的讨论毫无共同之处。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隆哥在意共《团结报》上发表了题为《政权问题》的文章。文章说：“中国同志在最近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指责我们，说我们认为‘在今天的意大利，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据说是我们认为，‘国家是一个超阶级的工具’，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就可以变成国家的领导阶级’。
“这些话不仅是对我们的观点的明显捏造，而且也是表示他们确信，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场合，政权问题只能以一模一样的同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正如《真理报》驳斥中国同志的文章正确指出的，人们忘记了，‘革命的理论只能指出方向。而确定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应选择怎样的斗争方式和方法，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本身、首先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事情。’”
文章说：“我们党制订了我们称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是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以及我们在这些斗争和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建立的联系。即是说，我们认为，在意大利的具体情况下，并且根据业已改变的国际局势，争取政治民主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的有机部分。”
文章说：“我们完全不是像中国同志所硬说的那样，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超阶级的民主’。我们非常知道，任何民主都始终是某种社会力量对比的表现。但是，这种对比并不是一经确定便一成不变的，它是通过民主制内部展开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逐渐形成的。为此，我们才竭力通过工人和人民的斗争不断进行干预，以便促成民主制的扩大和确定它的内容，以便把它变成一种新型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会给劳动阶级的利益、愿望和斗争保留越来越大的地位。
“在意大利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为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集团而斗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个集团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组织和使当前斗争中产生一种旨在改变国家的阶级基础、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的政治行动’（见提纲）而奋斗。正是应该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建立新的力量对比，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在领导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获得新的进展。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正是应该在这一具体行动中，而不是像某些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在机械地重复一般性的公式和原则中表现出来。这些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
文章还说：“我们党正是要在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传统形式的双重性质中，设法展开政治活动以及我们所鼓励和组织的群众行动，以便使民主共和制度越来越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而是变成一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变的最捷径。”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八日，隆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我们所遵循的政治路线和实现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我们的经验突出说明，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对我们的方针和我们的行动提出的批评是错误的。”
他还说：“我们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坚决谴责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对苏联和对其他共产党的恶劣态度，并对中国同志给予这种态度的支持表示遗憾。”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意共《团结报》刊登了题为《中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之后的立场》的评论。评论说，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自然甚至无意正视这个问题：是否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解释和平共处原则这个基本点上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文字和精神。相反，它把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态度当做进行判断的唯一的绝对准绳，这就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同修正主义者一起堕入泥坑之间作出选择的试金石’。
“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人采取的态度‘正是莫斯科宣言规定的态度’，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正确。莫斯科文件确实包含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批评，但是，却完全没有像中国报纸不顾其它共产党的反对而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说在南斯拉夫‘恢复了资本主义’，也没有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是‘卖身给帝国主义的叛徒集团’。
“《人民日报》还排除纠正在莫斯科对南斯拉夫政策所做的判断的任何可能性。”
评论还说：“中国文章甚至认为这种纠正是有意‘撕毁’莫斯科会议文件（“如果一个党或一些党可以‘随便’‘纠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达成的协议，那么，还有什么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呢？”）和强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根据上面所阐述的而接下去的说法酷似一项最后通牒，这一段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接受在莫斯科会议文件——自然是照他们所作的解释——基础上的团结，而‘坚决反对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基础上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