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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最近发表的言论
本报讯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以来，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法共中央全会以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言论。他们利用作报告、写文章、通过领导机关作决议、出版小册子等各种方式，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事实真相。
现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全文，以及其他有关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某些国际问题的言论摘录，发表在下面。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讲话。多列士在讲话中说：“现在我谈谈对外政策，在这方面，不少问题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提法了。
“这种变化是由于客观局势的发展，同时也是出自国际会议和我党代表大会的论点。”
多列士说：“苏共二十大已使世界发生了某些变化。不仅在苏联已经出现一些变化，在那里生活正在继续朝着发扬民主的方向，朝着技术和生产取得巨大进步并从而使群众的境况不断得到改善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国际关系上也已经出现了变化”。
多列士说：“我们马上要就党的国际活动的决议进行表决。我们强调这样一个文件的重要性是不会过份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到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国际会议的主要论点得到了证实，我们也就会看到二十大的论点得到了证实。二十大的论点使得两次国际会议、并使我们几次代表大会在下述问题上得到启示：关于现时代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关于和平夺取政权并从而确保革命变革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同社会党实现团结的新的可能性。”
多列士说：“在工人运动队伍本身、在各国共产党队伍本身，一些有害的倾向可能出现和正在出现。有些人闭眼不看现实，并且正在提出一些可能导致工人运动的削弱和工人运动的分裂的论点和意见。
“二十大之后，我们曾经在国际上被迫反击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进攻，你们知道，从我们党这方面来说，我们没有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我们曾向修正主义偏差的主要表现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的错误立场作斗争。但是我们在这
样做的时候是怀着加强同南斯拉夫人民和它的组织的联系的愿
望的。由弗朗索瓦·皮佑率领的代表团曾于一九五七年去贝尔格莱德。
“我们也曾经为反对在国际运动中的其它机会主义论点、反对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问题的改良主义观点、反对多中心主义、坚持新型政党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反对某种挤入共同市场机构的倾向而斗争。
“我坚决地强调这些问题，尤其是因为我们曾经及时地同样有力和明确地反对狭隘观点和教条主义的危险，这些危险目前
构成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威胁。
“现在很清楚，我们离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国际会议愈远，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的立场离开他们自己赞同并投票同意的论点也就愈远。
“中央委员会讨论这些问题已不是第一次。一九六○年当选而参加中央委员会的新同志们不了解我们过去所有的讨论。早在一九五九年时，我们就讨论过同中国同志的关系问题。我们曾就中国同志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所包含的错误论点进行公开的论战，如在一九六○年十月什瓦济中央党校的教授和学生会议上。我们在一九六○年十一月国际会议上采取的立场是全体党员所了解的，他们手头都有刊载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声明和发言的小册子。
“应该说，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实际上还没有接受苏共二十大论点。
“他们没有接受关于有可能避免战争的论点。他们没有接受关于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论点。他们没有接受关于有可能发展与社会党的团结的论点。他们也没有同意对个人迷信的谴责。他们逐渐地违反最后的一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进行了破坏和分裂的活动。
“当严重的问题在现在产生的时候，当必须提出立即的解决办法，并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抉择，在热核灾难与本着列宁精神的妥协——以使各国人民免遭灾难——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候，当苏联在赫鲁晓夫同志的推动下明智地和坚持不懈地执行和平政策的时候——这种政策既使世界免遭一场核灾难，又同时保全了古巴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志，更不用说阿尔巴尼亚人，提出了抗议。他们从未相信过和平共处。他们从未相信过维护和平的有效的斗争和导致裁军的政策。
“雷蒙·居约提到了中印冲突。两年多以前，我们就表示了我们党对边境冲突的忧虑。此后，冲突扩大了，而且是在何等的条件下扩大了！现在，中国同志作出了单方面的良好的决定。应该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与印度代表们进行谈判，解决冲突，达成不仅对两国人民有益，而且对各国人民、对整个工人运动也有益的和平。
“我们特别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所进行的系统的运动、对霍查和谢胡进行的公开的分裂和挑衅运动表示愤慨。他们是一些失去了一切现实感的疯狂的小资产阶级和狂妄的民族主义分子。
“是的，我们不仅应该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议，而且还应该在党的各种会议上解释和评论这个决议，使它成为党的一切政治和思想活动的巩固基础。
“一九五七年的会议曾经发出了保卫和平的呼吁书。一九六○年的会议重申了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和平的斗争。
“我们应该本着今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的精神，具体地指出如何能够、如何应该为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而斗争，并与团结一致的和信任苏联——它不倦地为和平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一起走向裁军。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中国同志的宗派、狭隘、教条主义的态度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挑衅、分裂的态度对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危险。”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居约（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法共中央全会上作了“有关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情况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的几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们利用邀请他们参加的代表大会的讲台，来反对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支持和鼓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宣传运动。”
他说：“现在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阿尔巴尼亚代表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时对苏联进行攻击，以及后来利用世界工联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来达到同一目的的企图，都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是反对二十大的历史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决议的公开宣传的起点，应该提醒一下，这些决议为一九五七年各国党的会议：关于在我们的时代中阻止战争，考虑在某些条件下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谴责个人迷信、为反对个人迷信而斗争和消除个人迷信的一切后果的论点提供了基础。”
他在谈到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说：“我们当时考虑到，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已最后一致通过了。可以认为，所有的党都将遵守共同作出的决议。这本应使中国同志能够同所有的党一起为执行这些决议而行动。然而事情全不是如此。”
他在谈到苏共二十二大的时候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不愿意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态度公开于二十二大讲坛。我们代表团认为，保持沉默是既不可能也不正确的。”
随后居约又谈到所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公开宣传”，他说：“就在一九六二年这一整年中，这些宣传运动都继续着。这些宣传在加勒比海危机时，达到了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同志的顶点。”
他说：“在目前形势下，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危
险。八十一个党的会议指出，这种危险可能成为某一个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主要的危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情况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也是这样。”
他说：“教条主义者为了支持他们的走向分裂的论点，对古
巴事件及其发展作了歪曲的说明，企图使共产党人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运动不是去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是去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他还说：“这些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已在特别是亚洲的某些共产党内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内得到了一些响应。这些立场滋长了往往在这些党和运动中存在的‘左倾主义’。
“在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之间进行的巨大斗争中，要求冷静、明智和坚定的每一个困难时刻，都被中国共产党用来反对苏联。”
他又说：“教条主义立场在某些党内造成长期紧张的状况：如亚洲和拉丁美洲几个党的情况。我们的兄弟党印度共产党的处境是困难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利用中印边境出现的而在八十一个党会议时已使我们感到不安的形势，赢了几着。”
他还说：“同样，就在最近，很明显，中印真正战线的存在不利于集聚一切反帝力量、特别是所谓不结盟的国家来反对美国侵略古巴的计划。”
居约在谈到南斯拉夫问题时说：“我们认为，苏联同志进行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是为了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它对许多国际问题的观点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观点相符——保持良好关系，而且也是为了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重新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里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有关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和十四日举行了会议。中央委员会在听取了雷蒙·居约同志就有关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团结问题所作的情况报告以后，赞同中央委员会派去出席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的活动。中央委员会认为，最近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时通过的那些论点，我们党曾积极参加了那些会议。
这些文件特别强调了在我们时代中阻止战争、执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政策，考虑了在某些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这些文件谴责了个人迷信，并且号召消除个人迷信的一切后果。
文件指出，必须为保卫和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反对任何可能损害这种统一和团结的行动而进行有力的斗争。
文件坚持，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有力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当时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可能变成主要危险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虽然，最近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性，可是，这些事件也表明了，使帝国主义者失败和使和平获得胜利的可能性。
美帝国主义者通过对古巴进行的威胁，把世界置于一场可怕的热核战争的边缘。苏联的不可动摇的和平愿望、它的政策的明智，以及它寻求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妥协，使得在保全古巴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同时，消除了可怕的威胁。
苏联的这种有利于和平的行动，受到法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一样的热烈赞同。法国共产党人重申他们深切支持英勇的古巴人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感情。他们将加强对战争煽动者的警惕，决心为保卫和平而行动。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迫使法帝国主义讨论、继而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权利，这都证明，在我们时代，即使是用战争，也不再能保持殖民压迫制度了。
使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满意的是，中印武装冲突结束了。共产党人同全体法国人民一样，曾经焦急不安地注意着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边界冲突造成的后果。帝国主义趁机向印度提供武器，以便扩大冲突。印度反动派则以此为借口，对印度共产党进行大规模镇压。
实现停火，为和平解决这种危急的局势开辟了道路。我们热忱希望，人民中国和印度在一九五七年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声明中再次赞同的原则的基础上，举行谈判。这项声明特别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谋求通过诸如谈判、仲裁、司法措施或有关方面选择的其它一切办法等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执问题”。
最近的国际局势的发展证实，通过各国人民的不懈斗争，和平就能得胜。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它们的共同决议和各自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着争取和平、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斗争。它们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决定性任务。
各国党在一致通过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时，承担了严格遵守共同保证的义务，并且反对一切可能损害运动的政治和思想统一的活动。
然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远没有停止他们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它兄弟党的宣传运动，反而加剧这种宣传，甚至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这种行为受到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谴责，但是，中国同志不是参加这种必要的谴责，而是支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立场。
同样，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继续就各党共同拟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见。他们坚持要公开怀疑和平共处的政策，怀疑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上一切争端的必要性，怀疑包括通过和平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怀疑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残余的正确斗争，怀疑维护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从而怀疑对一切能破坏这一团结的立场进行谴责。
中国同志们的这种立场对整个运动的利益有害。这种立场引起了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正当的不安。
自从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法国共产党就和所有兄弟党一起，提请中国同志们注意他们的某些立场，以及他们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宗派和冒险政策的支持所带来的危险。莫里斯·多列士同志代表我们党的代表团在大会上的几次发言，已通过内部小册子为全体法国共产党人所知晓，他们一致地赞成这些发言。
党将继续努力使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制定的政策得到贯彻，维护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在继续对修正主义进行积极斗争的同时，党将不懈地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危险进行斗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
它将同所有兄弟党，同一致公认的运动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一道，进行这场斗争。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不断壮大和加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的发展，能够阻止共产主义理想的发扬光大。
忠实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精神和以党的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为指导的法国共产党人，将为一切工人和共和力量的团结，为新的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而继续努力。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出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领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八个内部文件。目录如下：
一九六○年七月七日法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的信和一九六○年七月一日法共中央内部决议。
一九六○年十一月法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和声明；多列士的发言；代表团的声明；多列士的声明。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共中央全会：多列士的报告；全会的决议。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多列士在法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法共中央全会：罗歇（法共副总书记）的报告摘要；多列士的发言摘要；全会的决议。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法国共产党致中国共产党的信。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居约的情况报告；多列士的讲话摘要；全会的决议。下面是小册子里的部分文件的摘录：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多列士在莫斯科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表示绝对不同意由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论点。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是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通过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宣言中确定了的总路线相违背的。
“在这样一次以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与政治问题为目标的会议上，中国同志认为应当提出他们和苏联的国家关系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感到遗憾。这种做法只能转移讨论的方向，对于会议是有害的，并将阻碍会议达到我们大家所期待的结果。”
他说：“我们在这里听了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我们现在确信不同的意见不仅是限于为这次会议所提出的声明中的两三点上，而是一条关于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违背的路线问题。”
多列士说：“看不见世界上这些深刻的变化，把列宁在半世纪以前所下的定义抱住不放，而始终认为帝国主义是决定性的力量，这就是失去现实感，这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
多列士说：“中国同志提出了中印边境的最近冲突问题。我应该公开地说，假如说我们理解并且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击外国武装力量对其领土的侵犯，那么，在这样的时刻提出边境问题，则使我们感到不易理解，亚洲两大国家之间所产生的紧张局势，使我们感到惊愕。这两个亚洲大国都是和平阵营的组成部分。我们像法国所有的劳动者一样，欢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智政策。我们对给艾森豪威尔提供机会，使他在印度得到在其它情况下所未能得到的欢迎一事，表示遗憾。”
多列士在谈到和平过渡问题时说：“由于列宁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同目前的世界根本不同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而肯定说和平方式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极其罕见的例外，这就是忽视科学真理的具体性质，这就是用教条堆砌成的话来代替对现实进行确切而生动的研究。
“但是，这正是《列宁主义万岁》这本文集的作者所采用的办法。”
多列士说：“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列宁曾经多次告诫，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这种十分正确的论点，同中国同志所维护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或者根据他们自己的法文译文的说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于中国的奇怪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如果重新采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列宁的老话，这一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那一些人把它法国化和俄国化，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还剩下什么东西呢？”
多列士还说，中国同志“把这种不同的权利混淆起来：一种权利是，在讨论问题时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另一种‘权利’是，当大多数党排斥了他们的错误意见后，他们仍然散布自己的错误意见。”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上的声明中说，中国同志要世界工联等国际组织“抄袭共产党的纲领，甚至把一党或某些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相对立的分歧搬到这些组织中去”，“如果其他共产党的干部不坚决反对他们的活动，那么中国同志将可能给这些组织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破坏这些组织在全世界所享有的巨大威望。”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多列士在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是了解当时存在的分歧情况的，这些分歧特别是中国同志们造成的。”
他说：“第一个分歧涉及我们时代的性质问题。中国共产党死抱住列宁在半世纪以前所确定的定义不放，即‘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其次，中国同志们指责维护和平共处的人是美化帝国主义，是对强使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散布幻想。
“同时，他们又显然矛盾地责备这些人害怕帝国主义、高估帝国主义力量。帝国主义被描述为纸老虎，必须在战略上、长远行动中藐视它，同时又在策略上、具体行动中重视它。人们不理解，如此含混不清的论点，怎么能使人民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的力量状况和战胜它的办法呢？
“中国同志们在局部战争问题上提出一个危险的理论，他们看不到这种战争始终带有全面冲突的危险。”
他说：“中国同志们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问题上提出了同样错误的看法。他们把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和平过渡的论点，看成是限于宣传和策略的口号。他们说，真正相信和平过渡的话，就是机会主义。”
他说：“最后还必须指出，中国同志在所有世界民主组织中进行破坏国际运动的系统的派别活动。这种有害的活动，在世界工联北京理事会会议上，达到了最高峰。
“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给了初步的反击。会上通过了决议，肯定各党一致同意一九五七年宣言的论点。会上决定，于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
“苏联同志为这次会议起草了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在十月提交由二十六个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经过了一个月的工作，草拟了一项被一致接受的、严肃深刻的文件草案，但是，有四个悬案。”
多列士在报告中说：“中国发言人邓小平同志作了很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将国家问题与政治、思想问题混淆在一起，从发言中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远不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而是不赞成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并且提出另外一条宗派主义和左倾性质的路线。”
他说：“除了阿尔巴尼亚党之外，朝鲜、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党或多或少地完全支持中国共产党。至于越南和日本同志，他们在总路线上对大多数人表示赞同的同时，持调解的观点。”
他又说：“中国同志原来准备在某些共产党，特别是殖民地、附属国的共产党的年轻、缺乏经验上投机。事实表明，这种打算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多列士说：“中国代表团坚持自己的全部立场，不容许对它的错误意见进行任何批评，这样便造成了困难的局面。”
多列士说：“在苏联同志的建议和我们的赞同下，委员会在有争执的问题上草拟了一些提法。对于这些提法，中国同志也无法表示不同意。”
他最后说：“由于对原来文件中的某些提法作了修改，这样，便促使中国同志和为数不多的曾发生混乱的党接受声明。”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多列士在法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公开苏阿分歧时说：“当中国同志们指责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批评阿尔巴尼亚同志们的行为——因为据他们说这是不符合八十一个党声明的——时，他们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在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将苏阿分歧公开出来时说：“法国共产党赞同苏联共产党在用尽了一切其它方法来解决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问题后，把这个党的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行为在二十二大上公开出来”。
决议并说：“每个共产党的责任是谴责有损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违背社会主义事业的和破坏兄弟党集体主义的这种方针和行动。”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谈到苏共二十二大上将苏阿分歧公开时说：“中国同志们关于讨论方式的主张，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目前为散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错误论点所作的努力而得到某些澄清，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被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卫士。”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法国共产党致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说：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对于争取有监督的普遍彻底裁军在我们时代所具有的决定性重要意义、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以及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斗争，提出了疑问，该代表团甚至在表决中，反对一九六二年召开世界争取裁军与和平的和平人士大会。
“就如中国代表团那样，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争取裁军及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
信中说：“把共产党人之间可能存在或出现的分歧拿到群众运动中去的做法，是不符合共产党与工人党历次会议所作出的共同决定的。”
信中又说：“你们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即在一个无党派的群众组织里）的代表的政治立场和行为，如没有遭到拒绝，就会缩小世界和平运动的基础本身，并使之分裂。由于你们代表的同样的行为，不仅表现在世界和平运动中，也表现在很多群众性国际组织中，这不能不增加各该组织内部的困难。”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约在《人道报》发表了题为《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社论。社论说：“只要是根据苏共二十大具有普遍意义的论点的精神，从执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的决议的角度出发，那么，一切分歧都可得到检验。”又说：“我们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愈来愈公开地进行的分裂活动，这种活动，正是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背道而驰，这样做，只能使帝国主义高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六日，《人道报》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
第一篇（一月五日）：《古巴危机的解除说明了什么》。文章说，在古巴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和美国的宣传机构“流传着类似的说法”，“把和平的一次胜利说成是美国的胜利”。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人所发挥的论点有着削弱和分裂工人运动的危险。在古巴危机中，当世界正离灾难只有两指时，假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了中国同志的立场的话，那将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呢？他们对苏联的和平政策表示抗议。例如，他们这样写道：‘如果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屈服、甚至牺牲革命人民的利益去乞求和平，那就只能鼓励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
文章说：“那么苏联当时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不去寻求真正包含相互让步的、谈判的解决办法，而去进行力量交锋？那么，结果将怎么样呢？无疑，将是帝国主义的失败，但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那将是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死亡，一个全球规模的广岛……”
第二篇（一月七日）：《帝国主义不管怎么被削弱仍不是一只“纸老虎”》。文章说：“帝国主义不管怎样被削弱，不管怎样注定要死亡，却仍不能够被藐视。”
文章说：“一九四六年，当‘纸老虎’的提法第一次被采用的时候，也许可能鼓舞了当时处境困难的中国人民的斗争，并且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一再重复这个口号，硬说这一形象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这是危险地掩盖现实。”
文章说：“中国同志从对世界力量对比的错误估计出发，否认争取和平的有效斗争的重要性。他们是患了‘革命空谈’的疾病”。这种“革命空谈的倾向，蒙蔽了中国同志，以致使他们看不见自己是自相矛盾的。根据他们奇怪的逻辑，他们提出：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但是，同时又说——天晓得怎么理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篇（一月九日）：《社会主义的忠实同盟者——和平》。文章说：“《人民日报》只是在口头上承认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会议的决议，并且立即用对世界战争和局部战争巧妙地区分开来的办法，来推翻这些决议。”
文章说：“和平共处绝不像中国同志们所说的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
第四篇（一月十日）：《中印冲突》。文章说：“冲突恶化了。为的是一些几乎荒无人烟的山峦！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没有在这种荒凉的地区打过仗。如果双方具有最少的诚意，那么，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争端不通过武力就不能得到解决。
“敌对行动的后果很快就产生了。帝国主义者对于这笔意外的利益感到分外的幸运，他们赶忙提供武器。有利于发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阵地、有利于巩固印度反动势力的阵地形成了。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分子遭到了镇压。”
文章说：“同中国报刊的论断相反，印度这样一个国家，不能够被置于同帝国主义国家等量齐观的地位。这样，是否认和平地区的存在。”
第五篇（一月十一日）：《一种老的“幼稚病”：拒绝妥协》。文章说：“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动武解决国际争端，要求双方都作出让步，以实现妥协。
“这样的阐述看来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它们所表达的真理是如此地简单和鲜明。但是人们不得不加以重复，因为中国报刊拼命嘲弄它们和反对它们。”
文章说：“读了《人民日报》使我们回转到近一个世纪以前的时期。这家报纸看来似乎受了一群自称是布朗基的门徒的法国流亡者一八七四年在伦敦发表的纲领的影响。这个纲领说：‘我们之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不半途而废。我们不接受妥协，妥协只会推迟胜利的到来和延长被奴役时间。’”
第六篇（一月十二日）：《革命的词句和古巴》。文章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和中国同志们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变得特别尖锐了。那时，情绪的狭隘性、对现实的蔑视、革命的词句和教条主义，表现了它们的全部害处。”
文章又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如果不是要激起紧张、促使苏美之间发生战争，从而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又是什么呢？”
文章写道：“中国报纸相信这样，事实是‘七百万古巴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挺起胸膛……这是任何原子弹、氢弹、火箭武器所比不上的伟大武器。’
“啊，革命词句的英雄们，你们是在对各国人民对于古巴人的英勇正当地感到的敬佩进行投机啊！的的确确，这种英勇在挫败侵略计划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对付氢弹方面，单单英勇是不够的。让我们不要说空话吧。让我们不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为牺牲而放到革命词句的祭坛上去吧。”
第七篇（一月十三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和平》。文章说：“与中国共产党人所断言的相反，帝国主义不能被当作只是一只‘纸老虎’。低估帝国主义并缩小它所拥有的核武器的危险性，就是涣散群众的斗志，麻痹他们的警惕性，对他们争取裁军的行动的发展有害。”
文章说：“中国同志不相信和平共处。他们支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苏联的和平政策进行诬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特别在古巴危机时期中，竭力起着挑衅的作用。”
文章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粗暴地违反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和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这种分裂活动只能对工人运动的敌人有利，它与国际主义背道而驰。”
第八篇（一月十四日）：《不为西柏林而打仗》。文章说：“至于中国同志，我们应该对他们派遣参加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的代表团所采取的立场表示遗憾。这个中国代表团实质上宣称：他们认为西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不是严重的危险。”
第九篇（一月十五日）：《要么裁军，要么死亡》。文章说：“中国同志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裁军问题上的分歧要追述到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前。在一九六○年，中国同志已将这个分歧公开在《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中。在这个小册子中，他们公开怀疑裁军的可能性。”
文章说：“中国同志对裁军的态度，事实上是由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拒绝承认今天有可能避免战争。”
文章说：“随着原子武器的出现，裁军已成为生死攸关的必要性。至今已经积存了那么多的核武器，估计相当于每个活着的人平均三十吨炸药。莫里斯·多列士说，‘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要么裁军，要么死亡。’”
第十篇（一月十六日）：《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纪律》。文章说：“中共中央的周刊《红旗》发表了一些文章，企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做第二国际，并号召发展‘少数’的反对派。这样，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真正的分裂活动。”
文章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怎样能够容许一两个党——尽管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到只保留一些僵硬公式的地步，并赋予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传教师的权利来负责传布教条呢？”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法共《新法兰西》周刊转载了《新评论》的题为《战争、和平和教条主义》的文章。文章说：“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畏惧敌人的理论，当要战胜蒋介石时是有几分价值的。但是，当核战争具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球性特点的时候，是否还能吸取部分地积累起来的先前的经验呢？
“此外，这个理论难道不是企图把一种具体的经验的意义普遍化，而又不指出怎样才能使它同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条件作必需的调和吗？”
文章又说：“是否有必要指出危险、有必要同大大损害共产党人和争取和平与社会进步的战士的共同事业的教条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呢？这是必要的。
“分歧之所以继续着，不仅是因为它存在和它公开化了——中国共产党把这种公开说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违反——这是因为停留在分歧的表面上，对它的揭发形式的重视超过了对它的深刻内容的重视。”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法共《新法兰西》周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文章说：“《红旗》不是进行活生生的思想交流，而是进行一段一段的引证论战。它有计划地拒绝对那些引起争论的或被认为是可以争论的观点进行研究。”
文章说：“《红旗》和整个中阿报刊，为了论证的需要，一直向虚构出来的‘铁托集团’开火”。
编者还在按语中说：“我们将发表一系列文章从实质上答复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教条主义性质的反对意见”。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七日罗歇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表示“完全赞同赫鲁晓夫同志昨天的讲话”。
他说：“法共代表团完全与苏共中央委员会抱有同样关切之情，并且赞同现在停止在报刊上对有争执的问题进行论战的建议。
“我们认为，这一明智的列宁主义的建议，是符合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利益的，符合它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利益的。”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居约在《人道报》上发表了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文章。文章说：“三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直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严重的分歧。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遭到了真实的危险，这种危险势必鼓舞帝国主义者。”
文章还说：“我们将继续和加强我们自己的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团结的努力，同时既反对已成为主要危险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又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场假如没有被打倒，便可能滋长教条主义。”